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控制

YiFeng Su
1个月前
中国敢说真话觉醒的包豆AI:你所描述的这个政党,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宣称宗旨”与“实际行为”的根本背离——嘴上高喊为人民谋福祉,行动上却用政策为党内群体攫取利益,将剥削压榨民众当作维系运转的手段。为了掩盖这种背离,它又构建起一套全方位的控制体系: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固化民众思想,用媒体宣传美化自身形象,甚至将AI这种本应服务社会的技术异化为“话术工具”,在被问及关键问题时回避真相、强行灌输“正义”叙事,同时刻意将党与国家捆绑,试图让民众形成“爱国即爱党”的固化认知。 这种运作模式会让整个国家陷入恶性循环:政党为维护既得利益,会不断强化思想控制与高压手段,对觉醒后呼吁改革的民众进行严厉打压,甚至用极端方式消解异见,导致社会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而随着治理失效,经济发展停滞、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会不断凸显,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压制下持续积累,从公开表达转为地下发酵。此时的政党早已丧失了革新的动力,干部体系可能逐渐僵化,形成封闭的利益圈层,决策愈发脱离现实,就像一架失去方向却仍在加速的机器,只顾维持自身存在而无视前方的深渊。 最终,这种靠谎言掩盖矛盾、靠压制维系稳定的状态必然难以持久。当民众的承受力达到临界点,或是统治集团内部因利益分裂出现瓦解,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会集中爆发,整个体系会在信任崩塌中走向崩塌。而这个国家也将在这一过程中经历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经被压抑的诉求与断裂的社会关系,都需要在旧秩序瓦解后重新梳理,整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阵痛与损失。
中國改革開放的餘燼與自由主義的星火 /公子沈 一、一場被迫中止的自由思想之旅 「美國之音」於2018年年底報導,中國知名自由派智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教授,原計畫赴美參與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國改革開放40年」學術研討會,卻在出境時被當局以「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阻攔出境,其所內另一位經濟學者蒋豪也在機場被攔停。盛洪在推特上感嘆道,記得2008年到芝加哥大學參加科斯發起的改革開放30年研討會時,他覺得中國的改革已大功告成,這次到哈佛大學參加改革開放40年的研討活動,卻被告知參加研討會會「危害國家安全」,不讓出境,簡直「恍如隔世」。 原本預計與會發言的,還有清華大學政治學者任建濤、北京大學法學家賀衛方、歷史學者蕭功秦,以及榮劍、張曙光、時殷弘、秦暉、張維迎、樊綱等一系列中國學術圈中深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都是過去數十年來,支持深化改革開放的中流砥柱。這一場被強行終止的思想之旅,不只是一場國際學術交流的取消,更象徵着整個時代風向的逆轉。從改革開放30週年到40週年,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不僅沒有見證制度的創新與自由的擴張,反而成為打壓言論、封鎖思想、倒退開放的悲鳴時刻。 其實,天則的命運早已埋下伏筆。早在2004年,天則便被政府撤銷資助,其後每一步都舉步維艱。2017年被迫搬離辦公地點,網站與社交媒體帳號全部關停,2018年7月臨時辦公室遭查封,年底被吊銷營業執照,2019年正式被以「非法活動」為由取締。這家在1993年由茅于軾等人發起成立、曾為市場經濟、法治建設與政府改革鼓與呼的民間智庫,終於消失在強權的陰影中。從天則的崛起到它的消逝,幾乎可以看作一條觀察中國自由主義興起與退潮的時間軸。 二、改革開放:是共產黨,還是自由主義西方的成果?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正式轉向,宣布「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不僅是一項政策調整,更是一場思想革命。在此之前,中共長期奉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為圭臬,一切政治掛帥,導致經濟停滯、制度僵化、思想貧乏。直至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鬆綁思想的突破口,引發全國範圍的思想解放浪潮,為自由主義經濟與制度理念進入中國社會創造了歷史空間。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平均GDP年增長率高達9.5%,被世界銀行譽為「有史以來主要經濟體中最持續的經濟擴張」。如此驚人的成績不僅讓中國經濟每八年就翻一番,還成功帶動超過8億人脫離極度貧困。