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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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Chu
2周前
晓流：向改革开放投机者 八九.六四大屠夫邓小平追责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学生，用坦克辗压天安门和平请愿的血肉之躯，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中共暴行，让全世界震惊！骇人听闻的八九.六四过去36年，但中共制造的惨案却历历在目，世界各国人民从未忘记。
鲁比奥悼念六四事件：缅怀天安门广场的无辜民众· 5 条信息
#六四事件 #邓小平 #天安门事件 #改革开放 #中共暴行 #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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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t Bird
2周前
内地大學生跳西洋舞都可以露奶了，老鐵們，這是要大搞改革開房的信號啊，春天的故事又可以講了啊😄😁
#内地大学生 #西洋舞 #露奶 #改革开放 #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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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書評
2周前
在改革开放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经常与经济体制改革一并提起，但是多年来，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和著作则少之又少。出版于1998年的《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正是一部稀有的、曾正式出版并聚焦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书。因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文章少之又少，《政治中国》得以在近400页内收纳了截至九十年代末，几乎所有在中国发表过的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论述的文章。 -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改革开放 #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中国 #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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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作为“洋务派”的头面人物之一的李鸿章，不仅是现在国人眼中的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而且在100多年前美国人的眼中，他被称为大清国的改革之父，其开明程度也远远超过现在的任何一任领袖。可惜他象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样，没有最后的决策权，他做成的一切世功皆要归于大清国的慈禧太后，而帝国体制所造成的一 切失败、罪责皆要由他来承担。 在这篇短文中，不用我多费口舌，只需引用几处本书(《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中的段落，李鸿章的开明便会跃然纸上。 第一段：李鸿章于1896年访问美国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在记者问道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时，李鸿章回答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它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 第二段：在同一次采访中，当记者问道：“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回答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第三段：有了前面的李鸿章自白，《纽约时报》记者对他的评价就不会引起太多的异议。这段评价是在记者采访袁世凯的背景介绍时提到的：“李鸿章和他同时代其它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比其它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也有他为官环境下不能不有的一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同时，李鸿章在采访他的记者的眼中，还是位毫无官架子的世界国民：“采访中，他神采飞扬，微笑着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回答问题时，他态度非常坦诚、谦虚，好像他只是世界上一个很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大清政府权势显赫的人物。” ---刘晓波：美国记者眼中的李鸿章——读《帝国的回忆》札记之一 图：李鴻章自題肖像照。
#李鸿章 #洋务运动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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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秦全耀：改革开放前怎样出差住旅店 1995年北京电视台开了一个“北京特快”，头一个被曝光的节目就是北京人凭北京身份证住不了北京旅店。节目负责人张锦力问我：“一直是这样吗，你是老北京知道的多。” “当然了，甭说住旅店，就是你们家住个亲戚，都必须跑到居委会去登记。”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一些上 了年纪的老人也不敢轻易迈进宾馆饭店一步。尽管早就开放了宾馆饭店的厕所，可老人们宁肯憋着也不进去。 那个时代级别森严，县处级出差乘坐硬卧，副厅局级以上出差可以乘软座软卧，厅局级出差可以乘飞机。平头百姓出差乘不乘硬卧还要看距离，住店更是惨兮兮，一律听从组织调遣，让你住东就住东，让你住西就住西。那时北京站一出站台口有块“北京市旅店介绍处”的招牌，还立着一个木制亭子，出差者排着长队，亭子里的人验过单位介绍信后才给开一个单子，上面写着旅社的名字，拿着单位介绍信和那个单子，旅社才给安排住宿。住哪儿不住哪儿，完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弄不好就得去住地下室防空洞。 在改革开放之前，北京的大饭店并不多，民族饭店与北京、前门、新侨、和平、六国、西苑、香山并列号称京城的“八大饭店”。那时的八大饭店住的全是公费买单的大官老爷，平头百姓甭说没钱住不起，有银子也不让你住。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从东安市场出来后，出于好奇大着胆子走进了“神秘”的和平宾馆。谁料刚一进门，就被人轰了出去。都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老秦比大禹更牛逼，一家四代十几口子邪对面华侨大厦比邻而居了好几十年，竟没一个人迈进过半步。 据北京饭店常务副总经理谭东方介绍，想要住进北京饭店先要到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先开介绍信，你是在北京饭店，还是在民族饭店，具体住在那个饭店还得第一服务局分。如果成功开到介绍信，然后拿介绍信到饭店住宿。 著名京味作家、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曾在作品中透露，“八大饭店”当时直接归北京市政府饭店办公室管理，属于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中央和北京市的会议接待任务，不接待社会散客，您要是外地客人，想住饭店得拿着省市自治区开的介绍信，看你是什么级别，然后让你到市政府饭店办公室换信，才能进门。 那时全国的宾馆饭店说白了就是政府的官员接待处，也没有经营任务。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各省市的代表住在“八大饭店”。饭店处于一级警卫，封闭式服务，饭店300多员工一律不许回家，吃住在饭店，以确保代表安全。这种以会议接待为主的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改变，从那时起，才开始接待国内外散客，老百姓才开始能住上宾馆饭店。 1979年４月10日，港商霍英东投资5000万美元，提供管理、技术，广东省政府提供建材、土地和人力在广州沙面兴建34层高的白天鹅宾馆。这是我国内地计划建设四大城市八大宾馆中的第一份合作协议书。 白天鹅宾馆建成后，霍英东主张宾馆和世界接轨尊重普世价值向市民百姓全方位开放。此举几乎遭到了酒店上下“中国特色”的一致反对。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彭树挺说：“我们都想不通。‘四门大开’，阶级敌人就很容易搞破坏了，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霍英东说，什么坏了我就给你们买什么，不用你们花钱。”双方争执不下，霍英东的秘书柯小琪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转告白天鹅霍英东先生，过去的酒店宾馆越盖越高级，越来越森严壁垒，不让老百姓进去。现在改革开放了，广州是个试点，应该让老百姓进来，四门大开。 正是有了杨尚昆的一句话，才陆陆续续让全国的宾馆饭店学起了白天鹅宾馆，向民众敞开了大门。从此，不让老百姓住宾馆饭店的历史才被改写。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老秦建议应再加上一句，要住宾馆和饭店，请找杨尚昆主席。
