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彭德怀之死 1966年12月,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1967年1月,彭写信给毛,讲述了自己的现状,但毛并没有给予答复,他似乎默许了江青等人对彭的批斗。 7月19日,彭德怀被红卫兵揪斗。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七次,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据当时在场的中央警卫战士于第二天向“中央文革”作 的书面报告中称: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批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23日,卫戍区又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做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7月23日,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并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彭德怀重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衣裤被撕打破了,两脚上一只脚穿着棉鞋,一只脚穿着草鞋,胸前挂着大黑牌,被一次又一次地强行弯腰九十度。 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日彭德怀被五花大绑地押在游斗的卡车上,经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大街时,一左一右两个彪形大汉押住了他,强按下他的头。其他的被游斗者都有头发,是被人揪着头发按下头的,只有彭德怀剃着光头,没有头发可揪,而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抠住了眼睛! 197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彭德怀专案审查组”完成了“审查报告”,建议“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在不断的毒打和折磨下,1973年春末,彭德怀开始大量便血,后被诊断为直肠癌。动了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其所住病房的所有窗户都被报纸严严实实地糊死了。 1974年夏,彭德怀身体上的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并患上了偏瘫,生命垂危,但因有指示,一切医疗手段必须为“专案服务”,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他死前,想最后看一眼窗外的阳光、蓝天和白云,监管他的专案人员以保密和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最后的人生请求。11月29日,彭德怀去世,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的遗体化名王川火化,而火化费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骨灰盒则被送到了成都。 ---彭德怀之死的背后 作者: 林辉
半夜里的“最高指示” 文革时期,半夜里经常有“最高指示”发表,甚至一周几次。一旦高音喇叭听到最高指示发表,全城的大人小孩全要爬起来,以最快速度赶往单位和学校。没单位的家庭妇女赶往街道革委会,然后人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 “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我们这里来。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写有“最高指示”大红纸的革委会头头带领下游行,以表达工人阶级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景仰”,并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白天睡觉,晚上办公的。他老人家晚上办公时做出的重要批示或说出的重要话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必须要及时通告全中国的人民。 记忆深刻的还有一次是在1968年冬天,半夜,很冷。我们土建工地的年轻人,男男女女地来到了革委会门前,排好队,工宣队长领着,一边走一边喊,工宣队长举起胳膊喊一句,我们也举起胳膊喊一句,当然嘴里喊的话和脚下的步伐要基本一致才和谐。工宣队长喊:“热烈庆祝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我们也喊:“热烈庆祝毛主席一个人有动脉!”;工宣队长又喊:“静脉!”,我们再喊:“静脉!”;工宣队长突然喊了个长句:“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我们土建工地的人大都没多少文化,哪听过这样科学的句子,没喊齐,脚步也乱了。工宣队长喊:“重来!‘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我们也喊:“重来!‘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工宣队长着急了:“妈拉个B,停下来,停下来。‘重来’,不是毛主席的指示,是我说的。”…… 那天晚上传达的毛老人家的最新指示是:“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鮮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沒有朝气。” “毛主席”与“一个人有动脉”之间应该停顿一下;“最高指示”后面也要后缀“的最高指示发表!”也许是文化水平不高,也许是人忙无智。到了,工宣队长也没有把“的最高指示发表!”这几个字说出来。 我们围着工地转了一圈,喊得鸡飞狗叫的,我的鞋都被踩掉好几回。互相有点意思的男女青年特别喜欢这种活动,黑灯瞎火的,你摸我一把,我拉你一下,玩得挺热闹,特别感谢毛主席。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条“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没头没脑的“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莫名其妙,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理解的要庆祝,不理解的也要庆祝,在庆祝中加深理解。等到文革结束后,一些描写文革内幕的文章出来,大伙儿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那天晚上骂自己老婆江青的。秘书觉得这句话对全国其他人的老婆也有警示意义,就给传出来了。唉,当中国的领袖就是爽,连两口子吵架,天下草民都要贯彻学习、深入领会。 我最后一次参加半夜游行,是因为听说“据北京301医院的医学专家,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为了这个特大喜讯,我们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后来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领导凑到一起一合计,我们又半夜周游青山区进行了庆祝。 结果那次庆祝的人并不多。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好悻悻然地回去了。 可惜他老人家太不争气,并没有像喜讯上说的那样活到一百五十岁,83岁就去见马克思去了。按说,我们中国人都是去见阎王的。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那时全国人民都像精神分裂了一样。 ---作者: 韩丽明
胡平:谁是大兴县血案的罪魁祸首?——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各公社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说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要杀死地富及其亲属。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这场大血案在严家祺与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有记载,遇罗文(遇罗克之弟)也写过专题调查。还有一位张连和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五进马村劝停杀”。 张连和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文革初期被选为文革组长。张连和回忆道:“‘8.31’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后,张连和写了一首“七绝: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阴转多晴把党夸。 读张连和的回忆文章,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很奇怪。首先,这场大屠杀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政府不是被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是很快就掌握了情况。但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听任事态发展。屠杀是从8月27日开始的,可是政府直到31日才赶赴现场制止。也就是说,政府听任屠杀进行了整整四天之久。 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动了大批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以及县委办公室、监委、共青团、武装部、派出所等干部,甚至连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都亲赴现场。奇怪的是,去了这么多干部,却没有带什么军警。按照张连和的记叙,当他们一些县委干部来到马村村口时,竟被马村的民兵阻挡,在费了一番唇舌后才得以进村。到了作案现场,凶手都在那里,人证物证俱在,政府却并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对其口头劝说。对方居然还不买账,还和他们争辩,以至于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对方才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按说,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应该当场抓人,如果对方敢拒捕,那就该当场开枪制服;可是政府却只是一味劝说,和凶徒们不断地谈判,只求对方放下屠刀。这哪像是政府所为呢?