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高瑜
1个月前
#蹭網發推之一三二 鮑彤與他的一位導師和人生啟蒙者 今天是鮑彤先生病逝三週年紀念日。 他是中國傑出的改革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1989年5月4日,他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起草了“亞行講話”,提出“冷靜、理智、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鮑彤的秘書吳偉在專著《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台前幕後》一書中做了以下評價:“不僅是平息那場正在走向高潮的官民衝突的唯一可行的辦法,也是在和平條件下,在中國現實社會歷史條件下,解決社會矛盾,應對社會突發事件和衝突,防止其進一步走向激化和對抗,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一條最好途徑。這條途徑,一反中共過去處理黨內、國內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和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反映了中共黨內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一部分堅持改革開放的領導人要求以民主立國和依法治國的一種全新的政治思維,全新的治國理念。這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創造。” 為此,鄧小平1989年的5月28日就將鮑彤投入秦城,後判7年有期徒刑,是六四被懲處的第一名高官。出獄後,他與趙紫陽一樣,一直被軟禁到死。 今天紀念他,我只想披露鮑彤親自對我講的他人生的一位導師和啟蒙者。鮑彤讀初中的一天,在大學當教授的舅舅帶一位摯友來家,與少年的鮑彤結識,這位舅舅的摯友,就是《觀察》半月刊的社長暨主編儲安平。《觀察》是1946年9月國共內戰時期創刊的著名的自由主義刊物,基本立場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以“高級知識份子”為閱讀對象,“對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做毫無偏袒的評論”。 稱執政的國民黨“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稱在野黨共產黨“我不相信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民能獲得思想及言論等等基本自由,能實現真正的民主”。 早在1945年儲安平在一篇時政評論“中國的政局”中說:“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 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就這樣初中生少年鮑彤就與著名評論家儲安平結成莫逆之交。儲大主編答應每期《觀察》都送給他一份。從初中到高中《觀察》的三年伴隨著鮑彤的成長,直到]1948年12月25日,《觀察》被國民黨查封。次年17歲的鮑彤在上海南洋中學加入了共產黨。 我認為鮑彤的現代人格不是在共產黨的革命鬥爭中產生的,而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刊物《觀察》為他奠定的。他作為共產黨人的生涯,總是在不斷產生疑惑,不斷進行反思,終於在中共改正毛澤東錯誤的80年代,被中組部安排到趙紫陽身邊,成為趙的第一助手,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突出貢獻,以至89年中國發生規模最大的民主運動中,他以驚人的道義勇氣為趙紫陽出謀劃策,與中共決裂,成為一個偉大的憲政民主主義者。 鮑彤先生不朽!
朱韵和
2个月前
从王震访英说起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 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⑴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1/6,电梯工周工资的1/8。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辛子陵: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
朱韵和
3个月前
美国和日本的慷慨援助,给邓小平吃糠咽菜的部下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台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计。邓小平不像戈巴契夫,不可能将责任推给自己的前任。戈巴契夫只是继承了恐怖分子血腥的遗产,邓小平自己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恐怖分子。邓小平在1989年非常害怕,自己会像布达佩斯的 同志们一样,挂在北京的路灯上。戈巴契夫就没有这样的担心,红军和克格勃的将军才有这样的担心。 无论如何,邓小平坚持他在匈牙利事件当时就已经下定的决心。苏联一垮,共产主义的叛徒就失去了统战价值。北京的坦克本来是邓小平所有罪行当中最轻的一次,仅仅因为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赶上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关效果。北约整合东欧真空地带,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从1989年到1999年,华盛顿在东亚和非洲的帝国开支持续降低。美国遗弃了东亚大陆,洪水随即开始上升,到九十年代末,内地大部分县城的公务员和教师都习惯了白条。邓小平一面振振有词地教育部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一面听任国企女工卖淫为生。 邓小平在1992年发动了最后的挣扎,试图抛弃计划经济的巨大包袱,结果导致政策性放水,银行和企业同时陷入纠缠不清的亏空。他在形势最恶劣的关头死去,把烂摊子留给江泽民和朱鎔基收拾。