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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1周前
郭罗基回忆说: 周扬(左)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指定要打右派)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陆定一曾自责:“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周扬和陆定一,是老干部中文革之后的大彻大悟者,我对他们二位恭敬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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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苏州市地方志: 《毛主席语录》和 《毛选》免费发放,每家有几本,不论开会上班,大家首先要学《毛选》,读《语录》。连郊区农民也都要擎着毛主席语录牌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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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爆料
2周前
🔥1970年,安徽固镇一家人讨论文革。 母亲方忠谋说: “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刘少奇怎么突然变成坏人? 我要为刘少奇翻案……” 16岁的张红兵大怒: “你反对毛主席,我要砸烂你的狗头!” 当晚他去举报了母亲。 两个月后,母亲被万人公判、枪毙。 张红兵后来说: 当年我害死母亲,如今每晚噩梦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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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仔细审阅毛的着作及其在文革中的言行,有理由确信,“大饥荒”实际上是毛一生最大的禁脔。饿死如此空前数量的国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大饥荒之后的毛氏着作中,竟然只字未提。文革的发生,距大饥荒结束不过四年,并不太远。然而,如此巨大而悲惨的事件——空前规模的“大饥荒”导致的 饿殍遍野,毛却一直保持缄默!其内心之恐惧,忌讳之森严,可见一斑。刘1962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麽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时,毛泽东当时回答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麽办?”(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P. 90)注意,毛的焦点是自己死后的政治场景。不难想见,他头脑里冒出的,正是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鞭笞斯大林的场景。曾经对毛百般恭顺的刘少奇,何以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与毛唱反调?其内心,正如他曾愤愤而言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试想,谁愿意承担人类史上最大饥荒罪魁祸首的恶名?(张素华:《七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321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难想象,刘1962年关于历史审判这句话,是深深地烙刻在毛的心中了。无疑,它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后果。林彪确实是对毛的心理琢磨得相当透彻的:“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政变讲话,1966年5月18日。有谁比林更看透毛?)。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大饥荒文革:毛泽东罪恶下的四千万冤魂· 13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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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毛泽东在文革时提出要破四旧,但他本人在床边放满了线装书,对中国古代的帝王权术,《三国志》、《水浒》等古书很感兴趣,很有研究。您怎么理解他的这种做法呢? 余英时: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傅斯年在与我做的特别回忆时曾说过,毛泽东托人买一些各国的演义,不管是《三国演义》、《东周演义》,各种 民间小说,他要了解老百姓的心理,希望在抓住老百姓心理中间夺取政权。所以,他夺取政权的那一套严格地讲都是从中国来的。他的一人专政也是从读封建古书来的,马列主义不过是给他一个门面。他心里想的是“造反”两个字,后来用的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使他的造反合法化了。 ---余英时: 习近平难以抓到毛泽东的遗产 尚清 BBC中文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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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文革”中,手持毛主席语录,胸带毛主席像章的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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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径残雪
2周前
