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 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揭秘:张春桥平步青云的“三把梯子”
江青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我的一点看法 江青站起来,她把一张纸扬了扬说:“我写了一点看法,念一念行吗?”审判长同意后,江青念道:“《我的一点看法》。一张起诉报告,满纸胡说八道。要为真理斗争,我的声明如下: ,,,,,, 江青继续说:“我对他(公诉人江文)的意见,也就是刚才所讲的《起诉书》的 那一套,整个地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远的不说,那就更说不清了。就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们逮捕审判我,这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审判我就是丑化亿万人民,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 然后,她说:“我是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现在是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我的所能。你们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如果不承认,就是离开重大历史背景,隐瞒重大历史事件!” 然后,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后,我始终就在这个权力的范围内进行我的工作,这怎么能说我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究竟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九大和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中央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你们根据什么,竟能得出结论说什么有的人是犯了错误,有的人是有意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难道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推翻什么阶级专政、夺取什么政权吗?这真是一个荒谬不堪的论点,是一个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构陷。你们这样说,就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意志都强奸了。     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呵,还要看主人的面子。现在就是打主人。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我认为我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过去我经常说:革命要有‘五不怕’: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不怕开除党籍;五不怕老婆离婚。这第五条对于我不成问题了,二、三、四条已经三年多了,我经受了,第一条杀头,我久候了!”     江青又说:清君之侧,目的在“君”。罗织陷害,血口喷人。利用专政,搞法西斯。精神虐待,一言难尽。破坏政策,凶悍残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杀我灭口,光荣之甚。     最后,江青大声地说:“这就是我的回答!” (1/2)
朱韵和
2个月前
八九人物:肖斌 肖斌是大连的一个普通工人,六四时他恰巧在北京。6月5日,当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向民众采访时,肖斌对着镜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屠杀场面,包括“死了两万人”等。 政府截获了采访图像,将其作为造谣的典型在电视台播放。已经回到大连的肖斌很快被检举、逮捕。 虽然肖斌坦白认罪并且在 电视上公开表示后悔和道歉,他还是在7月14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0年。 该刑期远超过八九民运中所有著名学生领袖后来被判的结果。 —————— [因“六四”判罪十年的肖斌的境况]---自由亚洲电台 十年过去了,肖斌的境况如何呢?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楠的采访报道。 记者星期三打电话到肖斌家。肖斌外出未归。他的妻子于吉荣向记者表示,肖斌心脏有严重问题,经常昏厥。肖斌一家三口目前仅仅依靠于吉容每月四百元旦退休金为生,生活十分艰难。当记者晚些时候打电话到肖斌家时,接电话的是肖斌。他向记者表示,他被告知六四期间要同政府合作,不能接受记者采访。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楠的采访报道。 —————— 据我所知,肖斌原为大连轻工局属下的大连塑料机械厂供销员,六四前到北京出差,六四后在北京街头勇敢地接受美国CNN有限电视网记者采访,用夸张的语言,渲染了天安门流血事件,播出后在世界上反响强烈。6月10曰肖斌返回大连当天,中央电视台转播了有关他的图像,立即有两名市民举报肖斌,使他在6月14日被捕,数天后被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0年,一直在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属下的凌源监狱服刑,1994年获准保外就医,现已年老体衰,以做小生意为生,隐姓埋名,保持沉默。但仍然在大连公安国保24时严密监控之下,不许他出国或接触诲外媒体。但接近他的人告诉我,肖斌保持着用短波机收听外台的习惯,他确信六四总有一天会平反,他亦将恢复名誉。 ---姜维平:记得肖斌吗?89年对外媒谈死亡人数的大连工人
朱韵和
3个月前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 中共对千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在中国,日本战犯共经历两个时期,一个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于1945年冬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2月15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 和其他日本战犯。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中国国民政府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经南京和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军事法庭的分别审讯。 其中谷寿夫、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川岛芳子等149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国民政府依法判处死刑。696名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检察机关起诉判刑,400多名日本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共对千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1945年日本投降,有些日本军人被中共收编,三年内战时为中共服务打国民党,中共对他们极为优待,中共不会对他们收审。 1949年中共窃国后,开始接收国民党政府所处置的日本战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日本战犯要以“感化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因而所有被国民政府判刑的战犯竟获得中共特赦。 中共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回国的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捕获的969名日本战犯,和由中共政府在内地捕获的日本战犯(共982名),被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加上其它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共计1062 名。 周恩来遵照毛泽东指示,很快召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部长史良,指示:“我们把这一批日伪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在1062名在押日本战犯中,每人都犯有战争罪,但罪行类别杂乱。 1955年末,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工作汇报时明确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向全世界公布: 1062名日本战犯中,只对45战犯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分成三批释放回国。而这45名罪行严重的分别从宽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罪大恶极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予以提前释放,至此在中国的日本战俘已全部释放,并且29人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 ---国军战俘劳动改造 日本战犯潇遥快乐 编写:爱德华
朱韵和
4个月前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 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张春桥靠心理承受能力成"四人帮"最长寿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