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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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前

年关将至，故国好友来相问：吾兄可好？请多保重！温暖情谊一任如故，从来不必想起，永远不会忘记。吾答曰：物质生活富足满意不减，精神层面愤怒苦闷日甚一日。此非矫饰，乃时代之痛；非个人抑郁，乃文明之哀。自川普主义死灰复燃之日起，国际政治的道德地平线便开始整体塌陷。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这些曾被反复宣誓、写入宪章、奉为文明底线的普世价值，竟悄然退出权力叙事的舞台，被“国家安全、秩序优先、爱国至上、强人政治”这些古老而野蛮的咆哮所取代，每个武装到牙的政权都在制造人类生死存亡危机事态。语言的退化，正是精神的倒退；价值的沉默，正是暴政全面崛起的前奏。更可怖者，并非强权横行，而是众人的沉默认可；并非暴力出现，而是暴力日益合法合理。当准军事化的执法机器在街头展示权力的獠牙，当国家武装的枪口竟指向本国公民，当粗暴被称为执法，当恐惧被包装成秩序，所谓的自由世界却陷入集体失语：没有森林般举起的手臂和雷霆般的抗议，没有道义上的同声相应，只有死一般的沉默和装聋作哑的自我麻醉。川普主义真正的胜利，并不在于它征服了世界，而在于它迫使世界闭嘴——迫使普世价值不再被公开捍卫，只被悄悄搁置；不再作为尺度，而沦为装饰；不再是信仰，而成为权力竞逐之际的场面话。川普主义最深的毒，不是制造暴行，而是制造麻木；不是摧毁制度，而是瓦解羞耻；不是打败文明，而是让文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政客抛弃，被群众遗忘。于是，我之愤怒与苦闷，正在于此：当物质尚可安顿身体，精神却无处安放；当生活欲望仍可称富足，世界却日益贫瘠于正义；当年关将至，人们互道保重，而文明本身却无人保重。这不是我个人的哀鸣，这是时代崩塌之时的一声叹息：文明并非轰然崩塌，而是在沉默中被出卖。普世价值并非被驳倒，而是在怯懦中被撤防。最可怕的不是野蛮的归来，而是文明的退场。

2天前

自川普主义死灰复燃之日起，国际政治的道德地平线便开始整体塌陷。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这些曾被人类反复宣誓、被写入各国宪章、被当作文明底线的普世价值，就悄然退出了权力叙事的舞台，被“国家安全”、“秩序优先”、“爱国至上”、“强人政治”这些古老野蛮、粗鄙至极、高亢咆哮的词汇所取代。更可怖之处在于，当暴力披上合法外衣、当准军事化的执法机器如党卫军、盖世太保般在街头肆意行刑，甚至当美国公民倒在自己国家武装力量的枪口之下时，所谓“自由世界”却陷入集体失语。没有大规模抗议、没有集体义愤的宣誓，只有可怕的沉默与暧昧的回应。川普主义真正的胜利，不在于它已征服世界，而在于它成功迫使人类闭嘴——让普世价值不再被捍卫，只被悄悄搁置；不再作为尺度，而沦为装饰。文明并非被打败，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政客抛弃。