后者借助九一一事变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效果,暂时推迟了邓小平留下的债务,但邓小平本人不可能预计到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将洪水推迟到自己死后而设计的。临死以前,他已经为自己的家属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强烈的投机性格,堪称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但他对自己投机才能的信心,明显不如毛泽东。他在一生的终点,又回到来百色起义的时刻。无论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给上海租界的家属做好安排。如果同志们替他打开了局面,他一定会回来归队的,如果天有不测风云,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首发】 高瑜:究竟是谁把“毛主席万岁”定为法律口号? 编者按: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49年忌日。中共按照纪生不祭死的原则,党报党刊无一字表示。网络自媒体严格管控,还把长臂伸到海外,强迫翻墙者删贴。 已经移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高兟因为十多年前创作的一批讽毛反毛雕塑作品,去年回国后被捕,正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等待三河市法院的审判。 毛离世之后,中国进入一段思想解放的时代,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那是令中国人无限怀念的时代。 高瑜女士这篇长文正是通过15年前《炎黄春秋》杂志上爆发的关于“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争论,说明毛泽东是用他的死带来中国的变革。 令人担忧的是四十年前毛死后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思想和言论的有限的宽松正在收紧,中国的政治正在急速向毛时代倒退。 9月9号,看到吴仁华先生的推文“49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以自己的死亡,戳穿了‘毛主席万岁’这个谎言。“引发我诸多的回忆,写了下边这篇文章。 1976年10月6日,距离毛泽东离世不过27天,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抓捕了“四人帮“,宣告文革的结束。 邓小平按照他重新掌权的日期,把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为改革开放的开始,并不准确。什么是“改革”?鲍彤说过:“改革,就是改错,改毛泽东的错。“我赞成鲍彤先生这句话。如果从改正毛泽东的错误计时,那改革开放应该从抓捕”四人帮“开始。在华国锋支持下,1977年开始,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已经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历届政治运动进行纠正,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和干部准备。 ……
朱韵和
4个月前
张杰:中共是中国文物向海外流失的真正罪魁 如今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除了以祖传和古时文化交流等合法方式出境的外,不是外界所言的仅仅是两大类型:战争劫掠和盗墓、非法走私。其实,还有被不为世人所知的第3种类型,而这第3种类型才是近60年中国文物流失的主因,而且中国文物流失数量在近60年里可谓 是真正的天文数字。 年逾80岁的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曾说:“所以文物进出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诞生于上世纪1960年中共制订的《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由此沿用了47年,除“文革”初期最混乱的两三年外。“文革”以后,标准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工作人员简单地认为1795年后文物都可出口,因此放行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淘洗,国内文物结构和存量已发生改变,据一些业内人士介绍,《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未限制出口的文物因存量越来越少而愈显珍贵,有些时间段的文物甚至出现空档和因中共建政后长期严重的贸易出卖流失而导致的缺失开始浮出水面,如清嘉庆、道光年间文物如今在国内市场上已绝少见到。 从1949年开始,直到1988年10月,中共国家文物局才下文叫停了“外贸批量出口文物”。这期间近40年,中共外贸、商业、文物部门(以外贸部门为主)一直在有计划地、组织其所谓的“一般文物”批量出口,作为创汇商品,以换取所谓文物贸易出口外汇,支援中共所谓的经济建设。“我们国家当时很穷,又很需要外汇,那时哪有多少可供出口换外汇的商品呢?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很单一,所以文物就成为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之一。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曾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作如上寥寥数语,就轻松开脱了这段不为众多中国人所知的隐蔽的外贸创汇历史。 中共的外贸出口文物一般由各地经营单位从社会征集,尤其“文革”期间,不少“查抄”文物充入其中。按中共规定,外贸出口文物只能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出境,由当时4家口岸的文物出口鉴定机构检验并办理相关手续,但因只有标准而没有数量限制,外贸出口文物数量庞大,由此被人为撕开一个巨大的文物外贸破口。 