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2周前
大饥荒:解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众所周知,毛氏文革,与毛过去所发动的诸多政治运动相比,具有突出的特殊性。观察家们一直困惑的一点是,毛为打倒刘少奇,何以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向自己创立的体制开火?这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 运动,它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注定了其左右支拙,进退失据,最后弄得天怒人怨,成为孤家寡人。这种行为方式与毛历次政治运动的方式,格格不入。 何以如此? 毛在文革中避讳说出的关键词——大饥荒,正是解开这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从防守的心理看,毛耿耿于怀的,是他的政策导致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他要洗掉其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空前恶名。然而,这一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黑白分明,无可辩驳,无法用意识形态来扭曲(诸如饿死者皆“阶级敌人”……),难于把罪责嫁祸于他者(诸如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地富破坏……不久后都沦为笑话)。中国老话谓之人命关天。更何况是非战争年间史无前例地活活饿死几千万条人命。要想洗白,谈何容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毛对他所烂熟的历史之感受,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一场规模巨大的人心攻防战,如果他不能在这场攻防战中转移焦点、反客为主、反守为攻,如果他不能力挽狂澜把民心汇集在自己一边,他要从民众生命的剥夺者转变为下层民意的代言者,从政敌手中抢回道德的制高点和民意的汇聚点,是完全不可能的。文革中毛曾向人吟咏清人赵藩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反映了人心走向在毛意识中的极高分量。以攻心战掳掠民意,进而扫荡政敌,这是前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得心应手的事。在当时情势下,除了奋力一搏,扭转人心,夺得道德制高点,毛别无选择。否则,势将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里的斯大林一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没有别的出路。况且,毛创历史记录的几千万饿殍早已超越斯大林党内大清洗之罪了,而毛泽东却并无斯大林那种领导卫国战争击败希特勒德国之巨大功勋。 由此可见,打一场大规模的人心民意争夺战,以毛当年的政治处境,以毛的秉性,势在必行。 于是,文革开场未久,毛的运动方向出现了颠覆性的翻转:有了令党内同僚瞠目结舌的“炮打司令部”,有了“造反有理”,有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有了“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自从1966年10月之后至1969年初,毛直觉到并利用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受压抑者的不满情绪,突然允许了有限度的自由结社,允许学生、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分化为两大派:原来党团机构在背后支持的,组成保皇派组织;与他们对立的过去受压的在野人群,则组成造反派组织。后者奉毛旨而造反。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反对刘邓的工作组开始,基本上是毛及其指派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抗拒各级当权派的政治迫害,支持“砸烂公检法”,支持焚烧“黑材料”,反对“血统论”,通过中央文革支持地位卑微的合同工、临时工,……如此等等。 总之,毛泽东摇身一变,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代言人,炮打当权派,炮打旧体制。中国的政治天空,风云翻转,中共掌权十七年来一直被压在底层的人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感。毛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而毛之下的“大官们”成为老百姓怒火的发泄对象和出气筒。 一时间,“党天下”大乱。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过去,在文革之前的历次毛式政治运动中,他镇压的矛头一直就是对准中国的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地富反坏右以及前国民政府人员的。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就是十七年体制的最高代表者。他本人就是“党天下”的皇帝。 何以在文革初期毛能把自己的角色颠倒过来? 原因在于: 1) 毛在中共党国的独一无二之至尊地位,其权力的自由度已臻最大值。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后,解放军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进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虽受挫而退居二线,但刘等高官与毛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的默契:他们在一线获得实际权力去调整,毛退二线却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即是说,以“出让治理实权”换取“保留至尊声望”。故毛公开的崇高地位未受影响。反而在林彪的神化宣传下,毛登上了神坛,至文革前夕,业已登峰造极。毛发动文革正是利用其公开的不可挑战的地位,直接号令天下。此时的刘少奇们,想必有一种被请君入瓮的痛切感受。 2) 毛以一农家子而于1949年夺得神器,飘飘然,自认“可上九天揽月”,拥有无所不能无限膨胀的自信。 3) 毛预先做足了充分的军事(拉林彪入夥,并拱卫京城)、政治和舆论准备。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2周前
