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嘉文】 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
3周前
BBC中文:邓小平曾经是支持赵紫阳和他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您认为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变化的关键在哪里? 鲍彤:根本关键改变在4月19日,《李鹏日记》里面也有反映。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正在日本访问,回来后李鹏问赵紫阳,学生追悼耀邦我们怎么办?我们党要有个态度。当时我也在场。紫阳说,我们的 态度很明确,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人,耀邦去世我们全党都在追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我认为这句话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是他把耀邦逼下台的。学生也非常清楚,学生要给耀邦讨还一个公道,就是要说邓小平错了。因此李鹏也很清楚,否则李鹏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治丧小组的胡启立和乔石提出,是否允许学生在追悼会上跟胡耀邦遗体告别。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允许,紫阳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开记者吹风会的时候,乔石主持,胡启立宣布,说遗体告别时可以让学生参加。当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到晚上却突然取消了。请问谁能取消这个决定?三个常委作出的决定,我想中国只有一个人有权取消。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和《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回忆录里写的。 图: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3周前
“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 在毛泽东去世后与新时代开始之前,中国大陆处于一段扑溯迷离、方向不定的时期。中国究竟走向何方?成为全社会上上下下都关心的问题。 时代的风标终于开始转向了。这段时期,中共高层紧张斗争,邓小平逐步崛起,彻底否定了文化革命,通过胡耀邦大规模平反毛泽东历次运动中造 成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使非毛化思潮在中共内部酝酿发酵;同时,整个社会也逐步觉醒,开始思索中国一系列灾难的原因,公开批判毛以及中共统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至罪行,具体的表现就是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出现。 1978年冬天,在北京西单的一面近一百米长的墙上,出现了一批公开否定中共政权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抨击以毛的接班人华国锋为首的亲毛派,鼓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大字报。它们吸引了数百万民众前往观看、阅读和抄写。同时,一批民间创办的刊物如《探索》、《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启蒙》、《今天》、《萌芽》、《人民之声》、《责任》......等杂志也破土而出,在民间广泛流传。于是,在经过“摧残百花”的“反右”二十年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它的解冻时期。 当时,中共高层邓小平、胡耀邦等在抨击亲毛派时,公开赞扬了民主墙,他们借助民间“西单民主墙”和民办刊物的社会压力,形成了党内的主流共识,从而铲除了中共高层毛泽东残余势力“凡是派”,成功地使中共转向了以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心的邓式路线,开辟了一个与毛的左倾极权方向不同的邓小平时代。 一时间,中国似乎就要面临民主化的前景了。 但是,邓小平毕竟是老共产党人。当他利用民主墙的民意肃清了政敌,目的达到之后,就迅速回过头来,过河拆桥,对社会的民主力量下手了。1979年3月,邓小平宣布了“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随后,在1979年12月,当民主墙挺立了整整一年之后,被宣布取缔。当局并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张贴大字报,逮捕了各民主社团的主要成员,特别著名的是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的魏京生,并随之查禁了所有的民间刊物。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启蒙运动在中共的强力镇压下夭折了。 ---陈奎德:共产主义的兴亡——中国的民主墙时代
3周前
邓小平亲自施压 不许驻华大使参加北大民主沙龙 “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来参加的有异议人士、改革派人士,也有政府和党的官员,大家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像,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讨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 邦被邓小平废黜,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洛德大使说:“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大使表示,尽管在6月的那次活动中并没有人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信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让他回复,‘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尽可能多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八九之春动乱之际 美驻华大使为何突然离任? 美国之音 图: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
1个月前
应对学潮,邓要杀人,赵反对杀人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 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苏暁康:一个怪胎酿成了屠杀 三十年后威胁人类
1个月前
