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1个月前

施害者集体屠杀并不是由一些乌合之众自发实施的。在有据可查的案件中，我发现施害人皆有政府的人从中组织，他们通常是民兵、群众组织的成员或新的志愿者。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凤山县的具体材料中都记录了屠杀之前无一例外地开过认真的组织会议。在章成对道县事件的讲述中，与会者投票表决该杀何人；会上一个接一个念出可能的受害人姓名并点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小时。在道县的另一个地方，据章成说，“从管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区委正副书记、‘红联’（一个群众派系的组织）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显然，杀人过程是有组织的。受害人通常被捆绑起来，带到无人的地方处死。有时也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死多人，即所谓的公审大会。多年后对施害人的访谈表明，他们大多数人在杀人时是在执行政治任务。有证据显示，这类行动还会得到政治奖励。在１９６８年底和１９６９年初，省县两级都开展了清理和重建党组织的运动，有很多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一些官方统计数字表明，施暴的热情和政治奖励之间有着令人齿寒的关联。据广西省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在“文革”期间的广西，有９千多名杀人者被吸收入党；在“文革”初期“火线入党”的２万人后来杀过人，另有１７，０００名党员对杀人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 ---“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苏　阳·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文革 #集体屠杀 #政治迫害 #广西 #道县

1个月前

老师死里逃生这里记有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一幕。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因出身地主，前一天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起来！起来！开会去！”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１４名，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勤进肉里。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压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道：“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只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布道：“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开始执行了。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押去…… “蒋汉正！”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６０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３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5、６、７、８……第８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３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１７、８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后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粱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5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７天７夜。 ---“文革中被遗忘的杀人故事” ·萧　翁·

#文革 #周群 #死里逃生 #硝眼 #地主

1个月前

“早请示、晚汇报”的由来 1967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长；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 与这个报告同时送给毛泽东的，还有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１日给毛泽东的报喜信（报北京针织总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之喜）。１１月１５日，毛泽东对这两个报告作了批示：“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两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８日，《人民日报》以一、二版近两版的篇幅发表“首都新闻单位驻北京针织总厂联合记者组”写的《支左工作的一面红旗——记８３４１部队驻北京针织总厂支左人员贯彻执行支左工作三项原则的经验》。这篇报道说： “职工们上班前站在毛主席像前，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有关语录，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 此后，全国绝大多数单位（机关、军队、工厂、学校、商店、生产队、团体等）实行“早请示、晚汇报”。 ---“文革”漫谈（下） ·王年一·

#早请示晚汇报 #文革 #8341部队 #毛泽东 #政治

多伦多方脸

1个月前

如果有一个人，现在是一个普通的保安但是我和你说 5个月后他就可以痛打市委书记 7个月后他可以成为当地政府的一把手 3年后他会成为中央委 7年后他可以成为国家副主席，中国的未来接班人你可能觉得我是在开玩笑，甚至放在短剧里这剧情都要被骂萧炎还要三十年才能从河东到河西，但是他七年就做到了而这个人这就是网左们的意难平-王洪文王洪文为什么晋升的如此迅速？王洪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方脸人物志：文革的荒唐写照，版本之子-王洪文

#王洪文 #文革 #权力 #政治 #负面

1个月前

在“文革”高潮的日子里，复旦大学所有名望闻世的教授学者，几乎无人幸免“漏网”，各人戴着高帽子，而且双手必须扶着头上这三尺亡魂之冠，在操场上、校园里游斗示众。这批大知识分子的每人背上各贴着一方白纸，写明“地主”“反革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不同字样。红卫兵们为了增添乐趣，博得围观人们满场哄笑，强迫教授学者们唱“自骂歌”：“我是大右派ｘｘｘ，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喂给猫吃，猫都嫌臭！”又强逼他们唱“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还喝令他们唱《黑帮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把我砸烂！砸烂！” 教授、学者中谁不老实自骂自唱，红卫兵就挥舞皮带向他背上、头上、腰上、肋上狠毒地抽打，每次总有几位被打得鲜血淋淋、眼青鼻肿！潘教授就挨过多次皮带抽打，甚至残忍逼令他们在操场上像狗一样爬，说是还牛鬼蛇神禽兽的真面目。可怜他二百多斤重的胖壮身躯从学生裤胯下钻过去！但对这些自己一手教育的学生、今日红卫兵如此凶神恶煞亵渎恩师的邪暴劣行，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恨他们，我知道教唆他们犯罪的是谁！他们是无知、愚昧，但愿有一天他们能醒悟，还有他们的同龄人。如果他们永不醒悟，中国早晚必亡！”潘教授越说越激愤，“世界寰球，只有中国是这样，而且是红太阳升起、照着的中国！在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每个镇，每个学校，每个单位，在同一段时期内，用高帽子、挂吊牌羞辱着数十万、上百万人于阳光之下，采用非法私闯民宅、抄家没收，强暴数十万户家庭于宪法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呵！岂但是‘人之羞’，而且是‘国之耻’！自古道‘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人民寒心，国家何堪？问题是，人民寒不寒，国家伤不伤，于那些发动这场‘文革’运动的人有鸟事！可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可要永远毋忘这是国之大耻啊！”潘教授伤心万分、感慨跺脚地说着，双目炯炯闪光。他几乎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因为就在这次批斗大会后他与王造时、孙大雨等一起被抓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身关牢狱、丧失了人权自由的他，满怀愁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 有一次潘世兹教授悄悄地对我耳语：“现在我懊悔留在中国在复旦当一位教授，为何过去我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会如此尖锐？” ...... 潘教授感慨：“我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５７年受冤枉批斗后，还以为这是新社会的偶然现象，总以为整个新中国是光明的，在那时并没有被痛苦压倒，反而自我责备反省多多，希望通过思想改造跟上毛的步伐。其实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天真的表现，殊不知毛的‘阶级斗争纲领’，就是要赶尽杀绝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其结果硬是把原来对共产党没有二心的人活生生打出二心来，把原来冒险从国外归来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大知识分子，一个个被硬逼得再冒险逃出国去。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国家的耻辱啊！”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十）　·刘文忠·

