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

德潤傳媒
1个月前
🔥 牆內消息:#小學 公開上演「暴力搶台灣」,美日成為全班公敵,孩子被訓練成戰狼預備役🇺🇸🇯🇵🇹🇼 👉#國內教育系統 正在製造一個敵視世界、拒絕思考、只會喊打喊殺的下一代 🤔最近許多學校和培訓機構都在組織學生們仇恨日本的活動,灌輸仇恨 1️⃣ #仇恨教育:從小灌輸種族侮辱與敵意 💠 視頻中,三名小學生分別舉著「美國🇺🇸」「台灣🇹🇼」「小日本🇯🇵」牌子🪧 💠 「小日本」這種帶有明顯種族侮辱性質的詞語,被學校官方堂而皇之寫在孩子胸前。 💠 老師不僅不制止,還讓全校觀看、錄視頻上傳,作為所謂「#愛國教育成果」。 👉 把未成年人當成 #民族仇恨 的容器,是極端意識形態在校園全面滲透的標誌。 2️⃣ 模擬地緣政治暴力:幾十名學生圍毆式衝撞「美日」代表 💠 劇情編排:美國 + 日本「想拐走台灣」。 💠 中國各省的小學生輪流衝上去,用肢體衝撞、推擠,把「美日」趕出場外。 💠 這不是玩耍,而是老師組織、排練、指導的 #群體暴力示範。 👉 他們不是在演戲,是在潛移默化地接受 #暴力教育: 「暴力=正義」 「打贏=榮耀」 「圍攻不同意見=唯一表達方式」 3️⃣ 教育系統深入參與:對兒童的意識形態改造 💠 這類視頻不是偶然: • 幼兒園假扮「八路軍打鬼子」 • 小學生誦讀「消滅美帝國主義」 • 中學生訓練模擬「攻台演練」 4️⃣ 網友怒評 💬 「這不是教育,是統一戰線在童年階段的 #軍事化洗腦。」 💬 「孩子的世界本該有畫筆,不該有仇恨。」 💬 「長大後就是 2.0 版的紅衛兵。」 💬 「太惡心了。」 👉 一句話總結:國內教育系統正在製造一個敵視世界、拒絕思考、只會喊打喊殺的下一代。...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被拖去“斗争”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毒打被侮辱的还有28个人。这28人之一是老作家肖军。据他记忆,那天被“斗争”的人还有: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 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其中还缺两个名字。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是著名京剧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 8月23日下午3点,在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每叫出来一个人,就在这个人的头上套上一块写着他(她)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4点多,这29人被用两辆大卡车,从他们在西城区的机关被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和教育机构,后来成为首都图书馆。 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打倒反党份子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以头触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前有大火堆,后有红卫兵,无处躲闪。 肖军说,当他跪在烧书的火堆前,被身后的红卫兵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毒打的时候,心中真是愤怒至极。肖军年轻的时候练过武功,他心里想,如果他动手反抗,凭他的功夫,可以打倒十几个人。但是,他看到老舍先生就跪在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他想,如果他反抗,寡不敌众,他会被打死,其他28个“牛鬼蛇神”,包括文弱的老舍先生,一定会跟他一道统统被打死在现场。他不应该连累别人。不要连累老舍先生被打死的念头使肖军压下反抗的冲动,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在这三个小时里,没有人出来制止暴行,也没有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求制止暴行。因为当时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文革的领导人正在热烈支持的,不可能有上级或者警察来制止这场殴打。 在“文庙”被毒打过之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机关。老舍被带回到机关,继续遭打。当时在场的女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杨沫文集第七卷》)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老舍当晚又被揪到公安局,半夜才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日仍去机关接受“批斗”。第二天早上他离开家后,却未去机关。由于老舍没有在机关出现,有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第三天,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文革受难者老舍" ·王友琴· 图:1958年,老舍在荷花池边小憩
朱韵和
1个月前
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简要经过 王友琴:“8月5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8月4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办训练的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 8月5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 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 。 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一些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 然后,把他们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他们三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 ,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看见的同学说 ,钉子打在肉上,就看见血很快从那小洞洞里涌流出来。 梅树民和刘致平两个男老师被押送打扫男厕所,他们和三个女老师就分开了。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 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候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候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 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 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 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 ,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 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 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张 敏·
朱韵和
1个月前
另外一个触目惊心的大事,是在7月26日的大会上,在江青等人的旁边,在北京大学一万师生员工面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这是最早的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彭小蒙在毛泽东五天后写的支持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小组的“红卫兵”的信中受到点名表扬。暴力行为得 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和提倡,全面兴起。 7月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同时,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在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牛鬼蛇神劳改队 ”。“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 “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劳改队”中的人除了“劳改”,还被剃“阴阳头”,在脖子上悬挂写有 罪名的大牌子,唱“我是牛鬼蛇神”这样的自我诅咒的“歌”。在“劳改队”中的人的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应予的保障。校园里红卫兵掌权。对“劳改队”里的人,红卫兵要打要斗,都随便。为了不再是毛泽东说的其实已经相当残酷的“冷冷清清 ”,红卫兵就尽其想象地发明施用各种折磨侮辱人的方式。 ---“文革”重灾区——北京大学灾难实录 ·李悔之·
