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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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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网友分享: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发生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66年8月红卫兵共打死“四类分子”及家属共324人,最大的80岁,最小才38天,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八三一事件”。 在当地活埋人时,一位祖母抱着孙子站在坑中,四周人挥揪尘土飞扬。孙子说:奶奶,眯眼。奶奶平静地说:没事,一会就不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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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 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53人。 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14个大队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义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11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9月1日凌晨1点赶到,冲了3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二三道防线前。王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白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9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作者: 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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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坏分子”是一个留有强烈历史痕迹的词语。所谓“坏分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之一,属于“群众专政”的对象。 地主、富农、反革命都好理解,唯坏分子让人不解。其实,与反革命的敌视社会主义不同,坏分子主要是指男女生活问题。文革时批判女流 氓时给脖子上挂双破鞋,那就是坏分子。 1965年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中共青海省长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坏分子就是这么来的。 一旦成为“坏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决不放过你。轻者单位批斗,重者判刑劳教。最有意思的是“坏分子”们写的检查,必须老老实实如实交待,不但定位准确,而且表达的淋漓尽致,不堪入目。老秦说虽然事隔了好几十年,可一读起来,比毛片还黄,是不是也有看了“毛片”的味道? ---文革时坏分子是怎样交待耍流氓 作者: 秦全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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