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7小时前

江小燕：我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第一，我当时虽已二十九岁，但并非“青年女士”，仅是一名高中毕业后的无业青年，身份依然为学生，这一点在傅雷事件中，很重要，重述于后，至于十九岁高中毕业——二十九岁这期间为何不能升大学，又不能工作，看最后补述。当时被抓是在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晚十点后（对我的“审讯”是第二天的一整天），到目的地，一个主要人先给我定了一个基调：他看出我不像十八、十九岁，于是说：“你已经走上社会，可以对你一切行为负责了。”但那人没料到我会如此回答：“我还没有走上社会，还没有工作，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所以我还是个学生。”他没有立即回话，但我却从这一问一答中似乎悟出了“未走上社会”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前提。故而我脑子里极力为自己定下一个基调：我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单纯善良、不懂政治、热爱艺术（我出生于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家庭，自小从父习书画，学过一些钢琴……），近于书呆子那样的女学生，女青年。并不是说，我在演戏，装样，绝非！当时的我，确也是这种情况。当然，我并未向他们透露，十九岁那年，我已在“右派”问题上，有过一番动作了，这样，对我极不利，他们将视我为……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审讯”中的小例，说明我是如何使他们相信一个二十九岁的我的单纯。他们问我，“傅雷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吗？”我说：”我看好像不太像，虽然我从没见过傅雷。不过我小时候一直看《新少年报》，其他书什么的，书上说的反革命都是戴太阳镜，鸭舌帽，在井水里下毒，往大机器里放炸药，搞破坏，那，傅雷做过这种事吗？”他们居然一时语塞，回答不出什么。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我深感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遇上了工厂里工人师傅。我看出，“审讯”我的人中，很难找出一个真正的高中生，不少人似乎连初中都没念过，这是我的直觉。因此，许多问题往往是他们一问，我一答，但他们又无法现找出更深一层的东西来反驳我。我也曾反问他们：“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我之所以突出“缺德”两字，正因我深知中国的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我努力从这方面来打动他们的心，尽量离“政治”远一点。我还举出自己的父亲曾在邻居中，为五个募捐买棺，成殓，为无能力的邻居一手包办全部丧事（通过教会帮助，我父是个基督徒）。我向他们举出这些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无非说明一点：“我出生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家庭的影响。故为别人收取骨灰，这种举动是不足为怪的，谈不上政治目的。我注意了，我的这番话，在这些工人的心里引起了某种反响。这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眼中的神态上感觉到。由于我一系列的答词以及我还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这原因，使他们在给我“定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第二，我并未“入狱”。后来，得知，虽由工人、民兵等先“审讯”我，但后面是警备司令部。据说这件事当初是被当作大案来抓的。故，第一关的“审讯”至关重要，我是否“入狱”，完全看第一关“审讯”后，对我的结论。由上所述，他们对我的印象，决定了我不至于被押到更“高级”的地方去。当时关我的地点是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四周全是男民兵的宿舍，只一小间空着，专门关那些被抓的要办的人物如走资派、四类分子等等，我就在这小间里。在当时历史实况下，大一些的单位，都设有这种“民办的监狱”，故从某个角度而言，我也总算“入了一次狱”。再者，从事情的实质而言，确可认为被关押，被“审讯”过。之所以我提出这第二点，是要区别于现在意义上的监狱。如果当时来抓我的，不是工人，而是音乐院的师生，把我关在音乐院某一间房内“审讯”；或者由其他文化单位来抓我，那末，余先生，极可能这个人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因为这种单位的人会从思想竭意识上一层层剥我的根。无论我怎么表现自己的单纯，是一个年轻的书呆子等等，都无法逃过他们尖锐的政治上的攻击。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今天，我要以自己亲身经历说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的确确是纯厚善良的。第三，在傅雷这件事上，日后受到的是一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压办，而非具体环境上遭遇上的压迫。我境遇上窘困是十九岁那件事带来的（看后述）。可不要认为，始终是那样和风细雨的，不！真正的“审讯”场面，那种令我感到屈辱的场面不是没有，怎么说我当时的身份是个“犯人”啊！且是一个要案的“犯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问一答的进行，声调才渐趋于令人不感到痛苦。今天，当然无此必要再述当时审讯的全过程。总之，由于我自己的努力、我柔和的态度、温和的细语（这原是我的本相，面非造作），在一整天的审讯将近尾声之时，终于逐渐看到了他们较为缓和的脸色以及平和的语调。但就在我认为缓和时，那个主要的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极其凶狠，双眼露出一种极冷峻、极锐利的表情，一动不动直视着我，一句话也没有！我被这突然的恶变怔住了，心中担心情况也许不可能缓解。脑子当然不停地思索，为什么？突然我想起了，苏联的肃反主任捷尔任斯基，他在审讯犯人时，往往会对犯人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如果真做过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族的事，真要是良心有愧，那往往是经受不住他那如刃的目光的。当时的工人阶级，掌握一切，也常常审讯各种人：走资派……因此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捷尔任斯基那种心理上的威镇法。一联想到这点，我想，如果我的分析没有错，那么，他们这是最后一道对付我的“菜”了。我也必须这样做：以我的双目直视他的双目，而且必须在我的心中不这样的自白：“你看我像个犯罪的人吗？”就这样四目相对。当时我真觉得时间给冻住了，不走了，怎么这么漫长啊！我的分析一点都不错，他们用的的确是捷氏的手法。就像他突然扮出了恶煞的脸一样，又忽然收起了这种凶狠的目光，还原到他原来工人的并不凶狠的眼神上。并且，我居然还从那主要审讯者后来的眼光里，看出了一句话：“这个年轻姑娘人真是老实，心地真好，就是脑子简单了点，还会钻牛角尖……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在指示她干什么事……”那主要的人后来竟向我这么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义气……比我们讲礼貌。”至此，我知道，审讯将结束，我有可能回家了。虽然曾向他们要求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所在里弄和派出所（这样，我也完了）；但回家后，以后只要一听到汽车喇叭声（我家楼窗下，是条大弄堂，可容各种汽车经过），我的心便狂跳，因为抓我时，就是坐着汽车离家的。或者，户籍警向我看一眼，我又会整夜睡不着，担心自己的案件被派出所知道了。如此几年过去后，心理上的压力实在太大，时不时不跳突然加快。最后，我不得不再次到那家厂去，找当时主要审讯我的人，告诉他我的惶惶不可比终日，这样下去，我怕自己精神会垮的。