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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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小时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14：胡某某关于八九，老茶有个小疑问：人大为何没有知名学生领袖？相似的问题是：为何21名学生通缉名单中没有人大的？与李鹏对话的学生代表里为何人大缺席？八九学潮，人大的整体表现公认是第一排的，死难者也最多，却为何如此呢？对此有兴趣的X友可以继续看下去，文尾或有答案。 Who is Hu？该知道的都知道。先书接上回，X友问：“北海的研讨会去了吗？” 我虽与胡某某再无交集，也未就此问过朱厚泽先生，但与刘福垣学长保持了一段不长的联系。他和朱本是旧识，两人此番一路同行，说说笑笑，非常开心——这是他北海归来，电话里对我说的，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他还进一步打听张斌、步鑫生的情况，我几乎一无所知，暗自猜测都是被胡某某忽悠来为会议买单的。和刘福垣的通话里，感觉刘仕途并不得意，似有弃官从商之意。刘东北人，又是读书人，看是坦荡的君子。有X友跟帖说：“刘福垣号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年在特区办和李鹏的老婆朱琳很不愉快。” 后一句老茶不清楚，但前一句一定不错，那时帝都有一批人自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如王若水、张显扬等人，自70年代末开始就以此自居，用来“非毛”，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形成合力，“非毛”派在会议中“气焰嚣张”，最后逼出邓亲自出场，祭出“四项基本原则”紧箍咒。前文素描胡某某，极为克制，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昨日写完、发完前篇，和凤丫头一起吃早餐，问起她当年去朱府印象，她说只感觉客厅很大，吃的是小菜，很可口，想想熊姨老人家亲自动手，是多大的面子。又问：可不可写胡某某？领导说：可以写，但不要有个人情绪。一会又笑了，说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上，很有意思—— 胡某某在家里，接到太太电话，问他在忙啥？胡说：在外面和朋友吃饭，忙着呢！太太一会再打过来，说：我打的是家里的座机，你怎么说你在外面？胡恍然一惊，说：哎呀，说顺口了。胡的太太见过一次，也是那次去广西期间，我当时去计委（或计发委/发改委）办一个项目立项，正好是她接待，彼此公事公办，不多说一句话。为何如此？还得从与胡某某的相识谈起。胡是通过马少华（此君故事不少，容日后再写）认识“三只猫”，时在1991年。胡当时在海南，去帝都出差，请我们到人大西门外“黎海酒家”吃饭，同时还表示要赞助《大家》杂志。他又指派了一名“联络员”—国经系周姓小女生（毕业后去了《经济参考报》）。此后，却无下文，我亦未在意，无任何指责他失信的想法。他提过，周女生以前去海南看他，两人合照还是借别的公司楼房当背景遮羞，创业艰难。同期去海南的还有冯仑等人，那时的处境也不太妙，只是在邓南巡讲话后，才走了狗屎运。冯去海南前，借住在人大不远处的青年公寓，其夫妻二人均与老茶相熟，改天也为他们画一幅素描。 1996年到了广西，我才对胡逐渐不满。他一直不露面，似无起码的江湖规矩。一日，王德邦说，胡今天要来凤凰宾馆，陪徐炳松一块来。胡让德邦转告，今天老茶别在宾馆露面。我感觉这厮不是不懂江湖规矩的问题了，还对老朋友装神弄鬼，跳起大神来了，心下很不爽。彼时徐炳松是广西区副主席，是清华出身的农家子弟，虽然能干，对复杂的广西政坛并不能应付裕余。广西官场，派系复杂，最大的宗派是“桂柳帮”和“白话帮”，双峰对峙，势同水火，而徐却不过是外来户。1998年被判无期。我从报纸读到，徐法办前游泰山，遇见一道人，看相，说“你有的是钱，却不敢花，也不敢存银行。”让徐惊为天人。我不久离桂赴京，临去机场前，几人在邕江宾馆吃饭。胡匆匆赶到，说来送我。那是我们在桂唯一的一次碰面，我却意兴阑珊，待了一会就走。胡追到酒店门口，奉承说：老茶，你是大才，以后保持联络。我并不搭话，一笑而过。这已是前倨后恭之势利小人了，不仅仅只是没有江湖规矩、或跳大神。后来胡还来过几次电话，我仅仅敷衍而已，毕竟都是八九兄弟，也未必要给他难堪。于是才有前一篇所述的场景：他溜到公司楼旁边，再给我致电求见。王德邦是滥好人，我刚到帝都的地址是他泄露的…… 如果故事仅仅到此而止，也还罢了。不相往来、彼此别过已近廿年，早该翻篇。君子绝交，不出恶声。重申前述的问题：人民大学为何没有一个知名的学生领袖？下面的问题看似相似，但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为何21名学生领袖通缉名单的没有一个人大的？为何参加与李鹏对话的学生代表中没有一个人大的？答案握在胡的手中。为什么作家摩罗从“自由主义斗士”转向 “国家主义者”？答案一定在胡手中。 …… 第二个答案比较复杂，暂且不论。第一个答案老茶追踪多年，有一个最大的可能，也被朋友坚定地认定为事实：当年纷乱之中，王超华还是把李鹏对话会的消息通知了胡某某，让人大派人参加。胡某某本人没有种去，却把消息对所有的战友们隐瞒了。有人或说这是好事啊，保护了人大的当年学生领袖啊。即便如此，那岂不是更需要解密这个真相吗？真相这么重要吗？对于一些人来说，确是如此！

#八九学潮 #学生领袖 #中国政治 #历史事件 #抗议运动

1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13：朱厚泽(2) 和朱先生南宁相见后不一月，我亦重返帝都，开办北京分公司。随即去看望他，带只网球球拍送他。球拍是有人托龙哥买来转送，当是当时顶级的专业球拍，价格不菲。朱先生眼神很不自然。我说，大家就是盼望您身体健康，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您放心。茶某说到做到，从未请托朱先生奔走过任何事情，污染交情的纯洁性，只有一件例外，后叙。过了一段时间，朱先生邀请我去京广中心打网球。打球的有朱玫，还有太古集团一位很英俊的老总。朱谈广西区域战略，似有几个带：阳光带、玉米带、海岸带等等，我已记不全了。广西是糖业重镇，其时贵糖集团在上市冲刺阶段。朱先生介绍“太古”先生给我，看看是否有合作机会。打完网球，朱先生先走一步，留下的三位继续去打斯洛克。“太古”先生的球技比我稍好一些，但也打得短时间难分高下。之后，三人去吃饭，饭桌上的话题主要围绕朱玫的项目，她那时想把百老汇模式搬进帝都。饭局中途，我看着餐桌对面帅气的“太古”先生和朱玫，恍然觉得两个很登对，反过来感到自己真的太傻了，早该颠的。此刻又走不开。我去买单，被朱玫力阻，说这顿饭早答应了要请“太古”先生。如此这般，我更尴尬了。那时很穷，凤丫头总嘲笑我的薪水去哪里了，说有一抽屉的票据没有报账。的确，很多时候请人吃饭之类，公私很难区分。有天，我俩散步到北海公园，月色很好。我说，贫穷，但能看到如此月光，真好，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一个周末，我对凤丫头说，走，走，带你去见个大人物，中国的运气太坏，否则他是总书记。去见的就是朱先生。胡耀邦当年将朱从遥远的贵州平调到阎王殿般的中宣部，是为国储才，胡最属意的接班人就是朱。他下台后屡屡说，我倒也罢了，只是可惜/委屈了厚泽。匪夷所思的是，恰好那位当年去贵州接任者，最后登上大宝。历史如此吊诡，如鬼推磨，若鬼吹灯。当年两人交接时，朱还创造了一段佳话。他不是在办公室里交班，而是带着胡（那时面瘫没那么严重）边走边谈，走了贵州的很多地方，手把手地下指导棋。胡登极不久，即昭告“新三民主义”于天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赢得朝野一片喝彩。只有朱先生，说了句丧气话，说：漏掉了最关键的一句，“权为民所赋”。据说，有人把这句话反馈到胡面瘫那里，胡之情色极为不悦。那天去朱家，朱夫人熊姨和从前大不一样。从未参与谈话的她，那天却说了不少，聊到朱年轻时当右派，被派去守水库，守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说，难怪朱先生对水系如此熟悉，信口开河，聊起大大小小的河流，让人眼界顿开，原来是守水库守的。熊姨叹息说，可是风里雨里，也落下了病根。最后点出正题：今天不去外面吃饭，就在家里吃，我自己动手。如此礼遇凤丫头！一饭之恩，终生感铭！走出朱家，黄叶在空中飘荡。凤丫头心情不错，说：贫穷，但能听到风声，也是好的。又一日，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就在我附近，希望我能“接见”一下。犹豫几秒钟，想想“伸手不打笑脸人”的母训，说我来接你。来人是胡某某，从北海来，说的事很玄乎。胡要推动成立北海特别行政区，中国制定特区法是为顺利收回香港，但特区法并未规定只适用于香港，可运用这个法律来推动成立北海特区。我知是鬼话，不过是想借此由头打通政商关系。他说：帮我请请朱老？我胡乱拨了一串号码，告诉他说，电话打不通，改日再试？意思是在逐客。他不走，详细地讲起“八九六四”之后的经历，如何在街头受冻、又如何寄人篱下、如何受气……很具体，那些细小而微的情节，不可能编出来，我至今都相信是真的。我再打了一次电话，打通了。我们一起去朱先生家，谈得很愉快，约好时间去北海开研讨会。走出朱家，我还想看能不能再锦上添花，于是给张显扬先生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帮找个现任官员去撑场面。无巧不成书，张先生当时就在附近，一帮人正准备去吃午饭。我们赶过去，在饭桌上认识了刘福垣的导师。当晚或者第二天，请来刘，他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相谈甚欢，一起定好了行程。一件没料到的事发生了。一位我极其尊敬的兄长得知此事，大怒，狠狠教训了我一顿，说明了理由，而后要求：1）不要再与胡来往；2）打电话给朱老，把情况说清楚。我完全照办，忐忐忑忑地打了电话，吞吞吐吐地说：朋友们得知此事后，非常反对，胡有些问题……在北海还谎称自己是胡耀邦的侄子。朱接话说：“胡说，那你的意见呢？” 我未料会有此问，本能地说，还是可以去，当心一点就是了。朱先生轻声说：好。没有一丝的恼火、埋怨。这个电话后，很长时间无颜再见朱先生。 2010年5月，朱先生魂归道山。我在伦敦《华商报》写一篇长文，大半个版的篇幅，《人间再无朱先生》，长歌当哭为他送行。先生从贵州大山里来，遗骨最后又回到大山里去，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你是山的儿子，又似许多青年的父亲，对待后生有无限宽容、无限善意。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呜呼哀哉，尚飨！🙏🙏

