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

3个月前
随后的日子,既风光又辛苦。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纳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 。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 和其他造反派一样,被利用是为了利用:在“保卫毛主席”的名义下,谋取更大的权力。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我问她反对谢的理由是什么?她说谢篡夺了北京市的领导权。谢富治时任中央领导,就连聂的副主任一职,也是谢向毛推荐的结果,谢有必要跟她争权吗? 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她看不清一个基本事实: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军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 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满脚臭的袜子一样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恋。谁能说她跟毛没有共通之处:心地残忍,六亲不认,崇尚暴力,嗜权如命。 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访大名赫赫聂元梓探出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 作者: 铁流
4个月前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 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血统论与北京灭门惨剧 作者: 孙言诚
4个月前
像所有腐败分子一样,“文革”新贵们生活水平和“修养”提高到一定阶段后,达到贪污腐化的最高阶段——“雅贪”——大肆占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后94次从北京文物管理处,拿走古玩、字画、金表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册,为这些文物她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宫的文房四宝象牙笔付了1分钱,墨锭付了2 分钱(钟史闻:江青掠夺文物阴谋反党)。 颇有“文化底蕴”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获满满”,掠夺的图书达34000多册,古玩字画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还有很多周朝的青铜器。康生为了达到“合法”占有,对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从文管处付款购买的形式获得,宋拓汉石经,仅付10元;黄庭坚的《腊梅三咏》,仅付5元。康生还嫌弃文管处工作人员估价太高,指责他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当时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对他们的藏品都是垂涎已久,“文革”爆发后,唆使造反派以抄家为名盗窃他们的文物。康生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邓拓家被抄后,立即去文物库房“淘宝”。傅惜华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书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康生侵占的文物涉及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个单位。 就连最“清心寡欲”,对文化艺术不感兴趣的林彪、叶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诱惑,1968年至1971年间,先后上百次亲自或派人从文物管理部门取走字画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迹,图书5077册,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还从故宫“借”来1000多件上等的玛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画等,密密麻麻堆在卧室里,林彪晚年没事的时候,在家里最大的爱好是摆弄从故宫“借”来的精致的八音盒(武建华: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住地的清查工作)。 林彪集团的“大老粗”们也收获不少,根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统计,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黄永胜夫人还从原广州市市长朱光那里骗取名人画卷77轴、碑帖8册、线装古书3函另510册,献给叶群。 对于一些名家的藏品,“文革”新贵们也不好意思独吞,都顺水推舟做人情,合理分赃。著名画家叶浅予被抄家后,所藏33件名画,林彪获得16件,江青获得古墨、镇尺等3件,陈伯达获得张大干、徐悲鸿画作11件,康生夫获得潘天寿《野趣图》及名贵印章等共9件,李作鹏、汪东兴各获得1件(何满子:文心世相——何满子怀旧琐忆)。 他们还经常成群结队一起扫荡“战利品”。1970年5月2日,康生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起拥进文管处库房,挑选各自喜爱的东西,作为专家的康生,在一旁做专业指点。他们在管理人员面前,恐失身份,还不断假惺惺地互相谦让、彼此赠送。这些行为又跟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紫禁城文物有何区别呢? ---阜成门六号院:文革新贵的奢靡腐化生活:文革真的没有腐败吗
5个月前
5个月前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据吴法宪讲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执: 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执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 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分别取得了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的支持。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的讲话。而且,吴法宪还转述了叶群的说法,林彪在讲话前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张春桥敢于主张在宪法中去掉三个副词,估计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在九大的党章上圈掉了三个副词。而吴法宪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认为这是向林彪发难。林彪的讲话让他出了一口气,于是想扩战果,要求全会改变议程,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此前林彪打击的矛头指向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的时候,他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泽东是一家人,这次触动江青和她的亲信,就超出了毛泽东可接受的限度。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拥而上。称不称天才的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权旁落。于是,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打击陈伯达入手,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彻底摧垮了林彪一派。 读了这本回忆录,笼罩在庐山上的历史云雾,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