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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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谁是大兴县血案的罪魁祸首？——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各公社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说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要杀死地富及其亲属。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这场大血案在严家祺与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有记载，遇罗文（遇罗克之弟）也写过专题调查。还有一位张连和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五进马村劝停杀”。 张连和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文革初期被选为文革组长。张连和回忆道：“‘8.31’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后，张连和写了一首“七绝：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阴转多晴把党夸。 读张连和的回忆文章，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很奇怪。首先，这场大屠杀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政府不是被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是很快就掌握了情况。但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听任事态发展。屠杀是从8月27日开始的，可是政府直到31日才赶赴现场制止。也就是说，政府听任屠杀进行了整整四天之久。 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动了大批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以及县委办公室、监委、共青团、武装部、派出所等干部，甚至连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都亲赴现场。奇怪的是，去了这么多干部，却没有带什么军警。按照张连和的记叙，当他们一些县委干部来到马村村口时，竟被马村的民兵阻挡，在费了一番唇舌后才得以进村。到了作案现场，凶手都在那里，人证物证俱在，政府却并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对其口头劝说。对方居然还不买账，还和他们争辩，以至于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对方才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按说，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应该当场抓人，如果对方敢拒捕，那就该当场开枪制服；可是政府却只是一味劝说，和凶徒们不断地谈判，只求对方放下屠刀。这哪像是政府所为呢？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政府可以运用它垄断的暴力工具，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可是在这里，政府却是把它的强制力弃而不用，宁可像个手无寸铁的牧师那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其实，说怪不怪。 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此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根据严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记载：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就开始了对黑五类的大屠杀，直到9月1日才结束。 原来如此！原来大兴县的屠杀并不是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自发行为，而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怂恿、鼓励，以及纵容和放任。 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再去读张连和的诗句“阴转多晴把党夸”，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是啊，这些地富及其亲属明明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可是到头来却还要感谢共产党，还要“把党夸”。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些可怜的黑五类们只有引颈就戮，要不是张连和等干部前来搭救，他们就死于非命了。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处境下，他们对党感激涕零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这场大屠杀中，罪魁祸首还不是公社干部贫下中农，而是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政府。 正如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样，象大兴县血案一类暴行，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行为”；包括组织杀人行动的公社干部和动手杀人的民兵，都是国家机器的延伸。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大兴县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众直接动手，但这正是政府在借刀杀人。是政府故意地让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约束，让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一些民众打杀另一些民众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政府自己并没有出面，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归咎于动手的民众，再加上到后来，政府还对一些行凶者实行了某种惩处，因此有很多人还会把政府当成好人。其实政府是在借刀杀人，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最高当局才是罪恶的元凶。 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1月号
#文革 #大兴县血案 #1966年 #阶级斗争 #红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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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y News
4个月前
1966-1968年，中国，"红八月"期间，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同样发生大规模暴力。
广西文革期间人肉事件揭露，令人发指的惨剧· 39 条信息
#红八月 #红卫兵 #暴力事件 #1966-1968 #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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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老鬼：《血与铁 》，页３０４） 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１，７７２人被活活打死，３３，６９５户被抄家，８５，１９８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 ---“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宋永毅·
#文革 #周恩来 #红卫兵 #红八月 #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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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年前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 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作者： 孙言诚
#红八月 #红卫兵 #紧急呼吁书 #康生 #王任重 #周恩来 #江青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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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年前
生存者的创伤 我曾经采访一位1966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 1966年的“红八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 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 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34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34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 作者：王友琴
#红八月 #文化大革命 #历史反思 #生存者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