2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13：朱厚泽(1) 梳理“禹作敏案”的时间线，想起一些旧事。老茶对禹作敏本无兴趣，但高潮（前面的帖子专门写过他）因禹案被捕，故对禹案格外留意。 1999年，经过大邱庄，特意去了一趟他们集团总部，对那里两幅照片印象深刻，一是李鹏给禹剥橘子吃，是在李鹏万寿路甲15号家；另一张照片，禹一手夹着皮包，另一手与李鹏的双手紧握，准确地说，李鹏双手握住禹的一只手。我对同行者说：这里该有画外音，李鹏对禹说：“这次，你老兄给我带来多少？”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李鹏这一点都做不到，实该在地狱里下油锅。李住在万寿路甲15号，是前中宣部“三宽部长”朱厚泽告诉我的。有一次我们在外边晚餐，饭后送他们父女回家。走回甲15号，大院门口挂着的两个红灯笼格外亮眼。朱的女儿朱玫突然开了个玩笑：“我们这里是红灯区。” 朱老笑着回应：“是给李鹏家挂的。” 李鹏住在甲15号的院中院，外院有几栋部长楼，住了不少人，比如项南、朱厚泽、李定以及沈志华教授的岳父母等。我们“三只猫”在1990年秋至1992年春，是朱家的常客。朱那时候赋闲在家，喜欢两件事，一是游泳，一是拍照，他还把一些作品编成一个集子，书名曰《东张西望》。他常拿出他的摄影集，给我们看。我看着他拍的一棵古树说，您看这棵多么古老的树，还在生长出新的枝丫，您却为何“韬光养晦”？他笑了，说“韬光养晦”是小平对台上的人讲的，我们这些下台的人已经无晦可养。有一只猫问：为什么赵紫阳做不了叶利钦？他回答：赵不是一棵参天大树，他是树荫下的。又有问：国民党、共产党有何区别？答：没有大的区别，都是一个师傅（意指斯大林）教的。后来，我们编辑出版《大家》杂志，每期印三四百本，各处去送。记得何家栋、张显扬、梁治平等先生给我们捐款，或一百或五十，这样下一期的费用就有了。朱先生是否捐过，记不清了，但他对我们的鼓励与支持显而易见。在他家有时碰到其他的客人，朱先生对客人如此介绍：“这几位是我的小朋友，我们有一段共同的情感经历。” 1995年夏，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希拉里大闹怀柔。此前，北京驱逐“低端人口”，老家的三警察因此得福，他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来北京，把我“接”回老家，去游山玩水。世妇会结束之后，依然不让返京。他们甚至还在本省第一个开发区（李鹏出席过剪彩仪式）安排了一个招商引资的工作。我呆了数月，着实无聊，对他们说，我困在这里，怎么招商引资？得出去，才可能有机会。这样吧，我自费去深圳，也不要你们的工资，如有成果，再说…… 腊月二十四南方小年，在南行的候车室里，小茶给何家栋先生写信，很凄壮地说：“四周涌满了归家的人，而我又要远行。” 此后一年，我云游两广。1996年初秋，来到王德邦当时的工作地，广西贵港，石达开的故乡。石达开的家乡早没了，被掩埋在很深的水下。中共僭政之后，那里成了汪洋一片的水库，名叫达开水库。德邦时在民企任副总，有意拉我入伙。我犹豫再三，说，要看我能不能搞到投名状。一天晚上，给朱先生打电话，朱玫接的。朱玫说，太巧了，我爸就在南宁。那是德邦第一次见到朱先生，印象深刻，下面是他的记述： “一个晚上前往拜访，并提议第二天陪朱老到南宁郊区考察南方多水地区新发展起来的水箱养殖业……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将朱老从居住的饭店接出，前往南宁郊区一个大王滩水库上考察水箱养殖……对前去的路都不熟。于是我们在路上边走边问，尽管如此还是走错了很长的一段路。记得当时我们坐的一辆本田越野车，一路上多是崎岖的山道，并且路基还坑凹不平，跑了一些冤枉路，耽误了朱老宝贵时间，还让他多受了颠簸之苦……将在坝上卖鱼的一个养殖户叫来，朱老详细地询问了他有关养殖的情况。我印象中朱老问得特别细，有些问题那个养殖户回答不上来……对这种产业有所了解就行了，像朱老思考天下大事的，这么细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德邦和我关注点不同，留下的记忆有别。晚上见到朱先生的时候，房间还有客人，是丁廷模夫妇。朱老还开玩笑对丁的太太说，千万不能让小丁单独去北海，北海银滩，据说有陪泳女郎！丁廷模是朱厚泽在贵州时的旧部，是当时广西区的第二号人物，权势熏天，电视里几乎天天有念：成克杰、丁廷模、袁凤兰，当地人故意用壮语读成：成克杰天天摸袁凤兰。成克杰和禹作敏一样，大肆贿赂李鹏，却得不到保护，其冤魂也要去和李鹏撕扯。后来在桂林巧遇袁凤兰老公，湘江酒店的老总，上海人，他说他用两根油条就勾搭上了袁凤兰，时值文革串联，他们相遇在路上。为给袁凤兰献殷勤，他为袁买了一顿早餐。广西人什么都敢吃。次日晚餐时似乎还上了穿山甲之类珍稀动物，老茶老土，当然不知为何物，只见朱先生疑似不悦, 于是有人说：没事的，这是从越南偷渡过来的。晚餐后或者第二天，朱先生还去打了一场网球。德邦找龙哥安排的，龙哥当时是区体委的处长，打乒乓球出身，喊来的专业网球运动员，和朱先生彼此打得有模有样……（待续）

2天前

禹作敏案时间线 1992年底，《半月谈》杂志评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当选者有邓小平，还有唯一的农民企业家禹作敏，“带领全村人敢闯敢干，顶住种种非议，把一个昔日的穷村庄建设成中国首富村”。大邱庄的小朋友传唱：“天上有个红太阳，地上有个大邱庄，禹爷爷恩情大，我们永远热爱他”。禹作敏的居室是座建筑面积780平方米的别墅楼，四周用高大的围墙圈起，院内有狼狗“巡逻”。禹作敏到他的办公室只有二三百米，每日专车接送。他的“坐骑”经过几次更替，换成了奔驰560型。后来，他得知天津市委主要领导人的专车也是奔驰560型，便又换成了天津市独一无二的奔驰600型。香港记者问禹作敏是不是大邱庄的土皇帝，他听后说：“去掉土字，我就是皇帝”。 1992年11月，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后，禹派人对该公司的帐目进行清理，发现了亏空。嗣后，禹指示对危福合等人进行审讯。 12月13日，万全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危福合带到三楼“审讯”，持续了7个多小时，晚上10点多钟，奄奄一息的危福合被送到村医院，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伤痕达380多处。禹听后，“那么多人参与，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情担起来”。 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为查清案情，派出6名刑侦技术干警勘查。干警们赶到后，由刘永华带领进入办公楼。晚11点40分，约20名年轻力壮的汉子突然冲上楼来包围了公安干警，接着，将大门锁上。 16日上午，天津市市长聂璧初令大邱庄立即放人。直到上午11时30分，禹作敏才被迫执行。禹派人把危的家属从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一抬手就甩出6．5万元人民币，要求其家属将尸体运回枣强县火化…… 公安机关经天津市政府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于2月17日派出400名干警，集结于大邱庄附近的村庄。 2月17日上午9时20分，市县有关领导找禹谈话。当公安人员表示必须依法办案时，禹作敏竟以辞职相要挟。随即，有20多名村民涌入屋内，对前来执行公务的市县领导进行质问和纠缠。 2月18日上午9时，禹召开全村大会，在高音喇叭里说：“市公安局已经在大邱庄周围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着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办案来的，是冲着大邱庄的改革来的”。 2月19日上午，天津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大邱庄问题，决定下午由市公安局同检察院配合到大邱庄执行缉捕任务。是日17时20分，干警到达村外，禹作敏带着十几部汽车和一些人早已在村口等候，并用摄像机给干警们录了像。当干警到两名重点嫌疑人的门前时，见大门上着锁，只得怏怏而归。 18时40分，在干警要出村时，禹作敏派人拦住，质问为什么不撬门搜查？并提出，不搜查出人来不能走。随后，30多部车辆拦住了干警们的归路。 2月21日，他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散发了一份名为《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的材料，称“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来的”…… 3月6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大邱庄的问题, 意见一致：“坚决支持天津市委依法办案”。 3月7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找聂辟初市长谈话，认为禹作敏过去作了不少好事，在国内影响较大，现在还要拉他一把；要选派一支强有力的工作组进驻大邱庄，三几天基本把大邱庄的局面控制住。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于1993年3月14日至3月27日召开，禹全程与会。怎样逮捕禹作敏？市公安部门决定“智取”。此时，恰好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来天津担任市委书记。 1993年4月15日，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发来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禹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前往。他带上有一身武艺的贴身保镖史明生，并挑选了3名随从（李向军、朱振凤（女）、杨会阁）与崔士光一道前往天津。行至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保安人员只让禹的车进去。禹虽感不祥，但只能从命，跟随工作人员进入指定的房间，等待他的是多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干警。 4月21日，检察院人员宣布：“根据你的罪行，经天津市公安局呈捕，报送天津市检察院批准，决定对你逮捕。这是逮捕证，你签字”。禹写上姓名、日期，并按上自己的指纹。由于紧张，误把1993年写成1933年。 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7日作出一审判决，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禹作敏表示服刑，没有上诉。禹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后来，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被送到天津市区内的天河医院实行保外就医。医院腾出带有会客室、卧室和卫生间的3个房间供禹及老伴居住；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自杀，终年69岁。

3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12：李海(3) 李海连夜被送到朝阳分局，以涉嫌流氓罪被刑事拘留。家人到处寻找，听说犯的是流氓罪后，很快就找到那个女人的地址，找对地方后，那里已空无一人。一个月后，警方终于摊牌：你们是如何把“六四”羁押犯的名单送到海外的？随之起诉书上，罪名改为“泄露国家机密”，此罪最高刑期为七年。李海想，我并未接触到任何国家机密，从何谈起去泄露呢？法官会怎么去演这次这场戏？宣判前一周，法官带着几个人(李海觉得是国安的人)来见他，说，你的判决马上就要宣读了，现在你还有机会，只要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然后他提示了几个名字，很接近真相。李海一改平时的平静，有些愤怒地说：不可能，我不能为减刑而出卖任何一个朋友。法官威胁说，即便你到了监狱，也在我们掌控之中。李海突然激动起来，说：不过就是死，即便我死了，但是我的精神还在。若干年后，李海问老茶，我这样说是不是算是中了中共洗脑的毒了，好像有些幼稚。老茶反倒肃然起敬起来，转述了龚祥瑞先生的一段话给他：释迦牟尼也好，孔子也好，乃至耶稣，他们的理想都是共通的，如一条河，一个人的精神如若接近他们，就会进入这条河里，成为永恒中的一分子。一周后，判决书送达，判刑九年，审判书上的罪名直接改为刺探国家秘密。李却并没有因这个罪名被起诉、受审，荒唐如此！整个过程都是国安部门在背后操纵。被捕两年后，李海被送往良乡监狱，这个由劳教所改建的监狱，据说条件非常恶劣，狱警有很多酷刑手段。国安们依然心有不甘，继续在背后作祟。李海说：“入狱那天起，就有一个狱警一直迫害我。他很愚蠢，一心想捞功劳。他用电棍电我，用尽各种手段折磨我。我后来把受虐待的消息捅出了，父母联系了联合国人权机构，并威胁要在监狱门口举行静坐示威，监狱表示会惩处那名狱警。他看我时的目光显得可怜巴巴的。他来自农村，如果我坚持下去，他可能会被降职甚至丢掉工作。最后，我没有去作证说他折磨过我。” 李海2004年出狱时，一个狱警对他说：“你被关了九年，我对你的印象只有一个：你就像个苦行僧。” 他还告诉李海的父母：“从未见过这样的犯人。李海像湖水一样平静，一直很平静。” 李海解释自己如此平静的唯一原因是无欲无求。其实还有：整个“罪案”是他一个人担责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卷进来。李海出狱不久，在陈天石、张智勇等人的集体婚礼上，我们再度相见。之后，我把他带回家，他的胃口已经大不如前。当我打算做竟夕之谈时，他却说他的状态不好，让我早点送他回家…… 2019年，曹雅学发来一个她制作的英文的记录片，题目是Li Hai’s List。她问我的意见，我告诉她说，我看了三遍，李海变化不大。过去的三十年中，感觉不到他的面貌的变化，因此老茶还常常感叹上帝的公平。雅学很开心，说能让你看三遍，拍这个片子就很值！我也提了一个疑问，片名可否改为Li ’s List，对标Schindler's List ，更简洁。雅学说，拍这个片子很不容易，找到李海很难，这个兄弟经常爬山，去庙里住上几日。我看此片三遍，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它印证了老茶早就得到的一个说法：他的案子是国安主导，尚大明具体负责。尚常化名“常耘”，长相像王志文，一目斜视，是个狠角色，口头禅是：“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却是战斗中最有效的武器。”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很想从此打开缺口，获取更大的猎物。尚立大功心切，却未能如愿，没想到李海铁嘴钢牙，独自“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外更没想到，据说是来自最高层有一句话：别动他们了，毕竟我们杀死了他们的孩子。李海出狱三年后，尚大明在郊外钓鱼，遭人从背后扎了好几刀，但保住了命，在北京国安局副局长任上提前病退，凶手至今逍遥法外。五年前在Clubhouse上，李海突然出现，问我的第一句话是：“王某某现在在哪里？” 我回答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啊”了一声，再也无话。王是我们“三只猫”之一，那时李海和他之间相互欣赏，关系似乎更亲密一些。多少年了，有的兄弟不再爬山，曾经的兄弟甚至成为山的一部分。昨天写完、发完李海(2)后，收到朋友转来的一张近照，十几天前李海刚去到南京，与朋友一起。如下。较之5年前影像，李变化很大，不仔细看，不容易看出是他；仔细看，总觉判若两人。不敢相信李海真的已逾古稀之年。他生于1954年5月2日，马上就是72岁生日。镜头回到1989年4月15日，那一天，李海生龙活虎，怀揣出国留学梦想，蓦然在北大校园里看到胡耀邦画像，忽然觉得胡和自己有某种相似性，一时间，泪流满面。他那一刻的感动，一刹那间走进一段历史，然后继续苦行。这不是是选择，而是接受某种命令，某种天命。他懂得《浮士德》中“你真美啊，请停下吧”的意蕴，熟稔《创世记》中那个一回头即成盐柱的故事，所以一直走，不回头，直抵历史里最坚硬、也最冷酷的深处。万润南说：“血要热，骨头要硬。” 然而如何才叫硬呢，最随和的李海给老茶们定出了最高标准的定义。兄弟平安！

