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
7个月前
【程益中:论选秀文娱节目去高潮化】 在中国的荧屏上,一场深具象征意义的转变已悄然发生:选秀类文娱节目,正在从“观众投票制”低调滑向“评委合议制”。以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为例,这类节目曾承载着某种隐约的全民参与幻想,借由观众一人一票,模拟了一个微缩的民主演练现场。如今,舞台仍在,歌声未歇,但那看似微不足道的投票按钮却悄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评委的素质专业合议,一种被赋予“理性中立客观”面貌的制度修辞,正成为新常态。 这一变动,并非单纯的节目制度创新或内容质量升级。它背后映照出的是一个宏大的政治逻辑:中国在大众传播领域中,正系统性地去除一切可能激发民主情境的机制与象征,以防范公民意识的无意识萌芽。选秀节目的“去高潮化”与“去对抗性”,正是这一逻辑在流行文化中的表征之一。 早年如《超级女声》《快乐男声》风靡一时,依托的正是一种广泛动员和全民投票的参与快感。观众在投票的那一刻,不仅是消费娱乐内容,更在模拟投票的过程中,短暂体验到了一种“我能改变他人命运和结局”的虚拟权利。这种机制虽不具政治实效,却以文化方式间接赋予了个体意志一种公共价值。 而这种参与幻觉,恰恰是威权体制所戒惧的,引发了民主模拟的危机。因为它在形式上与民主制度过于接近,哪怕只是游戏,也可能在无意中为未来的制度转型播下一粒种子。投票虽轻,却重在其隐喻之力——正是这种象征意义,使得原本无害的娱乐被视为政治的缝隙。 随着大众传媒的监管日益强化,选秀类节目的投票机制被迅速去中心化,最终演化为专家代议的表面专业化路径。从全民投票到导师选择、再到评委合议,其逻辑在于:由不可控的民意转向可控的代议。这不仅仅是对节目节奏的把控,更是对舆论可能性的防范。 代议制本是一种民主机制中的重要形态,而在中国式文娱环境下,它却被技术性地转化为“权威筛选+象征多元”的治理技术。所谓合议,不过是由一小撮被筛选、被信任的权威,在可控空间内表达代表性意见,为观众省略了判断的权利,同时也去除了决断的激情。 与此同时,这种制度逻辑还在美学层面展开着去除“高潮”的工程。高潮是对抗性的高潮,是势均力敌的对决,是悬念、裂变、翻盘、热泪盈眶的戏剧时刻。而当节目的赛制趋于预设性、评判趋于理中客、对抗趋于平滑消解后,高潮便无所依附,只能消散为一片无波的舒缓语气。 我们看到,不再有黑马逆袭、不再有全民狂热,不再有爆冷与翻车。取而代之的是对专业意见的强调、对德艺双馨的赞颂、对温和竞争的推崇。节目成为一种和谐叙事的扩音器,其背后是党国意识形态的深层操演:用表演的协商取代真实的博弈,用技术的话语取代民意的表达,用精致平庸取代混沌真实,用驯服美学取代艺术审美。 选秀节目早已不是纯粹的娱乐,它是体制如何驯化表达的一个窗口。在这个窗口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歌唱与评判,而是治理的镜像:国家如何对待集体情绪,如何管控竞争场域,如何设置象征性参与的边界。 节目不再是选人,而是讲故事;不再是被选择的民主,而是被编排的和谐;不再是舞台的偶然性,而是话语的必然性;不再是众说纷纭,而是万籁俱寂。 在中国,选秀节目的去高潮化,不是审美的进步,而是政治的策略。它所去除的,不只是冲突与戏剧,更是潜藏其中的人民能决定自己命运的幻觉。在专业评审的温柔外衣下,是对民主式参与机制的系统拆除。而这种拆除,并不止于电视荧屏,它映照的是党国治理对一切不确定性的零容忍。 对此,观众只能报以沉默的回响。
程益中
7个月前
我在年复一年的沉潜阅读中,愈发体会到读书悖论之真味:读书越多,越觉无知;已知的越多,未知的越多;阅读的越多,不作的冲动越大;抵达的地方越多,向往的空间越大。 这并非书斋气的矫情,而是深夜静思时的惊悚清醒。我早已走过青春年少时的求知之渴、猎奇之乐、审美之娱、贪读之热、功利之需,读书于我不再只是知识的堆砌,而成为心灵对世界的细密触摸,我渐渐意识到:每一本书不是给我答案,而是在剥夺我对答案的幻想。知识的边界并未因为阅读而清晰,反倒因书卷浩繁而愈发模糊;真理的轮廓未曾固化,反在各种立场与话语中,变得层峦叠嶂、扑朔迷离。 读书使人谦卑,正因它让人深知自己的局限。阅读者走得越远,就越能感受到自身之渺小,历史之深沉,人性之复杂。少年时读鲁迅,愤激如火,每每拍案而起;而今再读鲁迅,却读出他的沉痛克制,读出他笔下沉默者的无可奈何。