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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Xuguang郑旭光
1周前
陈希同随同李鹏与绝食学生见面:按照赵紫阳同志讲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Chen Xitong meets with hunger-striking students: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ocratic and legal track advocated by Comrade Zhao Ziyang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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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3周前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即将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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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BBC中文:邓小平曾经是支持赵紫阳和他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您认为邓小平对赵紫阳态度变化的关键在哪里? 鲍彤:根本关键改变在4月19日,《李鹏日记》里面也有反映。耀邦去世的时候李鹏正在日本访问,回来后李鹏问赵紫阳,学生追悼耀邦我们怎么办?我们党要有个态度。当时我也在场。紫阳说,我们的 态度很明确,耀邦同志是我们的领导人,耀邦去世我们全党都在追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学生追悼。我认为这句话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心里非常清楚,是他把耀邦逼下台的。学生也非常清楚,学生要给耀邦讨还一个公道,就是要说邓小平错了。因此李鹏也很清楚,否则李鹏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治丧小组的胡启立和乔石提出,是否允许学生在追悼会上跟胡耀邦遗体告别。他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允许,紫阳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开记者吹风会的时候,乔石主持,胡启立宣布,说遗体告别时可以让学生参加。当天上午讲了这个问题,到晚上却突然取消了。请问谁能取消这个决定?三个常委作出的决定,我想中国只有一个人有权取消。这个事情不是我说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陆超祺和《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张万舒在回忆录里写的。 图: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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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明Weiming Chen
3周前
64三十六周年纪念活動,加州自由雕塑公園《歷史的垃圾》雕塑落成,天安門大屠殺的屠夫鄧小平李鵬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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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赵紫阳:“十四大”前,邓权衡了利弊诸多因素后,看来最后下决心时,主张的倾向性有了变化。邓先倾向于撤换江(泽民)、李(鹏),后改为江(泽民)、李(鹏)不动。 邓此时看来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大问题。不仅此时,恐有长时间了。第一个问题,他身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坚持下去?即能否继续下去?否则,他主张 的改革开放错了,会有人起来批判他,将他定为罪人;第二个问题,他身后会提出“六四”问题,邓究竟错了?对了?负什么责任。这两个问题中,看来,邓想得多的是第二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是世界大潮,中国绝大部份人支持这个主张,别人反邓,很困难。这“六四”非同小可。如你所说中国干部、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绝不会淡忘。这个问题太大了。邓内心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份量的。在“六四”问题上,李鹏不用说了,江,在上海也是有账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便是江搞的。邓以为,维持江、李体制,“六四”问题在邓身后,大家不能提出。既然做了这种估计,尚昆自然失算了。尚昆与江分歧由来已久,此次当然尚昆要下台了。当然,尚昆如在过去与江关系好些,对江尊重些,尚昆此次不致于处境如此悲惨。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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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軍 Jonathan
4周前
不再可能的对话——记1989年5月18日的李鹏 写在六四—36周年前夕 本文的初衷 2019年7月24日,李鹏去世。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他当年的死亡立即引发了针对他的定性式批评。在流传最广的一些社交媒体言论中,有人提出要为这位“刽子手”竖立跪像,与邓小平并列,作为象征性地羞辱与清算的手段。他的死亡,不是一场人生的终结,而是一道历史怨恨的触发器,他的名字也成为一种耻辱的记号,尤其在追溯有关六四历史的特定时刻。 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尤其从一个当年的、作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在任总理绝无仅有的一次与抗议学生直接对话的视角,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观察和思考历史的角度。尤其是在所有纪念六四的人一致主张“拒绝遗忘,寻找真相”的语境中。 说实话过去几年每到六四前夕,我都会与胡平先生及少数愿意保持反思立场的朋友讨论和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常常问自己:这场运动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其经验教训是否真正被我们吸收?遗憾的是,这样的反思常被视为“替中共开脱”的姿态。在某些民运阵营眼中,提出对六四应重新讨论,就是一种为共产党镇压开脱,就是背叛历史。每次我听到这类的评论,我都认为这些人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他们自己,也误导了公众舆论。 另外触动我写这篇文章的起点,与戴晴的《邓小平在一九八九》这本书关系密切。最初是朋友推荐,我认真读了她的旧版全文。在阅读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此前未曾了解的信息。特别是“六四”之前的一些历史情境,比如一些在当时被视为党内保守派的人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像李先念这样的角色——对中国未来的改革都持有认可的态度。对“六四”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戴晴也表达了她自己的不少观点和评论,让我了解当时共产党内部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设想和规划。