4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12：李海(2) 许良英有言：“别人用脑子干民运，李海用腿干民运。” 老茶觉得这是对李海最为概括的颂赞，民运人士中有“脑子”者众，稀缺的倒是具有执行力，愿意做具体的事而且能把事做成的人。李海不缺脑子，在苦行僧式的日子里，他最喜欢打坐和冥想，有一件事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还是在海淀看守所的时候，号子里有个叫严英的市民，“六四”期间捡到七颗子弹，被判两年徒刑。老茶当年下铺的陈姓兄弟，也捡回来两颗子弹，毕业时将之丢弃到阳台的杂物堆里。数月后，相关部门到单位找到他，一起返回母校，找到那两粒子弹，此事了结。当局的这种区别对待，在李海脑子里成了一片阴云。他后来发现的例子越来越多，便越来越对这些“暴徒”感到愧疚和责任。所有的学生领袖中，对此感到愧疚并愿意承担些责任的，李海是第一个。当时，当局竭力向欧美营造一种“六四”事件处理完毕的假象。该释放的人都释放了，这一页已经翻篇了。有外媒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六四’事件中大量平民被判重刑，是真的吗？”得到的回答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事实上是，除了几批当时已经被处决的几批“暴徒”外，还有大量的贴上“暴徒”标签的普通人。这些人处境极其悲惨，孤立无援，生活困苦。这样的场景很常见：男人身陷囹圄，妻子独自抚养孩子，挣扎求生。有时，家里还有年迈多病的公公、婆婆。李海不断收集、积累这些信息，囚犯姓名、罪名、刑期、所在监狱、家庭所在地。他找到时在政法大学的陈小平，陈很支持这些想法，介绍给“大赦国际”北京办事处。从那里，李海得到4千块钱，买了一台电脑，用来整理那些资料。他还得到了许许多多人的帮助，甚至还有一个刑满释放的人被他感动，想办法再回到监狱，把犯人花名册偷出来给他。北京所有被判重刑的“暴徒”均关押在北京二监。刑期不足十年的，有十几人被关押在北京一监，包括吴学灿；其余则关押在天津茶淀农场的三个分场，每个分场都设有一个专门的单位，称为“暴徒队”，人数在一百二十人左右。他整理出来的超过五百人名单，信息非常清晰、准确，以致后来审讯他的警察们完全不相信这是他一个人干的，怀疑监狱干警里有大量“内奸”。 1994年5月中旬，纽约的《中国人权》用中英文发布了这一名单。刘青告诉李：“你的名单已经公布。为保护你，故意把名单的顺序打乱了。” 李海并未就此止步，还继续如济公般苦行。一天，他背着那个标志性的黄书包，在村民的带领下，风尘仆仆地来到老茶老家……次日，北京有人给老茶家送了一书包钱的消息，传遍十里八乡。不久, 老茶家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信，打开一看，是一张三百美元的支票，上面的签名是韩晓榕。于是，传言成了有人给老茶家送来一书包美金，若干年后，凤丫头签了张支票，让转交《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还说必须转告一句：革命虽未成功，也该十倍奉还，让那些美国董事晓得，我们也不全是白眼狼…… 李海那时从《中国人权》等机构里得到一大笔钱，总数有几十万。他还是背着那个越来越旧的黄书包，济公般云游，不是化缘，而是送钱；更多近处的，便和江棋生、张小平分头分发给到每个家庭。江不走运，去西单商场一位售货员家送钱，被对方举报，给派出所抓住送到拘留中心。 “蹲下！”警察喝道。他不蹲，倔强地站立，像一棵树，逆着风。警察有些诧异，问：“犯什么事进来的？” “给人送钱。” 警察睁大眼：从来都是骗钱进来的，送钱进来的，别说见过，听都没听说过…… 他这回长见识了。江被拘留一个月，拜当局所赐，创造出一段古今罕闻的传奇。彼时李登辉过境美国，走下了飞机。当局小脾气上来，认为这等同于李登辉访美，强烈不满。为泄愤，当局逮捕一些异议人士。5月下旬，警方带走了王丹、刘念春等人。此前，已有一批不太知名的人被带走。李海心想，已经搞了两轮抓捕，情况或许有所好转。国保上门，告知：“六四”期间，不得去外地。 5月31日，一个叫辛红的女人，那时假装是李海们的支持者，和刘念春太太经常联系。她打电话来，说：“我想见你。” 李海说：“六四期间，不要出门不要见面。” 她坚持说：“不，我烦躁，我必须见你。” 李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家” 一会儿，她再次打电话过来，说：“不行，我必须来。” 李海说：“我有事，我要去拜访一位居士。” 她说她也想一起去。李海无可奈何，于是各自到了鼓楼，去看那位居士。拜访结束后，本应该各自回家。她却说：“不能一起吃顿饭吗？我想去你家吃饭。” 李海再一次妥协，回家去给她做炸酱面。李海在厨房忙活的时候，辛红在旁边找书来读。可一会李海就发现她不像是在读书，而是翻书，似乎在找什么，甚至还去翻看他的工作笔记。李海就从她手上抢过笔记，这女的却不放手…… 之后，这女的吃完面走了。晚上十点钟，李海正在冥想，有人敲门，随后一帮警察冲了进来。一个警察说：有个叫辛红的人报案说你骚扰了她。李海说：根本没有的事。另一个警察说：既然有人报案，你就得去派出所走一下程序…… （待续）

5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12：李海(1) 2012年底，高瑜发推：“与鲍彤先生参加例会，偶遇李海，于是有了‘三个六四犯’的合影。李海实实在在坐牢时间最长，超过9年。鲍先生秦城坐满7年，至今32人轮班监控，随时拖着尾巴出行。我两次坐牢6年9个半月，三人之中叨陪末座。” 鲍爷的事，广为人知，不必我来赘言，只说不甚为人所知的李海。李海与老茶相识，是袁红冰的介绍。 “六四”屠城之后，袁可谓最有作为的青年教师，组织出版过《历史的潮流》一书，请吴明瑜、郑仲兵、胡绩伟、方生、吴象等人向“左”开炮，还不知用何办法糊弄出薄一波的题词。时值邓南巡，各省需要学习辅导材料，袁大卖此书的同时，还结识了不少各路诸侯；继而在安徽等地搞“留学生创业园区”，容留过一些“六四”落难学生，如周锋锁等。袁的前妻是高瑜中新社之同事，高瑜介绍他与我们“三只猫”相识。老茶与袁失联多年，前些年有人告诉我，袁吹嘘和习是酒友，用酒瓶砸过李克强等。我哈哈大笑，袁是诗人（他的《荒原风》诗集，当年在北京高校小有影响），又好酒，酒后说点诗人的呓语，正常。袁“六四”后说，他可以轻松组织一万师生重上天安门。不过，他做过的上述贡献，不应忘记，尤其是那些受益者。拿袁做一回暖场嘉宾，再请出本文的主人公李海出场。李海是我见过的最质朴的北京人，89学潮时，北大筹委会外联部的负责人，35岁的老大哥。之前他在砖厂干过工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回北京中医药大学教书，之后再考上北大研究生。北大期间，背过一本英语词典，准备去美国留学。 1990年底，老茶和李海相识，并没有感觉他比我老那么多。他不修边幅，背着个黄书包，到处宣传他的理论，“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意思是现在虽无能力搞垮中共，但不必灰心，惦记着，等恰当时机就好。彼时，我对“恐惧”这件事很有兴趣，一番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绝大多数的“恐惧”源于无知。我急于增长关于监狱的知识，请教高瑜、李海两位有直接经验者。高师第一次进的监狱比较特殊，具体情形我完全忘记，只记得她教了些对付审讯的办法；而李描述的监狱状况，这些知识却令我更加恐惧，进而怀疑前述结论的正确性。李海是个苦行僧，1990年春天，走了22座城市，与各地朋友会面，计划“六四”大屠杀一周年之际搞纪念活动。他返回北京后，马上被捕，被丢进海淀看守所，直到年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访问中国。美方开列了一个45名学生的名单，其中有他。李在海淀看守所关了近八个月，瘦了三十斤，号子里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身上长满了疥疮……出狱时，瘦得皮包骨，肌肉全没了，腿就像两根裹着皮的棍子，只能迈很小的步子。听了他的故事，我就想，要搞事情就得搞大，千万不能去海淀看守所这样的小地方，窝窝头都不给吃饱。那一年多，李海践行“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理论，在各个高校到处“窜访”，认识了不少想搞事情的人。他还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开座谈会，在北大某个女生宿舍，来了八、九所大学的代表。结果，座谈会几乎变成了老茶的报告会。那时，老茶搞成了一个官方认可的学生组织，还编了一本《大家》的社刊，有诸多“先进经验”。座中有一位1985年湖北高考文科状元，叫王仲秋，因此对我印象深刻。后来，在老茶“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仲秋在北大搞了一个“国情研究会”。不久，日本天皇访华，他们搞了一些活动主张对日索赔，似乎还争取到张爱萍将军的支持。《大家》后来的主编，是比我年长的师弟，其时写过一篇《六四后北京高校的社团与刊物》，发表在香港的报刊上，详细讲述了上述故事。此君一直在国内，退休前在一家出版社任副主编，主管《财新网》。王后来改名李一平。我来美国不久后，与之通过电话，其时他在加拿大买车养家，有个狗儿子，而我正热衷种菜。犬子说，太“杯具”了，您们当年都是人才，现在一个卖车，一个种菜。我说，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美国的原因，不要让悲剧重演。又过了一阵子，王开始做油管博主，开了个“李一平”的频道，搞“全民共振”。他说老茶你也搞啊，你多能侃，当年尽听你侃了，我们都插不上话。我说，不了，不了，不抢你们的饭碗。九十年代和李海最后一次见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92年初春，他到我的宿舍，学十楼430，那天其他两位室友均不在，正好有空床。我们辩论了大半个通宵，争论许多问题，讨论气氛十分热烈。最主要的议题是，如何在一个时代的逆流中，保持个人的独立审美。他倾向于佛教，我则搬出心学的王阳明。王曾经在庙里和一个和尚辩论过三天，直到把和尚决心还俗为止。王破心中贼，也破山中贼，比佛教更合老茶口味。第二天，我昏头昏脑去参加博士生考试，看到试卷上一道题目，顿时惊呆。有一道大题居然是：“什么是王门“四句教”？谈谈你对此如何理解。” 此次博士入学考试，老茶笔试成绩第一。李海继续苦行僧的生活，一天走进寺庙，向佛陀许愿：一个是保佑父母健康平安，一个是他做的一个项目能顺利。佛祖保佑，他干成了一件壮举，可以入史。（待续）

5天前

中X奇葩笑忘录(2)菊花篇第一回：小鸡可以炖蘑菇，猪肘子却炖不了菊花此开卷第一回也。列位看官，老茶先交代一下出场人物，一是肘子（方舟子）；二是菊花（王志安）。开场锣鼓过后，先来一个问题导入：小鸡可以炖蘑菇，那为什么猪肘子却炖不了菊花？话说从头，1985年7月，菊花和肘子在考场挥汗如雨，两畜出汗谁最多？当然是肘子，它的产地是福建漳州。有看官问漳州不产好肘子啊，这个您有所不知，该地最负盛名菜肴“佛跳墙”中，肘子（当地称“蹄肱”）是必不可少的底料之一。肘子得烂在锅里不是？虽然当地不叫肘子，叫“同安封肉”。天下菊花哪里最好，那得看用途了，比如饮茶用，有“四大名菊”：昆仑雪菊、黄山贡菊、杭白菊、亳菊等。就观赏而言，则是“开封菊花甲天下”。这正是老茶要聊的菊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还有毒，但观赏性极强。看官或者要问，中茶奇葩如此之多，为啥要挑这两位？嗨，这是因为老茶与这两位有“同年之谊”，同一年参加高考的，而且都是理工科，都爱穿花格子衬衫。那谁的考分高？老茶当年不足17岁，玩心太盛，又中了文艺的毒，高考前一天，还拉几个文艺小青年去河边写诗。当年写的，只记得几句。第一句是“啊，长江，真他妈长。” 这时候开来一艘“东方红”，拉响汽笛。一哥们来了一个绝的：“长江，一声屁响！” 结果老茶考场上发挥不理想，上午靠语文就考砸了，写作文跑题。主要是主题先行，想撤骂骂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他没事跑到轮渡上去搞什么调研，本来就人多，你一个外地人，跑来凑什么热闹，被市民骂了。还上了报纸，称赞其亲民。老茶说，那你就不该上报纸啊，这以后大家都认识你了，怎么好骂，不骂如何亲近？中共的内宣、外宣，没有逻辑，从来就如此。结果上午考得很不好，好在下午考数学，将近满分。虽然发挥不好，老茶如想去念肘子、菊花念的学校，考分还是绰绰有余的。具体考分高低，老茶不知道，但估计菊花考分最低，它进了武大化学系，化学是理科中的文科啊，它都念不下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转到政教系，捋一下逻辑，就知道了。或有客官会问：看来老茶开讲“菊花篇”，又是挑软柿子捏了？是，也不全是。去年老茶出版秦爷的《拯救德先生》，书一上市，肘子就开始“阴阳”上了。他发贴说： “中国出名的文科学者并不是在学术上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往往是因为敢说话、敢反对政府出名的。当然秦晖比较鸡贼，没敢反对政府，说点擦边的话，也得到追捧。” 哎，对秦爷羡慕嫉妒恨的人多了，但像肘子这样毫不掩饰的却不多。所以老茶就去逗它，把它和菊花一起骂了，写了这个帖子： “去年菊花蹭秦晖的知名度，批判其低人权优势，结果被菊粉吐槽了8千多条帖子，菊花满地狼藉；如今肘子又来蹭热度，估计会烤糊。是民放火烧自毛，肘子从来不读书。秦晖的书是有门槛的，肘子是槛外人，盼望能蹦高点，来点实料，说说秦晖到底错在那里？” 结果它一蹦三次高，老茶继续逗： “肘子骂菊花，逻辑上还能理解：有过节；如今同在一个赛道上，视频粉丝却不及菊花的1/20、羡慕嫉妒恨。最近，肘子如同抠脚老汉一般狂喷秦晖‘不懂历史’，看不懂为啥，是羡慕嫉妒恨还是学术碰瓷？肘子的粉丝问：秦晖是谁？也算是一波反向的推广。谢了” 这一下子，捅到它肺管子上了，把老茶拉黑了。这一点，肘子还得向菊花学习。你看老茶骂菊花多少回？它却不拉黑我，虽智力差点，却懂点厚黑学，比起肘子，还是强点。而且菊花还真听话，转头就去找秦晖爷请教，做了两期节目。老茶在日本机印的《拯救德先生》版本很快脱销，不知和这两期节目有木有关系。后来菊花还偶尔来给老茶点赞，甚至还follow 老茶，你说说，为啥子嘛？它觉得老茶有料嘛，来偷师学艺嘛，所以不怕挨骂，徒弟想出师，得挨三年骂。菊花的贴子，只要出现在我的轴上，基本是一回也不放过的。最近的一次，菊花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在我眼里，海外民运已经约等于骗子群体，黑社会。” 老茶马上骂他： “菊花不断自爆，他这回试图挑逗的却不是海外民运，而是中宣部部长李书磊。李部长，我干的漂亮吧？摇尾乞怜的哈巴。但水平不行，估计李的手下的手下都看不上。人家李部长天天琢磨的是如何谱写颂圣新篇，创造青词新高峰, 哪里有空瞧一眼这碎了一地的残菊花。菊花篇的片尾曲，早就被周爷预言了：菊花残，满地伤花落人断肠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照片已泛黄。” 你看又是菊花残，又是你的照片已泛黄，这不是咒他嗝屁吗，骂的够狠的吧，他还不拉黑老茶，还粉我。那你老茶可以拉黑它呀？不拉，点那个名字，就担心把手搞脏了，会挨凤丫头批评，这是老茶的软内（这个不是错别字哈）。还是留着，见一回骂一回，比较好。是为《菊花篇》第一回。