那人看到我如的后怕劲，便说：”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他再一次显出了工人阶级厚道的本色，眼睛中出不复有捷尔任斯基的那种目光……但随着当时历史的变迁，工宣队又掌权，一批一批的人物登台，一次次政治运动内容不同，我又担心，管我这件事的人会不会下台，那家厂会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间接影响到我以后的命运……总之，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到一九八二年报上为傅雷平反，这整整十四、五年中，我是在心理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度过的。要说傅雷事件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个吧。有一点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当时的举动中属第二位。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写封信给国务院周恩来，反映下边老百姓的遭遇，因当时有几个我有往来的人都走上这自裁的绝路，傅雷是不认识的，是其中之一。为了写这封信，势必要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无人领取的事，遂动了一个念头：无人领，我冒名冒身份替他们亲戚去领下来，然后交由他们亲戚保管。故处理此事后，立即写了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谁知，正是这封求告信，才引来了这么个追查大案。不然，仅仅暗地里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会有人知道。但现在人们传说的不是我为他人申诉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来，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在此我应当向您提及一点：虽然我当时尽了一切努力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但真正能帮助、救我脱离这灾难的，是我从小就信靠的神——耶稣基督。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求神在暗中控制明日对我的审讯，使之远离政治目的，只倾向于我是个年轻的书呆子，艺术爱好者，头脑简单……求神给我智慧，使我所答的每一言都能证明我这个人。甚至在祷告中，脑海里出现一个又一个场面，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就像是按着剧本在逐步的排练着明日的审讯，当然，都是按着我私下的设计，我个的意愿。感谢神，到了明日，审讯的主要方面竟然的的确确就如我晚间设想的一样！！！而我内心的平安镇静，外表的柔和，更是神所赐予的力量在托住我！我甚至向神祈求：对我的关押，最好不超过一整天（24小时），因为时间长了，将引起邻居的怀疑，事情一旦落到里弄干部手中……果然二十四小时左右，我由他们再“护送”回家，并答应不向我所在里弄派出所反映。我一切的恳求神都垂听了。只有神洞察一个人的内心，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犯罪，不是坏事。我们的《圣经》上有一句话：“……神宣召我们，本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既然有这么一次机会同您在文字上往来，我愿真诚地希望您也信靠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妨细细查考《圣经》，现在有许多事实，许多报道都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寻求这位神，真心不易地认定，他是您个人灵魂的救主，必定会被您寻到，因为《圣经》上有言“……凡寻找的就被他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几年前，叶永烈先生找到我，曾在口头上同他谈起过骨灰之事的过程，但远远不如此信上的详细，我也没有在文字上同人谈此事。向一位从未见过面的朋友，说得这么多，委实是第一次。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好了，现在补述我十九岁那年的事，因为这同前述第三点有关。一九五八年七月份，我十九岁，将于上海市一女中高中部毕业。但在五月份发生了一件影响我终身（生）的大事。彼时正值反右后期，学校为了定俄语女教师柴慧敏为右派分子，授意我以书面文字材料“帮助她，拯救她”，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女教师比较喜欢我，常同我谈心，学校就想利用最接近的学生的检举来打倒她。我不懂政治，但毕竟已十九岁，当然明白被划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好事。于是一心一意想“救”这教师。故而，非但没有交上学校需要的材料，反在文字上为柴慧敏说话，为她辩护。于是，恶运立即临到我头上。我被罚站在同学面前，由同学一个一个地来批判我。这么一个批判会开过后，马上上纲上线，我被定为这样一个人：因为尚未中学毕业，故只算未走上社会，还是学生，特别宽大，算我为右倾分子。在我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加上一个政治品德“差”等。余先生，一九五八年那年月，哪家单位肯收我这么一个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为“差”等的学生？所以，我无法参加工作。又有哪个大学肯录取我为学生？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大学里，我准是右派无疑，因为大学生就可以算是“走上社会”了。也就是说，我离开七月份高中毕业还有两个月，我一切的路都被断了，没有一个地方的门为我开着！如此，我只能在家，窘迫困顿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二年，我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里弄才安排我到生产组，当时社会的底层，那年我已三十四岁！就是说，我三十四岁，才真正走上社会，有了工作（离二十九岁那件事，整五个年头）。十九岁——三十四岁，没有前途没有工作，不能升学，无所事事（在家跟父亲练习书画），就是二十九岁那年管了一次闲事，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我当然不会后悔为女教师辩护，因为我自小便是个小基督徒，《圣经》上告诉：“不可作假见证。”我怎么能在文字上诬告她！这是犯罪！然而并不因为我的辩护，学校就放过她了。她依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她跳楼自尽！我的良心是平安的，因我并未参与她的“被死”；相反，可以说，为了她，受累受影响直到今天！我虽未被他们戴帽，但享受到了比戴帽更多的右派待遇，且是实际遭遇上的影响。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这以后，我拿到过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后又专升本，拿到了在一九六二年就应拿到的本科文凭（中文系属上海教育学院系统的）。又直接从小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组跨入全民制的学府——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现在的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份拿到中级职称。为何说，十九岁那件事影响到今天？因为三十四岁才工作，起步比人家晚了一大截，环环相因，什么都比人家晚，工龄比人家少，影响退休工资。就以职称而言，这次我已作了多种准备向副高职称冲刺！我们美术学院申报高级职称的惯序是，外语考试合格后，拿出自己成绩在本院展览厅开“申职展览会”。外语合格了，展览会开过了，美院中评委全体通过了，但后来文件精神规定，凡本年度退休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我于一九九四年申报，也将于一九九四年退休！为何不早报？因一九八九年二月份刚评上中级职称，按规定五年后才能报高职，故只能一九九四年提出。为何到一九八九年才评上中职？——如此一环一环推上去，还不是十九岁那件事？虽然写了这些经过，我仍然说，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再者，如果没有十九岁那年为右派老师辩护，二十九岁为傅雷及其他人呐喊，怕就没有胆量了吧！十九岁之事，似乎是先锻炼了一下。故，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成因往往是复杂的决非简单的。

