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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 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揭秘:张春桥平步青云的“三把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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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揭秘:张春桥平步青云的“三把梯子”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13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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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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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在张春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1975年4月1 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张春桥写过的最长最重要的文革理论文章,也是文革的最后一篇大型的重头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三次写到“货币”。 首先 张春桥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货币的话。文中说: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 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 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很清楚,张春桥的这一文章是为毛泽东当时的新指示写的。,,那么在1975年的新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呢, 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很清楚。 接着,张春桥的文章有两次论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 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张春桥对未来的计划很清楚,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在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毛泽东已 经得了一种特别的疾病。这种病预后存活不超过两年。现在这种疾病也仍未找到治疗的方 法。世界的医生们仍然在为治疗这一疾病而努力。据说毛泽东至死也没有知道他的疾病的 诊断。但是不管怎样,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知道的年限之内死亡了。张春桥的这一 套计划虽然在柬埔寨做到了,但是已经没有机会在中国实行。 文革的结束其实说不上是对一个残忍荒谬的社会改造计划的抗争的结果,而基本上是一个 全然属偶然性的疾病中断了文革。这当然是好事,这吊销了张春桥进一步实施他的社会改 造的计划,减少了人民可能遭遇的更大痛苦。看看1976年9月的报纸,张春桥在毛泽东 “治丧委员会”名列第四。那个名单也是中国当时的最高权力人的名单。那一年,张春桥 61 岁。 假使毛泽东(83岁死)像邓小平(活到93岁)一样长寿, 张春桥会有机会实施他的红 色高棉式计划。八级工资制早已停止实行,上海也已经把文革前的工人的奖金(还算一种 “按劳分配”残余吧)平均摊入了工资,也就是说,“奖金”和其代表的按劳取酬其实已 经不存在了。毛泽东说的造成“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三项,已经只剩废除货币一项 了。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圖片:1980年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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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红色高棉”和张春桥 2014 年,奥斯卡电影奖项中,柬埔寨人制作的《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 成为被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关于“红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现了柬埔寨人民怎样被从城市的家中驱逐,怎么在集体农场进行超强体 力劳动,怎么挨饿,怎么被惩罚,怎么死亡。红色高棉造 成的巨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根据2014年国际法庭的审判,有一百七十万到两百 万的柬埔寨人死于红色高棉实行的酷刑折磨,饥饿,大规模处决,和过度劳累,占总人口 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 在这些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 春桥访问柬埔寨。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那个年龄的一般中国男人显得健康 年轻(这种权力带给人的外观改变,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只是这里不予进一步的分 析)。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等候在那里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 尔布特(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上鲜花;他和波尔布特走过夹道欢迎的群 众和战士;他向波尔布特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尔布特的巨幅照片(波尔布特 在1975年6月到北京见了毛泽东);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和波尔布特碰杯;他和波 尔布特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柬 埔寨通过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取得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 访问这里是上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媒体从未提到张春桥在 1976 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道他和波尔布特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 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普通中国人民既不了解在柬埔寨进行着什么样 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红色高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告诉中国人民发生 了什么是那时候的“常态”。 中国人对红色高棉所做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 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那么,张春桥所大力肯 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 是钞票,也就是钱。红色高棉在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 统治这个国家三年八个月加二十天。 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红色高棉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是他们从来没 有使用。在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大批的崭新钞票全成了垃圾。有 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无需专门学习经济学,今天社会里的每个成年人都知道“钱”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钞票不但使得经济流通和交换方便,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观察人类 社会形态,除了最原始的部落文明,都使用货币。尽管“钱”被有些人认为是肮脏的东 西,但是还没有发生过政府全面彻底地取消使用货币的“革命”行动。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 现代文明中,像红色高棉这样的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社会 生活的急剧改变更作为“革命”定义的主要内容而不考虑其在进步和道德方面的意义,柬 埔寨所发生的确实称得上是“革命”。一个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三年零八个月不使用钞 票。废除钞票,可以算是红色高棉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对波尔布特的夸奖并不是客气话,并不是出于礼貌随口作出的夸奖。在张春 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1975年4月1日,张春 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 政》。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声言要对“货币交换”以及“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实 行“无产阶级专政”。 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空头应酬,在他发出称赞的同时,从中国送去的武器和食品以及各种 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 出了中国提供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四千万美元 “礼物”。 这些支援维持了红色高棉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只有一分钟长。对柬埔寨人来说,张春桥 是外国人,不属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 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对自身记录历史的责任的思想。但是他们没有漏掉张春桥。这一分 钟张春桥镜头加厚了柬埔寨惨剧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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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 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张春桥靠心理承受能力成"四人帮"最长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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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 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张春桥靠心理承受能力成"四人帮"最长寿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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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不说话的张春桥 张春桥后来很少说话,别人说好的不回答,说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达不到这种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请了原周总理治疗组吴阶平等6位大夫来看病,手术很成功。