#改革开放 #住宿规则 #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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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益中
2周前
前几日与几位锦衣玉食的华裔留学生餐聚，席间我谈起六四惨案和那个时代，也讲起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他们很是震惊。 我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地区怀宁县“西北利亚”的一个自然村落，此地距离老县城石牌镇50里，距离新县城高河镇40里，1985年7月参加高考是我第一次进城。我们乡1980年才通电，那时我们队还有几户人家靠乞讨为生，通电之前我们家和学校都只能使用煤油灯，每次在煤油灯下阅读或闲坐一会儿，脸上便积有煤灰，鼻孔里也能抠出黑乎乎的油烟。 我读中学时，因学校离家太远，只得寄宿，初中时一百多个男生挤在一个四面透风、屋顶漏雨的谷仓里，没有床铺和床板，只能用稻草打地铺。学校没有可供饮用的井水和自来水，只能到附近村子的水塘里去挑水，村民浇地、洗衣、做饭、洗澡及牲畜饮水也在这个水塘。我们每周六放学后天黑前回家，周日天黑前背着一个周的大米、柴火及一罐头瓶咸菜返校。学校饭堂不供应菜，只帮我们早餐煮粥、午餐和晚餐煮饭，我们一日三餐就查这一罐头瓶咸菜。天热的时候，咸菜经常发霉长毛，我们拨拉翻搅几下照吃不误。早上洗脸水尚能解决，但饭堂不供应洗澡水，热天的时候，女生和勤快的男生都只能到水塘里去打水擦身子，绝大多数男同学都生了疥疮，大寝室里和教室里经常有一股股腥臭气味。我是极少数没得过疥疮的男生，因为我自小养成洁癖。 整洁、体面，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精神遗产。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357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550 条信息
民生凋敝：欠薪潮激化社会矛盾，底层陷生存危机· 570 条信息
#近期中国多地劳资矛盾升级· 766 条信息
#六四惨案 #华裔留学生 #生活经历 #乡村生活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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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3周前
吴思认为，改革开放定律应拆解为三个子定律，第一，自由定律：财富创造与经济自由正相关；第二，执政者衰亡定律：官家背离自由定律越远，越容易衰亡；第三，收放定律：官家趋利避害，收收放放，随时调整自由边界，直到放权收益与放权损失相等为止。 请读——
#吴思 #改革开放 #自由定律 #执政者衰亡定律 #收放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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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eekbb
3周前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如今，从秦朝那会儿算起，到现在2246年了。 漫长的2246年，其实也不过是麦子熟了2246回。其实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距离清朝灭亡也才过去66年。 如果一个人的寿命是70年，那么2246年，也就是32个人生死相接的一生。 我们总是被一些大词裹挟，沉迷于一些宏大叙事、空洞概念，其实不如想想这短暂的一生，到底为什么而活。 小时候背的那些诗词，秦时明月汉时关，其实就是说，你脚下踩的这片地，秦始皇、汉武帝也踩过;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就是说，你抬头看的那轮月亮，李白、苏轼也看过。 还有那“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就是说，什么千秋霸业、功名利禄，在时间面前都成废墟，一切活法都不如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所谓人生，不过几十次麦熟。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历史总有很让人错愕的瞬间！
#秦朝 #改革开放 #清朝灭亡 #人生意义 #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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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 在毛泽东去世后与新时代开始之前，中国大陆处于一段扑溯迷离、方向不定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 时代的风标终于开始转向了。这段时期，中共高层紧张斗争，邓小平逐步崛起，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通过胡耀邦大规模平反毛泽东历次运动中造 成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使非毛化思潮在中共内部酝酿发酵；同时，整个社会也逐步觉醒，开始思索中国一系列灾难的原因，公开批判毛以及中共统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至罪行，具体的表现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 1978年冬天，在北京西单的一面近一百米长的墙上，出现了一批公开否定中共政权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抨击以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为首的亲毛派，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大字报。它们吸引了数百万民众前往观看、阅读和抄写。同时，一批民间创办的刊物如《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启蒙》、《今天》、《萌芽》、《人民之声》、《责任》......等杂志也破土而出，在民间广泛流传。于是，在经过“摧残百花”的“反右”二十年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它的解冻时期。 当时，中共高层邓小平、胡耀邦等在抨击亲毛派时，公开赞扬了民主墙，他们借助民间“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社会压力，形成了党内的主流共识，从而铲除了中共高层毛泽东残余势力“凡是派”，成功地使中共转向了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心的邓式路线，开辟了一个与毛的左倾极权方向不同的邓小平时代。 一时间，中国似乎就要面临民主化的前景了。 但是，邓小平毕竟是老共产党人。当他利用民主墙的民意肃清了政敌，目的达到之后，就迅速回过头来，过河拆桥，对社会的民主力量下手了。1979年3月，邓小平宣布了“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后，在1979年12月，当民主墙挺立了整整一年之后，被宣布取缔。当局并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张贴大字报，逮捕了各民主社团的主要成员，特别著名的是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的魏京生，并随之查禁了所有的民间刊物。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启蒙运动在中共的强力镇压下夭折了。 ---陈奎德：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国的民主墙时代
#西单民主墙 #民办刊物 #邓小平 #非毛化思潮 #改革开放 #胡耀邦 #平反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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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J
3周前
马斯克在美国成立新党难度太大 还不如去缅甸先买一个殖民地 凭借自己的财富和星链/星舰组建一只部队 降维打击，很快就能统一缅甸 然后扶持一个本地的“政权” 开始实行改革开放 一颗东南亚新星冉冉升起 把缅甸发展成世界Web3中心 承接新加坡/香港/日本/迪拜的币圈游子们 来你们接着往下编：
#马斯克 #美国新党 #缅甸 #殖民地 #财富 #星链 #星舰 #部队 #缅甸统一 #改革开放 #东南亚新星 #Web3中心 #币圈游子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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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勃OC