#中X奇葩笑忘录 #菊花篇 #方舟子 #王志安 #幽默 #文学

6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十一：高潮写高瑜，动笔前想是这个系列的压轴，这个串贴告一段落。因凤丫头一直催我出游，春暖花开，是看樱花的时候。不意在写的过程中，想起高潮及其令人扼腕的命运，不忍就此作结。凤丫头起床，吃完早餐看了这篇，高度评价：“意犹未尽。” 哎，“杀君马者，道旁儿”，老茶抖擞精神，继续说下去。高瑜生于陪都，本该叫高渝，其父高韶亭，“五四”前的大学生，1928以前加入中共，变“渝”为“瑜”，这即高瑜名字由来。“渝”字有“变化”之义，如“忠贞不渝”，对女生而言，似不是个好名字。高瑜的人生，历经坎坷却始终光风霁月，无论人品、作品，都如美玉，人如其名，文如其名。唯一的弟弟叫高卫，出生于天津卫，后来从军，且是空军，更是名符其实。名字真奇妙。老茶本乡野村夫，奶奶给的名字，希望阖家平安，却每事与愿违，越盼望越得不到。王耳爷给了新名字，虽未撂平四方，倒还顺遂。后在Clubhouse上玩耍，一位台湾女生看我图像是个“茶”，叫我茶先生，我学会端茶倒水讲故事。这节说的爷高潮，因写高瑜而起，两人在彼此的人生轨迹中都相互留有大的印痕，却无亲戚关系。高潮，生于何时何地，我不详知，大致是苏北某县，其父是宣传部部长，为何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或许以为，大俗才能大雅？ “文革”结束人大复校，高潮考入语文系，似和大名鼎鼎的吴思（“潜规则”一词的发明者）是七八级同班同学？七、八年前在吴思哈佛寓所，吃他烹饪吴氏“韭菜面”，忘记问及这事。X是比哈佛神奇得多的地方，期待有知情者来一起拼图。人大那几届学生很行，搞了中共僭政以来唯一一次成功的学运，把当时“二炮”霸占的房子夺回来一些。后来,高潮研究生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办秘书局，最后的官位是秘书局综合处副处长，专事选送材料给几大常委。 89年学潮初起，他和学生同呼吸、同频共振，期间还和朋友们出版了一本关于胡耀邦的书。他敬佩赵紫阳，称赞赵如何高明、能干。有人提出赵不地道，“战友胡耀邦受冤落难时，即使不能与他有难同当，也不能接替他腾出的位子，应该谁爱坐谁坐去！”，他也只是苦笑不语。 “六四”之后，高潮身在中南海，也倍加煎熬，他说：“当局最早第一时间就掌握了死亡名单。时任北京市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何鲁丽在屠城之后，她第一时间就以合法身份巡视了北京各大小医院，肯定作了记录。” 他家距离离人大两三站。老茶与其何时相识，完全忘却。只记着最后一次见面，是1991年冬日，他在东校门口，买了几个烤红薯，到我宿舍一起分享，告知一件与我们三只猫相关事情—— 彼时，ABC的柯达德、赵爱素通过高瑜认识了我们这“三字猫”,希望了解“六四”后高校学生的动向，做深度的新闻背景分析。我组织过两次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一次是在西门外一块草地。我带去六七位学生，并非接受采访，只是和柯闲聊。柯汉语极好，可以无障碍地闲聊。聊了什么没有印象，有印象的是同学之中，有王振民，此君后来在香港干过中联部法律部部长。另一次只有“三只猫”和赵爱素，在校内一位老师家。赵汉语非常好，是左撇子，拿着笔记录，对我说：您说慢一点，不是我汉语不好，您口音太重！赵一出东门，被安全部门几个壮汉装进汽车，到一个地方审讯数个小时。部分材料到了高潮手里。赵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那一段经历太多，可能终身都无法消化。“六四”后第一个因“造谣”判刑的肖斌，“死了两万人”的那个名场面，就是她的作品。审讯中赵还算老练，只字未提三只猫，胡扯一气。受此惊吓，她感到这份工作负罪感极重，“毫无意义与尊严”，夹着尾巴逃跑了，回美嫁人。去年新闻中看到她得到美国公共广播协会的大奖，似乎再也不提中国，可惜那一口漂亮的汉语。 ……高瑜二次入狱原因，可能是1993年2月15日去中南海找了高潮，并非刺探情报，而是送王军涛的心脏病四级证明等，希望能将其病情上达最高层。高潮乐于从命，但不过两月，身陷囹圄。他如何被有司捉拿，我毫无所知，只见禹作敏判决书中有：“禹作敏、禹绍政为获取与大邱庄发生的事件有关的国家机密，向北京某机关干部高潮（另案处理）多次行贿。禹作敏给高潮人民币1万元，禹绍政给高潮人民币1.5万元……” 两高的人生最后交集在看守所。高潮记：“我最后一次见到高瑜是去年（1994）的11月10日，她精神也不错，只是身体不太好。我们俩是同一天离开看守所的，听说她到了延庆监狱，不知能否办保外。” 迄今两人再未见面。高潮获释后似人间 “蒸发”，我所有朋友无人见过他。 “六四”的血雨，不仅流在长安街，也流在中南海里的一些人心里。血还在流。流的不仅仅是血。这个似乎被诅咒的民族，过去三十七年间流失了几乎所有的道义，可能万劫不复……如何打破魔咒，破局之路在哪里？只有上帝知道。还是留个光明的尾巴吧，我仍然相信，一旦破局，中南海内外，一定有千百个高潮们如潮水般涌出,从中南海，从校园，从工厂，从田间，一起涌向广场……那个时刻，恰如高潮名字所示，或许我们能再次见面，回到最后见面的地方，买几只烤红薯，来一个一醉方休。

#中国当代士人 #高瑜 #命运 #压轴 #写作 #历史人物

6天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十：高瑜老茶前面写王耳爷，动笔前在网上查王爷的资料，一无所获。一个人如若在网上查不到，这个人似乎就从来没有存在过。王爷这样一位好人，帮人无数，竟然无一人来记录他的嘉言懿行，实出我之意外，倍感凄凉之中勉力写了两篇，凡四千字，表达对王爷的感恩、敬意与哀思。今年是王爷过世五周年，也算是为他写的五周年祭。老茶写这个系列，随写随发，抱定宗旨乃是吾笔写吾心，率性爱憎。所述事实，只是我记忆中的事实，不免错讹，但绝非有意编造，故意夸张，写出来公之于众，恰好是个靶子，可以引出一些知情者来补充、纠正。写王爷的这篇，发贴之后可谓欣喜连连。其一是引来王爷50年前的一位旧识，留贴记述与王爷交往点滴，前面已经提及，不赘。更大的惊喜来自高瑜老师，她专写了一篇《奉复茶先生》长贴，唾珠咳玉，是大家手笔，匡正前文所写“王光美托王爷请来高瑜……都找的什么人哪”这一句中的不实之处，她说：“……以上就是文章写作经过，并非‘王光美托王爷（王耳）请来高瑜 ‘。至于‘王光美却不甚满意‘，我认为阁下用笔客气了，王光美十分不满，对何家栋大光其火，搞得老人家情绪低沉，我吓得一个月没敢见何老。一个月后，我悄悄地去看何老，老人家抱了抱我算是没事了。至于王光美对王耳也表示不满，我相信。” 这些场景，其实过去高瑜老师和我提及过，只是记忆模糊，如今跃然纸上，留下不灭的印记，老茶有抛砖引玉之自得，也与前面我所述何老的文字相印证。恭读高瑜大作，也让我记起一些与高老师相关的旧事，也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前几年何家栋的爱婿转告：何爷去世后，门庭冷落。何爷的遗孀陈蓓那时感叹说，世上只有两个好人，一是高瑜，常常给她送来一些外刊等精神食粮；一是在下，偶尔给她送些食品这些物质食粮。陈蓓如今却再也不能说这样动听的话了，她今年103岁了，早已失语。我有幸结识何爷，其源头就是高瑜。三十五年，拜读高瑜的文章，受教良多。她至少写过几十位文化名人，而且写得浑然天成，行云流水。比如她写老舍，提及一条马路，说这是条被祥子的汗水洒过的马路；她写一位医生，文章四个小节，每节的小标题串连起来，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打油诗，我尚记得前两句：结识了名医，福荫了三代…… 老茶那时尚是小茶，年轻气盛，看见好文章，就萌发写作的冲动。“六四”两周年前夕，写下一篇《走出天安门之后，我们走到哪里》的书信体文字，被高瑜拿给《镜报》发表，得稿费507港币，那时可是不菲的大钱。拙文也得到何爷垂青，约我和另外两位同学（我们三位被高老师并称为“三只猫”）到何家见面。彼时，我们这“三只猫”心中迷蒙，经常去高老师家领取精神食粮，不单得到她许多的鼓励、指点，还常在她家蹭饭，吃过许多饺子。其时她获释不久，老母卧床不起，还要照顾我们这“三只猫”，我却浑然不觉有何不妥。后来，有一只猫被抓，获释后遇到高老师，高老师将其身上的整钱都给了他，然后坐公交车回家，口袋里的散钱却被小偷偷走，让高老师大为懊恼，说，还不如全给他呢。那时少不更事，和一位老师起了些芥蒂，几乎不再往来。老师有些受不了我不去看她，转告高瑜。高瑜教训我要讲“师道尊严”，我倒打一耙，回敬：“他们要讲师道，我要讲尊严。” 多少昨日的理直气壮，终成来日的后悔笑料。高瑜是个天才的记者，而且记忆力惊人。有一次田双桂（田汉养女）在医院昏迷不醒，学生轮流值班看护她。高老师和田是同班同学，回忆说，田读书时可“左”了，有一次我穿了一双红皮鞋去学校，被她猛批。高老师异常忙碌，几乎是“一个人的通讯社”，对外报道了鲍彤、陈子明、王军涛等一系列审判情形。写过多少篇报道，她自己也记不清…… 为帮助王军涛保外就医，高瑜还“深入虎穴”，把王的病历等相关资料送到中办秘书局。不久高瑜第二次被抓，表面的理由是到中南海刺探情报，而且泄密，实际上是北京首度申奥失败，感觉被人涮了，要发泄心中的怒气。在狱期间，高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届新闻奖。此事引起江泽民不悦，联合国为安抚他，让粮农组织颁奖给江，江才高兴起来，并大肆宣扬。丈夫老赵去探监，告知获奖的消息，当高瑜走过长长的通道，老赵一直在使劲鼓掌，似在迎接英雄凯旋。高瑜第三次被捕，时在2014年4月。那时老茶刚润到美国，还与她通过电话，告知美国的美好，也劝她来美。她似乎心动，但来不及了。在墙国，真正的新闻人常常摆脱不了自己也会成为新闻的宿命。荆棘路，冠冕路。不久就看到她“央视认罪”…… 后又传出她的“狱中绝命诗”： “七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尔曹弹！为声援高师，老茶那年第一次在VOA出镜，朋友们说镜头中的老茶比本人强很多，凤丫头却说：长得丑本不是你的错，但拿出去展览就怨不得别人。在国内外各界朋友的共同努力下，高师得以保释。极具讽刺的是，陷害她的“尔曹”傅振华，被判死缓，“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由不得你我。

