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胡平:谁是大兴县血案的罪魁祸首?——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各公社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说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要杀死地富及其亲属。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这场大血案在严家祺与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有记载,遇罗文(遇罗克之弟)也写过专题调查。还有一位张连和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五进马村劝停杀”。 张连和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文革初期被选为文革组长。张连和回忆道:“‘8.31’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后,张连和写了一首“七绝: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阴转多晴把党夸。 读张连和的回忆文章,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很奇怪。首先,这场大屠杀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政府不是被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是很快就掌握了情况。但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听任事态发展。屠杀是从8月27日开始的,可是政府直到31日才赶赴现场制止。也就是说,政府听任屠杀进行了整整四天之久。 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动了大批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以及县委办公室、监委、共青团、武装部、派出所等干部,甚至连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都亲赴现场。奇怪的是,去了这么多干部,却没有带什么军警。按照张连和的记叙,当他们一些县委干部来到马村村口时,竟被马村的民兵阻挡,在费了一番唇舌后才得以进村。到了作案现场,凶手都在那里,人证物证俱在,政府却并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对其口头劝说。对方居然还不买账,还和他们争辩,以至于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对方才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按说,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应该当场抓人,如果对方敢拒捕,那就该当场开枪制服;可是政府却只是一味劝说,和凶徒们不断地谈判,只求对方放下屠刀。这哪像是政府所为呢?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政府可以运用它垄断的暴力工具,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可是在这里,政府却是把它的强制力弃而不用,宁可像个手无寸铁的牧师那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其实,说怪不怪。 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此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根据严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记载: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就开始了对黑五类的大屠杀,直到9月1日才结束。 原来如此!原来大兴县的屠杀并不是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自发行为,而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怂恿、鼓励,以及纵容和放任。 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再去读张连和的诗句“阴转多晴把党夸”,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是啊,这些地富及其亲属明明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可是到头来却还要感谢共产党,还要“把党夸”。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些可怜的黑五类们只有引颈就戮,要不是张连和等干部前来搭救,他们就死于非命了。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处境下,他们对党感激涕零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这场大屠杀中,罪魁祸首还不是公社干部贫下中农,而是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政府。 正如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样,象大兴县血案一类暴行,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行为”;包括组织杀人行动的公社干部和动手杀人的民兵,都是国家机器的延伸。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大兴县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众直接动手,但这正是政府在借刀杀人。是政府故意地让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约束,让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一些民众打杀另一些民众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政府自己并没有出面,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归咎于动手的民众,再加上到后来,政府还对一些行凶者实行了某种惩处,因此有很多人还会把政府当成好人。其实政府是在借刀杀人,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最高当局才是罪恶的元凶。 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1月号
朱韵和
10个月前
杜晶晶:北京的高干子弟 1966年7月的一天早上,几个“红孩子”突然雄赳赳气昂昂地闯进学校播音室,通过广播杀气腾腾地向全校的狗崽子宣战:“狗崽子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着,今天,我们红五类革命后代,不仅要专你们老子的政,现在还要专你们的政,要把你们老子和你们统统打翻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让 你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很难相信那些充满愚昧狂妄和血腥气味的话语竟出自这些十几岁中学生之口,而他辱骂的对象竟是昨天还在一起学习、玩耍的自己的同学! 宣战书通过扩音器传到每个教室,红五类们开始左顾右盼,寻找自己的盟友和斗争对象;黑五类学生则人人面有惧色,惶恐不知所措。后来,教室黑板上涂满辱骂黑五类学生的口号、漫画,他们的课桌也被人写上“狗崽子”并打上叉。他们必须接受红五类同学的质问、斥责、嘲讽、谩骂,站在人前交代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反动罪行”,甚至被剥夺了上学校的权利。 有几次,红五类学生围堵在我们学校门口,仅留一个小缝隙,每一个进校的学生必须报出自己的出身。如果是黑五类同学,就在一片“滚蛋”的哄骂中被轰出门外。我出身于职员家庭,虽不在黑五类之列,但我很理解那些黑五类同学们的境遇和心情。那种在众人面前被斥骂却不能有任何辩解的人格侮辱,必将深深烙在那些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永难磨灭。 北京一些中学生里的高干子弟组建了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等,是类似于希特勒的冲锋队的法西斯组织。他们在学校里设立“劳改所”,随意将一些黑五类学生抓到那里关押折磨,施以惨绝人寰的酷刑,很多人死于非命。北京六中的劳改所最为可怖,纠察队员们蘸着受害者的鲜血,在墙上写出“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每个字有拳头大,殷红的人血顺着墙向下滴淌,让人不寒而栗。在那里第一个被活活打死的是曾对血统论提出异议的该校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打死王光华的人,有的如今已经身居要职。
朱韵和
11个月前
大兴大屠杀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鼓励杀人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 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8月31日夜里,一夜杀了 100余口人,当地人称为831事件。过来人老韩回忆,大辛庄的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的大队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上电线的,人一出来就触电而亡,没任何声响,顺利地将其全家杀害。老人和小孩儿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凶手向他们身上扬土,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不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黑五类。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好几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把井塞满。后来,井里往外泛白沫,发着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了,然后把井填了。 那时一个劲儿宣传毛泽东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什么是“倒”,各有各的理解。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打倒在地上是“倒”,彻底打死也是“倒”。 许多杀人动机都出于个人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的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人,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陈家的钱,把陈家一灭,就不用还钱了。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掉。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类家的妇女,还说“给你换换成分”。 在北臧公社新立村,赶车的把式装运尸首时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就把她藏在车辕底下。在车子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把她劈成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干了。 ---作者: 京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