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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在湘西是怎样杀反革命的,根据已有资料,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 (一)公审大会后处决。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方式,选择的对象为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参加大会的人从几千到几万,并组织与会者登台控诉其罪行,然后公开宣判,处以死刑。 (二)训练后处决。1949年10月,解放军湘西军区政治部在 沅陵开办了一个名叫“和平军官训练班”,参训的学员都是高级别的投诚起义人员。在办班初期,也确实像个“教育改造原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场所。 可是,风云突变,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特别是47军奉命赴朝参战前夕,前后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几百名投诚起义人员,几乎全部被杀害。 在这个“训练班”的被处决的人多达279人(注6)。据说大部分处决是分批进行,用机关枪扫射。 (三)成批处决。笔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作为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驻记者,曾经听人说过这种屠杀:先选择一个山谷地方,预先布置好刑场,山谷两端设置警戒,随即将要处决的人,以转场名义重兵押送过来后,立即进行枪决。 47军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到:“有的地方有成批杀的现象,如芷江、辰溪、沅陵几个城市中曾一天杀过三五十人的。” (四)每天处决。47军定于1951年2月入朝参战。在中共看来,为了确保安全,必须在47军撤离之前消除可能出现的隐患。截至1951年1月15日止,除去此前处决的外,此时尚关押36,583名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注2),分别在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的监狱和临时关押点。放手镇压是从1950年12月中旬开始的。那时各处关押的人会在五万以上。时间紧迫,要处决的任务大,便不得不成批处决和每日处决了。仓促行事,以致有的就杀在空路上,也有没有及时掩埋的。 47军向上级的报告中也写到:“一段时期每天都有枪毙的。” (五)借刀杀人。我国古代有“充军”之制,百度搜索网上关于“充军”一词的解释是:罚犯人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如此”。据当年在沅陵县公安局工作的杨先树回忆,上级布置任务时就是说,“找批身体健康、罪恶不大的,准备充军去”。47军撤离湘西时,带去朝鲜前线充军的约7,000人(有说带去的近一万人;后来因前线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这样充军人数要超过一万——注8)他们虽然身着志愿军军服,但并非正式军人,他们自认有负罪感,是走上“救赎之路”。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像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注8)可以说,他们是被当做“炮灰”送到前线的,是共产党借刀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文(四)节中说到的金珍彪,是被充军到朝鲜的前土匪,他却是杀敌最多,获得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曾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可是他在1962年8月复员回到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故乡小山村时,迎接他的不是英雄礼赞,而是冷漠、戒备、警惕,并被打入“另册”,以致他不得不遁入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注8) ---湘西剿匪的血腥历史“投诚”人员尽遭屠杀 作者: 罗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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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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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in 低音
2个月前
今天是林昭遇难57周年纪念日。 1968年4月29日深夜,36岁的林昭在自1960年被两次关押后,被列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随后遭遇枪决。 林昭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她在“大鸣大放”期间被列为右派,又在1960年因在地下杂志《星火》第一期发表诗歌,以“反革命”罪被捕,后因身体问题保外就医。1962年,她被认定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随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 她在收到判决书后写下一份申明,其中提到: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附:1964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对林昭的起诉书: 图:林昭(前排右一)与同学的合照,摄于1950年。 #林昭 #林昭遇难57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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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生亮5.0 James Lin尋找八九離散群體
