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

10小时前

红卫兵不分男女，都身穿黄色的旧军装。不知是天太热的缘故，还是故意要摆出这副样子，每个人都捋胳膊挽袖子，刁蛮之像让人兵痞难辩。男的是清一色的小平头，女的多是超短发，也有的女红卫兵将自己剃成一个秃子以示革命。不知她们是怎样将革命和消灭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封建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倾向那么自发地而又自然地毒害着少女的心身。如果当时可以做变性手术，这些女娃子们会毫不犹豫地躺到手术台上去的。站立时双手插腰。说话时国骂不离口，本来没有骂人习惯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已经不再温良恭俭让，也要在讲话时生硬地带出几句“他妈的”来。走起路来乍着胳膊，象一只只横行霸道的螃蟹。而远远望去又更象一片专门啃噬绿叶的蝗虫。这是一股真正黄祸。它的肆虐虽然时间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红卫兵这个短命的怪胎一降生到这个世间就发出了两声惊世的怪叫：一声是“造反有理”；一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丑陋的老三届”　　　　　　·刘　双·

#红卫兵 #文革 #造反有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负面情绪

10小时前

我到底有没有罪？ 1966年　30岁　女　T市儿童医院医生 1966年8月26日红卫兵大抄家高潮——整整三天经受非人虐待——用水果刀切断父亲颈动脉——被判“抗拒运动杀人罪”无期徒刑——十二年半的监狱生活—1979年3月2日被宣布为无罪释放我的伤痕是无法治愈的。二十年了，到今儿也弄不明白我杀死我爹对还是不对？当初判我无期徒刑，粉碎“四人帮”又判我无罪释放。我到底有没有罪？家里人，哥哥嫂子都说能理解我，可毕竟是我把他弄死的。如果不是我，他身子棒棒的准能活到今天啊。当初我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为什么我一会儿觉得冤枉，一会儿又悔恨自己呢？那时我像是神经错乱了，真有神经错乱那种感觉。弄不清楚，反正乱七八糟全乱了。 1966年8月26号早晨。不不，事情是出在8月28号早晨，26号是我家开始被抄那天。也正是在大抄家高潮时候。忽然砸开门进来一拨中学红卫兵，说我爹是资本家。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只是祖上留下一所房子，楼下一间住不了的租出去。顶多够上个房产主吧。可那时出租就算剥削，不劳而获。稀里哗啦就全砸了。一家人都赶到过堂上跪着去。我家都是老实人，没见过这市面，全吓懵了。我爹是画画的，解放前一张画送到美国展览过。红卫兵拿着展览证书看。好啊，你们跟帝国主义有联系，里通外国，特务什么的。我们简直吓死了。现在想想，红卫兵，那么点儿的小孩儿怎么就把你们吓成那样。可那是文化大革命呀！我们一条胡同差不多人家都被抄啊砸啊打啊。说弄死你就弄死你，真吓死人啊！又不是一砸了事。一会儿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又来一拨红卫兵，一会儿再来一拨，乱抄东西，抄走一拨就贴上一张封条。书呀画呀全弄出来堆成堆儿烧，楼里楼外地冒烟。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铰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到处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　　刚才说神经错乱，就是呀，我们当时并没有想跳楼，可我跟我妈不知怎么都从楼上跳下来了。事先根本想都没想，没路可走，逼到那儿一急，眼前那么一黑，跳下来了。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我是医学院毕业的，在儿童医院当医生。我是团员，干活拼命，还被评做先进工作者什么的。后来随医疗队下农村累病了，肝炎。回家养病就和爹妈住在一块儿。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家里边这场祸事。那天红卫兵进来大棒子一抡，特厉害啊，好像睡了一夜觉，就变成敌人啦。我们一家人跪在那儿，真不知犯了嘛罪。　　到了8月28号，整整三天我和爹妈根本没吃嘛东西，碗都砸了。就是趁红卫兵去吃饭的时候，拿锅给哥哥的孩子们煮点挂面汤。那天夜里，我和爹妈在楼上，心想一夜过去，天一亮红卫兵又要来了。又得挨斗游街没完没了地折腾，心里紧张，又怕，真是没路了，死吧！我们三人商量好一块死。当时楼里电线全切断，大概怕我们触电寻死，黑糊糊。我们三人坐在楼上过堂地板上，商量怎么死法。那天下雨，已经后半夜了。天快亮了，再不能等天亮了，快死吧。我忽然发现地上有个削苹果的小刀，跟钥匙挂在一起，是抄东西时漏掉的。这好像是惟一能救命的工具。我是学医的，懂得要是拿它切断颈动脉，空气一钻进血管就栓塞，马上就死，这是最快的一条路啦。我爹问我行吗？