这本书促使我重新去翻查了大量与官方话语相关的材料,包括我阅读了《李鹏日记》、赵紫阳在软禁之后的各种对话等。特别是看了以前从未认真对待的李鹏在5月18日与学生的那场对话视频。说实话,我第一次认真看这个对话视频,感受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那样一种对话方式、那样的语境、参加的各官员的层级,放到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个动因是,这本书再版之后,令戴晴今年成了一些民运领袖口诛笔伐的对象。有的人指责她“带着任务来”,有的人直接用PPT把戴晴写的这本书,和卡玛当年拍的有关天安门的纪录片,包括生活在海外的一些对他们有所批评的人,都列为做统战工作的。他们仅仅因为戴晴曾是叶剑英的养女、有过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背景。不论她当时的政治立场如何、后来付出了什么代价,都不加分辨,直接贴上标签。在异议者内部,但凡有人提出对戴晴那本《邓小平在1989》有可以讨论的部分,有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质疑书中资料的可信性,而是质疑写这本书的“动机”。换句话说,“谁写的”比“写了什么”更重要。这种论辩方式,与官方对异议者著作的处理方式别无二致,只是角色互换,机制未改。 这种认知的扭曲在于对语言的滥用。这种对语言的滥用存在于大陆几代知识分子的认知框架和叙事手法中,究其原因基本都出自于他们在大陆受的教育和生活经验:将一切最大限度地政治化、符号化和道德化,而一切有关的事实都在这个过程中被筛选、被重组,只不过和共产党宣传的那套文本反了一下面,都是一种另类的“真相”。这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六四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六四”事件本身,包括对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存在一种认知上的错位。所以我写这篇文章,除了用一种不同的叙事逻辑和语言之外,同时也对我们使用的政治“语言”本身做一次梳理。 毫无疑问,有关六四不论是官方话语还是民运话语,它们都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叙事病症——一种不容质疑的垄断性叙事。官方从“暴乱”—“动乱”—到“风波”,努力淡化六四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而民运这边则是另一极——自我正确定义带出的道德优越感,以及一种对真相拥有唯一解释权的路径依赖。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叙事遮蔽了其它理解历史的可能性,也弱化了他们自己理解现实复杂性的能力。 现在很多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人以为,他们当年参与事件的经历和记忆,就代表了“真相”,不少人的回忆录被认为“真实记录”,但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实际上,一个人当时的想法、立场、所听所见、以及转述过的信息,只能代表他在那个时刻的主观状态,而不能等同于客观真相本身。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记忆会出错、感知会偏差、观察会受限。这是我为什么写作本文时更倾向于依靠“文本本身”,而不是依赖他人的叙述或观点。讨论“真相”,我们首先要有方法。真相不是某人说了某句话、转述了某件事,加上“当年”之类的定语,真相就自动成立。“真相”是一种需要验证的东西,需要多元的视角、多方的陈述,在不同立场与角度的交叉印证下,我们才能靠近更完整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法庭的缘故,这其实都是常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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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在学潮兴起之初,赵李之间就显示出重大的路线分歧,照理说双方就该为争夺主导权而较劲,为什么赵还要离开北京去朝鲜,自愿把大权交给李鹏?包括田纪云、李锡铭在内的不少人都劝赵推迟对朝鲜的访问,赵却不听。李鹏那边的反应也很奇怪。按说,赵离京赴朝,让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这岂不是正中李鹏下怀?为什么李鹏却感到很不高兴,还要抱怨赵给自己留下烂摊子,居心不良? 可见在那时,赵李都把学潮看作烫手山芋,谁也不肯站在第一线。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赵紫阳担心的是,以温和方式处理学潮,如果学潮迅速蔓延,到头来会不会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赶下台,成第二个胡耀邦?李鹏则担心自己以强硬姿态站在第一线,如果学生不怕,引起反弹,或者是导致流血,舆论哗然,又假如邓小平不支持,自己岂不会落得两头不待见,就像邓力群那样?毕竟,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都对用自己那套办法处理会造成何种后果没多大把握,所以都不肯站在第一线。 根据卢跃刚的《赵紫阳传》,赵紫阳出国访朝的第二天,李鹏即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这个会并不是李鹏主动召开的,而是万里打电话建议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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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1989 年 5 月 25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中,一名抗议者高举身穿纳粹制服的李鹏总理漫画。 A Chinese protester holds up a caricature of Premier Li Peng dressed in a Nazi uniform during an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 in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China, May 25, 1989. REUTERS/Ed Nachtri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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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5 月20 日 李鵬宣布北京戒嚴, 在香港,八號風球下四萬市民冒着狂風暴雨集會,聲援北京學生,要求李鵬下台。 ---【支聯會的誕生】1986-1989 從爭取直選到支持民運 (圖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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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见面摊牌 5月18日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见面。当时是北师大三年级学生的程真,作为绝食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谈话。 程真回忆说,当时学生先在大会堂坐下等李鹏。由于绝食了几天身体很虚,她在统战部工作人员搀扶下去洗手间,在走廊里碰上了刚进门的李鹏一行。 “统战部的 工作人员就介绍说,总理,这位就是绝食团的代表。李鹏就问我的名字,我说我叫程真。他说,哪个程啊?我说,就是民主化进程的‘程’、新闻要说真话的那个‘真’。我的本意是想用幽默的口吻调节一下当时的气氛。但想不到李鹏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一句话没有,转身就走。” 等到坐下来谈时,更是话不投机,双方不欢而散。 