1周前

报社十几位同仁在2003年12月陆续被抓捕和被传讯后，我备受煎熬、度时如年，深知自己才是南粤政法机关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才是当局围猎的目标。因此，我除了发起呼吁和张罗营救，还要做好自己被囚禁后确保报社正常运营的各种准备工作；最痛苦的是，我还必须安抚落难同仁的家属。 2004年元旦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范以锦社长的办公室，当时分管南方都市报的集团副总王春芙致电广州市检察院院长陈武，传达广东省委老领导任仲夷、吴南生、林若及南方报业集团67位处级以上干部联署的《强烈要求广州市检察院释放南方都市报负责人的紧急呼吁书》。陈武当即表示：“我们争取在元旦假日期间放人，你们等时间通知吧。” 但直到元旦假期结束，我们也没等来检查机关放人的通知。很快春节假期将至，营救活动陷入低潮，绝望和恐惧弥漫在南方都市报及南方报业集团上下。 1月30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召集的年度纪检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念讲稿念到“必须加强舆论监督”时卡顿了一下，他脱稿说道：“加强舆论监督固然重要，但监督媒体舆论更加重要，谁来监管媒体舆论和媒体负责人呢？” 坐在张德江旁边的政法委书记王华元及时插话说：“是啊，我们也要监管媒体负责人，党委机关报的子报负责人以发奖金名义私分公款，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法追究。” 当天下午，与会的王春芙约我到范以锦社长办公室，分析了省委年度纪检工作会议上的这曲花絮，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典型的“未审先判”，南方都市报案凶多吉少。 2月5日上午，南方都市报经营系统年度动员大会如期在广州军区礼堂举行，我代替总经理喻华峰作动员报告，发表了题为《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演讲，向南霸天王华元宣战。几天后范以锦约我和王春芙到他办公室，我们三人照例都卸掉手机电池，关上门小声说话，分析南都案的发展形势。王春芙望着我问：“现在看，政府机关最终目标很明显，小程可有心理准备？” 我回答：“有的，我已做好把牢底坐穿的思想准备。” 范以锦说：“我们会继续请求任老、吴老营救。小程可有什么向组织上交代的意见？” 我回答：“我不会让领导们失望，我不会让报业集团和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蒙羞，我争取让业界和大家以我为荣。” 3月9日星期二，光明日报社分管新京报的社委薛昌祠代表社长袁志发给我打电话，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宣部长刘云山口头指示：“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要求，请光明日报社安排程益中以身体健康为由辞去兼任的新京报总编辑职务。” 3月12日星期五上午，我向范以锦和王春芙辞别，如期带几十位南方都市报深圳大客户飞往四川藏区旅游度假。汽车开出南方集团大院的那一刻，我怅然若失……

1周前

2004年3月19日凌晨02:55，9名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悍然入侵我的梦乡，丹巴县古堡大酒店顶层套房，我被破门的巨响和人声惊醒，撇了一眼床头闹钟。 “警方执行公务！我们又见面，麻烦跟我们走吧。”领头者自称广州反贪局副局长。“我不记得见过你。”我眯着眼睛回答：“我需要刷牙洗脸，你们等着。” 这一刻，我已等待3个多月，从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先后两任总会计师于2003年12月中旬被捕算起。如果从南方都市报揭露非典大流行报道和孙志刚案报道算起的话，我已等待一年有余。把极权专制政体的牢底坐穿，是我成为报人之后的人生理想。