#文革 #潘世兹 #知识分子 #迫害 #反思

1个月前

中共末年乱世动荡：冯小刚借文革话题哗众取宠，却无触及制度根源。他口中“历史可能重演”，实是对当下社会撕裂、言论钳制的隐晦映射。文革不是回忆，而是阴影仍在，独裁思维、个人崇拜与控制一旦复燃，便是新一轮灾难的序章。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冯小刚 #文革 #制度根源 #社会撕裂 #言论钳制

1个月前

在刘文忠记忆里，看到“文革十六条”之后，哥哥立即就开始研究。十天之后，9月27日，他写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名为“驳文革十六条”，并给刘文忠讲了他的决定：写14封公开信，从杭州投向全国各大高校，时间就选在10月1日国庆。 “兄弟，你干不干。这是要杀头的，”刘文忠还记得哥哥对他这样说时，那凝重的表情。他不能不干。刘文忠从小就崇拜哥哥。他几乎就是哥哥抚养大的。刘文忠六七岁时，家里没别的收入，弟妹上学全靠哥哥上班供养。更何况，在思想上，刘文忠一直就崇拜哥哥。十四封信本来是要由刘文辉亲笔写的，但斟酌再三，放弃了，因为他从小学习外公的书法，一手小楷非常娟秀，字迹很容易被认出。最后决定由刘文忠来代抄。刘文忠至今记得，那些个抄写的晚上，他的手颤抖得厉害，笔一次次掉到地上。哥哥在文章里痛骂毛泽东，斥其为“秦始皇”、“暴君”、“独裁者”。那个年代，人们对毛奉若神明，是绝对的“红太阳”。这些痛斥的话，对当时才19岁的刘文忠来说，如万钧雷霆，虽然听哥哥说过，但他根本无法下笔写出来。看到他这样心惊胆战，哥哥说，算了，我改一下吧，把文章里所有的“毛”都改成了“冒”。刘文忠这才得以克服心里的障碍，一笔笔，用了好几个晚上，把14封信抄完。至今，那逐条驳斥的锋利话语刘文忠还历历在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 1966年10月1日，国庆假期，刘文忠按照哥哥的安排坐上火车，第一次去了杭州，在街上边走边看到邮箱就把信投进去。投递完后，刘文忠想去灵隐寺看看，到了却发现古寺早被砸得乱七八糟，往回走的时候，他发现揹包里还有一封信，就向灵隐寺外一位带红袖章的妇女询问，妇女给他指了指，他就把最后一封信投进了寺外的一个邮箱。 “顺利完成任务”的刘文忠回到上海，急着想去参加学生串联。彼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渴望去北京，他也不例外。之前哥哥不同意，这次，哥哥勉强同意了。刘家兄弟命运悲剧的炸弹，由这次串联点燃了引线。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庭里的“坏分子”，刘文忠去参加串联，立即就引起了注意。而此时，“驳文革十六条”公开信已被列为重点大案，全国八大城市都在通缉“作案者”。事后刘文忠才知道，自己和哥哥的想法还是太简单。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所有的信纸下面都有编号，根据信纸，就能确定写信人是在上海。而在上海，刘文忠的哥哥和父亲均被管制，留有案底，很快就被列为怀疑对象。而且包括刘文忠国庆外出的行踪，都没有逃脱周围“革命群众”的眼睛…… 刘文忠永远记得，那个和哥哥永诀的秋夜。 1966年11月27日，寒风凄冷。刘文忠串联完又去了四川看四哥，然后辗转回到家。因之前一夜未睡，刘文辉让他赶快睡觉，又把他的衣服拿去洗了。当时，姐姐生下孩子不久，也回了娘家。或许是已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灾难，那天夜里，刘文辉抱了可爱的小外甥女，独自坐了很久。夜里，刘文忠突然被一阵杂乱的声响惊醒，起身时军警已冲了进来了。他回过头，看到哥哥文辉被两支枪顶着。可能是看到了弟弟的慌乱，刘文辉扭过头，对他说了一句话：“兄弟，要冷静。” 婴儿在哭，警车呼啸着，落叶飞舞在昏黄的灯光下。 ---“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之弟刘文忠：我的一生，揹负着哥哥的灵魂在行走（上）撰稿人江雪