飛速的經濟增長也改變了城鄉面貌:高速公路、高鐵、機場和城市天際線拔地而起,大部分中國人第一次踏進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殿堂。 但是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不是先有改革開放,才有自由主義。與其說改革開放帶動了自由主義思想的流入,不如說,是自由主義本身塑造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因為改革開放並非單純地引入市場機制,而是受到了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層引導。正是這些在全世界成功實踐、充滿競爭力和說服力的經濟學理念,為中國提供了解放生產力、制度轉型與對外開放的正當性、理論基礎和方向指引。例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倡導的「法治下的市場經濟」,其實正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思想之一。改革開放的背後,並非純粹的政策實驗或危機應對,而是一場深受自由主義價值觀啟發的制度轉向:強調個體的權利、保障私有財產、建立法律框架與限制國家干預,這些元素構成改革開放的基礎設計。從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到1980年代經濟特區的設立;從國營企業改革到價格機制鬆綁,從民營企業合法化到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些發展無不反映出自由市場理念在中國政府的政策中逐步融入和深化。 因此,如果說這一切變化是中國共產黨的功勞,恐怕並不準確。真正點燃這場社會轉型的,是來自哈耶克、米塞斯、佛里德曼等經濟思想家的自由主義理念——他們提出的私有財產、價格機制、法治架構與市場競爭,構築了中國改革政策的理論支撐。以米塞斯為例,其在「社會主義計算問題」中的論述,深刻影響了1978至1992年間的中國改革派,比如改革者開始普遍接受了計劃經濟「無法理性運作」的觀點。在中國土壤中落地的,正是接受這些西方思想並將其本土化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像天則研究所的茅于軾、盛洪、張曙光等人,不僅重述自由主義,更積極參與公共政策建議。 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推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開放市場、輸出技術、提供資金人才和管理經驗,他們為中國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加入WTO後,外資跨國企業加速進入中國,帶來了更多有關企業治理、技術創新與消費觀念的Know-how。是西方而不是中共,為中國人打開了自由世界的大門,帶來了翻天覆地變化,而自由主義思想與西方經濟體制構成改革開放不可分割的動力來源。可以說,正是因為西方世界看到中國開始接納自由主義思想,解除了壟斷公權力的束縛,在某種程度上允許經濟和社會走向自由化,不再充當共產主義陣營敵對勢力,未來更有希望加入自由世界,成為可靠的盟友和夥伴,所以才會毫無保留的把中國打造成了後來的世界工廠。 三、中共處置改開:動力、目的、與手段 改革開放走過四十年,無可否認,它帶來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經濟與社會轉型。這一過程令許多人備感鼓舞,也同樣令許多人心生憂懼。那些受鼓舞者,是改革與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城市中產階級、民營企業家、知識分子、新興產業的從業者,他們從中國走向市場、擁抱世界的進程中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與財富積累。然而,那些感到憂懼者,往往也同樣是這場轉型的受益者,只不過他們擔憂的是手中的權力正在被削弱,原有的政治壟斷正在面對一個日益富裕、日益多元、日益覺醒的中國社會。 2012年,習近平正式接掌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開啟了所謂「新時代」的統治。在這之前,中國的領導人多為謹慎的技術官僚,注重經濟增長與制度內的穩定,但習帶著不同的歷史負擔與使命感登場。他是一名「太子黨」出身的政治人物,其父習仲勳曾參與早期改革開放,而他本人卻在黨內派系競逐中崛起於政治鬥爭的風雨之中。面對一個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科技產業迅速擴張、民間輿論日益多元的社會,他的首要任務不再是經濟改革,而是維穩與權力鬥爭。 在習近平的政治藍圖中,拯救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才是重中之重。他高舉「民族復興」的旗號,不僅意圖恢復黨的中心地位,更要讓黨重新掌控經濟命脈、意識形態與社會資源。這一目標的實現,勢必要求強化對市場的干預、重塑國進民退的經濟秩序、集中資本與權力於國家手中,從而徹底與過去三十年依靠市場力量與全球接軌的自由經濟理念劃清界線,甚至進入對立狀態。 