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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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前

拜登当然可以因川普取笑他“瞌睡乔”而起诉川普，但这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几乎没有任何胜算可能，无异于自杀式诉讼，尽管川普很缺德和令人作呕。因为“瞌睡乔”既非事实陈述，也不具可证伪性，属于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高度保护的政治讽刺，法庭通常会直接拒绝受理。作为最核心的公共人物，拜登必须证明川普存在“实际恶意”，而在政治绰号与竞选修辞中，这一门槛在法律上几乎不可跨越。换言之，这样的起诉，即便法庭被迫受理，也注定会被陪审团判败诉。若当事人为普通人、非政治人物，因生理缺陷或疾病而遭受耻笑、羞辱或持续攻击，在美国法律中完全可能构成可诉侵权。此类案件不再适用对政治言论的高度宽容标准，原告既可通过诽谤主张，也可通过故意造成情感伤害、骚扰或歧视等路径寻求救济。第一修正案在此并非免死金牌，言论自由的边界，止于对他人人格尊严的系统性践踏。 1964年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大反转，可以作为正常国家名誉侵权案件的判决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光诚诉王志安案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

4天前

我对陈光诚诉王志安案的基本看法是支持，但我于公对两人的公共言论均无好感，于私跟两人均无过节。陈光诚力挺川普的言论与王志安羞辱异议人士的言论一样令人作呕，一样缺了八辈子大德；但都不违法，都属于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他们都不是民选官员，也不是参选政客；任何人，包括犯罪分子的生理缺陷均不容他人侮辱贬损，其人格尊严理应受法律保护——民选官员和参选政客除外。

4天前

我评热播剧《太平年》热播剧《太平年》不可谓不精彩纷呈，不可谓不制作精良：叙事宏阔、镜头考究、表演用力，几乎集当代历史剧工业之大成。然而，正是在这份技术层面的成熟与华丽之下，其史观却显得格外反动而过时，仿佛一件被精心打磨的古老器物，外表耀眼，内里却盛装着早已腐朽的观念。剧中反复歌颂的，仍是皇权至上、大一统万能的古早神话——仿佛只要出现一位“圣君”，权力高度集中、社会万众归一，太平盛世便可自天而降。这种想象，在现代文明之前或许尚能自洽，但在人类付出无数血与火的代价之后，早已被历史本身所否定。现代人类社会的共识并不神秘：自由民主、权力分立、宪政法治，乃至联邦式的制度安排，并非完美无缺，却是人类在反复失败中所找到的“最不坏的制度”。它们的价值，正在于不再寄望于道德完人，不再将社会命运押注于单一权力中心，而是以制度约束人性、以分权对抗暴政、以程序化妥协换取长久和平。相比之下，《太平年》所执迷的皇权乌托邦，无论披上多么温情的叙事外衣，终究只是痴心妄想：它既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抵达，也注定要以暴力血腥为代价；即便开一时之“太平”，也不过是秩序对自由的暂时冻结，而非文明的真正成熟。因此，这部剧最大的遗憾不在艺术，而在史观——它用最现代的影像语言，讲述着最陈腐的政治寓言；它越是精致，越显出其观念的滞后。所谓“太平”，若不建立在制度之上，而仅寄托于权力与神话之中，终究只是被反复演绎、却从未真正实现过的幻影。