#刘文辉 #文革 #反革命 #悲剧 #兄弟情

1个月前

1962年，广东，刘少奇在调研报告中说"人相食"现象确实存在。这个报告后来成为他在文革中的"罪状"。

广西文革期间人肉事件揭露，令人发指的惨剧· 39 条信息

#刘少奇 #广东 #人相食 #文革 #罪状

1个月前

今天的维基百科：蒯大富（1945年9月14日—2025年11月24日），江苏滨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

#蒯大富 #文革 #红卫兵 #清华大学 #政治人物

1个月前

对于文革中的死亡，有一个标准用词——“被迫害致死”。这一说法被用在各种回忆录里，它掩盖了自杀与他杀的区别，更掩盖了打死人的过程，从而使这段历史不致显得那么残酷。作者在实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物的死，有的以前也曾披露过，但作者描写的细节，在几十年后还是骇人听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着钢背心。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回忆者说凄惨的叫声响了半夜，那声音“像杀猪一样”。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黄瑞五一家五口则是被捆绑着跪在地上，用一阵乱棒打死。这样的残杀也是有名目的，纳粹称之为“最后解决”，前苏联称之为“最高方法”，文革虽然没有从上面直接下达过打杀人的指令，但也可以称之为遇罗克所说的“连根拔”。我不知道作者在写下这些暴力情节时，是如何忍受过来的。据她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文革曾被狂热参与者称作“红色恐怖”，各个阶段都曾发生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但作者指出，1966年早期红卫兵发动的“红八月”，1968年革命委员会治下的“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死亡最多的两个时期。” 。。。。。。文革的迫害完全是有组织的，受到控制的。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政权机关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暴行都是在政权名义下针对无权的群众。每次大规模残害发生前后，报纸上都有公开的社论表示支持。施害者受到明显的权力指使，受害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写作” ·景凯旋·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61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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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迫害致死 #红卫兵 #红色恐怖 #权力指使

1个月前

習近平版的「枫橋经驗」雖遭全國人民特別是法律界专业人士抵制，但總比北京信訪局門口永遠排長龍有面子，習近平這招是從政策層面讓中國老百姓自己死自己埋，讓習近平偉光正的英雄形象通畅無阻。我告訴你吧習主席，沒有毛「文革」和鄧「六四」，還要再加上斷网，你永遠是歷史垃圾！ A．