中国唯一文革纪念场所将改造为玩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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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每当这时候,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都聚集着上百万人。人们群情振奋,高呼万岁。但是,在这毫无秩序的混乱中,经常发生踩死、挤死人的惨剧。当然,伤亡者人数从未统计过。 在狂拥乱挤的人山人海中,有人一旦被挤倒,就再也爬不起来 了。甚至只要一弯腰,就永远起不来了。有的人是想提一提被踩掉的鞋而被挤倒丧命;有的人则是为了拉一把身边被挤倒的伙伴而殃及自己。被挤倒的人经过无数人的踩踏,有些遗体甚至被踩得骨头都露出来了。有的外地来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为了见一眼伟大领袖,却有来无还,不幸在毛接见时的混乱中丧生。所以,每逢参加毛接见以前,或是参加十一国庆和五一节天安门广场活动之前,人们都互相嘱咐:“鞋被踩掉了,千万别弯腰提鞋!”“要是你旁边有人被挤倒了,千万别去扶他!”这两句话成了人人皆知的准则。 毛泽东接见完毕,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街一片狼籍,到处是失落的衣物和被踩丢的鞋。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东西华表成了临时失物招领处。华表四周无数遗落的衣物、鞋帽和人们随身携带的小红书堆积如山。人们亢奋犹存,声音嘶哑,披头散发,衣着零乱。有些人挤丢了鞋,赤脚蹒跚;有些人挤伤了腿脚,艰难跛足。他们互相搀扶着,寻找着失散者。救护车穿梭忙碌,抢救着奄奄一息的伤者,或是把无人认领,血肉模糊的躯体运往火葬场。 ---1967年五一节为了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对小姐妹踩踏牺牲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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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文革时期,韶山火车站,站外立着标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外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和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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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病人治国 关于文革,迄今已有大量史料,包括相关文件、回忆录和各种学术分析,光是铺排、分析和研究这些资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宋永毅的切入角度非常巧妙,他给主导和影响文革走向的重要人物一个一个地开出精神体检单,很多“为什么”的问题,答案就从病理分析中出现了。 此书(《毛泽东和文化大 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共九章,前六章就相当于六份病历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各占了一章。这六人地位遭遇虽然不同,却无疑是文革最重要的人物,他们中有些是主动的,如毛泽东,有些看上去是被动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文革中专门整人的如林彪、江青和张春桥,有些是专门被整的如刘少奇,有些是既参与整人也被整的,如周恩来;这些人都曾经是“亲密战友”,刘少奇和林彪都曾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江青及张春桥则是毛泽东后期认为是自己身边最可靠的人。然而,这六个主导和影响文革政治走向的人彼此之间并无互信,也不敢互信。 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在那样的特殊政治环境里,能够比较放心地信任的,只有自己的配偶。书中第七章,“从政治夫妻到夫妻政治:文革中的夫人参政现象”,分析了这一特殊的变态政治关系的影响。 在这部历史学著作中,作者引用了大量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分析,对文革中很多关键性转变点及其“为什么”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本书对文革研究的重要贡献。 比如,我们都知道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因是权力危机感,他要清除刘少奇以及其他元老们对他的权力威胁。于是他要整曾经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还要整彭德怀、贺龙等对他了解很深的元老,将他们置之于死地,而且必须让他们死在自己之前。这种狠辣之中不乏毛泽东精神疾患的因素,他的多疑,他的情欲,以及他昼夜颠倒的生活方式对思维与情绪的影响等等。他其实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另一方面,刘少奇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革牺牲者。宋教授对文革前四清运动以及刘少奇王光美夫妻政治的论述,证明了刘少奇对文革之运动方式及走向的巨大影响。只有充分认清了这种影响,才能看懂毛泽东的多重文革动机。对刘少奇作用的分析,是这部学术著作的一大亮点。 林彪和江青是文革初起时真正的风云人物,他俩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其他公众场合的表演极具戏剧性。他们都是文革初突然飙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们面对山呼海啸的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的讲话极具煽动性,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拖腔拉调的怪异方式。这是人前的表现,那么人后呢?任何普通的精神病医生都不难诊断出,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这两个人都畏风惧雨,怕光热,厌声响,而且严重失眠,重度抑郁,都有某种精神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这两个人本来是走不到一起的,却在文革初合作演了一场荒诞的双簧,诸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双双把自己推上了文革领导者的地位。这是两个精神疾病患者之间的合作,两人后来的结局也同样荒诞。 然而,这两人又是如此不同。林彪是党内斗争的老手,他时时刻刻在判断敌友态势,江青则除了毛泽东这个靠山,没有其他背景和实力。他们能合作,因为他们知道互有所需。他们貌合神离,却始终要让外界大众以为他们是一伙的,一文一武,加在一起力量就大了。直到林彪倒台前不久,江青给林彪拍的那张照片,还在报刊杂志上高调地演示他们的战友关系。 可是,他们的精神状态确实影响了他们在生命攸关问题上的判断。林彪的失误是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崛起,犯了毛泽东接班无后的大忌;江青的失误是她始终没有醒悟,毛泽东死后,她有敌无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低级失误,都和他们的精神疾患相关。 