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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前

中國改革開放的餘燼與自由主義的星火 /公子沈一、一場被迫中止的自由思想之旅「美國之音」於2018年年底報導，中國知名自由派智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教授，原計畫赴美參與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國改革開放40年」學術研討會，卻在出境時被當局以「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阻攔出境，其所內另一位經濟學者蒋豪也在機場被攔停。盛洪在推特上感嘆道，記得2008年到芝加哥大學參加科斯發起的改革開放30年研討會時，他覺得中國的改革已大功告成，這次到哈佛大學參加改革開放40年的研討活動，卻被告知參加研討會會「危害國家安全」，不讓出境，簡直「恍如隔世」。原本預計與會發言的，還有清華大學政治學者任建濤、北京大學法學家賀衛方、歷史學者蕭功秦，以及榮劍、張曙光、時殷弘、秦暉、張維迎、樊綱等一系列中國學術圈中深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都是過去數十年來，支持深化改革開放的中流砥柱。這一場被強行終止的思想之旅，不只是一場國際學術交流的取消，更象徵着整個時代風向的逆轉。從改革開放30週年到40週年，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不僅沒有見證制度的創新與自由的擴張，反而成為打壓言論、封鎖思想、倒退開放的悲鳴時刻。其實，天則的命運早已埋下伏筆。早在2004年，天則便被政府撤銷資助，其後每一步都舉步維艱。2017年被迫搬離辦公地點，網站與社交媒體帳號全部關停，2018年7月臨時辦公室遭查封，年底被吊銷營業執照，2019年正式被以「非法活動」為由取締。這家在1993年由茅于軾等人發起成立、曾為市場經濟、法治建設與政府改革鼓與呼的民間智庫，終於消失在強權的陰影中。從天則的崛起到它的消逝，幾乎可以看作一條觀察中國自由主義興起與退潮的時間軸。二、改革開放：是共產黨，還是自由主義西方的成果？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正式轉向，宣布「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不僅是一項政策調整，更是一場思想革命。在此之前，中共長期奉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為圭臬，一切政治掛帥，導致經濟停滯、制度僵化、思想貧乏。直至鄧小平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鬆綁思想的突破口，引發全國範圍的思想解放浪潮，為自由主義經濟與制度理念進入中國社會創造了歷史空間。毫無疑問，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平均GDP年增長率高達9.5%，被世界銀行譽為「有史以來主要經濟體中最持續的經濟擴張」。如此驚人的成績不僅讓中國經濟每八年就翻一番，還成功帶動超過8億人脫離極度貧困。飛速的經濟增長也改變了城鄉面貌：高速公路、高鐵、機場和城市天際線拔地而起，大部分中國人第一次踏進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殿堂。但是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不是先有改革開放，才有自由主義。與其說改革開放帶動了自由主義思想的流入，不如說，是自由主義本身塑造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因為改革開放並非單純地引入市場機制，而是受到了自由主義思想的深層引導。正是這些在全世界成功實踐、充滿競爭力和說服力的經濟學理念，為中國提供了解放生產力、制度轉型與對外開放的正當性、理論基礎和方向指引。例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倡導的「法治下的市場經濟」，其實正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思想之一。改革開放的背後，並非純粹的政策實驗或危機應對，而是一場深受自由主義價值觀啟發的制度轉向：強調個體的權利、保障私有財產、建立法律框架與限制國家干預，這些元素構成改革開放的基礎設計。從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到1980年代經濟特區的設立；從國營企業改革到價格機制鬆綁，從民營企業合法化到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些發展無不反映出自由市場理念在中國政府的政策中逐步融入和深化。因此，如果說這一切變化是中國共產黨的功勞，恐怕並不準確。真正點燃這場社會轉型的，是來自哈耶克、米塞斯、佛里德曼等經濟思想家的自由主義理念——他們提出的私有財產、價格機制、法治架構與市場競爭，構築了中國改革政策的理論支撐。以米塞斯為例，其在「社會主義計算問題」中的論述，深刻影響了1978至1992年間的中國改革派，比如改革者開始普遍接受了計劃經濟「無法理性運作」的觀點。在中國土壤中落地的，正是接受這些西方思想並將其本土化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像天則研究所的茅于軾、盛洪、張曙光等人，不僅重述自由主義，更積極參與公共政策建議。