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朱韵和
1个月前
刘文辉遗书 三月九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 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们。 亲人,我想但不能写明你们的名字,显然是怕当局迫害你们,因此希望你们从这不能尽诉的遗信最后见面,我不久就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已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别分条: “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 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斯大林斗争中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 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自己在政治上也大公无私。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那就是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是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的谬论。 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相信我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 文忠弟在一所,他不会死。 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耀。 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167号。我的手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面。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不容易,也不能尽述我的心情。唯一希望见此书后,秘密妥善保管。 我的死,在毛政权下你们只能受侮辱、损害,但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必能恢复你们光荣,洗白我家庭,所以请你们将遗书交给我的弟。 今3月18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曰,明或后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放老实点,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的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在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人民做些事。请原谅我吧,既然我不可能在被哄动受蒙蔽的群众中呼声。 作为历史将宣判害怕民意的政权死刑的发言。我写的上诉,应当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凡是掌握民命者、国家前途者都必须是理智现实谦虚的爱国者,而不能是狂妄热昏好战的阴谋者,我甘愿为毛的战争政策失败而斗争,为锁国排他主义而斗争。另一途径是,毛发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亿万人民作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的实现,正因为此危险计划在实施,所以作为匹夫,我就愿意敢于与它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如泰山。 我附毛泽东诗词共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查收。有朝一日请将它发表。 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是针对毛反动方面,希望有人接任。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否有功由历史评论。但自56、57、58、59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踞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计划越来越冒险,成为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强制人民服从、清除战友政异、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我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的谎言野心,反毛的扩张主义;先烈们,我上诉毛贪天下之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的家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 写于1967年3月20日 图:刘文辉遗像(摄于1965年)-刘文忠提供
朱韵和
1个月前
朝圣天安门 红卫兵小将们纷纷下车,拎着各自小包行李,活像成群结队孙猴子那样,潮水般地涌出北京火车站。这里,红旗招展,红幅飘扬,一排举打着“某某部”“某某机关”“某某学校”红卫兵接待站的旗帜,亲切招呼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战友们 。我跟着一批人登上了国家煤炭部接待站的大卡车。卡车启动,行驶 在宽阔的大马路上,但见首都街头人山人海,蔚为奇观。真是“山河壮帝居,日月耀新天”,这里满眼是红色的海洋。 怪不得最近上海也提出了变“绿化上海”为“赤化上海”, 红旗、红幅、红墙、红语录,红是革命,绿是反动,上海就应是红色的大海。 然而比之首都北京,确实又慢了半拍,你看,这里无处不红,无人不戴红袖章。满 大街挤涌着来自天南地北、长城内外、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和红色造反队。他们像各 路诸侯,形形式式红一色的战旗飘扬。各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穿梭往来,不知有 几百只高音喇叭在大喊大叫“郑重声明”、“严厉警告”、“最后通牒”……,有的在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有的在狂叫“冲、冲、冲”、“杀、杀、杀! ”如果不是夹杂着嘹亮的《东方红》歌声,不是伴旋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有个金太阳》等等动人乐拍,人们真会把新中国的首都误看成清兵入关进京,或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的混乱情景。 我们到北京郊外煤炭部的红卫兵接待大院里下了车。时值傍晚,由东道主的热情安排,发给每人三只馒头、一撮酱菜,权当夜餐,先安排落实各自的寝舍,全是原先的宽空的办公室改成的,大家过军事化生活,席地摊铺睡觉。这里同北京绝大多数地方一样,墙壁外表刷成了红色,上面书写着醒目的最高或最新指示。毛主席 诗词歌曲白天响彻云霄,夜晚直冲星汉,也许除了我国的毛主席,世界上恒古今来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朝代的君王,大概都无福享受这般如此 轰轰烈烈的狂热拥戴。在北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红海都城里,集中代表着六亿中国 民众对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这里成了全国各地红卫兵的 大本营,成了各地造反派的“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毛主席。我们来到这里,才知 11月3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了各地红卫兵。由于路上火车多次长时间误点,我们 已错过了这个幸福时刻。好在接待站负责人员一来就安慰大家说,主席还要第七次 接见,要大家安心在北京串联学习革命经验,静心等候伟大领袖第七次接见的幸福 佳音。 趁着等候接见的时日里,我跟随临时结识的红卫兵朋友们,在北京四出大串联 。好在吃饭不要钱,乘车不要钱,任凭我要到哪里是那里。我去了早就梦想参观的 胡适先生当年讲学的北京大学,看到成千上万的革命师生在批斗他们当今的党委书 记陆平等党内走资派,在批斗老校长、人口理论专家马寅初,在批斗原团中央书记 胡耀邦……。我去了清末由庚子赔款起因而创建的清华大学,看到广大革命师生在 蒯大富等领袖指挥下,在批斗校长蒋南翔,以及数十名大学教授与著名学者。我们 又去了北师大,有幸看到能干的红卫兵女将谭厚兰正忙于策划大批判老校长老教授 ,遥见她那矫健的女大学生身影上窜下跳似的奔忙。