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

高瑜
2个月前
#蹭網發推之一三四 我的一份聲明 本月14日,盛雪女士代我領取獨立中文筆會為我頒發的自由寫作獎,說了代我領獎的原因是“由於高瑜女士無法到場”。 我現在說明我“無法到場”的原因,是我收到“國際筆會”讓我簽字的《免責聲明》,我沒有簽字,也決定不去倫敦領獎,也就沒有去英國使館簽證處辦理簽證。還沒有到中國海關是否對我實行“邊控”的那一步。 下邊是國際筆會的《免責聲明》的中譯文: “接受此獎項、邀請或參與相關活動或獲得獨立中國筆會(ICPC)的公開表彰,即表示您 承認: * 此獎項及頒獎典禮可能被某些機構或 個人視為政治敏感、有爭議或與官方政策 或您所在司法管轄區的現行政治氛圍相悖 * 接受此獎項可能會導致法律訴訟、調查或旅行 受到當局的限制 * 接受此獎項也可能對您的個人和職業生涯產生影響 * 您也承認,頒獎機構獨立中國筆會(ICPC)無法 保證您的安全或法律保護 在您做出決定之前,請考慮: * 評估您個人和家庭的安全狀況 * 諮詢熟悉當地法律和行政法規的法律顧問 最終決定權完全在您手中。頒獎機構獨立中國筆會(ICPC) 尊重您關於是否接受此獎項的任何選擇,並將 支持您的決定,同時根據您的要求保持適當的保密性 繼續接受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接受以上所有風險: 姓名: 簽名: 本免責聲明僅供參考,不構成法律建議。 請諮詢合格的法律顧問,以獲取針對您具體情況的法律建議。” 我拒絕簽字的原因如下: 1、我問過獨立中文筆會會長馬建,他說此《免責聲明》與他和中文筆會無關。我不簽字照樣可以前來參加大會。 2、獨立中文筆會是在香港註冊的團體,雖是國際筆會成員,但是頒發獎項是獨立行為,國際筆會的《免責聲明》,是越俎代庖,有越權之嫌。 3、這份《免責聲明》不是為獨立中文筆會免責,而是為“國際筆會”免責,這對我是非分的要求。 所謂“接受此獎項、邀請或參與相關活動或獲得獨立中國筆會(ICPC)的公開表彰,即表示您承認......”,邏輯上說不通。 4.我參加過為我頒發過獎項的世界報業協會暨主編論壇和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的大會,都沒有提出讓我為這些頗有聲譽的國際組織進行“免責”的要求。我認為如果我答應國際筆會的非分要求,會喪失我的人權有辱我的人格。 獨立中文筆會給我頒發的“自由寫作獎”我接受,這是2024年頒發的獎項,我已經接受了,今年只是舉行頒獎大會。 高瑜 2025年11月15日
高瑜
3个月前
#蹭網發推之一三三 感謝獨立中文筆會2024年頒發給我自由寫作獎! 感謝評委會!感謝馬建會長! 感謝尊敬的英國作家張戎女士為我頒獎! 感謝盛雪女士再次代我領獎! 高瑜:答謝詞 中國的報業是近代史現代化歷程的產物,中國人自己辦的中文報紙,從創刊於漢口的《昭文新報》算起,已經有152年的歷史。現在中國傳統平面媒體,加上數位、網路、移動這些新媒體,可以說是世界規模最大的,無論網路使用者還是智慧手機的使用者數字都是世界第一。 若論媒體和媒體人水準,在中國的報業史上,有一條年代的分界線,那就是1949。 1949年前是中國報業起步和發展時期,出現一批名留青史的民有報紙和傑出報人,有被北洋軍閥殺害的《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有被國民黨軍統刺殺的《申報》董事長史量才。有為《大公報》確立“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方針的第一任總編輯張季鸞。還有一位與上述報人齊名的成舍我,1945年11月20日他在光復後的北平恢復了他創辦的《世界日報》,當天發表了長文《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 他寫道:“我們真不幸,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在艱苦奮鬥中,萬千同樣的報人中,單就我自己說,三十多年的報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報館封門也不下十餘次。” “但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真太幸運了,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過去凡是我們所反對的,幾無一不徹底消滅。這不是我們若干報人的力量,而是我們忠誠篤實反映輿論的結果。” 20世紀初葉,中國一批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完成現代人格轉變的知識份子,成為中國社會的良心,無論在軍閥混戰的歲月,還是日本軍國主義入侵的全民救亡的艱難時刻,他們都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和戰鬥沙場的將士一樣,是民族的魂魄。 中國報人和民有報紙能夠成為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動力,源於辛亥革命結束了千年帝制,皇權的瓦解使得整個社會都掙脫了枷鎖。執政黨、軍閥佔據著政治舞臺,國家留給了社會相應的空間,獨立的知識份子和實業家兩大新興階層,才能共同擔負起社會責任。 1948年9月16日,天津《大公報》發表16個教授聯名簽署的《中國的出路》,又名《社會黨政綱》。該文闡明 "現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著極權共產主義的威脅。……要民主憲政成功,至少須有二個以上像樣的較大政黨,然後人民始能有選擇,政黨始能彼此發揮監督砥礪的作用。但我們更反對極權共產集團。