4周前
六四事件，即1989年6月4日前后发生在北京及其他中国城市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及其后续的镇压，是一段复杂且敏感的历史事件。以下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客观分析： 背景 社会环境：19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腐败加剧、社会不公等问题。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增加。 学生运动：1989年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他因支持政治改革和开明政策而受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尊敬。他的逝世引发了悼念活动，逐渐演变为要求民主、反腐败、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主要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与者包括学生、工人、市民等。 事件经过 抗议发展：4月中旬，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反官倒（反对官商勾结）”“反腐败”“民主改革”等诉求。抗议活动持续数周，规模扩大，全国多地出现类似示威。 政府反应：中国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理抗议存在分歧。部分领导人主张对话，但强硬派占上风。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军队被调入。 6月3-4日镇压：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军队进入北京，使用武力清场。部队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实弹，驱散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抗议者。冲突导致大量伤亡。 伤亡与争议 伤亡数字：官方未公布确切伤亡人数。官方称约200名平民和数十名士兵死亡，但国际人权组织、目击者和西方媒体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数百至数千人之间，受伤者更多。具体的数字因信息封锁和不同来源的立场差异而难以确认。 镇压性质：中国政府称此次行动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认为抗议活动威胁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批评者则认为，政府对和平示威者使用过度武力，违反了基本人权。 后果 国内影响：事件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政治活动的控制，收紧了言论自由和新闻审查。许多抗议者被逮捕、监禁或流亡海外。官方对六四事件的讨论被严格限制，相关内容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和媒体中几乎不被提及。 国际反应：西方国家谴责中国的武力镇压，部分国家实施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增加，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外关系逐渐恢复。 长期效应：经济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民主化进程受阻。 不同视角 中国官方立场：认为抗议活动是动乱，威胁国家稳定，镇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强调随后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政策的正确性。 抗议者及支持者：认为这是一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正义运动，镇压是残暴的，呼吁政府承认错误、公布真相并进行问责。 中立观察：一些学者指出，事件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既有对改革的合理诉求，也有政府对稳定失控的担忧。武力清场的决定备受争议，但背景复杂，需考虑时代局限性。 结论 六四事件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涉及社会、政治和人权的多个层面。其评价因立场不同而存在巨大分歧：一方强调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聚焦于人权和民主的缺失。由于信息受限和官方审查，事件的完整真相仍未明朗。客观理解这一事件，需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当事各方的动机以及后续影响，同时尊重不同观点的存在。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六四事件 #天安门广场 #学生运动 #政治改革 #民主化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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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经济参考报
1个月前
“扩围”“升级”引领 我国对外开放动作频频
#扩围 #升级 #对外开放 #经济政策 #国际贸易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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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bee
1个月前
由于地理、自然、技术和社会等原因，中国几千年与世界隔绝独立发展，自成一套社会和文化系统，这也是很多人自豪的地方。 也是因此中国更像是一潭湖水，她有自己的生态系统。民国代替清朝试图给他注入新生命，搅动这一潭死水，失败了。以建立民主、自由、平等为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也是一点点被着一湖死水吞噬。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又一次迎来了机遇，就像一股春风吹动湖面，激起一些清澈的浪花🌊，加上国际社会主义国家倒台而建立了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国家，让中国精英阶层以为中国是时候彻底改变，一湖死水终于有机会与大海链接，于是发生了激情澎湃的8964。 8964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尽管中国有20-30年相对宽松和快速发展的阶段，最终以透支环境和人力的方式终究不能长久，由于文化惯性又要回到以前隔绝独立的样式。中国人因为历史绵长，所以万事不绝就回顾历史看看老祖宗咋做的，老祖宗行我们也行。 因此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比如我们以前做过世界第一，现在也行。天下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所以现在是到了大一统的阶段。 回看中国历史，8964也可能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朵小涟漪。我知道我这么说会被骂，对不起8964中牺牲的年轻生命和市民，也对不起现在还不得不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但是过于沉迷于过去，会陷入祥林嫂的境地。 有志于改变中国的仁人志士不防面向未来，提出现实和未来中国应该做的事，而这一切必须要得到中国人的拥护和赞同。而不是一味的批评、甚至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你行你上，可是就算给你机会你能行吗？所以最大的问题是别人不行，你得证明自己比别人更行才对。 一家之言，欢迎喷！😂