这些幕后的刀光剑影,当年我在偷听深谙“党内斗争”之惨烈的父辈们私下聊天的时候已经略知一二,还记得父亲在林彪坠机而亡后压低声音说的“火烧功臣楼”。如果说,林彪的突然失事出乎全中国人意料之外,江青的倒台却是我们那一代很多人在毛泽东死去前就预料到的。毛泽东死后一个月,中国政治的大变局是必然的,而局中之人却都处于“你死我活”的境况,毫无周旋缓和的余地。这一点,精神上相对正常的张春桥、姚文元就看得更清楚一点。 制度决定人格,还是人格决定制度 宋永毅教授的这部病理分析,呈现了文革中主导中国的那几个人物的变态和病态。如此看来,文革之荒唐,民众因此而遭受的苦难困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探索:文革政治的病态,是他们亲手建立的这个政治制度造成了这些人的精神变态,还是这些病态的人驱动了这个制度的运行? 这也许是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无法直接地回答。但是,如果我们面对未来,思考未来的中国政治制度,那么,探索文革政治病理学的机制,仍然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课题。记录和传递文革记忆,探讨文革的渊源因果,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人的职责。期待更多的人来参与,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更多的思考、研究和写作。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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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外国人镜头下文革时期的中国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351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542 条信息
#民生多艰:中国多地欠薪潮加剧· 553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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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分裂人格周恩来 如今已经有大量解密资料证明,毛泽东在文革中整老干部,几乎都是毛泽东示意,周恩来动手。周恩来以忠心耿耿的表面形象,实施了打手的功能,毛泽东要整人,甚至要致人于死地,是有目的逻辑的,而周恩来忠实执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他没好处甚至有伤害的事也做,而且做足。他在有关处理 刘少奇的文件上批示“刘贼可杀”,可谓面目狰狞。他背后的“冷面杀手”形象,与公开的“和蔼可亲”形象判若两人。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周恩来的分裂人格,一种精神疾病。宋永毅详细地讲述了周恩来分裂人格的表现。 这种分裂人格的另一面,是“人民的好总理”的几乎完美的形象。对我来说,周恩来这一章令人震惊的还不是那些坏事,尽管那些是我们以前想不到的坏。发人深省的是,他的完美好形象是怎样塑造的?中共那么多老一代革命干部,除了周恩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表面上那么好,背地里那么坏。即使毛泽东都做不到,十里长街送的只能是周恩来,不可能是别人。 我认为,周恩来的行为反映出他的精神变态更典型。他的变态思维,变态情绪,变态行为,都局限于面对一个人,就是在精神上完全把他打败了的毛泽东。在党的早期历史上,他曾经是毛的上级。那时他借共产国际的背景势力,曾经让毛泽东不得不服,记仇的毛泽东记了一笔他到死也还不清的帐。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就是一只斗败了的蟋蟀。他对毛泽东的惧怕,服膺,谄媚,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记忆,是非理性的,是绝对的。所以,他诊断出癌症,毛不点头,他就不能手术而无怨无悔,难道他会不知道这是毛有意为之吗?1975年6月,在他去世前半年,他自知来日可数,还给毛写了一封极尽自辱自虐自贱的求饶请罪信。他担心毛没读到他的信,于是给毛的女秘书张玉凤写了便条,求她“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时读给毛听。 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只要出了面对毛泽东的这种情景,在面对他人,面对外宾,面对群众的时候,周恩来的思维言行举止就一下子变正常了。他的精神变态只对毛泽东一人。周恩来是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年轻时他喜欢演话剧,还能演女性角色。事实上,周恩来一辈子是个善于演戏的人。他一辈子只怕一个人,就是毛。毛也明白这一点:你再怎么能,我要你怎么样你就不敢不怎么样。毛对周的羞辱也是格外变态的。 于是,周恩来的完整形象就是这样:在毛泽东面前他是个奴颜卑膝的奴才;而在人前,则是完美的“好总理”。出了毛周等小圈子,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周恩来是完美的。 不过,有一个人,第一眼就看穿了周恩来。那就是年轻时代的达赖喇嘛。 1968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亲赴印度达兰萨拉,采访年轻的达赖喇嘛。谈到周恩来,达赖喇嘛说:“我从不喜欢周恩来。他这个人太精明了。你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的眼睛一直在动,一直在看,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但那是一种危险的聪明。”“我相信我跟赫鲁晓夫可以交朋友,但是不能跟周恩来交朋友。其他共产党人中,我只见过一个人跟他一样可憎:布尔加宁。正是因为像他那样的人,使得我的中国之行如此困难。” 如果一个人表演得太完美,那么这种完美就必定是一种假象。 ---李江琳:文革政治的病理学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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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2周前