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政府可以运用它垄断的暴力工具,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可是在这里,政府却是把它的强制力弃而不用,宁可像个手无寸铁的牧师那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其实,说怪不怪。 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此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根据严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记载: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就开始了对黑五类的大屠杀,直到9月1日才结束。 原来如此!原来大兴县的屠杀并不是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自发行为,而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怂恿、鼓励,以及纵容和放任。 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再去读张连和的诗句“阴转多晴把党夸”,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是啊,这些地富及其亲属明明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可是到头来却还要感谢共产党,还要“把党夸”。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些可怜的黑五类们只有引颈就戮,要不是张连和等干部前来搭救,他们就死于非命了。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处境下,他们对党感激涕零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这场大屠杀中,罪魁祸首还不是公社干部贫下中农,而是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政府。 正如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样,象大兴县血案一类暴行,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行为”;包括组织杀人行动的公社干部和动手杀人的民兵,都是国家机器的延伸。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大兴县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众直接动手,但这正是政府在借刀杀人。是政府故意地让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约束,让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一些民众打杀另一些民众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政府自己并没有出面,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归咎于动手的民众,再加上到后来,政府还对一些行凶者实行了某种惩处,因此有很多人还会把政府当成好人。其实政府是在借刀杀人,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最高当局才是罪恶的元凶。 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1月号
仔细审阅毛的著作及其在文革中的言行,有理由确信,“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大饥荒之后的毛氏著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文革的发生,距大饥荒结束不过四年,并不太远。然而,如此巨大而悲惨的事件——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的 饿殍遍野,毛却一直保持缄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 刘1962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时,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注意,毛的焦点是自己死后的政治场景。不难想见,他头脑里冒出的,正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鞭笞斯大林的场景。曾经对毛百般恭顺的刘少奇,何以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与毛唱反调?其内心,正如他曾愤愤而言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试想,谁愿意承担人类史上最大饥荒罪魁祸首的恶名?(张素华:《七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21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难想象,刘1962年关于历史审判这句话,是深深地烙刻在毛的心中了。无疑,它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林彪确实是对毛的心理琢磨得相当透彻的:“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政变讲话,1966年5月18日。有谁比林更看透毛?)。 ---大饥荒与文革 ——审毛之五 作者: 陈奎德
文革中张春桥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形势不乱,使上海在文革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据支柱地位。此外,在张春桥的领导下,上海还向全国提供了如“赤脚医生”、“七·二一大学”等种种“斗批改”的具体经验,使上海成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试 验田,这些都深得圣心。 为之,毛泽东在周恩来向他反映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时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举报此事的康生骂成“极左”。同时,他还有意当着周的面称赞张春桥“有才干”。除了同意张担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还亲自提议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其实,随着今天张春桥档案材料的陆续公布,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一目了然的史实: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捕过,如何去充当“叛徒”呢?可见这一说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层的派系权斗的黑幕,即一种出于攫取最高权力的需要而进行的蓄意捏造。但因为这被中共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派系首领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却给毛造成了张春桥如果成为接班人无法平衡党内各派系的压力,以至他临终之时放弃了张作为接班人。 但据晚年一直在毛身边的侄儿毛远新回忆:“对于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毛泽东下决心再一次打倒了邓小平,首先想到的也是让张春桥当接班人。后因为考虑到张“不孚众望”,才最后选了华国锋。但是毛仍然让毛远新给张春桥传话,“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换句话说,在毛看来,张春桥仍然有在将来当第一把手的潜质和希望。 ---毛泽东和林彪的“接班人”的“接班人”之争 作者: 宋永毅
前贴似乎对胡乔木的才华“表扬”过了,发一则他的笑料,平衡一下。 李新曾经爆料:“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 介绍一下这位李新,中国人民大学筹办组成员,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文革期间,习与其子要好,经常躲到他家。因此有人建议他家该立一个牌匾,上书:“总书记文革避难所”,收门票🎫 他关于胡乔木的笑料,更详细点的如下; 胡锡奎和成仿吾的矛盾,不仅使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老虎出了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前,他们两人争着管事情,虽然使工作有困难,但总还能正常运行;现在,两人都撒手不管了,学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我们纷纷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使党中央创办的这所新型大学受到太大的损失。 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反映,决定由安子文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安部长要人民大学党组开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请有关部门都派人来参加。这一回的党组会(实为党组扩大会)开的次数很多,时间也拖得很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会议我是毕生难忘的,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党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是“三反”运动的末期了。地点是总顾问的办公室。参加的人都是党组成员,没有扩大,也没有缺席的,吴老也出席了。上级来参加的,中组部是安子文部长,中宣部是副部长胡乔木,中直机关党委是书记龚子荣,钱俊瑞和范长江似乎没有参加。由于会议的内容是解决胡、成矛盾,所以他们两人一直是挨批的对象。在上几次的会议中,我们党组成员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因为我们对胡、成平时都是很敬重的,所以我们的批评虽说很严格,但并没有火气。今天该轮着领导人讲话了,大家都非常重视。安部长在讲话前先请吴老讲话,吴老推辞了。随后,安子文、龚子荣、胡乔木对胡、成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党组会对胡、成的批评告一段落。随后胡、成表态,他们早已熟悉党内斗争的一套。在发言时诚惶诚恐,对所有人的批评都表示诚恳地接受。于是,这一次漫长的党组会终于“胜利”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