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

2周前

阜成门六号院 : “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材料，窥知当时“文革”新贵们腐败情况之一二。 1.“文革”新贵们发迹后，跟常人一样，首先考虑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的问题。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后来又得到一幢三层洋楼，再后来又得到东湖路七号的一个大别墅，里面包含游泳池、网球场，甚至他对这些都不满意，想让上海市革委会把东湖路电影院划拨给他，作为私家影院（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来到北京后，中央为他安排了钓鱼台16号楼，他嫌弃住的地方不够宽敞，又让人在郊区建了两个别墅，光建筑面积就分别达700平米和1700平米。姚文元到北京后，一家五口住进了一个有60多间房子的四合院，后来嫌弃院子“狭小”，又搬进一个125间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为了迎接他搬家仅装修就花了13万多。197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当时北京市户均人口4.1人，每户收入1500元左右，这就相当于当时北京市区87户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据一些经济学研究，“文革”中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00元左右，这些装修费折合现在人民币1300万左右，放到当下也是令人咋舌。林彪、康生这些“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老同志”，住宅规模也颇为可观。林彪的毛家湾大宅面积1.7万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加上“林办”的办公楼，建筑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园四合院，共有115间房子，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这里本来是盛宣怀的府邸，建国之初董必武曾经住在这里，他嫌弃这里太大，短住一段时间就走了，但康生不嫌弃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开放后，因为这里设施豪华、环境优美，一度成为接待外宾的场所，匈牙利总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经在这里下榻。在饮食方面，最挑剔的属江青。据她的秘书杨银禄回忆，她吃鸡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点儿蛋黄，吃雏鸡要半斤的，鱼要掐头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绿豆芽要掐掉头和尾。江青还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欢服用进口蛋白粉，价格达几十美元，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长期在卫生和保健系统工作）的回忆，江青随便一次索取的滋补品就要价格上万元，都要有关部门从香港采购（朱仲丽，1995，第736页）。江青对茶饮保健也特别重视。她还曾心血来潮，想在钓鱼台亲自种龙井，于是命令空军派4架大型运输机从浙江的杭州运来上好茶树，冬天为茶树搭上暖房，以防冻死，由于北方的气温低，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不到一年，那些茶树就枯萎了，她又叫空军用飞机把这些茶树运回杭州（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空军几乎成为江青的御用“顺丰快递”，1971年2月，她在广州休养，要穿一件小大衣，就让空军专机火速从北京送来；9月初，她住在北京时，想起她在青岛时用过的一个卧榻，又派一架大型运输机把那个卧榻运过来）（杨银禄，2014）。王洪文对吃喝也很讲究。1975年他带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从各地运来最新鲜的，有南通的蛤蜊，宁波的青蟹，苏州的石榴，还从广州空运过来新鲜的菠萝、香蕉等水果。王洪文还颇爱西餐，到北京后曾经专门从锦江饭店调去一名厨师做西餐，他最喜欢的有牛尾汤、焗牡蛎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欢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粉碎“四人帮”后，查抄王洪文办公室的时候，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最显眼是一个大酒柜，柜子里放满茅台酒和中华烟（陈守信，2009），他的这些爱好跟当今查处的那些贪污犯又有什么区别呢？ 2.住房、饮食等基本物质条件满足了，其他生活“品味”也就提升上来了。王洪文把上海轻工业局当做自己的私家供给站，不断地派秘书从那里提取高档手表、家具、家电等东西，仅1975年、1976年两年，他取走的东西共达13多万元。掌权已久后，贫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讲究起来，渐渐看不上国货，上海外贸部门又成为他的供给站，先后派人从那里取走的进口电视、手表、烟酒、日用生活用品达50多万元，就连钓鱼竿和汽车喇叭也都非进口不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1977；李海文，2015，第197页）。这些东西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达数千万元，还不算是极度腐败吗？艺术家出身，生活品味本来就很高的江青更不必说。她与21世纪的高收入女性一样，喜欢巴黎的时尚用品，一套假发就价值四千五百法郎（《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3）。江青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看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后来趁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之机，江青特意让服装研究部门为她仿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杨银禄，2014）。江青与当代社会生活讲究的人一样，也特别注重水质问题，70年代她一度喜欢居住在广州，嫌弃下榻别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专门开凿10公里管道，引来山泉水直接供应到她的楼上；她也喜欢白色沙滩，她嫌弃广州的沙子不好，派人专门从海南运来白色的细沙；她嫌弃吉姆车冷风不好，广州有关部门一口气为其采购了6辆奔驰（李子元、闫长贵，2014）。江青最奢侈的爱好是摄影和看外国电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摄影艺术堪称专业级别，但是背后不知花费了多少国库经费，她使用的摄影器材都是国外进口的最顶尖级产品，仅有记录在案的，1972年一次从香港进口6万米伊斯曼胶卷，就花了好几百万元（李捷、于俊道，2013，第81页）。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丰富多彩，1975年她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从北京运来四匹马，其他物品拉了好几卡车。 “文革”时看外国电影，不像今天我们花几十块钱买张电影票就可以解决。那个时代，中国与外国文化隔绝，要看外国电影需要先支付进口版权。