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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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前

“东方西子，饮尽欧风美雨，不忘故乡情。独思归去，关心桑梓，莫说痴儿语。” 林语堂一生最大的伤痛：天才少女阿苔 1971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邀请林语堂吃饭。出门前，林语堂看见自己的长女林如斯正在宿舍里安静地喝茶，一切如常。几个小时后，工人来打扫房间，发现47岁的林如斯悬吊在窗帘杆上，已气绝身亡。遗书墨迹未干：对不起，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尽了，我非常爱你们。林如斯就是阿苔。林语堂听到阿苔噩耗，顿时精神崩溃，他反反复复问天：“老天爷，您这究竟是为什么？” 阿苔为何如此？ ……1923年5月，林语堂参加完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答辩的当天，就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廖翠凤匆匆回国。他执意要让孩子生在中国国土，“否则阿苔要成德国人了。” 阿苔是林如斯的乳名。她7岁就在《西风》杂志发表文章，16岁和妹妹林太乙合著出版英文日记集《吾家》，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亲笔作序。她还为父亲的巨著《京华姻云》作序、惊艳文坛：“天才少女的序章比小说更透亮”。 1940年，林如斯随父母辗转抵达重庆。躲在竹林里目睹中国战机击落日军轰炸机，兴奋地抓住妹妹林太乙的手：“这才是我的国！” 1943年，20岁的林如斯独自返回烽火连天的昆明，担任军医署长林可胜的秘书，凭借流利的英语，协调盟军援华物资。在此，她遇见协和医学院的学生王凯熙。两人互生情愫，相约抗战胜利就结婚。林语堂对女儿的这桩姻缘非常满意，特地从印度捎回克什米尔羊绒给女儿做嫁衣。但就在订婚宴的前夜，林如斯和美国人狄克私奔。狄克是林如斯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他是她同学的哥哥，对她一见钟情。当时林如斯一心抗战，拒绝了他的追求，回到中国，没想到狄克竟从美国追到中国，在她订婚的前夜，出现在她面前。两人后在美国波士顿结婚。总是这样的——家境优渥父母宠爱的乖乖女对于野性不羁、热情浪漫的浪子，没有丝毫抵抗力。婚后，狄克的本性逐渐暴露。酗酒、出轨、不务正业……最后竟然发展成家暴。暴力导致林如斯多次流产，经常带着一身的伤去工作养家，身体上的伤，可以忍受，真正痛苦的是自尊心受到的摧残。当年，在女儿和美国人私奔的时候，林语堂曾气得要和女儿断绝关系，但当他得知女儿婚后的遭遇时，他告诉女儿：立刻离婚。他承担了女儿离婚的律师费。婚后的第十年，林如斯主动起诉离婚，选择净身出户。离婚后的林如斯身心受创、重度抑郁。林语堂夫妇没有一句责备，将女儿接回台湾，细心照料。痛苦的婚姻虽然结束了，但对于林如斯而言，看着自己不但不能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成为父母的荣光，却让父母蒙羞、替自己操心，不难想象这种愧疚和痛苦是如何日日撕扯啃噬着她的身心。女儿的自杀，是林语堂廖翠凤夫妇的人生至痛。林语堂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大女儿。” 廖翠凤晚年经常念叨：“我活着干什么？”说起女儿，她总是满脸骄傲：她是最乖最有才的孩子。林语堂写给女儿的悼亡诗—— 念如斯东方西子，饮尽欧风美雨，不忘故乡情。独思归去，关心桑梓，莫说痴儿语。改妆易服，效力疆场三寒暑。尘缘误，惜花变作摧花人，乱红抛落飞泥絮。离人泪，犹可拭，心头事，忘不得。往事堪哀强欢笑，彩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处是归宿，不如化作孤鸿飞去。图一，林如斯。图二，林语堂廖翠凤夫妇和三个女儿。图三，林如斯和妹妹们。

1天前

王前（刘少奇前妻）、聂真（聂元梓哥哥）人大往事涉及人物林昭、万润南等历史常常呈现其诡异一面：1963年，王前丈夫聂真将离婚后的妹妹聂元梓从哈尔滨调入北大，两年后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成为倒刘先锋…… 王前，安徽无为人，1923年生于一个士绅家庭🏠大哥王辉、二哥王光加入了国民党军。 1941年11月，为掩护刘少奇去华北根据地，组织安排由王前假扮妻子，结伴同行，并次年结婚了。她是刘的第四任妻子。。 1943年7月，王前随刘少奇进了杨家岭的窑洞，与毛泽东、江青相邻。王前的两个哥哥已是国民党战将。她特地写了两封信去规劝，但都遭拒绝（后来长兄在广西被解放军击毙，二哥则随国民党空军去了台湾）。此事对刘少奇也有负面影响， 1947年两人离婚。第二年，朱德夫妇把他们的一位下属王健介绍给了刘少奇。不料，因为某种健康原因，仅仅几天，刘和王就闪婚闪离。刘少奇只好托付林枫、郭明秋夫妇把她送到了东北的一个疗养院。同年8月，刘就和王光美在一起了。王前还跟刘少奇育有一个儿子刘允真（后改名刘丁）。离婚后，这个孩子跟了刘少奇。王前后与聂真（原名聂元真）结了婚。建国后，王前和聂真一起进了人民大学。她曾给刘少奇写信想见孩子，没想到刘竟生气地说：“等孩子死了，你再来见吧！” 1958年3月8日，在胡锡奎的主持下，人大党委开除了王前的党籍。主要理由，一是“污蔑苏联”。王前在中共公开批判赫鲁晓夫之前好几年，就批判起了赫鲁晓夫。二是“造谣、诬蔑、诽谤中央领导”。王前身体很快恶化，得了多种重病,胃大出血,精神病等。1963年，胡锡奎离开人大，还没忘了对郭影秋说：“别人的问题可以在人大甄别，王前的问题归市委解决。” 胡锡奎为什么不看聂真的面子，对王前打压成这个样，还是同一个单位自己副手的老婆，真的是难以理解。王前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调整到人民大学，学生林昭，也就此转到了城内铁一号的人大新闻系。1959年，林昭所在班级的同学毕业分配走了，林留下来被安排在系资料室等待处理。而资料室的副主任正是王前。王前对林昭非但没有另眼相待，还帮她弄了个办公桌，紧靠在自己的对面。 1960年林昭病重，吴玉章校长特批让她回上海休养。不料。没有了学校的一点保护，当年年底，林昭就在上海被捕入狱。 1966年12月15日深夜，一伙人闯进王前的家，把王前从被窝里揪出，问：“你是刘少奇的大老婆吗？”王前说：“我是刘少奇的前妻，和刘少奇生活过一段时间，不存在什么大老婆小老婆的问题。” 1967年4月初，“新人大”又把王前从家里揪出去，戴上高帽子游街，押到人民大学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会上，追问她：“刘少奇先后娶几个老婆，你要作为受害人揭露他乱搞男女关系！”王前却说：“这不能说是少奇乱搞男女关系，那是特殊年代特殊的婚姻现象。毛主席也有类似情况，你们去问问毛主主席。” 批斗她的人马上大声吼叫：“放肆！你这是在公然诬蔑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该当何罪？!”全场一片哗然，“打倒”声四起。台上的人更是动起拳脚，把王前打得鼻青脸肿。由于生怕她再说这些话，会后就被逮捕入狱。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被释放。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前得到平反，恢复党籍。王前的女儿刘涛，其第一任丈夫就是著名的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万后来流落海外，在巴黎去世。刘涛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文革中，她做了两件大事。一是，1967年1月，和弟弟刘丁一起写了一份“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被极左势力所利用（据说是王前也起了一些作用）。再有一件就是，1976年夏，她和全家一起意图从中缅边界越境，结果未能成功而被捕。那时，她在北京车辆段工作，刘少奇已死，生活完全绝望。之前，刘涛的丈夫通过从云南瑞丽回去的一个北京知青，联系上那儿盈江县的一个黄姓女人，安排了他们等待在瑞丽江边叫作顿洪的地方，并约好了指定时间和地点，由对面缅甸派人过来，把他们接过去。他们一行七人：刘涛夫妇俩、刘涛公婆俩、小姑子和她丈夫的两个朋友。不巧，那天正逢大雨，过了约定时间，对面的接头人已经走了。被近处的贺派村村民发现，叫了民兵过来，问他们怎么了。他们说，是地质队的，在等领导过来。之后拼死一搏，不管波涛滚滚，毅然决然地都跳入水中，拼命往对岸木姐方向游去。但无奈洪水太大，刘涛的公婆很快就被浪涛淹没。岸上的民兵马上调过头来，下河救他们。第二天，又送到县公安局。刘涛说：“我叫刘涛，什么都不想给你们讲。要讲，我要向公安部的华国锋部长讲。” 县公安局向上报告。当公安部就来了电话:不要再审了，立刻把他们用飞机运到北京来。刘涛被判了两年徒刑。瑞丽当地也把那个牵线的黄姓女人抓了起来，判了十五年。后来听说北京的刘涛就两年，而且已经出来了，于是把她也提前放了。