3个月前
42 人人都嚮往自由民主的社會,所以刑事犯對我們反革命學潮分子的命運面也是十分關心的,對我們入監以後的情況十分瞭解。我跟他聊起來了這次我們罷工的事,也說到了去年我準備絕食的事,他認為我們反革命,學潮分子應該互相團結,切莫相信刑事犯。 比如那個姓魏的,文革打砸搶分子如果他沒有猜錯的話,那應該是政府幹部安插在我身邊的釘子,是負責瞭解我的思想動態的。當然這些人具有兩面性,他們向幹部彙報我的情況,同時,也警告政府不要逼我走絕路。至少,姓魏的在我準備絕食這件事情上幫助了我。因為我這個人要麼不乾,要乾一定會堅決乾到底。最後政府幹部想方設法為我減輕壓力,避免我走上那條不歸路。 就像我們這次罷工,監獄的幹部對我們情況十分瞭解,對每個人的態度也十分清楚。所以在提審我的過程中,並沒有給我施加太大的壓力。對年齡最小的 #馮海光,則進行了十分凶殘的毆打恐下。 那兩天下午的三四點鐘,在寂靜的禁閉室的院子里,不時傳來幾聲淒慘的叫聲,令人毛骨悚然。後來才知道,那是獄政科的打手在審訊馮海光。 此時,秋天已經來臨。因為在黑號子裡面我們沒有帶多少衣服,所以也感到有點寒冷。我不知道他們的情況怎麼樣,但我知道每一個人都吃了不少苦。獄政科的打手們在提審過程中,威脅恐嚇毆打,然後觀察你的反應,最後決定該怎麼對付你。 很顯然,這一套對我的效果最差,最後他們把我扔進了禁閉室里,三個月不放風。他們這種做法不僅非常殘忍,違反人道的原則,同時也違反了監獄的規定。 三個月之後,看守禁閉室的獄卒私自將我放出來放風,這是我三個月來第一次走出了黑號子。見到了一起放風的 #曾強文、#馮海光,大家好像都是第一次放風。 因為禁閉室里沒有洗漱的水,愛乾淨的馮海光利用這難得的放風的機會,在院子里脫光衣服沖洗著身子。因為他的皮膚比較白,這種白是因為長期見不到陽光,顯得臃腫蒼白,是不健康的那種白。而屁股兩邊有兩塊黑黑的圓圈,這些黑巴是電棍電擊後,留下的燒糊的黑印子。 我的心中泛起了無限的悲哀,卻強裝笑臉說馮海光,屁股上那兩個黑疤看起來就像是烤黑的兩塊烤麵包。在這個面臨著嚴峻考驗的殘酷的環境里,我們要表現出自信樂觀向上的精神,悲哀的情緒是十分有害的。我們也借此機會,去看關在號子里的#潘會家、#蔣品超。 那些刑事犯告訴我們,這禁閉室關進來容易出去難,我們還面臨著另一道關,那就是如何才能出去,因為不寫檢討不承認錯誤,不反省是不會放我出去的。每個月獄政科的打手都會提審我們一兩次,那是提醒我們該寫檢討了,問我們認識到錯誤沒有?準備什麼時候寫?然後,又是一陣子打罵恐嚇,吃點皮肉之苦,都是不可避免的。 這些獄政科的打手,都是些想立功想晉級的傢伙,他們在工作中的立功表現,就是想出各種法子來對付犯人。大多數乾警因為受到良知的拷問,不太願意沾反革命的邊,而一些極少數的自以為是的傢伙,卻以為自己立功的時候到了,表現得十分陰險凶殘。 每一次提審,都讓大家神經緊張直至要崩潰,然而,幸運的是我們都挺住了。我們這些被關在禁閉室的反革命學潮分子,很少一同放風,總是分兩撥。 這天放風的時候,有一個刑事犯帶話話給我,#宋學東、#李海濤 他們在外面給我們弄了一些罐頭、皮蛋,通過關係由一位新入監的反革命帶給我們,問我收到了沒有?我當然沒有收到這些東西。我問了蔣品超、馮海光他們,有的收到了,有的沒有收到,我不知道是誰帶進來的這些東西。 #89離散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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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另外一个姓谭的“历反”,此人是青年远征军,去过印度,当过国民党兵团司令廖耀湘的警卫,在东北战场被俘入伍。南征北战好几年,当上了排长。1949年中共建政后部队上也“清理阶级队伍”,青年远征军属于国军铁杆队伍,列为“杀、关、管、斗”的“反革命”对象。好在他没有现行,遣送回老家种地当农民。他不安 分,总想甩掉“农皮”,绞尽脑汁死贴乡村干部,宁愿当狗也不愿种地。混去混来混到仓库守夜值勤,哪知半年后仓库失火,找不出原因,拉他出来垫背,以“反革命纵火”判处无期徒刑。他不承认大叫冤枉,但没一点作用。入监后严守监规,不敢乱说一句话。“文革”中全国崇毛,他异想天开也崇起毛来,把节约下的零花钱买了一尊毛的石膏像,放在床头早晚膜拜,以示真心热爱,藉以表明他在蒙冤坐牢。那知他一晚睡觉翻身,不注意把石膏头像压碎了。虽然主动向狱吏做了报告也写了检查,但仍以“恶攻罪”拉出来斗争。犯人们为了挣表现,打得他血肉模糊遍体鳞伤。出手最狠的一人叫刘长青,是个抢劫杀人犯,伺后我问他:刘长青,你这样打人心里好过么?他望着我一笑说:黄记录,你是有期,我是无期,我不抓住机会表现能出得去吗?我道:难道表现就是打人?他想也不想地说:政府干部不是老向我们讲,要接受改造,要与反改造份子划清界线。我就是按照政府干部讲的在做。我不退让,驳斥道:为划清界线就出手打人?再说干部也没有叫你打人呀!他理直气壮地说:干部虽然没有明着叫,可支持我打呀!要不他们怎么不制止? 他说得对!狱吏怎么不出面制止?制止了就不能表现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就不能表现出“革命立场”的坚定。记得,每次开斗争会前,狱吏们一再动员讲:这是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是靠不靠拢政府的表现。表现就是打人。犯人谁不想证明自已是接受改造的,谁又不想靠拢政府立功减刑哩?再有打人是种发泄,是种快感,把长期坐监的郁闷、痛苦,通过大打出手而驱赶尽净。刘长青说得形象:老子当龟儿子当了好些年,今天终于找到了出气的地方,打个痛快。 从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出台,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收尾,在短短不足的四年时间里,先后以“恶攻罪”扑杀的无辜群众多达百余万人。 ---他们胆敢如此攻击毛泽东 作者: 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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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仅仅分地达不到动员应有的深度,必须有暴力和暴力气氛。所以,对富人的肉体消灭,尤其是现场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陆丰苏区刚一开辟,十几天功夫,海丰一个县就有豪绅和其他反革命份子1,686人被杀,没有死的纷纷外逃。 一时间,海丰、陆丰两县,逃到汕头和香港的达万人以上[8]。红四军南下,开辟新区 ,闽西地方党组织暴动响应,“开宗明义的工作便是缴枪杀土豪烧契三种”,“土白暴动三四天内杀了四五十人,而(龙)岩永(定)两县革委成立后,日日都有几十土豪反动份子被农民捆送到前来,致县政府临时监守所常有人满之患。统计(龙)岩、永(定)三县赤色区域中自斗争后到现在所杀土豪总在四五百人以上。现在赤色乡村中的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 [9]海陆丰根据地有“七杀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10]。湘赣苏区土地革命,将“十六岁以上卅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说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预先除掉[11]。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12]。没有被当场杀掉的富人家属,如果没有逃走的话,活命的可能也是没有的。川陕根据地的文件《粮食问题回答》中,就有这样的内容[13]: 问:地主豪绅的家属是否留点生活给他? 答:地主豪绅整穷人,不管穷人死活,现在苏维埃只是要穷人个个有吃有穿,地主豪绅家属集中起来在苏维埃监视之下做工开荒都行,不留一寸土地一口粮食给他们。 不仅如此,杀人的时候,往往要造成某种血腥恐怖的气氛,开大会公审,当众处决。海陆丰的行刑大会,不仅喊口号,还吹着冲锋号,行刑者挥舞着钢刀,“一刀一个,排头砍去,很爽利的头颅滚地”。甚至还有妇女组织的“粉枪团”,在几千人的大会上,用红缨枪“刺进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膛,鲜血四溅。”[14] 显然,血腥可以唤起革命热情,只要杀戒一开,参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苏维埃政府要拨给两块大洋赏给施刑的赤卫队员,半个月后,不须要赏金,赤卫队员要杀一两个反革命份子雪恨。”[15]仇恨和仇杀就这样被点燃,然后升级扩散。 选择了“立场”的农民,跟另一部分人誓不两立,到了这般田地,动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很难估量跟着红军走的农民的真实想法。即使据中共自己人当时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害怕红军,赣东北地区流行一句话:“莫惹红军,惹了遭瘟。”[16] 诚然,中共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前提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与经济的衰败与战乱和变革造成的乡村秩序紊乱。然而,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想要在农村发动一场在一般农民看来属于造反的农民革命,并非易事。对于那些真正的庄稼汉来说,分财主的土地粮食和财物,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顾虑依然很大。 所以,这里就用得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革命先锋”了,那些在乡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流氓无产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17]。当时苏区的共产党人也承认,“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层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18]。 其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农流氓这种“阶级成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要强调“阶级观点”,二则很可能是那些流氓无产者通过革命,变成了富农(浮财捞得比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无产者的先锋作用,使得运动在财产(主要是浮财)的剥夺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浓厚。 以至于动员起来的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往往更在意财产的掠夺和再分配,导致苏区对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内部反富农的斗争一浪接一浪。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总有大批的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城破,就进去发财[19]。 ---红军究竟为什么被迫长征?(证据版) 作者: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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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江青是狗日的” 我在“加速改造”中生活,时光也在加速流逝。