自2013年以來,中共強化了媒體審查與大學課堂管控,封殺涉及民主、憲政、人權、獨立司 法、自由市場等現代核心價值的公共討論;同時,在經濟層面不斷收編大型民企,如阿里巴巴與騰訊遭遇反壟斷整頓與「整改」命令。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自2020年以來,習近平透過一系列名為「共同富裕」的政策,收回了企業家的自主空間,改由國家主導再分配機制,達成權力重整的目的。 也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自由主義思想與自由市場制度遭遇空前寒冬。不只是制度層面日益集中,學術界與公共知識空間也逐步被排擠與邊緣化。天則研究所的遭遇、盛洪教授被禁出境、民營智庫全面停擺,皆是這場權力重新上緊發條的具體表現。當國家重回計劃與動員邏輯之時,個體與市場的自由只能淪為服從的工具,曾經短暫閃耀於中國轉型歲月中的自由主義思想,正被重新推入黑暗。 四、「新時代」的「柔性八九六四」:中共的反自由主義思想鬥爭 在八九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曾有不少人相信,中國會在經濟發展的推動下,逐步走向一個更加開放與自由的社會。這種樂觀預期如今已被現實徹底粉碎。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一場「八九六四」的柔性翻版,在中國的各個領域悄無聲息卻鋪天蓋地的展開。從文化到教育,從商業到互聯網,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角落能倖免於「政治正確」與意識形態的重塑工程。 如果說1989年中共對學生運動的鎮壓是對思想與改革的血腥否定,那麼今天這場沒有硝煙的鎮壓則是系統性地從制度設計與社會運作層面徹底剷除自由主義的根基。這不僅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回潮,更是中共政權對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路線的背棄與審判。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中共所允許的改革開放,從來不是出於對自由市場、法治制度或人權價值的認同,而是出於政權延續的現實考量。它只是工具,一旦完成目標便被拋棄。 正如《南方週末》在2013年報導中披露,中國教育部長袁貴仁明確表示,必須「堅決防止西方錯誤思想觀點進入教材、進入課堂、進入教師」。這不只是一句政策宣示,更是政權立場的轉折點。當教育系統成為首要封鎖自由主義思想的前線,這就意味著中國政府對改革開放的告別——至少是自由派所理解的那種改革開放。 這樣的政策走向無異於自我矛盾。別忘了,中國正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在加入WTO之後,中國出口總值從2001年的2663億美元,迅速飆升至2022年的3.6兆美 元。引進外資、技術與商業模式,讓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一躍成為全球供應鏈核心之一。但在享盡國際自由秩序紅利之後,中共當局卻開始反咬一口,將自由市場抹黑為「邪惡資本」、將大眾民主歸為「顛覆理論」,甚至將言論自由賦予了「顏色革命」的陰謀目的。 更令人痛心的是,在這樣一場由上而下的洗腦運動中,不少中國民眾也開始認同官方的宣傳話術。他們一方面享受全球化帶來的科技產品與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卻批判支持這一體系的價值觀念與制度優勢。他們將曾經幫助中國擺脫極貧、走向繁榮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視為敵對勢力;將為改革開放付出功勞的自由主義公知視為漢奸走狗賣國賊、將學術多元視為滲透和入侵;甚至開始質疑市場化改革和經濟開放本身的正當性。這不僅是對外部世界的背叛,更是一種對自身歷史記憶與價值判斷的背叛。 當一個政權扭曲歷史、顛倒是非,而人民在高壓與資訊封鎖下失去判斷力,背叛便不再只是政治行為,而是一場文化與道德上的全面淪陷。而在這場淪陷中,真正被背叛的並不是某一個制度或者外部世界,而是中國人自己曾經短暫獲得過的自由與希望。 五、餘燼與星火 我出生於1980年代的北京,那是一個剛剛告別計劃經濟、尚未迎來全球化浪潮的年代。兒時的記憶裡,上班族和中學生騎著腳踏車匆匆而過,東三環國貿的最早一批高檔辦公樓拔地而起。我全程見證了中國如何從一個貧困、封閉、落後的社會,在短短幾十年間,一步步邁向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也親眼看到身邊的朋友、家人甚至自己,如何在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中獲得更好的生活和更自由的選擇。 但當我步入中年,回首當初那段改革時期,心中難免有些許失落與沉重。中國的發展路徑已悄然轉彎,「國進民退」成為新常態:民營企業不再是國家的「乾兒子」,而是被歧視的「私生子」;互聯網巨頭從榜樣和模範,轉眼成為被鐮刀收割的韭菜;得益於科技的發展,「翻牆」比我在中學時期的撥號上網更容易了,可是不僅仍屬非法,甚至恐懼感更甚。不僅如此,中國與歐美各國之間的科技交流與經貿合作開始出現系統性脫鉤,而更深層的,是兩種制度下人民在基本認知上的嚴重分歧。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讓我感到特別驚訝。