#習近平 #枫橋经驗 #信訪局 #文革 #六四

1个月前

别忘了这个人，他在牢里已经关了6年。习若不倒，他还要关12年。他为众人呐喊，众人回他沉默，但他预警的文革、帝制都已经重现。

许志永厦门聚会案，遭判14年监禁事件· 50 条信息

#政治 #习 #文革 #帝制 #负面

1个月前

ZT：因《海瑞罢官》而蒙冤，吴晗悲剧是如何发生的（萧象）——写在前面：６０年前的今天，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由此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浪潮，进而引发文化大革命，成为当代史上一个标志性时间与事件。吴晗是明史大家，著有《朱元璋传》，内中专辟一节“文字狱”，以示洪武时期文字整肃对文化人和整个社会的严重祸害。可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不久竟然有一天也会因此惹祸蒙冤，遭遇厄运。事情肇始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这一天，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该剧为“一株毒草”，对吴晗提出批判，由此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浪潮，进而引发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当代史上一个标志性时间与事件。吴晗面貌因而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变为大众口诛笔伐的批判对象。《海瑞罢官》是吴晗从史学跨界文学的一次尝试。说起来，其写作缘起与毛泽东的一次号召有关。１９５９年４月，针对大跃进以来党内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的沉闷现象，毛泽东八届七中全会上以海瑞上书直谏嘉靖皇帝的故事为例子，要求大家向海瑞学习，不怕丢官，敢于直言，并提出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作为明史专家，吴晗觉得宣传海瑞义不容辞，于是响应号召，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有关海瑞的系列文章。其后，接受京剧演员马连良约请，将海瑞事迹改编为京剧。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写出《海瑞》剧本。彩排时接受大家和朋友建议，删繁就简，以罢官结尾，并易名为《海瑞罢官》。１９６１年１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并公演。引起毛泽东的关注，特意将海瑞扮演者马连良邀至中南海，请当场演唱海瑞，称赞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 但江青眼光独特，看了《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罢》）不以为然，认为该剧“宣传退田，是影射人民公社，鼓吹单干”，有严重政治问题，停止该剧再演出。同时反映给夫君。毛泽东亲自接见过演员，称赞过吴晗及其剧本，对江青所言未置可否。其后，江青又约谈中宣部文化部四位部长，提出《海罢》有问题，要开展批判，部长们“充耳不闻”。江青再找康生寻求支持，康生表示同意，但说要等待适当时机。党内高层对《海罢》评价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周恩来专门找到吴晗，关切问道：有人说《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大吃一惊，连忙否认，绝无此事。周嘱咐，那就写个说明，澄清一下。其后，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政治和文艺界问题的看法愈趋严重，与刘少奇的矛盾冲突愈趋激烈，毛泽东改变了看法。１９６４年９月彭真汇报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对吴晗进行批判；并指示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３９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作为批判的准备。在此之前，江青已在京城寻找批《海罢》人手。京城寻人未遂，才南下上海与张春桥合作，找到姚文元充当枪手。彭真是吴晗的顶头上司，当然了解吴晗，知道吴晗是一位忠诚党的事业的好同志，虽然思想上或有问题，工作或有缺点，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江青的话可以置之不理，最高指示不能不听，必须执行。北京市委为此花了一番心思，决定在吴晗道德继承论问题上做文章，进行批评。道德继承问题毕竟是学术问题，这样，既遵循了批吴的最高指示，又避开了涉及《海罢》的有关政治问题。文章既成，最高方面或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或觉得文章言不及义，未允发表。但有关吴晗问题的传闻在党内高层已是风生水起，议论纷纭。邓小平听了有关《海罢》问题的情况反映，颇不以为然，他看过《海罢》，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等闲视之，充其量视其为不过是文艺领域司空见惯的一般性批判，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照常邀请吴晗打桥牌。见吴愁眉不展情绪低落，邓以自身革命经历劝吴乐观坚定向前看，安慰鼓励说“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 周恩来的关切、邓小平的安慰鼓励并没有完全消解吴晗的担心，因为传言毕竟起于江青。而且，姚文发表前，吴晗就已听说上海在写批《海罢》的文章，背后有江青身影。自《海罢》问世以来，可以说，有关该剧的是非传说，隐隐约约，起起伏伏，没有停歇，一直让吴晗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直到姚文元文章发表，传闻变为现实。姚文将剧中反映海瑞当年“退田”“平冤狱”的情节与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出现的包产到户牵强附会，认为剧本借古讽今，鼓吹“单干”，煽动“翻案风”，从而认定是“一株毒草”。吴晗仔细读了姚文，觉得既气愤恼怒又感到如释重负的释然。气恼，是因为文章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反映了姚文元这根“棍子”四面出击到处打人的文风特征。但姚文却也留下了马脚——《海罢》写于１９６０年，一个写于６０年的剧本怎么可能预见到１９６１年的“单干风”？仅此就可以将姚文驳倒，因而感到释然。姚文的时间破绽让吴晗有了底气和信心。传说中的那只靴子终于落地，他不用再去猜测和担心。以姚文现有影射和指控，他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将其驳倒而无所畏惧。１１月１４日，吴晗接受记者采访，理直气壮地辩驳说道：“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１９６１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１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１９６０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１９６１年要‘刮风’”。“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 吴晗到底是书生出身，从政多年，未脱本色，身为政治中人不懂政治，更不用说红墙深层政治，以为针对《海罢》的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争论就可以解决，没有看到这背后的政治图谋及其无穷后患。在正常而理性的法治社会，吴晗所言有理有据，可以理直气壮地驳倒对手而无所畏惧。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正在发生转折的非常时期，吴晗踩在了这个非常时期的转折点上。对非常时期非理性的人治社会而言，决定是非对错的，不是道理的有无，而是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政治决定是非，权力判断对错，吴晗的命运由是被锁定。因此，尽管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一度抵制、冷藏姚文，也尽管彭真几次三番想护住自己的属下，但到底抵挡不住来自更高层面的政治压力，最后只能服从于上级的权力意志，执行最高层面的旨意精神。随着姚文在全国各报刊的转发，以批《海罢》为主旨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新一轮批判浪潮。吴晗的命运开始发生逆转，“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向吴晗袭来。吴晗不得不写出深刻检讨，登报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这是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和阶级立场问题，也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吴晗认错，希望以此换取原谅和宽宥。