但是,中国老百姓却通过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看到了中共建政后绝无仅有的一个画面。 国务院总理李鹏与时年21岁的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有这样的交锋: 李鹏:如果我们今天一味的要在这个问题上(4.26社论的“动乱”定性)纠缠,我认为是不合适的、是不理智的。 吾尔开希:纠缠的不是我们这些学生代表。我没有必要再把我一开始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但好像一些领导同志还没有明白,我愿意再重复一遍: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而是怎么让他们(广场学生)离开。他们离开的条件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只有这一种可能性,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不离开,还在绝食,就很难保证其他所有的人离开。 吾尔开希后来回忆他当时的感觉是,政府已经摊牌了: “大会堂见面是先放出来这样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我们要镇压了。我们这些学生骨干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记得我和王丹曾探讨过,如果坐牢的话,他会被判多少年,我会被判多少年。” ---25周年特辑:六四始末之二——绝食博弈 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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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程凯在文中写道——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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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guang Wu / 吴国光
1个月前
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 5 月 16 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而 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5 月 19 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的回忆中,赵紫阳说:“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更何况,当时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当中,苏方也提出了相关问题。 近年来,有一些对于“六四”的反思,也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此事,认为赵的这一谈话坏了大事,否则可能不会出现流血镇 压。 根据李鹏此书的记述,我们看到,学生刚刚开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经被认定是矛头对准邓小平,这离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还有足足 一个月的时间。至于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我们也在此书中读到,也早在 4 月 21 日就开始了,当时“紧急”从驻扎保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调 1500 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5 月 17 日邓小平提议戒严,那已经是再一轮调动野战军对付天安门群众运动了。如果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是邓小平决定调兵的原因,那 5 月 17 日之前邓小平、杨尚昆 4 月 21 日开始即紧急调 兵进京,又是因为什么呢?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 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不说反而不是阴谋,而 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真是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布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他当初要赵紫阳在中央全会上那么讲,要中央委员 会有一个并未作成决定的决定,是因为他邓小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必须获得这样一层合法授权;但他从心底里蔑视这种授权,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中央委员会赋予的——真相也确实如此,并非中央委员会给予了邓小平最终决策权力,而是邓小平通过胁迫中央委员会而不正当地获取了这种权力。因此,不管是什么场合,邓 小平不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就像小偷不愿意别人提及他偷到了东 西一样,哪怕你是敬佩他的偷技、赞美他的赃物,也不管你是否提及偷盗。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政治权利、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导言)(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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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风
1个月前
李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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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guang Wu / 吴国光
2个月前
有人会说:对邓小平、李鹏和中共高层来说,党的章程和合法决 策程序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在乎党的章程和合法决策程序?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发现这一被尘封或空白了的真相,对于研究 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军事镇压有什么 重要的意义呢? 应该感谢李鹏的是,他的这本书,对于回答这些问题,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根据本书,1989 年 5 月 19 日上午,邓小平宣布, 江泽民当总书记。从这到 6 月 24 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选举” 江泽民为总书记,其间有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从 6 月 1 日邓小平当面告诉江泽民要他担任总书记算起,这之后也还隔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正式”就任。李鹏记叙说(本书“5 月 31 日”一节),这是因为江泽民提出,“要合乎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他任总书 记。”