4天前

这种营销搅屎棍、情绪催化剂是垃圾。

4天前

😂😂😂异议人士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人民公敌同仇敌忾坚如磐石。求横批。

5天前

喻华峰、李民英被一审宣判与我被拘押，发生在同一天，我们供职的南方报业集团大院内群情激愤，也人心惶惶，又紧张又压抑。大院门口有多辆警车巡行，南方报业印刷厂一位退休老职工对坐在一辆警车上的警员怒吼：“滚远点！滚！” 几位南方都市报员工到我和喻华峰、李民英居住的丽江花园棕榈滩小区探视，发现门口停着几辆警车，我家前后门均有便衣把守。范以锦和王春芙这一天一边严辞拒绝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及南方网刊发喻李一审宣判和我被拘押消息，一边打了十几通电话，向任仲夷、吴南生、林若等老领导和省委宣传部长蔡东士求救，向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和广州市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表达抗议，一边布置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向社会和互联网求援。任仲夷和吴南生当即愤怒表态：“我们决不会放任不管。” 蔡东士对范以锦说：“宣传部门虽然对南方都市报多有不满，但对司法部门如此打击报复媒体很有意见，是不支持的。” 王华元对王春芙的回答则很强硬：“这已是铁案，省委领导要求无论涉及到谁都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 张桂芳推诿这案子与他无关时，范以锦和王春芙告诉他：“你们这些管公安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头头脑脑屁股干净吗？问题还少吗？我们揭露得还很不够。” 大约有二三十万中国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联署声援，要求广东司法机关放人。

1周前

押解我的航班于3月19日夜9时许抵达广州白云旧机场，我们一行七人等全部旅客出舱后才排队离机。走下舷梯时，我发现飞机被几十辆警车和采访车团团围住，警笛大作，闪光灯此起彼伏，人声鼎沸。一位穿绿色军服的青年士兵拉住我要求合影，摄影记者帮忙拍照，他一脸的兴奋。我先被押送到广州市检察院进行第一次审讯。三位审讯人员颠来倒去核实我的个人身份信息，以及南方都市报收支财务、管理运营、奖金分配等等，总之没有询问任何与我有关的犯罪事实，也没有出示任何需要我承认的犯罪证据，撑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们先后离开，不知所终。我坐在审讯椅上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身子底下垫着报纸和复印纸，我一看有新华社发布的喻华峰和李民英一审判决通稿。我觉得这显然是他们故意给我看的，有诱导我认罪的嫌疑。过了一会儿，主审和副审两位男士押送我去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寄寓，还顺便给我带来一份粤式早点，我才知道时间到了次日上午。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位于白云区石井镇槎头片区，距离孙志刚遇难的广州市收容救治站相距不过十余公里。我当时一直穿着正装，刚进看守所大门，只听得一声断喝：“把衣服脱了！”我于是把夹克脱了。 “再脱！”我于是把衬衫脱了。 “再脱！”我于是把长裤脱了。 “再脱！”我于是把三角短裤也脱了。旋即，一阵密集冰冷的水流劈头盖脸向我袭来，还没等回过神来，又一阵白色的粉末向我扑来，呛得我睁不开眼睛。稍许，一位胖乎乎的中年妇女拿来一叠淡灰蓝色的囚服要我换上，我这才注意到周围还有拖地的清洁工人，几个打杂的男女——他们若无其事，熟视无睹。

1周前

当权力开始奖励歌声，它真正想奖励的，往往不是艺术，而是顺从。权力之手伸得越长，创作自由就退得越远。一个连演艺市场都不放过的政府，终将让社会失去多元、生机与灵魂。荐读《程益中｜权力之手已染指歌声里》

1周前

2004年3月19日上午在广州市东山区法院法庭，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宣判获有期徒刑12年，主审法官是邱建明审判长；分管南方都市报的南方报业集团社委李民英被宣判获有期徒刑11年，主审法官是黄王莹‌‌；两人均不服判决，当庭提起上诉，喻华峰谴责主审法官有辱法庭悬挂的国徽。舆论大哗！这一刻，我正在大渡河铁索桥边的悬崖峭壁上，逆风撒尿。 4月14日上午10时许，胡锦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副总统切尼，寒暄几句之后，切尼对胡锦涛说：“主席先生，我有一个放人名单需要给你，有报道说你们抓了一位名叫程益中的报纸总编辑。” 胡锦涛与唐家璇耳语后回答：“我不知道这件事，已安排交代办公厅跟进过问。” 5月15日星期四上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某副厅长召集南都案专案组开会，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主持。在听完专案组汇报后，王华元说：“3月19日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已宣判两位从犯有期徒刑，程益中作为主犯嫌疑人也是铁案……” 一阵沉默之后，最高检公诉厅副厅长说：“我已调阅所有卷宗，建议对程益中不予起诉，建议二审判决从轻改判。” 6月15日上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喻华峰被改判8年、李民英被改判6年，改判理由是“从犯从轻”。下午，对南方都市报恨之入骨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和人大主任林树森视察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慰问南都案办案人员。这一刻，我作为待审主犯被羁押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某号仓，与喻华峰相隔一个仓号。

