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有朋友跟我讲王老师在筹备流亡国会,也提到了“反对派联盟”这个概念。 作为“反对派联盟”的积极鼓吹者,我感到有必要参与公共讨论。 社运圈的朋友和支持者知道我的一贯立场,一般来说我是不支持组建流亡政党和流亡国会的。流亡国会也非反对派联盟应有的样子。 社运圈想象的反对派联盟是另一回事。 我之所以不支持组建流亡政党和流亡国会,很关键的几个原因包括: 1. 缺乏真实的民意根基,既无法削弱中共政权合法性,还无法建立自己的合法性。 2. 缺乏职业政治人大量参与,仅凭群众热情,很容易把公共政治参与变成酒肉政治和群氓政治。 3. 缺乏充足的经费支撑,难以以政党和国会形式运作,也无法建立公信力和拓展关键支持者群体。 社运圈要做的事情,既不是跟民运圈对立,也不是要从零开始闭门造车。社运圈之所以特别强调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原因在于: 1. 社运圈需要通过社会运动和大量社会动员来奠定反对派群体的民意根基和支持者群体,通过具体的社会斗争来削弱中共政权合法性和建立社会运动自身的合法性。 2. 社运圈需要培养社运骨干人才,为向职业政治人过渡铺平道路。这些骨干人才,包括社运知识分子、社运理论家、社运领导者群体以及社运积极分子等等,将来可能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推动反对派政治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3. 由于考虑到经费筹措困难,社运圈主张以灵活多变的形式展开政治反对活动,以立项的方式游说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捐赠,以社会运动的灵活性规避大型政治机关的笨重问题。 不论如何,看到民运圈前辈率先尝试进行反对派联盟尝试仍然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但需要商榷的地方是:对目前缺乏有利条件的反对派群体来说,流亡政党和流亡国会是在现有条件难以驾驭的危险水域。 再者,反对派联盟肯定跟流亡国会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国会由政党共同构成,在政治自组织尚且没有形成气候的情况下,谈政党政治未免有点阳春白雪了。 反对派联盟要依托的政治组织跟政党不同:它完全可以以多个会、社、盟的形式存在,组织小巧、灵活则便于及时调整策略随机应变,也可绕开巨大经费开支。事实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成功的社会联盟就是以这种形式运行的。所谓联盟,就是多个小型的会社盟之间通过建立沟通对话机制形成的常态机关,其选举工作和内部事务通常要基于反对派联盟内部会议决定,不必像流亡国会那样被迫面对缺乏民意根基、无法靠选票给自己增加合法性的难题和困境。 反对派联盟要争取的合法性,要靠大大小小的社运组织(也就是说上面说的会社盟)通过具体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来争取,比如抗税、人权、公卫等中国民众尤其关心的公共议题。在缺乏民意根基的基础上组建政党和国会,其选票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仅供商榷。 再一次声明:社运圈既反对无休止内斗,也反对跟民运圈互相为敌,而是呼吁用对话、沟通和谈判来共同探索社会出路和方向。 我们非常希望民运圈前辈们在组建流亡国会的议程上取得重大进展,在充分的对话、沟通和谈判基础上,我也相信社运圈同仁会非常乐于合作。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推荐两个有关社会运动的学习资源(可多语种下载): 1. 爱因斯坦研究所: 2. ICNC: 这两个资源库在社会运动战略和策略方面积聚了各国经验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对于社运人士来说,这些资源是反思以往失败经验、学习新技术和制定新策略的最佳去处。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浮躁情绪几乎没有沉淀下来,不但普通人只满足于抱怨和小打小闹式反对(属于弱者的抵抗形式),连民运和社运人士也极少有人主动学习、主动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和领导力水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一部分人在幻想政权自己垮台,另一部分人只满足于漫无目的地煽动,还有一部分人耍小聪明、学假老练、装智叟散播愤世嫉俗和犬儒主义谬论,对活动家们的攻击比攻击中共政权还卖力。 这些人但凡有万分之一掌握了社会运动专业知识,形成了对于社会运动的领导力,也不至于拉胯成现在这副德性。 不过,中国人想得到的质疑,比如中国如何不同、中共又如何残暴、别国经验又如何派不上用场,以及常见的愤世嫉俗、内斗和互相拆台等等,在别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专业人士都见怪不怪了。这些质疑以前也是那些国家逃避社会运动的借口,后来通过互相学习别国经验和社会运动专业知识,许多国家都通过社会运动实现了成功的社会变革(像塞尔维亚和埃及就是如此)。 当然,仅凭上面的资源还不够,中国的情况确实很复杂,还要有专业人士去系统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新战略。