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1天前

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 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 “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１９７３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 ；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毛泽东秘诏批周公” ·辛子陵·

#毛泽东 #周恩来 #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2天前

川普搞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就是中国腊肉时代文化大革命的翻版抓特务，批叛国贼，3反5反，打击异己，利用红卫兵（MAGA）文攻武斗，拉仇恨，痛批教育界，不相信科学，浮夸风，画大饼。。。。。总而言之：与拜登斗，其乐无穷，与民主党斗，其乐无穷；与弱势群体斗，其乐无穷，与世界斗，其乐无穷！

纽约“NO KINGS”游行：反川普抗议再度上演· 59 条信息

#川普 #MAGA #文化大革命 #政治斗争 #民粹主义

2天前

关于清查“五一六” 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首都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该组织出现于1967年8月1日，8月11日就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而遭到镇压，土崩瓦解。照理说，“五一六”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在以后的一两年中，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扩大到全国范围，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人数多达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该运动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直到今天也没宣布平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周和毛、和中央文革通力合作，共同实行的。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有些人总说，周虽然参与了多次政治迫害运动，但都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不对，清查“五一六”就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顺便一提，清查五一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知道，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高度肯定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把它称作鼓励群众造反，反对官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伟大创举。可是，他们怎么解释清查五一六运动呢？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对造反派的致命打击，它发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无论如何你总不能把这场运动再挂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上，事实上，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舒　崇·

#五一六运动 #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 #政治迫害 #历史反思

2天前

夸张激烈的修辞方式这种语言上的败坏也带来了一整套咒骂对手的流行用语。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时髦用语的特点，一是老词新用，二是夸张，三是感情色彩强烈。许多丑化运动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用的是汉语中的固有词汇，其中有些甚至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早被报刊或党的文件使用。如“牛鬼蛇神”一词源出佛教，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便用以称呼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或反对社会主义者；而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更将其作为一篇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只要被视为文化革命对象者，都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称号。还有，“小爬虫”、“妖风”、“黑手”、“炮制者”，等丑化对手的词汇，虽然也都是汉语原有词汇，但不少词汇在文革中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词的本义。此外，汉语中一些夸张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也频频出现于各种大字报和报刊杂志。这些词语借助形容词或副词增强声势，如“混账透顶”、“猖狂反扑”、“ 猖狂进攻”、“大肆鼓吹”、“狗胆包天”；还有“大黑伞”、“大黑手”、“一小撮”、“妄图”、“胆敢”、“可以休矣”、“居心何在”、“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构成了整个文化革命时期特有的那种夸张、气势汹汹和虚张声势的政治用语风格。在这些夸张而又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中，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便是修辞的最高级形式。文革中被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大概可以数“大”字：“大肆”、“ 大打一场ＸＸ战争”、“大刮妖风”、“大黑伞”、“大黑手”、“大黑帮”、“ 大毒草”、“大杂烩”、“大扒手”、“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台”、“ 大夺权”，就连文革本身的名称也冠了“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用 “大”来形容事物的极限还不够，于是“极”和“最”等最高级形容词或副词也频频出现于文字：“极端反动”、“极端热爱”、“反动透顶”、“特大喜讯”、“ 最高指示”、“最革命”、“最热爱”、“最伟大”，而且往往用一个“最”还不够，有些词被连用几个“最”修饰：“最最最”。这种修辞万式，可以林彪为代表，他１９６７年的一份报告中形容文化革命的收获和损失时，便连用三个“最”： “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红卫兵们纷纷学习，下面这种句式是当时常见的：“林彪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活最活最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重复的词汇反显出语言的贫乏。与丑化文革对象或对手的语言相对应的，便是对文革的自我肯定。一切事物，都必须冠以“革命的”修饰词，仿佛只要有了这三个字，事物的性质便可变得符合文化革命要求。于是，在文革行为象征的“造反”前，要加上“革命”两字：“革命造反派”。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在筹备成立时，曾因起名而有过争论。一开始起名为“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但有人担心这样的名字会被人反问：“你们要造谁的反”，于是又加上“革命”两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文革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革命”的修饰：“革命同志”、“革命家长”、“革命学生”、“革命小将”、“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 革命领导小组”、“革命路线”、“革命权威”、“革命知识分子”，还有“革命造反”、“革命行动”、“革命大串联”、“革命大夺权”、“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联合”等等。任何事物只要自我标榜为“革命”，就有了合理性。于是便有 “革命的武斗”、“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派性”之类荒唐的语言组合。１９６７年１月西安的红卫兵造反派在其小报《西北工大》第１５期上的文章《革命造反精神好极了》中，用的便是这种语言的典型：“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抡起千钧棒，施法力，显神通，来它个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好极了！”类似这种组合还有“红色恐怖”、“刮十二级革命台风”等。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文化大革命 #语言批判 #夸张修辞 #政治术语 #负面情感