在首都这些独领“文革”风骚 的高等学府里,我看见贴满着“爆炸性的新闻”,如在北大校园里贴着一连串的所 谓“百丑图”,手灵心愚的大学生们用漫画形式,画着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 …一系列党内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的奇形怪状的丑化像。北大、清华红卫兵是中 央文革的左右手,江青、康生、陈伯达他们的阴谋诡计总是先通过这些高校透露出 来,传令天下。所以我们在校园里看得眼花缭乱的许多“最新消息”,全是将要炮 轰某某、打倒谁谁,砸烂什么人的狗头之类。我在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旁边 ,又看见毛主席亲自策划领导南昌起义,指挥前线作战的巨幅油画,还看见题为《 井冈山会师》一画,画面上毛主席与林彪副主席紧紧握手,历史上朱德总司令的形 象当然见不到了。我心里佩服革命师生、画家们的创造性篡改历史、偷天换日的老 到功夫。谁都知道,去安源煤矿点燃革命烈火的是李立三和刘少奇;谁都知道,南 昌起义首倡领导者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周逸群他们,当时毛泽东还在湖南乡间 忙于准备秋收起义呢!同样谁都清楚,当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时,林彪至多 仅是个连长(一说排长),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的青年军官。我还看到一幅讽刺漫画 ,画的是异样大鼻子的刘少奇在一条船上撑篙渡河,异样胖雍的彭德怀在岸上挥手 唱道:“送君送到大河旁,君的恩情永不忘。风里浪里你撑船,我持梭镖望君还。 ”红卫兵们的奇思妙想、挖苦恶作剧,可称巧夺天工,贻笑人间。我看见许多外地 来参观学习的红卫兵,一个个认真地边看边记录,依葫芦画瓢。可以想象,不消几 天,他们返回本地,北京红卫兵的天才创作就传布华夏、流毒天下。 正当大家沉浸在首都“文革”前线观摩学习中,一天傍晚回到接待站,接待所一位营长兴奋地告诉我们:“小将们,最最幸福的时刻就要到了!明天伟大统帅毛主席与林副统帅,中央文革首长们将在天安门检阅你们了!”大家听了一阵激动,顿时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也手举语录红宝书跟着高呼。数呼“万岁”之后,那位营长又说:“为了保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绝对安全,现在宣布几条纪律,除了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必带以外,每人身上再也不得带任何东西,特别是金属物品,一律不准带,谁带了,一经查出,不仅无资格参加接见,还要严加论处。”营长又说了只许呼喊的口号,叫我们一一记录下来:“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他一连宣读了二十条革命口号。最后他说,大家排好队,跟着他到食堂去领干粮,准备明天在天安门广场吃午餐。当天夜里,大家都激动兴奋,难以合眼。 下半夜三点钟,号令起身集合。十一月中旬的北京夜里,寒风凛冽,许多人冻得嗦嗦发抖。我们由几辆公交汽车接送往市区西单附近。营长带队,命令我们分组 报人数,前后左右看清楚,有没有陌生面孔混入,严防阶级敌人来捣乱破坏。并且大家互相搜身,有没有带着不准带的东西。我心里暗忖,我这个残疾人却是个暗藏 的“阶级敌人”,一个多月前刚向全国投寄了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14封匿名信,若是被他们发觉,非得打死不可。幸好神不知鬼不觉,我照样可以混在这里一同 去朝圣天安门。这时,我们列队拐进了西单大街一条胡同,天才蒙蒙亮,等待天色大亮,东方红、太阳升。我环视观看,这条胡同街上拥塞满都是要接见的红卫兵大 军。八点正,我们被通知开始进入西单大街。我被解放军发觉脚不好,有残疾,照顾我安排在第一排,即在解放军战士队伍后一排,属于受接见最佳位子。我背后密 密麻麻一排排人群。听营长说,还要等四小时。我们是半夜三点钟出发,六点到达西单,大家要耐心再耐心,也是一种革命考验。在等待中,大家都吃光了随身领给 的所有干粮。太阳出来了,人人觉得暖和了些,在解放军战士带领下,一支接一支革命歌曲此起彼伏,人人情绪都鼓动得火炭般热。“毛主席万岁”声响彻云霄,个 个兴奋满腔,群情昂扬万分。九点五十分,军代表再次演示接见时注意事项,一排排人都席地而坐,不准站起来,每个人右手摇动红宝书语录,左手搭在前排人肩上 ,以按揿住前排人不准站起来。这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从东西长安街一线望过去,十里长街,百万红卫兵组成的红色海洋,托起他们心中永不落的红太阳, 黑压压、红彤彤的人海一片,小将们异常兴奋地遥望天安门城楼,望眼欲穿地盼望伟大统帅、红总司令毛主席登楼接见。 上午十点正,无数只高音喇叭中传出了《东方红》雄壮嘹亮的乐曲,红卫兵小将们最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欢呼声似巨风、像海浪,一潮高过一潮,山呼海啸般地回荡盘旋在天安门上空。这时,天安门城门洞里开出卫戎部队的军车来,紧接着是毛泽东独乘的敞蓬越野车,第二辆是林彪,第三辆是周总理,一辆接一辆,上面站着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首长。当检阅接见车列开过我们的队伍区,毛泽东离我只有三十米不到的近处,我清清楚楚看见他挥动巨手招呼,魁伟高大的身材,连面部下颚那颗长命痣也一目了然。一代伟人的样子,真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红卫兵小将们像发疯似的呼啊、叫啊、喊啊、哭啊,人类 历史上空前狂热的场面,使我终生难忘。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海潮般地拼命向前涌,之前演练的纪律早已忘记干净。前排压阵的解放军、公安战士拼命用人墙堵住 蜂拥的人潮。我被后排人浪压倒,我前面的解放军又被人推倒在我身下。我灵敏地一滑溜爬起来,奋力挤上前去,却被几个武装警察死死拦住。毛泽东接见车队快速 开过了混乱场面。我们每个人都像一颗小石块,在这巨大的海浪猛打盘谷般旋涡里打转,无法浮上来,也不能沉下去,只有顺随着那股人海巨浪涡旋不休。人海喧嚣 ,群情鼎沸,“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般震天动地,万万千千条手臂,挥动着千千万万本红宝书,胜似红色巨浪翻滚。人潮爆发出阵阵歇斯底里的狂呼,许 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袜被踩踏掉了,“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见到了毛主席,鞋袜全踩掉也算不了什么(当天事后听广播,通知大家到首都体育场去领鞋子,去领的人回来说,起码有几千双各种各样的男女鞋子)红卫兵们以十倍的狂热,百倍的虔诚,倾泻着教徒般的感情。 我周围如狂如痴的青年学生脸上个个洋溢着无边幸福的光彩,互相握手、激动拥抱,热泪盈眶,共同庆贺见到了伟大统帅毛主席,纷纷写下“1966年11月13日上午十点钟,我见到了心中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还怀着难以抑制的狂热,相互传看所写的历史性记录。我看到,有人写下:“我一定要永远不忘记这个幸福的时刻,发扬敢于造反的精神,勇敢地拿起铁扫帚,把一切公开的、暗藏的牛鬼蛇神横扫得一乾二净!”又有人写下:“今天我见到了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比爹娘亲一万倍,今后我只读毛主席书,只听毛主席话,他老人家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死不回头!”还有一个女同学写下:“今天我见到了心中千思百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发誓,今后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永远做您老人家最忠实的小兵!”看到这些,我不由想起在外国著作中读到的,阿拉伯人狂热朝拜麦加的历史情景。你想:当上百万没有人生阅历的学生做着同一个动作,挥手高举红语录,呼喊同一口号“万岁万万岁”,望眼欲穿期待瞻仰同一“伟神”时,这一虔诚的场面,能使人人发昏,空气凝固。我想:如果当时这位“疯神”要这一 百万朝圣者去死,他们肯定赴汤蹈火,没有多少人敢顽抗。我又猛觉我与毛泽东距离这么近,如果他知道被我辉哥宣称为“暴君”,他必挥巨手将我与辉哥捏成粉末 !我这时胡思乱想,不经意已被人潮涌到电报大楼,那里人头攒动,排着长队等着快发电报向家属亲友报告见到毛主席的特大喜讯。一忽儿,我又被人潮涌向天安门 城楼,到金水桥边,成千上万红卫兵小将面朝城墙高挂的毛主席巨像顶礼膜拜,一个个无愧为造神运动的虔诚忠实信徒。有些小将还越过警戒线,去城墙边用手刮些 红粉屑粒,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珍贵地藏进里衣袋,好似已获得了上帝的莫大恩赐,终生荣耀幸运无比。我凝望着庄严的天安门,望着这座中华民族历史变迁的无私老翁,忽发奇想,如果把辉哥奋笔疾书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张贴在上面,中国亿万民众在惊雷闪电的震撼中,又会作何感想呢? 瞻仰过毛泽东一代风流人物的尊容,匆匆结束了在北京的五天串联活动,我登上南下列车,转道天津二天,参观了威震中国东海口的这座历史津门,又急忙赶上去大西南的列车,直抵四川成都,到附近的江油地区看望了四哥文正。本想再向西进云南,趁这免费旅游去看望在云南工作的五哥文龙。不料四哥紧急告诉我,辉哥从上海来信,要我一到江油,当即返回上海。于是我辞别正哥,风尘仆仆乘上回沪列车。在南京车站停靠下车片刻,巧遇我同学兄弟沈兴定,他告诉我已有人去学校 了解借给我红卫兵袖章、学生证一事。我听了心头一惊,心急匆匆地登车返沪了。抵达上海,回到家中,已是11月26日的凌晨。谁知我出外大串联大出风光的个把月,犹如深水潜鱼浮跃水面,目标暴露显著,一场意想不到的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临头了。我这个在风雨交加中催生的“雨弟”,经历了十九年社会风雨洗礼,人生 命运急剧转折,双脚跌进了人间地狱。而在“文革”的刀光剑影丛中,年轻有为、聪明睿智、才华横溢的辉哥,匆匆结束了他短暂而辉光永存的一生。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二)  ·刘文忠·