但这并没有让他获得谅解。相反，他的问题进一步变得严重，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原因在于，吴晗一开始就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批判斗争中，被确定的角色定位所决定。毛泽东之发起这一批判，选择《海瑞罢官》为祭旗，目的就是通过剧中的“退田”“平冤狱”情节与１９６１年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挂钩，影射中央高层在这一政策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从而揭开党内斗争盖子。批判吴晗不过是巧为名目的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以此作为引线，由此及彼，引发对刘少奇及其政策的清算。毛泽东运筹帷幄，远虑深谋，为之反复酝酿思索，对姚文也亲自批阅修改三遍，始予发表。不意智者千虑，恨有一失，文章在时间问题上的疏忽犯下致命的逻辑错误硬伤，失去了立足之地。如此，姚文对吴晗的指控，也就成了无根之木，不能成立。毛泽东看了吴晗辩语，一夜无眠。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有关人员谈话，论及当下局势，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愈来愈不行了，”“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显然，这是借谈话为姚文漏洞做补救，以要害是“罢官”来掩饰文章所谓“单干风”的致命硬伤，同时也藉此将这场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进一步引向政治场域。所以，在扳倒刘少奇这一盘宏大棋局中，吴晗作为一枚棋子，无论检讨不检讨，认错不认错，都会被拿下被抛弃，就像一根点火的引子，必须把它点燃烧掉，才能把批判的火焰烧燃烧旺，才能引向预定的最终目标。从指为鼓吹个体经济的“退田”，到斥为替彭德怀翻案的“罢官”，对《海瑞罢官》“要害”认定的改变，就是对吴晗政治指控的升级，意味着吴晗政治人生终结的来临。历史上的吴晗，不仅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也是一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１９４０年代西南联大时就参加了民盟，靠拢中共，反对国民党恶政及独裁。４８年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同时提出加入中共，毛泽东亲自回函，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这是鉴于吴晗的社会名望地位，希望留在党外，于统战工作更为有利。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１日，吴晗致函毛泽东，再次申请入党，毛接函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１９５７年３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吴晗以秘密方式加入中共。毛也曾邀吴聚餐，一起探讨历史问题；委托吴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还亲自签名题字赠送一本《毛泽东选集》。吴晗一直都没想通自己为何遭此指控。要害之说一出，吴晗问题陡然升级，“批判文章的调门随之升高，受到点名批评的人和作品不断增多，批判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不得不推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试图以此化解危机，然而为时已晚，已无济于事。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随之点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提出：文化大革命主要针对两种人，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晗既是学术权威，又是当权派，还是“三家村”黑帮之一，多种身份集于一身，多重“罪孽”叠加一起，“罪恶多端”，“罪该万死”，于是由精神摧残进而人身折磨。吴宅院墙贴满了“打倒”“砸烂”“该死”的标语，家里收藏的珍本古书文物字画全被抄走，外宾赠送的礼品都被砸烂，其他一般书籍图画付之一炬。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的法子侮辱他。”“勒令他和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在烈日酷暑下，他们把吴晗拖到马路上，让他跪在粗砂粒上，从沙粒上爬起来之后，膝盖都冒出血珠，一拐一拐地回到住地。”？幸存者廖沫沙回忆：“从６６年到６８年３月这一段，我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到各单位去批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去过。有时一二场，多到每天三场。每次都是倒背双手，弯腰低头（喷气式）。”另一位难友张文松回忆：批斗会也要有名人来招徕群众，吴晗名气大，两派之间为争夺“演员”，常常在夜间把吴晗劫走，脸上涂上五颜六色，像个大花脸，以防对方认出。１９６８年３月吴晗以“叛徒”罪名被逮捕入狱。吴晗历史上从未被国民党抓捕过，何来叛徒？原来是吴晗之前的一个学生为邀功请赏，张冠李戴，把吴晗与另一姓吴的混为一人，说成叛徒。经调查，另一姓吴的也非叛徒，这实际是一乌龙，更是诬陷。叛徒不能成立，便以１９４７年吴晗与苏联驻华使馆一名文化参赞有过接触，指为“苏联特务”，继续关押。其实，吴晗是经中共地下党介绍与苏联外交官认识的，苏外交官通过吴晗了解了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的情况。４９后，苏驻华使馆还专门向中方提及此事，以示表彰。为诬陷贤士，迫害忠良，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古今不绝，于斯为烈。在狱中，吴晗饱尝折磨，受尽屈辱，形状惨无人道，不可描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戴着手铐，口吐鲜血，头上白发全被揪光，送进医院，不治身亡。两个未成人的儿女，听到父亲凶讯，嚎啕大哭，却被呵斥警告：你们的父亲是很坏很坏的人，必须划清界限，此事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后果自负。不仅如此，连看死去的父亲最后一眼都不允许。姐弟俩只拿回一条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满脸泪痕，回到家中，睹物思亲，欲哭不敢，悲痛欲绝。吴晗入狱不久，妻子袁震也被关进劳改队。袁震参加革命很早，１９２０年代就加入了中共。因严重肺病长期卧床在家，与吴晗相识于清华园，对吴晗思想左倾，靠近中共不无影响。一天一伙暴徒往吴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气愤不过，说了一句“你们简直比对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得罪这伙人，被关进劳改队。一位身体极其孱弱的病人，如何受得了劳改队的体力劳累！在奄奄一息之时，被释放回家治病。当晚病情发作，送进医院，不治而亡。时间先于吴晗半年。父母死后，姐弟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１９７５年女儿吴小彦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给吴晗作出结论，寻求吴晗骨灰（吴晗遗骨一直下落不明），发还被抄家的书籍。惹恼当局，以“影响首长安全”逮捕入狱。狱中受折磨和刺激，精神分裂，自杀身亡。文革终结，吴晗获得平反昭雪。文革缘起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吴晗由是蒙冤受辱，家破人亡。如果说一场批判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虚幻的捏造的事由之上，也就是蓄意以一个人的蒙冤为奠基为肇始，那么，这场批判不仅是荒唐荒谬的，更不具有历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吴晗的悲剧命运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性和特殊性。而文革中像吴晗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千万，从这一意义上，其悲剧命运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悲剧既然可以发生在吴晗身上，也就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意义上，吴晗的悲剧命运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值得我们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免悲剧再次发生。〔作者简介：萧象，湖南永州人，１９７７年考入衡阳师院外语系，１９９１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　来源：《新三届》

