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

1个月前
(第二部分)(11)尽最大可能减少政府掌控资金、资源的分配使用。包括停止由政府主导的各种产业投资项目,停止各种产业补贴,因为这些大部分都存在政府把握不准产业方向的问题,所投入和补贴的往往都是不符合市场需求的,且资金很多都是被勾结瓜分了。还有各种需较多资金投入的基建也尽量改由市场引导、民间资本主导去完成,以避免政府没充分考虑地方发展和民众的需求而乱投入,结果投入大而产出低(港珠澳大桥、雄安新区就是典型的例子),也减少权力在这些资金、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出现腐败。 (12)严格实施党政分离。任何政党不得附着于政府之中,不能在政府各部门和各事业单位里面设立机构,不得依靠政府经费生存和活动,更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以党代政越包代俎。 (13)全面彻底批判、清除文革遗毒,严禁个人崇拜,杜绝各种践踏法治的行为,恢复改革开放,避免再次左转。这样才能让民众、让国际社会对我们恢复信心,从而有利于解决当前危机、恢复社会和经济活力。 (14)坚持选用并依靠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治国理政。坚决不能用做人没原则做事没底线的人、只会听话而没有主见的人、没有专业技能或管理能力的人。 (15)实行港澳高度自治。允许其有不同的体制,尽快恢复其近年来已被严重破坏的自由法治民主机制,对其社会、经济管理不再做干预控制。可加强其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推动好文化融合,但也不必要求其抹去殖民的历史文化遗留而可继续保留作为历史见证。 (16)坚持和平方式推动台湾统一。把坚持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写入宪法,停止对台湾的恐吓、威胁、压迫,废除台独处罚条例,谴责、处罚一切宣扬武统的言行,推动两岸经济和文化交流、合作,争取两岸人民早日达成共识并通过经济文化融合而走向统一。   >>社会改革措施建议: (17)还政于民推行社会自治。尽最大可能减少政府职能,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都给社会组织去协调管理,这样可避免官员不熟悉各领域的专业细节或怀有私心而瞎管乱管。 (18)尽最大可能减轻民众负担和还富于民,让民众休养生息。政府机构尽量精兵简政减少人员缩少开支,从而降低民众供养政府的负担,进而降低税率和各种征税活动。还有政府要爱惜国家的每一分钱,大的投入必须经过广泛的意见征求和讨论表决,不能领导人一人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慷国家之慨随意乱砸钱投各种项目和随意乱给其他国家援助。然后国家各种收入的盈余也多分发给民众,以及多救助艰难的群体,从各方面保障和改善民众生活。 (19)放宽社会管理释放社会活力和民众创造力。尽量放宽对各领域、各行业的监管,只要不是明显违法违规就尽量不管,只要不明显危害社会、不危害他人的都不禁止,而不禁止的大家都可参与,避免过多的监管导致社会失去活力、民众失去创造力。确实需要管理的也减少要求、简化办事手续,以降低大家应对管理的成本、节约大家的时间。还有适当允许公职人员非主观故意或过失的工作出错,避免严厉督责导致大家不敢作为。 (20)实行言论和媒体自由。鼓励自由发言、充分辩论,对言论和新闻媒体不做任何内容限制、不划红线,允许设立媒体新闻机构且不需接受控制,停止新闻发布和书刊出版等的审查。对于言论、报道有造假不实、造谣污蔑、诋毁侮辱、教唆犯罪的可以反驳或通过起诉处理,而不是禁止大家发言。(第二部分)
1个月前
宗凤鸣:江泽民执政(之初),大概是接受了姚依林的观点。姚曾声言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就会四分五裂,认为改革差不多了,要集中治“乱”治“散”;提出要跳出赵紫阳的改革圈子,要跳出西方设计的改革圈子。这就是要“收权”,要“集中”。江泽民则提出要反“西化”、反“分化”,还提出要大反“和平演变”,声称帝国主 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是要搞全面倒退,就是要把已经改革开放的中国强扭回到旧的计划经济轨道上去。 邓小平鉴于改革形势的逆转,首先对姚依林进行斥责:你那一套不行,你不干就让别人干;接着在南巡讲话中发出警告: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才迫使江泽民转回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 另外,邓小平还指出,那几年(指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国经济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又说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于是,社会上有传言,说邓小平又要启用赵紫阳了。 对于这种传言,赵紫阳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邓虽然对这个江李领导班子不满意,但为了“六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着维持江李体制不变为好。邓后来还给万里传话:以后不要逞英雄,还让杨家兄弟(杨尚昆和杨白冰)出局,都是为了给江李体制扫除障碍。 赵紫阳曾对我说,邓小平的信条,是党的领导权绝对不能动摇,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分享。这怎么能使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呢?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单少杰 图:1990年4月17日,赵紫阳在北京的家里。 Reuters