#中国历史 #封闭发展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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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编程随想：太上皇邓小平的阴暗面 老邓作为八元老里面的“一哥”，在“六四”这部大戏中，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倘若不详细介绍，实在太不给他面子了。因此，俺必须得单独写一个帖子，介绍邓小平其人。 　　 老邓是一个争议较大的人物——粉丝们称他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反对的人称他为六四的【总射击师 】。他光鲜的那一面，俺就不必多说了。经过真理部这么多年的唠叨，估计大伙儿的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今天要聊一下，他不太光鲜的另一面。 ★贪图权力的一面 要八卦老邓的权力情结，恐怕还得从他第一次下台说起。 　　 话说30年代初，老邓已经混到中央苏区的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级别不小，而且属老毛派系），在1932年还迎娶第二任老婆金维映。对老邓而言，正是官场情场双丰收之时。 　　 怎奈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博古在中央苏区排挤老毛。邓作为老毛派系的人，受到牵连（被撤职，被关押）。事发后，新婚仅一年的金维映宣布跟他离婚；离婚也就算了，居然还改嫁李维汉（李维汉当时是老邓的政治对手）！此事对老邓是极大的打击。据说在他的有生之年，没人敢再和他提起“金维映”三个字... 　　 这事儿成了老邓终身的奇耻大辱。很可能因为这件事儿，老邓从此发誓——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仔细观察老邓之后在官场的所作所为，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权力的欲望。在这方面，他跟毛太祖挺像的。 ★虚伪滑头的一面 前面已经提到，老邓很看重权力。因此，为了自己的权力，他可以违背各种原则，做出各种虚伪的事情。在伟光正的历史上，出现过好几个滑头的政客，老邓算是其中一个。很多人都知道，他历经三起三落。像彭德怀这种直性子，只要被打倒一次，就再也翻不了身。而老邓每次都可以从逆境中翻身。其奥妙，也就在这里。 ◇出尔反尔 为了说明老邓的出尔反尔，先给大伙儿看一下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典言论： 我入党40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作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就是这样一个口口声声说“永不翻案”人，在掌权后，立即对文革进行翻案（当然，否定文革是一件好事儿）。可见，老邓是一个出尔反尔的老手。 ◇违心吹捧对手 除了出尔反尔，老邓还善于对政治敌手进行违心地吹捧。咱们来看看四人帮刚倒台时，他是如何吹捧华国锋的：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写给华国锋的信 ） 这封信发出后不到三年，华国锋被他搞倒，邓成为实际上的党国一把手。 ★总结 今天揭了老邓很多的阴暗面。可能有同学会奇怪，这些跟“六四运动”有啥关系捏？其实关系还是比较大滴。老邓的性格决定了他所采取的路线（简单说，就是经济上改革，政治上保守）。而这条路线，直接决定了中国在文革之后的政治走势。包括“六四”在内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跟老邓的这条政治路线有密切关系。 图：1975年，邓小平。 CFP
#邓小平 #六四事件 #改革开放 #政治人物 #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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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实施，其中“平等、公平、同等”的表述共有26处，一位博主对此提出灵魂拷问：“改革开放47年了，为何民营经济还有“身份焦虑？”什么原因造成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是谁？追究责任了吗？” 随后该贴被删除，博主账号被禁言...
#民营经济促进法 #身份焦虑 #改革开放 #平等 #公平 #言论自由 #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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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宗凤鸣：江泽民执政（之初），大概是接受了姚依林的观点。姚曾声言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就会四分五裂，认为改革差不多了，要集中治“乱”治“散”；提出要跳出赵紫阳的改革圈子，要跳出西方设计的改革圈子。这就是要“收权”，要“集中”。江泽民则提出要反“西化”、反“分化”，还提出要大反“和平演变”，声称帝国主 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就是要搞全面倒退，就是要把已经改革开放的中国强扭回到旧的计划经济轨道上去。 邓小平鉴于改革形势的逆转，首先对姚依林进行斥责：你那一套不行，你不干就让别人干；接着在南巡讲话中发出警告：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才迫使江泽民转回到市场经济轨道上来。 另外，邓小平还指出，那几年（指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国经济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又说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于是，社会上有传言，说邓小平又要启用赵紫阳了。 对于这种传言，赵紫阳很肯定地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邓虽然对这个江李领导班子不满意，但为了“六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着维持江李体制不变为好。邓后来还给万里传话：以后不要逞英雄，还让杨家兄弟（杨尚昆和杨白冰）出局，都是为了给江李体制扫除障碍。 赵紫阳曾对我说，邓小平的信条，是党的领导权绝对不能动摇，是党的权力绝对不能分享。这怎么能使中国转向民主政治呢？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单少杰 图：1990年4月17日，赵紫阳在北京的家里。 Reuters
#江泽民 #中国政治 #市场经济 #姚依林 #改革开放 #反西化 #和平演变 #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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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程凯在文中写道——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
#天安门事件 #赵紫阳 #中共中央 #改革开放 #学生运动 #邓小平 #李鹏 #政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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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aitao
1个月前
我已年至耄耋，身患恶疾，随时可能走完生命的旅程。到死亡那一天，我对我的人生并无遗憾。我的人生很丰富，我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浩劫那些疯狂和荒唐的年代，更经历过中共建政后有唯一的“黄金十年”之称的1980年代。在1980年代，我有过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虽然未曾成功，并因我个人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失败而辞国流亡。但人生的追求并非都有结果，只要为之奋斗过，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 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我人生和职业的使命是用文字记录我所经历、所了解的世界，但我却一直没有想过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的历史比较起来，微不足道，就像驾着一叶扁舟在大海中航行，身后留下一道水波，瞬间不见了痕迹。从古到今，人类每天写下数以亿万计的文字，能在世间流传的能有多少？我喜欢逛书店，二三十年前，我所居住的美国旧金山湾区有十几家中文书店，是我常常流连的地方。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中注意到，我熟悉的几位极负盛名的作家曾经热销一时的著作，热度过后，被丢弃在降价处理的书架上，一元钱一本，无人问津，最后将被作为废纸处理掉。我站在书架前面沉默良久，为这些躺在一元一本书架上的名著和撰写这些名著的作家伤感。于是我想到，如果我写一本回忆自己人生片段的文字，命运可能还不如这些躺在书架上一元一本的著作。以后每次逛书店，站在降价处理的书架前，我便一次一次的打消写回忆录的念头。 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多年，一半在我出生和成长的中国，一半在我的政治流亡地美国。在中国，我从广播电台到报纸，从广州的《羊城晚报》到北京的《人民日报》；从见习记者、记者、高级记者到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从采访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到1980年代报道和参与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到89六四血腥屠杀；从中共的高级干部，到辞国离乡、被列入禁止回国黑名单；从混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到挣扎于美国社会的底层；从充当中共的喉舌，到成为美国的媒体人，为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担任美西特约记者长达二十多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饱经变故，阅人无数。