我说行，蛮有把握。我妈说，多亏咱闺女学医，有这法儿。我们就商量好，先切断他俩的，最后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没想到，并没达到这目的。临死前，我三人谁也舍不得谁呀，手拉着手，不知坐了多少时候。我打小和爹妈的感情最深。爹妈打算，他俩死，叫我留下来。我说不行啊，把你们弄死，我就是死罪，也活不成。当时那样子，想也不敢想，一闭眼就像能看见。时候不等人，天要亮了，爹妈抢着叫我下手。任何时候我根本不会杀人，更何况杀自己爹妈。可是那时，那种情况，我会做，也只能这么做。我爹说，你干的是好事，你是给咱们解除痛苦。一会他们再来，我们怎么受啊。那紧张劲儿逼着我下手。　　我打地上摸着个蜡笔头，抓着两块纸，摸黑写了两条遗书。为了家里人和我哥哥他们，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人民公敌，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受毒，坚决从社会上除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原先的丈夫，在外地工作）和姓穆的两家（这是指我大哥和二哥两家，我不能叫哥哥，免得跟我们再牵连上）你们坚决走革命的道路，是我们害了你们。我爹叫我妈先死，我妈叫我爹先死。谁先死谁就先逃命了。谦让半天。我爹说，听你们最后一次吧！我先死。　　我摸着我爹怦怦跳的颈动脉，一刺，就觉血热乎乎冒出来了。我爹还说，摸摸我还有脉吗？我说医学上讲用不了一分钟就结束。我爹说恨不得快点没脉。我妈说我们死了，你要干不成自己怎么办？她也明白我必须一块完，不能留。我说您结束了，我马上也完啦。我妈就像接受治疗那样等着我给她做。当时我们任嘛声音没有，也没有声张，不知我二哥怎么忽然闯进屋大喊一嗓子，像是红卫兵来了。二哥的声音简直不像人声音。他上来一把抱住我，我见做不成了，三口没法死一块啦，我快急昏了。猛劲挣开他，上了三楼平台一窜跳下。根本没想到我妈怎么办，更没想到跳楼，要是脑袋朝下也就完了。耳朵里轰一响，嘛也不知道了。迷迷糊糊过来时，印象是红卫兵声音。是不是，也不知道。再睁眼，已经在医院里。就见我爹躺在旁边，我妈也在旁边躺着。其实那是幻视，闭上眼不敢看哪。心里还寻思，坏事啦，我爸爸要救活了怎么办呢。隐隐约约净是批斗的声音。拿脑袋再想，这是女病房，我爹怎么可能在里头。不相信眼里看的是真的。只好闭眼忍着，耳朵那个乱哪，现在想，这大概就是错乱吧。我尽量张嘴叫，可不知为嘛没声音。后来再醒过来，就有人来问案，说的嘛记不清了。　　我完全清醒过来时，听说我妈妈也跳楼了。她是跟在我后边，我一下去，她就下去啦。后来法院问案时告诉我过程，说你爸爸当场死啦，你妈妈呢，给我们救啦。我一听就哭了，哭我爹死了，也哭我妈。我都摔成这样，她那么大年纪会摔成嘛样，救活也残废啦。等到文化大革命完啦，我打监狱给放回来时，嫂子告诉我，我妈摔下来当时没死，抬到医院根本不给治。你知道那时出身不好的不能住院。医院还组织出身好的病人批斗出身不好的病人。我呢，要负法律责任才给治的。我妈给弄回家，没几天就死了。我爹确是当场就死了。一个礼拜后火化的。　　我嫂子说当时把我和我妈都抬到医院，医院一看没我妈妈的事，就把我留下来，硬叫家里人把我妈妈抬走。医院不能给我这种人治病，很快把我转到监狱的“新生医院”。我是两腿骨折，左边小腿胫骨骨折，右边大腿骨横断骨折，整个全断。就这条腿，打这一断，两截骨头叉在一块儿，马上变成这么短，医院拿20斤沙袋牵引拉开了。可把我送到监狱时，医院非要把牵引的东西留下来，又给我的骨头放回去，好比重新骨折一遍那样。不就是20多斤沙袋子吗，起码先给我放着呀，不行，硬是放下来的骨头又叉回去了。医院对我真是够那个的。那医生啊，现在也不知他在哪儿，但愿他不再当医生了，唉。当时所谓给我治疗，因为我要负法律责任。也奇怪，断骨头这么拉来拉去，我一点也不觉得疼，一直也不觉得疼。眼泪也没有，就跟死了差不多。　　到监狱时看表是11点。下午两点监狱医院人上班，才拿着东西给牵回去，牵引得拿大钢针穿进再拉，一会儿放，一会儿拉。拿我真不当人了。牵引又牵错了位，到今儿也这么长着。两截骨头只连着五分之一。关节一挨就疼。这就甭提了，残了呗。　　十天后我被逮捕，铐上铐子。这是1966年9月7号。到了1968年军管，定我为“抗拒运动杀人罪”，杀人是刑事罪，抗拒运动是政治罪，更重，所以判我“无期徒刑”。当时我想，死刑倒痛快，这不让我活受吗？这是我的《判决书》，你看—— 查被告×××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解放后来得到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胆敢积极出谋划策，以自杀来抗拒运动，并亲自动手将×××杀死，后又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甘愿与人民为敌，已构成抗拒运动杀人罪。性质严重，情节恶劣，证据确凿。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特判决如下：　　被告×××抗拒运动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08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453 条信息