1周前

这次出差前夜，2004年3月11日星期四19:30许，我陪爱人散步至丽江花园三枝香水道左岸时，对她口授了几句临别留言：“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或伤己伤人，如果司法机关说我自杀了，那一定是被杀；不要担心，这种可能性极小。不要相信司法机关的任何说辞，也不要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这个案子如何处理，绝不是司法机关说了算。解铃还需系铃人，拍板抓我的领导，才是拍板放我的。抓我不需要任何证据，放我更不需要。这中间的变数，是我们抗争动员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我如果被抓，请立即请HWH帮我写一篇新闻通稿，传播得越广越好。家里有你和你父母在，有南方报业集团在，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忧、不要愁苦。请告诉孩子和我妈：我出差去了国外……” 站在大渡河铁索桥边悬崖峭壁上小便的时候，听着身后传来的逃逸暗示，我想到了我对爱人的临别留言，想到了我的每一个亲人，每一个为我挺身而出的领导、同仁和朋友，我必须活着笑着走出监狱大门，如同凯旋。 “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 …”我一边默诵着日本电影《追捕》中的台词，一边走回车上，嘴角想必有一丝笑意。

1周前

我刷牙洗脸后，这位自称广州反贪局副局长的男子从公文包里，掏出广州市公安局长朱穗生3月17日签署的逮捕令要我签收，我看到“因涉嫌______犯罪”一行空白处未填写，便问：“我涉嫌什么罪名？”他回答：“随便你怎么填写，不填也行。”我签字时心想，这真是狗日的莫须有。我旋即被戴上手铐，押送至丹巴县城郊外的看守所，夜凉月冷，其造型仿如电影《天龙八部》里的边地囚营。一行人下车步行到高墙根边，墙头堡里有人扔下大门钥匙，原来大黑门是从外边反锁的。墙内一团漆黑，少有几处明灭不定的灯火。宽衣解带、寄存所有个人随身物品后，我穿着一条三角裤衩被带进一间棺材形状的黑屋子。昏黄的灯光下，一群赤身裸体的壮汉戴着脚镣手铐，背对门口站立于角落，墙边地上是一条狭长的大通铺。看守员警指着靠近门口地上的一条墨绿色棉被对我说：“这是你的睡铺。” 醒来睁眼打量，高原的阳光格外灿烂，屋内只剩我一人，我照例睡得香甜、照例叠好被子，突然想到杜甫诗句：“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有人给我端来一碗热粥。早餐完毕，我被领到屋外放风，一帮戴着脚镣手铐的藏族大汉围着我载歌载舞，不停地唱“扎西德勒”。一位孔武英挺的青年，用汉语对我说：“看你是好人，我们都是死囚，打架杀人。死囚不能与人说再见。”我仰望天空，日近正午，押解我去双流机场的员警到了，我突然有一丝不舍、鼻子酸酸的，只好对他们说：“扎西德勒！” 穿过邛崃隧道，不久就到了传说中的大渡河边铁索桥，别克GL8停住，我被两个大汉从正中心的临时木凳子上搀扶着下车。走到悬崖峭壁边上的时候，他们解除了我的手铐，让我自行小便，我听到有人在我身后说：“程总，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走下去，你就自由啦！”