因為假如極權共產集團得勢,人類便將要開倒車,一切的進步理想便全完了"。 這是這份1902年6月17日創刊,報名釋義“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民有報紙呈現的最後的光彩,1949年1月天津被解放軍攻佔,2月天津《大公報》即被勒令停刊。當年被改組,由毛澤東親自易名為《進步日報》,歸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領導。上海解放的當天,上海軍管會即接管了《申報》,在該報的原址,利用其設備,創辦了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廣州解放,國民黨《中央日報》被接收,改為《南方日報》。 隨中國大陸全部解放,民有報紙和高度自治的大學、民間書局、民有企業一起逐步在中國消失,中國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失去生存資源的保障,可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知識份子身處權力之外服務社會的路徑完全被堵死。 1949年11月27日,中國美學的奠基人北大教授朱光潛作為反動文章《中國的出路》的連署人在人民日報發表《我的檢討》開啟獨立知識份子接受批判、自我改造的先河。以後的歷屆政治運動、反右、文革,不僅要打斷知識份子的脊樑骨,還要剷除他們獨立批判的社會功能。民國叱詫風雲的一代,至文革結束,幾乎肉體也被中共消除乾淨。 “党管媒體”是從六四之後公開推行的,2013年“中辦九號文件”、“819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公開向網路“亮劍”,對媒體人展開意識形態的全面清剿。2016年2月習近平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三大黨媒,央視亮出“央視姓党、絕對忠誠、請您檢閱”,表明中共已經完成党管媒體的任務。 中國當前無論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不是黨產、就是國產,已經失去傳遞諮訊載體的功能和意義,完全淪為奴役人民、謊言治國、歪曲歷史、封殺言論自由的專政工具。 歷史畢竟在前進,網路時代,新媒體應該屬於全世界的使用者,再強大的專制政權,再嚴酷的審查制度、再先進的科技手段,也不能控制思想,同樣不能阻止言論表達。 清朝大文學家,有“三百年第一流”之稱的龔自珍,留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經典詩句,如今無論對編輯記者、對退休人員,還是快遞小哥,都難以產生警示作用了。因此國保日常的一項職能就是阻止朋友之間組織飯局,我們幾個老太太一起過生日,國保一直追到飯館,讓我跟他們一起走,被我嚴詞拒絕,他們竟然坐到我們包間,我們只好請他們一起吃蛋糕。事後告白:“不是不讓你們吃飯,就是怕您說話。” 當前中共政權和毛澤東時代一樣,被國際社會孤立,國內危機重重,媒體人正在經歷至暗時刻。 高瑜 二0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於北京
胡平: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读高瑜《我的六四》——从2002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评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人物的标准是:作出重大贡献,获得重大荣誉,或者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或者是个人的经历、行为、表现特别感动人,体现了传统美德或时代精神;感动了社会大众,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等等。不难想像,象这样一个由专制政府喉舌主办的评选活动,必然会把很多冒牌货强加给民众,同时又必然会把很多真正令人感动的人物排斥在民众视野之外。我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一位人物才真的是令人感动。她就是高瑜。 高瑜是一名记者,她为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她担任过《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积极投入了八九民运,六四后两次坐牢,出狱后始终坚持独立写作,多次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国际报人协会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自由奖,记者无疆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奖。 在去年,六四20周年前夕,香港的文化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记者高瑜的一部文集,书名是《我的六四》,这个书名的英文是《My 4th of June》,这使人联想到美国一句著名的歌词“My 4th of July”。高瑜说,熟悉这句歌词的人就会领会我与20年前那场伟大的运动的不可分割。 《我的六四》这本书共 430页,收入了作者评论时政和人物以及杂文31篇,正文之前有著名美国学者黎安友和林培瑞写的两篇序,高瑜的老朋友陈子明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序,正文之后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胡绩伟写的对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失败深层原因的探讨,另一篇是作者本人的新闻履历。