1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八：王耳(1) 今天宕开一笔，聊一位何家栋爷的生前友好。要说的这位爷，姓王，名耳，生于民国二十一年，直隶丰润人，和姜文、姜武家的长辈是某种亲戚。王耳这个名字很特别，似乎不是寻常人家能取的名字。老茶思前想后，不知出自何典，大概是从正体字“聖”中化来，去掉口，就是王耳，很别致，很大气。然而，其父不过是冯国璋（相声演员冯巩祖父）之管家，几十年管下来，自己的小家也日渐丰润起来。国共逐鹿之际，王爷在北平男四中就读。随之，中共僭政，在其对高等教育进行大规模改造之前，王爷已经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进入《工人日报》，算是“新”中国第一代的体育记者。那时的记者，还多少有些“无冕之王”的余韵，加之体育记者为数甚少，总理见到，个个都能喊得上名字。更遑论陈毅、贺龙等人，可以常常见到，彼此甚至可以开些小玩笑。王爷昂藏七尺，一表非凡，加之家境殷实，为人又很四方，见多识广，颇得上下欢心。王震王胡子喜欢和王爷聊天，王爷称之为苦役、视之为畏途，皆因王胡子喜欢蹲在地上闲聊。王胡子还多次带着王爷出巡各地，其间发生过许多粗俗趣事，以及王家子弟的飞扬跋扈，王爷讲过不少，可惜我完全忘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王爷帮助、陪伴老茶在京创业，朝夕相处凡四年，无话不谈。略记几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八十年代上半叶，王爷当时是王光美的兼职秘书。有一次政协开会，散会后王爷发现“老板”的车被堵在里面出不来，恰好荣老板（荣毅仁）的车经过。王爷说明情况，问荣老板可否捎带一程。荣老板没吭声，但车停下来，意思还是可以的。王爷匆忙赶回“老板”处，此提议却为之峻拒。场面一度尴尬起来。数日后，“老板”道出原委：王秘书，你知道荣毅仁在香港怎么说我六哥吗？王爷摇头。她咬牙切齿说: 他居然说我六哥“小家子气”！原来，此前王光英在香港从荣老板手中接手了一些楼盘，但有一段时期，楼价跌幅较大，王沉不住气，要和荣老板毁约，被荣老板一番羞辱，骂了“小家子气”。哥哥居然为此向妹妹诉苦，进一步坐实了荣老板的评价无误，的确是小家子气。前面这一段，给一些“老板”打上引号，与真正的老板相区别。王爷的当时的薪水还是《工人日报》出的。刘少奇是工会出生，估计在全总还有些旧部，愿意为王光美提供一些方便。尴尬人总难免尴尬事。还有这一件，当时，王光美是政协常委，家中电话费由全国政协办公厅支付，王的一个女儿在美国读书，母女之间通话频繁，话费极高。政协吃不消，工作人员不好当面对王光美讲，婉转“请王秘书转达”。那一刻，王爷的脸，臊得通红。彼时，中新社王牌记者高瑜，受邀走进邓家，摆脱“新华体”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邓家的日常，一时轰动，被西方各界多重解读，反馈回国，效果极佳。王光美托王爷请来高瑜，高也为她写了一篇大家都以为不错的稿子。文章发表以后，王光美却不甚满意，说王秘书，你都找的什么人哪。王爷急公好义。刘少奇有一个女儿，原来在东北，彼时回到北京，却没有房子。她绕过王光美向王爷求援。王爷思来想去，只好带她去杨尚昆家碰碰运气。门口工作人员去向杨通报，大半个小时后，只回说杨不在，连“请改日再来”的客套话都省了。王爷后来知道，那天，杨其实在，而且给王光美打了电话，却为她力阻。天下的后娘难当，但当到王光美这个份上，亲疏泾渭分明，时人莫不敢言，道路以目。她对亲生的独子自然迥然不同，那可谓，千般宠爱，万般心机。刘少奇蒙难于河南，刘源就奔赴河南，咱们刘家有力量，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哪里跌倒，哪里是家，而且一定要在那里爬起来。王光美有六哥四妹，人多势大。王家人为了刘家外甥的发展，纷纷伸出援手，但真正能帮得上大忙的主要有两位。其一是老四（？）王光杰(后改名王士光)，此君其实是王家诸子中最聪明、最具传奇的人物。早年就读北大数学系，再读清华……在此大段掠过，一笔带到中共僭政之初，他已经是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在秦城被关八年，平反后继续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就职该部部长时，王本该退下来，却为江强行挽留，继续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这期间，刘源在河南建设相关项目，大多依靠这位四舅完成。而且，这位舅爷为人低调、谦和，大家都给面子。其次却是更重要的，是老六王光英，特别成立了“光大中原实业公司”，专门为刘源保驾护航。刘源是中原公司董事长，从《工人日报》借调王耳爷担任总经理。中原公司的业绩中，最为可资一谈是郑州天然气进城工程。刘因此政绩，被人大代表自主联名推选，不是官方指定的候选人，“全过程民主”，民选当上了河南省副省长。刘源“欣喜若狂”，当晚致电老娘，称：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次选举是庶民的胜利。刘家父子，吃亏就吃在这里，居然都相信“人民创造历史”这种鬼话。本来是给百姓洗脑用的，不曾想也给自己的脑子洗掉了一根筋………… （待续）

#中国当代士人 #民国历史 #亲戚关系

2天前

关于王光美，老茶有话说娜拉出走之后，一些人走进了土匪头子的怀抱。其中，最辛苦的是江青，最出风头的却是王光美。两人都住过中南海和秦城，王在秦城12年，江青死于91年的“六四”纪念日，在秦城的日子超过了王光美。王光美“出走”之前，研究的是原子物理。若继续研究下去，能否造出原子弹姑且不论，但她后来造出来的东西，比原子弹威力大多了，她发明了人体“喷气式飞机”，后来也被人“请君入瓮”，坐过不少次“飞机”。季羡林说：“”现在的批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总之，我认为，批斗毫无用处。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 王光美在中共这些土豹子中，无疑最懂得科学技术。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期间，刘的第六任妻子王光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登上了政治大舞台。她带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总结出来一套经验，被称为“桃园经验”。这个经验首先是“发动群众”，然后是另组“阶级队伍”，接下来进行“夺权斗争”。在王光美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就是这期间，王发明了喷气式人体飞机。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文革开始不久，刘少奇决定向高校派工作组。王光美被派往清华大学。在王光美主导下，工作组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副校长全都打成“黑帮”，责令全体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接受批斗。清华人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500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70%之多。毛发动文革，启用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整人专家康生；二是文化旗手江青。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把被整对象打成特务。当时，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到处兴起抓特务之风。一个人一旦被打成特务，政治生命就完蛋了。 1967年9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写了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称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江青在这个报告上签字同意。 1967年9月13日凌晨，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王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去，宣布逮捕王光美。两个月后，王光美被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被关进秦城监狱。江青授意下，“王光美专案组”着手找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 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被逮捕，原因是杨承祚曾是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如果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也可能加入“美国特务组织”。当时，杨承祚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被抓捕后，日夜受到折磨，被迫承认王光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为了证明杨承诈所言不虚，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也被抓捕。当时，张重一教授已67岁，是肝癌晚期病人。他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与杨承祚夫妇熟悉。在被拘留的27天里，张重一被突击审讯21次，最后，也被迫编造了王光美是特务的口供。在秦城监狱，王光美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12年里，她常常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王光美回忆说：“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女儿刘亭亭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收到信后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 1972年8月18日，刘亭亭等4个孩子终于在秦城见到了分别近5年的母亲。刘亭亭说： “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想着要忍着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这一天，王才知道，刘已在3年前去世。 “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练身体——身体弯着，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着墙说话。人家说她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 秦城12年以后，王出狱。之后，开始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表演。最著名也是最恶心的一次，乃是导演了李讷和刘源在三峡坝区的“敖包相会”……