我大约二十五年中国大陆中共媒体人生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见证并报道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就是被人们称做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 我在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中不算出众人物，更不是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北京以赵紫阳为首、地方以梁湘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而在新闻界则是高举新闻改革大旗的《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以及扼杀改革的邓小平、陈云，等等。我只是改革阵营的一位普通成员，是改革先驱们的追随者。因为我是一名记者，使我有幸见证了、记录了、并且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我80年代及80年代后的人生的跌宕与荣辱，都与1980年代连在一起。 多年来，不断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那十年的经历写下来？我把不写回忆录的原因告诉他们。一位与我一起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朋友说，我的想法从“留名”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留史”的角度则不可取。如今在中国，官方刻意的将1980年代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包括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就像他们不让人们知道中国曾有过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饥荒、文革浩劫、89民运和六四屠杀，年青人也不知道上个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个黄金80年代。朋友说：每个人活着要讲真话，死了要把真话留给后人，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谎言写成。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开始，80年代的过程，80年代的结局，都被中共的谎言掩盖着、歪曲着，不但后来者懵然不知，当年的亲历者也都渐渐淡忘。只有把那个年代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尽管写的只是历史的片段，也可告诉当今和后来人，中国的1980年代，是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好的年代，是唯一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有可能自我救赎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们精神振奋、思绪飞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那个年代，也是我人生中唯一有机会一酬壮志的年代。如果那个年代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沦为愚昧、暴戾和流氓化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不至于成为如今日这样恶贯满盈、与人类为敌的犯罪集团。 我是从中共体制内走出来的人，别人看来，我的脸上有一记中共体制的烙印，我并不介意，也无需掩饰。我与在中共体制外、长期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一样，揭露和谴责中共的罪行，但我与他们中一些人的区别在于，我愿意理性的看待中国的1980年代，主张给予在那个年代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愿望、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而探索、奋斗、牺牲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的革命者、改革者，予以正面的评价。我希望人们不要用今日中共党徒的无恶不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善良、正直、勇敢，为国家与民族无私奉献的人，不要用人们今日的大彻大悟来否定当年人们的混沌初开、大梦初醒。而且我还认为，中国的改变，在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改变；海外中国民运如果继续拒绝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仍将一事无成。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历史常常以惊人的相似重现。未来的中国成为什么样，谁也说不准。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会永远像今天这样，也许变好了，也许更坏。当然，未来的中国，我见不到了。我辞国三十多年，被当局阻断了回国之路。我曾经对故国的河山、文化、亲友有过强烈的思念，但我思念的一切，都已经被中国越来越严酷的专制政治阻断了，我的思念也就逐渐的淡如轻烟薄雾了。现在的我，已经不为我曾经思念或爱恋的祖国所困扰、所折磨，但我对那个国家，对那个国家的1980年代，仍然珍存着与当今许多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记忆。 1980年代，已经逝去，永远回不来了。那么就趁我生命仍未结束，记忆仍未消失，仍然能够思维和敲打键盘，就记录下我对1980年代的回忆吧。我不是史学家，没有能力全面记录那一段历史；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能力对那个年代做理论的阐述；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对那个年代我个人经历的人和事如实道来。历史会被人打扮粉饰，理论常常荒谬苍白，唯有事实永远闪亮。我的文字写给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缅怀当年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唤回已经远去的理想和情怀；我的文字写给未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后来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知道中共建政后也曾存在一个有诗歌与远方，有热血与浪漫，有漫天风华、遍地风流的年代；同时也写给我的无憾人生，即使我的这些文字被摆到书架上无人问津，在浩瀚的网络中无影无踪，我也不在意，我也很满足。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1980年代的死亡，是在瞬间发生的，它猝死于北京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六四屠杀。六四，是对和平请愿要求反贪污、反官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也是对1980代的大清算、大屠杀。我则在这场大屠杀后，告别了1980年代，辞别祖国和亲人，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 （一） 我目睹1980年代的死亡，不是在6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而是在《海南日报》总编辑岗位上。虽然在席卷全国的89民运期间，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六四屠杀后，我也没有被通缉、被追捕，我没有机会展现自己与首都大学生、市民和新闻工作者那样的风采。 89年4月初，我因心脏不适和严重的胃病住进了海南人民医院。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天安门广场风云乍起，我心中震惊、伤感、迷惘、悲痛，预感会有一场悲剧发生。我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但表面仍强作镇定。我无法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自己驾车回报社，审阅稿件，安排版面，嘱咐各部门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海南日报》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版面或者文字上的问题。海南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只准记者去了解情况，采写“内参”，送交省领导阅读，而以“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为由，拒绝公开报导，招致大学生们到报社门前抗议，指名道姓要我出来与他们对话；我指示报社保卫科紧闭大门，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些大学生。 当时，我内心的冲突极为激烈：我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我不能不忠于职守，不能逾越党为党报总编辑划定的底线；同时，我也有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底线不可逾越；这意味着，逾越其中的一条底线，必须放弃另一条底线。