1周前

论屠夫对艾未未的“祛魅”比胡锡进的嘲讽更无情我拒绝赞美那些不容批评的政府和政客，并非出于偏执，而是出于对理性与尊严最基本的尊重。赞美若先于、或独立于批评，便不再是判断，而只是臣服；不再是一种肯定，而是一纸投名状。正如博马舍所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并非美丽的修辞，而是冷峻的政治常识。真正有价值的赞美，必须诞生于自由质疑的土壤之中。只有在批评不被视为敌意、异议不被定性为叛逆的制度下，赞美才有可能是经过比较、反思与论证后的结论；否则，它不过是被迫的附和、精致的谎言，或恐惧包装的热情。在一个只允许歌颂、不允许追问的体系里，赞美不但不能证明政权的正当性，反而恰恰暴露其虚弱与不安。拒绝对“不可批评者”的赞美，本质上是拒绝将语言出卖给权力，将良知抵押给权威。一个连被批评的勇气都没有的政府，不配索要赞美；一个需要用禁令和惩罚来维持声誉的政客，其声誉本身已然破产。赞美若失去自由，便失去价值；权力若拒绝批评，便丧失合法性。这不是立场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对公共理性的最低坚守。假如艾先生赞美东大政府、贬抑西方自由民主的公开表态，是以他行动自由与人身安全为交换条件，是他在强力胁迫之下被迫作出的政治表态；那么，首先应当被置于道义审判席上的，绝非被胁迫者，而是施加胁迫的东大权力机关本身。以暴力垄断与生存威胁逼迫个人背书意识形态，本就是对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双重践踏，理应成为公知与公众一致谴责的对象。然而，道义的同情并不意味着逻辑上的免责。即便言论产生于高压环境，言论本身仍进入公共领域，仍对公共认知与现实政治产生影响。因此，发表者艾先生也无法完全免于公共讨论与公共评价。理解其处境，可以；放弃对其言论的批评标准，不可以。同情与责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也必须并存。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所谓对受压迫者、抗争者进行“祛魅”的说法，才显露出其虚伪与恶意。它并非追求理性澄清，而是以“去神化”为名，行道义削弱之实；并非反对个人崇拜，而是反对公共同情；并非警惕权威神话，而是瓦解反抗的正当性。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战策略：通过不断强调受害者的“瑕疵”“妥协”与“局限”，将施暴结构隐身，让压迫者从视野中消失。真正需要被警惕和解构的，从来不是那些在重压之下仍试图发声的人，而是制造重压、利用恐惧、操控叙事的体制本身。对简中语境中长期备受打压的知识分子、维权律师、新闻记者、艺术家与草根抗争者而言，抗争者屠夫对抗争者艾未未所谓的“祛魅”发言并非清醒，而是冷酷；并非理性，而是不义。它要求受害者既要承受暴力，又要保持道德完美，否则便失去被声援、杯同情的资格——这本身就是对正义的反讽。因此，批判应当向上，而非向下；问责应当指向权力，而非充满恐惧的个体。唯有守住这一底线，公共理性才不至于沦为强权的附庸，良知也才不至于被伪装成“清醒”的犬儒所掏空。

2周前

我拒绝赞美那些不容批评的政府和政客，并非出于偏执，而是出于对理性与尊严最基本的尊重。赞美若先于、或独立于批评，便不再是判断，而只是臣服；不再是一种肯定，而是一纸投名状。正如博马舍所言：“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话并非美丽的修辞，而是冷峻的政治常识。真正有价值的赞美，必须诞生于自由质疑的土壤之中。只有在批评不被视为敌意、异议不被定性为叛逆的制度下，赞美才有可能是经过比较、反思与论证后的结论；否则，它不过是被迫的附和、精致的谎言，或恐惧包装后的热情。在一个只允许歌颂、不允许追问的体系里，赞美不但不能证明政权的正当性，反而恰恰暴露其虚弱与不安。拒绝对“不可批评者”的赞美，本质上是拒绝将语言出卖给权力，将良知抵押给权威。一个连被批评的勇气都没有的政府，不配索要赞美；一个需要用禁令和惩罚来维持声誉的政客，其声誉本身已然破产。赞美若失去自由，便失去价值；权力若拒绝批评，便丧失合法性。这不是立场问题，而是逻辑问题；不是情绪宣泄，而是对公共理性的最低坚守。