#文革 #红卫兵 #家庭悲剧 #杀父 #无罪释放

11小时前

马笑冬：发起斗人的是干部子弟吗？叶维丽：我相信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当时革命是要有资格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也相信，一旦红卫兵成立，这些人可能都是红卫兵。但８月５日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的名义干的。把目击者看到的片断连在一起，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校领导从楼里面被押出来，押出来后是先开会还是先围着教学楼游街我不清楚。在游街的过程中就开始打了，是用带钉子的木板打的，可能是废旧的板凳腿或桌子腿，看到的人说一打一个血窟窿。还给她们戴了用字纸篓做的高帽子。我的一个同学看到了游街，她说游第一圈时胡志涛衬衣还是白的，第二圈过来就成了黑的了，她还纳闷胡志涛怎么有时间换衣服，等走近了一看是泼的墨汁。这个同学突然一下子觉得一股寒气袭来，可那天又闷又热。她说冷是从心里出来的，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还从心底发抖。她很同情这些校领导，可马上又想：我怎么能同情她们呢？我是不是右了？这是一个同学当时的思想活动。开会的时候，这些领导轮流上去批判自己，一共是五个人：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教导主任汪玉冰一边说一边哭的声嘶力竭。接着就让校领导劳改，担特别沉的黄土，还要把土使劲往实里拍。胡志涛记得卞仲耘对她轻声说“担不动怎么办？”这可能是卞说的最后一句话。卞仲耘和胡志涛都担不动，担不动就打，据有些人回忆，这时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后来卞仲耘的丈夫王先生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工友，工友说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人，这里面应该有不少不情愿的在场者。有多少人动手呢？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是“你一下我一下”，也就是说上手打的不是个别人。可是这你一下我一下是多少人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校领导们后来从担土的地方被分头带走，在学生的监视下劳改。胡志涛被带到后院去用手抠很脏很硬的厕所便池盖，由高一的一个学生负责监督，同时还有别的年级的几个学生。胡认识监督的人，她文革前是个模范学生。卞仲耘被带到学生宿舍楼去劳改。不清楚她是上去干了一会儿倒下的，还是一上宿舍楼台阶就倒下了，总之她倒在了宿舍楼门口，倒下去就没再起来。卞倒下去之后，被放在了一个垃圾车上，拉到后院停在离北门不远的地方。这时候她已经大小便失禁了。她的身上被盖了破大字报纸和压上了一把扫帚。我一个同学，就是那个突然感到冷的，这时候听到卞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响。后来她学了医，知道这种声音说明生命已经很微弱了。出了北门两分钟就是邮电医院，但一直拖到一二个小时之后才把卞送医院。送的人有学生代表会的，也有一些老师。据说送之前有个老师想给卞校长换一下衣服，但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和血肉粘在一起，脱不下来了。她眼睛里面全是沙子，眼球已经不动了。 ---摘自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文革 #卞仲耘之死 #红卫兵 #校园暴力 #干部子弟