#傅雷骨灰 #江小燕 #文革 #信仰 #个人命运

7小时前

李东雷：傅雷夫妇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无人敢认领。这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的“干女儿”，领取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以傅怒安（傅雷的原名）的名字，送到永安公墓存放。此后，她还匿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反映傅雷夫妇是如何含冤离世的，反映她的身边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悲剧。这位姑娘名叫江小燕，她与傅家毫无瓜葛，她只是傅雷作品的粉丝。她同样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中学时代她就拒绝揭发她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因为写给周恩来的那封信，她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是当年可以要人命的罪名。但因为涉嫌反革命，江小燕一直独身，40多岁的时候她终于考上大学。文革之后，傅家后人不忘她当年的义举，总想找机会做些报答。她却说：“我与你们傅家毫无关系！” 。她说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 她唯一接受的报答是收下了傅聪的一张音乐会门票。听罢傅聪的钢琴演奏后飘然离去。（图：1979年4月傅雷夫妇平反追悼会后，傅聪捧骨灰盒，傅敏捧遗像）

#傅雷 #江小燕 #义举 #文革 #粉丝

12小时前

陸蘭秀武漢大學畢業, 蘇州圖書館副館長。文革之初, 因批評文革被關押, 獄中上書毛澤東要求結束文革。 1970年7月4日槍決前, 被遊街示眾。為禁止其出聲, 竟踹下她的下頜骨, 口裡塞滿破布。處決後遺體充公解剖。歷史上, 任何統治者處决他的反對者時, 都會給被處决者以最後的說話, 表達, 呼喊的機會, 盡管在赴死者的衝天怒怨中會有多麽激烈的表達。唯有中國共產黨, 殺死反對者時, 會割舌, 勒喉, 堵口, 性酷刑, 殘忍至極, 最後還要死無全屍。

#陸蘭秀 #文革 #政治迫害 #酷刑 #死無全屍

1天前

萧光琰，福州人，1920年生于日本。在美国获物理化学博士。 1949年准备回国，美官员挽留，承诺给他两三个月入美籍，遭拒绝。他花几千美元买器材，用一年时间搜集、整理资料，几经波折带回中国。文革时被定为特务，遭日以继夜拳打脚踢、刑具逼供。 1968年服毒自杀， 3天后妻子和15岁女儿也自杀。