1周前

“东方西子，饮尽欧风美雨，不忘故乡情。独思归去，关心桑梓，莫说痴儿语。” 林语堂一生最大的伤痛：天才少女阿苔 1971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邀请林语堂吃饭。出门前，林语堂看见自己的长女林如斯正在宿舍里安静地喝茶，一切如常。几个小时后，工人来打扫房间，发现47岁的林如斯悬吊在窗帘杆上，已气绝身亡。遗书墨迹未干：对不起，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尽了，我非常爱你们。林如斯就是阿苔。林语堂听到阿苔噩耗，顿时精神崩溃，他反反复复问天：“老天爷，您这究竟是为什么？” 阿苔为何如此？ ……1923年5月，林语堂参加完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答辩的当天，就带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廖翠凤匆匆回国。他执意要让孩子生在中国国土，“否则阿苔要成德国人了。” 阿苔是林如斯的乳名。她7岁就在《西风》杂志发表文章，16岁和妹妹林太乙合著出版英文日记集《吾家》，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亲笔作序。她还为父亲的巨著《京华姻云》作序、惊艳文坛：“天才少女的序章比小说更透亮”。 1940年，林如斯随父母辗转抵达重庆。躲在竹林里目睹中国战机击落日军轰炸机，兴奋地抓住妹妹林太乙的手：“这才是我的国！” 1943年，20岁的林如斯独自返回烽火连天的昆明，担任军医署长林可胜的秘书，凭借流利的英语，协调盟军援华物资。在此，她遇见协和医学院的学生王凯熙。两人互生情愫，相约抗战胜利就结婚。林语堂对女儿的这桩姻缘非常满意，特地从印度捎回克什米尔羊绒给女儿做嫁衣。但就在订婚宴的前夜，林如斯和美国人狄克私奔。狄克是林如斯在美国读书时认识的，他是她同学的哥哥，对她一见钟情。当时林如斯一心抗战，拒绝了他的追求，回到中国，没想到狄克竟从美国追到中国，在她订婚的前夜，出现在她面前。两人后在美国波士顿结婚。总是这样的——家境优渥父母宠爱的乖乖女对于野性不羁、热情浪漫的浪子，没有丝毫抵抗力。婚后，狄克的本性逐渐暴露。酗酒、出轨、不务正业……最后竟然发展成家暴。暴力导致林如斯多次流产，经常带着一身的伤去工作养家，身体上的伤，可以忍受，真正痛苦的是自尊心受到的摧残。当年，在女儿和美国人私奔的时候，林语堂曾气得要和女儿断绝关系，但当他得知女儿婚后的遭遇时，他告诉女儿：立刻离婚。他承担了女儿离婚的律师费。婚后的第十年，林如斯主动起诉离婚，选择净身出户。离婚后的林如斯身心受创、重度抑郁。林语堂夫妇没有一句责备，将女儿接回台湾，细心照料。痛苦的婚姻虽然结束了，但对于林如斯而言，看着自己不但不能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成为父母的荣光，却让父母蒙羞、替自己操心，不难想象这种愧疚和痛苦是如何日日撕扯啃噬着她的身心。女儿的自杀，是林语堂廖翠凤夫妇的人生至痛。林语堂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大女儿。” 廖翠凤晚年经常念叨：“我活着干什么？”说起女儿，她总是满脸骄傲：她是最乖最有才的孩子。林语堂写给女儿的悼亡诗—— 念如斯东方西子，饮尽欧风美雨，不忘故乡情。独思归去，关心桑梓，莫说痴儿语。改妆易服，效力疆场三寒暑。尘缘误，惜花变作摧花人，乱红抛落飞泥絮。离人泪，犹可拭，心头事，忘不得。往事堪哀强欢笑，彩笔新题断肠句。夜茫茫何处是归宿，不如化作孤鸿飞去。图一，林如斯。图二，林语堂廖翠凤夫妇和三个女儿。图三，林如斯和妹妹们。

1周前

王前（刘少奇前妻）、聂真（聂元梓哥哥）人大往事涉及人物林昭、万润南等历史常常呈现其诡异一面：1963年，王前丈夫聂真将离婚后的妹妹聂元梓从哈尔滨调入北大，两年后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成为倒刘先锋…… 王前，安徽无为人，1923年生于一个士绅家庭🏠大哥王辉、二哥王光加入了国民党军。 1941年11月，为掩护刘少奇去华北根据地，组织安排由王前假扮妻子，结伴同行，并次年结婚了。她是刘的第四任妻子。。 1943年7月，王前随刘少奇进了杨家岭的窑洞，与毛泽东、江青相邻。王前的两个哥哥已是国民党战将。她特地写了两封信去规劝，但都遭拒绝（后来长兄在广西被解放军击毙，二哥则随国民党空军去了台湾）。此事对刘少奇也有负面影响， 1947年两人离婚。第二年，朱德夫妇把他们的一位下属王健介绍给了刘少奇。不料，因为某种健康原因，仅仅几天，刘和王就闪婚闪离。刘少奇只好托付林枫、郭明秋夫妇把她送到了东北的一个疗养院。同年8月，刘就和王光美在一起了。王前还跟刘少奇育有一个儿子刘允真（后改名刘丁）。离婚后，这个孩子跟了刘少奇。王前后与聂真（原名聂元真）结了婚。建国后，王前和聂真一起进了人民大学。她曾给刘少奇写信想见孩子，没想到刘竟生气地说：“等孩子死了，你再来见吧！” 1958年3月8日，在胡锡奎的主持下，人大党委开除了王前的党籍。主要理由，一是“污蔑苏联”。王前在中共公开批判赫鲁晓夫之前好几年，就批判起了赫鲁晓夫。二是“造谣、诬蔑、诽谤中央领导”。王前身体很快恶化，得了多种重病,胃大出血,精神病等。1963年，胡锡奎离开人大，还没忘了对郭影秋说：“别人的问题可以在人大甄别，王前的问题归市委解决。” 胡锡奎为什么不看聂真的面子，对王前打压成这个样，还是同一个单位自己副手的老婆，真的是难以理解。王前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调整到人民大学，学生林昭，也就此转到了城内铁一号的人大新闻系。1959年，林昭所在班级的同学毕业分配走了，林留下来被安排在系资料室等待处理。而资料室的副主任正是王前。王前对林昭非但没有另眼相待，还帮她弄了个办公桌，紧靠在自己的对面。 1960年林昭病重，吴玉章校长特批让她回上海休养。不料。没有了学校的一点保护，当年年底，林昭就在上海被捕入狱。 1966年12月15日深夜，一伙人闯进王前的家，把王前从被窝里揪出，问：“你是刘少奇的大老婆吗？”王前说：“我是刘少奇的前妻，和刘少奇生活过一段时间，不存在什么大老婆小老婆的问题。” 1967年4月初，“新人大”又把王前从家里揪出去，戴上高帽子游街，押到人民大学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会上，追问她：“刘少奇先后娶几个老婆，你要作为受害人揭露他乱搞男女关系！”王前却说：“这不能说是少奇乱搞男女关系，那是特殊年代特殊的婚姻现象。毛主席也有类似情况，你们去问问毛主主席。” 批斗她的人马上大声吼叫：“放肆！你这是在公然诬蔑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该当何罪？!”全场一片哗然，“打倒”声四起。台上的人更是动起拳脚，把王前打得鼻青脸肿。由于生怕她再说这些话，会后就被逮捕入狱。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被释放。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前得到平反，恢复党籍。王前的女儿刘涛，其第一任丈夫就是著名的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万后来流落海外，在巴黎去世。刘涛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文革中，她做了两件大事。一是，1967年1月，和弟弟刘丁一起写了一份“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被极左势力所利用（据说是王前也起了一些作用）。再有一件就是，1976年夏，她和全家一起意图从中缅边界越境，结果未能成功而被捕。那时，她在北京车辆段工作，刘少奇已死，生活完全绝望。之前，刘涛的丈夫通过从云南瑞丽回去的一个北京知青，联系上那儿盈江县的一个黄姓女人，安排了他们等待在瑞丽江边叫作顿洪的地方，并约好了指定时间和地点，由对面缅甸派人过来，把他们接过去。他们一行七人：刘涛夫妇俩、刘涛公婆俩、小姑子和她丈夫的两个朋友。不巧，那天正逢大雨，过了约定时间，对面的接头人已经走了。被近处的贺派村村民发现，叫了民兵过来，问他们怎么了。他们说，是地质队的，在等领导过来。之后拼死一搏，不管波涛滚滚，毅然决然地都跳入水中，拼命往对岸木姐方向游去。但无奈洪水太大，刘涛的公婆很快就被浪涛淹没。岸上的民兵马上调过头来，下河救他们。第二天，又送到县公安局。刘涛说：“我叫刘涛，什么都不想给你们讲。要讲，我要向公安部的华国锋部长讲。” 县公安局向上报告。当公安部就来了电话:不要再审了，立刻把他们用飞机运到北京来。刘涛被判了两年徒刑。瑞丽当地也把那个牵线的黄姓女人抓了起来，判了十五年。后来听说北京的刘涛就两年，而且已经出来了，于是把她也提前放了。

1周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八：王耳(1) 今天宕开一笔，聊一位何家栋爷的生前友好。要说的这位爷，姓王，名耳，生于民国二十一年，直隶丰润人，和姜文、姜武家的长辈是某种亲戚。王耳这个名字很特别，似乎不是寻常人家能取的名字。老茶思前想后，不知出自何典，大概是从正体字“聖”中化来，去掉口，就是王耳，很别致，很大气。然而，其父不过是冯国璋（相声演员冯巩祖父）之管家，几十年管下来，自己的小家也日渐丰润起来。国共逐鹿之际，王爷在北平男四中就读。随之，中共僭政，在其对高等教育进行大规模改造之前，王爷已经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进入《工人日报》，算是“新”中国第一代的体育记者。那时的记者，还多少有些“无冕之王”的余韵，加之体育记者为数甚少，总理见到，个个都能喊得上名字。更遑论陈毅、贺龙等人，可以常常见到，彼此甚至可以开些小玩笑。王爷昂藏七尺，一表非凡，加之家境殷实，为人又很四方，见多识广，颇得上下欢心。王震王胡子喜欢和王爷聊天，王爷称之为苦役、视之为畏途，皆因王胡子喜欢蹲在地上闲聊。王胡子还多次带着王爷出巡各地，其间发生过许多粗俗趣事，以及王家子弟的飞扬跋扈，王爷讲过不少，可惜我完全忘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王爷帮助、陪伴老茶在京创业，朝夕相处凡四年，无话不谈。略记几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八十年代上半叶，王爷当时是王光美的兼职秘书。有一次政协开会，散会后王爷发现“老板”的车被堵在里面出不来，恰好荣老板（荣毅仁）的车经过。王爷说明情况，问荣老板可否捎带一程。荣老板没吭声，但车停下来，意思还是可以的。王爷匆忙赶回“老板”处，此提议却为之峻拒。场面一度尴尬起来。数日后，“老板”道出原委：王秘书，你知道荣毅仁在香港怎么说我六哥吗？王爷摇头。她咬牙切齿说: 他居然说我六哥“小家子气”！原来，此前王光英在香港从荣老板手中接手了一些楼盘，但有一段时期，楼价跌幅较大，王沉不住气，要和荣老板毁约，被荣老板一番羞辱，骂了“小家子气”。哥哥居然为此向妹妹诉苦，进一步坐实了荣老板的评价无误，的确是小家子气。前面这一段，给一些“老板”打上引号，与真正的老板相区别。王爷的当时的薪水还是《工人日报》出的。刘少奇是工会出生，估计在全总还有些旧部，愿意为王光美提供一些方便。尴尬人总难免尴尬事。还有这一件，当时，王光美是政协常委，家中电话费由全国政协办公厅支付，王的一个女儿在美国读书，母女之间通话频繁，话费极高。政协吃不消，工作人员不好当面对王光美讲，婉转“请王秘书转达”。那一刻，王爷的脸，臊得通红。彼时，中新社王牌记者高瑜，受邀走进邓家，摆脱“新华体”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了邓家的日常，一时轰动，被西方各界多重解读，反馈回国，效果极佳。王光美托王爷请来高瑜，高也为她写了一篇大家都以为不错的稿子。文章发表以后，王光美却不甚满意，说王秘书，你都找的什么人哪。王爷急公好义。刘少奇有一个女儿，原来在东北，彼时回到北京，却没有房子。她绕过王光美向王爷求援。王爷思来想去，只好带她去杨尚昆家碰碰运气。门口工作人员去向杨通报，大半个小时后，只回说杨不在，连“请改日再来”的客套话都省了。王爷后来知道，那天，杨其实在，而且给王光美打了电话，却为她力阻。天下的后娘难当，但当到王光美这个份上，亲疏泾渭分明，时人莫不敢言，道路以目。她对亲生的独子自然迥然不同，那可谓，千般宠爱，万般心机。刘少奇蒙难于河南，刘源就奔赴河南，咱们刘家有力量，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哪里跌倒，哪里是家，而且一定要在那里爬起来。王光美有六哥四妹，人多势大。王家人为了刘家外甥的发展，纷纷伸出援手，但真正能帮得上大忙的主要有两位。其一是老四（？）王光杰(后改名王士光)，此君其实是王家诸子中最聪明、最具传奇的人物。早年就读北大数学系，再读清华……在此大段掠过，一笔带到中共僭政之初，他已经是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在秦城被关八年，平反后继续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就职该部部长时，王本该退下来，却为江强行挽留，继续担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这期间，刘源在河南建设相关项目，大多依靠这位四舅完成。而且，这位舅爷为人低调、谦和，大家都给面子。其次却是更重要的，是老六王光英，特别成立了“光大中原实业公司”，专门为刘源保驾护航。刘源是中原公司董事长，从《工人日报》借调王耳爷担任总经理。中原公司的业绩中，最为可资一谈是郑州天然气进城工程。刘因此政绩，被人大代表自主联名推选，不是官方指定的候选人，“全过程民主”，民选当上了河南省副省长。刘源“欣喜若狂”，当晚致电老娘，称：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次选举是庶民的胜利。刘家父子，吃亏就吃在这里，居然都相信“人民创造历史”这种鬼话。本来是给百姓洗脑用的，不曾想也给自己的脑子洗掉了一根筋………… （待续）

