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

关于社会运动的复杂性 每当有公共事件引爆舆论,当局一定要利用当事人来平息舆情。以受害者家属名义上网发声,要求息事宁人,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舆论维稳手段。 每次因社会不公引起公愤,中共当局一定会给受害者家属施压,就算家属不同意也无法发声,反正有的是办法捂住当事人嘴巴和代替当事人讲话。 毫不意外,这一次,中共当局也用了同样手段江油反霸凌抗议降温:以无法核实的“疑似”当事人父母的名义,上网发布无法核实的“声明”,最终达到息事宁人的效果;与此同时,还把一些网络舆论抓起来以造谣罪论处。这种百试不爽的舆论维稳模式,在每次公共事件中都清晰可见。 当局以为每次这样做都会有釜底抽薪的效果,而这种处理手法吃准了维权活动自身的局限性,尤其在长期认知战的干扰之下,民众认知很混乱,正好给稀释维权活动创造了突破口。 在江油反霸凌抗议活动中,当局操纵舆论混淆认知的典型做法跟以往处理其他事件没有根本不同,但同时也暴露出维权活动自身的局限性和中国社会的认知混乱。 我们看见有抗议者喊“毛主席万岁”这种口号,还有年轻人出来说“人民警察为人民”,要求民众理解警察秉公执法。在民众朴素的认知里 ,毛主席是为人民的,但现在共产党变质了、不为人民了。这是一种朴素情感,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以前东德斯大林主义团体和马克思主义团体也这样抨击东德政府背叛了革命,后来这些群体也成了反对东德政府的重要力量。 同时,我们还看见中国大陆社群媒体上,毫不意外出现了一批质疑境外势力“带节奏”的,有网友还造谣示威者随意打砸抢、破坏社会治安和为非作歹。这种认知混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把社会正常表达不满说成了“搞乱社会”和颠覆国家。这种定性,跟中共批发“寻衅滋事罪”和“煽动颠覆罪”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种认知混乱的破坏效果很大,普通民众很容易就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蛊惑。但是客观上讲,我们并不清楚散布这种言论的人是不是超限战的一个环节。即使不是超限战也很正常,因为中共当局对国民的认知战早就产生了这种认知混乱的效果。 维权活动只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初级模式,其发生呈现点状分布,而社会运动则往往以网状模式分布。维权活动由于零星爆发,又缺乏反对者网络传播和支持,很难形成全面而且持久的抗争。 社会运动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往往有一种“桴止响腾”的倾向,这与“釜底抽薪”就息事宁人的维权活动相比,恰恰是反过来的。 在社会运动中经常发生这种事情:起初引爆抗议的当事人或其家属变成了一个社会隐喻,公众更关心的是社会隐喻与每一个人休戚相关。在江油霸凌受害者家属哪里,聋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隐喻:她隐喻的是所有遭受了社会不公,但是被压制、发不出声音、不被公众听见的群体,被侮辱、被损害、被压制的群体。 与维权活动难以形成全面持久效应不同,社会运动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传播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社会运动还会形成自己的宣传和动员机制,这套机制与专制政府的维稳手段是平行的。 要充分应对当局的“维稳组合拳”,我们需要借助反认知战和反宣传战手段,利用平行的传播网络,进行全面对抗。这将取决于新的数字行动主义手段以及社交媒体影响力者实现跨圈层合作。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要坚守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信心,需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在中国大陆培养地下传播网络。唯有如此,才能不被社会运动的复杂性打消信心,转而在社会运动落潮的时候又变得愤世嫉俗起来。
《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什么?》 江油反霸凌示威遭野蛮镇压引起民愤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来信。其中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做什么? 不仅仅是这一次,最近几个月问同一个问题的朋友也非常之多。 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1. 交朋友,建立关系网。假如你并没有很多时间用在学习社会运动和接触政治基础训练方面,你也可以作为普通人以最小成本和最低风险去参与社会运动,那就是交朋友和建立关系网。 在东欧剧变之前,各国都形成了蔓延至整个国家的反对派关系网,即使是社会运动缺席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一样存在一个悄悄联结起来的沉默的大多数。 反对派关系网是由无数个中间人牵线搭桥,把各种不同的圈子、团体或组织联结起来,促成各种谈判、和解、或者合作。这个关系网形成了社会动员链条,一旦遇到了合适历史机遇,就会迅速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就是这么形成的。匈牙利、东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即使社会运动缺席,社会动员链条打通了,就完全可能突然形成剧变。 对普通人来说,缺乏专业知识,政治活动很难,社会运动很危险,个体单打独斗无法改变现状……那么,可以做点什么呢?