本书第五章开头(“6 月 15 日”一节),李鹏更明确强调:“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 1987 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 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 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有意思的是,包括邓小平和李鹏在内,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没有人反驳或者批评江泽民这个说法,反而同意了江的要求,直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才宣布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说明,这个问题一经挑破,他们都是很明白的:迫使胡耀邦 1987 年 1 月下台是违反党章的。根据赵紫阳回忆,1989 年 6 月 2 日,王任重、丁关根作为赵紫阳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第一次与赵谈话,就透露说,邓小平对这两位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 邓这个话说得虽然轻描淡写,但是对一贯举重若轻的邓来说,仅仅有这个话,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非法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程序问题,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政治老人的一块心病。党的章程是党内的宪法,不合党章就是最大的不合法。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自发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兴起, 事实上一下捅破了那种导致胡耀邦下台的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是不合法的这样一个真相。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 4 月 23 日晚上的秘密和官方极力掩盖这一秘密的作为,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邓小平等中共老人在学潮一开始就对学潮高度反感、极度惊恐:他们认为,悼念胡 耀邦,就是抗议他们的不合法作为;要求为胡耀邦平反,就是挑战他 们的不合法权力。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政治权利、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导言)(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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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读了李鹏《六四日记》后,我想此本日记乃是“后来”编写的,加入了“后来得知”的情节与分析。不过,此日记的价值在于李鹏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自我表扬和诿过于人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自作聪明,傻乎乎地揭发了邓小平的十大罪行与恶行。对于这些事实,我相信是真的。李鹏提供了把邓小平钉在历史的耻辱十字架上 的十根铁钉。 现摘录李鹏《六四日记》中揭露的邓小平十大罪行与恶行部分内容如下: 一、李鹏揭露,邓小平说要准备流点血。邓小平是“六四”开枪杀人的罪魁祸首,犯反人类罪。 在李鹏《六四日记》中揭发,正是邓小平杀气腾腾地多次讲到“不怕流血”、“打压”、“快刀斩”。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李鹏透露,邓小平说:“我们必须是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支持地方放手处理”、“采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 ““傍晚,温家宝电话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李鹏当即表示同意。”因此,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谈话的“敏感问题”肯定是比“打压”、“斩”等更狠的手法,希望李鹏能全文公布,忠实于邓小平原文。” “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说:“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流血!”这是手狠心辣的邓小平的语言,也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动员令和军令。这样,“六四”在中国进行的血腥屠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李鹏日记》供出了重要罪证,可以肯定邓小平是“六四”屠杀平民的罪魁祸首,犯了反人类罪的。 二、李鹏揭露,邓小平调军进京早有预谋,并且早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已调动军队进入北京。 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后,只有经邓下令才能调动军队,才能进京。李鹏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透露,“为防止万一,军委调三八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 四月二十八日李鹏去尚昆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三八军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因此,在和平时期,调动国防军进入首都的大事,并不是在五一九戒严以后,而是在此之前,早在四月二十一日三八军战士噎进京的既成事实了。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决定,此事没有经过政治局、军委、人大、国务院、党中央正式开会研究通过。因此,按《李鹏日记》调军队进京是由邓小平个人负责的。 三、李鹏揭露,早在一九八八年九月,邓小平、李先念密谋要搞赵紫阳下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李鹏说:“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一九八八年)九月开妇女大会时(后面又说工会大会),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 四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三月下旬会见外宾就不点名地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不满。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克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李鹏揭露,邓小平、李先念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准备把赵紫阳搞下台,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借口与替代人选。因此,“六四”是早有预谋的。 四、李鹏揭露,邓小平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按要求写出引发争论的“四二六社论” 四月二十五日去小平同志处。他听完我们的简单汇报后,讲了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成为以后这场斗争的争论焦点。)社论认定,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不坚决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 “现在的性质变了,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这样,四?