1周前

莫谈国事，开口便成寻衅滋事欲求生计，抬手就是非法经营（求横批）

1周前

天理不容这两大口袋罪名……

1周前

华川读书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川普懂经济，里根懂经济，共和党懂经济。”这句话听似经验之谈，实则荒唐透顶的信口开河；看似赞美政治人物，实则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党国幻觉。他们仿佛相信，经济是一门中共党国式的“成功学”、“发财学”，社会繁荣是一种“党国强人和能人抓出来的政绩”，市场经济是一架必须由最高领袖亲自操盘的机器。于是川普成了朱镕基，里根成了总设计师，共和党成了“懂抓经济的执政党”。美国经济也被他们想象成党国经济的翻版：仿佛增长来自某个伟大人物的英明指挥，而非制度、法治、创新、竞争与社会活力的长期积累。然而，美国经济之所以强大，恰恰不在于总统“懂不懂”，而在于总统不能随意“抓不抓”。它依赖的是产权保障、规则秩序、独立央行、企业精神与公民社会，而不是领袖拍板、运动式调控与个人崇拜。把经济成败归功于某个党派或某个元首的懂不懂抓经营，不过是把现代制度的复杂成果，粗暴简化为家长式、企业式的发家致富神话。更可笑的是，川普所谓“懂经济”，究竟懂在哪里？他真正擅长的，从来不是经济学，而是推销术；不是治理国家，而是经营人设。他只懂王婆卖瓜的自吹自夸，只懂把自己包装成“交易天才”，只懂兜售那本他人代笔的《交易的艺术》。他的词典里没有信仰、没有敬畏、没有制度、没有法律、没有诚信，只有弱肉强食和坑蒙拐骗；没有丝毫公共理性，只有丛林社会的喧嚣。因此，“川普懂经济”这类标签，不是理性判断，而是权力崇拜；不是市场语言，而是权力语言。它暴露的不是美国共和党有多懂，而是简中读书人有多么无知。这些读书人喜欢用中共党国的尺子丈量自由世界，期盼世界各国包括美国能产生懂抓经济的“大救星”。

2周前

年关将至，故国好友来相问：吾兄可好？请多保重！温暖情谊一任如故，从来不必想起，永远不会忘记。吾答曰：物质生活富足满意不减，精神层面愤怒苦闷日甚一日。此非矫饰，乃时代之痛；非个人抑郁，乃文明之哀。自川普主义死灰复燃之日起，国际政治的道德地平线便开始整体塌陷。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这些曾被反复宣誓、写入宪章、奉为文明底线的普世价值，竟悄然退出权力叙事的舞台，被“国家安全、秩序优先、爱国至上、强人政治”这些古老而野蛮的咆哮所取代，每个武装到牙的政权都在制造人类生死存亡危机事态。语言的退化，正是精神的倒退；价值的沉默，正是暴政全面崛起的前奏。更可怖者，并非强权横行，而是众人的沉默认可；并非暴力出现，而是暴力日益合法合理。当准军事化的执法机器在街头展示权力的獠牙，当国家武装的枪口竟指向本国公民，当粗暴被称为执法，当恐惧被包装成秩序，所谓的自由世界却陷入集体失语：没有森林般举起的手臂和雷霆般的抗议，没有道义上的同声相应，只有死一般的沉默和装聋作哑的自我麻醉。川普主义真正的胜利，并不在于它征服了世界，而在于它迫使世界闭嘴——迫使普世价值不再被公开捍卫，只被悄悄搁置；不再作为尺度，而沦为装饰；不再是信仰，而成为权力竞逐之际的场面话。川普主义最深的毒，不是制造暴行，而是制造麻木；不是摧毁制度，而是瓦解羞耻；不是打败文明，而是让文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政客抛弃，被群众遗忘。于是，我之愤怒与苦闷，正在于此：当物质尚可安顿身体，精神却无处安放；当生活欲望仍可称富足，世界却日益贫瘠于正义；当年关将至，人们互道保重，而文明本身却无人保重。这不是我个人的哀鸣，这是时代崩塌之时的一声叹息：文明并非轰然崩塌，而是在沉默中被出卖。普世价值并非被驳倒，而是在怯懦中被撤防。最可怕的不是野蛮的归来，而是文明的退场。

2周前

自川普主义死灰复燃之日起，国际政治的道德地平线便开始整体塌陷。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这些曾被人类反复宣誓、被写入各国宪章、被当作文明底线的普世价值，就悄然退出了权力叙事的舞台，被“国家安全”、“秩序优先”、“爱国至上”、“强人政治”这些古老野蛮、粗鄙至极、高亢咆哮的词汇所取代。更可怖之处在于，当暴力披上合法外衣、当准军事化的执法机器如党卫军、盖世太保般在街头肆意行刑，甚至当美国公民倒在自己国家武装力量的枪口之下时，所谓“自由世界”却陷入集体失语。没有大规模抗议、没有集体义愤的宣誓，只有可怕的沉默与暧昧的回应。川普主义真正的胜利，不在于它已征服世界，而在于它成功迫使人类闭嘴——让普世价值不再被捍卫，只被悄悄搁置；不再作为尺度，而沦为装饰。文明并非被打败，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政客抛弃。

