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美国和日本的慷慨援助,给邓小平吃糠咽菜的部下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台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计。邓小平不像戈巴契夫,不可能将责任推给自己的前任。戈巴契夫只是继承了恐怖分子血腥的遗产,邓小平自己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恐怖分子。邓小平在1989年非常害怕,自己会像布达佩斯的 同志们一样,挂在北京的路灯上。戈巴契夫就没有这样的担心,红军和克格勃的将军才有这样的担心。 无论如何,邓小平坚持他在匈牙利事件当时就已经下定的决心。苏联一垮,共产主义的叛徒就失去了统战价值。北京的坦克本来是邓小平所有罪行当中最轻的一次,仅仅因为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正好赶上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照,反而引起了最大的公关效果。北约整合东欧真空地带,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从1989年到1999年,华盛顿在东亚和非洲的帝国开支持续降低。美国遗弃了东亚大陆,洪水随即开始上升,到九十年代末,内地大部分县城的公务员和教师都习惯了白条。邓小平一面振振有词地教育部下“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一面听任国企女工卖淫为生。 邓小平在1992年发动了最后的挣扎,试图抛弃计划经济的巨大包袱,结果导致政策性放水,银行和企业同时陷入纠缠不清的亏空。他在形势最恶劣的关头死去,把烂摊子留给江泽民和朱鎔基收拾。后者借助九一一事变的政治效果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效果,暂时推迟了邓小平留下的债务,但邓小平本人不可能预计到这些,他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将洪水推迟到自己死后而设计的。临死以前,他已经为自己的家属做好了狡兔三窟的安排。他以其强烈的投机性格,堪称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继承人,但他对自己投机才能的信心,明显不如毛泽东。他在一生的终点,又回到来百色起义的时刻。无论革命前途如何,他要首先给上海租界的家属做好安排。如果同志们替他打开了局面,他一定会回来归队的,如果天有不测风云,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首发】 高瑜:究竟是谁把“毛主席万岁”定为法律口号? 编者按: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49年忌日。中共按照纪生不祭死的原则,党报党刊无一字表示。网络自媒体严格管控,还把长臂伸到海外,强迫翻墙者删贴。 已经移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高兟因为十多年前创作的一批讽毛反毛雕塑作品,去年回国后被捕,正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等待三河市法院的审判。 毛离世之后,中国进入一段思想解放的时代,带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那是令中国人无限怀念的时代。 高瑜女士这篇长文正是通过15年前《炎黄春秋》杂志上爆发的关于“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争论,说明毛泽东是用他的死带来中国的变革。 令人担忧的是四十年前毛死后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艺术、思想和言论的有限的宽松正在收紧,中国的政治正在急速向毛时代倒退。 9月9号,看到吴仁华先生的推文“49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以自己的死亡,戳穿了‘毛主席万岁’这个谎言。“引发我诸多的回忆,写了下边这篇文章。 1976年10月6日,距离毛泽东离世不过27天,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抓捕了“四人帮“,宣告文革的结束。 邓小平按照他重新掌权的日期,把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为改革开放的开始,并不准确。什么是“改革”?鲍彤说过:“改革,就是改错,改毛泽东的错。“我赞成鲍彤先生这句话。如果从改正毛泽东的错误计时,那改革开放应该从抓捕”四人帮“开始。在华国锋支持下,1977年开始,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已经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历届政治运动进行纠正,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和干部准备。 ……
朱韵和
1个月前
张杰:中共是中国文物向海外流失的真正罪魁 如今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除了以祖传和古时文化交流等合法方式出境的外,不是外界所言的仅仅是两大类型:战争劫掠和盗墓、非法走私。其实,还有被不为世人所知的第3种类型,而这第3种类型才是近60年中国文物流失的主因,而且中国文物流失数量在近60年里可谓 是真正的天文数字。 年逾80岁的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曾说:“所以文物进出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诞生于上世纪1960年中共制订的《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由此沿用了47年,除“文革”初期最混乱的两三年外。