二六社论,以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为标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制造了一九八九年新的社会矛盾,挑起长期争论和不断升级的冲突。邓小平罪责难逃。 五、李鹏揭露,邓小平动用二十万大军威慑人大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堵死反政变的渠道。 五月二十一日李鹏透露:“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想,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李鹏公开透露出的这个“六四”的绝密情报,揭发出邓小平调动二十万大军进京的阴恶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邓小平担心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军委、人大常委会中他得不到支持。没有二十万大军进京,难以“避免冲击和干扰”,会议“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调动大军进入北京,就是为了威慑、压制、控制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委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免受“冲击”、“干扰”。邓小平害怕朱可夫帮助赫鲁雪夫成功地反夺权的政治斗争局面再出现,本来在政治局莫洛托夫是多数,结果反而被赫鲁雪夫召集中央委员会把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邓小平讲要调动大军,“才能开得更有把握”。同时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提出撤销李鹏的戒严令,计画六月二十日开常委会,多数委员长也支持,邓小平也担心。 而调动大军进京的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北京出现动乱,具体就是天安门广场有学生静坐。这样才能师出有名。而学生甯死不撤。赵紫阳五月十七日代表常委承认学生爱国,可继续对话后,学生仍坚持不走,结果给邓小平决定调大军进京提供了借口,事与愿违。当然,可能后面还大有文章,青年学生中了奸计。 六、李鹏揭露,邓小平决定戒严。 李鹏揭露: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小平同志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邓小平说:“只有宣布戒严”。“戒严首先须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调一些部队进京”。李鹏还揭露:“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实行戒严,如果是我的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的帐上。””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又说:“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 李鹏如实供出邓小平的原话,真是想把“六四”的帐,全写在邓小平的帐上。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各人有各人的帐,老百姓心知肚明。 七、李鹏揭露,邓小平诬陷无辜公民。 五月十七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 “据赵紫阳《改革历程》回忆,李鹏在这次会上指出,鲍彤是坏人。后来鲍彤被捕,以泄露戒严罪判刑。但第二次法院宣判时,又取消了这个罪名。证明邓小平、李鹏对鲍彤犯了诬陷罪。” 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说:“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对头,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五月三十一日《李鹏日记》透露,邓小平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他还说:“胡赵各有一个小圈子,你们以后不能学他们。” 邓小平绝不手软,按“尽量全一点”、“赵有小圈子”的名单,把清查变成肃反扩大化,迫害、诬陷大量无辜公民、党员、干部。这是一笔有待清算的血泪帐。《李鹏日记》提供的罪证,可以确认邓小平是主犯。 八、李鹏揭露,邓小平违反党章,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 李鹏揭露,江泽民不急于当总书记,担心胡耀邦下台,赵紫阳上台的非程式更迭、违反党章,为后人诟病。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李鹏日记》:“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一九八七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所以,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 早在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就揭露了邓小平的霸道决定:“新班子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任这个责任。” 邓小平违反党章,自己作主一言堂以宫廷政变方式搞掉了两任党的主席、总书记华国锋和胡耀邦,一九八九年又以武装政变方式搞掉赵紫阳。但是,江泽民担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求经过中央全会正式组织手续再上台,而且避开了“六四”开枪杀人的领导责任,证明江泽民确实比起傻乎乎的李鹏多几个心眼。 九、李鹏揭露,邓小平是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对照李鹏《六四日记》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李鹏与赵紫阳一直都是真诚地相信,邓小平这个婆婆是真诚、坚决地信任和支持自己的。没有发现看透邓小平是地地道道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邓小平五月十七日常委会上对要求辞职、不同意戒严的赵紫阳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书记还是你,赵紫阳。” 而李鹏《六四日记》揭露出的事实是,邓小平五月十九日噎确定:“我提议江泽民当总书记。”邓小平个人指定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李鹏日记》证实,邓小平真是两面派。 为了利用和稳住李鹏,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透露,邓小平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邓小平)和赵紫阳。” 可悲的李鹏,为邓小平拼死拼命、出头露面打前锋,自认是代表邓小平的统帅,到最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时,李鹏还是李鹏总理,原地踏步。而总书记却是江泽民,不调军队没流血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天津李瑞环也捞上一个管意识形态的常委。李鹏心里不服气,从李鹏《六四日记》全书看,只为自己的一贯正确、评功摆好、涂脂抹粉,以镇压“六四”领导人自居,企图树个人权威。而错误全推给赵紫阳,镇压“六四”的责任和决定、全推给邓小平,李鹏似乎一点错误或悔恨都没有。原来自认为可以当上总书记了。无怪乎邓小平警告李鹏、姚依林,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领导人要有改革形象。而李鹏要出版《六四日记》,仍然是不服气的表现,还想在历史上争地位,但不料爆出邓小平的罪证来,邓小平如在世,定当训这个傻小子。至于赵紫阳,也太天真,至死还认为邓小平一直是支持他的。 十、李鹏揭露,戒严部队的真正指挥员不是杨尚昆、杨白冰,是XXX、迟浩田和周依冰。 