2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之八：何家栋(5) 老茶在前面的贴子里，放过一张何爷与习仲勋、杨尚昆在一起且何爷居C位的照片，今日再贴一张何爷与王光美全家的合影。何爷虽不居C位，但“核心”位置却显而易见。 1976年10月一声“惊雷”，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是王光美却并未立即得以释放，而是在秦城继续坐牢两年零两个月，其间还和江青同囚秦城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这两位第一夫人，在此时空交集中，是否有过目光的对视、短暂的交流，老茶没有读到任何材料，不敢妄言，但想一想就觉得趣味无穷。王光美现场观看了庭审江青的全过程。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北京正义路一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第一次开庭。审判庭楼上会议室设有闭路电视，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此观看实况。审判台下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贺龙夫人薛明和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三人坐在前排中间的旁听席上，观看了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上被告席的一幕。王意犹未足，还专程重返秦城，特地去秦城预审室观看昔日加害者在秦城的录像。王热情地同法官们打招呼，看上去精神不错，看完录像的激动久久难以平息，眼眶里含有泪光。她环顾一下这间昔日她也曾受审的房屋，对法官们感慨道：“一场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我却在这里被关了12年，比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还长啊!” 为何如此？值得有心人用心研究。值得研究的课题还有，王遭了这么大罪，作为前国家主席夫人，平反后的安排也是令人不解的，得到的赏赐却只是一个政协委员，社科院外事局局长。退休后，连个专职的秘书都没有，附图中的另一位爷，王耳，曾经给她做过一段兼职秘书，最后也与其全家反目成仇，其中故事颇多，也是一个时代小小的侧面，老茶日后再写。回到何爷。何爷在推动刘少奇冤案的平反过程中，据说在舆论造势上立下奇功，据此成为刘家的桌上宾。其间详情，老茶知之不多，也盼望有知情者能有所记录。 1983年11月末，何爷陪同王，来到了分别已二十二年的湖南宁乡炭子冲老家，参加刘少奇诞辰纪念。活动一结束，一行人赴湘潭乌石瞻仰了彭德怀的故居。当晚赶到韶山，入住韶山宾馆。第二天一早，王光美在上屋场毛泽东故居附近散步，路遇一些村妇，主动上前搭讪，嘘寒问暖。王光美能在韶山落脚，陪同前往的几位领导交口称赞，说得多的四个字是：“顾全大局”。八九学潮期间，何爷曾说服王光美给胡启立打电话，动员时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与新闻界对话，胡启立居然欣然接受。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和卢跃刚，被推选为与中央对话的四人团的成员。八九之后，何爷与刘家并未中断联系。其中一段，不为尊者讳，甚至也当起了刘家的“掏粪工”，试图从刘少奇的文字里，找出与毛魔截然不同的路线。何爷和刘源“合写”了一篇《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开头就说——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 老茶当年对此颇不以为然，一堆“马”粪里，能挑什么东西呢。有一次，当众笑着对他说：“何爷最近的文字，在美化生活。”何爷听后一愣，没有反驳，也没有继续追问是什么意思。何爷与刘源的合作作品，散见于报端，无需多讲。这里想提及一件不见经传的事，留一个线索与证据。 1998年是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照例要筹办纪念大会。时任武警总队水上支队政委的刘源，当然知道按惯例，能有机会与江泽民面谈。如何利用好此次机会，刘来到六铺炕《工人日报》宿舍，电梯上恰好遇到王耳爷。刘试图打招呼，王爷扭过脸去。何爷谋划的主意是，主动请缨去西藏。刘非常有兴趣，继续请教何爷的治藏策，然后依计而行。与江的会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听“长者”滔滔不绝。刘只讲了十分钟，谈如何治藏。江含笑不语。一段时间后，负责人事的胡面瘫找来刘，说，西藏就别去了，我的身体就是在那里搞垮的。刘很快得到了该有的赏赐，调武警总队任副政委。刘不久后患上胃癌，一度消沉。虽然以后不断升迁，但最终并未成为国家领导人，哪怕是象征性的政协副主席这样的虚衔。这与他的人品有极大的关联。（待续）

#中国当代士人 #何家栋 #习仲勋 #杨尚昆 #四人帮 #历史事件 #王光美 #江青

4天前

翁帆现身香港，媒体报道说“她面容娇羞，状态焕然一新！” 不少报道用“迎来人生又一春”来形容她。这是杨振宁去年10月离世后，她首次高调露面，距离丧亲已近5个月。当天她出席华东师大香港校友会春茗活动，换了一头栗棕色微卷短发，面带微笑提笔签名，整个人精气神明显比刚丧夫时好了太多。她也当场明确回应：不会定居国外，未来只会短期前往剑桥，做全额资助的学术研究。这些年她一直在整理杨振宁手稿，早已打下扎实学术基础，如今又获聘清华建筑系讲师，接下来重心会放在学术与陪伴父母上。物理学界早已认可她在整理杨振宁手稿中的贡献，也十分看好她从“杨夫人”向独立学者的转型。主流媒体纷纷称赞她坚强走出阴霾。

#翁帆 #杨振宁 #香港亮相 #春茗活动 #学术研究 #丧偶恢复 #人生新阶段

4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八：何家栋(2) 胡平纪念何家栋的文章中说，何爷“无师自通” 的悟性和敏锐，确实如此。 1989年5月何爷写出《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三天的长文，至今读来都让人耳目一新。该文从何爷遗稿中发现，不知当年是否发表。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三天我们曾预期北京学潮将趋于平息，一场危机有可能在祥和的气氛中走向和解。然而，由于受传统思维的约束，政府未能做出灵活反应，竟错过良机，致使事态迅速扩大。据报道，大学生绝食进入第三天，已有多人晕倒，首都各界的声援大军每天超过一百多万人，幼儿园的娃娃也列队走上街头，一旦发生混乱，后果不堪设想。天安门广场，如火如荼。这种状况将给事态的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在现代中国，公民必须以自毁性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情。但是，不论学潮出现何种结果，它都预示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靠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事，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给人民带来痛苦。老一代革命家是在马上得的天下，1949年立国之后，依然是马上治天下，采用战争动员体制。这种体制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因为，现代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及人们心态剧烈变动的过程，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适时适度地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无奈中国处于新旧思维转轨之期，却失去了目标。虽然从理论上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但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想事情，以阶级强制的手段来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仍是一种极为顽固的思维定式，脑子里盘旋的还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一有风吹草动，还是跟着感觉走，刻意搜求“一小撮”，击退“反党反社会主义逆流”。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已经没有斗争，但这些更多地表现为各利益集团的摩擦，即所谓人民内部矛盾，而不表现为敌对势力争夺统治权、剥夺剥夺者的斗争。问题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对方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解决。所以，讨价还价，退让妥协，就成为求得共识的必要手段。在调整矛盾中，既没有绝对的胜利者，也没有绝对的失败者。如果寸步不让，又不能在辩论中取胜，那就只有迫使对方沉默。使人沉默固然比消灭丑恶现象容易得多，但因此会蒙受更大的羞辱，你害怕真理，扼杀真理。事实表明，一方压倒一方，不是矛盾的终结，而是矛盾的开始。从毛泽东开始，把我和党、我和国家画等号，神圣不可侵犯，几乎已成惯例。这是我们社会一切动乱、一切祸患的总根子。上行下效，每一个支部书记自然都可以党的名义，对反叛分子施行“天讨”。而任何一个阿谀逢迎之徒，也都可以保卫某某正确路线的名义出师“勤王”，吊民伐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乃是强权政治的逻辑。毛泽东提出一个很好的命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践结果却适得其反：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问题处理了。并不是矛盾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决定矛盾的性质的，毛泽东认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就是说，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是由统治集团规定的。这个理论为剥夺人民自由提供了武器。矛盾主要方面可以任意宣布任何它不满意的人为人民的敌人。矛盾主要方面制约矛盾的发展，或缓和或激化或中止。在这次危机中，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政府，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矛盾的缓解或激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凡夫俗子经常犯错误，结果是自己受惩罚。天才人物不大做错事，但错起来是众人遭殃。因为他有权力，一切主张可以形成政令，一竿子插到底，不通也得通。如果错用了这种权力，便不能不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中国某些领袖一再炫耀优势和力量，原因在于他们看不到国内阶级的新变化，还用老眼光看问题，把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冲突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是“敌对势力”的挑动。这势必得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刘少奇是清醒的。他认为敌我矛盾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便突出了，这是好事情。人民对错误不抵抗才是坏事。由于工作中的失误，群众起来闹事，坏人乘机捣乱是有的，即使这样，也要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敌我问题。只要没有危险，也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敌我问题。“如果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这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如果是敌我矛盾，就发生谁是敌人这个问题，是人民是敌人，还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是敌人？”可悲的是，当年被当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人，一朝得势，也要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下半部分见留言区）照片为何爷与王震