为了满足江青的私欲，仅1975年国家有关部门就进口550部外国和香港电影，耗资达1500万元，为了让观影效果更好，张春桥又让人从国外花了100万美元专门采购最先进的放映设备（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97页），这实质是价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据杨银禄的回忆，江青到晚上8时后，经常约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钓鱼台17号楼礼堂看电影，看外国原声电影时，还要请外语翻译过来，“一个偌大的礼堂,或是他们五六个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个人看,在微弱的灯光下总是显得空洞而幽深”。 3.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生活水平和“修养”提高到一定阶段后，达到贪污腐化的最高阶段——“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分钱（钟史闻，1977）。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2011）。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2015）。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这些行为又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紫禁城文物有何区别呢？ 4.“文革”新贵们不只有物质和生活上的贪污腐化，他们跟任何时代的贪官污吏一样，大搞裙带关系，让自己的权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文革”中从青岛市教育局长蹿升至山东革委会常委，之后又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江青所欣赏的京剧演员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都被火速提拔成为文化部长和副部长；王洪文当上中央副主席后，就通知王秀珍开名单，在中央要害部门安排人，他一口气内定了18个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李海文、王守家，2015，第183页）；谢富治夫人刘湘屏担任卫生部长、中央委员…… 获得提拔的党羽们也像旧社会官僚一样，懂得投桃报李。马天水不断让上海市革委会财务部门给予王洪文）等生活补助费，甚至还给王秀珍等专门拨发“妇女营养费”，王洪文1974年一年获得的特别补助就有4364元，大概相当于毛泽东11个月的工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警卫局查抄王洪文办公室，发现保险柜里有很多信封里装着现金，都是上海一些机关偷偷给他的“生活补贴”，就连王洪文的警卫员也被周到的“照顾”，每月有15元（陈守信，2009）。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每次进京都必须带着东西，先后带去200多块高档手表孝敬给张春桥。1976年，张春桥女儿结婚，特意在上海锦江酒店摆宴席50多桌，收获了大量当时最奢侈的礼品，徐景贤送了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西德产彩电，陈阿大送礼金1000元（王守家，2016，第201页）。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趣味和行为跟他们天天嘲讽的封建帝修资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仅仅掌握了八九年的权力，就腐化至此，如果让他们坐上几十年江山，会堕落到何种程度！ 5.不用说这些中央级的“文革”新贵们过着如此腐化的生活，下面各级得势者也都是。上海造反派领袖徐景贤，喜欢吃进口蔬菜，一次花费9600元；王秀珍为了要几斤特殊毛线，竟开动整个生产线；陈阿大占据两套别墅，其中一套是新康花园15号楼，新康花园是上海最著名的高档洋楼之一，张元济、赵丹等文化名人曾经住在这里（李海文，2015）。更不用说，全国各个地区、县、国有工厂，哪个造反派领袖上位，不是趁机捞一把？仅有记录在案的，1968年至1973年辽宁省发生摧残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这些案件往往都是发生在最基层的团场、连队、生产队，可见基层腐败之普遍严重。 6.所以，“文革”并不是没有贪污、没有腐败的历史特殊阶段，它与任何历史时期一样，获得了巨大权力的阶层，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都会迅速腐败起来。“文革”造反派以反特权、反官僚等级制度起家，但是他们掌权后享受着新的特权，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的贪污腐败告诉我们，它不可能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 “文革”新贵们的腐败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刘铁男、徐X厚、赖小民之流。如果按照购买力换算，“四人帮”侵占的国家财富，也都是以千万计乃至亿计，如果加上他们侵吞的文物更无法用货币计算。并且那个年代是全民极度匮乏时代，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当代贪污犯与平民的财富差距。与当代的贪污犯们比起来，腐化了的“文革”新贵们的表现显得更邪恶，更让人作呕：当代贪官最起码不会阻挠老百姓致富过好生活，甚至很多人是企业家或地方开发的共谋，至少为企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做过一些贡献，而“文革”新贵们却是在人民与自己之间搞截然不同的双重标准，一边教唆人民过苦日子，一边自己穷奢极欲。如果老百姓吃好点、穿好点，就要被接受批判，甚至被剃阴阳头，而他们却让自己的物质享受精益求精；如果普罗大众享用西方物质和文化产品，就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而他们自己却用重金从海外网罗各种物品；如果别人欣赏传统艺术，就是封建余孽，而他们却把文物中饱私囊，这不是极度的虚伪、极度可恶吗？这不是对人民压制、愚弄的极点吗？为什么还有人甘愿受他们的蒙骗，拒绝接受“文革”的真相呢？ 7.所以，“文革”时代的中国不是一个平等而纯净的乌托邦。人们感受不到腐败，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腐败。人们不了解特权阶层的腐败，跟当时的登峰造极的舆论管制，以及等级森严的社会分层有关，尤其是“四人帮”主管舆论宣传，人们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丑闻。如果以货币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和贪污多少的标准，的确“文革”贪污问题不严重。由于计划时代废除了市场交易，取而代之的是为每个阶层量身定制的供给制度，“文革”新贵们无需贪污现金，就可以满足一切愿望。然而，如果他们处于一个市场的环境中，以他们在“文革”中表现的对物质的穷奢极欲，他们贪污的现金也不会输于新“四人帮”们。如果以贪污为腐败的唯一衡量标准，那么“文革”时期没有现在严重。但是如果把公权力造成的收入和机会不平等也作为腐败的一部分，那么“文革”的腐败则是相当严重，普遍存在的。人们对文革没有腐败的错觉还有一个原因是：“文革”时期国家政权社会治理主要职能搞计划指令，政府与一个个单元组织——“单位”、厂矿打交道，而不像今天政府的职能已经转型到公共服务，直接跟个人或民营企业打交道。所以，当时个人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是有限的，远远不如跟单位组织多。但是就当时老百姓跟政府和公权直接接触较多的领域来讲，比如工分、供销、升学、当兵等，这些领域腐败、特权和走后门也是普遍存在的。 “文革”中的腐败问题，应该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涉足。学界应该重视起来，为人民呈现正确的历史认知。 (本文力求引用资料真实性，尽量少引用70年代末对四人帮大批判时期的资料，很多有夸大其词之嫌，注重引用当代经过权威机构和专家考证过的数据和观点。）图1:康生曾经居住的竹园图2:江青在大寨的摆拍