朱韵和
1个月前
拦截国际列车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 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四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 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新鲜空气,我们便或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 反修”行动。 胖敦敦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 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 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只管大块大块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    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中的严静等一群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 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做认真阅 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 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100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 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俄国人 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不许他们干涉我们的“革命”行动。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 地发表着“反修”演说。 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我接着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 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 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给我念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 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我奋力反驳:“《真理报》无真理!” 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转个不停,还可以听 到他们用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 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就超过了10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 站长又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我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我在文革中用的名 字),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 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 ,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但后来听说,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苏方费了几天功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拦截国际列车"       ·陶铁柱·
朱韵和
1个月前
邓小平等所搞的"高干俱乐部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五八年,他放风说:"他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 看,邓小平对那些修正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臭货,是多么羡慕!此话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 真听到后,正中他的黑心,便说:"我们北京也需要有一个为中央服务的地方。"就这样,他们私下决定要修一个专供他们一伙吃喝玩乐的场所。 当时,彭贼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爪牙刘仁和万里。于是,刘仁和万里就打着"为中央服务"的牌子,四处寻找风景优美、环境雅静、路程不远、易于保卫的地方。最后,他们选中了工农兵公园(原北海公园)西岸附近。前北京市委在邓、彭的指使下,盗用国家资材,以飞快的速度修成了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这里,一进门是宽阔的停车场,接着有八个四合院,共一百多间房,包括休息室、游艺室、台球室、打牌房、客房、餐厅、小卖部、洗澡间等等,名堂很多。后面,是一个公园式的人工湖,水中有走廊、亭子,四岸有钓鱼台,有奇形怪状的假山,及各种花草树木。此外还特地修了露天舞池。修好后,又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高级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甚至还有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一切齐备,当年即敲锣开张。 这个作为特殊供应点的地方,吃什么有什么,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一应俱全。遇到重大节日,白吃白喝,有的"高干"还连吃带拿。凡是能到这里来的,都能喝到龙井茶,吸到熊猫烟。邓小平到这里打牌时,要吃一顿价值四块钱的夜宵!而他自己却只掏一块钱,其它三块钱是通过各种门路让国家给他报销。他坐高级沙发嫌不舒服,还非要再垫上软垫。看他"修"到何种程度!前市委公安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基平、邢相生等吃山珍海味吃腻了,忽然想起要吃狗肉,于是便派人去延庆打狗。农民不让打,他们就欺骗农民,说医院里需要狗作试验。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高干" 打球到深夜一、二点钟,累了就往床上一躺,服务员还得给他们脱衣服、脱袜子,以便于他洗澡。这里,每周举办两次舞会,邓小平等人的舞伴是从文工团和各大医院特邀来的所谓"标致人物"。这里演的电影,净是西方和香港的片子。不管是跳舞,打麻将,还是打桥牌,都是玩到深夜,甚至通宵。这里散发着发霉的修正主义气味。这种臭气,招来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经常到这里来的除了邓小平、彭真、刘仁、万里、邓拓、吴 ?、廖沫沙之外,还有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刘志坚、周扬、夏衍、荣高棠等黑货。 不到一年,这个安乐窝就容纳不下这些来客了。邓小平对于夏天在屋里打牌没有冷风,也很不满意。于是,他与彭真偷偷地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他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08"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是前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的,所以,就通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以及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招摇,他们不但搞建筑材料、设备,甚至连南方的竹子也运来了。