朱韵和
1个月前
北京大学,是“文革”红卫兵发源地之一。也是“文革”的重灾区之一。 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 ”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人不是人,而是‘狗’。1966年6月18日,在北大校园发生了著名的“618事件”。那一天,一些学生未报告工作组,就在全校范围内对那 些已经被“揪出来”的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暴力攻击。他们在多处场地,把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单位的正在受到“批斗”的人拉来“斗争”,实际上是殴打和进行人身侮辱。几十个学生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 ”,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学生用拳头和棍子打他们。有 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 在也被“揪出来”的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 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看到他背上满是青紫伤痕,给他敷了药膏。胡寿文 ,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 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 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一些教授,比如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 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 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 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 ”拔草时,有学生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 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 吴兴华死去。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不听他家人的反对,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吴兴华是诗人和翻译家,曾经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所以文革开始就被“揪出来”进了“劳改队”。吴兴华生于1921年 ,死时45岁。吴兴华的艺术才华学术造诣以及他的死,告诉我们文革的铁轮选择了怎样的个人来碾杀,对人的生命、对文明、对民族作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当谴 责文革对吴兴华的杀害的时候,他的才华和造诣并不是我们的理由。我们要谴责的 ,是用无法无天的权力对人进行迫害和谋杀。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都不应该遭受吴兴华那样的对待。 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 24日,英语教授俞大因(丝字旁)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一部最好的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 ---“文革”重灾区——北京大学灾难实录 ·李悔之·
朱韵和
1个月前
王友琴: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 左奶奶和马大娘,一九六六年时是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胡同里的人们一直叫他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中。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 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他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北京东厂胡同位于东城区,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之间。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是这个胡同的名字来源。在这个胡同里,有中国科学院的“现代史研究所”,在胡同旁边,是“考古研究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报纸号称有一百万人。这一事件把红卫兵运动引向高潮,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学校中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同时,也把八月初在北京校园开始的大规模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和杀戮,引向了整个北京。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数在八月十八日之后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近十万市区居民离开北京,并且活活打死了数千人。这些人的死亡从未被报告,名字也未被记录,尸体被焚烧后也不准保留骨灰。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这些人中的两个。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份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一九六六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荫,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他们的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声音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据说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就会回想起那一景象,感到胆战心惊。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他们的时候,声音“象杀猪一样。”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八月二十日,东厂胡同二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 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像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一九六六年夏天在北京,那么多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做“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象左奶奶,曾经拥有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 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作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在“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觉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作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体现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里有“现代史研究所”,可是他们还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在将来去作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怎么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可是一九六六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他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考古学家将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