比如美国政治学家Gene Sharp的一整套理论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bug:他所有研究都基于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即反对运动想当然受广泛支持而内斗不至于瘫痪反对运动,结果他的战略规划竟然从根本上漏掉了社会组织动员环节——这个漏掉的环节恰恰是我在钻研的领域:你绝不能想当然以为所有人都会无条件支持你去做对的事情,现实反而是大多数人都竭尽全力攻击和诋毁最明智的战略规划。只要不合作问题仍存在,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就推进不起来。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各国社运人士在互相交流过程中,一旦有别国向社运成功国家讨教经验,几乎总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在我国。” 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前,该国社运人士曾向塞尔维亚同行请教,结果格鲁吉亚人就说:塞尔维亚成功经验不可能移植到格鲁吉亚。 2009年埃及社运人士也向塞尔维亚讨教过,结果埃及人也一口咬定说:塞尔维亚成功经验不可能复制到埃及。 结果这两个国家的社会运动都成功了:格鲁吉亚人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埃及人推翻了穆巴拉克。在那之前他们都一口咬定不可能和平推翻独裁者。 几乎所有寻求用社会运动来改变现状的专制国家都出现了这种声音:在反抗之前,他们觉得自己国家的统治者特别残暴,监控无孔不入,遍地都是秘密警察,和平反抗根本不可能。 埃及社运人士在向塞尔维亚社运专家请教过程中就说你们塞尔维亚不如我们埃及残暴,我们埃及别说公开集会了,就算三个人拉一个群也要遭秘密警察暴打:埃及是不可能推翻穆巴拉克的。 结果呢?埃及人一旦突破了那道心理障碍,就根本不存在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的恐惧心理。最后,不可一世的穆巴拉克还是被推翻了。 我们在研读各国社运历史过程中频繁遇到这种现象,十分有意思。这对于我们的社运人士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不要因为一些人张嘴闭嘴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就打退堂鼓。 那些人的观念最多说明他们不是社运参与者,也充当不了社会变革推动者,而社会变革推动者往往是那些最先突破“不可能障碍”的人。 同样,如果社运人士自己也跟着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那就不要这样的社运人士有能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运动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非专业人士说什么根本起不到决定作用。 世界各国的社会运动还真是有一帮人像我们这样不断研究和学习他国经验,也不断遭“聪明人”泼冷水,甚至还遭人跳脚大骂。 最终坚持下去的人就会领导社会变革。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YouTube更新: 社運圈與民運圈五大不同之處 我們在前面解釋過,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跟民主國家的反對黨或在野黨聯盟完全不同。對中國來說,“反對派政治”首先是一種社會運動,其次是圍繞社會運動展開的公共政治活動。 我們在前面講,反對派政治運動有兩個首要戰略目標,其一是培養反對派群體,其二是打造一個聯結海內外社群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這兩個目標都是為反對派運動創造條件。 假如我們用“社運圈”來指稱反對派政治運動的主要參與群體,這恰好可以跟一般海外流亡群體所構成的“民運圈”區分開來。社運圈與民運圈即使完全可能在不同領域互相合作,但本質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圈子。 第一個關鍵不同點在於,民運圈以六四運動流亡群體及其他不同政見流亡者為主體,由於長年孤懸於海外,逐漸與中國大陸社會脫節,無法與中國大陸社會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為了克服民運圈無法重啟社會運動的困境,在新生代海外流亡群體牽頭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擬在重新整合海內外反對者群體基礎上,重啟社會運動。也就是說,相比孤懸於海外且社會運動策略逐漸老化的民運圈, 社運圈更強調海內外反對者群體,以全新的組織動員策略,形成新的整體和社會分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社運圈特別注重反對者群體的重建過程,尤其是通過新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形成新的社會動員模式。如果說民運圈常見的自我定位是民主人士和不同政見者,社運圈的自我定位則是反對派。所謂反對派不是政治組織成員身份,而是在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等方面形成的新群體。