#吴晗 #海瑞罢官 #文革 #政治迫害 #历史悲剧

1个月前

内外有别事件与人物都是立体的，任何人的记述和回忆都不可能全面而完整。当抗战期间周恩来折冲樽俎、与国民党人斗智斗勇时，他在党内的处境却十分尴尬。延安整风期间，周被认为是与王明“教条宗派”齐名的“经验宗派”的代表，　“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高华，2000：　279）历史常常重复。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打开，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辉煌时期，也是毛、周合作的杰出，作为参与中美谈判又是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的代表之一，熊向晖对这两件事的详尽回忆，改正了流行说法中的许多错误。不过，熊的回忆主要涉及对外的一面，而全面的回顾却不能无视与之平行的另一方面。据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的研究，获得外交成功的周恩来面对并非都是鲜花笑脸。 “1973年　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路线’。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高文谦，2003：397）内外有别，对外是统一的国家和政党，内部却有严重的斗争。在推进中美缓和的过程中，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排除国内各种阻力和干扰，一切看毛的眼色行事，行为相当谨慎。不但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甚至在细节上也尽量滴水不漏，比如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和其他国家的领导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高文谦，2003：397）这不是多虑。林彪事件之后，毛、周关系日显紧张。周1972年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已失败；5、6月间的批林整风会上，毛要周现身说法，揭发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在周被确诊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毛下达“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不要开刀；不要检查；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的四条指示，耽误了治疗时间。（高文谦，2003：378）中美关系解冻，震动了世界。“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高文谦，2003：451）先是两次小批，一是认为周恩来1973年6月与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的谈话是“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阶级斗争”；二是针对外交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的评论文章对国际形势中“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判断，毛认为是“放屁一通！”“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高文谦，2003：454）然后是一次大批。1973年11月，基辛格第6次访华，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与周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结束后，周表示要请示中央，并答应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给予答复。“中央”当然就是毛泽东，但当周打电话向毛请示时，“主席在睡觉”。周的警卫后来回忆：“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有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权延赤，　1993：351）即使如此，周在答复美方时，也未做具体承诺，只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就此继续交换意见。14日基辛格离京的当晚，毛把王海容、唐闻先找去，要其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找周“核实”谈话记录。随后，王、唐据毛意旨散播周闯了乱子的消息；11月17日，毛政治局开会批周，会议期间，周与无限上纲、无理取闹的江青一度顶牛，毛随即决定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亲自拟定列席人员名单。这样，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中央政治召开扩大会议，对周进行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最使周痛苦的有四件事。一是毛泽东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还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2003：466）周曾要求向毛当面检讨，又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作。二是江青在会上称　“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责令周必须自己写检讨，其他人不许插手；三是周向王海容、唐闻先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他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两位的训斥，说这是企图通过他们摸毛的底，周只好闭门苦思，自己写检讨。四是会议期间，周心情郁结，病情加剧，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江青、张春桥为此又斥责周耽误时间，对抗批判。熬过了十天之后，批周会议终于停开，但一个月后，同样针对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汹涌而来。即使周的膀胱癌扩散转移，毛仍坚持周的治疗要服从大局，直到6月1日允许周住院手术，但已无望战胜病魔。毛放弃批周计划，是在周抱病主持1974国庆招待会、受到热烈欢呼之后，年迈的毛终于意识到：“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令天下大乱”。（高文谦，2003：52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所写的文革秘闻" ·单世联·