编者按:本文作者周七月是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与歌唱家王昆的长子。在文革中,周七月被判过“死刑”,冤坐了10年牢。30岁出狱后,周七月一直从事编剧、导演工作,是电影《火龙》,电视剧《林海雪原》、《牛虻》、《江湖兄弟》的编剧,电影《双雄会》、《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副导演。文章所写的俞强声,是江青前夫黄敬(俞启威)的儿子,黄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天津市长。俞强声母亲范瑾是北京日报创始人,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俞强声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在公安部门任职,后被发现为美国间谍,叛逃。 人的一生会发生许多种人际关系,亲人,生活,爱情,友谊,工作,斗争……有人你认识,有人认识你。但有一个人,我说不清我们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认识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 这个人就是俞强声。 ◇ 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 1968年3月初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九点多钟,我已上床,但还没有睡。那时我们家已经被查抄六次,五次是父母机关造反派干的,一次是我们同班同学来抄的。说“抄家”,也不准确,因为这次完全不是为了抄什么反党证据或资料,仅仅是来将我一次一次整理好的东西再乱翻、乱扔一通,泄愤而已。我们家那时只剩两间屋子,一间留给父母,虽然他们长期蹲牛棚,几乎不回家,另一间也说不上是干什么用,因为我父母既不能会客也无权工作,所以不是客厅,也不是办公室。我要是在家,就在这里搭一个行军床,白帆布的,木头架子,据说美国军人当初就是这样睡觉。 忽然走廊上穿来重重的纷乱脚步声。还没有容我判断,一群人已经冲入房间,为首的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宋金福。其他几个演员我都认识,因为我常常在暑假看他们练功、排练和演出。 宋金福是我母亲王昆非常看重的年轻人,刚刚介绍他入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还有五六条我不认识的壮汉。 宋金福严肃地站在我床头,勒令我跟他们走。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跟他们乘车来到中央戏剧学院,走上迎门大楼的四楼,小排演场东侧的一个房间。 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已经准备好的椅子上。大多数人退了出去,只剩下宋金福和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坐在我对面的长桌后面。后来知道他们是刘勇、周×、王明智等。还有一个男人戴着戏剧学院的白色校徽,应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吧。但那时人都戴毛主席像章,不兴戴校徽。他戴校徽,使我反而注意他。去家里抓我时他就在那些人中间。这时他并不坐在桌子后面。他固定坐在与桌子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不面对我,而是侧坐,也从来不问话。这也很有趣。 审讯开始了。和《水浒》中描述的一样,先是五百杀威棒。他们不用棒子,都是拳打脚踢。动手的人一般是王明智和刘勇。宋金福、周×问问题。有时只是周×。 审讯都是晚上,程序也差不多,几句话问下来,就看刘勇开始摘手表,然后就是他和王明智上来披头盖脸地打。有时旁边有看热闹的人,也上来打,好像是一种占便宜,人人有份的事。后来我只要看见刘勇摘手表,就条件反射地发懵,后面的事基本上就不知道了。 以后看过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写的回忆录,说敌人上刑也只是一开始难忍,只要习惯了,上刑时像灵魂出窍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懂。 其实所谓审讯也仅仅是要口供而已,已经有人全“招”了。他们审讯的方法很多,除刑讯外,还有当面对质和指认,也有秘密对质。比如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王昆那时也关在中央戏剧学院,有几次是强迫她垂帘听讯,隔着一个布帘听他们怎么打我和审我。 那个戴白校徽的男人始终在场,始终不说话,始终面无表情。但时间长了,我发现他的眼神是最权威的。那些凶神恶煞般的年轻学生和演员,常常要看看他才动手或收手。他侧坐的原因恐怕就是要兼顾两头:审讯者和被审讯者。 每天早晨听大喇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广播体操。三个月的“群众专政”很慢才过去。 1968年6月7日又是一个星期五,将近中午时,那个戴白校徽的人忽然进屋来让我收拾东西跟他走。其他人都没有上前来,在门外站着,仿佛这事跟他们无关。 我下了楼,上了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其实那是苏联嘎斯系列而不是美国吉普系列的车,只不过大家都习惯叫这类车为吉普,从抗美援朝战争来的称呼。 车左转右转,进了一道道的门,还有一道是电动的大铁门。我第一次见。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半步桥44号,北京市看守所。离我的小学不远。 那个人下车,也让我下车。然后就是搜身,解裤腰带,抽鞋带……一套标准程序。从他和别人说话中我知道了张郎郎在我前面已经被他送来。 哦,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个公安! 果然,我后来的几十场审讯都是他主问。他也不再戴校徽了。 他的审讯无非是重复群众专政时的问题,将口供抄在标准的审讯用纸上而已。另外的不同就是要按手印:抬头按,中间修改的地方按,结尾签字的地方还要按。我这人比较认真,修改供词很仔细,所以往往手印连手印,白字写黑子,然后就是红手印一个接一个,连成一片。他倒也很耐心,从不催促。很职业。 第一阶段结束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几个月后的反覆审讯,都是别人。我大致计算了一下,进看守所后审讯过我的有七十多人。现在让我回忆,我一个都记不起来。印象深的只有他。 1969年5月,我被解到看守所对面干部院里,进了学习班,留起了头发。干部个别谈话说是要释放我,但因为我是被革命群众扭送进来的,要做群众的工作,让他们接受我参加复课闹革命,所以还要等一等。在学习班期间,也陆续有人被释放,我也就兴致勃勃地等待自由了。 但我还是想不通,我怎么会是群众扭送进来的呢?明明是那个戴白校徽的人操控审讯,并由他非常得体地带进来的嘛。群众仅仅是打手而已。 张郎郎也在学习班。他自小是一个交际家,认识人多,他说那个人就是俞强声,他认识。俞强声是黄敬的儿子。妈妈是范瑾。范瑾我倒是知道,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被报纸早早地点名批判,是彭真黑帮干将之一。张郎郎说黄敬是江青的丈夫,后来离婚。范瑾住的红霞公寓是那时候北京比较新的干部宿舍,在王府井边上。那时批斗大会盛行,往往是范瑾被大会批判后,俞强声再领着红霞公寓的小孩们在院子里补斗一次…… ◇ 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 我对俞强声的了解就是这么多。 