#文革腐败 #四人帮奢靡生活 #特权阶层 #江青 #康生

2个月前

关于康生这个人枣园训练班的负责人是康生，文革以后的中共数据都说康生是个坏人，把他全部否定。在我的直接印象中，这个人是很复杂的，他不太像一个革命家，而像一个洋行买办。戴着金丝眼镜，着马靴，爱骑马，有时一副打猎的打扮，有时双手抱着洋狗（延安我见到唯一玩洋狗的人）。每次出外，至少带上四个警卫员，每人一匹马，康生好像坐在四人大轿上，他说话的时候，喜欢把中国话「洋化」？例如说「托洛斯基匪徒」这四个字，他把音调加强加慢，说成是「托——洛—— 斯——基——匪——徒」。凡是知道康生的人，无不赞其天分极高，他善书法，绘画，工金石，能诗词。康生与毛泽东相同，读过不少中国古书。他尤胜于毛者，康生除了中文外，英文，德文，俄文俱佳。康生还有一套武功。当年周恩来处决「叛徒」，很多是由康生执行的。康生的讲话较为大胆，也言之有物。他对我们讲过许多地下工作的具体史实。例如他说，南昌暴动时，朱德在窑子里请客，把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全灌醉了。他又讲到，六大以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是个不错的工人领袖，他作为党的领袖是不适当的。他当了总书记又让他无事可做，以古董商人的面目出现，拥有洋房、汽车、小老婆等等，这些安排也是错的。他当时没有对于向忠发是否叛变的问题作结论。另外他又说到，有一拥护过袁世凯的大人物早年为我党工作并作出贡献。当时他没有点明这个人是谁。周恩来临终前对罗青长说：「当年筹安会七君子之一的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党不要忘记写他。」周恩来所说的杨度就是当年康生对我们说的「拥护过袁世凯的大人物」，康生甚至对我们说，「李维汉曾是个半托派」。当时李维汉也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康生公开攻击他，在党内生活中是很不寻常的。后来我才理解，李维汉是个积极的「立三路线」者，共产国际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半个托洛斯基主义者。因此康生敢于公开指李维汉是半个托派。奇怪的是，当时李维汉也在枣园训练班讲过话。 ---中共历史的见证 ——司马璐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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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随后的日子，既风光又辛苦。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纳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和其他造反派一样，被利用是为了利用：在“保卫毛主席”的名义下，谋取更大的权力。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我问她反对谢的理由是什么？她说谢篡夺了北京市的领导权。谢富治时任中央领导，就连聂的副主任一职，也是谢向毛推荐的结果，谢有必要跟她争权吗？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她看不清一个基本事实：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军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满脚臭的袜子一样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恋。谁能说她跟毛没有共通之处：心地残忍，六亲不认，崇尚暴力，嗜权如命。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访大名赫赫聂元梓探出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作者：铁流