2周前

中共党国没有未来，因为它从来没有把“人”当作未来。一个政权是否有明天，不取决于楼有多高多密、GDP有多大多快、大炮军舰有多少，而取决于普通人的人生是否可规划、权利是否可预期、尊严是否有保障。中共党国恰恰在这三点上同时破产。中共党国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以政治垄断为前提、以资源垄断为工具、以人口压榨为燃料的极权增长机器。土地可以被强征，房子可以被强拆，户籍可以被强制，资本可以被收割，企业可以被接管，言论可以被封杀——当一切权利都不属于个人，所谓增长不过是权力在扩大盘子，而不是社会在创造财富。因此，中共党国的高速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持续的。它不是建立在创新、法治与自由竞争之上，而是建立在债务扩张、房地产泡沫和对民间财富的系统性掠夺之上。一旦土地财政见顶、房价失速、地方债爆雷，整个经济就像被抽走支柱的楼房，轰然下沉。结果是什么？失业率暴增，大学毕业生只能投身外卖行业与保安行当；城市中产家庭几十年的积累，随房地产泡沫破灭而消失；民间资本在一轮轮整顿、规范和所谓的“反垄断”中被连根拔起。所谓的“共同富裕”，在现实中却变成了“共同变穷”，只留下权力阶层继续坐拥福利特权与安全垫。更致命的是，这一切并非政策失误，而是制度必然。一个不允许结社、不允许独立工会、不允许民间社团、不允许媒体监督、不允许司法制衡的体制，不可能及时纠错，只会在错误中不断加码；一个把稳定置于人权之上的政权，只会用更大力度的人权压制去掩盖更深层次的危机。所以，中共党国的前景不是“暂时困难”，而是结构性绝路：经济失去活力，社会失去信心，年轻人失去未来，而权力机器却只能继续榨取最后的存量。这就是所谓“中国崛起”的真相——崛起的不是人民，不是社会，而是政权本身；倒下的却是人权、尊严与幸福感。当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转化为个体的安全与自由，它就注定没有明天。因为没有人的未来，就不可能有国家的未来。

2周前

《论川普习金是一家人》川普对普京、习近平、金正恩一再不吝赞赏，绝非外交辞令的偶然失言，而是价值观念与权力趣味的自然流露：他在这些极权强人身上，看见了自己理想中的政治镜像——不受制衡、无需问责、可以随意凌驾于法律与民意之上的强人统治。这正是极权主义跨越意识形态表象而彼此识别、彼此欣赏的根本原因。纳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被宣传为不共戴天的宿敌，但这只是历史舞台上的战时阵营对立，而非政治本质的分野。二战中苏联与盟国共同对抗纳粹，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斯大林体制与希特勒体制在权力结构、社会控制与对个体生命的蔑视上高度同构。秘密警察、集中营、个人崇拜、思想审查、对“内部敌人”的持续清洗——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标准配置，无论是打红旗还是打卐字旗。极权主义真正的共同根源，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丛林法则，从自然界粗暴移植到人类社会与国家治理之中，把权力竞争、民族冲突、阶级斗争甚至对异议者的镇压，统统包装为“历史必然”与“进化规律”。在这种逻辑下，法律被视为束缚强者的枷锁，同情被斥为对弱者的纵容，而屠杀、征服与清洗则被美化为“优胜劣汰”的必经之路。正因如此，纳粹、斯大林主义、毛主义、金氏王朝乃至现代各种强人政治，本质上都在同一条思想河流中漂流：他们都相信权力本身就是正义，相信统治者天生优于被统治者，相信社会可以像牲畜一样被配种、筛选与淘汰。川普对这些人物的迷恋，恰恰暴露了他对这种世界观的本能亲近——对制衡的厌恶，对强权的崇拜，对“赢家通吃”的迷信。因此，我坚定认为：纳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君主制等极权主义本是一家人。这并非修辞夸张，而是政治学的冷静结论。他们或许会因地缘利益而短暂为敌，却永远会在权力崇拜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层逻辑上彼此认同。川普、普京、习近平、金正恩之间的同声同气、心心相惜，正是这一隐秘同盟最直白的注脚。

2周前

恐怖主义不是某一特定宗教的病毒，也不是某种肤色的种群天性，它是文明裂缝中长出的毒之花。若人类不能面对“是谁制造了沉默”，就无法阻止那从沉默中爆裂而出的火焰。恐怖袭击的受害者，通常也是始作俑者。（推荐《恐怖主义的根源究竟何在？》

