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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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小时前

胡平：谁是大兴县血案的罪魁祸首？——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各公社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说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要杀死地富及其亲属。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这场大血案在严家祺与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有记载，遇罗文（遇罗克之弟）也写过专题调查。还有一位张连和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五进马村劝停杀”。张连和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文革初期被选为文革组长。张连和回忆道：“‘8.31’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后，张连和写了一首“七绝：马村停杀无辜”：五进马村劝停杀，三十四众去无家。留存一百单八将，阴转多晴把党夸。读张连和的回忆文章，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很奇怪。首先，这场大屠杀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政府不是被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是很快就掌握了情况。但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听任事态发展。屠杀是从8月27日开始的，可是政府直到31日才赶赴现场制止。也就是说，政府听任屠杀进行了整整四天之久。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动了大批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以及县委办公室、监委、共青团、武装部、派出所等干部，甚至连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都亲赴现场。奇怪的是，去了这么多干部，却没有带什么军警。按照张连和的记叙，当他们一些县委干部来到马村村口时，竟被马村的民兵阻挡，在费了一番唇舌后才得以进村。到了作案现场，凶手都在那里，人证物证俱在，政府却并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对其口头劝说。对方居然还不买账，还和他们争辩，以至于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对方才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按说，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应该当场抓人，如果对方敢拒捕，那就该当场开枪制服；可是政府却只是一味劝说，和凶徒们不断地谈判，只求对方放下屠刀。这哪像是政府所为呢？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政府可以运用它垄断的暴力工具，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可是在这里，政府却是把它的强制力弃而不用，宁可像个手无寸铁的牧师那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其实，说怪不怪。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此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根据严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记载：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就开始了对黑五类的大屠杀，直到9月1日才结束。原来如此！原来大兴县的屠杀并不是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自发行为，而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怂恿、鼓励，以及纵容和放任。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再去读张连和的诗句“阴转多晴把党夸”，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是啊，这些地富及其亲属明明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可是到头来却还要感谢共产党，还要“把党夸”。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些可怜的黑五类们只有引颈就戮，要不是张连和等干部前来搭救，他们就死于非命了。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处境下，他们对党感激涕零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这场大屠杀中，罪魁祸首还不是公社干部贫下中农，而是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政府。正如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样，象大兴县血案一类暴行，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行为”；包括组织杀人行动的公社干部和动手杀人的民兵，都是国家机器的延伸。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大兴县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众直接动手，但这正是政府在借刀杀人。是政府故意地让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约束，让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一些民众打杀另一些民众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政府自己并没有出面，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归咎于动手的民众，再加上到后来，政府还对一些行凶者实行了某种惩处，因此有很多人还会把政府当成好人。其实政府是在借刀杀人，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最高当局才是罪恶的元凶。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1月号