#毛泽东 #批判邓小平 #聂元梓 #康生 #彭真 #李纳 #江青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

7个月前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作者：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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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月前

55年逮捕第一个文人反革命胡风的是罗瑞卿，65年第一个被关押又跳楼的也是罗瑞卿; 57年第一个跳出来批章伯钧的是吴晗，67年第一个自杀的也是吴晗; 58年批刘伯承、萧克的是彭德怀，59年第一个被批斗的也是彭德怀; 胡风事件中最卖力的是周扬，后首先被批斗的文棍也是周扬; 66年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 66年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 66年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打手是江青，80年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延安整风中最卖命最受益的是刘少奇，69年被整得最惨酷最要命的人也是刘少奇。 66年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71年接班人林彪又被主人整死了; 是报应还是圈套?或许有的是报应，有的就是这么设计的，有的是命中注定的，究竟为何?只能靠各位自己去猜想了。悍匪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文强临死前也对王立军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是因果?还是巧合? ---张耀杰：中共历史纠结惊人因果相循

#胡风反革命事件 #罗瑞卿 #吴晗自杀 #彭德怀受批斗 #周扬批斗 #文革 #陈伯达 #康生

7个月前

曾经长期担任康生秘书的黄宗汉回忆说：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 “反修”斗争。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邓和康生还一起主持了对习仲勋和整个中共“西北局”人马的残酷整肃。黄宗汉还回忆说：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我又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 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正是邓小平当年把习仲勋打成“高岗残余势力”总代表（高新）

#康生 #邓小平 #习仲勋 #文革 #反修斗争

7个月前

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生活水平和“修养”提高到一定阶段后，达到贪污腐化的最高阶段——“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９４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１０８７件，古籍４６００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２０·６４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１分钱，墨锭付了２分钱（钟史闻：江青掠夺文物阴谋反党）。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３４０００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５５００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１０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５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９６名知名人士以及２５个单位。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１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１８５８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５０７７册，仅支付７６６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１０００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３４２件、图书５７０２册，吴法宪拿走文物１５１件、图书６２０册，李作鹏拿走文物５７９件、图书１４９４册，邱会作拿走文物１８８件、图书１１６１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７７轴、碑帖８册、线装古书３函另５１０册，献给叶群。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３３件名画，林彪获得１６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３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１１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９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１件（何满子：文心世相——何满子怀旧琐忆）。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１９７０年５月２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这些行为又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紫禁城文物有何区别呢？ ---阜成门六号院：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文革 #腐败 #文物掠夺 #江青 #康生