2周前

【伊朗并不像简中读书人说的那样邪恶】在当代国际舆论的镜像中，伊朗被长期塑造成“邪恶轴心、野蛮神权”的反面典型样本，仿佛它天生与文明、理性和现代性为敌。然而，这种刻板印象本身，恰恰是冷战思维与地缘政治宣传合谋的产物，而非严肃比较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结论。若以真实而非意识形态的标准衡量，伊朗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并非最专制、最黑暗的国家。相反，它拥有成体系的选举制度、复杂而真实的公共政治博弈、活跃的知识分子传统，以及在中东地区罕见的女性受教育率和社会参与度。伊朗社会内部存在张力、抗争与辩论，这本身正是政治活性的证明，而非“野蛮与停滞”的标志。与之相比，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长期实行的军事占领与屠杀、沙特阿拉伯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系统压制、叙利亚的家族式统治，乃至东大高度集权、残酷镇压和严密控制的政治结构，都难言比伊朗更自由、更文明。伊朗的困境，也并非源于其本性邪恶和制度败坏，而是清晰可追溯的外部打压结果。数十年来，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通过制裁、封锁、情报战与代理人冲突，对伊朗实施近乎全方位的围堵，目的不是促进伊朗自由民主，而是惩罚不服从的独立政治主体。制裁并未解放伊朗人民，只是在现实中加剧伊朗民生压力、压缩社会空间，却被道德化包装为“正义之举”。归根结底，伊朗政权真正不可饶恕的“罪过”，并不在于其制度的复杂与矛盾，而在于它拒绝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拒绝对以色列长期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占领与压迫视而不见，也拒绝充当美国中东秩序的附庸。正因如此，它被塑造成必须被妖魔化、被惩罚、被孤立的对象。因此，把伊朗简单描绘成“邪恶、野蛮、反文明”的国家，不仅是对事实的粗暴歪曲，也是对伊斯兰世界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蔑视。这种歧视性叙事，更多暴露的是简中舆论中对强权话语的依附与对弱者立场的冷漠，而非真正的理性、文明与正义。

2周前

当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的新闻，被南方都市报冒险揭露之后，我看到的是官民一致的谴责与同情，看不到任何对恶警的赞美、对死难者的嘲讽和对同情者的歧视。我记住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和回响。孙志刚是在2003年3月20日早上10时许，在广州收容遣送中心附属医疗站死亡的，3月17日他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被警方带走，之后在拘押过程中遭到毒打，最终导致死亡。一个多月后的4月25日，南方都市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才得以发表。据参加采访、编辑的同仁讲述，孙志刚父母从湖北到广州认领尸体时，因向警方索要丧葬费遭拒又上访哀告无门，才开始怀疑官方给出的“突发心脏病死亡”尸检结论。一位在校女大学生向加盟本报才半个月的调查记者陈峰提供了这条线索，陈峰得到编辑陈志华的建议立即着手调查采访。分管新闻的副主编杨斌对我说：“报道的关键在于，必须推翻官方的尸检结论。”我告诉他：“中山医科大学有个法医鉴定室，对社会开放，应该可以承接这项业务。我一个高中同学曾在那里实习过。”陈峰带着孙父把孙志刚尸体运了过去，结论是：“背部被钝器反复击打，致皮下大规模出血及脏器损伤致死。” 报道准备上版前夜，值班编委杨斌说：“报道还差省公安厅反馈意见。”我说：“不要再等，必须在禁令来之前见报。” 4月25日报道见报，轰动全国，反响巨大，我和杨斌都在等着受处分。几日后公安部副部长来广东督查此事，又几日南方报业集团领导范以锦向我传达：中共广东省委常委集体观看了广州收容遣送中心医疗站的监视录像，发现这个机构在成立一年来收治过1000余人，死者高达108人；德江书记震怒批示，必须枪毙所有打死孙志刚的案犯…… 南方都市报案之后不久，有记者告诉我：中山医科大学的法医鉴定室已关闭对社会开放，两位擅自解剖孙志刚尸体的法医被判有期徒刑，罪名是贪腐公款——与南都案一样。

3周前

傻逼智库。中共党国早已开打台海战争，但并不是傻逼智库及人类历史常见的传统战争，而是“依法制独、以武逼和、不战而统”的新型战争，这场战争始于中国全国人大2005年3月14日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和2018年修宪，更早始于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政权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驱逐出去，从而终止了中华民国政府（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与美国抓捕马杜罗一样，本质上都在为中共党国强力统一台湾探路和做测试。