3天前

粗野的红卫兵骂话中国文化革命时期语言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粗野。作为这种粗野的语言风格的突变标志，大概不能不首推1966年夏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系列大字报，这一系列大字报中最著名的，便是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这张大字报不但提出了一个以后风行了整整10年的口号 “造反”，从而迅速在全国大中学校中燃起熊熊大火；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一反常规，十分粗野，最惊世骇俗的，要数文章中那一句粗鄙的骂话：“什么全面、策略，都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本是中国北方语言中的一句粗话。过去，此类粗话只偶然出现于文学作品，作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语言的渲染；而作为正式书面语言出现在政论文中，这却是第一次。文章的语言和内容引起工作队的反感，却受到江青的称赞。她将大字报呈给毛泽东，不几天便传来了毛的评价，称其为“很好的大字报”。立刻，这张大字报被反复传抄、翻印，流传全国。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涌起，“造反” 成为革命行动，粗鲁的语言则成为造反的标志。红刀兵们以这种反传统的语言表示他们对传统规范的藐视，以及与其他温文尔雅学生的区别。“他妈的”成了文化革命的流行语言。一时，所有的红卫兵大字报，不管内容是否需要，总要夹上几句“他妈的”或者是“滚他妈的蛋”，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体现文章的造反精神。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我们到处可见这类粗野的骂话。一首当时十分流行的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歌曲《鬼见愁》的歌词和结束句的口号就是这样的：“老子英路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他妈的”最初流行于北京红卫兵中，随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组织及他们大字报的支持而流行全国。就连过去不使用“他妈的”这句口头禅的南方地区，也流行起 “他妈的”，在南方方言中不时夹上一句，显得十分突兀。那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学生。一个个“他妈的”不离口，以显示自己离经叛道。这种语言的沉沦，造成了了整整一个时代政治语言的粗俗化。那些过去根本不上书面语言的粗话，诸如“混蛋 ”、“滚蛋”，“王八蛋”、“王八羔子”、“见鬼去”、“见你妈的鬼”、“该死”，等等，频见于大字报、传单甚至报刊杂志。此外还有新组合的“砸烂狗头” 、“砸个稀巴烂”等话语。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鄙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这种变化，是文化大革命中大众审美趋向粗鄙化的表现之一。 ---“革命的粗野”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　逊·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粗野语言 #造反精神 #他妈的

3天前

1.1968年7月16日，哈尔滨松花江畔，万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游泳健儿下水前要读一段毛主席语录。 2.1968年9月5日，哈尔滨一家军队医院中的病人每天都要开展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李振盛摄影

#哈尔滨 #松花江 #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 #政治

3天前

1967年1月17日，一个派系的成员迫使另一个派系的头目跪下，并批斗他们。李振盛摄影

#批斗 #1967年 #派系斗争 #李振盛 #文化大革命

3天前

1966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小两口用毛主席语录装饰新房。李振盛摄影

#毛主席语录 #新房装饰 #1966年 #阿城县 #文化大革命

5天前

破四旧风潮王宇：红八月以后社会上就开始抄家了，就把斗“牛鬼蛇神”、斗走资派的事晾一边了。在我的观念上，我是反对抄家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组织过一次抄家。但是我不能反对别人抄家。我去看过三次抄家，一个是北洋政府的一个姓刘的高官，是我们班一个同学的父亲。我看到的这次抄家，可以说是北京最文明的抄家了。那次是李红旗带人去的。他们到了以后，把所有贵重的东西全都码放好，进行登记，然后叫故宫博物院来卡车，一件一件登记后运走。我们“八一八红卫兵”抄家时，绝对没有打人，而且没有毁坏东西。我看他们家的那墨特别棒，但故宫博物院的人说：这墨不值钱，不要。还有４个瓷碗，我看着特别精致，白如玉、薄如磬，就是那个劲儿。他们说当时值４０００元。故宫博物院来的这些人挺仔细的，凡是收的东西，他们都详详细细地登记了。当时他们家有个存折，有几百块钱让我给拿走了。后来这个同学的表哥来找我，说家里特别困难，说要那个存折。我说，你拿走吧。当时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大约用了２００块钱，买大字报纸了。这事儿我也觉得不对，人家来要，我就还给他了。李红旗说我在抄家时，还撕了人家一个香港存折，上面有５０００块钱，但这事我不记得了。后来两次是到西四和北长街，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忘了是谁去抄的，反正是我们“八一八红卫兵”的，我也去看了。看了之后心里感到特别难受，一种说不出来的味儿。其中一个国民党的中将，解放后还在南京军事学院当过教官。他们家穷极了，小破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可以说比普通工人家里还要穷得多，就落到这样的惨状，所以我当时感触挺深的。因为我老看武侠小说，有一种英雄情结，他这个中将，一生打了多少仗啊，最后落到这么一个地步。我没有指挥过抄家，这几次我去也就是应个景。因为当时你要不去抄家，不应个景，也会有人批评你的。我们学校好多老师家也都被抄了，那都不是我们干的，对老师，我们一家没动过。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