概览毛执政以来的连串罪行,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有脉络可寻的,甚至是有因果关联的。文革与大饥荒的关联就是一例。为了掩饰自己政策失败导致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毛殚思竭虑,惨淡经营,结果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文革。为了掩盖一桩罪行,结果导致另一桩更大的罪行。这一现象,我称之为罪恶的连环反 应。 回溯既往,倘若没有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运动,没有中国上百万敢言精英知识分子被打入地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导致的全国鸦雀无声,一年之后毛氏发动的荒谬绝伦的大跃进大饥馑可能发生吗?拆除了一切刹车装置(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中国这辆赤色列车,不疯狂地冲向万丈深渊才是咄咄怪事。这里,反右与大跃进(人民公社-亩产万斤-公共食堂-大锅饭-废除家庭)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样是难于否认的。 再往回溯,人们不难发现:一边倒-韩战-闭关锁国-暴力土改-镇反-肃反-大学院系调整-交心运动-批胡适-反胡风–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运动之间的内在脉络,那将是一件有趣而痛苦的炼狱之行,同时也是一桩精神探险之旅。 笔者并非历史决定论者。中国六十多年亦有多次机会可能走上其他路径,惜乎国运不佳,坐失良机。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2周前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乘敞蓬吉普車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時,他的吉普車突然拋錨,廣場上瘋狂的人群蜂擁而上,紅衛兵們都想見見「最最最敬愛的毛主席」,人潮瞬間就把毛澤東的檢閱車包圍起來。 毛澤東身邊的警衛跳上車圍著毛澤東,如臨大敵。毛澤東、林彪則坐在車上嚇呆了。周恩來一臉惶恐 站在車的後部指揮,一名警衛雙手從其身後穿過腋下緊抱著周恩來。代總長楊成武站在汽車的引擎蓋上,車下背對鏡頭的陳毅則對著紅衛兵大聲呼喊。 不久,數百名警衛團戰士從城門內急速跑出,後來調來一輛紅旗牌敞蓬車掩護毛澤東退回城樓內,此時毛的專車車體已經變形。 《人民日報》資深攝影記者王東把當時的情景拍了下來,後來這些照片在網上廣泛流傳。 據一個老紅衛兵講述,當日下午估計4點左右,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乘坐的敞篷車沿著通路緩慢繞行廣場一周。全廣場坐在地上的人幾乎都站了起來。當毛澤東的車開到他所在的西觀禮台下面,距離他最多50米時,便停下來了。當時他不知道是不是車拋錨了,但後來確實看到,不少穿軍服的人推著車過了金水橋,回到了天安門裏面。 日後,有人就「毛澤東的車是否拋錨」找當時的攝影記者王東核實,王十分肯定地回答:「肯定是毛主席的車拋錨了!」 據王東憶述,當毛的車拋錨停下後,突然從人群中衝出一位身穿普通服裝的老百姓來,攔住毛的車,幾位警衛人員立刻上去一頓猛打,把他拉了出去。還有一名紅衛兵衝過警衛線,鑽到毛澤東乘坐的檢閱車下。 ---專車拋錨 毛見紅衛兵如臨大敵
2周前
毛曾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毛对秦制的兴趣远超对马列主义的兴趣。用宋永毅的话来说,毛“只是把皇权体制的酒瓶装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新酒而已,在文革中浮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中,研究者是不难挖掘出其古老的皇权专制文化基因的”。 宋永毅分析毛对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接班 人的“始乱终弃”,就是从皇帝-太子的关系着手。在古代中国,皇位通常是世袭的,血缘宗亲关系是基本的权力交接的政治基础。但是,世袭制并不稳定,长子继承制与秘密建储制各有优缺点,却都无法避免皇子之间的冲突,更无法避免父皇与太子之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就是你死我活。 中共建政之后,原本唯苏联马首是瞻,事事学习老大哥。但斯大林并未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在斯大林死后通过一番残酷的权力斗争夺取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让毛泽东感到心惊胆寒。这是毛罢黜刘少奇的起因。美国学者罗德明认为,刘少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信徒,并不像文化大革命谴责的那样背离马列主义。刘少奇只是在经济上采取稍稍灵活务实的政策。宋永毅进而指出,做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刘少奇兼有受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身份。在他本人垮台之前,毛的所有政治运动,刘都是支持者。刘少奇尚未发觉文革针对的目标是他本人时,他也对文革坚决支持——刘的文革和毛的文革,打击的对象不同,整人的方式却相似。所以,从来不存在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是文革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以此而论,刘少奇的悲剧“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 毛与林彪的关系,在宋永毅看来,更是某种“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毛时代的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得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数。” 林彪在文革初期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外界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林彪如履薄冰、岌岌可危。毛泽东并未将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向林彪全盘托出,林彪只能亦步亦趋、见风使舵。时任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忆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在台湾军事情报局前副局长翁衍庆所著的《林彪的忠与逆》一书中,抛出一份惊人的材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林彪与陶铸写了一封密函给居住在香港的国军退役将领周游,请其转交蒋介石以示输诚。信中写道:“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期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己往日之错。”此信之真伪尚存疑,但信中表达的林彪高处不胜寒的心态以及对毛的反感,大致是真实的。 ---余杰:毛有病,天知否?