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二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通常由流亡的著名政治犯和不同政見者組成,其社會影響力並不必然兌現成社會運動的領導力;相反,由於流亡之後與中國大陸社會日漸脫節,逐漸失去了社會運動的實際領導力;相比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往往缺乏民運圈人士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這些早期成員之所以從草根社會脫穎而出,更主要依靠在社會運動中的實際領導力。 這裡講的實際領導力,指的是流亡的公共領域中的意見領袖、宣傳人才、社會活動家、思想理論人才、組織動員人才、政治顧問,以及資助社會運動的企業家。由於其特殊的早期成員構成,社運圈通常比民運圈更加注重人才訓練和領導力培養,尤其是培育思想理論扎實、精通公共政治、在社會運動方面有專業分工的運動骨幹。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三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有一個實現民主轉型的宏大目標,但是缺乏組織運動策略和專業分工來實現其目標,還無法突破理論障礙重建海內外社會聯結,也無法克服中國社會的原子化問題和普遍社會心理障礙;社運圈將宏大目標拆分成階段性目標,包括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反對派運動階段和國家轉型階段,而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有一系列組織運動策略跟專業分工,還有三個階段性目標,包括重新整合反對者群體、進行公共政治訓練、搭建一個貫通海內外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 在這裡,“反對派”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和新身份認同,其戰略意圖在於恢復海內外社會聯結,促成明確的海內外分工和協作,以及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直至形成一個能夠從一般反對團體中脫穎而出的社會聯盟。由民運圈群體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也有不同政見者聯盟性質,但是社運圈的反對派聯盟,不但是基於社會運動的聯盟,還是策略性重塑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的結果,也可以說,是用社會互動和社會紐帶來代替尋求最大公約數,克服因具體政治分歧不能實現多元合作的障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四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沒有的東西,那就是社運圈將重構流亡海外的第二公共領域,為形成平行社會戰略創造基礎條件。對於社運圈來說,重構第二公共領域意味著形成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生活運動,同時利用新的技術條件,形成從海外倒灌中國社會的系統性策略。重構第二公共領域不是一味宣揚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而是建立海外與中國社會的溝通平臺,以一種務實的合作態度關注中國社會問題,同時承認和支持不同社會群體在反抗專制活動中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將社會運動從狹義的民主派抗爭,擴大到更務實、更具包容性的反對派抗爭。 正如我們前面所講,即使東歐劇變,也不是民主派跟專制政權的鬥爭,而是社會反對國家。反對派聯盟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承擔著連通海內外社會和形成溝通機制的重任,還形成政治顧問團隊和一系列平行替代方案,為大規模社會運動和國家轉型做準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五個關鍵不同特點是:社運圈尤其強調在社會運動中,突出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的重要性,盡最大可能避免非專業人士堆積在不恰當位置,產生毫無必要的社會分歧、互不理解和互相怨恨。在前中東歐國家,我們已經見識過清晰的社會分工合作對社會運動的推動作用。 在既缺乏社會運動又缺乏專業分工的國家,比如現在的中國,很容易將不能勝任相關能力的非專業人士堆積在同一個領域,其結果只能是吵吵嚷嚷阻塞社會運動,連累專業人才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普通民眾也不知道社會困境的癥結出在哪裡,轉而悲觀絕望、乃至憤世嫉俗。 社運圈在推進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方面的努力將有助於分化出新的社會職能,這將大大補償以往因專業化程度欠缺和社會分工不足造成的缺憾,淤塞在同一個領域的社會人才也將通過社運圈的整合行動,重新分配社會職能。儘管社運圈完全可能跟民運圈實現跨界合作,但我們必須正視社運圈作為一股新生勢力,正在激發不可小覷的社會活力。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社会运动对政治才干有一定要求,尤其是对社会运动骨干的要求就更高。对社会运动来说,政治才干不是指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党同伐异,而是关系到游说公众、管控分歧、发展关系网络、安抚社会情绪、培训反抗活动、重塑社会信心、协调社会分工合作、与不同个体和社会团体进行谈判等等。 