直到1976年10月,我已被“改造”了四年多。突然,“四人帮”被粉碎了,真所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监房里每天晚上的学习内容也变成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些犯人刚解放就被“解”进了看守所,“囚龄”很长,所以对 “四人帮”、“五人帮”十分茫然,他们只知道有“青红帮”、“跑单帮”。为了应付干部,在发言时来个“鹦鹉学舌”,说些“四人帮阴谋杀害毛主席,四人帮纂党夺权,挑动群众斗群众”之类“绝对正确”的台词。有一次轮到我发言时,我竟然破口大骂“江青是狗日的”,听得同室犯人咯咯作笑,没想到又是一次“祸从口出”。同室有位“现行反革命犯”谢仰先生,此人年近花甲,捕前系中学教师,家庭成分地主,因私自焚烧“四卷雄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听了我的发言后,立刻给掌握学习的干部递上一份“小报告”。15分钟后我被叫到中队部,接受指导员的查问。 “陆志常,你对‘四人帮’有啥看法?” “报告指导员,‘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是全国人民的敌人。” “我问你,你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毛主席是啥?” “报告指导员,我在小组会上发言根本没有说到毛主席。” “你说江青是狗日的,啥人是狗。” “报告指导员,这是常锡地区方言的口头俗语,是对江青的愤恨,意思说江青是狗的后辈。” “陆志常,告诉你,讲出来的话是客观存在的,赖是赖不掉的。” 于是,指导员把我送回监房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江青是狗日的”这句话的调查取证工作,和监房里的值班干部多次低头密语,查阅发言记录,找监房里靠拢政府“求改造”的犯人多名,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并且做了笔录。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折腾,最后,在小组会上指导员一锤定音地作出了裁决:“中队部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取证,证实陆志常发言时确实说过‘江青是狗日的’这句话,但并没有提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谢仰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同监,责令作出深刻书面检查。散会!” 一场风波,总算有惊无险。虽然事隔30多年,现在想来真是既可笑又可怕,我与谢仰先生同属“现行反革命犯”,是生长在一条根上的两个苦瓜,平时毫无怨仇,但一有机会就会施放这枝毒箭射向另一枚苦瓜,不知谢先生作何想法?真的是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吗?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真有如此残酷?我这样一把老骨头还得不断地勤学苦炼——学海无涯,洵非虚言! ---作者: 陆志常 图:Mao and Jiang Qing take a walk in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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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胡风狠下毒手,在短短一个月里把他的问题的性质从文艺思想上的“反党”连升两级而变为政治上的反革命,至今还是一个谜。 其主要的原因,那时毛泽东认为镇反远不彻底,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大有人在。于是,从1955年7月起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该运动简称 肃反。 肃反的条例中没有界定究竟何行为是“反革命”,只笼统地提及“反革命罪”,所以,凡是当时被有关官员认为他是反革命的,就可以定“反革命罪。”至于什么是恶霸、什么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中的“民愤”更是离谱得不着边缘。显然,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官员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早在运动开始之际,很大部分地区就就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情况。加上以下他们自制的非法的三条规定,更加重了“审判”官员的主观意断、为所欲为。 1、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量的逼供信、体罚等各种残酷的手断按他的计划完成招供,这就是可谓屈打成招,这种事太多了,特别是在各种运动中,多的无以其数。 2、预先规定了杀人比例。按比例杀人,这是中共的创造也是它中共专利,中共草菅人命到何等程度,可想而知。这个比例下达到各地方的政府或军管会,如达不到这个比例的,就依次将下面本不该杀、关、管的人上报名单,只能超过规定数目,不得少于规定数目,限制很严。 3、同时规定了受害人不准上诉。这个规定更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古代那一个封建王朝也允许老百姓喊冤,当今任何国家都不会有这种刑法,包括(纳粹德国)都不敢有这种规定。 肃反运动全国出现极其严重地大量的冤假错案,老百姓敢怒开不敢言,特别是基层农民们,真可谓往昔土匪没有作的恶作剧,现在毛泽东就作了,真是一个杀人魔鬼。 ---高耀洁:杀人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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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 🌟 狞猫世界第一可爱!