11小时前

卞仲耘校长“八·五”遇难简要经过王友琴：“８月５日以前，在北京一些中学已经开始发生暴力事件。女附中在８月４日那天，也已经有红卫兵学生用民办训练的用的木枪打了卞仲耘和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８月５日那天上午，当时掌管学校的革委会就通知了已经在所谓‘劳改队’里的卞仲耘、胡志涛、梅树民、刘致平、汪玉冰等人，告诉他们当天下午要斗争他们。实际开始的时间是下午大概两点时。高一的一些学生先开始，然后其它一些班级学生参加。在学校的操场和宿舍楼前，有人拿来墨汁，浇在他们的头上。也有人拿来簸箕，把他们游街，要他们一边走一遍敲簸箕说‘我是牛鬼蛇神’……然后把他们揪到锅炉房侧面一个高台上，让他们跪在那里，就喊打倒这些人。然后，把他们揪下来，有人到学校的木工房拿来正在修理的桌椅上的腿，上边有钉子，接着就把他们几个人……特别是把他们三位女老师，带到了学校的小操场，那儿有一些施工用的沙土，要他们挑土，进行所谓‘劳改’。当时把土筐装得非常满，卞仲耘根本就挑不起来，她们就打，而且用有钉子的棍子打，看见的同学说，钉子打在肉上，就看见血很快从那小洞洞里涌流出来。梅树民和刘致平两个男老师被押送打扫男厕所，他们和三个女老师就分开了。这中间，有人去锅炉房拿过开水来烫他们。卞仲耘从小操场又被押送到学生宿舍楼一楼的厕所，让她打扫厕所，这时候她已经站不住了。然后她又被拉到宿舍楼门口，昏倒在门口的台阶上。这时候还有人往她头上扔东西，用脚踩她的脸，踢她，她已大小便失禁。胡志涛副校长曾经也被拉到那个地方，她看到卞仲耘的瞳孔已经扩大，她说‘ 这个人已经不行了，应当送医院’，红卫兵不听，把胡志涛推到一个屋子里，关在那儿。后来是校工把卞仲耘放到一个垃圾车上，送到了校门口。学校的对面就是医院，但是她们说，送过去影响不好，所以把她的身体放在学校门边。一直到天黑时，才推到对面邮电医院，医生说已经死了很久了。这就是那天下午的简要过程。” ---再谈卞仲耘之死：聚焦“六六‘八·五’” ·张　敏·

#卞仲耘 #红卫兵 #暴力 #迫害 #文革

1天前

你能想象人间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么？在1966年8月—9月间，北京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许多学校都变成了杀人的魔窟。在这里，我首先读一段杨继绳所著文革史《天地翻覆》对当时北京六中的描述：座落在天安门西侧不远的北京六中，是“西纠”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私设刑堂，自立“劳改所”，打死学生，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六中“劳改所”有岗楼，岗楼上有一盏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射击孔、瞭望孔、警铃、汽枪。岗楼上日夜设岗，严密地监视着校内外过往的行人。迎面墙上就有一条刺眼的红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劳改”成员说：字原来准备是用人血写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红漆写成后还时常用人血向上涂抹。“劳改所”里，满地都是刑具，木枪、长棍、鞭子、尼龙绳······。在这里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一段时间里，“劳改所”天天都会传出鞭打声，惨叫声和狂笑声，所有的男女“劳改犯”都挤在这二丈长，七八尺宽的屋子里，平时不许交谈，睡时不许睁眼，不许翻身，不许打呼噜，连上厕所也要排队听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们的名字就被号码所代替。六中红卫兵对“劳改”成员施用鞭笞、棒打、“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坐土飞机”“开水浇人”等残酷的刑罚。“坐土飞机”就是由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手脚，象打夯一样，把人抛起一米多高，一齐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们在打人时却说：“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他们让“犯人”连续几个钟头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要跪在凳子腿上、头上顶着东西背诵，一直背诵到头昏眼花、汗流满面。背诵得不好还要重新背诵。（见杨继绳：《天地翻覆》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这段描述当中所说的“西纠”，全名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在“红八月”期间，这个组织可以说是臭名昭著。这个组织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而在它成立之后，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就从两位数上升到了三位数。至于这个组织的重要据点北京六中，更是如上所述，成为了骇人听闻的魔窟和集中营。被关押在其中的人们，则是遭到了极其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第七十一讲　恐怖的红八月（四）自由亚洲电台

#文革 #红卫兵 #北京六中 #红色恐怖 #虐杀

1天前

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老鬼：《血与铁》，页３０４）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１，７７２人被活活打死，３３，６９５户被抄家，８５，１９８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 ---“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宋永毅·

#文革 #周恩来 #红卫兵 #红八月 #迫害

1天前

1966年8月25日，在广渠门大街121号，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们，在当地片警和居委会的带领下闯了进去，进行所谓的“抄家”活动，不但翻箱倒柜、掀开了屋顶，而且对这一家的主人李文波、刘文秀夫妇进行了残酷的殴打，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作为老实的普通北京市民，他们手头并没有这些东西。按照毛泽东时代的身份“颜色”划分法，这一家的男主人李文波实际上并不属于被重点屠杀的“黑五类”。他的成分是“小业主”，可以说是个“灰五类”，并不是遭到最重点屠杀的对象。然而，极端的暴力和羞辱还是降临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头上。凶狠的红卫兵们不但逼迫他们交出所谓的“枪枝”和“黄金”，还不允许李文波的太太刘文秀上厕所。在这样的羞辱和暴力之下，李文波再也无法忍受，便拿起菜刀展开了抵抗。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使他遭到了更为惨烈的暴力，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然而，在李文波血案发生之后，周恩来，也就是所谓的“敬爱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时，把李文波忍无可忍下的反抗行动“定了性”，表示这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在周恩来亲自下令的情况下，北京市法院在1966年9月12日用“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判了死刑——然而，就连真正的行凶者们都曾经表示过，刘文秀并没有进行“行凶杀人”。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第七十一讲　恐怖的红八月（四）自由亚洲电台