五月二十一日李鹏《六四日记》:“十时,……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因此,戒严部队的实际指挥权是迟浩田,周依冰掌握。杨尚昆、杨白冰充当公开露面、中间传话,最后当替死鬼的可怜角色。有人认为,他们后面的督战官和戒严部队真正的指挥员是刘华清、迟浩田、周依冰。) 因此,无论“二杨”如何表现对邓小平的忠诚,最后免不了被废黜的可怜命运。因为邓小平一定掌握著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四─五月同杨尚昆密切联系,并得到支持的情报,利用完了再“烹走狗”。但是,杨尚昆并不甘心在历史上、政治上的死亡,在他的生命晚年向蒋彦永公开自己的内心想法:“六四”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希望平反。杨尚昆最后也希望他的灵魂得到救赎。 杨尚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走了重要的一步,认错,要求平反“六四”。李鹏的《六四日记》,证明他至死也不想走这一步,拒绝认罪,拒绝忏悔,拒绝平反,决心为邓小平殉葬。愿上帝保佑李鹏平静地走入地狱。 至于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他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五月十七日决定戒严和六月四日,他领导的军人向平民开枪时,邓小平噎把自己钉在历史罪人的耻辱的十字架上了。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从正面打入铁钉,把邓小平钉牢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李鹏的《六四日记》又从反面,钉上几颗铁钉,让邓小平更紧密地固定在罪恶的十字架上了。邓小平早有预见:“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的帐上。”不是将来,而是现在,赵紫阳和李鹏都把“六四”的帐,写在邓小平的头上了。 不过,“六四”的帐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邓小平一个人,而要看到一个坏的制度的强大作用。只要不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制度,中国还将出现新的“六四”,必将出现邓大平、邓中平。中国共产党的第N届总书记,也必将成为又一个被软禁终身的赵紫阳。 不是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制造了独裁制度,而是不民主的法西斯专制政治制度产生了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式的政治人物。因此,必须废除“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同最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形成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的统治”的极权主义制度(李慎之语),必须废除毛一代、邓二代,一代又一代延续至后代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制度。 ---读李鹏《六四日记》 作者:姚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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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个月前
想当年,赵紫阳和李鹏都收听美国之音。赵紫阳说他每天上午收听美国之音。在海外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有十几处提到美国之音,显示这位“六四”期间赵紫阳的主要政治对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国总理也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 (1989年)4月24日:早上听“美国之音”,说中国学生抗议警察施暴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民主自由。 5月11日:“美国之音”广播……4月27日大游行标志中国历史上的转折。 5月30日:“美国之音”说,中国“正在党内进行斯大林式的清洗”。 ——摘自《李鹏六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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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政经评论
3个月前
油管已经恢复更新。这期视频讲述的是深航私有化的故事:一个连饭钱都拿不起的假释犯人,依靠张德江和宋祖英的关系,空手套白狼,买下数十亿净资产的深航的故事。中间讲述了张德江的升迁,宋祖英的真实背景,以及温家宝和李鹏家族的内斗,胡锦涛和黄菊家族的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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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陈云遗言:姓资姓社 陈云对江泽民、李鹏说: 我们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是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看不少同志淡薄了、遗忘了,有的人从行为上已经背离了、背叛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基本概念不能搞糊涂。照抄照搬西 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是行不通的,还要碰壁的。就是西方工业国也不是一个模式。在一些部门、地方碰了壁,搞了一团糟,还不清醒,还自以为是“敢想敢闯”。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央要及时纠正、发出通报。 陈云对万里、薄一波说: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公有制基础不能动摇削弱,而且要在建设发展中增强。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是正确的。中央要控制掌握经济、财政大权。一些权下放了,有问题的,要收回,果断地收。 显然,陈云还在坚持“共产主义”革命目标,还不承认共产主义公有制失败,不承认全球共产党国家发生过的巨大赤难,不承认马列主义已为实践惨烈论谬。1990年代,中共党内甚嚣一时的“姓社姓资”之争,源头即在于对改革开放方向的定性。陈云代表党内原教旨派要求“不忘初心”,执意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方向,故才有对江李这段“谆谆教导”。 (1995年3月初,“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住院,一月余间,与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及元老彭真、杨尚昆、万里、薄一波、宋任穷、宋平等频频谈话。4月10日,陈云去世;5月10日中央书记处整理出《陈云同志住院期间和中央领导同志、部分老同志的谈话》(1.8万余字),涉及八个方面:中央权威、党风社会风气、政治思想工作、宏观调控、农业农村、发挥工人作用、改革开放中打好“中华牌”、对西方不能存寄幻想。 5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将《谈话》下发全国各党政单位,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此件亦被称“陈云遗言”,从中可看出中共指导思想的许多硬伤,细细辨析,信息多多。) ---从《陈云遗言》看赤疮 作者: 裴毅然
#陈云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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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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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年前