2周前
BBC中文:您自己有没有反思当年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当年是否有办法避免“六四”的发生? 鲍:我这一辈子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一事无成。我要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件做成功的。毛泽东时代是这样,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现在当然也没什么事情,一事无成。 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毛泽东不怕 党内出赫鲁晓夫,不搞文化大革命吗?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办法叫毛泽东不怕出赫鲁晓夫,那也没有办法叫邓小平不怕出赫鲁晓夫。毛泽东就是怕刘少奇做秘密报告所以才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同样,邓小平也是怕赵紫阳做秘密报告,因此从顶层设计了一个“六四”事件。唯恐天下不乱的不是学生,是邓小平。他要乱,才能至少在他在世时根除党内出赫鲁晓夫的可能性。 BBC中文:30年来“六四”在中国一直是禁忌。您认为是时候公开讨论“六四”了吗? 我曾在“六四”10周年时写过,邓小平留给后继者最大的历史遗产就是“六四”。谁只要平反了“六四”,谁就得到民心,谁就超过了邓小平,也超过了毛泽东,就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所以这是最大的历史遗产。这件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一做就成功。 现在的领导人要心平气和看这个问题,不要把自己跟邓小平捆在一起,应该把自己跟邓小平切割开来。特别是当国家遇到困难,需要团结、凝结人心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值得郑重再三考虑的问题。他要真想摆脱现在的各种矛盾和困境,真想得到选民的信任,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这种矛盾作为一个公民个人很难感受到,但作为领导人如果连这个感觉都没有,那是不可思议的。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1个月前
1个月前
1951年,组织上派人将马连良从香港接回内地,同时接回的还有张君秋。起程之前,马连良找人算命卜卦。为马连良算命卜卦的是曾为杜月笙、徐开垒等人所信服的大星相家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树珊大师谓马老板云:“你还有十五年大运。”马连良夫人陈慧琏女士顿感迷惑,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 时至1966年,正是马连良离开香港十五年,轰轰烈烈的运动爆发了。运动的形式就是暴力就是抄家打砸抢。马连良未能幸免,家被洗劫一空,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摆设玩意儿都被砸碎,刹那间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管辖该地段的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人忙着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人了。 所长东找西寻,终于从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血。想到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豁出去了,当着满院子的红袖章,搀扶着马连良回到卧室。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唱词。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公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马连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 马连良在牛棚里是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赵荣琛尚未被隔离,还可以请假外出。一日,马连良看见赵荣琛迎面走来,而四周恰巧无人,立即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明白了——老先生烟瘾上来了。便趁外出活动的机会,买了几盒“前门”烟,偷偷塞给马连良,看着马连良那张毫无血色的脸,赵荣琛心里一阵发凉。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西纠”总部。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着。“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马连良说:“我们家的两派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马连良竟找不到一席之地。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农(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一天,马连良看到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1966年12月13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什么呀?”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 据说马连良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着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1966年12月16日,马连良遽然长逝。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十五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