#破四旧 #红八月抄家 #红卫兵 #王宇 #文化大革命

5天前

侯瑛插话：当时我们学校对面这块儿，绒线胡同、西长安街南边尽是名人的家，特别多。那一块儿住的尽是伪满时期、国民党时期的遗老遗少、达官显贵、名人，乱七八糟的多极了，都是特别好的四合院。那时抄家也特别厉害，全是街道居委会、小脚老太太报的信，然后还有派出所报的信。当时我觉得我们抄家是保护性的。如果我们不去抄，别人就会去。我们去了之后呢，真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就是说，我贴上封条后你别的红卫兵就不能随便拆。我记得那会儿“八一八红卫兵” 抄了一家，就是学校对面大院的一家。后来，那个人见到我就跪着磕头，他不是害怕是感激。我们把他们家东西封起来了，而且允许他们吃饭。还有南城的一家，“ 八一八红卫兵”去了，“红旗”也去了，那个人是个民主人士，姓陈，挺有钱的。后来“红旗”那帮人就住在那里了，把他们家的钱全给花了。那会儿“红旗”就特恶劣。后来王宇不是跟他们几个急了嘛。其实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你说这学生知道什么呀？大概西城区的抄家比较狠一点，要比海淀的狠。李红旗插话（２８中高中学生，“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红旗”成立后，找过我，但是我没参加。我看不惯那些人，也不想过深地介入。当时群众也看不起他们那帮人，另外那时候不是有血统论嘛，我不大认同。“红旗”这个组织，在社会上抄家的时候，是连吃带喝带玩的。后来跟他们关系不好，或者对他们反感可能跟这个有关系。我记得，当时皮手套很贵，他们３０多个人，每人买一双，实际上就是用抄家的钱买的。而且他们毁坏了很多东西，有一个乾隆御批的铁卷丹书也给撕了。抄那个北洋政府姓刘的家，整个过程是我领人去的。文物呢，我们主动把故宫的人叫来了，让他们收走。他们有的收走了，有的不要。其余的我们封存了。侯瑛插话：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金条，请银行来收，银行不来。我提着那个提包，大概有那么两小包吧，就送到银行，人家还不收。送了好多次，后来西城有个银行终于收了，还给我开一个收条。这收条我交给他家了。 ---"红墙边的反革命（上）" ·王宇·侯瑛·李红旗口述，卜伟华·米鹤都采写、编辑

#抄家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名人 #四合院

6天前

1969年1月1日，为了打响搞阶级斗争的开门红，我们突然去抄牧主家。牧主的一条狗咬得特凶，嘿，牧主的狗还这么狂，就想灭了它。我让牧主把狗给拴起来，准备用铁锹拍死。可那牧主不让打，撕扯中，我的手腕被狗咬了一口，疼得脑门冒汗，就丧失理智，把牧主痛打一顿。这时有一叫赵大嘴的汉人，正好路过，看不过去，就拿大镐把给我头上一下，镐把打断两截，我昏倒了。一个老贫农竟替牧主说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和在学校学的概念完全不一回事！待苏醒过来后，我又把这个老贫农打得够呛。经过这次抄家打人，我的名声就臭了，牧民都说我特孬种。当时知青们分住在牧民家，只我一人留在知青包看家，我不怕孤独。１９６９年春节，其他知青都骑着马串包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包的饺子，没案板，拿锅盖当案板，每个饺子跟包子一样大，年三十煮了几个大饺子，算是过了年。那晚上附近有牧民喝酒，喝完了，大半夜里出来骑马回家，在大野地里嚎叫，跟哭一样，就是那蒙古长调，曲里拐弯，啊啊呀呀，特别凄凉。我现在写作时常听长调。蒙古族历史上曾辉煌过，但后来衰落了。共产党统治下，挖“内人党”把他们挖得心惊肉跳，灰灰溜溜，他们心里非常压抑。你听那歌就能听出来，他们心里有一种委屈，特别悲凉。虽然这歌是歌颂毛主席的。我们这些中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抄他们时，他们却惟命是从，点头哈腰。我都奇怪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一个个畏首畏尾……特别奇怪，后来我想，这是共产党整的。那时，老有一顶民族分裂的帽子悬在你头上。只要一强调自治，一与上级有不同意见，就说你是搞民族分裂。 ---“我这四十年” ·老鬼口述·丁东、赵诚采写·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93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436 条信息