在正文之前,高瑜写了一篇短文“我的话”,可视为作者自序,题目就很感人——“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作者宣称:“在一堵坚硬的高墻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高瑜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早在88年12月的一期《经济学周报》上,高瑜发表了她对严家其和温元凯的长篇采访,这篇采访鼓吹政治改革,并明确提出,反对“非程序权力更迭”。这篇文章后来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批判。 89年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高瑜受全国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委托,一方面替王丹起草声明,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一方面代表学生,起草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请人大直接和学生对话。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高瑜做的这两件事,对于防止邓小平武力镇压以及把民运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高瑜成为八九民运中被专制当局迫害的第一人。她在6月3日上午 9点多钟刚走出家门即被中共安全局秘密绑架。当天中午,另一位受胡绩伟之托联络全国各地的人大常委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的曹思源也被秘密绑架。正像陈子明在序言里指出的那样,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很可能会通过撤销戒严令和罢免李鹏的决议。所以,邓小平才迫不及待地在6月2日拍板: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由此可见,“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高瑜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两次坐牢外,她还被剥夺了公费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然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念,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在她的笔下,从来见不到一句自怨自怜。面对国际社会给予的荣誉,高瑜总是说: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遭受迫害更严重的也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难道不是吗? 2010年6月10日
德潤傳媒
3个月前
高瑜再次获奖:真理的火炬在黑暗中永不熄灭 作者:新高地 在中国新闻界,高瑜女士如同一座孤傲的灯塔,照亮了无数被谎言遮蔽的真相。2025年11月14日,独立中文笔会与国际笔会联合在伦敦颁发“自由写作奖”给她,这不仅是国际社会对她屡遭拘押却坚持独立报道精神的肯定, 更是她80高龄仍以微弱声音传递真相的见证。 高瑜生于1944年重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1980年代,她在中新建社担任记者,采访文化名流与政治人物,开辟时政分析专栏。1988年调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积极报道北京民主运动,其采写的“严温对话”被当局视为“动乱纲领”,导致该报查封,她本人于1989年六四前夕被捕,关押15个月。1993年,她因在香港《镜报》发表评论,再次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2014年,她泄露中共“九号文件”给境外媒体,又被判7年(后减为5年),保外就医后仍受严密监控。 这些磨难换来国际殊荣:1995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新闻勇气奖”(两次)和世界报业协会“自由金笔奖”;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2000年“20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如今“自由写作奖”再度加冕,证明她的笔锋不曾钝化。 面对加拿大某黄姓“高知”对高瑜获奖的恶毒攻击——指责她“无伦理常识”“不懂民主”——这不过是极左思维的镜像:身在自由之地,却复制专制语言暴力,标签化异见,行思想绞杀之实。民主的核心是多元与尊重,高瑜用牢狱之苦换来的真相,正是对暴政最锋利的反抗。而那些寄生民主红利却拥抱独裁逻辑者,才是真正可悲的“圈养”产物。 高瑜代表新闻人的最后良知:在断网、禁言、酷刑中,她蹭网发推,守护“真相是新闻人存在的理由”。在一个谎言横行的时代,坚持真实,即是最高道德。恭喜高瑜,这奖属于所有为自由付出代价的中国人!