3周前

温柔的规训，伪善的奴役，循循善诱的灌输，无非就是为了让奴隶和文盲把自己打扮成高深莫测的智者，让智者闭嘴，让所有人失去对权力的质疑能力。这是一碗喂给奴隶、文盲和所有人的毒鸡汤。

3周前

【多数人暴政比极权专政更可怕】极权专政通常在密室里悄然成型，它至少还需要遮遮掩掩，需要象征性的法律、仪式化的表决、装点门面的共识。但民选产生的多数人暴政一旦掌握权柄，它往往挥舞着人民授权作为尚方宝剑，将一切反对与制衡视为对民意的僭越。于是，多数人的暴政不再羞赧，而是披上民主外衣；权力不再掩饰，而是借多数人的名义为所欲为。这种政体恰似披着羊皮的巨兽——看似正当、实则更难阻挡。以川普治下的政治风格为例，可以看到这种危险的逻辑如何展开：他将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简化为敌友二元，以自由民主之名排斥媒体、司法、专家与制度性监督，把机构独立视为障碍，把权力制衡描绘成阴谋。当忠诚被置于宪政之上，当情绪动员凌驾制度规则，多数就可能被煽动为群情汹涌的洪水，把少数者、异议者甚至宪法本身推向对立面。此时，领袖不再是制度的仆人，而是民意的化身；而民意又被人随意塑形、操弄与垄断。相比之下，生成于密室之中的极权专政固然冷酷，却也因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时时戒惧。它害怕曝光，害怕舆论，害怕外界监督——这反而构成某种被逼出来的克制。而多数人暴政却高举选票授权的旗帜，将权力合法性推至极致，使任何批评都可被轻易归入反民意的阵营，从而在形式民主的外壳下，完成对自由、法治与少数权利的悄然掏空。它不仅专横，而且理直气壮；不仅危险，而且自诩正义。因此，最可怕的不是赤裸裸的独裁，而是被包装成人民胜利的专断。真正的民主从来不是多数人想怎样就怎样，而是用宪政、法治与人权为多数设限，守住制度底线。当这个底线被多数名义击穿，民选的暴君就会比密室里的独裁者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他不仅统治人民——他还以为自己就是人民的总和。

3周前

自六四屠杀以来，我一直视北京为首恶之都，曾发誓不去天安门、不参观毛尸陈列馆。我第一次差点进京是1989年5月下旬，在参加广州百万市民大游行后，我打算扒火车去广场声援，这时接到我大哥的电报：“母病危速归！”我只好向同寝室同学陈斌借钱，到中山大学校办开证明，请待分配去白云机场工作的同学李宏志帮忙，花费90元人民币买了一张广州飞合肥的机票。回到家一进门，大哥陪着母亲和父亲坐在堂上，妈妈笑着说：“我和你大让老大发的电报。” 我第一次去北京出差大约是2000年11月份，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由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王春芙带领，与南方周末主编李庆余一起，在南方日报驻北京记者站长方进玉陪同下，到新闻出版总署及中宣部新闻阅评组接受训话。我们先去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见组长刘祖禹，方进玉说提前预约车辆出入证颇费周章。进得门来，在曲折幽暗的仿古建筑中找到刘组长办公室也不容易。指路的女服务员：“左拐第一个路口左拐上楼，再左转一直走到头，左手办公室就是。”我笑着说：“向左就对了。”上楼经过一个阳台口，柱子上赫然张贴着白纸黑字告示：“切勿在此探头探脑！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刘组长谈话内容，我一句也没记住，只记得若干细节。他老先生在开腔之前，先自我介绍一番，末了说：“我从报社领导岗位以正厅级退休后，承蒙组织领导安排，让我继续担起中央阅评小组组长的重托，给我配了奥迪，享受副部待遇。”这位副部级老干部的办公室狭长阴暗，两边整整齐齐排列着黑褐色抽屉柜，像个中药铺，他抽出一个抽屉说：“这是南方周末的材料。”他又抽出一个抽屉说：“这是南方都市报的材料。” 当天下午拜访新闻出版总署，首长石宗源是位面目和善、举止得体的中老年男士，与王春芙和方进玉寒暄几句后，他要我和李庆余自报家门，紧接着开始训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湖南、广东等省宣传部长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深恶痛绝，有一位宣传部长愤怒问我：请问石部长敢不敢关掉这些可恶的报纸？你们知道我怎么回答吗？”石部长用力拍着桌子怒吼：“我敢！” 李庆余和我吓了一跳。王春芙代表南方报业集团社长和社委会，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给各地各级政府造成的恶劣影响作了深入反思和深刻检讨。轮不到我们越级反思和检讨，我乐得面露诚恳、心如止水。临走前，石宗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四分礼物，吉林人参和鹿茸，优先送给李庆余：“我看庆余同志满头大汗，最需要补补身子，报社老总长年熬夜班、压力大、担子重。庆余同志不必害怕，你吉庆有余嘛！” 我们当晚就惴惴不安地飞回广州，没有逗留。