#抄家 #阶级斗争 #知青生活 #民族压迫 #文化大革命

1周前

红卫兵 1978年，红卫兵组织被宣布取消，因而65年以前出生的都有可能曾经加入过红卫兵。著名作家，曾经的清华附中在校生张承志是＂红卫兵＂一词的首创者。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标的是宋任穷女儿，北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校长，死于美国的宋彬彬。红卫兵一代依然活跃在中国的重要位置上，包括网上。

#红卫兵 #张承志 #宋彬彬 #历史 #文化大革命

1周前

搞政变者防政变当毛泽东处心积虑要整倒刘少奇时，毛首先想到的就是借重军队的力量，而这支力量只能为己所用，不能为刘邓司令部所用。在发动文革运动之前，毛泽东除了及时拿下罗瑞卿，将军队主要领导人换上自己最信得过的人之外，还要重新部署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周恩来、林彪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军队的实权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上，中国并无发生军事政变的任何可能性，亦不存在刘邓等人借用外国力量搞政变的可能性。为何毛泽东还要通过林彪的嘴大肆强调“防政变”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呢？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１８日，林彪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大讲了一通“防政变”讲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首都工作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组员有杨成武等人。这个小组就北京的安全作了以下工作：“１、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城郊的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重要设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可能进人的）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主席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我们看了个详细。２、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指挥权分别属于军队、公安部、中央办公厅三家。一旦有情况，政出多门，可能谁也指挥不动。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林彪特别嘱咐杨成武一定要调自己的亲信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这个“工作小组”的存在颇为神秘。邱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页２４－２５）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别人”应属刘少奇的“党中央”无疑。笔者认为，毛泽东这番调动军队，名义上是防止外来发动的政变，实际上是为自己搞一场特殊的“政变”作好万全的准备。此时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通过正常的手段不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毛对此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非常的时期就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有意思的是，历史竟然重演，１９７１年夏季的毛泽东重演了１９６６年春天的戏码，而这次却是指责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图谋不轨，篡党夺权，毛也同样是南巡各地煽风点火，调兵遣将，积极部署一场歼林战役，其手段与１９６６年春如出一辙。可笑的是，如今国内的党史教材竟然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依然指责林彪图谋政变，却有意放过真正搞了特殊政变的毛泽东。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丁凯文·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1 条信息

#毛泽东 #政变 #林彪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1周前

二次批斗王光美到了１９６７年４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４月３日和４日，中央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四月十号再次批斗王光美。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呢，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项链的事她没说。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这是在接见我们前后的闲扯时候说的，戚本禹在旁边。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容易就把那个箱子打开，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呢，原来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那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号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刘源不知道去了没有，刘平平和刘婷婷都去了。她们两个我认识，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号时也喊得响着呢。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的。 ---“岁月流沙” ·蒯大富口述 ·米鹤都、张琦采写·

#批斗王光美 #文化大革命 #蒯大富 #江青 #刘少奇

1周前

刘少奇最后一次见毛泽东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 （注：1967年1月6日，有人通知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马上截肢，要求家人到场签字。王光美听信后立即赶去，结果却被一群清华的造反派抓了起来）。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了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的几天后，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客观上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

#刘少奇 #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负面

1周前

刘少奇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刘少奇 (1967年4月14日)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四月十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知道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办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到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2．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议。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3．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以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4．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儿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标。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5．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是后来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中拿出来的。 6．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7．－九**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8．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它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刘少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刘少奇检查 #文化大革命 #路线错误 #自我批评 #政治报告

2周前

1966年8月，北京发生了许多“革命”的暴力的事件：北京市东城区三轮车夫集结到北京市委大楼前集体请愿，要求转业，不再为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服务了。摄影：许林