#中国当代士人 #民国历史 #亲戚关系

1周前

关于王光美，老茶有话说娜拉出走之后，一些人走进了土匪头子的怀抱。其中，最辛苦的是江青，最出风头的却是王光美。两人都住过中南海和秦城，王在秦城12年，江青死于91年的“六四”纪念日，在秦城的日子超过了王光美。王光美“出走”之前，研究的是原子物理。若继续研究下去，能否造出原子弹姑且不论，但她后来造出来的东西，比原子弹威力大多了，她发明了人体“喷气式飞机”，后来也被人“请君入瓮”，坐过不少次“飞机”。季羡林说：“”现在的批斗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个或这些发明者或许受了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他或他们是为批斗而批斗。再想得坏一点，他或他们是为了满足人类折磨别人以取乐的劣根性而批斗。总之，我认为，批斗毫无用处。但是，在这里，我必须向发明者奉献出我最大的敬意，他们精通科学技术，懂得喷气式飞机的构造原理，才发明了喷气式批斗法。这种方法禽兽们是想不出来的。人为万物之灵，信矣夫！” 王光美在中共这些土豹子中，无疑最懂得科学技术。 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期间，刘的第六任妻子王光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登上了政治大舞台。她带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总结出来一套经验，被称为“桃园经验”。这个经验首先是“发动群众”，然后是另组“阶级队伍”，接下来进行“夺权斗争”。在王光美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就是这期间，王发明了喷气式人体飞机。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文革开始不久，刘少奇决定向高校派工作组。王光美被派往清华大学。在王光美主导下，工作组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副校长全都打成“黑帮”，责令全体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接受批斗。清华人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500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70%之多。毛发动文革，启用了两个重要人物，一是整人专家康生；二是文化旗手江青。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把被整对象打成特务。当时，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到处兴起抓特务之风。一个人一旦被打成特务，政治生命就完蛋了。 1967年9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写了一个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称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江青在这个报告上签字同意。 1967年9月13日凌晨，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在中南海王光美的住所前，几个不速之客闯进去，宣布逮捕王光美。两个月后，王光美被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潜伏的高级战略特务”，被关进秦城监狱。江青授意下，“王光美专案组”着手找王光美是特务的证据。 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被逮捕，原因是杨承祚曾是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如果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也可能加入“美国特务组织”。当时，杨承祚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被抓捕后，日夜受到折磨，被迫承认王光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为了证明杨承诈所言不虚，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张重一也被抓捕。当时，张重一教授已67岁，是肝癌晚期病人。他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与杨承祚夫妇熟悉。在被拘留的27天里，张重一被突击审讯21次，最后，也被迫编造了王光美是特务的口供。在秦城监狱，王光美被单独囚禁在二层楼的一间牢房，里面又脏又湿，墙壁霉湿半截。平时要求必须坐着，脸朝门口，不能靠墙。12年里，她常常不知道当天是几月几号，抬头透过牢门上监视的小窗户，才知道是阴天、晴天……王光美回忆说：“上厕所受监视，这是最让人感到受辱的事。” 女儿刘亭亭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见爸爸妈妈。毛收到信后批示：父亲已死，可以见妈妈。 1972年8月18日，刘亭亭等4个孩子终于在秦城见到了分别近5年的母亲。刘亭亭说： “当时我妈和我印象中的形象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离开她的时候，觉得她高大、潇洒、温文尔雅。等我们再见她，她穿一件黑棉袄，背完全驼了，头发白了，反应还有点迟钝。因为长时间都是她一个人待着。我们想着要忍着不能哭，但是最后要分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了。”这一天，王才知道，刘已在3年前去世。 “我妈在监狱里，条件好时屋子也只有6平方米。她在里面打拳锻练身体——身体弯着，像猴拳一样，根本伸展不开。她还对着墙说话。人家说她有病。她说，我非常盼望他们能提审我，因为如果有人提审，至少还有人跟我讲话，否则我觉得自己连讲话的能力都没有。” 秦城12年以后，王出狱。之后，开始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表演。最著名也是最恶心的一次，乃是导演了李讷和刘源在三峡坝区的“敖包相会”……