5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八：何家栋（1）下面首次公布的照片，与习仲勋、杨尚昆的合影，何家栋却站在C位上，何爷何以如此？ 1959年冬，何爷心生一念，这一念不打紧，却像蝴蝶震动翅膀，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习仲勋成为“利用小说反党”之反党集团头目，习近平沦落为黑帮子弟，被少管…… 何家栋何许人？今天的读者恐怕知之不多，即便以前，知道何爷的恐怕也少。但读过《把一切献给党》（秦晖爷称此书当年的影响力之大，仅次于《红岩》）、《赵一曼》、《我的一家》的这一类“红色经典”者不知凡几,署名也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就是何家栋何爷。老茶及凤丫头因年轻时受何爷之恩深重，经常想起、谈起他。今年是何爷仙逝二十周年，自去年起，老茶和何爷的亲属商量，出版《何家栋自述》一书来表达哀思和敬意。尚在编辑过程中，秦晖爷迫不及待要看，并回忆起和何爷交往点滴，感慨万千。李锐有首诗，云：“多灾多难生智慧，求真求实作先锋。大家怀念何家栋，留下一台思想灯。” 老茶先先不说“多灾多难”，还是想从那些快乐的日子开始，照片上的何爷笑容多灿烂，包括习仲勋，吴冷西、钟沛璋都乐开了花（唯有杨尚昆好像有些沉重）那是1979年一个充满希望的秋天。下面⬇️取裁于《何家栋自述》何爷一生，最初、最风光得意的日子是作为刘仁的手下接管津、京，20多岁成为13级高干。作为潜伏京津的地下党，如今江山入怀，还娶了一位北大毕业的资本家小姐，抱得美人归，何等扬眉吐气。晚年他回忆起这段日子，常笑得咳嗽起来：那一段日子，他们这一群“山药蛋”、“土八路”住进资本家的洋房，却不懂抽水马桶为何物，蹲在上面拉屎，不明白要按阀放水冲。 “于是，屎尿就一天天往上积累，眼看快顶着屁股了，就寻些砖头码在坑沿，再踩上去拉；……要出事故了，才一桶一罐地朝屋外搬运大粪。” 接管北京后，城市工作部把杜聿明《新生报》改为全总机关报《工人日报》。因为机构庞大，出现生存危机，全总将何爷调到印刷厂当厂长，来搞“创收”。何爷点子多，除了印报纸，还写书、编书、印书、发行，赚了不少钱。出书得有出版社。那时还是混乱，没有登记、审批的手续。“赵树理是和我们报社一起进的城，在报社住着，供给也在报社领。我就说，让赵树理当工人出版社的社长吧……这个第一任社长，竟然是我这个科长任命的。” 他带领几十号人，一心赚钱……“钞票如洪水，想挡也挡不住……当时用汽车满满地装钞票，运到王府井的老中国人民银行存起来……我的代价也惨重，每天工作20个小时，端个板凳，守在滚动机旁打瞌睡，双眼布满血丝，动不动就瞪眼珠子，像豹子要吃人。” 何爷自认为“自己是个职业革命家，梦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头号的出版家，出版了一批当时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书。可惜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快结束，风雨总在阳光后。报社摆脱困境之日，却是出版家灾难临头之时。“三反五反”甫一开始，他就中箭落马，关进小黑屋，成了“大老虎”。从小黑屋中出来后，被清除出党，行政职务一抹到底。让人惊奇的却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又“华丽”转身，成为“红色写手”，成了“畅销书作家的老祖宗”。他记述说：“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书一出来，不胫而走，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吴运铎也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除了《毛泽东选集》，它算得上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畅销书。 1957年反右运动何爷又中了“阳谋”，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定为右派。定案会上，一个个右派上台表态，痛哭流涕，表示悔改，何爷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几次催他发言，他都毫无反应，最后才说了一句：“无话可说。”结果引起公愤。而真正让何先生随之跌到人生谷底的，却是他卷入的《刘志丹》案。《刘志丹》一书是何爷策划的选题，找到刘志丹的亲属李建彤（刘志丹弟媳，刘索拉母亲）组稿……习两次提出修改意见，说要把小说写成“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时代的缩影”。稿成，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也在出版前夕抢先连载，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却火了：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该经过中央讨论。还一状告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毛泽东告密，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结果株连了100多位将军，连彭德怀也被扯了进去……习仲勋关了8年，刘景范关了7年，贾拓夫，曾被毛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被迫害致死…… 文革过后，李建彤要求为《刘志丹》一案平反时，习仲勋已复出，还没分配工作，夫人齐心极力反对李建彤申诉，说：“人刚出来你又翻案，再折腾进去怎么办？”李不听，有一次何爷和李出去吃饭，在饭馆碰见齐心，齐心都不敢打招呼。平反后，出版社的编辑给后圆恩寺的习家送书稿，齐心一开门就埋怨：“别写了，别写了，别再找麻烦了！”可见后遗症之深。

#中国当代士人 #何家栋 #习仲勋 #历史事件 #政治斗争

6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七：周孝正（1）周爷孝正，自称“口力劳动者”，中国人民大学原社会学副教授，《中国社会问题分析》的讲座在油管上有近450万次的播放量。他的朋友郑也夫曾经记录过周爷的两件趣事：第一件，周爷巅峰期年度演讲二百场。乐在其中，从不计课酬多少。主办方设定两小时，周爷常侃至五小时方才尽兴，钱不多要一文。一次，主办方（一般为各地党校）领导亲临会场，听得着实过瘾，听罢急忙嘱咐下属课酬加倍。小圈子中的朋友面誉周爷：有教无类，诲（可能含有“毁”义）人不倦。周爷明白这是调侃他，不搭腔。但听到沈爷称其为“故事爷”，则一脸肃穆：我怎么是故事爷，我是实干爷。第二件说的就是周爷的实干。 80年代始，停顿了30年的民居建设复兴。北京前三门大街的居民楼首当其冲。周爷躬逢其盛，其所居楼房与长椿街地铁站近在咫尺。楼高十多层，每个楼门内都有近百住户。 80年代乃中国自行车之黄金期，户均两辆以上。一门住户拥有自行车无数。楼中住户下班归来争相将自行车搬进楼门，将门廊堵得难于进出。自作自受，故没有埋怨的理由，更乏改变的动力。唯周爷愤愤已久，每思铲除陋习。其第一招是大字报，正楷端书：为大家出入便利，请将自行车放到门外。张贴数次，毫无效果。逼出周爷的第二招。夜深人静时他出动了，把楼门内的自行车一辆辆搬到门外，而后重新张贴告示，谆谆教导。但第二日自行车就重回楼门内。第二晚，他将自行车搬到更远处，翌日车子照旧归来。周爷较上劲了，拿出杀手锏。深夜一点起身，搬起一辆辆自行车，从地铁站南口入、北口出，两个时辰下来将门内所有自行车都搬到有路障隔离的马路对面。搬毕重新贴出不准放车的告示。翌日晨楼内众生遍寻60米开外，不见各自的坐骑。终于找到车子后，再不敢放进门内。此楼多个楼门，从此只有周爷所在的门廊清爽。家住地铁站附近，虽有大利，也有小弊。譬如周爷这楼房，傍晚后常有男性内急者急匆匆跑出车站，一头扎进某楼门，一泡尿宣泄而出。日复一日，楼门臊气逼人。多人写出告示轮番贴出，收效限于精神宣泄。周爷思忖多日，祭出下策。自费买个水桶，放在楼门内墙角，不求尽驱野尿人，唯愿尿归一桶，减免遍地污秽。郑爷感叹说：星移斗转，人事俱变。如今再无这等故事。原因不一而足：自行车锐减，内急者或许多了正当渠道，周爷也不在此楼了。岂止此楼，这个世上，周爷已是稀缺动物了。但周爷的趣事却在继续，不会稀缺。老茶来补充几个：一、周爷讲课周爷在人大教授社会学。他对学生们说，我学的是物理，一天的社会学都没学过，现在却要给你们教授社会学，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学生面面相觑。周爷自问自答说，其实不是笑话，而是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现象？如何解决这些现象？我们来讨论讨论。而后，周爷开始侃开了，从文革的“红八月”，他待过十年的北大荒，去过的地区和国家……一个学期下来，好像故事才是个开头。怎么考试？没有考试。全部给A。系里有意见，怎么能全部给A呢，下不为例！周爷也绝，决定90%给A，10%给B。怎么才公平？由学生抓阄…… 二、周爷打电话周爷新装上电话，特别喜欢给认识的每一个人打电话过瘾。新人见面，就问人家的电话。如果对方没有电话，就让其提供一个熟人的电话。有一日，一个朋友给了陈香梅的美国电话。周爷高兴之极，想想这个老太太的故事多啊，值得好好聊。电话打过去，对方很开心，就聊开了，一聊聊了好几个钟头，周爷还觉得没过瘾。电话费单过来了，一千二百多，是周爷那时大半年的工资。周爷嘴巴痛快了，心却隐隐作痛。三、周爷得罪张玉凤这件事流传较广，越传越邪乎。老茶今天来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有一位画家老曹，在北京朝阳公园开了间画室，请朋友去玩。周爷到得早，在画室内坐定。聊了一会，曹画家起身去外面接张玉凤去了。又有一位爷到了，与周寒暄几句，问老曹哪里去了？周爷随口一句：接老毛的小蜜去了。张玉凤恰到门口，听见了，面露不悦，并没有对周爷发火，而是对曹画家说：你都交些什么朋友啊，这么没素质！周爷一听，坏了，连忙起身赔礼道歉，解释说：张大姐，我是周孝正，人民大学研究社会学的。我说的是“小秘”，秘书的秘，您不就是毛主席的小秘书吗？社会上这些人没有这些知识，他们以讹传讹，传错了，我们要努力纠正过来。张玉凤当然不信这套鬼话，但也不好再发作。席间，周爷频频给张玉凤夹菜，像张玉凤伺候老毛一样去伺候张玉凤，算是给张认错。事后，周爷又玩起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说这世上有两个人对张玉凤道歉、认错：一个是老毛，一个是周孝正。

#周孝正 #社会学 #口力劳动者 #中国社会问题 #演讲 #人大 #郑也夫 #中国当代士人

1周前

浦安修为何要争取“彭德怀夫人”的身后身份👀 1974年深秋，北京301医院14号病房，死亡气息弥漫。七十多岁的彭德怀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昔日横刀立马的开国元帅，如今蜷缩在病床上，浑浊的双眼死死盯着木门，心中藏着最后期盼——想见妻子浦安修一面，这对相伴二十多年的夫妻，已整整十二年未曾相见。侄女彭梅魁急得团团转，一遍遍打电话哀求浦安修，声音哭哑，只求能让伯伯临终前了却心愿。可电话那头的回应格外冰冷，起初浦安修以“问题人员”为由推脱，后来更绝情地说：“不见了，没必要！”在那个政治身份重于一切的年代，恐惧早已在这位北师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心中扎根。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永远闭上了眼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等待的身影始终未出现。这场遗憾的根源，要追溯到1962年的吴家花园。彼时彭德怀被撤职，政治高压下，浦安修心力交瘁，夫妻间的谈话成了生死抉择。彭德怀拿起一个梨，削好后切成两半，“梨”谐音“离”，他沙哑着嗓子对浦安修说：“相信我清白，就别吃；想划清界限，就吃了它。”老战友杨献珍急得劝阻，可浦安修还是颤抖着拿起半块梨，含泪咽下，那苦味直透心底。彭德怀见状，将剩下的半块梨狠狠摔在地上，浦安修头也不回地离开，只留下一句“你保重”。此后十二年，她躲在学校角落，以为划清界限就能自保，却不知这个决定，终将成为她一生的枷锁。 1978年，彭德怀平反昭雪，浦安修穿着黑衣出席追悼会，躲在角落承受着彭家晚辈的冷眼与旁人的鄙夷，有人告知她：“他临终前，或许就想听你说一句‘我来了’。”那一刻，无尽的悔恨席卷了她。从此，浦安修开启了十三年的赎罪之路。她闭门整理彭德怀的手稿，拖着病体辗转南北核实战役细节，将国家补发的工资与毕生积蓄，全部捐给太行山区的学校，坦言“这钱是老彭的，要花在他牵挂的地方”。 1981年，《彭德怀自述》出版，浦安修抱着书放声大哭，这是她赎罪的答卷，也是迟来的道歉。 1991年，浦安修病逝，官方讣告中特意加上“彭德怀同志的夫人”七个字，为这段悲剧画上温情句号，只是那句“没必要”，成了她半生都无法释怀的遗憾。