#文革 #大兴县血案 #1966年 #阶级斗争 #红八月

1天前

这就是为什么要搞群众运动—故意放纵所谓群众去做政府不好直接出面去做的坏事。

2天前

那时候出去讨饭是要开介绍信的。

#讨饭 #介绍信 #历史

3天前

胡平：数人头胜过砍人头（2000年5月）一千两百多万台湾老百姓，在一张张小纸片上轻轻画上一笔，於是台湾就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当选举结果刚刚揭晓，国军随即宣布效忠新总统。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见鬼去! 举世瞩目的台湾总统大选终於落幕，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获胜。这是台湾人民的选择，全世界一切珍视自由民主的人民无不对此表示尊重。我们从胜选者的衷心感言和落选者的可敬风度，从广大选民的激情投入和整个选举过程的和平有序，再一次目睹到台湾民主的成熟。不论你对几位候选人有什么倾向性，不论你对选举结果是欢欣还是遗憾，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反对党人士通过选举赢得最高权力，执政党和平交出政权。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你杀我，我杀你，骨肉相残，灭门灭族，好战黩武，血流成河。更不必说中共执政这五十年，仅仅是因为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勤务员”自己疑心生暗鬼，生怕别人要“篡党夺权”，就把几百万、几千万手无寸铁的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渊，不管你是共和国主席，还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未能使大陆的政治变得多一点人性、多一点宽容，倒是把屠杀人民的武器从大刀长矛变成了坦克车机关枪。民主制纵有千般弱点万种缺陷，单单就凭它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这一点，就胜过专制一万倍一万万倍。民进党历经多年奋斗，这次终於赢得了总统大选，可喜可贺。自不待言。不过在这里，我愿意对败选的国民党多讲两句。国民党这次败得很惨，可是在国民党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刻象今天那样引起我由衷的尊敬。国民党败得光荣。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本不足奇。问题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国民党是第一个服从选票的裁决，将最高权力拱手相让的执政集团。国民党的这一次失败，甚至比它以前的许多胜利还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深长的是，当国民党以自己的失败写下这历史的一页时，舆论似乎并没有给国民党多少热烈的赞颂。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人们早就对国民党的民主品质深信不疑，从而习以为常。在投票前夕，各类人等都对台湾大选的前景猜测纷纷。不少人忧心忡忡，担心中共动武，担心股市狂跌；但是，我不曾见到有任何人担心如果国民党落败会拒绝选举结果，会军管会戒严，会把坦克车开到大街上——连中共也没担这份心。国民党自身的民主转型已经成功到如此程度，以至於没有什么人再把它看做优点，而是视为当然。这无非是证明了，国民党能达到今天这等成熟的民主品质，并非一朝一夕之变，实在是百年来优秀的国民党人长期努力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把台湾今日的民主完全归功於国民党，这中间有整个社会——尤其是反对人士——的巨大功绩，但是，我们决不会忘记国民党的特殊贡献。台湾民主的成功实践，是民主的胜利，是文明的胜利。在此一时刻，任何对台湾的威胁恐吓都是对台湾民意的公然挑战，也是对人类主流文明的公然挑战。有些人把今天的两岸关系比作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方与北方的关系，比作俄罗斯的车臣问题。这种比喻根本是错误的。两岸关系首先是专制与民主的关系，统独问题则是次要的问题。事实上，台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好是被中共专制逼出来的。台湾当局早就呼吁两岸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促成统一，中共当局却置之不理。在这次台湾大选期间，几位候选人对两岸关系都表现得温和务实，中共却发表了白皮书，提出第三个“如果”，使两岸关系骤然升温。可见，台海形势的紧张，主因在中共一方。唯有向中共施加压力，加速大陆的民主化，两岸关系才可能缓解，和平统一也才会有希望。