#萧光琰 #文革 #自杀 #爱国 #迫害

1天前

【禁聞】8月14日三退聲明精選經歷過文革的福建民眾聲明退出中共組織，節目時間關係，來看他的聲明節選。福建省寧德市的余新碏説：親身經歷了慘無人道的文化大革命。那場運動使無數無辜百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而中共卻以此為榮，至今毫無懺悔。後來，我被迫進入中共的走狗機構——農業銀行工作，幾十年間，我親眼看見中共體制如何用謊言矇蔽人民、用權力壓榨民脂民膏、用暴力維繫統治。中共的歷史是一部血腥與謊言交織的歷史：大饑荒、反右整風、文革、六四、新疆與西藏的高壓統治，我對中共的罪行感到無比憤慨，也為自己曾身處其體系而深感恥辱。如今，我即將退休，經過深思熟慮，特此鄭重聲明：自今日起，退出中國共產黨及團隊。呼籲更多人認清中共的本質，早日脫離其桎梏，讓我們的民族重獲光明與尊嚴。三退直通車：

民众纷纷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反映社会不满与信仰危机· 5 条信息

#文革 #三退 #中共 #余新碏 #退党声明

1天前

🔥萧光琰，福州人 1920年生于日本，在美国获物理化学博士 1949年准备回国，美官员热情挽留承诺给他两三个月入美籍，萧拒绝！他花几千美元买器材，用一年时间搜集、整理资料，几经波折带回中国。文革时被定为特务，遭日以继夜拳打脚踢、刑具逼供。 1968年服毒自杀， 3天后妻子和15岁女儿也自杀‼️

#萧光琰 #爱国 #文革 #迫害 #自杀

1天前

1967年6月22日，（曾任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服用大量安眠药，在被送往北京医院的途中死亡。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写下了一封致毛泽东的遗书。次日，李莎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女儿李英男、李雅兰也被以“谈话”为名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押秦城监狱，后又下放农村。李立三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李立三（图1：1946年回国前，李立三和妻子李莎及女儿李英男在苏联合影。）

#李立三 #自杀 #文革 #毛泽东 #秦城监狱

1天前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图景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曹普：文革结束时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

#文革 #经济崩溃边缘 #文化摧残 #百姓贫困 #政治冤假错案

1天前

解滨：回忆我偷听敌台的经历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老爸每天用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有一天我好奇，把收音机的波段旋钮转到了“短波”那个地方，突然听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电台。一不注意我听到有个电台里说“共军的官兵们”那样的一些话，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赶紧把波段旋回中波，关掉收音机，然后往门外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人来我家抓我。那个时候正在闹文革，经常有人因为“偷听敌台”被当“反革命”抓起来的。好在我也不是菜鸟，毕竟还读过几本少儿科普读物，对于无线电还是懂那么一点的。仔细想一想，收听电台并不会向外面发射无线电波。只要自己不说出去，又没有被人家抓现行，人家怎么会知道我偷听敌台呢？于是我胆子就开始贼大起来。那个时候我收听敌台并没有任何政治原因，只是好玩和好奇。最一开始收听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其结束语一定是“自由中国之声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播音”。虽然播音员的声音很优柔动听，跟棉花糖似的又甜又软，但我并不喜欢其内容，因为那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内容一样枯燥无味。例如，他们称共产党叫“共匪”，称解放军叫“共军”，我听起来很反感。文革的后期，晶体管收音机开始普及，我家里买了一台。由于体积小便于隐藏，我拿来偷听敌台方便多了。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里的学生干部，思想很进步。我对敌台的内容很反感。不过我确实是从敌台那里听说毛泽东有个秘书叫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当然，那些事情我是不敢说出去的。唯一喜欢台湾台里的是那边播出的音乐。记得当时从敌台里听到有一位女歌手叫“凤飞飞”，她的歌曲好听极了。那时邓丽君还没有红起来呢。在敌台里听邓丽君唱“香港之夜”那是后来的事了。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台湾电台里向在大陆潜伏的特工发指令，一般是说“XXXX号同志请注意”，然后念一大串数字。除了台湾的敌台外，我也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等等外国电台。莫斯科电台的播音员声音比较生硬，澳洲广播电台的比较柔和。还听过一个“马来亚革命之声”，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中文播出。真正让我偷听敌台上瘾的还是“美国之音”。毛泽东搞“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我父母的一个熟人是大学教授，姓俞。文革后期俞教授获准去美国探亲，他在美国探亲时买了两本《英语900句》，回国后送给我一本。那个时候“美国之音”在教“英语900句”，我就半夜里偷偷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并学习《英语900句》。除了“英语900句”外，美国之音还播出另外一个英语听力节目，叫“Special English”，阅读的速度很慢，以帮助听众学英语，内容以新闻为主。另外还有一个听力练习节目，是中英文对照的，记得其中有个故事叫《汤姆历险记》，每次读其中一段。我对作家马克.吐温就是从美国之音中了解到他和他的作品的。有一个节目叫“时事经纬”，分析世界大事，很让我折服。因为他们不做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而是在介绍政治事件时讲述不同的观点，让读者自己拿结论。我对美国之音所有的播音员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何丽达的播音员。她的发音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标准。比如她说“那”，不但会加上儿音，变成“那儿”，而且居然会说“那赫儿”。这“那赫儿”，没在北京熏陶过的根本说不出来。她播音既没有台湾那种九姨太似的软，也没有中央台武工队员似的硬，而是不紧不慢，娓娓而谈。听她播音是一种享受。我偷听敌台最难忘的还是粉碎四人帮那件事。事发几天后我就听到了，高兴的心里砰砰直跳，当场笑出声来，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要好的熟人，对方神经兮兮地说：“出大事了”。不过我还是装不知道，怕说出去被抓反革命。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偷听敌台了。一直到美国之音里播出了上海人民敲锣打鼓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实况，我才敢说出去，第二天文件就传达下来了。不过好像大家都没有惊奇的样子，似乎都已经知道了。看来在那个时候偷听敌台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偷听敌台的那些年，白天我是三好学生，共青团干部，积极分子，写大批判文章，歌颂党，歌颂毛主席。在夜晚我是反革命分子，欣赏着台湾的“靡靡之音”，收听美国的新闻和时事经纬节目。但连我自己都奇怪的是，偷听敌台并没有影响我的政治观点。我思想并不“反动”。真正使我思想开始变“反动”的，是国内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很多事情。而当时偷听敌台的，恐怕各个阶层的都有。就连许多共产党干部也在偷听敌台。所以当时在所有的大城市对敌台都进行了干扰，小城市和乡下的干扰信号就没有那么强了。但无论如何干扰，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信号一直是很强的，有时甚至不必使用短波，在中波就可以收到。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改革开放，收听美国之音就基本上是半公开的了。记得同寝室有一位同学是班上学习最好的，他老爸给他装了个六管短波收音机，盒子是木头做的，土头土脑的，但收听效果极佳。他用来收听美国之音，学习英文也收听时事。他是中国第一批考上李政道教授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计划招收到美国的留学生。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在国内偷听敌台已经基本上绝迹了，代之而来的是翻墙。任何人想要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都将会一败涂地的。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阻碍中国人民和外界交流信息的那堵防火墙终究会被拆掉，就跟柏林墙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偷听敌台 #文革 #美国之音 #信息封锁 #个人经历