我对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表达诉求的北京学生寄予深深的支持与同情，作为新闻工作者，竟然置身于一个重大事件之外，这怎么不令人感到痛苦。此时，我知道，如果坚守党报总编辑的底线，放弃人的良知底线，那么我的下半生就会在对自己的谴责和痛恨中度过；如果我坚守人的良知底线，放弃总编辑的底线，那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在中共体制内享有的地位和利益，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将遭受无尽的苦难。 4月25日晚间，新华社电讯发来《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报社总编室主任赵希龙拿着社论电讯稿，火急火燎赶到医院。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指示，必须将这篇社论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制作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以表示对社论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去理解、去认同这篇社论：明明是和平有秩序的请愿，为什么要定性为动乱？明明是为了清除腐败、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心颤抖了，我知道党中央有人起杀心了，他们的一个罪恶决定已经酝酿成熟。我不能再沉默，我感觉到自己可能守不住党报总编辑的底线了；我虽然没有“国将不国，夫子拍案而起”的勇气，我起码应该表明自己做人的良知。我略加思考，便告诉赵希龙，将这篇社论从头版头条位置撤下来，放到第四版去，以表达我们对这篇社论的反对。我对赵希龙说：即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有过火的行为，但群众的一万个错误，也比不上党中央的一个错误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四十年来，共产党犯的错误太多了，现在又到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我相信，民众不会同意这篇社论，历史迟早要否定这篇社论，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我们现在就否定它！ 那一天，从中央到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海南日报》一家。我明白我把天捅了一个窟窿。第二天，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要我列席省委常委四二六社论学习会。按照中共的传统，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会议室里有我的一个固定座位。那一天，我走进常委会议室，从进门到我的座位，不过五、六米距离，平时，几步就走到了，这一次却像是走了五六十公里。一进门，常委们每人一份《海南日报》第四版，所有常委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我如芒刺在背，但走到最后几步，我反而一阵轻松，心情出奇的平静，我用骄傲、凛然的眼神扫了常委们一眼，挺直了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次常委会，常委们除了轮流做一番空洞的拥护四二六社论的表态，却没有人质疑《海南日报》为什么把这篇社论放到第四版；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和任何一位常委，也没人找我谈话。两天后，我在省委礼堂门口碰到省长梁湘，梁湘看了我半晌，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我也没说什么，对梁湘报之一笑。 那一天的省委常委会议，是从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与市民前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到6月4日，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坦克车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前后50多天的时间，我唯一见到许士杰的一面。会后，我曾走到许士杰跟前，想请他对《海南日报》作指示，他装作没看见我，掉转头走开了。 《海南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省委书记许士杰是我的直接领导，许士杰赋予我比一般部委、厅局领导更高的待遇，《海南日报》的重要评论和报道，反映的都是以许士杰为首的省委常委会的精神，有的就是许士杰本人的指示。许士杰很清楚，海南办大特区，《海南日报》全国瞩目，不仅各省市的党政机关订阅《海南日报》，中央领导，上至政治局委员、常委，下至部委办的部长、主任，都通过《海南日报》了解海南大特区的情况，这对海南省一众领导、尤其许士杰本人，极为重要。因此，我与海南的其他官员相比，面见许士杰格外容易。许士杰注重个人养生，他每天早七点起床跑步，每晚十点半入睡，十点过后，任何人，包括副书记、副省长，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都不可打扰他，唯有我例外：为了审阅根据他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重要报道，他常常等我到11点以后。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持党报编务与笔政的总编辑，都由资深新闻专业人士出任，都握有一支健笔，有倚马可待的本事；不像现在的总编辑，由党政官员出任，不懂办报，只懂监督报人办报。海南建省期 ，《海南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由我撰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社论，从写第一行字到排出和校阅清样，大约两个钟头。按照报社的工作日程，如果是下午撰写的社论，晚上九点钟截稿前便可送许士杰审阅，不打扰他早睡；如果是晚上撰写的社论，要十点过后才能送审。许士杰知道这是报社工作的常态，他只有为《海南日报》改变自己的早睡习惯。 但在四二六社论常委学习会后，我曾三次打电话，要求当面向他请示工作，都被他的秘书挡驾、拒绝。当我第三次被拒绝后，我恍然大悟，许士杰不见我，是在利用《海南日报》做一场赌博：如果中央以赵紫阳为首的一派与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一派就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博弈中，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支持赵紫阳的立场被博弈的最终结果证明是对的，这份功劳当然属于省委书记许士杰的；如果被证明是错的，那么许士杰就可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将来中央一旦追查，他的活动日程没有记录显示，他在这段时间与我单独见过面，或有任何接触。 既然如此，我就只能自行其是了。那期间，《海南日报》就好像不再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而成了在我的主导下，我与我的同事们的同仁报。 我并非执意要卷进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我亲历过暴戾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我听过前辈讲述野蛮血腥的镇反、反右、大跃进，我预感到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结局也许会比我经历或听说过的那些运动更悲惨。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诉求的支持，也坚决反对当局后来对和平情愿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杀。也许是因为参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形成的坚定理念，也许是因为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改革的强烈渴望，也许是因为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深度忧患，也许是因为受到人的良知的召唤，或许是因为邓小平、李鹏等中央领导人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态度激起我的愤慨。当5月19日首都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二十多万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着坦克车杀进北京，实行全城戒严，让我觉得即使学生有一万个错，也不容遭受冲锋枪和坦克车的屠戮。 5月19日以前，我仍对中共中央寄予希望，期盼领导人与学生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能够主导与学生的对话与合作，接受学生们提出的部分条件，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诺，让学生们撤离天安门广场；但5月19日后，我知道中国改革派大势已去，天安门学生运动将陷入腥风血雨之中，我对共产党绝望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在党和人民两者之间，站在党的对立面，我不能跟着这个党走向邪恶。