3周前

02年底03年初SARS非典肆虐岭南之际，南方都市报千方百计突破当局的封锁禁令，不断报道广州、佛山等地发生的多起“不明发热怪病”案例，因此屡遭广州及广东宣传部门和书记的严厉斥责和无情整肃。02年底，履新不久的封疆大吏张德江视察南方报业集团，在对集团领导班子作指示时，他毫不客气地责备：“你们办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个专门批评外省外地，一个专门跟本省本地政府过不去……希望你们收拾收拾，不要再给我惹麻烦。” “天下贪官苦两南久矣”的调侃，在南方报业集团内部不胫而走。此前的一次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在讨论社会舆情和宣传工作时，张德江曾经发问：“为什么不动用《防疫法》，起诉擅自发布疫情的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呢？” 03年全国两会之前的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给南方都市报发来一篇题为“广东已扑灭疫情”的所谓“新闻通稿”，要求敝报必须全文发在头版位置、不得转版、不得修改、不得缩小标题字号。这篇通稿首次启用匪气侧露的新署名“司尔齐”，之前都署“岳轩”之类。此时SARS非典疫情正如火如荼，住院及死亡数字暴增，香港及珠三角已然水深火热。我与分管新闻的副主编杨斌商定，必须择机捅破疫情，必须不惜一切个人代价制造最大影响，必须让全社会一起行动控制疫情蔓延；我们决定在全国两会开幕时，干一票大的…… 据当时参加全国两会报道的多位记者讲述，当发表“世卫官员表示非典疫情并未得到控制”专题报道的南方都市报送达广东代表团会议室时，张德江极为震怒：“把南方都市报记者给我轰出去！”首次参加二会报道的南方都市报两位女记者手足无措，只得哭着逃出会场。张德江余怒未消：“不知道是倒了什么霉，看来岭南确实是瘴疠之气太重……” 二会闭幕时，广东代表团照例对参加二会报道的记者论功行赏，南方报业集团只接到责令南方都市报整改的指示：拟定免除值班编委杨斌职务、要求南方都市报公开发表道歉。但就在南方报业集团发出处分文件前夕，新华社发布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因防疫不力被免职的消息……

3周前

有关当局也曾尝试过发展我，大约是世纪之交的1999年底2000年初，中国联通133号段头刚放号运营不久。当时南方都市报有位同事的亲属在负责科技情报部门工作，他请我餐聚，先是建议我把手机换成联通133，说只有这个号段没有监听价值，不能连续监听超过十秒时间。我说：“哈，我所有的谈话和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和领导人的各种意见，巴不得都能被公众听见，他们不必费事监听，最好是让我发表到人民日报上。” 这位老兄告诉我：“我不想你出事，可以在本局给你安排一个身份加以保护，你可以领多一份薪水，不必来上班，只需把南方都市报能接触到的所有海外科技资讯信息给我们一份。”我告诉他：“身份我不要，但南方都市报把能接触到的海外科技资讯信息都给你们不成问题，只要能对国家科技进步有用，我报有几十个编译人员每天负责这项工作。”