这种迟来的理解,并非来自“读了多少本书”,而是因为曾被书本的边缘反复刺痛,才慢慢读出“看不懂”的能力。 世人眼中“多读书者”,往往是引用娴熟、逻辑紧密、引经据典之人;但我愈发警惕这类“智识流畅”。太多人在阅读中学会了言语技巧,却遗失了对真实的感受力。他们把阅读变成自我包装的工具,而非一次次灵魂的瓦解与重构。他们知识越多,结论越快,判断越锐利,却越发无法聆听,无法困惑,无法爱。 阅读,若不能引发自我怀疑,不能撼动已知的信仰,不能令我们以更温柔的方式与世界相处,那么它带来的只是愈加坚硬的无知。这种无知,披着知识的外衣,比赤裸的愚昧更可怕。它让我们以为自己懂了,却只是更精致地误解了。 我常想,倘若读书的终点是一种洞悉,那它绝非“我知道”,而是“我不知道”。真正的阅读,是一次不断拆除偏见、松动立场的过程,是在思想的废墟中筑起理解与敬畏的能力。 “读书越多越无知”,其实是一种痛苦的觉醒,也是一种更深的自由。当你读得够多,才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当你真正明白自己的无知,才终于有可能靠近那些沉默的、真实的、不能言说的东西。 所以我仍读,仍走入浩如烟海的书卷之中,不为求知,而是为了安放无知——这份对世界永不完满的理解,对人性永不完成的探问,对生命永不终止的敬畏。
程益中
7个月前
【强烈推荐美剧《黄石》5季53集,及其前传《1883》10集、《1923》2季16集】 在美利坚辽阔、荒凉却充满诗意的西部大地上,黄石不仅是牧场或国家公园的名字,更是开拓精神的丰碑。它承载的不只是人类对土地、财富与欲望的追逐,更是关于人类血脉、信仰与命运的三重奏。美剧《黄石》及其前传《1883》《1923》,正是这一传奇家族百年沉浮的三章挽歌。 《1883》是家族开端原典,是拓荒者对未知的执念与对归属的渴望。在风沙漫天、枪声与孤独并行的旷野中,达顿一家披荆斩棘,以一场朝向西部的流浪,书写了“家园”这个词最原始、最悲壮的意义。这是文明的种子在荒原中落地生根,是理想在现实中不断磨砺的火焰。 《1923》是一曲关于坚守与代偿的中篇。当工业化与现代秩序逐渐侵蚀着旧有的边疆生活,家族的存在不再只是生存的问题,更是信仰的考验。权力、暴力、爱与责任交织成一张命运之网,让每一个选择都充满悲壮的重量。这是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对峙,是守成者的隐痛,也是历史留给他们最难解的命题。 《黄石》则是当代神话的延续,是对家族与土地关系最深层的沉思。在法理与血缘、权力与情感的拉锯中,达顿家族不只是守着牧场,更是在守着一种失落的世界观——那种把“土地视为祖先的遗骨”的信念。这是现代文明最难理解、却最难割舍的情结。 三部剧以百年为镜,折射出人类共同的焦虑与希望:当世界飞速更迭,谁来守护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价值? 它们不是历史的复刻,也不只是家族的传奇,而是一部属于西部、属于人性、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史诗。
程益中
8个月前
【正能量是暴政医治绝望综合症的麻醉药】 在一个被强权规制和秩序粉饰过的社会里,正能量往往被塑造成包医百病的精神口粮——它鲜亮、甜蜜、软糯可口,每每令人满足、愉悦、迷醉乃至昏昏欲睡。当现实的锈迹斑斑已难以掩盖,当揭露和质疑被标记为负能量、批评被等同于破坏,“正能量”便被执政者包装成唯一合法的情绪出口和精神补品,以代替制度变革。 正能量本不原罪。它本是困境中的一线光,是寒夜中握紧的手。但当它被制度化、被舆论操控、被强制传播,它便失去了自由与真实,沦为驯化的政治工具。于是你看到,失业者被教导要感恩社会保障,灾民被鼓励向志愿者微笑,维权者被指责制造社会负面情绪。此时的正能量,不再是希望的种子,而是绝望的止痛剂和毒鸡汤,是麻木、是催眠、是对制度性压迫的温柔谅解。 暴政最擅长的从不只是镇压,而是赐予公众“幸福的幻觉”,或“希望的错觉”。让人相信再努力一点、再忍耐一时,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还有希望。而真正的正义、权利与尊严,则在这幻觉和错觉中悄然蒸发。 真正的希望,往往不是来源于温顺的安慰,而是敢于面对阴影的凝视。真正的正能量,必须包含真相、不公与抗争的成分。否则,它就只是绝望上洒的一层糖霜,是暴政手中最柔软却最致命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