我在秦城无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头发光了,显得很胖。 后来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复兴医院,一位刘姓大夫告诉我,住在隔 壁病房的是张春桥,见到来访的公安部部长,自己照样看报不搭理。部长说:“张春桥,最近身体怎么样?”不搭话。部长又说:“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可以提出来。”张春桥还是不说话。旁边的人急着说:“张春桥,部长问你,你回答,你应有礼貌……”张春桥依旧不吭声,部长只好说:“今天先说到这,等有机会下次再说……” 可是没等部长出了房,张春桥就跟大夫们说话,非常有礼貌。 依我的观察,以前工作时张春桥确实话很少,别人说话他认真听,最后才说几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听他的。讲一个比喻,如果张春桥说奔东,原来说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变,也奔东去。 毛主席病重时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则。这个事情就由我、广东省委书记韦国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负责,向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借来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审查片名和材料,然后打电话告张耀祠、张玉凤、毛远新,让他们到发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时,提及这件事,就说我是巴结江青、张春桥,好像特意要给张春桥看电影,上纲上线很高。我说,你们冤枉张春桥,他爱看报纸,就是不愿意看电影。每逢节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几次催促电话,让他赶快审查,说:“五一节要上映,再不审查就来不及印拷贝呢。”他才答应说:“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审片时,他意见不多,总是说:“同意你们的审查意见,很好……”有时也会提几个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这方面提意见提得多。 政治制度有问题,制约人,这样管制延长了很长的时间,管得那么严。审查电影万一错了,谁敢承担责任,谁都害怕。 我听张春桥说过,他不爱看电影,爱看书、看报纸,每天都要看香港几个代表性的报纸,养成习惯。 ---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作者:陈徒手 图:1980年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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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毛派江青去上海点文革之火 一九六五年初,毛认为自己脚下的北京是刘少奇、彭真主导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就派江青去上海建据点,作为从外围向北京进攻的突破口。江青通过张春桥找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十易其稿,写了八个月,由毛亲自审定,十一月在上海《文汇报 》发表,由此点燃了文革这颗重磅炸弹的引信,上海成了文革的策源地。 此时,徐景贤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是负责宣传的市委书记张春桥的下属。张春桥和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时,徐景贤是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一九六六年底,张春桥和姚文元问徐景贤“是写文章,还是上前线?”示意他带领写作班子出头造上海市委的反。 徐景贤心领神会,率先在市委机关揭竿而起,开了全国省市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他组织造反队批判市委领导时,打出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顿时瘫痪了。不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毛的生日聚会,毛对他们说“上海形势很好”,“‘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有区别,好!”毛还与他们碰杯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第二个“赫鲁晓夫”林彪 劫数难逃邓小平 作者: 喻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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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是军队,尤其是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将。“文革”前他曾不止一次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则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文革”在上海和杭州启动,恐怕不无倚重南京军区的因素。 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 “文革”传人。郑重写了一篇《毛泽东没有唱成的将相和》,历数毛泽东几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 “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无奈许世友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九届二中会上,林彪对张春桥发难,许世友兴奋不已,联合杨得志、韩先楚给毛、林写信,指斥那个“犯错误的人”。 十大前,毛泽东有意让王洪文接班,许世友却蔑称王是“儿童团”。毛泽东说:“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哪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十大主席团名单是毛泽东定的,副主席四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讨论的时候,许世友说:“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想了想,又说:“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主席团秘书长张春桥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场呵斥:“你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为文革安排身后事 许世友不买账 作者: 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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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 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文革”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南风窗》2010年第8期)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八届十一中全会,周恩来告诉陈毅要让林彪接班,陈毅吃惊地说:“怎么是他呢?应该是你嘛!”不管怎么说,林彪还是位开国元帅,如今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 周恩来何等聪明,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1973年8月23日周在中央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副主席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儿童团”王洪文成毛泽东接班人:周恩来黯然神伤 作者: 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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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6个月前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张春桥引用的一首古诗: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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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6个月前
“四人帮”之一张春桥(1917~2005),是1936年加入中共的初中生,82岁才通读《论语》。服刑中的他1999年写道:这个月,我把《论语》通读了一遍。说来似乎好笑,我从小没有学过《论语》,却是一个反对孔夫子的人。……我是十三经一经也没有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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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6个月前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据吴法宪讲述,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执: 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执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 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分别取得了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的支持。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的讲话。而且,吴法宪还转述了叶群的说法,林彪在讲话前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张春桥敢于主张在宪法中去掉三个副词,估计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在九大的党章上圈掉了三个副词。而吴法宪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认为这是向林彪发难。林彪的讲话让他出了一口气,于是想扩战果,要求全会改变议程,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此前林彪打击的矛头指向罗瑞卿、陆定一、贺龙的时候,他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但江青和毛泽东是一家人,这次触动江青和她的亲信,就超出了毛泽东可接受的限度。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许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拥而上。称不称天才的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权旁落。于是,毛泽东写出《我的一点意见》,从打击陈伯达入手,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彻底摧垮了林彪一派。 读了这本回忆录,笼罩在庐山上的历史云雾,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 作者: 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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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7个月前
陈永贵说: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 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 ---秦楚:国务院前副总理陈永贵揭中共高层内幕 (作者秦楚,是陈永贵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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