3周前

没有程序正义和过程正义的“目标正义”，无非都是耍流氓。

3周前

若依简中社达人士的逻辑推演，这个世界就只能允许存在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种信仰，那就是共和党、美国、白人、基督教，其余的政党都该被取缔、国家都该被征服、族群都该被清洗、思想都该被抹杀。于是，川普攻打委内瑞拉、抓获马杜罗便被欢呼为文明绞肉机的正义运转，而任何多样性、平等性与共存的理念，都被视为软弱、堕落与该被肃清的异端。这种逻辑荒谬不堪：它把强权误作真理，把胜负当成道德，把异己当成死敌。若此逻辑成立，这个世界注定沦为单色荒原：没有多元、没有协商、没有共存，剩下的只有赤裸的统治、单向的崇拜与无处不在的屈服。这并非秩序的胜利，而是文明的自毁。因为一个只允许“唯一正确”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只允许暴力裁决一切的世界。

3周前

无聊追剧《伪装者》，发现新样板戏“高大全”创作法更上层楼，已进化成“高大全圆满完美”，连剧中人的命名也都照此办理。这部篡改历史，窃天功为党有党抗日神聚中，主角明台（胡歌饰）的生物学父亲“黎叔”，居然与出品方党委一把手黎瑞刚先生同一个化名。

4周前

末世論: 李云飞：从“斩杀线”说开去

1个月前

在这个热闹又冷漠、喧嚣又疏离的时代，电影《夜班》仿佛一盏闪烁不定却始终不息的微光。影片把镜头稳稳对准一位护士的日常——没有英雄壮举、没有激烈冲突，只有那些被忽略却支撑世界运转的、静默而坚韧的责任与善意。它没有夸张的叙事，却在克制中逼近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没有煽情的台词，却让你在不经意间看见，专业、同理与良知究竟意味着什么。《夜班》最动人之处，在于它尊重现实，尊重真实，尊重人性；承认焦虑、疲惫与崩溃的真实存在，却不轻易放弃希望，轻易选择绝望；它让我们理解，那些在灯火阑珊处仍然忙碌的身影，并非天生强大，只是迫于生活而选择继续挺立。这部电影不强调“伟大”，而是以温柔而坚定的笔触提醒我们——平凡从不等于渺小，职业背后，是完整又破碎、真实且复杂的人类灵魂。当片尾灯光亮起，你或许不会像我一样泪流满面，却一定会在心底生出一种静静的敬意：对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也对仍愿意温柔以待世界的自己。《夜班》像一封来自暗黑深夜的信件，写给每一个仍在坚持、仍在守望、仍在抗争的人。

1个月前

我早就知道，对中共党国来说，我们这些媒体领导人当然都是透明的，老范等集团领导更是如此。我们致力于推动政府及领导人信息公开、公共言论自由流动，是光明正大的事业，并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绝不存在不可告人的新闻报道。至于我们的个人隐私、行动轨迹和谈话交流，我早就知道明白想隐瞒也隐瞒不了。

1个月前

老范那次还问我：“省某安全部门可有你的同学？他有找过你聊天或询问媒体界人事吗？”我恍然大悟：“还真有那么回事，但那都是白纸黑字刊发在粤港台报刊上的文字及作者，哪些人都是媒体业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哪有秘密可言？哪有情报价值？”老范对我说：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他们经常深夜查你和南都的电脑。

1个月前

👍👍👍老傅所评甚是！这些只诅咒奸臣贪官、不谴责暴君和独裁专制政体的发言，毫无时论专业价值，只会愚弄社会、荼毒人心，让普罗大众误以为中共党国所有痼疾和社会问题，都只是执行者或个体不敢担责、能力不够和道德败坏，都不是决策者、拍板者、独裁者的责任，都不是国策本身太恶毒、决策程序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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