那就去交朋友,去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他们处好关系,关心他们,跟他们打电话,不要只停留在网络聊天层面,网络聊天不是交朋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不一定非要聊政治不可,但是我们非常需要无数个这样的朋友圈,需要许多中间人把这些朋友圈串联起来,每个人在多个朋友圈里周旋。这些关系网就会形成社会动员链条和传送带。 交朋友,不是搞地下工作,就是实实在在地交朋友,不要掺杂杂念和急功近利的因素。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由反对者圈子搭建起来的关系网络。其他需要社会运动政治才干和专业能力的东西,交给有能力胜任的人去做。每个普通人如果有能力扮演好中间人角色,就是胜利。不必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白白冒政治风险。 2. 如果有志向成长为未来的社会运动骨干,请积极关注我们社运圈子的朋友们。未来我们还会有公开的讲座、培训课程和网络集会活动。 当然,也可以找一些YouTube节目来看,或者找一些专业书籍来读,努力学习社会运动历史知识,了解社会运动的社会学原理,掌握一些基础的政治能力。 3. 学习宣传和动员。宣传和动员有很多技巧,你也可以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抗争运动,来锻炼一把如何进行宣传和动员。 宣传什么呢?把你看到的鼓舞人心的言论和思想片段告诉你信得过的朋友,跟悲观绝望的人谈话,帮助他人逐渐地恢复社会信心。 当然,你也可能被负面情绪拖累,这也是我们希望你做的事情:一旦你被其他负面情绪拖住,我们希望你努力学习情绪控制技术,跟悲观消沉的情绪对抗,或者积极求助,通过专业干预,重新建立社会信心。 做这些事情既是在传播社会信念和思想,也是在培养社会对社会运动的心理预期。普通人不需要付出代价,你就当是跟朋友打电话聊天,互相打气。 4. 主动参与改善舆论氛围。这件工作难度更大,也更具挑战性,但是为什么非常需要普通人参与呢?因为恶化的舆论环境不利于传播社会变革信念,还不利于实现跨圈层社会合作,甚至反而形成心理障碍。 我们需要无数个志愿者,主动去改善舆论环境,包括减少网络戾气,回避互相辱骂和攻击,学习务实的政治态度,学习如何冷静讨论社会问题,培养对待复杂问题的耐心,主动抵制网暴和帮助网暴受害者,同时跟悲观绝望情绪和愤世嫉俗言论作斗争(不是发起骂战)等等。 5.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义工。每次发生社会运动,社会都会振奋一次,但跟着社会运动落潮,社会又可能重新落潮一次。这时候,我们也许要有志愿者主动联系社运圈或者人权活动家,协助他们具体去帮助受迫害的被捕者,以及遭受心理创伤的朋友等等。 这些活动不一定有风险,但需要在人权活动家指导下才能进行,否则如果自己埋头苦干就可能面临风险。 义工或者志愿者工作是一个联结社会、锻炼实践能力以及修复社会创伤和培养社会信任的机会。这也是扎扎实实地为社会运动打基础。 我们不希望未来的社会运动是眼高手低、没有人文关怀、没有温度的反抗——我们更需要一个温情社会,一个可以自我修复和互相取暖的社会。不必等政权更迭,再去创造那样一个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现在就可以动手去创造那样的社会。社会先变,尔后政权更迭,这是和平演变的最佳路径。 * 配图:波兰反对派关系网
底层社会最喜欢在幻想中报复社会。真正有能力领导革命和最关心社会变革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也只有中产阶级有能力承担主导社会变革的重任。 近年有不少人开始质疑中产阶级革命论,理由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庞大,但是并没有促成社会转型。 这个论断还为时过早。 就目前而言,社运圈最活跃的依然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整个社会中最有知识、最有教养和最可能互相合作的群体。但是社会转型需要时间。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资产阶级怎么反而还成了中国民主化的障碍》,讲的是中共政权怎么通过垄断社会资源来强化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拥护以及对民主化的抵触。在这种情况下,政权与资产阶级之间形成了同盟关系。 但是这篇文章只是点到即止提到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脆弱性以及投机特点,尽管并不排除资产级阶内部分化成两个阵营,一部分支持我们这边,与反对派结成反对同盟;另一部分支持他们那边,跟政权结成寡头统治同盟。 资产阶级自身的脆弱性意味着他们需要利益保障和切实的安全环境,假如中共政权无法保障他们的利益和安全,他们并不天然就是政权的盟友。 我们在社运圈也遇到了这样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反对派同盟的盟友、支持者和赞助人。我们除了继续吸引更多中产阶级加入社会运动之外,还需要展现出相当的政治能力和外交手腕来团结更多资产阶级和争取更多支持。 社会运动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社会反抗国家。正因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必须把社会对抗国家想象成国家与国家的对抗:这就像蝉与蝉蜕的关系,社会就是新生的蝉,国家就是那个新生的蝉要冲破的蝉蜕。 社会与国家的对抗,不仅是蝉与蝉蜕的对抗,更是新国家和旧国家的对抗。我们不得不把社会运动政治化,以保障新国家具有挑战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能力。 社会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战争”。如果意识不到这个特点,就会被现实锤得鼻青脸肿。