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推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開放市場、輸出技術、提供資金人才和管理經驗，他們為中國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加入WTO後，外資跨國企業加速進入中國，帶來了更多有關企業治理、技術創新與消費觀念的Know-how。是西方而不是中共，為中國人打開了自由世界的大門，帶來了翻天覆地變化，而自由主義思想與西方經濟體制構成改革開放不可分割的動力來源。可以說，正是因為西方世界看到中國開始接納自由主義思想，解除了壟斷公權力的束縛，在某種程度上允許經濟和社會走向自由化，不再充當共產主義陣營敵對勢力，未來更有希望加入自由世界，成為可靠的盟友和夥伴，所以才會毫無保留的把中國打造成了後來的世界工廠。三、中共處置改開：動力、目的、與手段改革開放走過四十年，無可否認，它帶來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經濟與社會轉型。這一過程令許多人備感鼓舞，也同樣令許多人心生憂懼。那些受鼓舞者，是改革與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城市中產階級、民營企業家、知識分子、新興產業的從業者，他們從中國走向市場、擁抱世界的進程中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與財富積累。然而，那些感到憂懼者，往往也同樣是這場轉型的受益者，只不過他們擔憂的是手中的權力正在被削弱，原有的政治壟斷正在面對一個日益富裕、日益多元、日益覺醒的中國社會。 2012年，習近平正式接掌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開啟了所謂「新時代」的統治。在這之前，中國的領導人多為謹慎的技術官僚，注重經濟增長與制度內的穩定，但習帶著不同的歷史負擔與使命感登場。他是一名「太子黨」出身的政治人物，其父習仲勳曾參與早期改革開放，而他本人卻在黨內派系競逐中崛起於政治鬥爭的風雨之中。面對一個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科技產業迅速擴張、民間輿論日益多元的社會，他的首要任務不再是經濟改革，而是維穩與權力鬥爭。在習近平的政治藍圖中，拯救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才是重中之重。他高舉「民族復興」的旗號，不僅意圖恢復黨的中心地位，更要讓黨重新掌控經濟命脈、意識形態與社會資源。這一目標的實現，勢必要求強化對市場的干預、重塑國進民退的經濟秩序、集中資本與權力於國家手中，從而徹底與過去三十年依靠市場力量與全球接軌的自由經濟理念劃清界線，甚至進入對立狀態。自2013年以來，中共強化了媒體審查與大學課堂管控，封殺涉及民主、憲政、人權、獨立司法、自由市場等現代核心價值的公共討論；同時，在經濟層面不斷收編大型民企，如阿里巴巴與騰訊遭遇反壟斷整頓與「整改」命令。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自2020年以來，習近平透過一系列名為「共同富裕」的政策，收回了企業家的自主空間，改由國家主導再分配機制，達成權力重整的目的。也正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自由主義思想與自由市場制度遭遇空前寒冬。不只是制度層面日益集中，學術界與公共知識空間也逐步被排擠與邊緣化。天則研究所的遭遇、盛洪教授被禁出境、民營智庫全面停擺，皆是這場權力重新上緊發條的具體表現。當國家重回計劃與動員邏輯之時，個體與市場的自由只能淪為服從的工具，曾經短暫閃耀於中國轉型歲月中的自由主義思想，正被重新推入黑暗。四、「新時代」的「柔性八九六四」：中共的反自由主義思想鬥爭在八九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曾有不少人相信，中國會在經濟發展的推動下，逐步走向一個更加開放與自由的社會。這種樂觀預期如今已被現實徹底粉碎。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一場「八九六四」的柔性翻版，在中國的各個領域悄無聲息卻鋪天蓋地的展開。從文化到教育，從商業到互聯網，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角落能倖免於「政治正確」與意識形態的重塑工程。如果說1989年中共對學生運動的鎮壓是對思想與改革的血腥否定，那麼今天這場沒有硝煙的鎮壓則是系統性地從制度設計與社會運作層面徹底剷除自由主義的根基。這不僅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回潮，更是中共政權對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路線的背棄與審判。事實已經充分證明，中共所允許的改革開放，從來不是出於對自由市場、法治制度或人權價值的認同，而是出於政權延續的現實考量。它只是工具，一旦完成目標便被拋棄。正如《南方週末》在2013年報導中披露，中國教育部長袁貴仁明確表示，必須「堅決防止西方錯誤思想觀點進入教材、進入課堂、進入教師」。這不只是一句政策宣示，更是政權立場的轉折點。當教育系統成為首要封鎖自由主義思想的前線，這就意味著中國政府對改革開放的告別——至少是自由派所理解的那種改革開放。這樣的政策走向無異於自我矛盾。