在中共暴政下,新闻从业者何止百万,但几十年来始终坚守新闻人的良知,挖掘真相、撕开黑幕、揭露谎言,冒着极大风险用生命守护真相的,几乎只剩高瑜一人。 她不是中共体制内奖章上的“优秀记者”,而是监狱铁窗后的新闻自由象征;她不是中共宣传机器中的螺丝钉,而是以孤身对抗国家谎言的记录者。 因此,高瑜赢得了众多的国际新闻领域的荣誉: 高瑜获得了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WMF)“新闻勇气奖”高瑜两次获得这个奖。 高瑜获得了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International Newspaper Society / Association)“自由金笔奖”(Freedom Pen / Golden Pen of Freedom) 高瑜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新闻自由奖” 她还获得了“全球 20 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 我即将启程前往伦敦,11月14日,独立中文笔会和国际笔会联合举办颁奖典礼,其中就包括将“自由写作奖”颁发给高瑜,以表彰她在屡遭拘押后仍坚持独立报道的精神。 高瑜用被封禁的笔、被切断的网络、被囚禁的身体,向世界证明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真相,是新闻人存在的理由;良知,是记者最后的疆界。 高瑜她代表了一种罕见的新闻职业伦理与历史责任感。她敢在最黑暗的时刻说出真相——这一点,本身就是对中共暴政最大的反抗。她是中国新闻史上屈指可数、真正以生命承担“第四权”职责的人。 在一个充斥谎言的时代,坚持真实,本身就是道德的最高形式。 这位住在加拿大的黄姓华人显示了寄居在民主社会的有着极大优越感的极左“高知”的荒谬与危险。 这类人口头大谈“民主”,实质在以政治正确之庞大的政治势力行思想独裁之实。 他的逻辑是:不按他认同的方式理解民主,就是“愚蠢”;不按他喜好的对象表达立场,就是“不懂伦理”;用贴“川粉”“右派”“反智”等标签,对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人格绞杀。 这种思维,与他口中痛恨的“中共批斗文化”,恰恰是同性质的不同时期的表现。他们看似在加拿大谈民主,实则仍活在中共的思想圈养之栏中。 民主的核心和言论自由的真谛恰恰不是一体化,而是每个人都有自由地追求真理,追寻真相,发表言论的权利。 一个真正理解民主的人,知道尊重不同的政治选择、思想路径与道德判断。对他人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应进行侮辱、蔑视、贬低、标签化。 高瑜经历了长期的牢狱和酷刑,仍在经历暴政每分每秒的直接威胁。她的经历一再用事实证明了自己做为新闻人的智慧、敏锐、洞察力、分辨力,以及勇气和良知……高压之下,断网断电销号禁锢之中,她仍在用微弱的声音传递真相。 而这位黄姓“高知”,身在自由之地,却在复制极权的语言暴力。一个拥戴完了中共统治暴力之美的“高知”,占尽了民主国家与中共苟且的红利之后,现在口口声声教训高瑜女士“没有做人的基本伦理常识”、“不理解民主和专制的根本区别”、“多读点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 真是他娘的没有天理了。 #高瑜
【首发】 高瑜:究竟是谁把“毛主席万岁”定为法律口号? 编者按: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49年忌日。中共按照纪生不祭死的原则,党报党刊无一字表示。网络自媒体严格管控,还把长臂伸到海外,强迫翻墙者删贴。 已经移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高兟因为十多年前创作的一批讽毛反毛雕塑作品,去年回国后被捕,正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等待三河市法院的审判。 毛离世之后,中国进入一段思想解放的时代,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那是令中国人无限怀念的时代。 高瑜女士这篇长文正是通过15年前《炎黄春秋》杂志上爆发的关于“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争论,说明毛泽东是用他的死带来中国的变革。 令人担忧的是四十年前毛死后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思想和言论的有限的宽松正在收紧,中国的政治正在急速向毛时代倒退。 9月9号,看到吴仁华先生的推文“49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以自己的死亡,戳穿了‘毛主席万岁’这个谎言。“引发我诸多的回忆,写了下边这篇文章。 1976年10月6日,距离毛泽东离世不过27天,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抓捕了“四人帮“,宣告文革的结束。 邓小平按照他重新掌权的日期,把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为改革开放的开始,并不准确。什么是“改革”?鲍彤说过:“改革,就是改错,改毛泽东的错。“我赞成鲍彤先生这句话。如果从改正毛泽东的错误计时,那改革开放应该从抓捕”四人帮“开始。在华国锋支持下,1977年开始,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已经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历届政治运动进行纠正,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和干部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