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

伊朗的保守、倒退与落后现象，并非源自单一原因，而是宗教极权、地缘冲突、经济制裁与政治体制交织作用的结果。1979年伊斯兰革命是伊朗现代化的断裂点和历史的分水岭，世俗的、进步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保守退步的宗教神权上台，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从此万劫不复。 伊朗现政权的保守反动并非源于伊斯兰信仰本身，而是宗教神权政治体制对现代制度与社会活力的全面压制，加上外部孤立与制裁构成的“双重锁死”。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合法性的基础不在于传统的神圣权威，而在于公共理性下的共识建构。”伊朗的问题不在宗教信仰本身——因为推行西化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巴列维国王也是伊斯兰信仰者——而在于该死的神权政治体制拒绝现代性的公共政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