#文革 #红卫兵 #李文波 #刘文秀 #周恩来

2天前

‘狼奶养大的一代’ 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每一个人的惨死过程都是一个血腥案例。即使未被打死的，同样充满嗜血的残暴。请看L市某中学语文女教师（“文革”开始时，该女教师28岁）对于他们学校学生们残忍行为的叙述：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吗？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权，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阴茎扎紧，再逼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狼奶养大的一代’吧！”（冯骥才：《文革中一百个人的十年：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这些学生的恶行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十七年中强灌“狼奶”的必然结果，天天强灌“狼奶”，越灌越多，自然要从“人”转化成“狼”。那些“蒯大富们”，即出生于1941年－1949年、“文革”发生时年龄在25－17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和准大学生们，特别是那些中共的“干部子弟”们，被灌得满肚子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狼奶”，狼性能不发作吗？ ---"狼奶与“蒯大富们”" 徐时利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08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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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红卫兵 #残忍 #狼奶 #迫害

傅志彬Fu Zhibin

4天前

续一：。我在文革中长大，而且是学哲学的人，对这类造神话术有着天然的敏感，也知道大凡想把自己塑造成神的人都不会是什么好鸟，所以也自然对川普没啥好感。2016年川普胜选，随着他在2017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其言行怪诞，但在美国和中国还是拥有大量拥趸。我没忍住，写下《川普的美国与红卫兵的中国》

#川普 #文革 #造神 #美国总统 #红卫兵

1周前

🔥 广州出现大批紅卫兵，打砸抢的紅袖套又來了‼️

#广州 #红卫兵 #打砸抢 #紅袖套 #负面情绪

1周前

粗野的红卫兵骂话中国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著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10年的口号 “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 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刀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路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 “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 ”、“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 、“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粗野语言 #造反精神 #他妈的

1周前

我斗胡耀邦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４７中的），各揪住他一侧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得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二十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 《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寄自广西的信，一个自称是耀邦老战友的女婿李洪欣在信中写道：耀邦同志在南宁的时候，闲聊时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杨沫之子老鬼忏悔录：我斗胡耀邦图：团中央机关斗争胡耀邦、胡克实、王伟

#批斗胡耀邦 #红卫兵 #文革 #老鬼忏悔 #历史反思

1周前

比赛杀人中共建政后，高官们为保证他们子女成龙成凤，各系统纷纷办了特殊化的子弟学校。如北京的景山小学、育英学校，是中央级的子弟学校，刘少奇的孩子就在那里上学。华北军区办的八一学校，占用了海淀一所清朝王府故址，曲水亭榭，人间仙境，文革时北京人才有幸一饱眼福。另有一所中央军委办的干部子弟学校，以纪念国庆为由，起名“十一小学”，后增办初中，更名为“十一学校”。我于1962年8月以现役军人身分调入当教师，随后转业。我按部就班教书四年后，遇到文革，“停课闹革命”。我身处动乱中心（北京）的中心（“联动”巢穴之一），经历难得。１９９５年来纽约，６４岁的我，追忆文革期间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往事，写下我站在十一学校办公楼前，同一个男生的谈话情景。下面是原文： “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 “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 他刚１５岁（我教的那个班都是十五、六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他说话时是那么悠闲自在，哪里象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接着他向我描述了这样的场面：王府井旁边有一座天主教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递解出境（当时《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加以报导），后来便住在那里。有教堂里储存的罐头食品，吃饭自然不成问题。每天先到警察派出所问：“ 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入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当然用的时间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然是宋某某等几个女生。宋某某是我平时喜欢的女孩子。她腼腆、娇小、作业认真、字体清秀、考试成绩也在班里数一数二。而现在她居然能用皮鞭连续“作业”，成为“冠军”，连眼前这个男生也流露出 “自愧弗如”的神情。人之变化，令人难料；毛泽东之“神力”，也确非虚传。十几岁的女孩子以杀人为愉悦，我至今不敢多想。，，，有人会问：“你说的是事实吗？”告诉你：均为事实。当时我和那个男生站立的位置，他的神情，至今记忆清晰。，，，我当时是在内心震动中接受信息的，怎能忘记？我现在再补充这个男生当时说的两个情节：第一、他告诉我：红卫兵打人的器械除皮鞭外，还有截断的自行车链条，以及木棒。有一个老妇被红卫兵推倒前，不哭喊，不抵抗，口中缓慢地说：“你们打死我吧。”一棒子下去，她的臂骨断了，慢慢蜷曲，就象烧烤猪腿一样。这段话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只是此刻打字时手在哆嗦……。第二、他还告诉我：带来的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狗崽子，也被打死。他问我，“她这么小，怎么也是资产阶级？”我这个当老师的太不称职，当时什么也答不出来。 ---“一则“比赛杀人”传言的辨正” ·方影竹·