本以为这个人与我再无干系了。可没有想到,我们还真又遇到了。 1976年北京“四五”天安门事件时我还在监狱里,已经在生死之门下钻来钻去几个来回。那时看报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每天都要从报缝里看出个一二三才甘心。看天安门事件受奖名单时,我居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受奖人员中发现了俞强声!三等功。 1977年12月8日我出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要重新审我的案子:北京市当时的当权者还想将我送回监狱。 那时真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是“四人帮”被抓,国家有了希望;紧张是我并不安全,尚在监狱里的同伴继续证明我有罪,在法院我是百嘴难辩的。 好在那是向上的时代,好人多,人心善的一面也容易发挥和表现出来。公安局和法院的许多领导和干部都主动帮助我。 早春的一天,一个公安干部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是“内参片”,好看。我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公安部礼堂。没有想到,在门口收票的居然就是俞强声。十年没见,他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么从容不迫的,在寒风中兢兢业业地收票。我镇静了一下,举起票,迎着他走去。他撕了票,无任何特殊表情。那天的片子是法国的《决斗者》,画面极美。但我的心情一直静不下来。我不知道他当初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自觉迫害干部子弟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认出了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亦或我只是他职业和工作对象之一,他已经忘了;他根本不会在意我的生命和前途的……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唉,无论世道如何,俞强声总是能找到好位置的。 第二天,我找到给我电影票的人,问他是否认识俞强声。他当然认识,只是不知道是他抓的我。他说俞强声虽然“文革”中表现积极,但由于他父母的原因,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没有能入党。“文革”结束后,他母亲是最早得到平反的干部之一。因此他又成了干部子弟,受到提拔和重用,还入了党。 到1978年5月,我正式得到法院平反的裁定书。俞强声们对我再没有威胁了。除非再来一次“文化革命”。 ◇ 俞强声请假说乳母病重 以后听说俞强声被调到安全部,再以后,就是他叛逃的消息了。 巧得很,我后来遇到了一个很熟悉他的人。那人说,俞强声有一天请假,说是自己在平山老根据地的乳母病重,他要去看看。到期他没有回来,大家也不奇怪,因为那个部门的人本来就不太过问彼此的事。但几天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要通知他参加,联系不上本人,就找他妈妈范瑾。范瑾听说后立即对来人说“坏了”,因为那个乳母早就去世了。再查,俞强声已经通过香港到了美国。往后的故事就是报刊上公开谈论的那些。 想起俞强声,我最感慨的是他的可怜。他要革命,要进步,已经到了大义灭亲斗自己母亲的地步;他不择手段要将我们这些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孩子打成“反革命”,“叛国分子”,毫不留情,哪怕他认识其中的人;他不会不明白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真正目的是什么,但他毅然选择了镇压一方,并立功;“文革”结束,当权者对他不薄,但他还是选择了背叛! 他从容不迫选择的正是他当初用暴力强加给我们的罪行。几个家庭因此面临家破人亡,我几乎当他面被打死,后来又几乎被枪毙,前后坐了十年“文革”的毫无人道的大牢。 而他呢?最初选择的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群体;最后选择的还是背叛,背叛了他的家庭和祖国。 多么大的讽刺呀。 除了极端自私,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手上沾有无辜者的血,不知道他现在生活得是否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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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Fang
2周前
陶鑄是十年文革前的中共中南局書記,文革開始時一度奉召入京,後被打成「劉、鄧、陶反黨集團」的第三號人物而被整死。陶鑄的夫人曾志熬過中共十年文革浩動,出版了回憶錄,揭露被中共稱之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如同地獄,中共在此殺人放火,以及集體嫖娼的齷齪往事。 1933年5月,陶鑄在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時被捕,被送進南京監獄。陶鑄的夫人曾志當時在閩東任中共臨時特委組織部長,陶鑄被整死未能留下隻言片語。他女兒陶斯亮以一篇紀念父親的文章成了名作家。 曾志則寫了一本題為《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回憶錄,於1999年底問世,2000年初加印。 回憶錄披露,中共在被其稱之為「革命聖地」延安殺人放火,以及淫亂共妻的生活。 她描述,有一位做過地下工作的老人叫易繼光,被審查時,有人用皮帶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襖都抽破了。遍體血漬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塊。有一次用繩子隻吊他兩手兩腳各一個指頭,高高吊在窯洞的樑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 還有一位被斗的女人被打昏過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卻說她裝死狗,反而用腳死命踢她。另一女人被打得口鼻流血,滿臉儘是血污。月經來了,也照斗照打,結果褲子都湮濕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一大塊。 而上吊自殺的好像叫周風平,他是來自白區的省委書記…… 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燈如螢火般閃爍的昏黃燈光,四處靜悄悄,只有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粱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 還有一些場面雖然沒這麼鮮血淋漓,卻淫亂不堪。