编程随想:胡废帝是如何失宠的? 接触过八十年代那段历史的网友,大都以为是“八六学潮”导致老胡被废。其实这只是表象。要知道邓太上皇看老胡不顺眼,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八六学潮”只是充当了导火索而已。    今天,俺就以邓/胡两人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点评一下胡废帝失宠的经过。 ★亲密无间 在文革期间,老胡作为邓小平的忠实支持者,不惜得罪四人帮。即使当老邓被毛太祖赶下台的时候,老胡也没有落井下石。所以,老邓对他是非常信任的。 文革结束后,老邓重出江湖。老胡作为老邓的亲信,也升任朝廷大员,担任了中宣部(传说中的真理部)部长,同时还主持中央党校(相当于国子监)的日常工作。老胡利用这两个职务,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帮助老邓赶跑了短命皇帝华国锋。    华国锋虽说是短命皇帝,但是他一个人就兼任了党主席、总理、军委主席这3个要害职务,集党政军3大权力与一身。这在伟光正90年的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华国锋一倒台,老邓就着手瓜分华国锋的权力。首先,老邓安插了自己的两个亲信(老胡和老赵),分别接替了华国锋的党主席和总理这两个职务;然后,老邓自己接掌中央军委主席,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垂帘听政。    从文革一直到老胡当上党主席(党主席后来改称党总书记)的这段日子,是邓/胡两人的政治蜜月期。 ★渐生嫌隙 在老胡当上(名义上的)一把手之后,这对亲密无间的政治盟友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引发他们两人矛盾的,是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政治立场的分歧 老邓虽然是改革派老大,但他只想搞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非常反感。老邓经常在公开场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老胡,在政治方面的开明是人所共知。久而久之,两人的立场就会出现冲突。比如俺在前一个帖子《废帝胡耀邦其人》提到的西单民主墙事件,老胡就公然表态,反对抓人。而实际上,抓人的命令就是老邓授意的。不过这事儿还算小,更大的立场冲突发生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风波中。    在那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老邓作了一个讲话,大意是:在思想战线(理论界、文艺界)方面,存在严重的精神污染,必须加以清除。听了老邓的这个讲话,朝廷的保守派喜出望外,准备大张旗鼓地干一场,颇有文革中大批判的势头。到底什么才算是精神污染,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在舆论中强调“人性”和“人道主义”,就被视作精神污染(按照保守派的逻辑,强调“人性”就是忽视“党性”);一大批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因为清除思想污染而被查禁;更搞笑的是,抒情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情歌)和奇装异服(比如喇叭裤、蛤蟆镜)也被视作精神污染。    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很不认同,他觉得这个搞法扩大化了,如果不加以制止,会倒退到文革的极左路线。所以,他联合赵紫阳一起抵制“清除思想污染”。在他俩的抵制下,“清除思想污染”的风波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这一切,都被老邓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老邓开始觉得不爽了。    另外,在某次高层会议上,出现如下的发言:(摘自胡绩伟写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明镜出版社 1997年版 第338页) 万里: 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不要提了。什么是“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社会的遗毒”,就很够了。 胡耀邦: 我同意万里的意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都不要再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今后正面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上述会议谈话传到老邓那里后,他感觉老胡简直是在和自己唱对台戏。毕竟“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老邓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由于老胡的上述言论,再加上那帮保守派对此事不肯善罢甘休,经常跑去老邓那里告状。众口铄金之下,老邓对老胡的印象,逐渐变差了。 ◇终身制的问题 俺在《八十年代的朝廷》一文,介绍了天朝政治的几大特色,其中之一就是"老人政治"。以老邓为首的党内元老,把持了党国的主要权力。而老胡一直公开反对终身制,提倡领导层的年轻化。俺前面的帖子介绍过,老邓的权力欲望是很强的。像老邓这种权力上瘾的家伙,只要不咽气,就不会放弃权力。所以,老胡反对终身制的言论,在老邓看来,就是在逼迫自己退休。    在某次朝廷高层的会议上,老邓假惺惺地表态,说自己的年纪大了,准备考虑退下来。然后,他问在座的人是什么态度(这实际上是老邓的一次试探)。老邓话音刚落,很多(年纪较大的)党内元老,纷纷表态说,老邓德高望重,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千万不能退。这些人之所以要挽留老邓,是担心老邓万一退休了,那他们也就没有理由继续留任,也得跟着退休。还有一些人(包括赵紫阳),没有表态。这些没表态的人里,不排除有些是希望老邓早点退休,但又怕得罪人,所以保持沉默。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在座的所有人中,只有老胡举手赞成老邓退休。这个鹤立鸡群的举手赞成,多半在老邓心中留下了阴影。但是老胡这个人比较实在、耿直,估计当时没想那么多。 ★矛盾激化 虽说上述事情让邓小平觉得不太爽,但是邓太上皇尚未打算废黜老胡——毕竟两人有很多年的交情。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最终让老邓下定决心,把胡赶下台。这件事就是“陆铿访谈”。 ◇陆铿访谈 陆铿是一个老资格的办报人,非常敢于抨击时政。民国时期就因为办报被捕入狱。解放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从1957年一直关到1975年才放出来。文革结束后,他去了香港并创办了《百姓》杂志。    1985年5月,陆铿在中南海采访了老胡,并整理成《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次月的《百姓》杂志上。在陆铿的这个访谈中,高度赞扬了老胡,称之为“最开明的、不搞阴谋诡计;心直口快,是坦率、开明的领袖;豁达大度,通明透亮,虎虎有生气”。与之相对的,陆铿在文中点名批评了朝廷高层的若干保守派人物(比如: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 ◇老邓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老邓知道了这个访谈内容后,非常生气——他认为老胡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以下是老邓的原话:耀邦和陆铿的谈话很不象样子。陆铿借恭维耀邦的手法,攻击我们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    不过捏,老邓之所以非常生气,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以下摘自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粗体是俺加滴) 陆铿还向耀邦说,你为什么不趁邓老爷子还在的时候,把军委拿过来,你当军委主席。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军方头头反对你,你能控制这个局面吗?