3周前

这天傍晚，我带领深圳大客户旅游团在宝安国际机场候机，突然接到两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一位男子自称新浪网邮箱后台客服：“你的VIP邮箱已被秘密部门入侵，他们正在我们的服务器管理中心。” 一位女子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是南都深圳办公室新入职的文秘，您不认识我。今天下班之前，一大帮穿制服的深圳警察和广州警察来搜查，目标是你的行踪，他们拿走了深圳大客户旅游团的行程单。” 3月18日午餐后，我们一行80余人分乘6辆旅游巴士，缓慢走在小金通往丹巴的狭窄公路上，晚上丹巴县长已安排接待。山坡上梨花粉白，桃花绯红，草色新绿，道路崎岖泥泞。下午3时许，随行的南方都市报副总经理王建军告诉我：“县长打电话说晚上临时有事，已安排分管旅游的副县长接待。” 过了大约1小时，王建军又告诉我：“副县长打电话说晚上也临时有事来不了啦，已安排旅游局长接待。” 我从车窗往后看，发现有两辆警车尾随在我们车队之后。晚餐临时从丹巴古堡大酒店的商务宴席改成户外篝火烧烤，取消了主客领导致辞和签约仪式。一大帮人围着火焰吃肉跳舞时，我发现旁边有一桌警察也在那里吃喝。夜里9点半散席后，我们各自拿行李到房间。王建军和几位男同事一起到了我入住的顶层套房，他说：“我们几个人今晚就在客厅里陪程总吧，明天19号早上8时喻华峰案初审，我们和程总明早一起等律师消息。” 我告诉他们：“我需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好好睡个觉，好好养养精神。颠簸了一整天，你们也该早点休息，我已做好随时被捕的打算。各自保重！”

3周前

报社十几位同仁在2003年12月陆续被抓捕和被传讯后，我备受煎熬、度时如年，深知自己才是南粤政法机关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才是当局围猎的目标。因此，我除了发起呼吁和张罗营救，还要做好自己被囚禁后确保报社正常运营的各种准备工作；最痛苦的是，我还必须安抚落难同仁的家属。 2004年元旦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范以锦社长的办公室，当时分管南方都市报的集团副总王春芙致电广州市检察院院长陈武，传达广东省委老领导任仲夷、吴南生、林若及南方报业集团67位处级以上干部联署的《强烈要求广州市检察院释放南方都市报负责人的紧急呼吁书》。陈武当即表示：“我们争取在元旦假日期间放人，你们等时间通知吧。” 但直到元旦假期结束，我们也没等来检查机关放人的通知。很快春节假期将至，营救活动陷入低潮，绝望和恐惧弥漫在南方都市报及南方报业集团上下。 1月30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召集的年度纪检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念讲稿念到“必须加强舆论监督”时卡顿了一下，他脱稿说道：“加强舆论监督固然重要，但监督媒体舆论更加重要，谁来监管媒体舆论和媒体负责人呢？” 坐在张德江旁边的政法委书记王华元及时插话说：“是啊，我们也要监管媒体负责人，党委机关报的子报负责人以发奖金名义私分公款，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追究。” 当天下午，与会的王春芙约我到范以锦社长办公室，分析了省委年度纪检工作会议上的这曲花絮，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典型的“未审先判”，南方都市报案凶多吉少。 2月5日上午，南方都市报经营系统年度动员大会如期在广州军区礼堂举行，我代替总经理喻华峰作动员报告，发表了题为《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演讲，向南霸天王华元宣战。几天后范以锦约我和王春芙到他办公室，我们三人照例都卸掉手机电池，关上门小声说话，分析南都案的发展形势。王春芙望着我问：“现在看，政府机关最终目标很明显，小程可有心理准备？” 我回答：“有的，我已做好把牢底坐穿的思想准备。” 范以锦说：“我们会继续请求任老、吴老营救。小程可有什么向组织上交代的意见？” 我回答：“我不会让领导们失望，我不会让报业集团和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蒙羞，我争取让业界和大家以我为荣。” 3月9日星期二，光明日报社分管新京报的社委薛昌祠代表社长袁志发给我打电话，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宣部长刘云山口头指示：“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要求，请光明日报社安排程益中以身体健康为由辞去兼任的新京报总编辑职务。” 3月12日星期五上午，我向范以锦和王春芙辞别，如期带几十位南方都市报深圳大客户飞往四川藏区旅游度假。汽车开出南方集团大院的那一刻，我怅然若失……