1周前

接上贴，说孙怀山是赈灾义演活动的得利者。活动结束以后，老茶与其再无交集，孙办事果决，要求文萃公司马上与政协礼堂脱钩。但天下很小，2013年和一位师弟在无锡连园碰面，畅聊大半晚，他居然是孙多年围棋棋友。他说孙告诉他，十八大记者会为何推迟一个多小时，原因是胡锦涛发表离职感言，谈到“退位的同事不要干扰在位同志”时，可能联想起自己在位十年受的多少窝囊气，再也忍受不住，突然发飙，离开会场。习紧追而去，做劝说、安抚工作。再后来，我在波士顿，看到新闻说“孙怀山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被抓，不吃惊，只是感慨系之。人才啊，可惜是在这个绞肉机式的体制里。孙最后被判14年。活动还有一位意想不到的得利者，竟是司机小董。小董对我不薄，当时凤丫头怀孕，反应很大，我把父母从老家请来照顾她，也是小董开车去接站。凤丫头去医院坐检查，大多是得到他的帮助，他开车接送的。有一日，小董（其实是董哥，当时文萃的人都叫他小董）喊我陪他去“天外天”还是“天意”小商品市场购买瓷砖，驱车离开时突然看见路边有数人向我们慌忙招手，于是停车摇下车窗。一人上前说，车的后备厢坏了。我们都下车，去检查，发现并没有什么异样。再回到车上，坐定。董突然大叫一声坏了，他的放在车座旁边的手提包不见了，马上下车寻找刚才那人，不料被几个人围住，问发生什么了。等我们会过神来，那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小董有多少损失，我不清楚，当然想和他分担一下，我给他几百块，他拒绝，我坚持说拿着吧，算我借你的，万一要加加油什么的。我并没有期望他还钱，但他还了，而且非常坚持。活动收官阶段，查账、审计、与政协礼堂脱钩时，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漂亮女生，找小董。但他消失多日，我亦不知其去向。该女子哭诉，她是商人，来自贵州，到北京来谋求更大的发展，董承诺给她找项目，其中一项就是天安门换地砖工程。她借给董不少钱，光打了借条的就有六十多万，平时给他三两万的，根本就没要借条。小董有极大的可能是骗子，但我现在想起他仍然并无恶感。一个骗子居然从不骗我，而且在我艰难时期，倒是反过来给予我不少的帮助，让我觉得他就是传说中的义侠，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阎先生是否在活动中得到好处，是否因此和李木匠接上关系，我均不清楚。事后，我们还保持了一段关系。一次是他喊来全国美协、全国书协的人，也叫上我，一起讨论该如何处理美协、书协给慈善总会捐赠的1000多幅字画。我只记得自己的意见：建议到南北灾区几个重点城市搞一个巡回画展，每到一处，大肆回赠书画给当地的爱心企业，暗示慈善总会不同于官府的风格，不忘老朋友。但这个意见完全不被考虑。不久，慈善总会和文化部联合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一场大型演唱会，他邀请我作为慈善总会宣传部的成员参加。我们当时正在做抗洪赈灾纪念封的签名，当然求之不得。在演唱会演出前后，拿到了许多明星的签名，比如我亲自拿到的有刘德华、宋祖英等。宋祖英在一个单独的化妆间，我对她说明来意，她自己给自己化妆，连一个助手也未见，没有丝毫的架子，也不像刘德华那样东问西问，只是很干脆地说好吧，您半个小时之后来取。她一共签了30个纪念封，字如其人，她签名很漂亮，“宋”字的宝盖头亭亭如树冠，不但遮盖下面的“木”，也同时遮盖着“祖英”二字。人如其字，大概是潜意识里总想有个大树来挡风遮雨罢。后来某日，朋友家孩子在我家翻看影集，突然激动起来，大喊：茶叔叔居然与张信哲有合影！我才想起也是那次找他签的名。签名时，孙总说要留证据说明签名的真实性，最好和签名者留影。他拍了不少照片，也送给我一些。其时我当时根本不清楚张信哲是谁，是不是有名气。老茶在这些荒诞剧中得到什么好处木有? 大大的有。其一，是2000块的劳务费，以及政协服务局赠送的一小块木匾，感谢贡献云云；其二，更重要的是因此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江湖里，自己不过是一只随时会被吞噬的小虾米。我迈出了“正心诚意”之关键一步，在一位朋友的鼓励之下，加入教育行当。“人有恩如公子，愿公子不忘。”这位朋友帮我们出了首付，凤丫头非常兴奋有了自己的房子。期间，儿子的出生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刚开始还是那种带有那种“楚虽三户，忘秦必楚”浪漫化的喜悦，后来更多的是承担责任所带来的充实和喜悦。那期间，王德邦接到一个电话，是傅国涌打来的，打听我的情况。那天我和德邦恰巧在一起。我和傅从未谋面，但那时彼此知道。我也知道那时他刚刚获释。我想起摇篮中的儿子，作出了此生中非常后悔的一个决断，我对德邦摆摆手…… 后来听到、看到不少国涌先生的好消息，总为他高兴，直到去年。傅先生过世，我非常悲伤，因为此生似乎再没有机会来弥补当年那个错误的决断。傅先生离去了。他是如何离去的？死亡原因至今仍被掩藏。我再一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荒诞与无奈：一个追寻历史真相的历史学者，却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帮他向世人揭开他的人生最后的真相。傅国涌先生千古！

1周前

沙叶新为1989年的江泽民文字画像（一） 1989年5月17日日记：“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 日记简略，补充如下：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同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我发言中举了江1987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二）八月份江泽民衣锦荣归上海， 8月6日上午9时的日记：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300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緹、刘异龙、王芝泉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镕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5月18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9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镕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复。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采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正江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钟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摄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時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1周前