2天前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人。其父为蒋介石高级幕僚陈布雷。她不喜欢国民党，1939年加入中共，后嫁给地下党员袁永熙。 1947年，家里的中共地下电台被破获，她和丈夫被押解南京，蒋介石过问后特予释放。文革中，她被打为叛徒、特务，开除党籍。 1967年11月19日，从十一层楼跳下自杀，时年48岁。

#陈琏 #陈布雷 #袁永熙 #中共地下党员 #文革 #自杀 #蒋介石

利维坦冲浪里

5天前

腊畜这种物种说白了，本质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粉红自干五罢了，其下贱低能程度比当今粉红不知道得恶劣多少倍，毕竟你支改开以后确实还是有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光鲜亮丽，而能为把非正常死亡，事实上的农奴等级制作为27年执政主旨，其本人更是一个从抛妻弃子跑井冈山操大逼，到ab团最后再到文革，人生中主打一件人事不干的货色，能粉这种玩意儿，并且别人把证据铁脸上，也要咬死这是别人刻意抹黑的司马物种，为什么会有弱智民小理解并觉得比粉畜强呢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35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157 条信息

#腊畜 #毛泽东 #粉红 #农奴等级制 #文革

Ruters乳透社

5天前

总插齐心大黑逼书写小学高学历记载献忠人头数好骂好死シナ金

#习近平 #齐心 #负面 #文革 #政治

6天前

文革期间，广西曾爆发大规模吃人事件，15万人被吃。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3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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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广西 #吃人事件 #政治暴力 #历史悲剧

6天前

🔥 1966年文革开始，无休无止的羞辱让她不堪重负，萌生了逃港的想法。1970年，她让两个儿子先行逃离，后请人把5个装酱油的铁皮桶绑在身上，毅然决然跳进波涛汹涌的大鹏湾。经过10个小时的漂流，九死一生登陆香港。香港警察从未见过如此高龄冒死偷渡的老太太，忍不住和她握手。她叫陈子美，父亲叫陈独秀

#文革 #陈子美 #逃港 #大鹏湾 #偷渡

1周前

许林：文革中我曾摆拍新闻照片(1/4) 指挥工人们摆放板凳，对工人们的坐姿和高低位置进行了布置。工人们手中所持的《国家与革命》和《毛泽东语录》的位置也因考虑到了角度而进行了错落有致的安排。车间内的轴承被事先集中起来，以展现车间的工作环境。而墙面上的毛泽东语录条幅则现场出自本人之手。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3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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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摆拍新闻 #许林 #毛泽东语录 #政治