3周前

2004年3月19日凌晨02:55，9名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悍然入侵我的梦乡，丹巴县古堡大酒店顶层套房，我被破门的巨响和人声惊醒，撇了一眼床头闹钟。 “警方执行公务！我们又见面，麻烦跟我们走吧。”领头者自称广州反贪局副局长。“我不记得见过你。”我眯着眼睛回答：“我需要刷牙洗脸，你们等着。” 这一刻，我已等待3个多月，从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先后两任总会计师于2003年12月中旬被捕算起。如果从南方都市报揭露非典大流行报道和孙志刚案报道算起的话，我已等待一年有余。把极权专制政体的牢底坐穿，是我成为报人之后的人生理想。

3周前

论屠夫对艾未未的“祛魅”比胡锡进的嘲讽更无情我拒绝赞美那些不容批评的政府和政客，并非出于偏执，而是出于对理性与尊严最基本的尊重。赞美若先于、或独立于批评，便不再是判断，而只是臣服；不再是一种肯定，而是一纸投名状。正如博马舍所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并非美丽的修辞，而是冷峻的政治常识。真正有价值的赞美，必须诞生于自由质疑的土壤之中。只有在批评不被视为敌意、异议不被定性为叛逆的制度下，赞美才有可能是经过比较、反思与论证后的结论；否则，它不过是被迫的附和、精致的谎言，或恐惧包装的热情。在一个只允许歌颂、不允许追问的体系里，赞美不但不能证明政权的正当性，反而恰恰暴露其虚弱与不安。拒绝对“不可批评者”的赞美，本质上是拒绝将语言出卖给权力，将良知抵押给权威。一个连被批评的勇气都没有的政府，不配索要赞美；一个需要用禁令和惩罚来维持声誉的政客，其声誉本身已然破产。赞美若失去自由，便失去价值；权力若拒绝批评，便丧失合法性。这不是立场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对公共理性的最低坚守。假如艾先生赞美东大政府、贬抑西方自由民主的公开表态，是以他行动自由与人身安全为交换条件，是他在强力胁迫之下被迫作出的政治表态；那么，首先应当被置于道义审判席上的，绝非被胁迫者，而是施加胁迫的东大权力机关本身。以暴力垄断与生存威胁逼迫个人背书意识形态，本就是对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双重践踏，理应成为公知与公众一致谴责的对象。然而，道义的同情并不意味着逻辑上的免责。即便言论产生于高压环境，言论本身仍进入公共领域，仍对公共认知与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因此，发表者艾先生也无法完全免于公共讨论与公共评价。理解其处境，可以；放弃对其言论的批评标准，不可以。同情与责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也必须并存。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所谓对受压迫者、抗争者进行“祛魅”的说法，才显露出其虚伪与恶意。它并非追求理性澄清，而是以“去神化”为名，行道义削弱之实；并非反对个人崇拜，而是反对公共同情；并非警惕权威神话，而是瓦解反抗的正当性。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战策略：通过不断强调受害者的“瑕疵”“妥协”与“局限”，将施暴结构隐身，让压迫者从视野中消失。真正需要被警惕和解构的，从来不是那些在重压之下仍试图发声的人，而是制造重压、利用恐惧、操控叙事的体制本身。对简中语境中长期备受打压的知识分子、维权律师、新闻记者、艺术家与草根抗争者而言，抗争者屠夫对抗争者艾未未所谓的“祛魅”发言并非清醒，而是冷酷；并非理性，而是不义。它要求受害者既要承受暴力，又要保持道德完美，否则便失去被声援、杯同情的资格——这本身就是对正义的反讽。因此，批判应当向上，而非向下；问责应当指向权力，而非充满恐惧的个体。唯有守住这一底线，公共理性才不至于沦为强权的附庸，良知也才不至于被伪装成“清醒”的犬儒所掏空。