正在他们拚命修建时,中央指示停止一切非建设性的工程,周总理并亲自点名要"08"工程"下马"。这给邓小平、彭真等当头一棒!但是,这些家伙并不死心,他们对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表面上停工,暗地里施工,邓、彭通过万里,把工人调进室内偷偷地干活。他们怕中央知道内幕,便指示把玻璃涂上白灰,干活时不许出声。后来,周总理又三翻五次地催"08"工程"下马"。邓、彭仍然对抗,把三座楼合成一座楼,继续"地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得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1000万元,至今尚未完工。工人们对于这里的浪费很痛心,他们说:"我们盖了许多大楼,从来没见过像'08'工程这样浪费的!""这里有三大:门大、窗大、浪费大!" 这座所谓的"高干俱乐部"大楼,建筑华丽,十分奇特。四层楼房下有地下室,上有凉台。楼内包括游泳池、网球房、地球房、台球房、乒乓球室、羽毛球室、围棋室、电动游艺室、打靶场、跳舞厅、餐厅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几个地方,如游泳池,宽敞的室内游泳池一端水深达4.50米,可跳水。还特为高干的小孩设有小游泳池。游泳池南侧,有一个半园型的大厅,专供日光浴。这个游泳池最特别的地方是池底与地面不接,而是悬空的。据说,这是为了防震。在修这个游泳池时,邓小平和彭真等耍了鬼计,他们说修游泳池是为了毛主席游泳方便。实际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本没到这里游过泳,而是他们经常在水里扑腾。再如,光跳舞的地方这里就有四处,包括露天舞池,平台舞池和室内舞厅等,舞厅悬挂着奇形万状的大吊灯。还有,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50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是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一般房间,有部长级的房间,有彭真、罗瑞卿等专用房间,邓小平则有两处专人房间。平时到这里来活动的最多达四、五十人,最少时只有四五人,但是消耗是相当大的,光水电费每月就要开支5000多元,招待费是实报实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于六月底停止开放。周荣鑫通知体委接管西院大楼,一方面办"业余体校",一方面继续向"高干"开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接手后,大耍阴谋,提出要:接管快、清点快、开放快。并于七月底急忙停止该处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开门、修道,挂出了"XXXX业余体育学校"的牌子,定于八月一日"开学"。但是,这个"业余体校"并没有学生,更没有教师。而是继续过去的开放活动。就在八月一日开学这一天,接待的是邓小平来"学校"打牌、洗澡、修脚!荣高棠所谓的"学生",是"专招高干子弟"。不过当时这也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仍然是邓小平等一些"高干"在那里活动。我们从国家体委七月底发出的"关于XXXX体育学校自八月一日起开放的通知"中,可以看出这个"体校"是怎么回事。通知中说:"开放对象,除业余体校学生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党内X长和军队党内X级X长以上干部可参加各项体育活动。"荣高棠是打着"业余体校"的招牌,欺骗中央,欺骗革命群众,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后来,国务院财办和外办等单位的革命派一针见血的给这个"业余体校"贴了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 业余体校"才上面得不停止开放。 目前,在"业余体校"工作的革命派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正在积极揭发邓小平、彭真等在这里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 《惊雷》战斗队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体育战线》1967年3月11日)
朱韵和
1个月前
“破四旧”为时不长,但势头凶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触及了人们的灵魂。 饭馆里为了体现“为工农兵服务”,大量增加价格低廉的饭菜,质量自然也因大众化而不必讲究。为了贯彻“革命群众人人平等”,服务员不再伺候顾客,顾客前来就餐,先到柜台排队买饭菜票,然后拿票排队打饭,再端到饭桌用 餐。端茶倒水一律由顾客自理,美其名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浴池里也取消了搓澡、修脚、剪指甲、送水、递毛巾等服务项目。式样别致、花色漂亮的衣服没人敢穿,麻将、扑克没人敢玩。有一段时间,商店里乾脆没扑克买。因为“扑克”是外语音译词汇,而外国自然就是资产阶级。后来,由于社会对扑克的强烈需求,才有新扑克上市,但不称“扑克”,改名为“文娱片”,纸质低劣还很难买到,好纸都用去印“宝书”,或写大字报贴墙了。交谊舞被视为资产阶级流氓行为,彻底杜绝。情侣不能在街头或公园里拉手、依偎、接吻,否则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流氓抓起来。“爱情”、“亲爱的”、“吻你”、“爱你”等字眼,都被认为资产阶级情调。 说脏话粗话,骂人打人,举止粗鲁,随地吐痰,不讲卫生,不修边幅,则被认为工农本色,无可厚非,文明礼貌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艺。 凡属外国的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外国小说,外国电影,外国歌曲,外国商品,一律排斥禁止,西餐也受到歧视。学外语被怀疑想当外国特务,懂外语的人自然一律有特务嫌疑,听外语广播或外国华语广播都是现行反革命,国外有亲属的则被指控“里通外国”。 中国古代的东西都是封建主义糟粕,解放前的东西都跟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有关。暖瓶上的花卉图案,茶壶上的古典仕女图,古代式样的桌椅,柜锁上镌刻的“金玉满堂”,年画上寿星和胖小子,春联中写的“富贵福寿”,拜年时说的“恭喜发财”……都被从生活中剔除。 人们谨言慎行、如履薄冰、时刻自省。坐在家里,全家人四处观察,细加翻检,反复琢磨,看哪里还有属于“四旧”的衣服、书籍、书签、照片、图案、用具等。一经发现,立即毁掉或遮蔽隐藏起来,以备红卫兵来检查。外国进口自行车上的金属标牌,笔筒上的古典诗句,造型美观的台灯,床单上绣的“鸳鸯戏水”、“龙凤呈祥”,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裘皮大衣、皮夹克甚至口中金牙,都属于“横扫”之列。 “破四旧”运动,使整个中国迅速走向“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社会生活变得非常单调,非常压抑。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朱韵和
1个月前
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在主要街道广为张贴,后被刊载于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这篇奇文是破四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的妙语高论很值得欣赏: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 ……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懂得,要想复辟,必须在生活上打开缺口,使资本主义大泛滥。而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当中一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的技术权威们,为了博得这些资产阶级老爷的欢心,满足他们的奢望,就挖空心思,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大开方便之门。你们是金钱挂帅,金钱第一,你们对人民是有罪的! 首先,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什么“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还喷上香水,抹上油,使那些流氓们摇头晃脑,得意忘形。