4天前

胡平：追思何家栋——2006年10月17日早晨，我打开电脑，看到澳洲的丘岳首发来的一封短信，告知何家栋先生病故。我想这个消息不会是假的，其实我早些时候就知道何家栋先生身患重病，以他的高龄，估计来日无多，但还是忍不住一再向国内的朋友询问。离国久矣，昔日的朋友大都只活在记忆中。偶然得知某人去世的消息，那反应也很有些特别。平常有接触的人死了，你马上就意识到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本来就20年没见到老何了，所以他的去世很难使我产生强烈的“再也见不到”的感觉。而由于他的去世，有力地激发起我对他的思念。他的音容笑貌比以往还更频繁地浮现于我的脑际，栩栩如生。记不清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有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报家门：“我是何家栋。”我喜出望外：“你好啊，老何。你在哪里呀？”我心想，莫不是老何也到美国来了，是探亲还是访问？“我在北京，在《战略与管理》编辑部。”还没说上几句，电话断了。我赶快找到号码打回去，没有回音，只得作罢。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老何的声音了。我是在85年86年和老何相识的。我第一次听到何家栋的名字是因为刘宾雁那篇《第二种忠诚》，这篇报告文学首发于《开拓》杂志，刚一发行就遭到禁止，而《开拓》杂志的主编就是何家栋先生。其后不久，陈子明他们创办中国行政函授大学，请来何家栋当校长。在那时，平民办学还是新生事物，政治风险本来就很大，再加上主办者陈子明是四五运动、民主墻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中的民运三朝元老，更免不了受到各种明枪暗箭。亏得子明神通广大，居然请到一大批老干部老学者给函授大学站台，但由于子明的敏感身份，据说也有不少人打退堂鼓，差点开不了张。其中，支持陈子明最坚决有力的就属何家栋。我虽然没有参加函授大学的工作，但是对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还是知道内情的。由此更增添了我对何家栋先生的敬重。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和何家栋相识，第一次见面是在六铺炕工人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在场的还有高瑜。老何操着一口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十分朴实，既没有当官的架子，也没有作家的派头。想想也是，老何虽是高干，又写过多部畅销书，但是他过去1、20年却都是在社会底层。当然这也和老何的随和个性有关。1986年8月，陈子明、李盛平们在烟台组织了一场讨论会，我和老何都参加了。我们一伙人一道乘火车同去同回，再加上几天的会同吃同住，大家混得很熟。老何的平易宽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年的夏天，武汉的《青年论坛》杂志发表了我的《论言论自由》，紧接着，9月5号，又在北京召开了一场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的研讨会。何家栋提交了一篇书面发言，开头一句就是：“胡平的文章写得雍容典雅，富有理论魅力，称它为现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似乎并不过誉。”读到这样的赞美，我自然深受感动。感动之余，又很是遗憾。我的《论言论自由》是1979年初发表在民主墻上的，如果在那时就有一批像老何这样的人站出来大力支持，那该多好。在这篇书面发言里，何家栋自己对言论自由也作了很多精彩的发挥。他把载入宪法的言论自由比作黄金，比作金元，把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口号或方针政策，例如“言者无罪”的口号，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例如“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比作纸币，比作钞票。何家栋说，如果我们把金元放在一边不用，总是用钞票去流通，那么，钞票印发的越多也就越贬值，甚至会成为废纸。何家栋说，与其鼓励“言者”去做冒死进谏的烈士，不如对那些惯会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行者”略施管教，不说搞得他“别姬”，只消处几天拘留，相信双百方针的推行就会顺利得多。最后，何家栋写到：“中国有许多委员会，打苍蝇蚊子，有爱国卫生委员会；禁止随地吐痰，又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独独缺少一个促进宪法实施的委员会，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在那时，何家栋想来还不知道民主国家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功能或宪法法院，然而他却无师自通地触及到了这个重大问题。老何的悟性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作为异议运动的践行者，我们势必要面对体制，这就免不了要和一些体制内的官员打交道。我们对那些在体制内多少有一席之地的人的期待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你在我们面临可能的迫害时是否出面维护我们。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就在于整人与不整人。不整人的就是好人，反对整人的就是大好人。老何自然属于大好人。难得的是，老何不但维护我们，而且还赞成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那时我认识了不少以思想解放著称的共产党官员，其中不少当过右派当过右倾分子当过黑帮当过走资派，挨过批斗住过牛棚或蹲过秦城监狱。他们的人品和学识都很不错，对我很友善乃至有几分器重。我对他们也很尊敬。不过说实话，在当时，我对他们还不是没有保留。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共产党那一套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因此我吃不准如果这些老干部们了解到我的全部思想还会怎样对待我。但是我对何家栋就没有这种疑虑。我相信何家栋属于我们一路人。何家栋很推崇李慎之。不过在公开支持自由化的问题上，老何其实还先行一步。我和李慎之认识得更早。1979年秋的一天，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比较活跃的年轻人——包括我和王军涛等民主墻成员——开座谈会，闵琦特地介绍我和坐在他旁边的一位长者相识，他就是李慎之。那时，我和闵琦最志同道合，我在《沃土》上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后，他在《北京之春》上发表了《论出版自由》。按说李慎之早就了解我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可是他并不曾对我们表示过支持鼓励。以当20年右派的痛苦经历，李慎之那时的谨小慎微自然无可非议，何家栋的果敢则不能不令人钦佩。所以，我对何家栋后来的所言所行丝毫不感觉意外，例如他主持《经济学周报》，积极支持89民运，以及从90年代后期和李慎之等人一道弘扬自由主义。让我惊叹的是，老何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西方有句谚语说“老狗学不了新花样”。老何却不然。何家栋本来就没上过几天学，以前替他人捉刀代笔写下一系列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那已经就够令人称奇的了；殊不知到了6、70岁后老何竟写起大块头理论文章来，而且出手不凡，颇见功力。老何对新知识新概念新理论吸收得很快，一点没有老年人常有的固步自封，什么现代后现代，什么现代性全球化，他都有所涉猎而且有所领会；与此同时，老何又决不赶时髦，凭着自己的阅历和悟性，老何对世事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清清楚楚，实实在在。老何虽老，但后劲十足。就在去世前不久，一班朋友为他张罗出文集，老何还不大愿意，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文章还不满意，因为他认为他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诚如诺齐克所说：“死亡有多不情愿，取决于你还有多少事情未完成，取决于你还有多少做事的精力和能力。”人生苦短，志士常悲。死者渺渺，生者惕惕。首发北京之春2006