4周前

我拒绝赞美那些不容批评的政府和政客，并非出于偏执，而是出于对理性与尊严最基本的尊重。赞美若先于、或独立于批评，便不再是判断，而只是臣服；不再是一种肯定，而是一纸投名状。正如博马舍所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并非美丽的修辞，而是冷峻的政治常识。真正有价值的赞美，必须诞生于自由质疑的土壤之中。只有在批评不被视为敌意、异议不被定性为叛逆的制度下，赞美才有可能是经过比较、反思与论证后的结论；否则，它不过是被迫的附和、精致的谎言，或恐惧包装后的热情。在一个只允许歌颂、不允许追问的体系里，赞美不但不能证明政权的正当性，反而恰恰暴露其虚弱与不安。拒绝对“不可批评者”的赞美，本质上是拒绝将语言出卖给权力，将良知抵押给权威。一个连被批评的勇气都没有的政府，不配索要赞美；一个需要用禁令和惩罚来维持声誉的政客，其声誉本身已然破产。赞美若失去自由，便失去价值；权力若拒绝批评，便丧失合法性。这不是立场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对公共理性的最低坚守。

4周前

中共党国没有未来，因为它从来没有把“人”当作未来。一个政权是否有明天，不取决于楼有多高多密、GDP有多大多快、大炮军舰有多少，而取决于普通人的人生是否可规划、权利是否可预期、尊严是否有保障。中共党国恰恰在这三点上同时破产。中共党国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以政治垄断为前提、以资源垄断为工具、以人口压榨为燃料的极权增长机器。土地可以被强征，房子可以被强拆，户籍可以被强制，资本可以被收割，企业可以被接管，言论可以被封杀——当一切权利都不属于个人，所谓增长不过是权力在扩大盘子，而不是社会在创造财富。因此，中共党国的高速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持续的。它不是建立在创新、法治与自由竞争之上，而是建立在债务扩张、房地产泡沫和对民间财富的系统性掠夺之上。一旦土地财政见顶、房价失速、地方债爆雷，整个经济就像被抽走支柱的楼房，轰然下沉。结果是什么？失业率暴增，大学毕业生只能投身外卖行业与保安行当；城市中产家庭几十年的积累，随房地产泡沫破灭而消失；民间资本在一轮轮整顿、规范和所谓的“反垄断”中被连根拔起。所谓的“共同富裕”，在现实中却变成了“共同变穷”，只留下权力阶层继续坐拥福利特权与安全垫。更致命的是，这一切并非政策失误，而是制度必然。一个不允许结社、不允许独立工会、不允许民间社团、不允许媒体监督、不允许司法制衡的体制，不可能及时纠错，只会在错误中不断加码；一个把稳定置于人权之上的政权，只会用更大力度的人权压制去掩盖更深层次的危机。所以，中共党国的前景不是“暂时困难”，而是结构性绝路：经济失去活力，社会失去信心，年轻人失去未来，而权力机器却只能继续榨取最后的存量。这就是所谓“中国崛起”的真相——崛起的不是人民，不是社会，而是政权本身；倒下的却是人权、尊严与幸福感。当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转化为个体的安全与自由，它就注定没有明天。因为没有人的未来，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未来。