“文革”以后,标准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突出问题,“一些工作人员简单地认为1795年后文物都可出口,因此放行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淘洗,国内文物结构和存量已发生改变,据一些业内人士介绍,《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未限制出口的文物因存量越来越少而愈显珍贵,有些时间段的文物甚至出现空档和因中共建政后长期严重的贸易出卖流失而导致的缺失开始浮出水面,如清嘉庆、道光年间文物如今在国内市场上已绝少见到。 从1949年开始,直到1988年10月,中共国家文物局才下文叫停了“外贸批量出口文物”。这期间近40年,中共外贸、商业、文物部门(以外贸部门为主)一直在有计划地、组织其所谓的“一般文物”批量出口,作为创汇商品,以换取所谓文物贸易出口外汇,支援中共所谓的经济建设。“我们国家当时很穷,又很需要外汇,那时哪有多少可供出口换外汇的商品呢?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很单一,所以文物就成为重要的出口创汇商品之一。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曾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作如上寥寥数语,就轻松开脱了这段不为众多中国人所知的隐蔽的外贸创汇历史。 中共的外贸出口文物一般由各地经营单位从社会征集,尤其“文革”期间,不少“查抄”文物充入其中。按中共规定,外贸出口文物只能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出境,由当时4家口岸的文物出口鉴定机构检验并办理相关手续,但因只有标准而没有数量限制,外贸出口文物数量庞大,由此被人为撕开一个巨大的文物外贸破口。 据文物外贸统计显示,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20年短短时间里,中国每年出境文物就达百万件以上,合计就被中共合法盗卖了2000多万件文物,中国文物的悲惨命运,在中共独裁专制的昏庸统治下,冰山始露一角。如此庞大的文物外贸天文数目,令人触目惊心,国家无数文物珍宝,就这样被中共政府“合法、无限量限制”地被卖到了海外。而这样的实情,又有几个中国民众知晓,而被所谓合法贸易流失掉的文物,得来的款项,就更是一笔糊涂账,中共官方讳莫如深,至今无人知道相关款项的具体去处。 如今提到中国文物保护,都说是费钱的事,而实际上,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共尽管实行所谓“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特许出口政策,但作为中国少有的“硬通货”——文物,而实际操作却如上文所披露的文物“无限量限制”出口,成为创汇的重要来源之一,而文物损失所导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中共却不管不问。为了解相关数据,某报记者(为保护国内当事人,暂不列名字)曾专门询问中共外贸、商务等部门,却一无所获,但我们还是能从零散的数据中,窥见中国文物出口“冰山一角”: 资料显示,广州市文物总店1960年7月至1991年创汇总额达5219万元;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今北京文物出境鉴定站)1973年至1986年间鉴定出境文物(包括旧工艺品)468万件,截留文物30万件;在外贸批量出口被叫停的1992年,全国99家文物商店中54家有外销权,销售额1.2亿元。 而“文革”最混乱的两三年间,中共文化部门其实名存实亡,文物出境标准在中国很多地方被人为搁置,相关文物外贸工作人员对之更弃之不用,导致外贸出口文物几度严重失控、泛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10多年后,中共才大言不惭地对外宣称他们的外贸出口文物历史画上了句号。而事实是,画上的仍只是逗号,中共现实的文物贸易批量出口还是远没有结束停止,只是出口总量上稍有下降而已,这根据上文的数据资料就已不难看出。 “我们意识到,出去的太多了,如果都出光了,这段历史就可能变成空白。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再出口了。1985年年底,时任中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吕济民和我一道参加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一次关于对外交往的会议。会议上,有人提出外贸批量出口文物应当停止。这一建议得到外贸部参会的一位副部长的大力支持。会议最终作出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的决定。”文物专家谢辰生回忆说。 1986年6月,中共文化部文物局迫于多年来文物贸易流失严重的现实,开始向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管会、广东省文管会办公室发出《关于立即停止对外贸易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外销文物鉴定放行的通知》,外贸库存文物被要求全部移交到文物部门。 时任中共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组长的章津才是1985年调入北京文物出口鉴定组工作的,正好经历了这段时期。据他回忆说:“文物移交前两三年,外贸部门听到了风声,就突击出口文物。那时我们的工作量很大,成批地验放文物,北京地区文物出口达到最高峰时,一年有四五十万件文物出口(外贸部门的大约占了80%),有8家单位经营这项业务。叫停外贸出口文物后,(文物)出口量大大缩减。北京口岸出口的文物一下子从几十万件变成几万件。变化很显着。” 尽管这一变化的影响持续至今,加上社会环境的变迁,审核出境文物相比以往下降,但中共1949年以来的专制文物贸易出口体制,已经导致了中华民族无法估量的文物损失,中国文物持有总量的锐减和珍稀文物的损失尤其无法弥补。 “现在向我们申报出境的大都是复仿制品或一些民俗物品,连文物都很少见到了”,2008年北京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陈平说。