白板报 Whiteboard

1周前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粟异邦》【老白按】不要说什么「我们从古以来就有舍身取义的人」之类的，通过杨小凯的狱中记录我们知道，这类人已经被清除得干干净净。粟异邦就是其中的典型。粟异邦我认识两个粟异邦，他们的名字完全一样。一个粟异邦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他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怪人。由于我与他一样是喜欢异端邪说的人，所以我一直对他十分关切。有天我在寝室的走廊上碰到他，他正长跑完去洗澡。我问他为什么天天花那么多时间锻炼身体，他回答说：“我们这代人至少会有十年的大难，我这是早作准备。”我写“中国向何处去”前的两个月，他写了一张《打倒林彪》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林彪、江青、陈伯达。自然，他很快被关到了左家塘。我进左家塘时，他正好被判十年徒刑离开了左家塘，他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一直不能忘记他那瘦削高挑的身影。他总是在想问题，在学校时，常有同学围着他与他辩论。他回答别人问题时总是使人觉得高深莫测。有次一群学生围住他，他们知道他对江青持批判的态度，故意问他：“江青是什么人？”他会说：“吕太后！”知道吕太后的人马上会叫：“不准攻击江青同志！”他马上又会说：“江青是毛主席的爱人。” 十年后，我又碰到了这个在我印象中十分机智、很有思想的同学。那时我已从劳改队回到长沙。他母亲带着他来看我。那时的粟异邦已变得眼神呆滞，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他妈妈说：“这孩子在劳改队被干部打坏了神经系统。”粟异邦在旁插话道：“干部对我真好，看我伤了，不再要我出工。”他说话时，眼睛直朝上翻。他妈妈难过地看他一眼，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正式工作，在城建局做临时工，种树植草。他的罪名现在已不成立了，但一个好端端的人完全给毁掉了。”她忍不住取出手绢，擦着红了的眼角。我看着这个已失去魂的粟异邦，不但想起十年前那个聪明敏感的粟异邦，另一个血肉模糊的粟异邦浮现在我眼前。那个粟异邦是我在九号的邻居。他住在八号。我刚进九号时，他就敲墙壁叫杨曦光。我靠到前窗去接他的“电话”。“杨曦光，你好！我叫粟异邦，久闻你的大名，对你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景仰！”“谢谢你！”我一点都不了解他，只好客气地谢谢他的夸奖。我们号子里有个粟异邦的同案犯，我和粟异邦“通电话”时，他站在我身后。那天晚上他和我谈起粟异邦的案子。粟异邦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高官，一九四九年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杀害。听到粟异邦的身世，我想起一九五四年时我家曾住过的一所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那个公馆前院后院占地共有约两三百平方米。进大门有个花园，前厅是个很大的舞厅式的房间，灯都是藏在天花板下墙上的暗道中。我后来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新修的高干楼房有那么奢华的。我可以想象粟异邦幼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多么优裕的环境中。粟异邦自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初中毕业的五十年代虽然入学不大看阶级成分，但是属于四类人的子女是不能进大学的。这四类人是被共产党杀掉的，被共产党关押的，被共产党管制的，及逃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士，简称“杀、关、管、逃”。所以粟异邦念完初中就进工厂当了学徒工。他人很聪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应该在三年内掌握的车工技术。但按当时的制度，所有学徒工三年以后才出师。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学徒期限应该灵活规定，只要达到了出师的条件，应该允许不到三年就出师。反右派运动中，他这条意见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罪名，他被打成坏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他到农场后不久就来了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整个中国饥肠遍野。粟异邦和他在劳教农场的几位朋友经常在一起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叫“民主党”。这个组织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产党破获，粟异邦和他的三个朋友进了左家塘。我还没有完全听完粟异邦的故事，“民主党”一案就被判决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左家塘的牢门锁大响，我们都扒在窗前观看动静。七八名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人和荷枪的士兵打开了八号的号子门，一个军官凶狠地大声喊道“粟异邦！”整个左家塘那时静得掉根针在地上都听得到，所有号子前窗上都趴满了人。粟异邦被军人带到两排号子之间靠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穿军官服的人拿出一迭文件放在桌上，他从中取出一件，大声向粟异邦道：“反革命分子粟异邦，我今天代表长沙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对你的判决。”我们不是离办公室最近的号子，但也大致能听清判决书的声音。 “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其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本人一九五七年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劳动教养。粟异邦对我党和人民刻骨仇恨，在劳教期间，组织反革命组织‘民主党’，自任首领，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六条，对反革命组织首犯粟异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稍停，他厉声道：“粟异邦，你还有什么要说的？”粟异邦的回答使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民反对你们！”“闭住你的狗嘴，上死镣！”办公室传来叮叮当当的铁镣声。接着是锤子钉铆钉的声音，声音是如此清脆，深重，划破寂静的夜空，使人惊心动魄。粟异邦从办公室出来时步履艰难，手上戴着铐子，脚上戴着沉重的死镣，我们看不清他的脸色，但刚才他那镇静的声音使我可以想象出他的脸色。罗钢在我耳边轻声说：“这该死的脚镣不到执行死刑上死绑时不会取掉。”我没想到这死镣套在粟异邦的脚上竟有一年多。我在九号还听到过两次类似的死刑判决，被判处死刑的都是反革命组织首犯。似乎只有死刑判决才在监房内宣判，其它判决都是在监房外的预审室宣布。这些宣判中，粟异邦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另外那两个中，一个一直在大叫大嚷否认有个反革命组织，另一个则否认自己是另一个地下政治组织的头头。粟异邦是我碰到的第一位在死刑判决面前不作自我辩护，反而进行攻击的人。粟异邦离开八号的前一天夜里，又给我打了次“电话”。他的语调没有一点悲伤。“杨曦光，再见了！你要多多保重！”他没有被马上处死，而是被转到省公安厅模范监狱去了。肖福祥猜测，共产党大概要把死刑犯集中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处死，以便“杀鸡给猴子看”。有天我坐在前窗，忽然注意到对面号子里有人站在上铺的窗子边向我这边打“长途电话”。他在空中慢慢划着字，我稍留意看看，他写的是“小――凯――我――是――学――孟”。学孟是我的堂兄，小凯是我的乳名，他是在给我打电话！我们就开始用“长途电话”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已被判十五年徒刑，罪名是组织“大同党”。不久登有对他的判决的布告就分发到九号来了。那张布告上共有一二十个判决，他的判词是：“杨犯学孟，一九六一年趁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大同党’，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我专政机关破获……。”后来据学孟自己告诉我，没有判死刑的原因是，这个大同党一九六三年经济局势好转后就散了，也没有任何活动，直到文化革命时才被人查出来。学孟的父亲是位中学数学教师。