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什么“牛仔裤”、“牛仔衫”以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令人作呕的港式衣裙,使那些流氓们飘飘然,神气十足。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你们照出来的像,可恶,可憎,可气!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了满足。大批资产阶级的阴魂从你们那里飘了出来,毒害了许多青少年,滋育了他们犯罪的苗头。 还有那些商店,你摆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你们从心灵深处不喜欢广大的工农兵那种淳朴憨厚自然的美。你们服务的对象是那些油头粉面、衣着华丽的老爷太太们,你们的灵魂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你们口头上也说为工农兵服务,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你们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几十年,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着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解放十七年来,前北京市委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对流氓作风、流氓行为放纵不管。…… 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 我们向理发、裁缝、照相等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 港式的发型不理!港式的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 我们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的部份,可作补钉。“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同志呼吁,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世界革命的大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 ·武俊平·
海外爆料
1个月前
🔥反对中共暴行并不等于背叛祖国❗️ 作者:新高地 最近几年,不断有人把“反共”污蔑为“反华”、把“反对中共暴行”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这种偷换概念的手法极其恶劣,也极其愚蠢。事实恰恰相反: 真正背叛祖国的,不是那些揭露中共暴行的海外华人,而是那个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浓重苏俄血统、百年来自我异化、不断出卖民族利益的中共自己。 中共从来不等于中国❗️ 石平先生是最好的例证。这位生于北京、在日本生活几十年的学者,用日文写了十几本深刻剖析中共的书,被日本读者称为“最了解中国的中国人”。他痛斥中共暴政,却同时深爱中华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未来抱有最大希望。他在节目里多次哽咽地说:“我反对的只是中共,不是中国。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这叫背叛祖国吗?这明明是大爱。 余茂春先生同样如此。这位出生于安徽、曾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的学者,被中共恨之入骨,父母在国内被约谈、旧居被砸。他却从不后悔。他反复强调:中共不代表中国,中国人民不是中共的奴隶。正是因为他爱中国,才要让世界看清中共的真面目,帮助自由世界制定针对中共、而非针对中国的政策。这叫卖国吗?这叫大义。 凡是把石平、余茂春这类人骂成“汉奸”的,不是脑子进水,就是拿了中共的钱。他们故意混淆中共和中国,用民族主义当遮羞布,实质是害怕真相被揭穿。 因为真相太残酷了:中共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前苏联在远东设立的支部。 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带着苏俄的经费和指示,直接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全程参与,把控大会进程。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写得清清楚楚: “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中共正式成为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远东支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历任中共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都是苏俄培养、共产国际指定的代理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更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是镰刀锤子,国歌是《国际歌》,公开宣布要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统治”,这不是苏俄殖民政权是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公开说:“有人问,共产党员不爱国怎么办?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我们不提爱国的口号。”(《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45页)王明甚至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就是一切服从苏联利益,把抗日力量往苏联控制的方向引。 这样的组织,凭什么代表中国?凭什么把反对它的人打成“反华”? 真正背叛祖国的,是中共自己。 它用文化大革命毁掉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它用计划生育断绝了无数中国家庭血脉;它用一带一路把14亿中国人的血汗钱撒出去养外国独裁者;它把大片国土割让给俄罗斯、朝鲜,却对国民说“寸土不让”;它把香港从东方明珠变成警察城市;它在新疆搞种族灭绝式迫害,在西藏摧毁千年佛教文化……哪一件不是汉奸行径? 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还分不清“中共”和“中国”,那才是真正的民族悲哀。 石平、余茂春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反对中共暴行,不仅不是背叛祖国,反而是为祖国赎罪、为民族赎罪。 因为只有推翻苏俄留下的这个邪恶支部,中国才能真正站起来。 真正的爱国者,从来不畏惧被中共骂“汉奸”。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最终会证明:最大的汉奸党,从来都是中共自己‼️
朱韵和
1个月前
邱会作对周恩来如何对待江青有个生动的回忆。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碰头会开会。江青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周恩来在邻座。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 。江青喝水时,水可能热了一点,于是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 !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再送一杯来。周恩来起身抢着先接 过了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了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才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 ,请江青同志服药吧。 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也有过回忆: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 。周总理几次到钓鱼台11号楼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一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为 了能够掌握江青的病情,及时采取措施,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连续几天到钓鱼台 11号楼办公,以便随时与医护人员进行沟通。江青不过是感冒而已,周恩来就带上办公用品到江青的地方办公,随时关注江青的病情,这种功夫可谓是登峰造极、上下五千年独有了。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我们还知道如下情节:爱屋及乌,周恩来主动关怀杨银禄,问个人有什么困难,得知杨的姐夫被抓三个月,周仔细记下杨的姐夫的信息,然后周通过汪东兴,三天以后就放出来了。杨银禄不就是江青的一个秘书么?放下身段如此做事,周恩来之为读者可鉴。 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 :“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周恩来与林彪在文革中同江青关系之对比与辨析" ·夏继波·