安徽省的情况也类似,“上世纪90年代,我们每年要鉴定上万件出境文物,现在一年就鉴定几百件”。安徽文物进出境鉴定站站长周晶晶介绍说。有的鉴定站甚至多年没有办理文物出境业务了。 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现实是,在文物走私猖獗时期,合法出境渠道成为非法出境刻意规避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初,由于中共文物市场监管不力、打击文物犯罪力度不够,大量珍贵文物被走私出境,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严重损失(部分查获走私文物情况见柱状图,略)。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至2002年,中国海关查获走私文物2.5万件。文物走私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其令人咋舌的暴利。 (1966年8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到东四大街一户人家去抄家,看见室内摆放着一只青花瓷瓶,一个红卫兵手持木棒挥去,顿时青花瓷瓶成为碎片,周恩来知道后痛心地说:这些文物我们不要它,还可以出口换汇嘛,为什么要毁掉!---杜兴)
Daniel Fang
1个月前
转)中国为什么落后? 何    方 今天让我来讲话,主持人没有给我指定题目,就让我说我最想说的话,那就谈谈“中国为什么落后”的原因。我小时候,当八路,没文化。后来帮张闻天写东西,做了笔杆子,既是黑笔杆子,又是红笔杆子。 中国为什么落后?这儿有个比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0年代,与日本比较,我们是从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日本往前走,我们向后退。你们都是老同志,都知道内情。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前三十年,走错了道路,犯了路线错误。现在xx不让讲头三十年的错误,而说头三十年为后三十年的发展打好了基础。这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头三十年我们是大倒退,回到国民党时代去了。我已经过了九十岁了,不至于被抓起来,我要冒险讲真话。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情况也会比现在更好。毛泽东不如蒋介石。因为蒋介石那时,给他建设的时间不到十年。他领导北伐,消灭了军阀,实现了统一,尽管是形式上的统一。 1937年,把共产党从江西赶到了延安,蒋介石没有错。他领导的经济发展了。从1927年到1937年,每年经济的增长率都超过两位数,有两年还超过20%。中国人并不笨,生产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制度没有安定下来。至于说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一开始就要搞共产主义。 1949年说要搞新民主主义,此后不久,毛泽东马上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向共产主义过渡,想超过苏联。毛泽东执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周老(周有光)说,要从世界看中国。我们搞革命,不是越搞越好,经济越搞越下降,政治上更谈不上。 1985年,出现“全球化”这个名词。世界出现两大趋势,即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对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市场化的发展非常快,而我们还搞计划经济。我们搞改革的意思,是要把胡闹的做法往后退一点。 在这儿,我要向诸位老同志说点心里话。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经之路。我们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搞改革就是要改掉毛泽东所“创造”的不适合资本主义的东西。计划经济妨碍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要市场化,这说来容易,但我们历史上却遇到了很多困难。 1985年提出“全球化”,此后市场化和民主化两大趋势迅速发展。到了1992年,还不到10年,生产总值增加到接近10倍。1985年,世界上实现市场化的国家并不多,大概6亿人口;到了1995年,已经有60亿人口实现了市场化。市场化以前的经济,不外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以印度和中国为例,两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中国搞计划经济,超计划指标我们是鼓励的。印度也搞计划经济,他们的社会主义比我们还厉害,不允许超计划生产。至于自然经济,这里就不用说了。总的说来,从1985到1995的10年,时间不长,全世界从6亿到60亿人口实现了市场化,而今天则几乎全部实现了市场化。 下面,我回到主题,中国为什么落后?xx不让讲前三十年的错误。实际上,前三十年生产力是下降的,因为生产关系乱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配置很不合适。生产力还在秦汉时代,那时搞纺线车;我在延安也搞纺线车。秦汉时代,老百姓穿麻丝衣,有钱人穿蚕丝衣,都用纺线车。到五代宋朝才从外国引进棉花。 我国到了20世纪,才相当于西方的中世纪。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我们从秦汉到清朝,生产总值才翻了一倍。从人口角度也说明问题,秦汉是5000万人口,到五代,因战争,不到5000万。三国时,蜀、吴是百万,而曹操的魏大概三、四千万,大部分人当兵,回不到农村去。 1949年后,落后的主观原因在毛泽东。说到经济基础的现代化,我国是在苏联援助以后开始的,此前,我们螺丝钉也不会做。苏联援助之后,又搞坏中苏关系。毛泽东要当伟大领袖,这顶帽子戴了三十年,却走了三十年的错误路线。