我目前有手中掌握的《海南日报》，我决心让自己获得一点新闻自由，尽管自由是短暂而有限的，并且将会付出惨重代价，但却是中国的媒体人自1949年以来从未享有过，足以让自己的新闻工作生涯，让《海南日报》的历史，在1980年代黄金十年死亡前夕，写下最后的辉煌一页。 正如中共海南省委给我下的结论，从此，我“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二） 我究竟走了多远？“六四”以后，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组进驻报社，对我进行了彻底审查，写出一篇翔实的《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报告发布时，我已经离开海南，一位朋友将报告的文本转发给我，他说：这份《调查报告》，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对《海南日报》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89民运的洪流中，凭着自己的良知，作出历史性选择的记载。为再现这段历史，我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照录如下： 《调查报告》指控我—— 5月19日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以后，政治分野已经清楚，形势已趋明朗，但程凯同志仍然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制造了错误的舆论导向。 1、执意发表赵紫阳同志的照片。程凯同志不听劝告，在5月20日执意发表了赵紫阳同志看望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两幅照片。关于如何处理赵紫阳的这两幅照片，副总编辑杨宗生当时提出，为慎重起见，赵的照片最好不发，如要发，是否不要两幅都发？但程凯同志认为，既然新华社对这两幅照片没有发来取消公鉴，说明赵紫阳还是总书记，两幅照片都要发。杨宗生回到宿舍就寝前对此仍感不安，又一次给程凯同志电话，提出这两幅照片还是不发为好，程凯回答：“你别讲了，我定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这两幅照片就这样发表了。 2、借报导“匈”事件流露对戒严的不满情绪。5月22日，《海南日报》在发表戒严部队告市民书的同时，发了花边新闻：《匈牙利面临发生动荡的潜在危险》和《保证记者的正常采访》。一版副主编王属生在处理《匈》稿时，加上副标题：“应该不准任何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杨宗生发现后，将副标题删掉，并对值班的同志说：“如果这条稿要发一版，位置也不要放太多。”在场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晚程凯来到总编室，看了版面安排，说：“这条稿可用，副标题照用，我负责。”还亲自把被删掉了的副标题重新写上，稿子也放在显着的位置上。 3、指导编排倾向性明显的版面。倾向性非常明显的23日一版，是在程凯同志指导下研究编排的。这个版面突出两条稿：一是消息《万里委员长说要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放在头条，用大号黑体字作标题，新华社电讯稿的原标题中这有一句话：“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被删掉；二是新闻特写《人民万岁》用特大号空体字作标题。这天，还有新华社播发的海南省委坚决拥护制止动乱致电党中央国务院的表态稿。从我省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条重要消息，但这条重要稿件却同另外两条简讯以新闻集纳的形式被放在两条大稿的左下角。 4、支持发表错误文章。《海南日报》从23日起，在第四版开始发表时事部编辑撰写的《当今世界三大趋势》三篇国际发展评述文章，并在同日报纸的一版以强化处理的手法发了标题新闻。第一篇《专制衰败，民主勃兴》，论述从拉美到东欧“民主勃兴”的趋势，以浓厚的兴趣重点介绍了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推动了“改革”，匈牙利尝试实现“多党制”，推动了“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和民主选举使“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值班的经济部主任张正坤发现这个评述文笔观点上有错误提出停发，程凯知道后，给时事部副主任冯锡锦打电话说，我看这个文章可发。于是这个鼓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正在把自己作为剥削制度加以否定”的错误文章得以继续发表。 5、亲自选定发表《赵紫阳，您好！！！》的照片。5月24日，《海南日报》一版左下角发表了由程凯同志选定的海大师生高举着《赵紫阳，您好！！！》标语牌游行的两幅照片。这两幅照片是该报记者于21日拍摄的，次日是否见报，当晚已有一次争论。过了两天，即23日晚，记者要求发一些照片，有人选了游行队伍大场面的两幅，程凯同志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选定了《赵紫阳，您好！！！》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两幅，并决定用三栏半宽的版位发表。同时，该报还冠以花边，用较大黑体字作标题在报眼发表了新华社稿：《泰国总理意邀中国领导人赵紫阳访泰》。这条消息的主题是谈柬问题，但编辑部根据程凯同志的意思以喧宾夺主的手法，做了突出赵紫阳的标题处理。着力渲染赵紫阳，是这天报纸的倾向。 《调查报告》还对我的另一些“严重错误”进行了指控—— 1、支持上街游行。5月18日上午，报社部分新闻工作者酝酿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政文部一记者将游行的打算向程凯同志反映，立即得到支持。 2、反对向省委汇报情况。同日上午，记者部副主任王国雄获悉有人下午要上街游行的消息，即将情况告诉副总编辑郭泽福。郭找来人事部主任陈文安、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副总编杨宗生一起讨论，大家认为此事不妥，并由郭打电话给程凯同志，问知不知道游行的事，程回答：“知道了，刚才有人来我这里说了，我说你们去吧，我是支持他们的。”郭提出应该将此事向省委报告，程反对说：“不必要。要报告，就以你们个人名义，不要以我的名义，也不要以办公会议的名义。但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报告。”接着他说：“我说三点，第一这个行动是爱国行动；第二游行要发消息；第三今晚我要去安排版面。” 3、亲自修改审定游行报导消息。同天下午三时半，程凯同志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总编办公会议，他开始就说：“要不是开会，我也上街游行了。”这天晚上，程凯同志亲自修改本报记者来写的《海南日报》部分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的消息稿，选定游行照片，并安排版面。 4、签署声援电文。 5 月18日下午编辑办公会议期间，全国二十家妇女报刊驻海南联合办事处的两个人带来声援北京绝食请愿的声援书，要求报社签名盖章。程凯同志接过声援书看了一遍说：“我看应该声援。”当时郭泽福同志表示不能以报社名义签名，程说：“这么多学生在天安门绝食，难道不能表示一下同情心吗？”他不听劝阻，在声援书上签了字，并说：“我负责。”然后叫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在声援书盖上了海南日报社公章。 5、带头并动员领导干部在《同仁书》上签名。18日近中午时分，几名记者在政文部起草了《告新闻界同仁书》，呼吁：声援北京、声援海南、声援学生！并将《同仁书》分别张贴在报社大门口和食堂两处。程凯同志于下午一时左右，从宿舍下来，在张贴在食堂的《同仁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下班时，他对几位部主任说：你们为什么不签名？在程签名后，报社有7位处级干部也签了名。在《同仁书》上签名的主要是编辑部的同志，共计七十四人。 6、公开散布同中央精神相悖的言论。5 月23 日，也就是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首都政军干部大会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得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作用”的第三天，程凯同志在报社全体干部群众大会上还坚持错误立场，说：“同志们参加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游行是一种爱国行动，是被一种忧患意识激发起的革命热情。我为我们报社有这样多具有革命热情的同志而感到骄傲。”又说，对这次游行，“如果报社外面有人要来追查，我们把他顶回去。我们报社内部也不允许追查，如果谁要追查，我作为总编辑，我要运用自己的权力，追查那些主张追查的人！”程凯同志的这番话，使部分有错误思想倾向的人受到鼓舞，先后两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7、《海南日报》社的问题出现后，先是省委宣传部，然后是省委对报社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程凯同志认真总结教训，但他毫不在乎，充耳不闻。以致他回深圳养病后，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 抄录完《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我作几点说明和补充： 《调查报告》只列举我在5月19日以后的“错误”，回避了4月26日我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从第一版放到第四版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处理四二六社论，才是我最严重的“错误”，也可看做海南省委犯下的“错误”。