我这位叔叔有七个儿女，学孟是长子，在银行做事。学孟和我的祖父是个地主，且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来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这种儒家教育传统肯定对学孟有很深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组织叫“大同党”的原因。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学孟是非常老实厚道的人，想不到他也有组织政党的野心。一年多以后我快被判刑时，粟异邦又被转回左家塘看守所，住在与九号斜对面的一个号子里。一天刺耳的脚镣声使所有窗口的人犯都朝粟异邦的号字看去。那是个暖和的冬日，一个左家塘放风的日子。随着脚镣的响声，一个看去像十四五岁孩子的瘦小个从号子里走出来。“粟异邦！”罗钢小声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比我一年前看到的粟异邦矮小得多，脸像掉了一圈肉，与我知道的粟异邦很少有共同之处。要不是我早知道粟异邦在那个号子里，我绝对不会相信罗钢的判断。他的棉衣露出棉花，好像破了一样。待我仔细看后，才发觉棉衣已被剪成几块，用绳子系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手脚被铐着，棉衣不能直接穿上或脱下。他目光炯炯有神，面色苍白带暗黑色。像其它犯人一样，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由于戴着脚镣，他走得比别人慢得多。我发觉他的嘴在神经质似地动，他在说话，尽管我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但他周围的人应该听得见。没有人理会他的演说。从他的视线中，我觉得他有点不同常人，他的目光没有固定的目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在他的言语中。但他看去绝对没有神经失常，他的目光并不呆滞，他的表情并不麻木。然而，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突然想起了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时传到中国来的一个词：“被迫害狂”。粟异邦并没有神经病，但也明显地不同于正常人，这大概就是所谓“被迫害狂”的状态。我文化革命前听到过很多共产党关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宣传，电影“白毛女”大概是个典型的例子，说的是一个妇女被地主和官府迫害，逃进深山装神弄鬼。但我却亲眼看见共产党把粟异邦这样高贵的人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精灵，与白毛女的故事比起来，粟异邦的故事不知要令人心寒多少倍。徐络腮站在一边监视着放风的犯人，有人在做操，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扯野草。不到放风完，徐络腮就走到粟异邦身边，恶狠狠地把他提前赶进了号子。粟异邦慢慢拖着脚镣回到号子的背影是我看到的他的最后的形象。我被判刑后，被转到了集中犯人去劳改队的二十三号。在那里我碰到了与我同一个案子判刑的宋绍文，他是从粟异邦那个号子转来的。我向他问起粟异邦的情况。“这真是人间奇迹！”一提起粟异邦，他就忍不住惊叹。“他现在已经瘦得和一个十几岁小孩一样重了。所有人都嫌饭少了，他却每天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别人。他吃得这么少，但却精神十足，每天要演说几个小时，不停地骂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谁都能轻易把他举起来，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任他攻击。”“他攻击些什么呀？”我轻轻问。“说现在是法西斯暴政。听到广播里讲中苏边境冲突，就大骂共产党又在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报上讲什么，他攻击什么。”他满脸不愿细说的样子，我也不好再问。他看我不再问，连忙补一句：“真是不可思议，他一定是精灵变的。” 我离开左家塘前不久，粟异邦就被执行了死刑，但他临死前的一些细节是在我到建新农场后从一个当时在场姓杜的犯人那里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马笼――乱了套。”他语气里和眼睛里还有一丝恐怖，“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还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我们对发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们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边，渐渐看清了那场景。他被上了死绑，头很难抬起来，但是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这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的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枝枪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我觉得那天的天气特别惨黄，全身被这故事刺激得起了鸡皮疙瘩。“这成了那天长沙市民中的新闻，参加东风广场宣判大会的十几万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动口号被当兵的当场刺死。”小杜神色悲伤地结束了他的讲述。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一块旱地上劳动，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个鸡场的屋檐下躲雨。鸡棚里，一位老头子犯人正在给鸡喂食。小杜问我：“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他是个戴反它的家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对共产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务的称呼。“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惊，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小杜小声说：“在劳教农场时，干部发现粟异邦与其他几个政治犯关系密切，就有意把他们安排到一个小组，并让这个老家伙与他们一个组。这老家伙私下里表现得比粟异邦更‘反动’，积极参与粟异邦及他的同志们的交谈，大家都把他当成‘内河子’，鬼才晓得他是公安局派来专门戴反它的。他也是劳改犯，但干部向他保证，如果他协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组织，至少会被提前两年释放。”我可以想象以后的故事，公安局通过这个所谓特情（特别情报）人员，把粟异邦的秘密民主党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但我还有些事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家伙现在还在劳改呢？”小杜笑道：“恶有恶报！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加上他本来就是因为有类似的政治观点坐的牢，使干部怀疑他心底里完全赞同粟异邦的观点，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粟异邦的组织被破获后，这个组织的人都一口咬定这个老家伙是真正参加了他们的民主党。干部不但没有给他奖励，反而给他加了五年徒刑。其实当初干部正是要他不择手段地骗取粟异邦的信任，但是再没有人提起当初干部的空头支票。本来也是的，三年苦日子饿死那么多人，谁都会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这来老家伙心里可能也是真的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而干部也是哑巴吃黄连，知道这些政治犯没有一个不恨共产党的。”小杜口气中又有了一点对那老家伙同情。直到今天，我并不真正了解粟异邦的政治观点，我并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但他那血肉模糊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比对第一个粟异邦更深的印象，特别是他与我“打电话”时诚恳镇静的声音与他临死前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可悲的是，世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了。