7个月前

康生说：“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去找地主富农，你找不到。他们在人民政权下，早已化了形，成了‘化形地主’”。康还说：由于我们对经营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在政治上按工商业者对待，所以“老区的地主富农，把财产转到工商业上去了，凡是这样的人都应该是斗争的对象，要挖浮财，把他们扫地出门，只给他们一双筷子一个碗。” 1947年5月初，康生召开土改经验座谈会，在会上大谈识别“化形地主”、挖地主“底财”和把地主“扫地出门”的经验。据说康生在在郝家坡重点清算了7户地主。有的枪毙，有的扫地出门，其中既有已经一无所有的刘佑铭，又有抗日军人的家属。在康生的指挥下，捆绑吊打成风，动不动就要杀人。此外，康生还提出“贫农团要代替党支部”，“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等口号。（《中共晋绥分局会议土改情况记录》，转引自《晋绥革命根据地研究》）。在这个经验交流会上，康生大谈其挖底财的经验（实际没有挖出多少），陈伯达听了大叫起来：‘唉呀，我犯了个大错误，忘了挖底财啦，我要补课！’。本来，他在静乐搞的那个点的土改结束了，却又匆忙赶回静乐去挖底财，‘左’的劲头真可以呢！”（《庚申忆逝》第112页） ---康生陈伯达与晋绥土改作者：智效民

#康生 #晋绥 #地主富农 #化形地主 #土改 #政治 #挖浮财 #1947年

7个月前

康生这厮，坏透了。他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脑子的男盗女娼。小说《历史的天空》中写到了延安时期有个社会部，权力极大，恶意整人，而社会部部长就是康生。文革时期，康生住在一幢很大的四合院里，他号召破四旧，而自己家里收藏了很多文物真迹。此人虚伪至极。

#康生 #历史 #社会部 #文革 #四旧 #虚伪

8个月前

毛岸英参加土改：真好、真有趣 1946年康生到兴县郝家坡搞土改，特邀毛主席长子岸英参加土改小组。11月，我到兴县办事，路过郝家坡，住了一夜，次日我离开时，岸英送我，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参加的土改工作。难怪1948年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了晋绥分局土改工作的“成绩”和“成功经验”，也肯定了康生“对分局的帮助”。——《师哲回忆录》。据《山西通史》记载：“兴县1948年6月22日统计，全县土改中被打死的有1,050人；自杀的有862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有6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至于被揪斗、被批判者，更是不计其数。” ---原来如此！大多数国人不知道的中共秘闻作者：张东园

#毛岸英 #土改 #康生

8个月前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据吴法宪讲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执：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执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分别取得了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的支持。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的讲话。而且，吴法宪还转述了叶群的说法，林彪在讲话前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张春桥敢于主张在宪法中去掉三个副词，估计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在九大的党章上圈掉了三个副词。而吴法宪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认为这是向林彪发难。林彪的讲话让他出了一口气，于是想扩战果，要求全会改变议程，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此前林彪打击的矛头指向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的时候，他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泽东是一家人，这次触动江青和她的亲信，就超出了毛泽东可接受的限度。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拥而上。称不称天才的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权旁落。于是，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打击陈伯达入手，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彻底摧垮了林彪一派。读了这本回忆录，笼罩在庐山上的历史云雾，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作者：丁东

#庐山会议 #天才问题 #吴法宪 #康生 #张春桥 #国家主席 #政治局 #国务院 #毛泽东思想

8个月前

康生抢喝别人的剩茶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精神和体质上大不如前了。茶不思，饭不想，也很少睡觉。曾有几天，拒绝吃东西、喝水，总怕有人下毒。江青就叫程师傅做了几样好吃的小点心，亲自端到他的病床前劝他吃。她当着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块点心，并说：“好吃好吃。” 康生见江青吃了，也跟着吃了。江青回到自己的住地后，对工作人员说：“康老这个人真奇怪，别人喝过的茶，放在他跟前走开后，他赶紧抢过去就咕嘟咕嘟喝了，他以为别人吃过的东西、喝过的茶，就可证明没有毒。” ---江青秘书的回忆两个极端无耻人作者：三月云淡风清

#康生 #江青 #九届二中全会 #剩茶 #下毒

8个月前

外网每天都传习近平失势，看看是他失势还是你们失望！蔡奇既做姚文元更做康生，还做汪东兴，累吗？当年姚文元主管文宣，康生主管党内镇压，汪东兴主管毛泽东人身安全。康生特别招人恨不是中国人恨他，而是毛泽东的对手恨他。毛泽东是宏观战略家，毒招没周恩来、陈云们想得绝，但他懂用人，一个康生足矣

#习近平 #蔡奇 #姚文元 #康生 #汪东兴 #毛泽东 #周恩来 #陈云

9个月前

杨恒均的罪名太牵强了，令我想起康生的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把习仲勋牵岀来。如今习主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确实精彩！一．

#杨恒均 #罪名牵强 #康生 #习主席 #习仲勋 #反党 #刘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