谢谢胡爷！老茶出版的一些通俗读物：金雁《倒转红轮》秦晖：拯救德先生上下野夫：故交半零落沈志华：十字路口的抉择

1周前

逃离上海的最后一艘船：一华裔母亲的秘密（图片1)1950年，谢汉兰的母亲（左一）在曼哈顿。作者谢汉兰 1950年代在新泽西一个小镇长大时，作为镇上少数几个亚裔孩子之一，我经常听到“滚回你老家去”这样的话，这让我对那个从未去过的、叫做中国的地方很好奇。但是每当问起母亲在中国度过的青春岁月，我总是得到同样的敷衍回答：“那是战争年代，都是不快乐的回忆。” 时间长了，我也不再问了。直到她70多岁时，有一天，我们在她的小公寓里吃晚饭，我又重提了童年的旧话。“可惜你不想给我讲讲中国的外公外婆，”我嘟囔了一句，并没指望得到回应。但这次，妈妈放下筷子说：“好吧，你想知道吗？我来讲给你听。” 温和的母亲开始讲述她的故事，我听得出了神，她的声音如此清晰有力，以至于我坐在那里，不敢出声，生怕我的任何声音会打断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在我面前展开的叙述： 1935年的一天，当时只有6岁的母亲爬到她父亲背上，准备从他们住的泥地小屋出发，去大约200里地外的苏州。她只知道家里人叫她“小妹”，她当时非常高兴，因为爸爸在这次特别的旅行中选了她，而不是她的哪个兄弟。她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在火车上，她坐在父亲的腿上，着迷地看着车窗外掠过的稻田和农舍。到苏州后，街上穿着漂亮衣服的男男女女，以及推销香烟、蚊香和老鼠药的鲜艳海报上烫着头发的女人，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坐着一个老头拉的木车，穿过迷宫般的小巷，来到一家小店。小妹站在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小贩，父亲则与店主们低声说着什么。一会儿，爸爸叫她过来。店主们让她张开嘴，让他们看看，还对她戳戳捅捅，最后其中一位把她带走。她转过身去找父亲，看到他正要走出店门。 “爸爸！爸爸！”她喊道。他没有回头。陌生人把她推进一个小货房，锁上了门。里面漆黑一团让她害怕，起初她只是小声哭泣，后来鼓起了勇气大声呼喊父亲，直到嗓子变哑发不出声。再后来，她在哭泣中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店主把她放出来，他旁边站着一位美丽的女士，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长像不错，就是个子小点儿，也太瘦了，”那位女士低声说道，她的声音并不刻薄。店主说了几句让那位女士放心的话。女士显然满意了，她带小妹坐三轮车来到一个热气腾腾的澡堂。一名服务员脱下小妹单薄的衣服，准备把她放进在一个装满热水的浴缸。小妹向后退缩：因为她从来没进过这么大的澡盆，她害怕他们要煮她。洗完澡后，服务员给小妹穿上了比她以前穿的所有衣服都更柔软、更精致的衣服。“不错，”那位美丽的女子说，她的语气听起来很满意。“从现在起你可以叫我妈妈。”就这样，小妹开始了在养父母家的生活。讲到这里，母亲停顿了一下，审视着我的反应。我只能惊讶到语无伦次。“我什么都记得，”她说。“那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一天。”她继续说到深夜，然后又说了好多天，挖出她深藏心底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痛苦。1937年8月日本侵华后，她跟随新妈妈逃到“东方明珠”上海，和100多万难民一起涌入该市的国际城区，那里是上世纪鸦片战争的产物。难民们认为，这些外国飞地会是安全港，因为日本当时尚未与美国和英国交战。但残酷的日本占领带来了饥饿、死亡和破坏。我的母亲——她的名字是冰（音）——学会了看到街道两旁的尸体和垂死的乞丐就绕着走。（图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被父母遗弃的冰·贝琳·吴没有童年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当时她19岁。几个月后，她乘坐她认为是解放军1949年5月攻占上海之前的最后一艘船逃离上海。ZIA FAMILY 1945年日本投降并没有带来任何喘息，执政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反叛力量之间的战争不断升级。随着政府崩溃，以及解放军向上海逼近，城市的富裕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政府支持者——他们占该市六百万人口的四分之一 ——都被一个问题煎熬：他们是否要放弃自己的家园，逃到异国他乡？或者说，他们应该留下来，面对据说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嗜血的大敌吗？到了1949年中，共产党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任何有办法逃跑的人都逃走了。难民中也有我的母亲，她乘坐由美军运兵船改装的戈登将军号的三等舱，在海上航行了24天。1949年5月28日，也就是共产党占领上海三天后，戈登将军号抵达旧金山。母亲讲的每件事都引发我冒出几十个问题。我开始采访其他从上海来的流亡者，他们都是新中国诞生那段动荡时期来到美国的。我很快发现，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一样，有一种熟悉的步调：在同日本的多年残酷战争中经受可怕的痛苦；在崩溃的政府治理之下，过着混乱的生活；躲避革命的人群导致飞机超载以至于无法清出通道，火车挤到人们要紧扒着车厢侧面和车顶；疯狂的人群涌向上船的踏板，导致有人被踩踏致死。幸运逃脱的人都相信，自己乘坐的是最后一班离开上海的轮船、飞机或是火车。但离开上海仅仅是个开始。大多数移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受欢迎…… 《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逃离毛泽东革命的中国人的史诗故事》是由华裔作家席嘉琳（Helen Zia，又译谢汉兰）撰写的非虚构著作。

1周前

接着上贴聊人物。正在为聊谁踌躇之际，接到一个X上小友发来的信息，推荐一部奇书，是Lan Yan的THE HOUSE OF YAN.阎明复的女儿阎兰写的《阎家》。据说其中有不少趣闻➕迷雾，比如江青被自杀。阎先生算是我的旧识，亦是故人（故去的人），写写无妨。边写边回忆，还是从头写起。老茶九十年代的下半部基本是“混在北京”。1997年香港“沦陷”的时候，凤丫头也怀孕了，我鸭梨山大。一位名胡ZHONGQI的大姐那时经常给我些机会，赚些外快。胡姐湖北人，当时是风姿犹存的徐娘，带我见过一些大小人物，我给她做秘书，作记录。 1997年，她搞定了一件事情，和全国政协礼堂合作，成立了北京文萃拍卖公司。当时的全国政协机关服务局的局长是孙怀山，也是团派成员，后来当上中央委员，再后来进了秦城，此是后话。全国政协礼堂原是张学良父子的旧宅，此时已经大规模改建，富丽堂皇，在正中间还有一间阳光房，房内放的是张家旧物，据说是为张学良保留的，盼望他回来走一走。文萃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全国政协礼堂，面积不算大，据说是一间厕所改造的。我对胡姐说，好兆头啊，文萃的汉语首字母不就是WC吗，这是找对地方了啊。当然，政协礼堂还有其他的许多间厕所，有一天我小便时突然发现站在旁边的居然是霍英东，他半天都没尿出来，也不便和他聊聊。文萃该干点什么呢，大家开始“密谋”。我记得我策划的方案是“按照李瑞环主席提出的把全国政协办成委员之家的要求，文萃为委员们提供书画、古玩等交易服务”巴拉巴拉。似乎这个成了当时公司的定位，但并没有具体实施。我当时是兼差，不是事事参与。有一天胡姐把我喊去，和孙怀山以及“希望工程”的李宁在政协礼堂吃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约是98年夏季。胡和希望工程有一些过节，孙原来在团中央工作，来做调人，解纷息讼。我现在完全对李宁没有印象。扯完正事之后，孙闲聊起，最近陪李主席去了一趟东北看望灾区民众。原来我们一直劝他去南方灾区去访贫问苦，他不同意，说不去抢风头。没想到东北也发了大水，所以他同意去了，去了以后动了感情，带头捐了五万，据说可以盖间农民房，并放话说会给黑龙江盖1000间这样的房子。没想到的是，回来在政协委员中募捐，搞了半天，只募捐到三五百万，气得李主席大怒，说要取消中东及以色列的访问，把结余下来的钱捐给黑龙江。 “这趟访问能花多少钱？” “两千多万吧。” 我大吃一惊。孙提出，政协委员们，包括赵朴初老、启功老等捐了四十余幅画，文萃能不能搞一场拍卖? “那目标价是多少？” “八百万？” 胡姐看看我，我觉得没太大问题。餐后我们几个人商议，提出搞一场全国政协委员义演义卖的活动。我写出请示，孙看了，大赞，说一个字都不用改。后来他还问胡姐我是不是党员，似乎有意调我去政协工作。我听后大笑，自知自己底子潮，连名字都是假的，怎么可能？很快，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的批复下来了。而且，把800米的书画室清空，接了100部热线电话。有了这个批复，那了不得了，各路大神都包围上了。不几日，中央电视台同意直播这场晚会，还说主持人们很踊跃，赵忠祥那时摔断腿，也自告奋勇来当主持。无锡小天鹅给文萃打款300万，作为活动费用，要求仅仅是作为活动的协办单位。这一切让我眼花缭乱。场面搞这么大，到底能不能募到钱呢？那时各地捐款已经搞了不知多少轮了，还有后劲吗？我心里打鼓。我去了全国慈善总会，和宣传部部长张某（四川人）接上头，部长一听，很兴奋。 “你等会。”他说。不一会，他把我带到阎明复的办公室。这是我和阎爷的第一次见面。实话说，有一点紧张，没敢左顾右盼。但不用左顾右盼，就能在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发现居然摆有香案，供着观音菩萨，还香烟缭绕。我说明来意，并把我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阎爷非常敞亮，他说慈善总会对此一定大力支持，作为协办单位。我建议说，我看到许多大企业捐款给慈善总会，能不能让捐款从晚会上过一过，这个对企业家有好处，至少可以得到一幅字画。阎爷说没有问题。 “能有多少？”我问。阎爷看看张，张说：“能保证两千万。” 我很满意。（待续）注：别喷我哈，老茶讲这个一波三折故事，亲身经历，非常有鸭梨……

1周前

前贴似乎对胡乔木的才华“表扬”过了，发一则他的笑料，平衡一下。李新曾经爆料:“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 介绍一下这位李新，中国人民大学筹办组成员，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文革期间，习与其子要好，经常躲到他家。因此有人建议他家该立一个牌匾，上书：“总书记文革避难所”，收门票🎫 他关于胡乔木的笑料，更详细点的如下；胡锡奎和成仿吾的矛盾，不仅使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老虎出了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前，他们两人争着管事情，虽然使工作有困难，但总还能正常运行；现在，两人都撒手不管了，学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我们纷纷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使党中央创办的这所新型大学受到太大的损失。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反映，决定由安子文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安部长要人民大学党组开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请有关部门都派人来参加。这一回的党组会（实为党组扩大会）开的次数很多，时间也拖得很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会议我是毕生难忘的，至今记忆犹新。这次党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是“三反”运动的末期了。地点是总顾问的办公室。参加的人都是党组成员，没有扩大，也没有缺席的，吴老也出席了。上级来参加的，中组部是安子文部长，中宣部是副部长胡乔木，中直机关党委是书记龚子荣，钱俊瑞和范长江似乎没有参加。由于会议的内容是解决胡、成矛盾，所以他们两人一直是挨批的对象。在上几次的会议中，我们党组成员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因为我们对胡、成平时都是很敬重的，所以我们的批评虽说很严格，但并没有火气。今天该轮着领导人讲话了，大家都非常重视。安部长在讲话前先请吴老讲话，吴老推辞了。随后，安子文、龚子荣、胡乔木对胡、成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党组会对胡、成的批评告一段落。随后胡、成表态，他们早已熟悉党内斗争的一套。在发言时诚惶诚恐，对所有人的批评都表示诚恳地接受。于是，这一次漫长的党组会终于“胜利”地结束了。