例如,有個叫危拱之的女人,大革命時留蘇,參加長征,後來當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她被審查時用褲帶自縊,被人發現時已七竅流血,但一條命算是揀了回來,此後半瘋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體宿舍裡當著別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個宿舍後,又召來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摟來抱去,滾作一團(此人曾是葉劍英的妻子)。 當時,林彪的夫人葉群也被關起來受審查,和曾志關在一起,她不上廁所,大小便就拉在臉盆和飯碗裡,然後往門外一潑,臭氣四溢,甚至有時她直接拿曾志的臉盆來方便。 曾志直書共產黨殺人放火 據稱,曾志參加所謂的「革命」時只有15歲。當時,毛澤東對外把延安形容成是一處「革命聖地」,誘惑了無數純潔的青年男女上當受騙跑到延安。 曾志回憶道:面對如火如荼的所謂革命形勢,「我熱血沸騰,再也坐不住了。我從一個深居簡出的教員家眷,一下成為拋頭露面的知名人物。我還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長的頭髮又剪短了,脫下旗袍,換上了男學生裝,包紮上紅腰帶,有時頭上裹了塊紅頭巾,背著紅纓大片刀,人稱紅姑娘。」 所謂的革命是什麼呢?曾志說,「革命」就是抄家分浮財,包括放火:「那時,我身上有一種紅的狂熱、革命的狂熱。最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過城門樓,突然覺得這龐然大物太可恨,于是,一陣熱血衝動,我一人抱來一堆乾草跑上城樓,把二樓給點著了。」朱德看見她的這一行動,居然笑了。 當時和她一起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晚上回來卻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 這些男女亂交的「革命青年」和土匪一般的「省委特派員」發動的「革命」就是實行焦土政策,強迫農民把自己的房子燒掉,牲口宰掉,跟著這夥瘋瘋癲癲的男女去推翻舊社會。 結果農民奮起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動員大會上,這些所謂的「革命者」成了憤怒的農民的刀下鬼,他們逃到哪裏,哪裏的農民就高舉大刀長矛從村裡衝出來,高喊殺共產黨。 當中共軍隊趕來鎮壓時,一個領頭的農民被抓住了,「被捆起來後還破口大罵共產黨放火殺人」。 被趕得四處亂跑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她「拿起梭鏢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閃身沒刺著。我又向別人要了一把大刀,連砍了幾刀,但砍不深,還死不了。用腳一踢,他倒在地上。我還是不解氣,再用梭標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亂扎,隻聽他發出呼呼的喘氣聲和哼哼的呻吟聲,那種聲音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作者閑雲野鶴說,共產黨一直聲稱國民黨污蔑它「共產共妻,殺人放火」,但曾志在回憶錄書裡,把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卻件件落到了實處。過去弄不懂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為什麼那麼喜歡造反,少男少女們打砸搶和用皮帶抽老師的那股幹勁又是從哪來的?現在茅塞頓開了。 共產黨共產共妻 2012年,大陸期刊《同舟共進》曾發表文章,披露上世紀30年代,中共高層在大西北集體嫖娼。 1933年5月,陶鑄在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時被捕,被送進南京監獄。當時,陶鑄的妻子曾志在閩東任中共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因同時與宣傳部長葉飛游擊隊長任鐵峰勾搭成姦,遭到了處分。 對此,曾志非常不滿:「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隻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 高崗看到中共省委官員竟然到妓院嫖娼。起初高崗感到很驚訝,但很快便隨波逐流了。 1934年1月,高崗因姦淫女性受到嚴厲處罰,但他依然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共中央紅軍到達延安後,高崗看到中共一些高官與他一樣淫亂不堪,自然更不會收斂,甚至有所發展。 隨著高崗在中共內權威上升,部下投其所好,還有女人投懷送抱,高崗從西北一直放蕩到北京。其妻李立群曾多次向中共高層哭訴。但高崗如此淫亂,其仕途未受到影響,反而一路走強。 事實上,共產黨的共妻是有淵源的,1990年第十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中、低層的革命者,在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們領袖的後頭,歷史學家緬古諾夫說,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個情人,革命者隨意強姦沒有護衛力量的婦女。 這個城市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內政委員波羅斯登給「公有化」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姦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當地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頭頭,也發放這樣的許可證。 波羅斯登給他的一名助手一張這樣的許可證,該助手就憑此證「公有化」強姦了10個姑娘。以下是這類許可證之一: 持有這分文件的卡馬謝夫同志,有權在葉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10個16至20歲的姑娘。卡馬謝夫同志可任意挑選看中的姑娘,被選中者不得違抗。 共產黨黨史顯示,共產黨是靠流氓起家,當初巴黎公社就是一幫流氓造反。而共產黨領袖們個個荒淫糜爛。馬克思婚外生子、列寧死於性傳播神經性梅毒、斯大林霸佔歌星被控訴、毛澤東縱情聲色、江澤民淫亂….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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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宋永毅:文革“解放军”屠杀罪行远甚六四 有关中共建国以来公开动用军队对平民的镇压(屠杀),举世震惊的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其实,就受害者人数、镇压(屠杀)者的手段而论,文革要大大超过“六四”。 