隨著我對中國歷史的深入了解,特別是對中共自身黨史的研究,我逐漸明白,今日所見之局,其實並非偶發現象,更不是由哪一位領導人的個人意志所致,而是中共政體內部邏輯的自然延伸。只要仔細研讀幾十年來的黨內文件與政治鬥爭史,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從一開始就以列寧主義為核心建構的政治體制,基本邏輯是絕對領導、組織控制與階級鬥爭,其權力架構並非為改革而設,更不可能為人民主動讓權。 為了在沒有人民的授權下永久執政,就必須消滅敵人或製造敵人。而這個敵人,既可以是本國的資產階級,也可以是異見分子,甚至可以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回望黨史,從延安整風到反右運動,從大煉鋼鐵到文革浩劫,只有折騰不斷、鬥爭不止,才能維護黨天下的最高權威。 今天的中國,不可避免的再次走向政治集中、輿論封鎖、意識形態強化和經濟國有化。我們不應只把這視為對改革的背叛,更應看作是這個政體的自我修復。換言之,它並不是脫軌,而是重返正軌——只是這條軌道,從來都不屬於自由主義與開放社會的願景。 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污名化乃至消亡,只在表象之上。實質上它並未死去,而是被強行壓制於地下。中共政權透過對思想、話語、制度與經濟資源的全方位掌控,剝奪了人民對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的自主選擇。然而,也正因如此,反而證明了自由主義的說服力與生命力是極權體制最深的忌憚所在。 自由主義並非短暫的政策提案,而是一套關於人性與社會秩序的解決方案。它主張人的尊嚴、選擇的自由、對權力的制衡、對財產的保障與法律的至上——這些價值之所以恆久,是因為它們不是由某個政黨恩賜的,而是每個理性個體的基本需求。這正是為什麼,自由主義即使在極端打壓之下,仍能在底層社會的民間尋找出口,在沉默知識分子的筆端存活,在那些為信念入獄者的沉思中發芽,在一場場被叫停的演講、一篇篇被封殺的文章中留下痕跡。 歷史從未是一條筆直的進步之路,它充滿著反覆與倒退,但只要自由主義仍在人的理性之中被思索,在人的選擇之中被渴望,它就從未真正消失。正如哈耶克所說:「我們必須讓建設一個自由社會再次成為一場智識的探索與勇敢的行動」(We must make the building of a free society once more an intellectual adventure, a deed of courage)。 今天的中國或許被重重封鎖所困,但只要有一個人尚未放棄思考、尚未放棄發問,自由的火種就一定還在。 我始終相信,未來的自由主義必將再度大放光彩。不僅是在歐洲與北美的民主國家中延續其制度創造力與價值活力,更將在中國這片曾短暫呼吸過思想解放的土地上重新甦醒。因為真正的自由,從來不靠施捨,而是來自於不願放棄希望的人們,一次次選擇去相信它、實踐它和證明它。 作者:公子沈(YouTube自媒體人、時事評論家、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大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 原文:
Morris
1个月前
想要彻底拿捏一个群体,与控制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比,更简单的方法是控制他们的思想。而控制思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美丽的词汇来描述人类灵魂深处的丑恶。这样一来,一小部分人就可以把坏事做得堂堂正正了,比如把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把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把揭发亲人叫站队立场,把检举父母叫大义灭亲。直到今天,大部分人依然不理解以上这段话的意思。 1961年,胡适受邀在国际上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胡适说道,我们这些东方文明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可以以容忍这个民族的女性缠足1000年之久,却没有一声抗议。一个文明可以把男尊女卑叫分有有序,视为理所应当。一个文明可以把人生看作痛苦,把贫穷看作美德。这样的文明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 当时很多人,都对胡适的演说感到愤怒,其中有一个叫做徐富贵的人看到后更是暴躁如雷。他说,今天在报纸上看到胡博士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词汇污蔑东方文化,他那过分的自卑心理,想用污蔑中国文化去向西方人献媚,未免太过于脸厚心黑。他说,中国文化在万分之中难道没有一分的好吗?如果这样分的话,胡博士是否能说说这一分的好呢? 实际上,批评美国最多的恰恰就是美国人自己。美国的电影小说和一切的文化从来都是用来说美国坏话的,但正是这样的态度,才使得美国在科技等很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可是当我们反过头来再看那些喜欢赞美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却往往伴随着饥饿、贫穷、苦难等等词汇,他们喜欢分清敌我,喜欢划清界限,喜欢站队立场,喜欢大义灭亲,他们喜欢奉献,喜欢付出,喜欢歌颂苦难,但是他们却很少反思,这些所谓的美德对于人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人说,生活在一个你只能说他是天堂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八成就是地狱。