別忘了，中國正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在加入WTO之後，中國出口總值從2001年的2663億美元，迅速飆升至2022年的3.6兆美元。引進外資、技術與商業模式，讓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一躍成為全球供應鏈核心之一。但在享盡國際自由秩序紅利之後，中共當局卻開始反咬一口，將自由市場抹黑為「邪惡資本」、將大眾民主歸為「顛覆理論」，甚至將言論自由賦予了「顏色革命」的陰謀目的。更令人痛心的是，在這樣一場由上而下的洗腦運動中，不少中國民眾也開始認同官方的宣傳話術。他們一方面享受全球化帶來的科技產品與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卻批判支持這一體系的價值觀念與制度優勢。他們將曾經幫助中國擺脫極貧、走向繁榮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視為敵對勢力；將為改革開放付出功勞的自由主義公知視為漢奸走狗賣國賊、將學術多元視為滲透和入侵；甚至開始質疑市場化改革和經濟開放本身的正當性。這不僅是對外部世界的背叛，更是一種對自身歷史記憶與價值判斷的背叛。當一個政權扭曲歷史、顛倒是非，而人民在高壓與資訊封鎖下失去判斷力，背叛便不再只是政治行為，而是一場文化與道德上的全面淪陷。而在這場淪陷中，真正被背叛的並不是某一個制度或者外部世界，而是中國人自己曾經短暫獲得過的自由與希望。五、餘燼與星火我出生於1980年代的北京，那是一個剛剛告別計劃經濟、尚未迎來全球化浪潮的年代。兒時的記憶裡，上班族和中學生騎著腳踏車匆匆而過，東三環國貿的最早一批高檔辦公樓拔地而起。我全程見證了中國如何從一個貧困、封閉、落後的社會，在短短幾十年間，一步步邁向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也親眼看到身邊的朋友、家人甚至自己，如何在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中獲得更好的生活和更自由的選擇。但當我步入中年，回首當初那段改革時期，心中難免有些許失落與沉重。中國的發展路徑已悄然轉彎，「國進民退」成為新常態：民營企業不再是國家的「乾兒子」，而是被歧視的「私生子」；互聯網巨頭從榜樣和模範，轉眼成為被鐮刀收割的韭菜；得益於科技的發展，「翻牆」比我在中學時期的撥號上網更容易了，可是不僅仍屬非法，甚至恐懼感更甚。不僅如此，中國與歐美各國之間的科技交流與經貿合作開始出現系統性脫鉤，而更深層的，是兩種制度下人民在基本認知上的嚴重分歧。然而，這一切並沒有讓我感到特別驚訝。隨著我對中國歷史的深入了解，特別是對中共自身黨史的研究，我逐漸明白，今日所見之局，其實並非偶發現象，更不是由哪一位領導人的個人意志所致，而是中共政體內部邏輯的自然延伸。只要仔細研讀幾十年來的黨內文件與政治鬥爭史，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從一開始就以列寧主義為核心建構的政治體制，基本邏輯是絕對領導、組織控制與階級鬥爭，其權力架構並非為改革而設，更不可能為人民主動讓權。為了在沒有人民的授權下永久執政，就必須消滅敵人或製造敵人。而這個敵人，既可以是本國的資產階級，也可以是異見分子，甚至可以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回望黨史，從延安整風到反右運動，從大煉鋼鐵到文革浩劫，只有折騰不斷、鬥爭不止，才能維護黨天下的最高權威。今天的中國，不可避免的再次走向政治集中、輿論封鎖、意識形態強化和經濟國有化。我們不應只把這視為對改革的背叛，更應看作是這個政體的自我修復。換言之，它並不是脫軌，而是重返正軌——只是這條軌道，從來都不屬於自由主義與開放社會的願景。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污名化乃至消亡，只在表象之上。實質上它並未死去，而是被強行壓制於地下。中共政權透過對思想、話語、制度與經濟資源的全方位掌控，剝奪了人民對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的自主選擇。然而，也正因如此，反而證明了自由主義的說服力與生命力是極權體制最深的忌憚所在。自由主義並非短暫的政策提案，而是一套關於人性與社會秩序的解決方案。它主張人的尊嚴、選擇的自由、對權力的制衡、對財產的保障與法律的至上——這些價值之所以恆久，是因為它們不是由某個政黨恩賜的，而是每個理性個體的基本需求。這正是為什麼，自由主義即使在極端打壓之下，仍能在底層社會的民間尋找出口，在沉默知識分子的筆端存活，在那些為信念入獄者的沉思中發芽，在一場場被叫停的演講、一篇篇被封殺的文章中留下痕跡。歷史從未是一條筆直的進步之路，它充滿著反覆與倒退，但只要自由主義仍在人的理性之中被思索，在人的選擇之中被渴望，它就從未真正消失。正如哈耶克所說：「我們必須讓建設一個自由社會再次成為一場智識的探索與勇敢的行動」（We must make the building of a free society once more an intellectual adventure, a deed of courage）。今天的中國或許被重重封鎖所困，但只要有一個人尚未放棄思考、尚未放棄發問，自由的火種就一定還在。我始終相信，未來的自由主義必將再度大放光彩。不僅是在歐洲與北美的民主國家中延續其制度創造力與價值活力，更將在中國這片曾短暫呼吸過思想解放的土地上重新甦醒。因為真正的自由，從來不靠施捨，而是來自於不願放棄希望的人們，一次次選擇去相信它、實踐它和證明它。作者：公子沈（YouTube自媒體人、時事評論家、畢業於加拿大多倫大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原文：