#杨小凯 #粟异邦 #反革命 #文革 #政治迫害

中国人研究院

1周前

中国底层张献忠反抗总是打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行动，他们信奉的毛泽东，而不是什么西方的民主自由，劝那些民主斗士少自作多情，往脸上贴金。在他们眼里，只有文革才是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时期，至于海外民逗，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境外敌对势力罢了。

#张献忠 #毛主席 #文革 #底层反抗 #民粹主义

1周前

🔥熊十力1885年生，湖北黄冈人。新儒家开山人物，与马一浮、梁漱溟合称新儒家三圣。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 毛泽东文革爆发，遭抄家、批判。对红卫兵的行为感到悲愤不已，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抗议。经常独自一人在街上和公园里自言自语： “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1968年因反文革绝食而死‼️

#熊十力 #新儒家 #文革 #绝食 #中国文化

1周前

1975年4月,人大才女张志新被拖到枪决现场,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张志新 #枪决 #文革 #冤案 #悲剧

1周前

文革时期，康有为的墓被掘开、颅骨被放在一个翻斗车里游街示众；孔子墓被炸药炸开，骨骇示众后被焚毁；张之洞墓被掘，尚未腐烂的尸体被弃，任由顽童踢弄拨耍；被掘墓的还有舜帝、炎帝、岳飞、包拯、张居正、霍去病、王羲之、蒲松龄、丁汝昌.......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3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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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掘墓 #破坏文物 #负面 #历史事件

1周前

1966年,胡适父亲胡传的墓地遭人挖开,棺椁开启……

#胡适 #胡传 #墓地 #文革 #破坏

1周前

《文革照相馆》什么时候开拍呢？

#文革 #照相馆 #电影 #拍摄

1周前

🔥 文革不僅屠殺了中國的精英、消滅了中國傳統文化，報復有文化的知識分子！還將人的肉體、靈魂、尊嚴一並摧毀殆盡😱！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3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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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屠杀 #知识分子 #传统文化 #负面

多伦多方脸

2周前

其实我挺不理解一帮人喊着让老中放弃“仇恨教育”的曾经犯下累累罪行，通过文革，三年大饥荒，害死几千万中国人的毛泽东一没有作出任何官方层面的道歉二即便到了2025年的今天，仍然躺天安门供人瞻仰，甚至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没有资格替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原谅这样一个暴君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35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157 条信息

#毛泽东 #文革 #三年大饥荒 #历史罪行 #仇恨教育

2周前

1969年4月，北京灯市口中学批准到黑龙江插队迁移户口的证明材料，盖章单位是北京市灯市口中学革命委员会，署名单位可吓死人了——首都工人解放军驻灯市口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灯市口中学 #黑龙江插队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69年 #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