3个月前
李南央新文章:《智慧终将战胜愚蠢》上个月的1月17日,是赵紫阳先生去世十周年的祭日。将父亲在他的《李锐口述往事》一书中谈到紫阳先生的几段话录入在这里,以表达我对他深深的敬仰和怀念: 紫阳谈到,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不是由不发达商品社会转向发达商品社会,而是从高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高度集权配备资源转向通过市场调节,政府权力非常大,这点同东南亚、同南美等国家非常不同。因此在经济改革中出现许多弊病:权力的寻租行为,层层腐败,这些虽然是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不可怕,但是如果坚持这种中国特色,即:经济多元,政治一元,这些弊病便铲除不了,还会越来越大。这种特色甚为可怕,毫无前途,按照此路再走十年,只可能继续腐败下去。腐败问题不从制度着手,解决不了,如不重视,将来不得了,后果不堪设想。 共产党总书记里面有两个人下台时不作检讨: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赵紫阳,但是两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陈独秀当总书记的时候,共产党弱小得很;赵紫阳是管一个国家的事啊!……紫阳为了维护真理,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一直被软禁到死。 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当过陈云的政治秘书,当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他们都各有个的本事,尤其是毛泽东。但是他们跟赵紫阳、胡耀邦没法比……党内好不容易出了个胡耀邦,出了个赵紫阳,这对党来说真得很不容易,对国家和人民是天大的好事。但是那些“元老”们先是把耀邦干掉了,“六四”后又把紫阳干掉了! 面对如今我们国家空气、水源和土壤的严重污染,面对党和政府无以复加的腐败局面,更让我们深深地怀念耀邦和紫阳,痛感他们的下台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伤害! 这个月的16日,是父亲李锐去世六周年的祭日。感谢柴静女士,在这一天播出了和我的对话节目,以纪念我的父亲。我对柴静说: 我爸刚去世时,我对有些人批评他还有一种情绪: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批评李锐没有做。现在父亲去世已经六年了,又经历了官司,这个我看淡了——李锐到底是什么人无所谓,重要的是他留下了这么多的东西。这里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有多少女儿可以这样二十几年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我们父女两个人共同做了这件事——留下了那些珍贵的史料,留下了他所经历的真实历史。 自父亲过世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大陆。我的继母张玉珍诬告斯坦福大学和我合谋将李锐资料偷盗至美国的案子还在等待法官的裁决。我的心境是平和、坦然的。父亲留下的资料已经在胡佛的图书馆向读者开放,待张玉珍去世后,即会上网,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便可翻墙阅读。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比这更让父亲的在天之灵感到欣慰了!我看到柴静节目下有一些阴晦的跟帖,想起马克·吐温先生的话“对于执意信奉谎言的愚蠢,真相也是无能为力”。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真相自有万钧之力。感谢李锐先生、李南央女士、柴静老师的分享和记录。”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智慧终将战胜愚蠢,但是需要时日。
3个月前
四十年来再回首,神州漫天飞臭虫 八十年代中国改开,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佛里德曼指出“中国企图改革,从计划经济回归市场经济,就像把煮熟的鸡蛋还原为生鸡蛋,可能吗?” 我当时年轻气盛,自以为聪明地说“把熟鸡蛋搁那儿别管,放久了就会腐败,新生命不就产生了?” 一语成谶,四十年过去了,改开确实通过腐败手段实现了“生命回归”,但它不是生鸡蛋,而是别的生命,包括大量蛆虫和苍蝇。 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自发的经济秩序,计划经济思想武断地打碎了这一自然模式,硬把生鸡蛋煮熟,结果它生不出小鸡来,搞到哪里哪里饥荒遍地,想再还原成生鸡蛋,真是太难了。 中国四十年改开确实实现了外观上的经济繁荣,但人心比任何时代都诡诈、败坏,从上到下,臭虫满天飞,共产主义罪孽深重! 俄罗斯改制了,诞生一个普京,中国改开诞生一个习歪头,两大臭虫简直是一个妈生的。他自己也经常令人肉麻地说:“我与浦惊是一样的人,我们的心惊人相似”。果然狼狈为奸祸乱天下。 臭虫会传播流行性疾病,中国臭虫已经给世界贡献了一场实实在在的世纪大瘟疫,而整个社会的沉疴何时能够复起,几乎看不到希望。再次祸害天下,甚至更严重,不仅可能,而且是正在进行时。 人为无力,只能吁天,我们除了呼求造物主上帝,方能从臭虫转成新人,还有其他的出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