有朋友对将维权活动说成是原子化叛乱很不满,说得好像我反对维权活动一样。在东欧剧变之前,东欧各国一样有维权活动,但那些活动是社会运动主流之下的分支,不是社会运动主流。维权活动挑战极权国家统治,给社会运动创造和探索可行途径,这些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如果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多少人站出来反抗呢?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维权活动可以引起社会共情,也可能唤起权利意识(学术界有这种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实证研究),但它的缺陷同样也很突出。 比如河南银行维权事件或某些烂尾房维权事件。我们通过网络传播,可以唤起社会关注,但是社会关注不一定产生舆论压力,尤其是这种维权活动特别多,公众关注度有限而且还可能出现某种“关注疲劳”。公众不大可能因为一些群体的银行存款被吞了、另一些群体房子烂尾了,就煽动全社会(也就是全国各地)群起响应,都站出来推翻中共政权。为什么呢?因为始终会有人觉得那是别人的存款和别人的烂尾楼,与我无关。 怎样才能让普通人觉得与我有关呢?这就需要维权活动再更进一步,上升成社会运动——我们说的社会运动在中国语境中就是民权运动,它不是某些个体和某些群体的权益问题,而是公共权益问题,是每个人的民权。 那怎么才能从维权活动,上升成可以引发全民响应的民权运动呢?这就要涉及到我一再鼓吹的公民社会重建问题(不要急于下判断,先看一看我最近几条推文)。 你如果不把公民社会重建起来,你面对的就是一盘散沙和自私自利的个体,他们既不相信别人,也不愿意为别人和为民权起来斗争,也不相信其他人会坚持斗争到底。就算他们像白纸运动一样临时出来反对一下,见其他人退潮,自己也一样退潮。 以东欧的公民社会重建经验来看,宣传和教育是最重要的部分。千万不要以为对社会不满就是反抗力量,不满距离不同政见和反对运动还有十万八千里路程。宣传和教育,不是为了煽动民愤来反对政权,而是告诉民众我们找到了社会出路、我们需要每个人做些什么、我们需要怎样要求自己、我们如何跟其他人合作、我们怎样在逆境中生存、遭到镇压的时候我们怎样继续斗争……当然更重要的宣传和教育是培养友爱精神,而不是加剧社会仇恨泛滥成灾。 许多人并没有社会运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一味煽动无果就咒天骂地,就痛斥所有人烂泥扶不上墙。这肯定不对。我先前反复讲社会运动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没有知识和经验,全靠蛮力,不但推不动社会运动,还会加剧社会的绝望情绪。绝望情绪加剧就会引发仇恨泛滥成灾。 怎么培养社会运动知识和经验呢?这就是我最近一再讲的事情:培养社会运动骨干,让这些骨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他们去宣讲、去培养支持者、去传播求新求变的社会共识,最终还是去培养有能力、有韧性、敢于为民权与其他人合作的个体。 从历史上的各国社会运动来看,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参与社会运动,因为极权国家之所以顽固就在于它有能力培养一批支持者和孤立一批岁月静好者,再隔绝一批希望改变社会但是陷入原子化境地无法自拔的人。我们要去说服和动员的,就是那些希望改变社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以及尽可能拉来一些岁月静好的人。只要社会运动的规模达到总人口3.5%就可能逼迫政权让步(不了解这个数据的朋友可以去翻之前的推文,或者读哈佛大学政治学家Erica Chenoweth)的相关研究。 我所做的事情引起不同群体和个人怨恨,但我并不会怨恨回去,因为我恰恰就是传播社会运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专业知识并不是简单的历史知识,而是结合政治科学研究升级的专业知识。 怨恨通常缘于不理解,反过来,要化解怨恨,并不是要求其他人理解,而是要持续言说把理解群体扩大,公众自然而然就会互相解释和帮助理解。有时候,思潮真就是一股潮流,不理解的人在思潮洗礼下自然就会理解。
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加深会是下一个敞开的历史窗口。在下一个历史窗口打开前,社会不能不提前做好准备,不管是知识界还是社会运动,不能坐等历史窗口期关闭而无所作为。章家敦前二十年就已经开始鼓吹“中国崩溃论”,这个鼓吹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认知混乱:一方面是长期没有崩溃或者长期崩而不溃让许多人放松了警惕,转而鼓吹“中国不会崩溃论”;另一方面是长期幻想“中国崩溃”让许多人放弃了改变中国社会的努力,形成了坐等延迟崩溃的惰性。 当社会为社会运动做准备的时候,不应该以政权崩溃为假设前提,反而要以政权不会崩溃作为假设前提。这样不管有没有发生想象中政权崩溃,社会运动都应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打开历史窗口期的内在动能。简而言之,你永远不要幻想敌人自己消灭自己。凡事抱着这种心理的人都会有一种投机和搭便车心理,这种行为反而阻碍和推迟社会变革。 中国社会至今没有为社会变革做好准备,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还根深蒂固,暴戾习性和浮躁风气弥漫社会,这些状况没有一种有利于社会变革,反而是社会变革的阻力和潜在隐患。假如社会不主动寻求变革而是坐等政权自己崩溃,那么可以预想到的未来是新政权可能比旧政权更糟糕,不但无法建立民主政权,还可能重蹈暴政循环的覆辙。 改变社会很难,但是不得不去做,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不但不会迎来洗心革面的机会,还会错失改变社会的历史窗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