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有青海军区一九六七年的“二・二三”血案、内蒙军区一九六八年的“内人党事 件”等等。而广西文革更是典型。在广西机密档案中被揭示的九至十五万的非正常死亡的受害者中,至少超过一半死于两种模式中:(一)全副武装的军队直接出兵镇压;(二)由军队主导、调动指挥成千上万的武装民兵的围歼消灭。 绝大多数的广西大屠杀的案例都是由军人领导、指挥、纵容甚至直接动手的。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参与这些暴力和杀戮的军人、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无恶不作的军人在文革后的复查中不仅大多数逃脱了惩罚,不少还得到提升。如在整个广西指挥杀人最多的原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原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新的宾阳县委多次打报告要将他逮捕乃至处以极刑,但是王在军队里巍然不动,还官升为少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原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挥,竟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对广西文革后的“处遗”调查完全采抵制态度,如一手伪造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的原南宁支左干部王生江,在文革后复查追究他责任时,竟无法在军队里找到此人。 图:1968年8月5日“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破后,“广州照相馆”门前人员被枪杀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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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爆料
3周前
🔥 颜纯钩:习近平下台流言峰起 王朝末年民心思变! 👍【颜纯钩评论文章】最近关于习近平下台的流言很多,有的已被证实是胡诌,有的虽不准确,却反映政治行情的起伏,这种情况,与文革末期很像,当时社会上也是小道消息泛滥! 文革不能称之为王朝末年,但却是老毛极左路线的尾声,当时也是政治封闭黑暗,政治行情变幻莫测,中共官场上头面人物,今日为座上宾,明日为阶下囚。左派江青四人帮一时很风光,一时又被老毛训斥,保守派老革命,一时邓小平复出,一时又被打入冷宫。 那时候的社会流言,也是五花八门,不知来历,说者绘声绘影,听者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与今日的大陆非常相似,也是社会混乱,官场暗涌,前景不明,民心思变。 为什么民心思变?因为政治现实已经坏到不能再坏,民众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现实千疮百孔,再坏也不过如此,只要有变就有希望,没变就死路一条。变之后可能短期内未必会好,但只要打破当下的僵局,日后仍有向好方向变的可能。也就是说,最坏的是不变,不死不活拖下去,次坏的是变,不管变好变坏,先变了再说。 文革末期,最先变的是周恩来去世,再变的是老毛去世,再变的是华国锋捉拿四人帮,再变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老毛死与四人帮被废是大变,没有这两个大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发生。当局势坏到无可救药时,不管如何,只要有变就是好事,这种情况与当前的情况差不多。 政治陷入僵局,没有解方,谁来都摆不平,那时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先设法改变,将原先的僵局破了,再作其他打算。变好变坏不是人力可以控制,取决于时势,取决于有没有应时而起扭转乾坤的大英雄,取决于民心是不是达到某些共识。不管如何,变才是根本,不变是必死无疑,变则凶吉各半。 习近平下台流言峰起 王朝末年民心思变 社会不稳,政权动摇,民心思变,这种时局最有条件成为流言的温床。因为高层政治高度封闭,政治异相层出不穷,人民看不到未来的方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酝酿深度危机,这时各种流言便成为政治自由落体的润滑剂。 因此,目前关于中共政局的各种小道消息,不管是大陆传出来的,还是海外自媒体生成的,都是正常现象,是当下政治行情的晴雨表,是一定会发生的。 流言有真有假,真的未必不走样,假的也未必无来历,当然创作出来的也不少。流言在传播过程中经过无数人的“再创作”,添油加醋有之,改头换面有之,流言就是流动之言,它不志在博你相信,志在博你传播。 有些海外自媒体有自己的消息来源,他们有些是从中共旧营垒中杀出来的,现在还有关系留在体制内,所以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体制内来的。但体制内来的也未必就可以当真,体制内流言也是正常现象,所以所谓真假,到这个地步已经无从辨别。 当然,有些流言之破绽百出,根本不值一驳,不过在流言四起的时候,不值一驳的流言也有生存机会,因为到某种程度,真假已不是终极的诉求,终极诉求是把局面搞乱,彻底失序,最终信与不信都不是问题,因为变已𫰛发生。 海外自媒体近期的流言喧嚣,我本来也不以为然,但转念一想,其实当你对未来已经近乎绝望时,流言的真假已经不重要。每个人都有判断真假的基本功夫,即使某些人缺乏这种基本功,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在资讯透明的社会,有正反的证据与论述可供参考,真相迟早会浮现。到最后还不明白的,那就是不肯明白,怎么都叫不醒了,那也无关大局。 反之,海外乱七八糟的真假流言“出口转内销”,传到大陆去,却有机会在那里产生一些社会效应,它会扰乱官场的正面论述,会在民间引起心理骚动,那时对这些流言产生恐慌的,不会是亿万无望的百姓,只会是当政的共产党。 真相往往迟于流言,流言可能印证了真相,也可能是对真相的扭曲。真相是用来纠正流言的,等到真相出来,流言便不攻自破,那时又会有新的流言出来,以填补人们精神的空虚。从这个角度看,流言也自有其生存空间。 习近平下台流言峰起 王朝末年民心思变 因为流言无端发酵,会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关于习近平削权、健康和下台的流言,必然打击习近平的声望,对他的政治地位相当不利,对中共维持当前岌岌可危的局面,构成严重的威胁。流言也可能鼓励公众对未来政局巨变的想像,使公众在绝望中维持一星半点对未来的期望。 该来的自然会来,流言也是禁绝不了的,我们不如放松一点,看到不同的流言,将信将疑、一笑置之的同时,多留一个心,以观后效,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够了。当然,一旦真相摆在面前,不管你当初信不信流言,真相应该凌驾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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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周前