打倒四人帮后,还要坚持“两个凡是”,还不想变化。 中国的问题,无论历史,无论现实,必须清算毛泽东的一整套错误。可是,现在中央申令不能动,不能碰,这就阻碍发展。应该对于过去的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不清算毛的那一套,很多问题都不好解决。 蔡:傅国涌说,分清毛的是非是绕不过去的坎。要启蒙,必须批毛。局部批,局部进步;全局批,全面进步。 何:我不同意xx有关三十年的说法。我们要问,前三十年打了什么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不讲道理。邓小平要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我们需要启蒙,从毛泽东的蒙昧中走出来。虽然现在不强调说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怎么怎么”,但是实际上还在蒙昧中。比方,公共汽车里还挂着毛的像,天安门上还挂他的像,还搞个人迷信。普通老百姓还在唱东方红,歌颂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些都不是好事情。 我跟毛泽东也有70年了,真想不出毛泽东做了什么好事。明明大跃进后的大饥荒中全国饿死了四千万人,公家说三千万左右,这相当于好几个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人数。原因是毛泽东瞎整。革命成功了,而历史却向后倒退了。 毛泽东的最大缺点在于,他对人民、对人性毫不在意。他犯了错误,非但不承认,还要发动下一个运动来掩盖上一次运动中的错误;然而新的运动的错误更大,一个错误比一个错误大。宋以敏(何方夫人):何方累了,让他喝口水,歇一歇,我来替他做点补充。1999年后,何方离休以后写了两本书:《何方杂谈》和《何方读史忆人》。今天把这样两本书送给你们的小图书馆。 何方从事国际问题与对外关系的研究前后有五十年,主要贡献是对时代特征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特征已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分析国际形势,首先是确定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制定国内外政策。 毛泽东坚持时代特征没有变,还是“战争与革命”,而苏联的赫鲁晓夫则改变了认识,斯大林也要求毛泽东和蒋介石搞联合政府。赫鲁晓夫的认识比较符合时代的发展;毛泽东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全民皆兵的军事化组织,对外先是“抗美援朝”,接着再打苏联的珍宝岛。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他说什么“世界形势一片大好”。他被说成“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何方论述,1949年以后毛没有从革命及时转到建设,而是“不断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政治运动”。在《何方杂谈》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和平与时代问题十讲”,专门阐述时代特征。这本书的很多篇文章反思党史,譬如,以历史事实恢复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又如,以历史事实揭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始于延安整风运动。 何方先生接着讲: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一共打了四场战争。首先是“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建国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影响极坏。我写过一篇文章:《朝鲜战争停战六十年祭》,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上发表,题名改为“抗美援朝的得与失”。文章的最后一段“结论”中说,这场战争是完全失败的。杜润生认为是“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今天来看,要是有所谓“得”,那就是保存了金家王朝。我们今天还被金正恩牵了鼻子走。 蔡:大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那么怕金正恩,还要支持他。有种说法,上面怕朝鲜垮台,是否会影响到我们也跟着垮台? 何:过去说北朝鲜是我国的屏障,说什么“唇亡齿寒”嘛!我们要看清,谁是我们的敌人?是美国吗?美国不是向外扩张、侵略的国家。他的南方邻居墨西哥活得很好。现在,我国与南韩的关系比与北朝鲜的关系要好。 宋:国际上,当有的国家的政府倒台,我们领导就惶惶然。江泽民见菲律宾换了总统,就说形势很坏。当有独裁倾向的国家闹事,不管是否共产党执政,就害怕,例如最近就怕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垮台。只要是独裁政府,我们就说它好。 袁:我想问何老,“毛泽东思想”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 何:1943年,毛泽东指定王稼祥写历史,稿子经毛审查批准后登报,其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件事,让王稼祥占了便宜,后来他得到了毛的保护。 此后,“毛泽东思想”唱得最厉害的是刘少奇。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了刘少奇。现在的舆论中,不少人对刘少奇寄予同情,这也可以理解,中国人向来是同情弱者的。可是,我要客观地说,刘少奇比毛泽东更左,特别是在四清运动中,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把农村里的阶级斗争估计得比毛泽东更为严重。 王光美出来也是刘少奇开的路。一般说来,中央领导人的夫人是不出来的。毛泽东的传统是帝王思想。 来源:《老小孩》“你议我论群组”