#周恩来 #毛泽东 #中美关系 #政治斗争 #文革

1个月前

中国人大多只听说“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却不知：共军围困长春时，活活饿死50万；土改时，地主、富农及家属超过500万人被杀；三年大饥荒时，3600万人被饿死；文革时，上亿人挨整，非正常死亡超过2000万……日本人杀人是以战争的名义，共匪殺人是以“革命”的名義，而且殺的都還是同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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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509 条信息

#长春围困 #三年大饥荒 #文革 #政治迫害 #共匪

1个月前

数字历史学--唯一“爱情” 图1：“人民日报”上，1950年到1980年， “爱情”俩字的出现次数。直观就能瞧出来，1970年到1977年这八年，“爱情”在“人民日报”上，每年出现的次数在5次之下。最低的是1973年，只有唯一的1次。 1次？还不是真“爱情”。那个1973年唯一的“爱情新闻”是，“三江口上阶级友爱情谊深 ”。注意图1 左面y轴的刻度，不到180。图2：把此数据与“伟大”合并作图，数值差距太大，“爱情”每年间的变化几乎被消失，就是和频率略低的“万岁”同晒，也很尴尬： “爱情”在1957年出现的那个小小峰值，在“万岁”的泰山压顶之下，弱不经风啊！ ---“数字历史学---唯一“爱情”与淫官文化” 文革传人

#数字历史 #爱情 #人民日报 #文革 #阶级友谊

1个月前

大轴戏终于来了。我蓦地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了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来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式，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的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我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已经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了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哄哄的大饭厅里好像突然静了下来，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突然间，大饭厅里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伏彼起，如大海波涛：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棚车。我意识到我的戏还没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吐沫。我招架不住，也不能招架。汽车只是向前开动。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二十年，每一寸土地我都是稔熟的。可我现在完全糊涂了。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住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了一条心，听天由命吧。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车开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我踹下了汽车。我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拚命爬了起来。一个老工人走上前来，对着我的脸，猛击一掌，我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鲜血。这个老工人，我是认识的。后来，当８３４１部队进校时，他居然代表北大的工人阶级举着牌子欢迎解放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够得上当一个工人吗？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我当时嘴里和鼻子里鲜血都往下滴，我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工人阶级一声断喝：“滚蛋！”我知道是放我回家了。我真好像是旧小说中在“刀下留人！”的高呼声中被释放了的死囚。此时我的灵魂仿佛才回到了自己身上。我发现，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我就这样一瘸一拐，走回家来。我的狼狈情况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大吃一惊，然而立即转惊为喜：我总算是活着回来了。这是我活了五十多年第一次受到的批斗。 ---"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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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批斗 #文革 #红卫兵 #迫害

1个月前

习近平為了在国內制造紧張气氛玩二次入伍，这离不开钱，而效果與“文革”大串连差不多。

#习近平 #二次入伍 #制造紧张气氛 #文革 #负面

1个月前

文章摘录：著名作家徐星说，“点点姐是我认识的这个阶层中为数不多的、能从根子上反省的清醒者，这也可能跟她父亲文革前就失意落马有关……” 另一位作家周大伟撰文道：“罗点点知道潘汉年的冤案和胡风的冤案都是自己当年担任公安部长的父亲亲自执行的。她后来发现：‘胡风的妻子梅志当年奔走的那条通往秦城监狱的路，11年后，在那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当年公安部长的儿女们，迎着同样刺骨的寒风，心头重压着同样的生离死别的痛苦。’遗憾的是，多少年来，能够将这两个悲剧的份量加在一起思考的后代们，实在少得可怜。”罗点点的反思的彻底就在于这一点，她对父亲的历史行为也没有放过。她在患重疾之后甚至对人说：像我们这样的后代，值得这种命运。

#罗点点 #反思 #文革 #潘汉年 #胡风

1个月前

虽然江青经常抱怨周恩来“总是和稀泥、折衷主义”，实际上周恩来“领会毛主席指示最快”，他“向来是拥护第一把手的”。他对“文革”从无异议，“文革小组有事时，实际上毛主席都找周总理。”“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我们都知道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很多人，但据王力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周恩来 #文革 #毛泽东 #政治 #历史

1个月前

1.文革时期，新华书店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焚烧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 2.文革时，哈尔滨街头，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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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刘少奇 #焚烧著作 #打倒 #负面