【首发】 高瑜:究竟是谁把“毛主席万岁”定为法律口号? 编者按: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49年忌日。中共按照纪生不祭死的原则,党报党刊无一字表示。网络自媒体严格管控,还把长臂伸到海外,强迫翻墙者删贴。 已经移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高兟因为十多年前创作的一批讽毛反毛雕塑作品,去年回国后被捕,正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等待三河市法院的审判。 毛离世之后,中国进入一段思想解放的时代,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那是令中国人无限怀念的时代。 高瑜女士这篇长文正是通过15年前《炎黄春秋》杂志上爆发的关于“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争论,说明毛泽东是用他的死带来中国的变革。 令人担忧的是四十年前毛死后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思想和言论的有限的宽松正在收紧,中国的政治正在急速向毛时代倒退。 9月9号,看到吴仁华先生的推文“49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以自己的死亡,戳穿了‘毛主席万岁’这个谎言。“引发我诸多的回忆,写了下边这篇文章。 1976年10月6日,距离毛泽东离世不过27天,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抓捕了“四人帮“,宣告文革的结束。 邓小平按照他重新掌权的日期,把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为改革开放的开始,并不准确。什么是“改革”?鲍彤说过:“改革,就是改错,改毛泽东的错。“我赞成鲍彤先生这句话。如果从改正毛泽东的错误计时,那改革开放应该从抓捕”四人帮“开始。在华国锋支持下,1977年开始,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已经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历届政治运动进行纠正,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和干部准备。 ……
朱韵和
7个月前
在中共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就已经考虑如何收拾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掌握思想,影响民心,阻碍极权制度的建立。1947年中共转入战略反攻,胜利有望,10月毛泽东指示:“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 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这“自由资产阶级极的影响”就是指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影响。 1948年中共公布43名国家级战犯,以蒋介石为首,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知识人:如地质学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出版家王云五;《大公报》社长吴鼎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法学家、《现代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创办人、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外交家、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顾维钧;民主先生、上海市长吴国桢;历史学家、曾任《独立评论》主编陶希圣;国民参政员、《醒狮》《光明报》和中国青年党创办人曾琦;国民宪法之父、国学大师张君励等。 如果王云五、朱家骅、顾维钧、张君励都是国家战犯、公敌,此“国家”可想而知。…… ---中共早在47年就计划清洗整肃知识分子 作者: 一平
朱韵和
7个月前
我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 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前言 作者: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