#胡乔木 #批评成仿吾 #情绪失控 #胃出血 #文革

1周前

朋友珍藏37年的CSU（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1989年5月19日给全国人大、国务院的电文及签名原稿。电文中说；目前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留美学生提出以下要求： 1. 政府立即停止用武力处理学生运动。用武力对付人民群众只会引起全国动乱；应立即承认学生运动是一场人民支持的爱国运动。政府应该和学生及人民群众进行实质性对话，接受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确保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例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集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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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前

前贴中聊了中共僭政之后的笔杆子马洪、胡乔木、王沪宁等，再谈李书磊，但愿这是最后一位。按胡刁盘的提法，李书磊是“八九一代”，完整地在北大经历了89学潮全过程，当时的表现、言行，很难找到痕迹，但他许许多多的文字和自述里，都带有那个时代的胎记。如： “1989年冬天到1991年冬天，我在北京西郊赁屋而居。那两年间，我很少说话，只是在窗下读古书。读到感动之处，就特别想找人聊一聊，但没有人，我就把心得写成札记。有一天傍晚，我走出家门，门外正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站在雪地里，不知为什么，我竟泪流满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时过境迁的隔世感，仿佛是忽然间闯入了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和时代，于是也就陷入了迷惘与惶惑。” 六四的那场屠杀，就是他口中落在中国大地的那场大雪，让有的人愤怒、让有的人迷惘与惶惑，也让有的人从此人间清醒。最近的一届中共政治局委员名单公布后，北大校友群炸锅，胡春华意外出局，李书磊和石泰峰入局。（顺便提一句，石不是李克强的同班同学，甚至都不是同一届的，一些所谓大V言之凿凿，其实大谬不然。）出身北大的文人+闻人中，与李比较熟悉的，是整天喷唾沫星子毛粉孔庆东，还有“白面书生”余世存，都是中文系的系友。老茶和余失联多年，看到新闻后不免有些为他担心，他会因这层关系失节，也被政府“包养”起来。但愿对余的担心多余。真正要担心的却是孔和尚，当年他不把李这位师兄看在眼里，公开发表过一篇《红孩儿李书磊》，极尽夸张、调侃之能事。如今看来，哪一条都会要和尚的老命。譬如这样两段-- 最近经常听见电视里女郎浪声浪气地叫：“舒蕾，舒蕾。”心想书磊莫非又被哪个小狐狸给迷住了？原来电视上出现了一则新广告，名曰“舒蕾焗油博士”。书磊，成了广大妇女的头上宝贝，发中宠儿。陶渊明在思念美人时发出这样的狂想：“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如今狂想变现，美人们一天洗十八次头，也洗不去书磊的万缕情丝。李书磊属于少年得志，人小辈儿大，官高爵显，我等文学青年皆以师兄事之。事之是事之，然而在感觉上，李书磊却怎么看也并不像师兄，连师弟也不像。说得冒犯些，倒有点像师外甥，即某位师姐的高徒，或者令郎。 90年代初，书磊闭户读书，写出一系列重读经典的好文章。我那时也在沙家浜韬晦思过，每日与古书做伴。有一次，我对自己的文章表示谦虚，书磊斥道：“别他妈来这套，谁不知道你的文章杀人不见血？” 更多的北大校友，对比起入局的李书磊和出局的胡春华，多哀叹苍天如此不公。套用李喜欢的明朝的徐渭的一副对联，胡是“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而他自己则是“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了解内情的人说：胡的官运是拿性命换来的，而李却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居然过了五关斩了六将，真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然，入局之后的日子好不好，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脚趾头知道。一位未名湖畔的吟诗少年，如今却是中南海手握文字生死大权的总管，这两个画面怎么想也不搭，但实实在在发生了。这里面有什么偶然性，又有哪些必然性，必然性又是如何通过偶然性开辟道路的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长江能做的，黄河更能。让我们回到1978年夏天的黄河边，一位十四岁的少年正在黄河滩上放羊。突然远处跑来一个人，少年的姐姐拿着北大通知书飞奔而来。少年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下子终于不用放羊了。我把羊鞭扔进了黄河。” 少年就是李书磊，他从前的人生理想就是做大队的文书，不用干活劳动。有人问他为何考北大?他答曰：“考大学之前，他在《人民日报》看见一幅照片，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高红十和她的同学在讨论长诗《理想之歌》的写作。“高红十与《理想之歌》，我当然仰慕得很，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诗，也不是诗人，而是他们围着的那张桌子：桌子有光可鉴人的桌面，他们的影子映在上面，在我眼中，那太漂亮了，太高级了。这桌子极大地打动了我，使我对北京大学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心。” 向往，是一种力量。(待续)

1周前

前贴说王沪宁“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在中南海内外赢得满堂彩，简直是从粪坑里掏出了金子。“三个代表”究竟是个什么东东，为何江泽民将之视为自己唯一的思想标签写进党章，对此如此重视，其中颇有玄机，值得讲一段古。正如美国的中国学新秀杜如松Rush Doshi在《长期博弈》中敏锐观察到的，面对邓的韬光养晦遗训，中国三代领导人经历了“有所作为”到“积极有为”再到“奋发有为”三阶段。江好名，更好千秋万世之名，收拾掉陈希同团伙、用金钱赎买李鹏团伙后，确想“有所作为”。他的恩师汪道涵先生（就是王沪宁日记中反复提到的W公）说：“小智善于治事，大智善于用人，睿智善于立法。”江深信其人其言。 “六四”一日屠城，后遗症却多年不去。中共危机重重。首先要面对的是西方国家经济制裁。但超乎意料的是，台资、日资却在鱼贯而入（这一点至今还少有台湾人、日本人进行反思，全世界以为是美国民主党喂养了中共这条恶龙，殊不知台商日商关键时刻的救命之恩）。更为重要的是“六四”的血腥带来了中共的合法性危机，一个政权靠血腥的镇压来维持，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那江氏如何“有所作为”呢？正如王沪宁与下面的这位先生透漏的：“（有些事）不提为妙，放一放吧。搁置的时间越长，支付的成本越低。”（这似乎不合乎常识啊？）这位先生就是徐曾滇庆。他1984年进入匹兹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偶然在《资本论》英文版第三卷中发现了“三个代表”。他在其自传中非常有趣的回顾了这个过程。简述如下：他选修了《资本论》，因其英文有限，拿着中英两部书对照着看，发现两部书有一些差别，英文版的某些段落在中文版上不见了，其中就有“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广大的人民”。徐作为文革过来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危害感触颇深。马克思提出三个代表，没有提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如果再提阶级斗争不就是在挖自己的墙角，跟自己过不去吗？他对此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写了论文通过了这门课的考试，成绩是A-。以下照抄徐的回忆，其中信息量不小： “1988年，我第一次回国，在拜见薛暮桥的时候，我提起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资本论》不同。他对此很有兴趣，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他向陈云谈起此事，陈云只回答了三个字：“我知道。”再也没有下文了。 1995年8月，和刘吉提及此事，刘吉非常敏感，商量好……事后他向江泽民汇报。在我临上飞机返回加拿大的时候，接到刘吉的电话，问“三个代表”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哪一页？因为是科班学的，记忆深刻，我大致上还能记得住，回答之后就登机了。第二年4月，我回到北京后给刘吉挂了个电话。刘吉听说是我立刻说：“教授，向你致敬！” 隔了半个月，刘吉派车把我接了去。刘吉说：“总书记派王沪宁和我去北欧考察，和社会民主党恢复了关系。当初我们批判赫鲁晓夫全民党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现在看来，批错了。瑞典、丹麦等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社会稳定、经济发达、贫富差距很小，他们更贴近真正的社会主义。” 王沪宁说：“我们应当回归马克思，代表大多数人，代表先进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不应当把民众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不应该搞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说，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毛主席说过，每七、八年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从1976年文革结束算起，到1995年，快20年了，早就超过了毛主席说的时间跨度。我们遇到一个重大的理论挑战，要不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刘吉解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如果说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那么，就一定要找出资产阶级来。在取得政权以后，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势必要清理阶级队伍，把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批斗。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来的。在文革中大字报、大批判，造谣污蔑，栽赃陷害，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不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难道我们还要天下大乱，再折腾一回吗？” 刘吉说：“提出三个代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既然我们不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就不能说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改变党的性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王沪宁说：“我完全赞成，但是，许多老同志还健在，恐怕他们转不过这个弯来。提出三个代表就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以后，我们不在群众中划分阶级，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当然，更没有阶级斗争。至于说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提为妙，放一放吧。搁置的时间越长，支付的成本越低。刘吉说：“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你的贡献。在我党转型探索中，你参与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环。这个弯转得很大，只能转好，不能转坏。只能慢慢转，不能转得太急，弄不好会翻车。因此，请你在这个问题上对外讲话要有分寸，尽量少讲一些。如果你有什么新的观点，可以交给我。我会立即送给总书记和常委会。” 这就是“三个代表”的来龙去脉。真正的掏粪工是徐滇庆。老茶没有去查《资本论》原文，读了徐的自传，我相信他是个体面人，不会像滚刀骡子那样满嘴跑火车