这也是文革十年废除高考导致强力反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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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son🌎🌸贴贴BOT
3周前
6月7日,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目公布于众,其援引了老舍、艾青、穆旦三人在抗日时期的文章,让考生谈谈何为家国情怀。讽刺的是,这三人在文革时期皆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对此,有网友抒发了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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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3周前
郭罗基回忆:文革后要推翻毛泽东对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黑线专政和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都不行。直到1977年10月在缴获迟群笔记本上找到毛1971年6月谈话记录:“对17年不能估计过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公布了语录,“两个估计”才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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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潤傳媒
3周前
🔥【中国疫情现状】完了!中共国又要重回大白时代了,所以说这个国家只要搞运动,马上就有人闻风而动,要再搞文革,很容易的❗️ 🤔 中共邪党不灭,中华民族难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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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3周前
6月7日,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目出炉,引用老舍,艾青,穆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让考生思考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对家国精神的理解 然而讽刺的是,老舍,艾青,穆旦三人均在建国后遭受了严重迫害,文革期间老舍自杀,穆旦被定性为“美国特务嫌疑”住进牛棚,艾青经历反右文革,最后儿子艾未未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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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斯
3周前
文革时期,有一对夫妇被五花大绑,身上被绑满炸药。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让夫妇的孩子去点燃导火索,孩子不愿干,就往死里打那个孩子。最后,孩子边哭边扑向爸爸妈妈。点燃了导火索,孩子却没跑,紧紧的抱住了爸爸妈妈……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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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爆料
3周前
🔥自从毛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 200万致富的地主先走了, 接着是200万右派知识分子 再接着是数千万农民被“伟大事业”饿死 紧随着是几千万头脑灵活点的成了反革命,他们的死千奇百怪❗️ 剩下的是几亿愚民和一个开历史倒车的社会。 中国人民从来就没站起来过❗️ 1949前的民国是蹲着,49后是真正的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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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富翁
4周前
我之前就发过我对8964的看法,中左的邓小平对于极左学生的镇压而已,这些学生和那些free free 巴勒斯坦的反犹学生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希望革命后杀别人全家的极端分子,甚至于极左学生还在天安门夺权内讧,可能是文革时穿着开裆裤没赶上,最好邓小平李鹏能自杀,然后他们一个个分权力,你中宣部部长,你那么能打,就公安部部长。 我只能说邓小平虽然是广场屠夫,但避免了让中国回到文革2.0,这帮学生要当权就是中国塔利班,红色旅,赤军,红色高棉,只会走极左路线,夺权后中国将长期进入内战模式。 所以纪念8964首先应该引以为戒,左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极左是国家整体堕落的标志。
#8964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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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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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
#广场屠夫
#中国政治
#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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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4周前
抢夺教授话筒,不亚于“文革”的红卫兵。可惜你没钱像蒋雨融般游学,否则颠起来更令人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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