Daniel Fang
1个月前
(转)亲爱的中国人民,仅一次性献给未尽的理想。 亲爱的同胞们,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或许已经不再发声、再解释、只留下只言片语,但我仍愿借此片刻留下我心中未尽的信念与深深的牵挂。 我出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成长与社会动荡的时期,得以读书改变命运走上建设国家的道路,从地方到中央从政数十年,有幸经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温饱,也见证了亿万家庭勤劳奋斗的历程,每一次调研、每一次倾听,都让我深切感受到这片土地上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内心的坚韧,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只体现在高楼大厦与gdp数字的跃升,更应体现在人民是否真正拥有安稳的生活,有尊严的就业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发展机会,现代化成果最终必须落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发展必须有温度、改革必须有回应,政策不能脱离民意,更应利于民生。 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我主张简政放权、支持民营经济,强调市场在资源支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机制、法治保障和制度创新,而不应过度依赖行政指令或人为干预,只有充分释放社会的创造力,国家的潜力才能真正被激发。我曾提到,中国仍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据,而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正视的现实。我们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回避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以民声为根本。我也曾经说过:人在做天在看,这不仅是一句劝勉善良的话,更是我在岗位上始终怀抱的一种敬畏之心!我们手中的权利来自人民,理应服务于人民,受监督与人民!我始终铭记全民抗疫的岁月,那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全民考验,封控、隔离、焦虑与牺牲,深刻改变千家万户的生活轨迹,防疫是必要的,但在抗议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正视另一面,过度封控可能伤及民生,信息不畅容易引发恐慌,压抑表达则会积聚社会的不安,那段时间,太多家庭在沉默中承受困苦,太多真实的声音未能被听见。回望过去,我们不仅要总结经验,更要勇敢面对教训,一个真正负责任政府理应在危机中主动倾听民声,修正偏差;而不是让人民在痛苦中沉默,在困境中无声。近年来改革的动力在减弱,市场对政策与发展预期出现波动,社会声音在减少。这些变化值得我们深思: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鼓励讲真话,容纳不同意见,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解决矛盾。如果一切仅依靠维稳与控制,那种表面的平静终究难以长久。我从不刻意指责体制,也不执着于历史的评判,而更关注如何从过往中汲取经验,走向未来!我始终相信:中国的未来属于每一位脚踏实地心怀梦想的普通人!希望大家不要失去信心!请相信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途径。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不能关闭视野,更不能恐惧压倒理倒。请坚持做一位清醒的公民,即使身处喧嚣,也不放弃理性判断,即使力量微小,也不丧失良知底线。我知道有人说我性格温和,表达克制,但我始终认为,这个国家需要更多说实话办实事,有责任感的建设者,而不仅仅是高喊口号的人,如果我的努力哪怕只在改革中留下一丝空间,在市场中守住一丝机制,在社会中争得一点宽容,那我便不曾辜负肩上的责任,但我仍有遗憾,未能让你们的生活得更安心,制度更透明,言论更自由,这是我的歉意,也是我未尽的责任,如蜉蝣寄身天地,不过是沧海一粟,我深知自身的渺小与有限,却也愿将一生所思所愿,托付给这片土地人民。愿未来中国的每一位公民可以在更加法治公正,充满希望社会中成长!愿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可以坦然发声,自主选择,安心生活。我或许将归于寂静,但你们仍在尘世奔走,愿这封信如微光未灭,照见彼此前行的方向! 2023年春月李克强
德潤傳媒
2个月前
中國蘇州,已經是改革開放的最前線城市了,卻在胡友平事件後,再次發生日本人遇襲事件。 在攻擊地點的附近,電影院裡正在滿滿排片播放《南京照相館》,散場的個別腦殘觀眾義憤填膺,難免不對路遇的日本人揮舞拳頭。 一邊高喊改革開放吸引外資,一邊反覆煽動民族仇恨,再也沒有比這更精神分裂的社會表現了。 日本人是來旅遊、經商的,不是來重演歷史劇本的。 他們不是軍國主義者的幽靈,而是手提購物袋、拿著相機的普通人。 而街頭的毆打、網友的叫好、官媒的沉默,拼湊出的,不是一場愛國熱潮,而是一種集體失控的情緒洩洪。 在全球資本對中國信心逐漸轉冷的當口,在各地都在竭力搶抓「外資訂單」的背景下,竟然有人認為打一個日本人,就是「為南京報仇」? 這不是愛國,這是在為國家形象挖坑,是在把「改革開放」的招牌自己撕爛。 最諷刺的是,那些高喊「打倒日帝」的人,或許手機是索尼的,鏡頭是佳能的,玩的是任天堂的Switch,刷的卻是用日本服務器跑的手游,甚至掃電影票入場的二維碼都是日本人發明的。 他們一邊享受文明成果,一邊宣洩蠻荒情緒;他們一邊對著電影院裡編導好的「歷史劇本」流淚,一邊對街頭陌生人揮拳——如此荒誕,只能說,這是情緒主導時代下的社會錯亂樣本。 如果一個國家的「愛國」表達,只剩下情緒勒索和集體攻擊,而不是製度建設和理性傳承,那它終將被自己不斷復燃的仇恨之火反噬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