4天前

北京之春---安琪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与述评：民间艺术的传承与超越

5天前

提醒，有些院士不肯去台湾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台湾能免于被侵占。

#院士 #台湾 #安全担忧 #政治局势

6天前

胡耀邦在1986年这次讲话后不久就被元老逼下了台，并随即开展反自由化运动。不过按照GROK提供的信息，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中共中央确实明确说过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人士（包括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最直接的官方依据是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7〕4号文件）。这份文件是当时规范反自由化运动范围、政策和方法的核心文件，其中明确规定：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有关党组织要及时向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通报情况，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建议，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农村不搞。党政军机关、城市企事业单位和军队主要是对广大党员进行正面教育。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份通知由赵紫阳主持制定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是为了防止运动扩大化、重复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的“左”的错误而专门作出的政策界限规定。赵紫阳在多个场合（包括1987年1月28日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和春节团拜会讲话）反复强调：反自由化要尽量缩小范围，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严格限于思想政治领域，不涉及经济和改革，不涉及农村，不涉及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在反自由化运动初期有一些左的倾向和扩大化苗头（例如个别地方或单位试图向外延伸），但中央文件和赵紫阳的表态是明确的：只对党员（特别是极少数公开鼓吹自由化、影响大的党员，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不涉及党外人士。这个界限在当时起到了相当大的约束作用，也正是因为赵紫阳等人坚持这些政策，才使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最终未能全面铺开、迅速平息下来。

