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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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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 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作者: 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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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生存者的创伤 我曾经采访一位1966年时的中学生。她回忆起来, 1966年的“红八月”中,她曾经看到在北京她家所住的胡同里出来的一辆平板三轮车,满载一车尸体,有十来个,是被打死的“阶级敌人”,他们的衣服都被打烂了,“就好象菜市场的一扇一扇的白色的生猪片堆着一样”。然后她马上说:“不能告诉你胡同的 名字,因为人家会知道是我说的。”这场谈话是在34年之后。她的恐惧和失态的表情,一下子惊呆了我。 我试图安慰她。我说那条胡同很长,有那么多的住户,看到这辆运尸车的一定有不少人,没有人能断定告诉此事的是你。我还说我有我的原则,绝不泄漏消息来源。但是我很快就理解到,这不是因为她不了解这些情况而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深埋在心里34年的对那样残酷的死亡景象的恐怖,在那一刹那间涌流出来,扭曲了她的脸。等她平静下来,她告诉我这条胡同的名字和位置。她说她34年来几次梦到那一恐怖场面,却从未有机会向任何人说过这一场景。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 作者: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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