4个月前
反革命分子大肥狞戴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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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卡
4个月前
“毛主席”三个字太可怕,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惹,唯独不能惹“毛主席”。 文革時期,每年的12月26號是不能吃蛋炒飯的,也不能吃貓肉,否則就是現行反革命份子,必然會被公安局抓捕進監獄的。 全國各地的食堂都統一吃大排面,不知道北方人是吃什麼面?也許麵條也沒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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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杰森
4个月前
【杰森视角】川普革命是场"反革命"!川普司法四连胜,大战还在后头!美国债务首突破“弗格森定律”!没有美国,欧洲有能力保护自己吗?在乌克兰问题上为何真相缺失如此严重?德国精英自毁长城,民众却狠川普?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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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牛鸡之间 有一位受访的长者,是一名教师,文革中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劳改”多年。他说,他在“劳改农场”作过很多活计,其中之一是放牛。 他的专业是工程,从来没有放过牛。开始的时候,他面对一群能够自主移动却又不会听与说人话的庞然大物,心里免不了紧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牛群对 他并无敌意,不会伤害他,还渐渐听随他的指挥。他们彼此相安。 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那棵大柳树旁边吃草。 后来,牛群中的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儿了。这只老牛因此被杀掉,是在那棵大柳树旁边被杀的。 自从那只老牛被杀了以后,他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柳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停步不前,并且哞哞长叫,声音十分悲切。此后,他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去那里吃草,并且齐声哀鸣如初。他听了也黯然,从此就不再赶牛群前往那个杀了老牛的柳树下面去,不论那里的青草如何肥美于别处。多年以来,他心里一直暗暗纳罕,为牛的记性和坚持。 我听着,好奇地问:“牛记得那里是同伴被杀之处而哀鸣并拒绝前往?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 他说,牛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比如,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抓出来宰杀了,拔毛开膛,一些肠子之类的被扔出来丢在地上,别的鸡奔来啄食,还互相争抢。 我听着,牛和鸡的行为的两幅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在讲述他的一段真实的经历,而不是在有意编织寓言或者讽刺。这样的故事也不是可以凭空想象得出来的,除非有亲身观察,才能得知这样的细节。可是我在另一条思路上被触动了。 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了人。 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有的在公众场合被活活打死,有的在囚禁中被折磨死,有的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有的在饥饿疾病与精神虐待中死去。他们曾经是教师、父母、同学、朋友、亲戚、同事、邻居,人群中的一员。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作了什么? 抗议?同情?援助?沉默?扭头而去?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作帮凶?作旁观者?遗忘?粉饰?致力于寻求事实及公道?……在文革时,虽然压迫深重,在种种不同的方式之间,依然有着或多或少的空间,由人选择。在文革后,关于记忆与记载事实,虽然受到很多阻碍,但是个人的选择空间毕竟比文革时代增大了许多,从而也更需要人给自己定位。 这位在劳改农场的教师观察到的对待死去的同类的牛的方式和鸡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模式,提供了衡量比照的参照坐标。 这个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建立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工作,包括调查和写作,也可以看成是个人的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 作者: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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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沍、王谦、王大任大会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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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研究院
4个月前
中共当然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我们来捋一下: 谁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中国人; 谁用小推车帮解放军打赢了淮海战役?中国人; 谁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人; 谁举报家人是反革命?中国人; 谁在计划生育中对多生家庭罚款,强制节育?中国人; 谁支持政府,双手赞成动态清零政策?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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