#中国改革开放 #自由主义 #政治打压 #思想控制 #公民社会

朱韵和

3个月前

赵紫阳:“十四大”前，邓权衡了利弊诸多因素后，看来最后下决心时，主张的倾向性有了变化。邓先倾向于撤换江(泽民)、李(鹏)，后改为江(泽民)、李(鹏)不动。邓此时看来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大问题。不仅此时，恐有长时间了。第一个问题，他身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坚持下去?即能否继续下去?否则，他主张的改革开放错了，会有人起来批判他，将他定为罪人;第二个问题，他身后会提出“六四”问题，邓究竟错了?对了?负什么责任。这两个问题中，看来，邓想得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是世界大潮，中国绝大部份人支持这个主张，别人反邓，很困难。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说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绝不会淡忘。这个问题太大了。邓内心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的。在“六四”问题上，李鹏不用说了，江，在上海也是有账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便是江搞的。邓以为，维持江、李体制，“六四”问题在邓身后，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这种估计，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于处境如此悲惨。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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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Qinglian

4个月前

这现象可以总结为：文学是时代的镜子。三毛年代，是四小龙腾飞的年代与中国改开初期，前所未有的美好生活让追求诗与远方成了时尚。三毛的虚幻描写被一个人揭穿，所有的愤怒都针对这人。十余年前，《欢乐颂》是国人所爱；如今《沙尘暴》成了迷雾剧场的第一受欢迎剧。这部剧我刚看过，社会底层努力向上爬的过程，充满了牺牲亲人的算计，非常残酷。县城底层女子为了“带我离开”这一梦想的全力投入并丢了命，远比唐代话本、明代小说的杜十娘故事更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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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cheng Wang

6个月前

四十年来再回首，神州漫天飞臭虫八十年代中国改开，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佛里德曼指出“中国企图改革，从计划经济回归市场经济，就像把煮熟的鸡蛋还原为生鸡蛋，可能吗？” 我当时年轻气盛，自以为聪明地说“把熟鸡蛋搁那儿别管，放久了就会腐败，新生命不就产生了？” 一语成谶，四十年过去了，改开确实通过腐败手段实现了“生命回归”，但它不是生鸡蛋，而是别的生命，包括大量蛆虫和苍蝇。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自发的经济秩序，计划经济思想武断地打碎了这一自然模式，硬把生鸡蛋煮熟，结果它生不出小鸡来，搞到哪里哪里饥荒遍地，想再还原成生鸡蛋，真是太难了。中国四十年改开确实实现了外观上的经济繁荣，但人心比任何时代都诡诈、败坏，从上到下，臭虫满天飞，共产主义罪孽深重！俄罗斯改制了，诞生一个普京，中国改开诞生一个习歪头，两大臭虫简直是一个妈生的。他自己也经常令人肉麻地说：“我与浦惊是一样的人，我们的心惊人相似”。果然狼狈为奸祸乱天下。臭虫会传播流行性疾病，中国臭虫已经给世界贡献了一场实实在在的世纪大瘟疫，而整个社会的沉疴何时能够复起，几乎看不到希望。再次祸害天下，甚至更严重，不仅可能，而且是正在进行时。人为无力，只能吁天，我们除了呼求造物主上帝，方能从臭虫转成新人，还有其他的出路吗？

#中国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腐败问题

财经数据库

8个月前

年度必看视频，非常值得一看。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演讲：制度与繁荣（中文字幕）。为剥削大众而建立的制度不利于长期增长，而建立基本经济自由和法治的制度则有利于长期增长，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往往更长久。中国改革开放的终结，可以从这里找到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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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神

9个月前

今天下午3点45分左右，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先生逝世🙏 这位民主党总统享年100岁，是美国迄今为止最高寿的总统，但也是美国历史上政绩最差的总统之一。他最为人诟病的是，在其任期内同中共建交，实现了美中关系的正常化，给了中共四十年发展的黄金时间，奠定了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造成了今天红货荼毒世界🌍 卡特在2009年说：在我们宣布建交两天后，邓小平就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计划，这两个事件的影响，在过去的30年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卡特任期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为中共后来武力骚扰台湾提供了法理依据，成为美中、美台关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为后来一系列的美台关系的演变画出了红线，其中包括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对台军售、出兵协防台湾、以及战略模糊等等。这些都为台湾问题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双方都宣称拥有解释权，遗害至今，造成了两岸长时间的军事对立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毕生忠于爱情和信仰，一生清廉如水的平民总统，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吧🙏 卡特总统，一路走好🙏🥹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逝世事件· 23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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