社会理论工作应该交给公共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他们比普通人见多识广,有系统性的思考和写作训练,比普通人更能胜任方向性、战略性分工。不要每个人都堆积在这个理论领域,其结果只能造成劣币逐良币的挤出效应:把有能力的人逼到闭嘴了,剩下的全是缺乏专业知识、缺乏政治才干、没有理论能力的人在互相对骂。 社会运动,就是政治反对运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只要你想做事情,你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分工(比如上面我提到的),总会有适合你的社会分工,总会有适合你的社会角色,不要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社会理论家,都跑来抢占生态位——这样只能造成认知混乱、争吵、互相辱骂,最终除了把其他人气死之外,也会让你们自己感到绝望,怨天尤人和愤世嫉俗。 对于社会运动来说,什么才是务实?对普通人来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对力量、调解内部纠纷、制止极端情绪、安抚社会躁动情绪、用务实的社会关切引导公众朝着社会行动前进、关心社会疾苦、学习社会运动理论和历史经验、广交朋友和维系地下关系网络、学习安全知识和地下活动经验……可以务实的领域太多了,但偏偏很多普通人就喜欢堆积在国家顶层设计上,就空中楼阁的建筑质量问题吵到反目成仇。 参加反对组织,积极改善反对组织运行和增强反对组织的号召力等等也是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情。你们既然觉得自己很有政治才干,那就把政治才干用在改善那些烂泥扶不上墙的政治反对组织上吧,把它们改造成真正有力的反对力量,在具体社会反对活动中培养真正的社运领导力。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伦理?需要怎样的反抗阵营?需要借助哪些群体的力量?只要诚实正直的君子吗?只依靠异议、维权、媒体、NGO…等进步力量吗?要像历次革命那样联合各路黑帮乃至朝廷鹰犬吗?需要“纯洁”队伍吗?需要平衡善恶吗?我们要的究竟是一场净化道德的宗教运动,还是海纳百川的社会运动? 我向来反对无原则的妥协与“团结”,有的人有的圈子,是没必要对其无底线退让来换取团结的,如果要打造一支有代表性的反抗组织,则更是如此,包括其领导层,应尽量志同道合诚实正直(对人性弱点也要理解宽容)。 如果连最有代表性最有可能成功的反抗组织,其领导层都没有足够含量的诚实正直品质,则整个运动会被领向何方?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但对整个运动,以及参与运动的人来说,我们不能用泛道德主义去指导政治实践,并以此为由搞什么“纯洁队伍”,这些始于狂热终于卑鄙的操作,到头来无一不演变成排除异己的悲剧与闹剧。 作为运动或组织的领导者,在把握总体方向不变质的前提下,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实力才能落实目标。而组成实力的,不止有光明,也会有黑暗,不止有台面上的呼吁和呐喊,也会有台面下的脏活与交易。孙中山黄兴等人,不与外国做些交易,哪来的钱和枪,光凭募捐?不靠洪门会党这些“黑社会”,哪来的足够人力发动起义,单靠书生? 再比如我们许多人认识的已离世的华涌,其生前有许多胆大妄为的计划,包括绑架黑产老板筹集经费,这是否就能将其从反抗者定义为恐怖分子?现在许多人抨击的某位“假庇护经济犯”,据我所知,为华涌提供了不少经费,那么华涌将其用作革命经费,又要如何评价?革命经费只能干干净净,君子们是这么认为的么? 嘴巴上当君子是容易的,十指不沾阳春雪,把自己羽毛梳理得光鲜亮丽也不难,但行动上真正做事的,做的越多越深入,越明白现实的游戏规则有多残酷,明知如此却依然去做,哪怕为此承担恶名,这些人,在我看来,更具有内在的道德勇气。 然而越是做事的人,越常被责难。言论当然是自由的,做事的人也不应对外界批评如临大敌。但责难他人的人,是否也应该自己去做做实事,体验一下其中的难处,免得自己的批评如空中楼阁无的放矢? 比如我们那些在中国境内承担巨大风险却自愿参与地下工作的兄弟,哪一个单拎出来不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那些敲敲键盘就冷嘲热讽之人,你们是怎么好意思像小丑一样在那儿指手画脚品头论足的? 国内的人直面抗争是可贵的,海外的人利用安全的环境更大的活动空间去做事同样是可贵的,无论他/她们是为国内发声、还是针对中共的经济、政治、军事…进行分析评论、是参加或组织示威抗议等活动、还是记录时代的人与事……都是在汇聚抵抗极权专制的洪流。 而这些人,却面临着最多的责难。有的责难,是合理的质疑与监督,有的责难,却是恶意的诋毁与污蔑。 除了公共领域的责难甚至构陷,面对个人生活、感情、家庭……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们却依然要分心去处理,在那些你看不见的地方,他们可能已咬牙坚持走了一段很长很远的路。 我们都会讨厌一些人,抨击一些人,但有时,我们也应尽量心存善意。即便对于中共当局,无论会有怎样的残酷斗争,但对其中的个体,即便曾是你做梦都想干掉的政治对手,时候到了,你该和解还是得和解。 作为政治活动者乃止未来的活动家,你需要有这个胸襟。 而反抗运动本身,也需要让人看到胜利的气象,这气象不来自于天天悲情呼吁的受害者心态,也不来自于净化队伍挥舞道德大棒的狂热,而来自于沉静,一种沉着冷静海纳百川的,“天下人”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