2周前

想起马洪先生一言兴邦：“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其神来之笔。高伐林评论说；一句话为中国推开一扇门。马洪1984年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起草了一封给政治局常委的信，信中写道：“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对这个提法，邓小平、陈云双方都接受了，对赵紫阳的信都批示同意。这是中国经济终于可以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起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能体会到这是多么不容易！马洪女儿回忆：陈云从延安时期就是马洪的伯乐，新时期邓、陈暗斗，陈有意起用栽培多年的马洪执掌计委，但马对陈坦白心迹：“计划经济救不了中国”，从此被陈云认定为“风派”，打入另册。马洪成为改革派智囊，有一次被赵紫阳当众训斥。背地里，赵对马说：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马洪受到双重伤害，对家人说；赵紫阳是改革同志，但不是可共患难的朋友。马洪是改革派的一支笔🖊️，但这支笔却有着自己的灵魂，这是他一生大起大落的原因。

2周前

周末了，老茶讲个段子，真人真事。 2002年12月26日，周叶中坐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跟随着警卫引导,缓缓驶进了中南海西门。下午1点20分,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不算大的会议室。1点45分左右，领导们陆陆续续地来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走进会场,老远就招手示意,并连声喊“老师好”。温家宝紧握着周叶中的手说:“我们今天来听你的课,都是你的学生。”到了1点50分,大家都到齐了。 “大家对学习都很认真,很积极嘛,那我们就早点开始吧。”周叶中记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了这句话后,第十六届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就提前10分钟开始。这就是“中南海政治局讲堂”的开端。周叶中成为中南海的第一位讲师，开始飞黄腾达。三年后，“反革命分子”王天成逛海淀图书城，拿起周叶中《共和国主义宪政解读》，翻看时觉得面熟，坐下来再仔细一看，此书居然抄袭了自己的两篇论文，《论共和国》、《再论共和国》这是自己在长达五年的监狱生活里精心构思，出狱后不久在网上发表的。浦志强、滕彪在旁边拱火，王天成将周叶中告上法庭。官司最后输了。老浦说：“我们输在哪里？我不知道，找不到角度，这个案子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输的。” 滕彪说：法律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之后，王天成流亡美国。有一次我们回顾这个案子，我说：不该闹到法庭，该私聊。王说：还有一个大学副校长也抄了我的文章，要不找人去私聊一下？我说：这个事你和多少人说过了？恐怕早有人私聊过了。我们哈哈大笑，腹肌有些疼。

2周前

前贴谈到梅娘对遇罗克的影响。其故事不少，容易找，对满洲国情有独钟的朋友应该发掘，建立满洲国的一点文化自信😎下面要说的另一位女人不但对遇罗克还对整个遇家发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这是老茶近年研究遇罗克的一个偶得，全网第一次发布，借此悼念遇罗克，昨天（3月5日）正是他的忌日；也借此缅怀千家驹，如今墙国正在开两会，缅怀千家驹恰逢其时。先说千家驹。几十年的全国政协最精彩的故事是他创造的。他把会堂当讲堂，所有的政协委员和工作人员都被他的两次大会发言所激动。一次是一九八六年，他谈的是物价问题和三峡问题，与会者报以十六次掌声。而一九八八年的一次，更是震撼大会堂，全场为他热烈鼓掌三十一次，破了政协纪录。他谈的题目是《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他呼吁把“智力投资”放在各种投资的第一位，强调“提高全民族素质”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可把出技术作为目的。“现在样样都涨价，只有教师与废品跌价了。”“官风不正，民风才不正”、“加强舆论监，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只怕公开登报”……会场自发地爆发了雷鸣般掌声。今天要谈的这位女性，即是千家驹的夫人赵甲素，此人现在或尚在世，不过，网上能查到的最新的信息是：“（2019年2月）王荣彬副秘书长代表民盟中央看望了原副主席李重庵，并慰问了老同志遗孀赵甲素……” 赵甲素是大美女，性格非常温柔。遇到千家驹之前，遇到的是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遇崇基瞬间被她迷倒了。两人很快同居。赵即是遇罗锦书中所称的“边姨”，但遇罗锦书中文学色彩浓厚，很多事情是想象的产物，并不都符合人情事理。 1992年，赵成了遇的第三任妻子。遇与第二任妻子离婚时，孩子们当然站队母亲，与父亲划清界限。遇罗克却有所不同，10岁的他似乎已经懂得悲悯，对父亲和“边姨”寄予了理解与同情。他也常常光顾父亲的新家，与边姨相处融洽，也透过“边姨”，了解到世间百态…… 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赵与遇两人分手后依然保持着友谊。遇家屡屡遭乱，想到能求助的人也常常是“边姨”。这在那个乱世里，也算是一点温暖人心的东西吧。

2周前

习上台后，沈志华为何被中南海“打入冷宫”? 其关键人物是朱佳木（朱理治次子）, 担任过陈云的秘书、社科院副院长，一度还成为刘源的心腹，一同高唱“新民主主义论”。那时，朱及其团队对沈进行人盯人战术，时常将沈的讲座、采访内容密报高层，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沈志华也有着近乎完美的共产党家世：他父亲曾加入了毛泽东在延安的军事基地，他岳父是习仲勋的好友。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还专门打电话帮助沈氏夫妇查阅金门炮战的资料。沈与朱并无个人恩怨。朱佳的不满，核心在于他认为沈的学术研究及其结论在客观上起到了消解传统叙事的作用。这种分歧是中国史学界内部关于“学术独立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争论的一个典型缩影。  朱佳木曾长期担任陈云秘书，是党史、国史领域的权威管理者（曾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在朱佳木的视角中，沈志华通过私下购买苏共解密档案进行研究，其学术成果在国际和民间产生巨大影响，实际上挑战了官方学术机构对历史的阐释权。  朱佳木曾在多个场合公开批评某些学者通过“挖掘档案”来“否定历史”。这种研究方式可能被“历史虚无主义”利用，破坏了国史研究的政治严肃性。  沈志华利用苏共档案提出“斯大林与金日成私下达成协议、毛泽东被动卷入”等观点，这与朱佳木坚持的“中朝联合抗击侵略”的传统叙事存在根本冲突。在朱佳木看来，这不仅是学术争议，更是涉及“党史国史大是大非”的问题。

2周前

2009年9月24日，江泽民把沈志华等人请到中南海瀛台问学，围绕苏共为何垮台聊了5个小时。江临走还请沈志华给社科院带话，是否能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很快回话表示拒绝。他当时正在阅读沈志华等所著的《中苏关系史纲》。江在此次长谈中首问：“苏联一个超级社会主义强国，一下子就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回答：“这个问题就连学术界的看法也不一样，有时对话都对不上。因为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四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叛变了，所以苏联就完了。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看苏联问题，其实是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直学苏联，六十年代才跟苏联分岔了，成了敌对双方，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至今中国还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

2周前

宋平一生乏善可陈，也找不出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为佐茶之资，这一点甚至比不上同期常委姚依林。姚曾和堂妹姚锦作百夕之谈，虽多无聊，但也偶有趣事，他甚至还暗示说江青在建国后试图勾引他。姚锦原名姚锦凤，把凤去掉了，姚依林叫她没尾巴的小鸡🐤其夫李克异创作过《历史的回声》，反响强烈，拼命赶写第二卷，写到“这就是命”一句一命呜呼。（据《何家栋述往》未刊稿）以下摘自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姚和黄敬很要好，当年两人租房同住三个月，黄敬曾问：“你有没有女友？”他说：“没有。”黄敬说：“我已经有了！”便讲了自己在山东大学读书，搞宣传工作时的一段浪漫史，对方是图书馆职员李云鹤。一二九之后，姚在母亲的要挟下，到天津避难，和黄敬通过信，一日他接到黄敬来函，要他见信后即去国民饭店找黄。黄敬刚刚起床，开门后便告他：“我和李云鹤一块儿来了！”原来黄敬去上海参加筹备组织全国学联，又巧遇李云鹤，李云鹤已改名蓝萍，当了电影明星，刚刚和唐纳结婚。她一见黄敬，旧情难舍，随黄敬乘船来津。黄说他需先回北平，突然带个女人回来应先向市委报告一下情况，三天左右来津接她。次日，姚家门房来报门口有位时髦的女人找六少爷，姚府大惊，尤其是姚母。姚母在姚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守寡，视姚如命根，姚在京读书时她也是跟过去，在京租了三间房陪读，这时突然来了个不认识的时髦女子，几乎误会。来者是蓝平。姚见到蓝萍时她正在哭泣，向他指指地上的报纸。原来报上有新闻说“蓝萍出走，唐纳自杀”。蓝萍焦躁地说她不能等黄敬回来，一定要回沪看唐纳，当晚就走。于是向他要去了20元路费，当即返沪了。黄敬三天后回来，他转达情况对黄敬说：“你找这个麻烦干嘛！人家又不跟你了。”黄敬苦笑一下，说：“走了也好！” 解放后，1950年姚在北京医院住院时，恰遇也在此蓝萍，当时已是江青夫人。蓝萍未提此事，邀他去室内打扑克。他说“不会打”，没有去。当时黄敬尚在，据闻蓝萍仍有信写给黄敬。“文革”中为追索回去她的亲笔信，竟逼斗黄敬夫人范瑾，致使范瑾患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