#文革 #红卫兵 #比赛杀人 #人性泯灭 #校园暴力

1周前

破四旧风潮王宇：红八月以后社会上就开始抄家了，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看过三次抄家，一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姓刘的高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看到的这次抄家，可以说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了。那次是李红旗带人去的。他们到了以后，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放好，进行登记，然后叫故宫博物院来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抄家时，绝对没有打人，而且没有毁坏东西。我看他们家的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还有４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他们说当时值４０００元。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地登记了。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同学的表哥来找我，说家里特别困难，说要那个存折。我说，你拿走吧。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大约用了２００块钱，买大字报纸了。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李红旗说我在抄家时，还撕了人家一个香港存折，上面有５０００块钱，但这事我不记得了。后来两次是到西四和北长街，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忘了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来的味儿。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他们家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得多，就落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我当时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结，他这个中将，一生打了多少仗啊，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地步。我没有指挥过抄家，这几次我去也就是应个景。因为当时你要不去抄家，不应个景，也会有人批评你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也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对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

#破四旧 #红八月抄家 #红卫兵 #王宇 #文化大革命

1周前

侯瑛插话：当时我们学校对面这块儿，绒线胡同、西长安街南边尽是名人的家，特别多。那一块儿住的尽是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的遗老遗少、达官显贵、名人，乱七八糟的多极了，都是特别好的四合院。那时抄家也特别厉害，全是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太报的信，然后还有派出所报的信。当时我觉得我们抄家是保护性的。如果我们不去抄，别人就会去。我们去了之后呢，真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说，我贴上封条后你别的红卫兵就不能随便拆。我记得那会儿“八一八红卫兵” 抄了一家，就是学校对面大院的一家。后来，那个人见到我就跪着磕头，他不是害怕是感激。我们把他们家东西封起来了，而且允许他们吃饭。还有南城的一家，“ 八一八红卫兵”去了，“红旗”也去了，那个人是个民主人士，姓陈，挺有钱的。后来“红旗”那帮人就住在那里了，把他们家的钱全给花了。那会儿“红旗”就特恶劣。后来王宇不是跟他们几个急了嘛。其实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你说这学生知道什么呀？大概西城区的抄家比较狠一点，要比海淀的狠。李红旗插话（２８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红旗”成立后，找过我，但是我没参加。我看不惯那些人，也不想过深地介入。当时群众也看不起他们那帮人，另外那时候不是有血统论嘛，我不大认同。“红旗”这个组织，在社会上抄家的时候，是连吃带喝带玩的。后来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对他们反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我记得，当时皮手套很贵，他们３０多个人，每人买一双，实际上就是用抄家的钱买的。而且他们毁坏了很多东西，有一个乾隆御批的铁卷丹书也给撕了。抄那个北洋政府姓刘的家，整个过程是我领人去的。文物呢，我们主动把故宫的人叫来了，让他们收走。他们有的收走了，有的不要。其余的我们封存了。侯瑛插话：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金条，请银行来收，银行不来。我提着那个提包，大概有那么两小包吧，就送到银行，人家还不收。送了好多次，后来西城有个银行终于收了，还给我开一个收条。这收条我交给他家了。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

#抄家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名人 #四合院

1周前

红卫兵 1978年，红卫兵组织被宣布取消，因而65年以前出生的都有可能曾经加入过红卫兵。著名作家，曾经的清华附中在校生张承志是＂红卫兵＂一词的首创者。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标的是宋任穷女儿，北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校长，死于美国的宋彬彬。红卫兵一代依然活跃在中国的重要位置上，包括网上。