朱韵和
1个月前
根据毛的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的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 ,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 依据李的回忆,我们从如下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毛的妄想症的发展及其特点: 时间和地点——事件——政治形势 1958年初,四川金牛坝——怀疑游泳池被下毒——和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斗争 1965年底,江西南昌——怀疑自己发烧为下毒所至——北京彭真等人抵制批判 《海瑞罢官》 1966年2月,武汉梅园招待所——怀疑房间天花板上藏有坏人——接见彭真等人以后,彭等人带来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纲》 1966年7月,回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怀疑被装了窃听装置——刚回北京 ,认为刘邓等人在中央仍占优势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一号楼——怀疑这里有毒——同上 1966年7月,从玉泉山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怀疑“仍不安全”——同上 1966年8月,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住得比较久,到最后怀疑仍不安全——和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公开冲突 1966年年底,搬到中南海游泳池——没有再搬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刘少奇斗争的胜利 1969年5月,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发觉服务员全部穿了军装,怀疑被他们监视,要他们全部撤走——开始和林彪发生矛盾 1970年9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原来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是林彪“特务,”再不允许进入中南海——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因“国家主席” 问题发生冲突 1970年9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大夫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同上 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的“神经衰弱 ”而导致的严重失眠。如他所述:“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 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 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使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 ,否则会跌到,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  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 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只有更多地帮助和促使了他在漫长的旷夜中的翩翩猜忌和妄想。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上)" ·宋永毅·
朱韵和
1个月前
“塌上乱天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毛身边的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 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一方面,毛的这种权力征服欲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常常把被自己征服的部落和国家的后妃变为自己的女奴和嫔妃。而只有在性方面占有了她们后,才认为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而她们也才因此而成为可靠的自己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乃至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 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 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造成了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 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 作为他的政治工具,毛的“女友”有时也给他带来极大的利益。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他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 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 ,,, 据毛泽东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 ……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 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 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 我没有办法”而只能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 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据范回忆,这样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 另据原中共资深新闻干部沈容在<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中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现在事情清楚了,原来毛出于他的“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而且不少还是通过周恩来等元老派来安排的。 ,,, 根据李志绥的回忆,张玉凤是在1970年毛在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等人因和林彪的关系失宠以后正式调入中南海的。但在她陪伴毛渡过他风烛残年的最后六 年里,张本人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里面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 ,这些无疑代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中共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家人”,即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 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才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也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的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乃至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 ,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当然,由于中国宫廷秘史资料的一贯缺乏,我们对此很难下任何具体的结论。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上)" ·宋永毅·