胡平: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对共产党?这似乎是个两难的问题。 如果你回答“是”,那岂不是说,从运动一开始,李鹏、陈希同就把运动定性为反党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按照邓小平指示写成的4•26社论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学生否认他们反党,要么是撒谎(或者说策略)、要么是被一小撮幕后操纵者所蒙蔽利用的吗?那岂不是说,赵紫阳在民运期间以及后来的录音回忆中坚持民运不是反党的说法,要么是天真是无知、要么是权谋是欺骗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八九民运不是反对共产党,如赵紫阳在他的录音回忆里所说“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问题是,一场发生在共产专制下的民主运动,不反共产党是可能的吗?不反共产党的运动还能算民主运动吗?例如4•27大游行,游行队伍打出的一个口号是“拥护共产党”——这还能算民主运动吗?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像乍一看上去那么复杂。我们知道,在学生方面,4•26社论发表前,学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过七条要求,其中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状况;允许民间办报,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所谓“十条”;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报道。接下来,学生们又成立了独立的学生自治会。照理说,学生的这些要求和做法,都是符合中国现行宪法的。学生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行民主、实行多党竞选,更没有要求共产党下台,所以,指责学生反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然而在中共当局方面,从一开始就咬定学运是“反党”,是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权,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最知道他们的专制权力有多脆弱。共产党领导人很明白,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压迫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反自由化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宝,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党专制就宣告瓦解,多党民主也就随之而实现了。 问题在于,共产专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制度。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例如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之下,皇帝高高在上,皇帝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各级官员也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是由皇帝任命的。在这种制度下,即使人民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由于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充其量可以通过舆论等方式去影响政府的政策,但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也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的政策,所以整个国家仍然是不民主的。 共产专制则不然。共产制度在理论上标榜民主(它还声称自己是“最高度的民主”)。在理论上,共产党接受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概念。在中国,根据宪法,每一个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性别、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统统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中国,按照宪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也是要选举产生的,但是,共产党通过否定人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禁止人们发表不同政见,禁止人民组织自己的政党,这就使得选举根本不成其为选举,从而使得“人民主权”沦为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反过来也就是说,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民赢得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一旦人民可以发表不同政见以及组织不同的政党,假选举必然就变成了真选举,假民主就必然变成了真民主。简言之,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们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那就意味着他们同时有了真正的选举,从而也就有了多党制,有了真正的民主。 正因为在传统专制下可以有自由而无民主,而共产专制之所以无民主是由于无自由,有自由则必然有民主,所以在共产专制下争取民主,你甚至可以不提争取民主而只提争取自由:一旦自由到手,民主也就到手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八九民运毫无疑问是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所以它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20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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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爆料
1年前
😆 哈哈,中共总理中李鹏最废!从赵紫阳,到温家宝,再到李克强,都有不少的拥护者。但我至今还没听说过有谁给李鹏献过花。他死了还真没什么人悼念,似乎是正国级里面最废物的那个。连中共政府也没怎么提过李鹏这个人!可见中共前总理李鹏在小粉红眼里都是个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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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华
10年前
89年5月17日凌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下午4时在邓小平家开政治局常委会,邓决定调兵戒严,五名常委:李鹏姚依林支持,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未明确表态。赵提出辞职。#图说八九六四 http://t.co/RFqpIz3U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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