1周前

“不幸而言中”的预言与沉重的警钟——评秦晖新著《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一）秦晖教授的《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美国鹿津出版社 2025年4月）是一部杰作。这部书对当今世界最重大的问题给出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解答。《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是一部先知书。作者的基本观点早在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作者说他并不想当预言家，作者从来不认为未来可以预测，但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如今的言论场，众声喧哗，怪论蜂起。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你都可以发现早有人做过某种预言。但秦晖并非只是做过预言，重要的是，他对他的预言给出了平实的说明与强大的论证。可惜他的见解未能在当时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他的洞见“不幸而言中”的今天，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所谓第三波民主潮，是指1974年至199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大规模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浪潮，以葡萄牙、西班牙和平转型为起点，以苏东剧变为高峰。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间，有30-60个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自由民主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以至于被称作“历史的终结”。然而，根据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报告》系列评估，从2006年开始，出现了民主的衰退或自由度的持续下降。包括被很多人视为灯塔的美国也出现了民主的倒退。与此同时则是威权主义回潮，尤其是专制中国的崛起。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历史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二）《拯救德先生》一书，汇集了秦晖20年来对民主危机、全球化、低人权优势等主题的讲座实录、对话和论文。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聚焦全球化下的结构性困境，下卷则回应最新事件如川普现象、乌克兰战争和AI竞赛。秦晖指出，当今民主世界正面临“四大危机”：经济社会危机：去工业化、贫富分化、民粹极化。中下层失业愤怒，福利体系难以为继。政治机制危机：代议制失灵、身份政治盛行、党派极化到无法妥协。国际秩序危机：民主国家内部分裂，威权国家通过“低人权优势”在竞争中占优，外溢影响全球。思想认识危机：对民主价值的自我怀疑、对威权“效率”的浪漫化想象。在秦晖看来，目前第三波民主遇到的危机，说到底与“全球化中的低人权优势”有关。关于全球化下的低人权优势，秦晖讲了一个“昂纳克寓言”。这是他在2009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研究会期间和前东德总理莫德罗交谈时讲的。秦晖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也就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成功地把东德的民主化镇压下去，柏林墙也还有，东德的老百姓也还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但是昂纳克跑到巴黎逛了一通红磨坊，跑到美国逛了一通拉斯维加斯，忽然觉得花花世界很好，他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他就开始搞开放，就是要跟西德搞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然后东德生产的商品可以过去，而且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不可能提供的那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比如说你看中那块土地，我就给你抢过来，你想赶走谁，我就给你赶走谁，比如说工人不准讨价还价，农民也不准讨价还价，国家财产想给谁就给谁，老百姓的财产想抢过来就抢过来，官商勾结什么的都可以做。如果昂纳克政府真是实行这一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很简单，西德的工厂就会一窝蜂地跑到东德来，然后把整个东德变成一片血汗工厂，然后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去覆盖西德的市场，那样一来，西德的工业就垮掉了。当然在东德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环境污染、血汗工厂、贫富差距、腐败，都会很厉害。但是假定东德人能接受，又假定西德也玩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秦晖认为，最后结果是，西德现在的这套社会制度将会完全崩溃。首先工会垮掉了，福利瓦解了，整个100多年来建立的所谓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将荡然无存。面对这种困局，西德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西德人搞自己的柏林墙，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进来，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你把自己的投资管住，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现在的西方就在这样搞，贸易保护主义越搞越厉害。但你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这套自由贸易制度本来是你自己倡导的，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二，如果你不修柏林墙，你就要把你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你就不能跟它竞争，福利和自由都要大大往下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向东德看齐。如果西德真的做到这点，老实说你也就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社会制度上讲你已经向它学习了。第三，西德在现行的体制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自由还是福利的减少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要说别的，看一下现在的希腊，福利减一点，马上就有人上街，而且闹得天翻地覆，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如果你硬要这样干，西德就会发生社会动乱，那东德甚至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统一西德。当然，昂纳克寓言只是寓言。昂纳克寓言并没有在德国发生。可是，昂纳克寓言在中国发生了。其实，昂纳克寓言就算在德国发生了，后果也未必有那么严重——毕竟，东德很小，人口很少，只有1600万，而西德的人口有4600万，东德的人口还不到西德的三分之一。可是，在中国上演的昂纳克寓言就很不一样了。中国的人口有14亿，而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欧盟（把脱欧的英国也算上）、日本，还有韩国，加起来才只有10亿。中国能吸收多少发达国家的资本？一旦中国成了血汗工厂，那会对自由世界的经济、并进而对自由世界的政治乃至整个秩序造成何等的冲击？这些都不再是寓言，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已经是现实。昂纳克寓言在世界范围内正在上演。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两百年前由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那么到头来，交易双方都可以增进自己的利益。然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前提之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生产要素在一国之内可以自由流动，在两国间则不能流动。在李嘉图的时代，国与国的自由贸易只限于产品。在当时，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是留在本国的。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却是在产品自由流动之外，还加上了资本和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人员的流动也增加了，不过人员的流动总有各种障碍，因而总是缓慢的、有限的；而资本的流动则易如反掌，十分快捷。既然比较优势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原先从比较优势理论推出的结论也就不一定还成立了。不错，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与贸易给两国的经济都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在一国之内，不同群体的受益情况却可以很不相同。在美国，跨国资本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失去工作的劳工则是相对的乃至绝对的受害者；在中国，最大受益者是政府。另外，两国的受益情况也不等同，总的来说，中国受益要比美国大。这就印证了昂纳克寓言。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劣币驱除良币，坏资本主义胜过了好资本主义。（三）那么，为什么昂纳克寓言没有在昂纳克的德国发生而却在中国发生了呢？其实，秦晖讲的昂纳克寓言本身就给出了解释。秦晖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成功地把东德的民主化镇压下去，然后又放弃了共产主义而搞起了改革开放，于是就会发生昂纳克寓言。但实际情况是，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没有镇压东德的民主化，东德是在与西德先实现了人权一体化之后才搞的经济一体化，所以德国没有发生昂纳克寓言。中国则不然。中国是在镇压八九民运之后再九二南巡大搞对外开放，所以就发生了昂纳克寓言。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会否发生昂纳克寓言，关键在于是否镇压民主化。在这里，“六四”事件是关键。秦晖并不是历史决定论者。秦晖并不认为，发生了六四，以后发生的一切就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秦晖讲到，尽管中共恋权者的倒退后来导致了1989年对民主诉求的惊世镇压，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经济改革，又导致了民主诉求的再起。而且与1989年前的民主诉求基本使用“体制内”话语（如“社会主义民主”）或“五四话语”（如“反封建”）来表达不同，1992年以后的民主诉求更多地向西方话语“接轨”，“自由主义”、“宪政”、“人权”“转轨”、“转型”、等等都成为热词，并与当时突破性的经济转轨相关联，诉求更加丰富，讨论与“争鸣”也更热烈。网络舆论的出现更促进了这一切。在中共掌握防火墙技术和网管、网警的控制严密化以前，网上舆论几乎全被“自由派”（不是美国语境下的自由派，而是指一切不满极权体制的人）主导，言论尺度横向比同一时期传统媒体、纵向比1989年以前都要大得多。那时的中国虽然还远谈不上言论自由，但直到2013年《南方周末》“宪政梦”被压制事件为止，在将近20年时间内，中国的言论空间之大，是1949年以来空前的，也是迄今绝后的。如秦晖所说，九二南巡导致民主诉求的再起，中国加入世贸推动了与世界接轨的呼声，也强化了政治改革的呼声。“六四”后这一波自由化虽然在后来遭到压制，但这一过程以及结果也并不是必然的。历史从来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只不过在某些大背景下，一种或然性要比另一种或然性更大，存在着路径依赖，但并不是命中注定，而在关键时刻的某些关键人物的行为可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正像昂纳克寓言所预言的那样，美国果然打起了贸易战，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可是，传统的保护主义放在今天行不通。传统的保护主义（主要是高关税壁垒、全面进口限制等）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取得预期的正面效果，搞不好还适得其反。因为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全球化，因此，川普仍然采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无法解决今天的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四）秦晖这本书对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同时也提出了拯救民主的若干方案。相比之下，前者是重点。毕竟，知难行易。我们首先要对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有正确的认知，包括充分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尔后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应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秦晖这部书是一记沉重的警钟。 2026年3月10日首发：自由钟双月刊杂志2026年3月号总第10期。链接：