#红卫兵 #张承志 #宋彬彬 #历史 #文化大革命

1周前

王友琴：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左奶奶和马大娘，一九六六年时是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胡同里的人们一直叫他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中。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着他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北京东厂胡同位于东城区，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之间。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机构“东厂”是这个胡同的名字来源。在这个胡同里，有中国科学院的“现代史研究所”，在胡同旁边，是“考古研究所”。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报纸号称有一百万人。这一事件把红卫兵运动引向高潮，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学校中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同时，也把八月初在北京校园开始的大规模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和杀戮，引向了整个北京。北京每日被打死的人数在八月十八日之后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帮助下，抄家，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近十万市区居民离开北京，并且活活打死了数千人。这些人的死亡从未被报告，名字也未被记录，尸体被焚烧后也不准保留骨灰。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这些人中的两个。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份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一九六六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并且毒打左奶奶。北京传统的四合院中，多种有葡萄，夏天绿叶成荫，还有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回来，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在那里等着。左先生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起来打。另外，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据一位邻居讲，听到他们的一声声惨叫，她无法忍受，就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声音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据说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就会回想起那一景象，感到胆战心惊。另一位耳闻者说，打他们的时候，声音“象杀猪一样。”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在那一天，八月二十日，东厂胡同二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置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都成为红卫兵打死他们的“理由”。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口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记得那位母亲好像穿着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一九六六年夏天在北京，那么多人被打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做“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象左奶奶，曾经拥有私人产业。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政府，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残酷的方法杀害的。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种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马大娘是个作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在“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Q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胜利”而感觉高兴。但是她没有。在无数受难者中，她的故事是个例外。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作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体现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东厂胡同里有“现代史研究所”，可是他们还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所”在将来去作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怎么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可是一九六六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他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考古学家将无能为力。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08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453 条信息

#文革 #红卫兵 #暴力 #死亡 #左奶奶和马大娘

1周前

你一副妥妥的紅卫兵嘴臉，就是女版蒯大富，留在台灣确實屈才了。等統一不知何時了，只爭朝夕回山東吧，祖國人民欢迎你！

#红卫兵 #蒯大富 #台湾 #山东 #负面

2周前

“文革”中，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音乐家马思聪被打，家被抄，人被关进牛棚。其妻王慕理带着儿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关照马思聪的厨师贾俊山传来消息，马思聪可能想自杀。王慕理急忙带女儿回北京。在火车上受到红卫兵的盘问，“幸亏女儿马瑞雪做出粗鲁的样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动作粗俗，这才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动者的农村妇女。” ---“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刘索拉

#文革 #马思聪 #红卫兵 #思想改造 #逃亡

2周前

这幅照片显示1967年红卫兵捣毁一个寺院。全国上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文物高潮。1966年11月，200多名北京红卫兵到山东曲阜“讨孔”，几周之内，查封孔府，砸毁孔庙的许多碑刻，孔林内大量的古墓被挖掘，包括孔子墓。红卫兵还烧掉大量古书籍，字画，砸毁古瓷器。 ------文革发动50周年：从十件物品来看文革 (BBC NEWS 中文)

#文革 #红卫兵 #破坏文物 #负面 #孔庙

2周前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摘自毛泽东写于1927年土地革命时期的文章，文革期间被广为引用，成为对“反革命分子”“走资派”等施行暴力的依据。据统计，1966年8月，仅在北京，就有1770多人被红卫兵和其他人打死。死者包括教师、学生、工人和房主。 ---文革发动50周年：从十件物品来看文革 (BBC NEWS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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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毛泽东 #暴力 #红卫兵 #阶级斗争

2周前

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八一八”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报名。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问她们会不会说“他妈的”，拉拉和汀汀都张不开嘴。男孩又问她们敢不敢打人——敢不敢“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她们又都卡了壳。在考官们的讥笑声中，她们逃到操场上。怎么办？一个字，练！二人来到墙角，汀汀先说，拉拉跟着学，比赛看谁说得好。二人循序渐进：他妈的——你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蛋——你他妈的混蛋——滚你妈了个蛋——你他妈的王八蛋！—— 当骂到最高级的时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气，小声地：“你妈——BI——！”拉拉跟着学，只说了“你妈”，就说不下去了。汀汀给她做榜样，“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你妈——你妈——你妈——BI——I——。”最后一个字像炸弹一样，把“八一八”司令部的小男生们都吓得伸出脑袋往窗外看。拉拉不甘落后，回家插上卫生间的门，对着镜子，从“他妈的”练起，一直练到“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敢大声说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练了半天，竟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终于，在她哥哥烧邮票的时候，她恰当地“操”了一回。哥哥大为赞赏，奖励了她一件茧绸男式军装。学骂中还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汀汀从小声地说“你妈BI”，到大笑，到冲着操场大声喊。拉拉对着镜子练习骂人时，脸红了，出汗了。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四四派”头头，原北京２５中６６届高中毕业生李冬民，“文革”发动四十年后，讲了当年小女生们学骂人的事——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的、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操”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在她们原有的观念中，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骂人不再可耻。革命建立了新道德，骂人成了一种资格和光荣。当汀汀大声喊出来“你妈BI”的时候，当拉拉脱口而出“操”的时候，她们没有了羞耻心。无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解放感。它使我们挣脱了道德的枷锁，扔掉了规矩、习俗、舆论合制的紧身衣。因此，她们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品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奇异而美妙的感觉，在叶维丽的回忆中隐约可见—— 我还跟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这个“无形的禁锢”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规范。它来自父母长辈，来自街坊邻居，来自老师课堂。它，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在人心中筑成了一道堤坝。使人们有了羞耻心，知道了好坏、美丑、善恶。史无前例来了，它用与原来相反的道德，摧毁了这个堤坝。于是，解放感油然而生——“我们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学一群“祖国的花朵”的感受。 ---“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刘索拉