当时耀邦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说,我和紫阳两个现在忙于经济和党的问题,军队里论资排辈很厉害,同时现在又不打仗,让小平担任这职务,我和紫阳可以集中精力抓经济和党的工作。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 自打老邓听说了陆铿访谈的内容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老胡换掉。这从老邓和杨尚昆的谈话中看出来——老邓对杨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个说话的口气,可以看出老邓对老胡已经完全不信任了(老邓这句话摘自杨继绳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312页)。    但是邓太上皇还不想撕破脸,直接罢免总书记。他计划在2年后的十三大,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换届选举)替换掉总书记。但在接下来的1986年,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八六学潮。就是这件事,迫使老邓改变计划,立即把老胡罢免。 图:1982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一起交谈。
1个月前
萧辰邦:“六四”当中的赵紫阳与江泽民 1989年学运当中发生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系列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 当时正值学运高潮期间,为此江泽民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因此对邓的强硬态度,颇有了解。江泽民随即责令《导报》撤掉有关胡耀邦悼念活动的报道。江泽民的做 法,不仅没有使导报工作人员屈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他们的行动与当时的学潮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发之后,江泽民领导的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职。 赵紫阳从北朝鲜回国后,大概是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粗暴,而且不早不晚,在危机时刻捅了马蜂窝,时机极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赵紫阳也不会再说什么了。他採取了既不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公开表示支持新闻媒体的态度。也就是採取了中央不介入的方针。意思是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 1989年5月2日,赵紫阳与民主党派座谈。有人报告说:“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告诉他,上海市的江泽民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 赵紫阳随即回答说:“江泽民既然有此要求,你们统战部可以帮助想想办法。缓解矛盾。” 1989年5月10日,江泽民来到北京向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汇报《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谈了他们“缓解矛盾的想法”。赵随即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另外,赵还表示,如果现在中央出面,恐怕会引起外界的一些猜测,说是上海市委在中央的压力下才採取措施“缓解矛盾”的。 江泽民对此心怀不满,“六四”后,江一直把这件事作为赵紫阳支持学潮的一个罪状。这是江泽民最终沦落为“六四”镇压帮凶的第一步。 图:老江这个人是典型的天朝官僚——在上级面前装孙子,在下级面前装大爷。顺便贴一张照片:这是老赵还在当总书记时,赵江二人会面时的情形。老江为了装孙子,屁股只坐半边,两手趴在沙发扶手上。虽然照片没拍到江蛤蟆的脸,不过大伙儿可以自己想象一下他当时的表情。--编程随想
1个月前
邓矬子对赵紫阳的态度 胡耀邦和赵紫阳,堪称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胡耀邦因为“八六学潮”而下台之后,赵紫阳更加成为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助手和政治盟友。    89学潮开始之后,赵紫阳一直主张【怀柔策略】,以温和的方式慢慢平息学潮。对赵的温和立场,(俺猜测)邓的内心有可能是不满意滴。但这种【不 满】应该还是相对【轻度】滴。假如赵的怀柔策略能够奏效,那么邓的这种不满,也就会自然消散。    可悲的是,赵的策略【没有】奏效。学生方面,反而因为“绝食抗议”,掀起新的高潮。如此一来,就会使得——邓对赵的不满,逐渐积聚。    虽然邓对赵处理学潮的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截至到5月15日,邓赵二人的关系还没有破裂——邓还是把赵当成“自己人”。    真正导致【邓赵决裂】的,是赵紫阳在16日晚间,对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番话。 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在赵与戈氏的会谈中,最关键的是下面这段: 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 赵紫阳的这番话,简而言之就是——邓虽然在1987年的“十三大”退出政治局,但依然是一把手;重大问题全都是邓拍板滴! 邓小平对赵紫阳“516讲话”的反应 邓对“516讲话”感到愤怒,是通过其子女,以及那些与邓家走动比较密切的太子党,间接传出来滴。    六四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戴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其中提及【17日】发生的一些事情(注:下述引文中的“鲍彤”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这天中午12点前后,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 “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 (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从(邓小平女儿)邓榕的这番话,大伙儿可以自己脑补一下当时邓矬子的愤怒程度。 在讲话次日(17日),赵主动联系了“邓办”(邓小平办公室),提出要跟邓小平单独见面私聊。毕竟,在六四事件之前,邓一直对他很信任,两人的私交也不错。赵当然不希望两人的关系闹到【决裂】的地步。但“邓办”给他的回复是:当天下午4点到邓家开【紧急常委会】。    在《赵紫阳回忆录》中提到: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赵紫阳碰了钉子,他的秘书鲍彤也碰了钉子。所以赵对17日下午的常委会,应该是有些思想准备滴。但某些情况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编程随想
1个月前
