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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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随同李鹏与绝食学生见面：按照赵紫阳同志讲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Chen Xitong meets with hunger-striking students: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ocratic and legal track advocated by Comrade Zhao Ziyang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陈希同 #李鹏 #绝食学生 #赵紫阳 #民主 #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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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访谈中，陈希同指出，“我作为北京市市长，没有签发向中央上报关于学生运动的简报，这一类政治思潮方面的简报，是由北京市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李锡铭签发上报的”。查《李鹏六四日记》 与《北京平暴纪事》等书，可以看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确实从头至尾在这场巨大政治风波中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根据我们对于中共党政关系的了解，陈希同所说也言之成理。不过，从前面所引用的材料中，特别是张万舒 4 月 25 日的记载，我们看到，陈希同曾经“代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学潮情况作了“主体汇报”，而根据张的记载，汇报的调子与代表了邓小平看法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调子是一致的。反过来，陈希同在本书访谈中却说:“北京市领导参加中央会议，我是市长，一般不会由我先讲。关于学生运动情况，一般由市委书记李锡铭或者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汪家璆汇报，而不是由我汇报。《六四真相》讲的我汇报情况，不真实。” 对比前引张万舒，陈希同的说明比较无力。总的来说，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同意陈希同所说的李锡铭在所谓“谎报军情”问题上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这并不能排除陈希同的责任;迄今，除了陈本人的访谈，其他相关记载都指向一个结论，即:陈希同在当时向中央汇报情况的过程中扮演了活跃而重要的角色。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陈希同亲述》导言）（2012/05）
#六四事件 #陈希同 #李锡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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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同在访谈中重点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本人在 1989 年北京戒严中的身份和职责问题。他没有正面回忆当年的事情，而是 针对《李鹏六四日记》驳论。陈希同说，多年之后，看了这本《李鹏日记》的影印本，他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在此之前，包括在 1989 年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文件通知过他这个重要任命。陈希同说:“我自己不知道我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我也没有在 1989 年去指挥戒严”;“这个指挥部的具体地点， 我这个正指挥也不知道”。此事事关重大。我们知道，1989 年 5 月 19 日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是 6 月 3 日夜间、4 日凌晨北京军事镇压的准备和前奏，而这场镇压致使至少数百人丧生;这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 主席赵紫阳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务院总理李鹏意见分歧的关键，而这种分歧直接导致赵紫阳立即失去所有权力并在此后长达十六年内丧失人身自由直至去世。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陈希同亲述》导言）（2012/05）
#陈希同 #1989年天安门事件 #李鹏日记 #北京戒严 #政治澄清 #历史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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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我能骗得了邓小平？” 姚监复对记者回忆，“我曾经在探望被软禁中的赵紫阳时，问过他一个问题：学潮中是不是陈希同、李锡铭他们合伙欺骗了邓小平，所以邓才决定戒严？赵紫阳当时回答我说：如果邓小平能被他们这些人欺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我去年见陈希同的时候，就向他转述了赵紫阳的这句话。这句话 说到陈希同心里去了！他一拍大腿：对呀！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像我这样的人能骗过了邓小平，那岂不是贬低邓小平、把邓小平说成一个昏君、庸君了嘛！” 姚监复获得了陈希同的信任，陈希同同意谈出自己的经历和许多想法，由姚监复记录整理。据姚监复看来，陈希同并没有要洗刷自己“六四”责任的想法，他说“我做了‘六四’的报告，是上面让我做，我就做，我承担责任”。陈希同澄清的只是“李鹏日记”中说他是“北京戒严部总指挥”，他说自己并没有担任过这个职务。 姚监复认为，陈希同作为“六四”当事人之一，尽可能将他认为的历史事实讲出来，讲清楚，然后由读者判断是否真实，是否可信，该如何评价，“我赞成他这种态度”。 陈希同在《亲述》中，对判决书加给他的几乎所有罪状都给予反驳，他说：“陈良宇认罪，我不认罪”。他自己的案子，是“1、文革后最大的冤案”，“2、最荒唐的错案”，“3、最不得人心的假案”，“4、最不人道的大案”。 ---如果邓小平能被骗，就不是邓小平了！ 作者： 高伐林 图：新加坡漫画师笔下的坦克人。
#邓小平 #赵紫阳 #陈希同 #李锡铭 #戒严 #学潮 #中国政治 #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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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神
6个月前
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受审记。 桀骜不驯，霸气侧漏，俨然是大领导在开会讲话👍👍
#北京市委书记 #陈希同 #受审 #大领导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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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年前
胡平：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对共产党？这似乎是个两难的问题。 如果你回答“是”，那岂不是说，从运动一开始，李鹏、陈希同就把运动定性为反党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按照邓小平指示写成的4•26社论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学生否认他们反党，要么是撒谎（或者说策略）、要么是被一小撮幕后操纵者所蒙蔽利用的吗？那岂不是说，赵紫阳在民运期间以及后来的录音回忆中坚持民运不是反党的说法，要么是天真是无知、要么是权谋是欺骗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八九民运不是反对共产党，如赵紫阳在他的录音回忆里所说“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问题是，一场发生在共产专制下的民主运动，不反共产党是可能的吗？不反共产党的运动还能算民主运动吗？例如4•27大游行，游行队伍打出的一个口号是“拥护共产党”——这还能算民主运动吗？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像乍一看上去那么复杂。我们知道，在学生方面，4•26社论发表前，学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过七条要求，其中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状况；允许民间办报，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所谓“十条”；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报道。接下来，学生们又成立了独立的学生自治会。照理说，学生的这些要求和做法，都是符合中国现行宪法的。学生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行民主、实行多党竞选，更没有要求共产党下台，所以，指责学生反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然而在中共当局方面，从一开始就咬定学运是“反党”，是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权，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最知道他们的专制权力有多脆弱。共产党领导人很明白，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压迫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反自由化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宝，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党专制就宣告瓦解，多党民主也就随之而实现了。 问题在于，共产专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制度。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例如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之下，皇帝高高在上，皇帝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各级官员也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是由皇帝任命的。在这种制度下，即使人民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由于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充其量可以通过舆论等方式去影响政府的政策，但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也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的政策，所以整个国家仍然是不民主的。 共产专制则不然。共产制度在理论上标榜民主（它还声称自己是“最高度的民主”）。在理论上，共产党接受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概念。在中国，根据宪法，每一个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性别、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统统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中国，按照宪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也是要选举产生的，但是，共产党通过否定人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禁止人们发表不同政见，禁止人民组织自己的政党，这就使得选举根本不成其为选举，从而使得“人民主权”沦为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反过来也就是说，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民赢得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一旦人民可以发表不同政见以及组织不同的政党，假选举必然就变成了真选举，假民主就必然变成了真民主。简言之，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们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那就意味着他们同时有了真正的选举，从而也就有了多党制，有了真正的民主。 正因为在传统专制下可以有自由而无民主，而共产专制之所以无民主是由于无自由，有自由则必然有民主，所以在共产专制下争取民主，你甚至可以不提争取民主而只提争取自由：一旦自由到手，民主也就到手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八九民运毫无疑问是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所以它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2009/7/6
#八九民运 #反党 #共产党 #李鹏 #陈希同 #邓小平 #4•26社论 #赵紫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