#文革 #红卫兵 #脏话 #思想改造 #道德解放

2周前

那时候，随便哪个学生在校园里遇见“牛鬼蛇神”，都可以任意呵斥，老师们没有一点儿尊严，斯文扫地。一次，我遇到了毕德质老师，想起听说《牛鬼蛇神之歌》是他作词谱曲的事，觉得好玩儿，便喝令他停下唱了一遍才放他走。还有一次，看到毕老师与另外几位“牛鬼蛇神”排着队不知到哪里去，又喝令他们必须边唱边走，一直到他们走远。有哲人曾说过：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可当年哪里讲这些，“亲不亲阶级分”，“好人打坏人，活该！”阶级敌人根本不被当作人，可以任人侮辱，没有谁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愿不愿这样被人作践，愿不愿家人看到自己被人糟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在我20岁之前，还真没有听说过。 ---一个红卫兵的忏悔：我的“文革”经历作者：刘伯勤

#文革 #红卫兵 #忏悔 #批斗 #毕德质

2周前

有时我也会兴高采烈地去“参观”一些在弄堂里举行的即兴批判会。楼下的那家印尼归侨，三个姐妹长得如花似玉，远近闻名，号称 “姚家三姐妹”。她们的批斗会最是轰动，吸引了大量“观众”，整条弄堂挤得水泄不通。附近中学的红卫兵们剪掉了她们的包屁股小裤腿的裤子和烫卷的头发，稀疏的残发间露出了白嫩的头皮。她们的父亲遭人痛殴，衣物、高跟鞋和法国香水则被堆在弄堂中间放火焚烧。人们在高喊口号和起哄，像出席一场小型的狂欢庆典。突然一声爆炸，人们吓得四处逃窜，后来才发现不是炸弹，而是某罐化妆品在作祟。那些在灰烬中残剩的衣物，在黑夜降临后被居民偷走藏起，改做成了孩子的内衫。好布料，多好的布料！一个老太太在灰烬里搜寻，手中执着一些碎片，摇着头自言自语。夜风吹散了最后那些黑色的灰烬。这些革命戏剧几乎每天都在四周上演。金条、珠宝、瓷器、唱片、书籍、衣物等各种细软和精美的欧式家具，成堆地从屋子里搬出，经过一场即兴批判之后，被卡车运走，变得不知去向。一次，红卫兵从对面的资本家的沙发垫子下面里找出了上百只旧尼龙丝袜，原来那家女主人有一个癖好，穿过的袜子从来不洗，往沙发下一塞了事。这些臭袜子便成了腐朽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生动教材，在批斗会上向四邻展示。 ---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

广西文革期间人肉事件揭露，令人发指的惨剧· 31 条信息

#文革 #批斗会 #红卫兵 #归侨 #迫害

2周前

文革口述史：湘中酷刑“金鸡啄米”和吊“半边猪” 谢道和：在文革期间，农村的斗争对象其实主要是针对那些“地、富、反、坏”，，斗争的地点主要安排在大队的加工厂，由大队干部安排红卫兵来执行，方式就是滥用酷刑，包括“金鸡啄米”，吊“半边猪”等等。所谓的“金鸡啄米”，就是用绳子反绑住受害者的双手，然后，绳子绕过屋顶的横梁，把人吊起来，人呈半弧形状悬在半空中，头朝向地面，所以叫“金鸡啄米”。因为身体的重量全部落在被反绑着的双手和臂弯上，所以受害人会非常痛苦，这种酷刑持续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二十分钟，即便是如此短的时间，当人被放下来时，也已经是半死不活了。并且，在整个酷刑的过程中，红卫兵们还会用竹鞭狠命地抽打他，每一次斗争，受害人都会被打得鲜血淋漓，遍体鳞伤。吊“半边猪”也是如此，把人吊一只手，一只脚，悬在半空中，用竹鞭抽打。图：1965年3月25日，一名年轻女性在批斗一位农民，称他“不合理地”向她父亲施压，让其按时还债。 Li Zhensheng/Contact Press Images ---纽约时报中文网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408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453 条信息

#文革 #酷刑 #金鸡啄米 #吊半边猪 #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