宗凤鸣:紫阳说,当时他的处境比胡耀邦的处境好,胡耀邦已经被扣上“搞自由化”的帽子,他还没被扣上这个帽子,关键是还能够得到邓小平的信任,所以就接任总书记了。 可是,一当上总书记,他就面临着政治改革问题,就面临着要不要搞政治改革以及怎样搞政治改革的问题。紫阳说,这时感到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首先腐败问题就解决不了,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紫阳又说,真要是搞起政治改革来也很难。 赵紫阳搞政治改革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在与紫阳长期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紫阳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一是认为自己没有错,一是因为“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账”。 紫阳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 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党中央领导体制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的问题。 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 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 他还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 他还提出,在议事和人事等问题上增加透明度,变内定模式为公开模式,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干部,差额选举省以上干部。 他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他一再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改变,必须实行开明执政。他还强调说,党绝对不能控制一切,党应努力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并监督政府依法行事。 不过,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 在他看来,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维系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国民素质不高,因受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党所提倡的“驯服工具论”的影响,还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性”,还需要经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应逐步推进。 基于这种认识,紫阳表示理解孙中山关于中国共和之路应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想,认为有道理。 单少杰:记得赵紫阳曾给中共“十五大”写了一封信,谈了“六四”问题。 宗凤鸣:在这封信里,紫阳提出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说“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 他还指出,正因为错误地处理了“六四”问题,才导致了自中共“十三”大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途夭折,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各种社会弊病也越发加剧,尤其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他还给江泽民捎话:如果有哪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他愿意出面帮助化解。 单少杰:结果当局不仅不听取他的建言,反而加强对他的监管,不许他出门,也不许其他人去看望他,害得您老很长时间进不了富强胡同六号的门。 宗凤鸣:有大半年时间进不了紫阳家的门。不过,我还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捎这样的话。因为,紫阳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还是困难的,因而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脆弱的,经受不起较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紫阳指出,如果由执政党上层主动来解决“六四”问题,就不大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也就不大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可问题是,虽然自上而下地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代价比较小,但其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统治者尤其是专制主义统治者,大都比较自私和比较固执,大都不会主动地向治下人民做出让步,不会谦卑地放下身段与治下人民实现和解。当然,也有例外,台湾的蒋经国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例外。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戈尔巴乔夫则积极推行“新思维”和“公开化”。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单少杰 图:赵紫阳(左)与宗凤鸣在北京。 Courtesy of Shaojie Shan
2个月前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 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时,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 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于律己”著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笔者当时把胡绩伟先生讲述的这一段向李锐先生求证,李锐先生好象是说了一句“陈云这个人很不真实”,,, ---李锐先生眼中的习近平(高新) 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2个月前