1周前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之八：何家栋(5) 老茶在前面的贴子里，放过一张何爷与习仲勋、杨尚昆在一起且何爷居C位的照片，今日再贴一张何爷与王光美全家的合影。何爷虽不居C位，但“核心”位置却显而易见。 1976年10月一声“惊雷”，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是王光美却并未立即得以释放，而是在秦城继续坐牢两年零两个月，其间还和江青同囚秦城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这两位第一夫人，在此时空交集中，是否有过目光的对视、短暂的交流，老茶没有读到任何材料，不敢妄言，但想一想就觉得趣味无穷。王光美现场观看了庭审江青的全过程。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北京正义路一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第一次开庭。审判庭楼上会议室设有闭路电视，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此观看实况。审判台下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贺龙夫人薛明和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三人坐在前排中间的旁听席上，观看了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上被告席的一幕。王意犹未足，还专程重返秦城，特地去秦城预审室观看昔日加害者在秦城的录像。王热情地同法官们打招呼，看上去精神不错，看完录像的激动久久难以平息，眼眶里含有泪光。她环顾一下这间昔日她也曾受审的房屋，对法官们感慨道：“一场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我却在这里被关了12年，比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还长啊!” 为何如此？值得有心人用心研究。值得研究的课题还有，王遭了这么大罪，作为前国家主席夫人，平反后的安排也是令人不解的，得到的赏赐却只是一个政协委员，社科院外事局局长。退休后，连个专职的秘书都没有，附图中的另一位爷，王耳，曾经给她做过一段兼职秘书，最后也与其全家反目成仇，其中故事颇多，也是一个时代小小的侧面，老茶日后再写。回到何爷。何爷在推动刘少奇冤案的平反过程中，据说在舆论造势上立下奇功，据此成为刘家的桌上宾。其间详情，老茶知之不多，也盼望有知情者能有所记录。 1983年11月末，何爷陪同王，来到了分别已二十二年的湖南宁乡炭子冲老家，参加刘少奇诞辰纪念。活动一结束，一行人赴湘潭乌石瞻仰了彭德怀的故居。当晚赶到韶山，入住韶山宾馆。第二天一早，王光美在上屋场毛泽东故居附近散步，路遇一些村妇，主动上前搭讪，嘘寒问暖。王光美能在韶山落脚，陪同前往的几位领导交口称赞，说得多的四个字是：“顾全大局”。八九学潮期间，何爷曾说服王光美给胡启立打电话，动员时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与新闻界对话，胡启立居然欣然接受。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和卢跃刚，被推选为与中央对话的四人团的成员。八九之后，何爷与刘家并未中断联系。其中一段，不为尊者讳，甚至也当起了刘家的“掏粪工”，试图从刘少奇的文字里，找出与毛魔截然不同的路线。何爷和刘源“合写”了一篇《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开头就说—— 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 老茶当年对此颇不以为然，一堆“马”粪里，能挑什么东西呢。有一次，当众笑着对他说：“何爷最近的文字，在美化生活。”何爷听后一愣，没有反驳，也没有继续追问是什么意思。何爷与刘源的合作作品，散见于报端，无需多讲。这里想提及一件不见经传的事，留一个线索与证据。 1998年是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照例要筹办纪念大会。时任武警总队水上支队政委的刘源，当然知道按惯例，能有机会与江泽民面谈。如何利用好此次机会，刘来到六铺炕《工人日报》宿舍，电梯上恰好遇到王耳爷。刘试图打招呼，王爷扭过脸去。何爷谋划的主意是，主动请缨去西藏。刘非常有兴趣，继续请教何爷的治藏策，然后依计而行。与江的会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听“长者”滔滔不绝。刘只讲了十分钟，谈如何治藏。江含笑不语。一段时间后，负责人事的胡面瘫找来刘，说，西藏就别去了，我的身体就是在那里搞垮的。刘很快得到了该有的赏赐，调武警总队任副政委。刘不久后患上胃癌，一度消沉。虽然以后不断升迁，但最终并未成为国家领导人，哪怕是象征性的政协副主席这样的虚衔。这与他的人品有极大的关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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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帆现身香港，媒体报道说“她面容娇羞，状态焕然一新！” 不少报道用“迎来人生又一春”来形容她。这是杨振宁去年10月离世后，她首次高调露面，距离丧亲已近5个月。当天她出席华东师大香港校友会春茗活动，换了一头栗棕色微卷短发，面带微笑提笔签名，整个人精气神明显比刚丧夫时好了太多。她也当场明确回应：不会定居国外，未来只会短期前往剑桥，做全额资助的学术研究。这些年她一直在整理杨振宁手稿，早已打下扎实学术基础，如今又获聘清华建筑系讲师，接下来重心会放在学术与陪伴父母上。物理学界早已认可她在整理杨振宁手稿中的贡献，也十分看好她从“杨夫人”向独立学者的转型。主流媒体纷纷称赞她坚强走出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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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八：何家栋(2) 胡平纪念何家栋的文章中说，何爷“无师自通” 的悟性和敏锐，确实如此。 1989年5月何爷写出《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三天的长文，至今读来都让人耳目一新。该文从何爷遗稿中发现，不知当年是否发表。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三天我们曾预期北京学潮将趋于平息，一场危机有可能在祥和的气氛中走向和解。然而，由于受传统思维的约束，政府未能做出灵活反应，竟错过良机，致使事态迅速扩大。据报道，大学生绝食进入第三天，已有多人晕倒，首都各界的声援大军每天超过一百多万人，幼儿园的娃娃也列队走上街头，一旦发生混乱，后果不堪设想。天安门广场，如火如荼。这种状况将给事态的发展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在现代中国，公民必须以自毁性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情。但是，不论学潮出现何种结果，它都预示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靠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事，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给人民带来痛苦。老一代革命家是在马上得的天下，1949年立国之后，依然是马上治天下，采用战争动员体制。这种体制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因为，现代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及人们心态剧烈变动的过程，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适时适度地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无奈中国处于新旧思维转轨之期，却失去了目标。虽然从理论上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但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想事情，以阶级强制的手段来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仍是一种极为顽固的思维定式，脑子里盘旋的还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一有风吹草动，还是跟着感觉走，刻意搜求“一小撮”，击退“反党反社会主义逆流”。不是说中国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已经没有斗争，但这些更多地表现为各利益集团的摩擦，即所谓人民内部矛盾，而不表现为敌对势力争夺统治权、剥夺剥夺者的斗争。问题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对方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解决。所以，讨价还价，退让妥协，就成为求得共识的必要手段。在调整矛盾中，既没有绝对的胜利者，也没有绝对的失败者。如果寸步不让，又不能在辩论中取胜，那就只有迫使对方沉默。使人沉默固然比消灭丑恶现象容易得多，但因此会蒙受更大的羞辱，你害怕真理，扼杀真理。事实表明，一方压倒一方，不是矛盾的终结，而是矛盾的开始。从毛泽东开始，把我和党、我和国家画等号，神圣不可侵犯，几乎已成惯例。这是我们社会一切动乱、一切祸患的总根子。上行下效，每一个支部书记自然都可以党的名义，对反叛分子施行“天讨”。而任何一个阿谀逢迎之徒，也都可以保卫某某正确路线的名义出师“勤王”，吊民伐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乃是强权政治的逻辑。毛泽东提出一个很好的命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践结果却适得其反：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问题处理了。并不是矛盾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决定矛盾的性质的，毛泽东认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就是说，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是由统治集团规定的。这个理论为剥夺人民自由提供了武器。矛盾主要方面可以任意宣布任何它不满意的人为人民的敌人。矛盾主要方面制约矛盾的发展，或缓和或激化或中止。在这次危机中，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政府，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矛盾的缓解或激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凡夫俗子经常犯错误，结果是自己受惩罚。天才人物不大做错事，但错起来是众人遭殃。因为他有权力，一切主张可以形成政令，一竿子插到底，不通也得通。如果错用了这种权力，便不能不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中国某些领袖一再炫耀优势和力量，原因在于他们看不到国内阶级的新变化，还用老眼光看问题，把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冲突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是“敌对势力”的挑动。这势必得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刘少奇是清醒的。他认为敌我矛盾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便突出了，这是好事情。人民对错误不抵抗才是坏事。由于工作中的失误，群众起来闹事，坏人乘机捣乱是有的，即使这样，也要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敌我问题。只要没有危险，也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敌我问题。“如果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这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如果是敌我矛盾，就发生谁是敌人这个问题，是人民是敌人，还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是敌人？”可悲的是，当年被当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人，一朝得势，也要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下半部分见留言区）照片为何爷与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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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八：何家栋（1）下面首次公布的照片，与习仲勋、杨尚昆的合影，何家栋却站在C位上，何爷何以如此？ 1959年冬，何爷心生一念，这一念不打紧，却像蝴蝶震动翅膀，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习仲勋成为“利用小说反党”之反党集团头目，习近平沦落为黑帮子弟，被少管…… 何家栋何许人？今天的读者恐怕知之不多，即便以前，知道何爷的恐怕也少。但读过《把一切献给党》（秦晖爷称此书当年的影响力之大，仅次于《红岩》）、《赵一曼》、《我的一家》的这一类“红色经典”者不知凡几,署名也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就是何家栋何爷。老茶及凤丫头因年轻时受何爷之恩深重，经常想起、谈起他。今年是何爷仙逝二十周年，自去年起，老茶和何爷的亲属商量，出版《何家栋自述》一书来表达哀思和敬意。尚在编辑过程中，秦晖爷迫不及待要看，并回忆起和何爷交往点滴，感慨万千。李锐有首诗，云：“多灾多难生智慧，求真求实作先锋。大家怀念何家栋，留下一台思想灯。” 老茶先先不说“多灾多难”，还是想从那些快乐的日子开始，照片上的何爷笑容多灿烂，包括习仲勋，吴冷西、钟沛璋都乐开了花（唯有杨尚昆好像有些沉重）那是1979年一个充满希望的秋天。下面⬇️取裁于《何家栋自述》何爷一生，最初、最风光得意的日子是作为刘仁的手下接管津、京，20多岁成为13级高干。作为潜伏京津的地下党，如今江山入怀，还娶了一位北大毕业的资本家小姐，抱得美人归，何等扬眉吐气。晚年他回忆起这段日子，常笑得咳嗽起来：那一段日子，他们这一群“山药蛋”、“土八路”住进资本家的洋房，却不懂抽水马桶为何物，蹲在上面拉屎，不明白要按阀放水冲。 “于是，屎尿就一天天往上积累，眼看快顶着屁股了，就寻些砖头码在坑沿，再踩上去拉；……要出事故了，才一桶一罐地朝屋外搬运大粪。” 接管北京后，城市工作部把杜聿明《新生报》改为全总机关报《工人日报》。因为机构庞大，出现生存危机，全总将何爷调到印刷厂当厂长，来搞“创收”。何爷点子多，除了印报纸，还写书、编书、印书、发行，赚了不少钱。出书得有出版社。那时还是混乱，没有登记、审批的手续。“赵树理是和我们报社一起进的城，在报社住着，供给也在报社领。我就说，让赵树理当工人出版社的社长吧……这个第一任社长，竟然是我这个科长任命的。” 他带领几十号人，一心赚钱……“钞票如洪水，想挡也挡不住……当时用汽车满满地装钞票，运到王府井的老中国人民银行存起来……我的代价也惨重，每天工作20个小时，端个板凳，守在滚动机旁打瞌睡，双眼布满血丝，动不动就瞪眼珠子，像豹子要吃人。” 何爷自认为“自己是个职业革命家，梦想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头号的出版家，出版了一批当时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书。可惜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很快结束，风雨总在阳光后。报社摆脱困境之日，却是出版家灾难临头之时。“三反五反”甫一开始，他就中箭落马，关进小黑屋，成了“大老虎”。从小黑屋中出来后，被清除出党，行政职务一抹到底。让人惊奇的却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又“华丽”转身，成为“红色写手”，成了“畅销书作家的老祖宗”。他记述说：“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书一出来，不胫而走，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吴运铎也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除了《毛泽东选集》，它算得上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畅销书。 1957年反右运动何爷又中了“阳谋”，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定为右派。定案会上，一个个右派上台表态，痛哭流涕，表示悔改，何爷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几次催他发言，他都毫无反应，最后才说了一句：“无话可说。”结果引起公愤。而真正让何先生随之跌到人生谷底的，却是他卷入的《刘志丹》案。《刘志丹》一书是何爷策划的选题，找到刘志丹的亲属李建彤（刘志丹弟媳，刘索拉母亲）组稿……习两次提出修改意见，说要把小说写成“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时代的缩影”。稿成，主管意识形态的周扬对《刘志丹》评价很高，《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也在出版前夕抢先连载，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阎红彦却火了：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该经过中央讨论。还一状告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毛泽东告密，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结果株连了100多位将军，连彭德怀也被扯了进去……习仲勋关了8年，刘景范关了7年，贾拓夫，曾被毛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被迫害致死…… 文革过后，李建彤要求为《刘志丹》一案平反时，习仲勋已复出，还没分配工作，夫人齐心极力反对李建彤申诉，说：“人刚出来你又翻案，再折腾进去怎么办？”李不听，有一次何爷和李出去吃饭，在饭馆碰见齐心，齐心都不敢打招呼。平反后，出版社的编辑给后圆恩寺的习家送书稿，齐心一开门就埋怨：“别写了，别写了，别再找麻烦了！”可见后遗症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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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七：周孝正（1）周爷孝正，自称“口力劳动者”，中国人民大学原社会学副教授，《中国社会问题分析》的讲座在油管上有近450万次的播放量。他的朋友郑也夫曾经记录过周爷的两件趣事：第一件，周爷巅峰期年度演讲二百场。乐在其中，从不计课酬多少。主办方设定两小时，周爷常侃至五小时方才尽兴，钱不多要一文。一次，主办方（一般为各地党校）领导亲临会场，听得着实过瘾，听罢急忙嘱咐下属课酬加倍。小圈子中的朋友面誉周爷：有教无类，诲（可能含有“毁”义）人不倦。周爷明白这是调侃他，不搭腔。但听到沈爷称其为“故事爷”，则一脸肃穆：我怎么是故事爷，我是实干爷。第二件说的就是周爷的实干。 80年代始，停顿了30年的民居建设复兴。北京前三门大街的居民楼首当其冲。周爷躬逢其盛，其所居楼房与长椿街地铁站近在咫尺。楼高十多层，每个楼门内都有近百住户。 80年代乃中国自行车之黄金期，户均两辆以上。一门住户拥有自行车无数。楼中住户下班归来争相将自行车搬进楼门，将门廊堵得难于进出。自作自受，故没有埋怨的理由，更乏改变的动力。唯周爷愤愤已久，每思铲除陋习。其第一招是大字报，正楷端书：为大家出入便利，请将自行车放到门外。张贴数次，毫无效果。逼出周爷的第二招。夜深人静时他出动了，把楼门内的自行车一辆辆搬到门外，而后重新张贴告示，谆谆教导。但第二日自行车就重回楼门内。第二晚，他将自行车搬到更远处，翌日车子照旧归来。周爷较上劲了，拿出杀手锏。深夜一点起身，搬起一辆辆自行车，从地铁站南口入、北口出，两个时辰下来将门内所有自行车都搬到有路障隔离的马路对面。搬毕重新贴出不准放车的告示。翌日晨楼内众生遍寻60米开外，不见各自的坐骑。终于找到车子后，再不敢放进门内。此楼多个楼门，从此只有周爷所在的门廊清爽。家住地铁站附近，虽有大利，也有小弊。譬如周爷这楼房，傍晚后常有男性内急者急匆匆跑出车站，一头扎进某楼门，一泡尿宣泄而出。日复一日，楼门臊气逼人。多人写出告示轮番贴出，收效限于精神宣泄。周爷思忖多日，祭出下策。自费买个水桶，放在楼门内墙角，不求尽驱野尿人，唯愿尿归一桶，减免遍地污秽。郑爷感叹说：星移斗转，人事俱变。如今再无这等故事。原因不一而足：自行车锐减，内急者或许多了正当渠道，周爷也不在此楼了。岂止此楼，这个世上，周爷已是稀缺动物了。但周爷的趣事却在继续，不会稀缺。老茶来补充几个：一、周爷讲课周爷在人大教授社会学。他对学生们说，我学的是物理，一天的社会学都没学过，现在却要给你们教授社会学，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学生面面相觑。周爷自问自答说，其实不是笑话，而是社会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现象？如何解决这些现象？我们来讨论讨论。而后，周爷开始侃开了，从文革的“红八月”，他待过十年的北大荒，去过的地区和国家……一个学期下来，好像故事才是个开头。怎么考试？没有考试。全部给A。系里有意见，怎么能全部给A呢，下不为例！周爷也绝，决定90%给A，10%给B。怎么才公平？由学生抓阄…… 二、周爷打电话周爷新装上电话，特别喜欢给认识的每一个人打电话过瘾。新人见面，就问人家的电话。如果对方没有电话，就让其提供一个熟人的电话。有一日，一个朋友给了陈香梅的美国电话。周爷高兴之极，想想这个老太太的故事多啊，值得好好聊。电话打过去，对方很开心，就聊开了，一聊聊了好几个钟头，周爷还觉得没过瘾。电话费单过来了，一千二百多，是周爷那时大半年的工资。周爷嘴巴痛快了，心却隐隐作痛。三、周爷得罪张玉凤这件事流传较广，越传越邪乎。老茶今天来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有一位画家老曹，在北京朝阳公园开了间画室，请朋友去玩。周爷到得早，在画室内坐定。聊了一会，曹画家起身去外面接张玉凤去了。又有一位爷到了，与周寒暄几句，问老曹哪里去了？周爷随口一句：接老毛的小蜜去了。张玉凤恰到门口，听见了，面露不悦，并没有对周爷发火，而是对曹画家说：你都交些什么朋友啊，这么没素质！周爷一听，坏了，连忙起身赔礼道歉，解释说：张大姐，我是周孝正，人民大学研究社会学的。我说的是“小秘”，秘书的秘，您不就是毛主席的小秘书吗？社会上这些人没有这些知识，他们以讹传讹，传错了，我们要努力纠正过来。张玉凤当然不信这套鬼话，但也不好再发作。席间，周爷频频给张玉凤夹菜，像张玉凤伺候老毛一样去伺候张玉凤，算是给张认错。事后，周爷又玩起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说这世上有两个人对张玉凤道歉、认错：一个是老毛，一个是周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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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浦安修为何要争取“彭德怀夫人”的身后身份👀 1974年深秋，北京301医院14号病房，死亡气息弥漫。七十多岁的彭德怀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昔日横刀立马的开国元帅，如今蜷缩在病床上，浑浊的双眼死死盯着木门，心中藏着最后期盼——想见妻子浦安修一面，这对相伴二十多年的夫妻，已整整十二年未曾相见。侄女彭梅魁急得团团转，一遍遍打电话哀求浦安修，声音哭哑，只求能让伯伯临终前了却心愿。可电话那头的回应格外冰冷，起初浦安修以“问题人员”为由推脱，后来更绝情地说：“不见了，没必要！”在那个政治身份重于一切的年代，恐惧早已在这位北师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心中扎根。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永远闭上了眼睛，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等待的身影始终未出现。这场遗憾的根源，要追溯到1962年的吴家花园。彼时彭德怀被撤职，政治高压下，浦安修心力交瘁，夫妻间的谈话成了生死抉择。彭德怀拿起一个梨，削好后切成两半，“梨”谐音“离”，他沙哑着嗓子对浦安修说：“相信我清白，就别吃；想划清界限，就吃了它。”老战友杨献珍急得劝阻，可浦安修还是颤抖着拿起半块梨，含泪咽下，那苦味直透心底。彭德怀见状，将剩下的半块梨狠狠摔在地上，浦安修头也不回地离开，只留下一句“你保重”。此后十二年，她躲在学校角落，以为划清界限就能自保，却不知这个决定，终将成为她一生的枷锁。 1978年，彭德怀平反昭雪，浦安修穿着黑衣出席追悼会，躲在角落承受着彭家晚辈的冷眼与旁人的鄙夷，有人告知她：“他临终前，或许就想听你说一句‘我来了’。”那一刻，无尽的悔恨席卷了她。从此，浦安修开启了十三年的赎罪之路。她闭门整理彭德怀的手稿，拖着病体辗转南北核实战役细节，将国家补发的工资与毕生积蓄，全部捐给太行山区的学校，坦言“这钱是老彭的，要花在他牵挂的地方”。 1981年，《彭德怀自述》出版，浦安修抱着书放声大哭，这是她赎罪的答卷，也是迟来的道歉。 1991年，浦安修病逝，官方讣告中特意加上“彭德怀同志的夫人”七个字，为这段悲剧画上温情句号，只是那句“没必要”，成了她半生都无法释怀的遗憾。