朱韵和
1个月前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 样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 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接下来 ,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朱韵和
1个月前
关于清查“五一六”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首都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该组织出现于1967年8月1日,8月11日就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而遭到镇压,土崩瓦解。照理说,“五一六”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 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人数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直到今天也没宣布平反。 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周和毛、和中央文革通力合作,共同实行的。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有些人总说,周虽然参与了多次政治迫害运动,但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 的。不对,清查“五一六”就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 顺便一提,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知道,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高度肯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它称作鼓励群众造反,反对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伟大创举。可是,他们怎么解释清查五一六运动呢?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它发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把这场运动再挂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事实上,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舒 崇·
朱韵和
1个月前
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 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 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的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 词源出佛教,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便用以称呼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 反对社会主义者;而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 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对象者,都 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还有,“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 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 此外,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 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账透顶”、“猖狂反扑”、“ 猖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大黑伞”、“大黑手”、“一 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 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 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 大打一场XX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 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台”、“ 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 “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最高级形容词或副词也频 频出现于文字:“极端反动”、“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 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而且往往用一个“最”还不 够,有些词被连用几个“最”修饰:“最最最”。这种修辞万式,可以林彪为代表 ,他1967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红卫兵们纷纷学习,下面这种句 式是当时常见的:“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 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出语言的贫 乏。 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 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 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筹备成立时,曾因起名而有过争论。一开始起名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名字会被人反问:“你们要 造谁的反”,于是又加上“革命”两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革 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革命同志”、“革命家长”、“革命学 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 革命领导小组”、“革命路线”、“革命权威”、“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 造反”、“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联”、“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于是便有 “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荒唐的语言组合。19 67年1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15期上的文章《革命造 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语言的典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 !好极了!”类似这种组合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朱韵和
1个月前