据文物外贸统计显示,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20年短短时间里,中国每年出境文物就达百万件以上,合计就被中共合法盗卖了2000多万件文物,中国文物的悲惨命运,在中共独裁专制的昏庸统治下,冰山始露一角。如此庞大的文物外贸天文数目,令人触目惊心,国家无数文物珍宝,就这样被中共政府“合法、无限量限制”地被卖到了海外。而这样的实情,又有几个中国民众知晓,而被所谓合法贸易流失掉的文物,得来的款项,就更是一笔糊涂账,中共官方讳莫如深,至今无人知道相关款项的具体去处。 如今提到中国文物保护,都说是费钱的事,而实际上,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共尽管实行所谓“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特许出口政策,但作为中国少有的“硬通货”——文物,而实际操作却如上文所披露的文物“无限量限制”出口,成为创汇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文物损失所导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共却不管不问。为了解相关数据,某报记者(为保护国内当事人,暂不列名字)曾专门询问中共外贸、商务等部门,却一无所获,但我们还是能从零散的数据中,窥见中国文物出口“冰山一角”: 资料显示,广州市文物总店1960年7月至1991年创汇总额达5219万元;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今北京文物出境鉴定站)1973年至1986年间鉴定出境文物(包括旧工艺品)468万件,截留文物30万件;在外贸批量出口被叫停的1992年,全国99家文物商店中54家有外销权,销售额1.2亿元。 而“文革”最混乱的两三年间,中共文化部门其实名存实亡,文物出境标准在中国很多地方被人为搁置,相关文物外贸工作人员对之更弃之不用,导致外贸出口文物几度严重失控、泛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10多年后,中共才大言不惭地对外宣称他们的外贸出口文物历史画上了句号。而事实是,画上的仍只是逗号,中共现实的文物贸易批量出口还是远没有结束停止,只是出口总量上稍有下降而已,这根据上文的数据资料就已不难看出。 “我们意识到,出去的太多了,如果都出光了,这段历史就可能变成空白。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再出口了。1985年年底,时任中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吕济民和我一道参加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一次关于对外交往的会议。会议上,有人提出外贸批量出口文物应当停止。这一建议得到外贸部参会的一位副部长的大力支持。会议最终作出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的决定。”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 1986年6月,中共文化部文物局迫于多年来文物贸易流失严重的现实,开始向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管会、广东省文管会办公室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对外贸易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外销文物鉴定放行的通知》,外贸库存文物被要求全部移交到文物部门。 时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是1985年调入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工作的,正好经历了这段时期。据他回忆说:“文物移交前两三年,外贸部门听到了风声,就突击出口文物。那时我们的工作量很大,成批地验放文物,北京地区文物出口达到最高峰时,一年有四五十万件文物出口(外贸部门的大约占了80%),有8家单位经营这项业务。叫停外贸出口文物后,(文物)出口量大大缩减。北京口岸出口的文物一下子从几十万件变成几万件。变化很显着。” 尽管这一变化的影响持续至今,加上社会环境的变迁,审核出境文物相比以往下降,但中共1949年以来的专制文物贸易出口体制,已经导致了中华民族无法估量的文物损失,中国文物持有总量的锐减和珍稀文物的损失尤其无法弥补。 “现在向我们申报出境的大都是复仿制品或一些民俗物品,连文物都很少见到了”,2008年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陈平说。安徽省的情况也类似,“上世纪90年代,我们每年要鉴定上万件出境文物,现在一年就鉴定几百件”。安徽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周晶晶介绍说。有的鉴定站甚至多年没有办理文物出境业务了。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现实是,在文物走私猖獗时期,合法出境渠道成为非法出境刻意规避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初,由于中共文物市场监管不力、打击文物犯罪力度不够,大量珍贵文物被走私出境,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严重损失(部分查获走私文物情况见柱状图,略)。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至2002年,中国海关查获走私文物2.5万件。文物走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其令人咋舌的暴利。 (1966年8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到东四大街一户人家去抄家,看见室内摆放着一只青花瓷瓶,一个红卫兵手持木棒挥去,顿时青花瓷瓶成为碎片,周恩来知道后痛心地说:这些文物我们不要它,还可以出口换汇嘛,为什么要毁掉!---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