2周前

接上贴，说孙怀山是赈灾义演活动的得利者。活动结束以后，老茶与其再无交集，孙办事果决，要求文萃公司马上与政协礼堂脱钩。但天下很小，2013年和一位师弟在无锡连园碰面，畅聊大半晚，他居然是孙多年围棋棋友。他说孙告诉他，十八大记者会为何推迟一个多小时，原因是胡锦涛发表离职感言，谈到“退位的同事不要干扰在位同志”时，可能联想起自己在位十年受的多少窝囊气，再也忍受不住，突然发飙，离开会场。习紧追而去，做劝说、安抚工作。再后来，我在波士顿，看到新闻说“孙怀山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被抓，不吃惊，只是感慨系之。人才啊，可惜是在这个绞肉机式的体制里。孙最后被判14年。活动还有一位意想不到的得利者，竟是司机小董。小董对我不薄，当时凤丫头怀孕，反应很大，我把父母从老家请来照顾她，也是小董开车去接站。凤丫头去医院坐检查，大多是得到他的帮助，他开车接送的。有一日，小董（其实是董哥，当时文萃的人都叫他小董）喊我陪他去“天外天”还是“天意”小商品市场购买瓷砖，驱车离开时突然看见路边有数人向我们慌忙招手，于是停车摇下车窗。一人上前说，车的后备厢坏了。我们都下车，去检查，发现并没有什么异样。再回到车上，坐定。董突然大叫一声坏了，他的放在车座旁边的手提包不见了，马上下车寻找刚才那人，不料被几个人围住，问发生什么了。等我们会过神来，那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小董有多少损失，我不清楚，当然想和他分担一下，我给他几百块，他拒绝，我坚持说拿着吧，算我借你的，万一要加加油什么的。我并没有期望他还钱，但他还了，而且非常坚持。活动收官阶段，查账、审计、与政协礼堂脱钩时，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漂亮女生，找小董。但他消失多日，我亦不知其去向。该女子哭诉，她是商人，来自贵州，到北京来谋求更大的发展，董承诺给她找项目，其中一项就是天安门换地砖工程。她借给董不少钱，光打了借条的就有六十多万，平时给他三两万的，根本就没要借条。小董有极大的可能是骗子，但我现在想起他仍然并无恶感。一个骗子居然从不骗我，而且在我艰难时期，倒是反过来给予我不少的帮助，让我觉得他就是传说中的义侠，有点劫富济贫的味道。阎先生是否在活动中得到好处，是否因此和李木匠接上关系，我均不清楚。事后，我们还保持了一段关系。一次是他喊来全国美协、全国书协的人，也叫上我，一起讨论该如何处理美协、书协给慈善总会捐赠的1000多幅字画。我只记得自己的意见：建议到南北灾区几个重点城市搞一个巡回画展，每到一处，大肆回赠书画给当地的爱心企业，暗示慈善总会不同于官府的风格，不忘老朋友。但这个意见完全不被考虑。不久，慈善总会和文化部联合在人民大会堂搞了一场大型演唱会，他邀请我作为慈善总会宣传部的成员参加。我们当时正在做抗洪赈灾纪念封的签名，当然求之不得。在演唱会演出前后，拿到了许多明星的签名，比如我亲自拿到的有刘德华、宋祖英等。宋祖英在一个单独的化妆间，我对她说明来意，她自己给自己化妆，连一个助手也未见，没有丝毫的架子，也不像刘德华那样东问西问，只是很干脆地说好吧，您半个小时之后来取。她一共签了30个纪念封，字如其人，她签名很漂亮，“宋”字的宝盖头亭亭如树冠，不但遮盖下面的“木”，也同时遮盖着“祖英”二字。人如其字，大概是潜意识里总想有个大树来挡风遮雨罢。后来某日，朋友家孩子在我家翻看影集，突然激动起来，大喊：茶叔叔居然与张信哲有合影！我才想起也是那次找他签的名。签名时，孙总说要留证据说明签名的真实性，最好和签名者留影。他拍了不少照片，也送给我一些。其时我当时根本不清楚张信哲是谁，是不是有名气。老茶在这些荒诞剧中得到什么好处木有? 大大的有。其一，是2000块的劳务费，以及政协服务局赠送的一小块木匾，感谢贡献云云；其二，更重要的是因此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江湖里，自己不过是一只随时会被吞噬的小虾米。我迈出了“正心诚意”之关键一步，在一位朋友的鼓励之下，加入教育行当。“人有恩如公子，愿公子不忘。”这位朋友帮我们出了首付，凤丫头非常兴奋有了自己的房子。期间，儿子的出生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刚开始还是那种带有那种“楚虽三户，忘秦必楚”浪漫化的喜悦，后来更多的是承担责任所带来的充实和喜悦。那期间，王德邦接到一个电话，是傅国涌打来的，打听我的情况。那天我和德邦恰巧在一起。我和傅从未谋面，但那时彼此知道。我也知道那时他刚刚获释。我想起摇篮中的儿子，作出了此生中非常后悔的一个决断，我对德邦摆摆手…… 后来听到、看到不少国涌先生的好消息，总为他高兴，直到去年。傅先生过世，我非常悲伤，因为此生似乎再没有机会来弥补当年那个错误的决断。傅先生离去了。他是如何离去的？死亡原因至今仍被掩藏。我再一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荒诞与无奈：一个追寻历史真相的历史学者，却没有人勇敢地站出来帮他向世人揭开他的人生最后的真相。傅国涌先生千古！

2周前

沙叶新为1989年的江泽民文字画像（一） 1989年5月17日日记：“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 日记简略，补充如下：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同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我发言中举了江1987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二）八月份江泽民衣锦荣归上海， 8月6日上午9时的日记：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300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緹、刘异龙、王芝泉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镕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5月18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9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镕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复。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采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正江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钟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摄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時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2周前

谢谢胡爷！老茶出版的一些通俗读物：金雁《倒转红轮》秦晖：拯救德先生上下野夫：故交半零落沈志华：十字路口的抉择

2周前

逃离上海的最后一艘船：一华裔母亲的秘密（图片1)1950年，谢汉兰的母亲（左一）在曼哈顿。作者谢汉兰 1950年代在新泽西一个小镇长大时，作为镇上少数几个亚裔孩子之一，我经常听到“滚回你老家去”这样的话，这让我对那个从未去过的、叫做中国的地方很好奇。但是每当问起母亲在中国度过的青春岁月，我总是得到同样的敷衍回答：“那是战争年代，都是不快乐的回忆。” 时间长了，我也不再问了。直到她70多岁时，有一天，我们在她的小公寓里吃晚饭，我又重提了童年的旧话。“可惜你不想给我讲讲中国的外公外婆，”我嘟囔了一句，并没指望得到回应。但这次，妈妈放下筷子说：“好吧，你想知道吗？我来讲给你听。” 温和的母亲开始讲述她的故事，我听得出了神，她的声音如此清晰有力，以至于我坐在那里，不敢出声，生怕我的任何声音会打断像一本故事书一样在我面前展开的叙述： 1935年的一天，当时只有6岁的母亲爬到她父亲背上，准备从他们住的泥地小屋出发，去大约200里地外的苏州。她只知道家里人叫她“小妹”，她当时非常高兴，因为爸爸在这次特别的旅行中选了她，而不是她的哪个兄弟。她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在火车上，她坐在父亲的腿上，着迷地看着车窗外掠过的稻田和农舍。到苏州后，街上穿着漂亮衣服的男男女女，以及推销香烟、蚊香和老鼠药的鲜艳海报上烫着头发的女人，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坐着一个老头拉的木车，穿过迷宫般的小巷，来到一家小店。小妹站在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小贩，父亲则与店主们低声说着什么。一会儿，爸爸叫她过来。店主们让她张开嘴，让他们看看，还对她戳戳捅捅，最后其中一位把她带走。她转过身去找父亲，看到他正要走出店门。 “爸爸！爸爸！”她喊道。他没有回头。陌生人把她推进一个小货房，锁上了门。里面漆黑一团让她害怕，起初她只是小声哭泣，后来鼓起了勇气大声呼喊父亲，直到嗓子变哑发不出声。再后来，她在哭泣中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店主把她放出来，他旁边站着一位美丽的女士，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长像不错，就是个子小点儿，也太瘦了，”那位女士低声说道，她的声音并不刻薄。店主说了几句让那位女士放心的话。女士显然满意了，她带小妹坐三轮车来到一个热气腾腾的澡堂。一名服务员脱下小妹单薄的衣服，准备把她放进在一个装满热水的浴缸。小妹向后退缩：因为她从来没进过这么大的澡盆，她害怕他们要煮她。洗完澡后，服务员给小妹穿上了比她以前穿的所有衣服都更柔软、更精致的衣服。“不错，”那位美丽的女子说，她的语气听起来很满意。“从现在起你可以叫我妈妈。”就这样，小妹开始了在养父母家的生活。讲到这里，母亲停顿了一下，审视着我的反应。我只能惊讶到语无伦次。“我什么都记得，”她说。“那是我这辈子最难过的一天。”她继续说到深夜，然后又说了好多天，挖出她深藏心底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痛苦。1937年8月日本侵华后，她跟随新妈妈逃到“东方明珠”上海，和100多万难民一起涌入该市的国际城区，那里是上世纪鸦片战争的产物。难民们认为，这些外国飞地会是安全港，因为日本当时尚未与美国和英国交战。但残酷的日本占领带来了饥饿、死亡和破坏。我的母亲——她的名字是冰（音）——学会了看到街道两旁的尸体和垂死的乞丐就绕着走。（图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被父母遗弃的冰·贝琳·吴没有童年的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48年，当时她19岁。几个月后，她乘坐她认为是解放军1949年5月攻占上海之前的最后一艘船逃离上海。ZIA FAMILY 1945年日本投降并没有带来任何喘息，执政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反叛力量之间的战争不断升级。随着政府崩溃，以及解放军向上海逼近，城市的富裕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政府支持者——他们占该市六百万人口的四分之一 ——都被一个问题煎熬：他们是否要放弃自己的家园，逃到异国他乡？或者说，他们应该留下来，面对据说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嗜血的大敌吗？到了1949年中，共产党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任何有办法逃跑的人都逃走了。难民中也有我的母亲，她乘坐由美军运兵船改装的戈登将军号的三等舱，在海上航行了24天。1949年5月28日，也就是共产党占领上海三天后，戈登将军号抵达旧金山。母亲讲的每件事都引发我冒出几十个问题。我开始采访其他从上海来的流亡者，他们都是新中国诞生那段动荡时期来到美国的。我很快发现，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一样，有一种熟悉的步调：在同日本的多年残酷战争中经受可怕的痛苦；在崩溃的政府治理之下，过着混乱的生活；躲避革命的人群导致飞机超载以至于无法清出通道，火车挤到人们要紧扒着车厢侧面和车顶；疯狂的人群涌向上船的踏板，导致有人被踩踏致死。幸运逃脱的人都相信，自己乘坐的是最后一班离开上海的轮船、飞机或是火车。但离开上海仅仅是个开始。大多数移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受欢迎…… 《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逃离毛泽东革命的中国人的史诗故事》是由华裔作家席嘉琳（Helen Zia，又译谢汉兰）撰写的非虚构著作。

2周前

接着上贴聊人物。正在为聊谁踌躇之际，接到一个X上小友发来的信息，推荐一部奇书，是Lan Yan的THE HOUSE OF YAN.阎明复的女儿阎兰写的《阎家》。据说其中有不少趣闻➕迷雾，比如江青被自杀。阎先生算是我的旧识，亦是故人（故去的人），写写无妨。边写边回忆，还是从头写起。老茶九十年代的下半部基本是“混在北京”。1997年香港“沦陷”的时候，凤丫头也怀孕了，我鸭梨山大。一位名胡ZHONGQI的大姐那时经常给我些机会，赚些外快。胡姐湖北人，当时是风姿犹存的徐娘，带我见过一些大小人物，我给她做秘书，作记录。 1997年，她搞定了一件事情，和全国政协礼堂合作，成立了北京文萃拍卖公司。当时的全国政协机关服务局的局长是孙怀山，也是团派成员，后来当上中央委员，再后来进了秦城，此是后话。全国政协礼堂原是张学良父子的旧宅，此时已经大规模改建，富丽堂皇，在正中间还有一间阳光房，房内放的是张家旧物，据说是为张学良保留的，盼望他回来走一走。文萃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全国政协礼堂，面积不算大，据说是一间厕所改造的。我对胡姐说，好兆头啊，文萃的汉语首字母不就是WC吗，这是找对地方了啊。当然，政协礼堂还有其他的许多间厕所，有一天我小便时突然发现站在旁边的居然是霍英东，他半天都没尿出来，也不便和他聊聊。文萃该干点什么呢，大家开始“密谋”。我记得我策划的方案是“按照李瑞环主席提出的把全国政协办成委员之家的要求，文萃为委员们提供书画、古玩等交易服务”巴拉巴拉。似乎这个成了当时公司的定位，但并没有具体实施。我当时是兼差，不是事事参与。有一天胡姐把我喊去，和孙怀山以及“希望工程”的李宁在政协礼堂吃饭，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约是98年夏季。胡和希望工程有一些过节，孙原来在团中央工作，来做调人，解纷息讼。我现在完全对李宁没有印象。扯完正事之后，孙闲聊起，最近陪李主席去了一趟东北看望灾区民众。原来我们一直劝他去南方灾区去访贫问苦，他不同意，说不去抢风头。没想到东北也发了大水，所以他同意去了，去了以后动了感情，带头捐了五万，据说可以盖间农民房，并放话说会给黑龙江盖1000间这样的房子。没想到的是，回来在政协委员中募捐，搞了半天，只募捐到三五百万，气得李主席大怒，说要取消中东及以色列的访问，把结余下来的钱捐给黑龙江。 “这趟访问能花多少钱？” “两千多万吧。” 我大吃一惊。孙提出，政协委员们，包括赵朴初老、启功老等捐了四十余幅画，文萃能不能搞一场拍卖? “那目标价是多少？” “八百万？” 胡姐看看我，我觉得没太大问题。餐后我们几个人商议，提出搞一场全国政协委员义演义卖的活动。我写出请示，孙看了，大赞，说一个字都不用改。后来他还问胡姐我是不是党员，似乎有意调我去政协工作。我听后大笑，自知自己底子潮，连名字都是假的，怎么可能？很快，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的批复下来了。而且，把800米的书画室清空，接了100部热线电话。有了这个批复，那了不得了，各路大神都包围上了。不几日，中央电视台同意直播这场晚会，还说主持人们很踊跃，赵忠祥那时摔断腿，也自告奋勇来当主持。无锡小天鹅给文萃打款300万，作为活动费用，要求仅仅是作为活动的协办单位。这一切让我眼花缭乱。场面搞这么大，到底能不能募到钱呢？那时各地捐款已经搞了不知多少轮了，还有后劲吗？我心里打鼓。我去了全国慈善总会，和宣传部部长张某（四川人）接上头，部长一听，很兴奋。 “你等会。”他说。不一会，他把我带到阎明复的办公室。这是我和阎爷的第一次见面。实话说，有一点紧张，没敢左顾右盼。但不用左顾右盼，就能在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发现居然摆有香案，供着观音菩萨，还香烟缭绕。我说明来意，并把我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阎爷非常敞亮，他说慈善总会对此一定大力支持，作为协办单位。我建议说，我看到许多大企业捐款给慈善总会，能不能让捐款从晚会上过一过，这个对企业家有好处，至少可以得到一幅字画。阎爷说没有问题。 “能有多少？”我问。阎爷看看张，张说：“能保证两千万。” 我很满意。（待续）注：别喷我哈，老茶讲这个一波三折故事，亲身经历，非常有鸭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