1个月前

《论川普习金是一家人》川普对普京、习近平、金正恩一再不吝赞赏，绝非外交辞令的偶然失言，而是价值观念与权力趣味的自然流露：他在这些极权强人身上，看见了自己理想中的政治镜像——不受制衡、无需问责、可以随意凌驾于法律与民意之上的强人统治。这正是极权主义跨越意识形态表象而彼此识别、彼此欣赏的根本原因。纳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被宣传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但这只是历史舞台上的战时阵营对立，而非政治本质的分野。二战中苏联与盟国共同对抗纳粹，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斯大林体制与希特勒体制在权力结构、社会控制与对个体生命的蔑视上高度同构。秘密警察、集中营、个人崇拜、思想审查、对“内部敌人”的持续清洗——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标准配置，无论是打红旗还是打卐字旗。极权主义真正的共同根源，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丛林法则，从自然界粗暴移植到人类社会与国家治理之中，把权力竞争、民族冲突、阶级斗争甚至对异议者的镇压，统统包装为“历史必然”与“进化规律”。在这种逻辑下，法律被视为束缚强者的枷锁，同情被斥为对弱者的纵容，而屠杀、征服与清洗则被美化为“优胜劣汰”的必经之路。正因如此，纳粹、斯大林主义、毛主义、金氏王朝乃至现代各种强人政治，本质上都在同一条思想河流中漂流：他们都相信权力本身就是正义，相信统治者天生优于被统治者，相信社会可以像牲畜一样被配种、筛选与淘汰。川普对这些人物的迷恋，恰恰暴露了他对这种世界观的本能亲近——对制衡的厌恶，对强权的崇拜，对“赢家通吃”的迷信。因此，我坚定认为：纳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君主制等极权主义本是一家人。这并非修辞夸张，而是政治学的冷静结论。他们或许会因地缘利益而短暂为敌，却永远会在权力崇拜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层逻辑上彼此认同。川普、普京、习近平、金正恩之间的同声同气、心心相惜，正是这一隐秘同盟最直白的注脚。

1个月前

恐怖主义不是某一特定宗教的病毒，也不是某种肤色的种群天性，它是文明裂缝中长出的毒之花。若人类不能面对“是谁制造了沉默”，就无法阻止那从沉默中爆裂而出的火焰。恐怖袭击的受害者，通常也是始作俑者。（推荐《恐怖主义的根源究竟何在？》

1个月前

【伊朗并不像简中读书人说的那样邪恶】在当代国际舆论的镜像中，伊朗被长期塑造成“邪恶轴心、野蛮神权”的反面典型样本，仿佛它天生与文明、理性和现代性为敌。然而，这种刻板印象本身，恰恰是冷战思维与地缘政治宣传合谋的产物，而非严肃比较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结论。若以真实而非意识形态的标准衡量，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并非最专制、最黑暗的国家。相反，它拥有成体系的选举制度、复杂而真实的公共政治博弈、活跃的知识分子传统，以及在中东地区罕见的女性受教育率和社会参与度。伊朗社会内部存在张力、抗争与辩论，这本身正是政治活性的证明，而非“野蛮与停滞”的标志。与之相比，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长期实行的军事占领与屠杀、沙特阿拉伯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系统压制、叙利亚的家族式统治，乃至东大高度集权、残酷镇压和严密控制的政治结构，都难言比伊朗更自由、更文明。伊朗的困境，也并非源于其本性邪恶和制度败坏，而是清晰可追溯的外部打压结果。数十年来，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通过制裁、封锁、情报战与代理人冲突，对伊朗实施近乎全方位的围堵，目的不是促进伊朗自由民主，而是惩罚不服从的独立政治主体。制裁并未解放伊朗人民，只是在现实中加剧伊朗民生压力、压缩社会空间，却被道德化包装为“正义之举”。归根结底，伊朗政权真正不可饶恕的“罪过”，并不在于其制度的复杂与矛盾，而在于它拒绝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拒绝对以色列长期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占领与压迫视而不见，也拒绝充当美国中东秩序的附庸。正因如此，它被塑造成必须被妖魔化、被惩罚、被孤立的对象。因此，把伊朗简单描绘成“邪恶、野蛮、反文明”的国家，不仅是对事实的粗暴歪曲，也是对伊斯兰世界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蔑视。这种歧视性叙事，更多暴露的是简中舆论中对强权话语的依附与对弱者立场的冷漠，而非真正的理性、文明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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