1个月前

总说别人是汉奸，企图用“汉奸”标签打倒对方的一切逻辑，并且证明自己实际上无法解释的统治合法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文革时期的“巫术”行为当然，身在大陆的中国人不会看懂，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开化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党安排的12年义务教育，根本也不允许他们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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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 #文革 #洗脑 #政治 #负面

1个月前

天下大乱，但一切都在毛掌握中王力身历“文革”最初的一年零两个月，却是最重要的阶段。读他的回忆录，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权力没有限制、任意妄为，什么人包括身居高位如刘少奇、邓小平等都保护不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毛泽东本人也日夜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位”，对任何人都没有信任感。在无限权力下，“伴君如伴虎”，谁也保证不了今天风光无比，明天是否就成了阶下囚，王力本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使江青，“一出门，她就对一切发号施令。”可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她躲在一边，一句话不说”。（《王力反思录》九八○页）陈毅当外交部长时曾问周恩来：“你当了多年外交部长，有什么经验？”周的回答是：“很简单，你记住四个字‘授权有限’。”“外交大权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总理或外交部长在外交政策方面授权有限。”（七○六页）事实上，毛亲自掌握的大权远不止外交。他对计委主任李富春不满，叫副主任余秋里代替，“但毛主席组织了小计委，决策性的事是小计委领导大计委。毛主席喜欢班子小，小计委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七一二页）“中央文革小组”越过政治局乃至常委会，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说：“中央文革代替了书记处。”“毛主席思想上没有把政治局作为领导机构。”（七一六页）“中央文革”直接对毛负责，机构“很小”，权力“不小”，使唤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即使号召夺权，也“不是全部夺”，“还有党中央毛主席在。是部分地夺。”（八○四页）无论天下多么大乱，一切都是在最高领袖的掌握之中，夺权的目标不能针对谁，打倒谁、谁除外这都是有尺寸的，“公安六条”已说得很明白。毛不允许造反派成立跨行业或全国性组织，强调“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小团体主义”，都不是无的放矢，说穿了，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号令，不能威胁到他的最高权力，这才是要害所在。毛对王力说过，“我们有军队，军队还得听我们的。”“军队同地方党委不同，它是全国统一指挥的，全国范围内要听我军委主席（毛）指挥。” ---傅国涌：文革中的众生相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7 条信息

#文革 #毛泽东的权力 #王力回忆录 #权力斗争 #中央文革

1个月前

改名换姓也是当时风行一时的闹剧。许多人为了跟上“破四旧”的革命时代，为了表示与旧思想、旧风俗决裂，纷纷弃旧名，换新名。原名忠孝、进宝、发财、长寿、福贵、有禄、高升的，因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而抛弃不用，原名莎莎、丽雅、薇拉、莉娜、美娇、若水、梦诗、雨柔的，也因修正主义味道和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弃暗投明。一时间，改名为“卫东、敬东、学东、向东、继东、捍东、伟东、朝东、念东、崇东、爱东、向红、永红、继红、爱红、卫红、勇红、全红、学红、红旗、红星、红卫、红光、红军、红日、红天、红兵、向阳、朝阳、文革、永革、继革、卫革、革命、为民、爱民、为群、爱群、向群、爱军、学军、向军、卫兵、学兵、红兵、向党、党生等革命名字的人层出不穷。 ... 名字的革命化是荣耀之事，单位、学校为改名换姓者张贴大红喜报，户籍警当即办理改名手续，家庭里也为改名的人做顿好饭菜，以庆贺他们脱胎换骨、开始新生。有人乾脆从毛泽东诗句里给自己请名，如“咏梅”、“飞雪”、“迎春”、“丛中笑”、“万山红”、“长空”、“鸣镝”、“红雨”、“青山”、“新天”、“英姿”、“奇志”、“爱武”等。 ... 改名换姓也闹出了不少麻烦和笑话。有个人原名魏来喜，为表忠心，改名“卫东彪”，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林彪。几年后，林彪垮台，再改为“卫东恩”，表保卫毛泽东、周恩来。没多久，“四人帮”批判周恩来，他又改为“卫东青”，把周恩来换成江青。不久，粉碎“四人帮”，江青被揪出，他索性改名“卫东”，不保别人了。“文革”结束后，他对自己的姓名史感到丢脸，又还原旧名魏来喜。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文革 #破四旧 #改名 #政治闹剧 #个人命运

1个月前

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法西斯式的残杀无辜者事件。8月下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８月２６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域内“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来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８月２７日，有红卫兵将个别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揪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搜查到对方的“变天帐，于是又把目光投到其他“四类分子”以及一些有问题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立即返回，以便满门抄斩。从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共有３２５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遭到残杀，其中年龄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出生３８天，有２２户被杀绝。 ---"文革中的八月" ·唐　郎·

#大兴县大屠杀 #谢富治 #文革 #四类分子 #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