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36周年。胡耀邦最主要的的功绩是:勇敢地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异议 人士,保护大学生竞选运动,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压制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政治改革讨论,抵制“反资产阶 级自由化”。 胡耀邦在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一段讲话,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 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 众所周知,胡耀邦是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辞职的。平心而论,这个“罪名”倒不冤枉。身为专制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拒绝实行政治迫害,坚持对不同政见和民主运动的容忍。 同样的,我们赞扬赵紫阳,纪念赵紫阳。赵紫阳早在四川主政时就大胆改革,出任总理后就把四川经验推向全国。赵紫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为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加入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赵紫阳在接任总书记后,努力把反自由化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并重新开启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 境。最重要的是,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坚持对话,坚持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问题,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为了坚持这一道义立场,赵紫阳被 软禁16年,威武不屈,至死不渝。 容忍不同政见,反对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虽然它只是体现了最基本的人道人性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但那就是对专制暴政的釜底抽薪,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走上和平的民主的正确轨道。 共产专制是一套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可是要使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以言治罪。一旦它停止了政治迫害, 停止了以言治罪,这台庞大的专制机器就瘫痪了,停顿了,就死掉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一旦它不喝人血不吃人肉了,它马 上就渴死了饿死了。 先前不少人在谈到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国改革之异同的时候总是说,苏联和东欧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则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苏联和东欧是激进,中国 是渐进。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得要领。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当民众发表不同政见时,你抓人还是不抓人?面对着一波一波的和平的民主运 动,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 胡适有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说:“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其实,容忍和自由本来就是一回事,是同一 件事物的两面。只不过自由是对自己而言,容忍是对他人而言。诚如殷海光所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 民主国家的掌权者,由于其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想不容忍也难,故而其容忍尚不足为奇。因此,容忍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那些其权力不受制衡的掌权者身上:能够 不容忍而却肯容忍才最难能可贵。专制制度是怎样转化为自由民主的?从掌权者的角度,那就是从容忍不同政见开始的。 东欧和蒙古等共产国家是怎么转型的?就是面对大规模的群众和平抗议,当局一改过去武力镇压的立场,转而和抗议者和平对话。一旦当局承认了人民和平表达的权 利,民主转型马上就开始了。 所有共产国家的宪法,都明文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人民,都规定了各级权力——包括最高权力——必须选举产生。共产制度下的选举之所以是假的,就是因为没有言论 自由,就是因为禁止发表不同政见;只要有了言论自由,只要有了发表不同政见的自由,选举马上就变成真的了。这也就意味着,在共产制度下,人民一旦有了真正 的言论自由,也就同时有了真正的民主。我们可以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简化为“数人头”与“砍人头”的区别。一个国家,只要它不再用砍人头的办法解决政治上的 不同意见,它就不能不采用数人头的办法。这就是说它必然会转而实行民主。 正是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胡耀邦、赵紫阳展现了他们的伟大。这就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精神所在。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胡耀邦、赵紫阳。
2个月前
(接上文)我曾听王任重叔叔说过 “我们党内谁都不能说自己没有犯过左的错误,只是左与更左一点的问题,因为党的整个路线都是一直左的,我们怎么能够脱离党的路线?”我认为任重叔叔说的是句实话,包括我父母在内的老一辈共产党人,都无法脱离这一轨迹。然而,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胡耀邦那也许就是个例外。 比如“文革”中,在人格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我父亲和耀邦叔叔都说过“豁出去”了这句话,但我父亲的前提是“若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而耀叔叔说的是“若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这几个孩子。” 看上去父亲的怒吼更像共产党,但耀邦叔的则更符合人性。我始终觉得耀邦叔叔是少有的將党性与人性完美结合的共产党人。 胡耀邦的思想体系是被忽视了的一座富矿,因为那里埋着初心、良知和智慧,且极具个人特点,所以德华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德华继承了父母精力旺盛的好基因,但也由于此,他忽略了自己的健康。2022年10月,在一次阜外医院专家的健康讲座上,我见德华脸色苍白,就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和小平一起走路,原先都是她赶不上我,可是最近我赶不上她了,总是觉得气短不够用。”德华傻乎乎地说。我说“你可能贫血了!你怎么不去看病呢?”当时阜外专家就给他开了绿色通道,让他赶快去阜外医院查体。但德华好像并不在意,又拖了好几个月才去瞧病。 后来查出他的血色素只是正常人的一半,加上“新冠”疫情,对他的心脏又是一次打击,再壮的好汉也经不起一而再地打击。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德华会先于我而去,想到与他形影不离的小平,她那瘦弱的身躯,两条已经是白发的辫子,不觉黯然心伤。最近血压无由地升高,头晕眼花,但我坚持着写下这些文字,为向德华弟弟告别,更希抚慰被砍去一半身子的小平。由于不在北京,没能参加德华的告别仪式,请爱尔基金会的同事代为送去花篮,附上了老伴写下的挽联:德在厚积诤言挚语今如留耳,华光溢彩情怀盈抱仍犹眼前。 德华千古! 陶斯亮 ​ 202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