#文化大革命 #北京 #三轮车夫 #请愿 #阶级斗争

多伦多方脸

2周前

最近一直在看毛泽东的传记看下只能惊呼，这不才是最大的支黑文化上认苏联文化做主体乱杀中国人，搞文革三年大饥荒批孔，打砸中国古建筑，搞得中国文物损失殆尽还能怎么再支黑一点？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93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436 条信息

#毛泽东 #支黑 #文化大革命 #大饥荒 #批孔

3周前

神秘的会议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内核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6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图：中共九大主席台

#九大 #保密会议 #文化大革命 #政治 #负面

3周前

江青這嘴巴，怪不得不要律師呢

#江青 #政治人物 #负面 #文化大革命 #批判

3周前

在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到“货币”。首先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他虽然是文革理论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但不是原创性的文革理论提出者。他只是所谓“笔杆子”而已。在文革一开始，文革就被明确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明确指出文革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继续进行的一场革命。那么在１９７５年的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写道：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现在这种疾病也仍未找到治疗的方法。世界的医生们仍然在为治疗这一疾病而努力。据说毛泽东至死也没有知道他的疾病的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知道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全然属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假使毛泽东（８３岁死）像邓小平（活到９３岁）一样长寿，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色高棉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了。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93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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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红色高棉 #政治

4周前

江青训周恩来林彪训江青江青、叶群两大夫人参政—-出席中常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是毛的安排授意江青训周恩来一节，其它资料都是旁听旁闻，吴可是亲历者，描绘尤为精细，相信会令很多“周迷”大吃一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对周大发雷霆：“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的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勉强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则说：“我们两个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会场一片寂静，只有康生出来敲边鼓：“希望周恩来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们两个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领导核心，可以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领会毛主席的意图是很快的。”周只好点头称是。“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不敢犯颜……陈伯达只是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有名无实的组长，只有江青才说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来，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里。” 还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为保护萧华痛斥江青一节，其它资料说得都很粗略，吴法宪详叙头尾，音容宛然，包括吓坏了的叶群哭抱林彪，强阻他拉江青去见毛。吴的分析也甚到位：“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当时中央高层敢于当面斥责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图：吴法宪1980年当庭指证江青

#江青 #周恩来 #林彪 #文化大革命 #权力斗争

4周前

九大毛泽东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根据林彪的，，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说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也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账，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看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1 条信息

#九大 #毛泽东 #陈伯达 #文化大革命 #政治斗争

4周前

1957—-1959的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后，中国的老资产阶级基本上都被打倒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毛泽东发起的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在所谓的解放战争中都曾不遗余力的迫害过旧资产阶级和帮助共产党建立江山。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93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436 条信息

#整风运动 #反右运动 #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 #阶级斗争

1个月前

1949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国或应邀前往台湾，但他回到北京，还专门写相声段子讽刺美国、支持抗美援朝、赞扬苏联友邦、歌颂斯大林。老舍与中共结缘可上溯到1938年，通过后来成为他情人的赵清阁，周恩来成功统战了他，或至少让他对中共有了好感。此后中共一直在争取老舍，欲纳之麾下。1949年老舍的归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归国后，官方累计送给老舍30来个头衔，这让他倍感荣耀与惶恐。就在这个时期，老舍明确表示自己要做“歌德派”，也就是歌功颂德派，政治宣教成为他创作的首要准绳。早在1951年，老舍就写出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远早于此语后来流行的时期）。在自己被打倒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老舍几乎都有参与，撰写不少批判文章。这诚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为之辩解。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相当部分的批判文章老舍是违心写就。比如他参与过对丁玲的批判，可1960年重见丁玲时，他不像旁人一般避之不及，而是上前握手问好，表达善意。写了一大堆“歌德派”作品之后，1961年底，老舍开始暗暗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这部作品未能完成，但显示了晚年老舍在写作上一定程度的个人回归。1964年老舍访问日本，归国后写下《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未获发表。在这篇长文中，很可能老舍表达了与官方主流不符的个人意见。文革伊始，老舍写公开信表示支持和拥护，可由于他主编的《北京文艺》曾发表为《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他终于难逃毒手。老舍一直试图紧跟政治，政治却终于将他一脚踢开。在紧跟过程中，他也从未真正得心应手，因为他的天真伤怀与未能完全泯灭的自我。 1966年8月24日，不堪红卫兵的羞辱与毒打，老舍带着一册《毛主席诗词》自沉太平湖。他死后，骨灰被火葬场遗弃。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则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宋石男：“再谈老舍：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图：毛会见老舍等文艺界人士，右一为老舍。

#老舍 #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 #自杀 #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