我相信《调查报告》是由许士杰最后审阅批准，也许，海南省委、许士杰回避这一“错误”，不仅为我，更是为自己，他们承受不起公开这一“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调查报告》称“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指的是当日《海南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说“六四期间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只有二十三人”。这是中共政府向全世界撒下的弥天大谎。《海南日报》不敢不刊登他的谎言，编辑却在废稿堆中发现6月6日新华社发来的的另一则电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于是编辑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版面编排技巧，将两篇稿子同时见诸报端，安排在邻近位置上，其版面语言之鲜明，不言而喻。 另一次“错误”《调查报告》没有提及：6月4日新华社发来解放军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电讯，编辑们知道，北京流血了，电讯稿掩盖了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如何把流血的消息告诉读者？恰在此时，海口发生一场车祸，有人在车祸中死亡。按往常，这是可报可不报导的消息。但这天，编辑们却把这个消息排上版面，标题只一个字：“血！”与清场的消息相对应。凡智力健全的读者，都明白《海南日报》在告诉人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至于我离开中国以后，海外有些报刊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出版李鹏下台的“号外”，并且亲自拟定欢呼李鹏下台的新闻稿。工作组也曾为此事审问我。但这完全是没有的事，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 【回忆录】程凯：我的1980年代 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 (程凯家属提供) 责编：陈美华 原載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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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福坦莫大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明兹纳：邓小平自19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增长已经结束，如今中国进入了“反改革时代”，其特征是政治威权主义回归、法治衰退和公民社会空间收紧。他认为，外界对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关注，反而成为习近平政权的意外礼物：“特朗普的种种偏激和越轨行为，在对比之下美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开始让西方忽视了中国威权主义的现实。”卡尔·明兹纳预测“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将陷入缓慢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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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毛泽东时期的群众集会 ---深圳博物館 Shenzhen Museum 深圳改革開放前歷史展廳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up History Anti-Wester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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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改革开放前是非常清廉的年代。实则不然。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早在50年代就发现，高干们病了能住特供病房，还可享受健身设施；群众只能排队住普通病房。特权和腐败是处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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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2个月前
我們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改革开放，虽然很短暂，却是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最值得珍惜的岁月。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为统治者的蛮横残暴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死伤最惨烈时几乎灭国灭族！ 以中国人最骄傲的唐朝为例，安史之乱，到处人吃人，被包围的睢阳城，6万余人的县城吃人吃到最后，只剩下400来人。白居易（772～846年）的《轻肥》说：“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黄巢的部队把陈州四周的老百姓都吃光了，就“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最保守的估计，吃掉10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人口——60万。宋朝更是吃人成风，几乎年年吃人。蒙元军队、朱元璋的军队、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都以人肉充军粮，这么厚黑的社会还常常嘲笑欧洲中世纪的“黑暗”。 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成长于开元天宝时期的人，以为盛世是常态，谁又能想到，他们大多数人会死于随后的安史之乱。历史的教训也一再提醒我们，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取决于自己，最大的威胁来自于统治者本身，如果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繁荣和发展的成果，中国没有外敌入侵，也会陷入巨大的社会动荡或灾难之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改革开放 #中国历史 #唐朝 #安史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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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个月前
Substack更新： “改革开放为什麽会失败”系列读书笔记《府院之争与改革派内讧》 本文主要讲19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改革派内部失和的问题。改革派内部失和不仅是互相削弱，还暴露出改革派自身的软弱性。 地址：
#改革开放 #改革派 #内部失和 #中国政治 #胡耀邦 #赵紫阳 #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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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cheng Wang
2个月前
“大恩如大仇”？ 八国联军庚子之役，美国独还战争赔款，建清华大学，奠百年高等教育之基，为中国培养多少人才！ 抗日战争，美国支援中国五亿美元，飞机损失500多架，牺牲机组人员1500多名。 六十年代，阻止苏联以核武器灭亡中国。 改开时代，美国对中国投资总额超过2800亿美元，开放市场、技术输入，造就中国为第二大经济强国、世界工厂、最齐全的产业链。 如今两国如同死敌，据说“责任全在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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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1980年，云南省⻄双版纳傣族⾃治州景洪县，改⾰开放后现代时尚潮流逐渐影响⻘年⼈ 有一次我去西双版纳景洪参加泼水节，我在镇里面的马路上走，看到三个年轻人在老远的地方，我发现他们穿着是很时髦的，这种帽子、衣服、衬衫还有外衣，三个都戴着一模一样的墨镜。 我说：“你们三个是不是能够走再近一点，让我拍一张？”他们也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相机，我就记录这一张很沉默的表情。 ---刘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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