粗野的红卫兵骂话 中国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 ,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著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 。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10年的口号 “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 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 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 ,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 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 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 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刀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 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 命的流行语言。 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 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1966年的 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 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路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 ,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 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 “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 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 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 ”、“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 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 、“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 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 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 化的表现之一。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朱韵和
1个月前
破四旧风潮 王宇:红八月以后社会上就开始抄家了,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 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看过三次抄家,一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姓刘的高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看到的这次抄家,可以说是北京 最文明的抄家了。那次是李红旗带人去的。他们到了以后,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放好,进行登记,然后叫故宫博物院来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抄家时,绝对没有打人,而且没有毁坏东西。 我看他们家的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还有4 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他们说当时值400 0元。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地登记了 。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同学的表哥来找我, 说家里特别困难,说要那个存折。我说,你拿走吧。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大约用了200块钱,买大字报纸了。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 。李红旗说我在抄家时,还撕了人家一个香港存折,上面有5000块钱,但这事 我不记得了。 后来两次是到西四和北长街,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忘了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 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来 的味儿。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他们家穷极 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得多,就落 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我当时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结, 他这个中将,一生打了多少仗啊,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地步。 我没有指挥过抄家,这几次我去也就是应个景。因为当时你要不去抄家,不应个景,也会有人批评你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也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 对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 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
朱韵和
1个月前
侯瑛插话:当时我们学校对面这块儿,绒线胡同、西长安街南边尽是名人的家 ,特别多。那一块儿住的尽是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的遗老遗少、达官显贵、名人 ,乱七八糟的多极了,都是特别好的四合院。那时抄家也特别厉害,全是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太报的信,然后还有派出所报的信。当时我觉得我们抄家是 保护性的 。如果我们不去抄,别人就会去。我们去了之后呢,真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说,我贴上封条后你别的红卫兵就不能随便拆。我记得那会儿“八一八红卫兵” 抄了一家,就是学校对面大院的一家。后来,那个人见到我就跪着磕头,他不是害怕是感激。我们把他们家东西封起来了,而且允许他们吃饭。还有南城的一家,“ 八一八红卫兵”去了,“红旗”也去了,那个人是个民主人士,姓陈,挺有钱的。 后来“红旗”那帮人就住在那里了,把他们家的钱全给花了。那会儿“红旗”就特恶劣。后来王宇不是跟他们几个急了嘛。 其实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 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 是坏人引道,你说这学生知道什么呀?大概西城区的抄家比较狠一点,要比海淀的狠。 李红旗插话(28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红旗”成 立后,找过我,但是我没参加。我看不惯那些人,也不想过深地介入。当时群众也 看不起他们那帮人,另外那时候不是有血统论嘛,我不大认同。“红旗”这个组织 ,在社会上抄家的时候,是连吃带喝带玩的。后来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对他们反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我记得,当时皮手套很贵,他们30多个人,每人买一双, 实际上就是用抄家的钱买的。而且他们毁坏了很多东西,有一个乾隆御批的铁卷丹 书也给撕了。 抄那个北洋政府姓刘的家,整个过程是我领人去的。文物呢,我们主动把故宫的人叫来了,让他们收走。他们有的收走了,有的不要。其余的我们封存了。侯瑛插话: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金条,请银行来收,银行不来。我提着那个提包,大概有那么两小包吧,就送到银行,人家还不收。送了好多次,后来西城有个银行终于 收了,还给我开一个收条。这收条我交给他家了。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 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