1周前

我以为黎智英被特赦的可能性很大。因为1、川普多次讲到黎智英，包括在去年10月釜山和习近平会见时当面提到黎智英。2、如果黎智英被判的刑期不长，被特赦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可是黎智英被判刑期长达20年，反而增加了被特赦的可能性。

1周前

黎智英是否可能在川习会前夕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及送到美国？有港府官员说，香港没有保外就医的法律。照此说，黎智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的可能性很小。但香港的基本法有规定，如果被判刑的人年老体衰而被判的刑期又很长，以至于很难活过刑期，特首有权给予特赦。看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黎智英 #川习会 #保外就医 #香港基本法 #特赦

1周前

记得六年前，2020年，以习近平的发小马晓力为首的一批红二代发表公开信反对中共当局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老知青。近日在内蒙古地区突然发生的：关于在全区小学实行全国汉语统编教材的决定。一石激起千重浪，此事在蒙古族同胞中引起轩然大波和极大的恐慌。令我们这些年届七十有余的老知青非常震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次《汉语》统编教材一事，已引起蒙古族同胞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作法非常不认同和十分抵触”。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公开信联署的还有宋彬彬，就是那位在文革初期红八月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公开信提出五点建议，但是当局一条也没有采纳。六年过去了，当局在强推汉语挤压民族语言上越走越远，变本加厉。

1周前

今天是3月10日。67年前的今天发生了拉萨事件。我郑重向读者推荐这本书《1959：拉萨！》。作者李江琳原先在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工作，主持过多次大型讲演和讲座活动；两年前，李江琳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全力投入西藏问题的研究与写作。一年半后，李江琳就把这本《1959 拉萨》呈现于读者面前。李江琳著《1959 拉萨！》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2010年7月出版，正文前有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现居美国的阿嘉仁波切写的序言。全书分23章，共361页，并附有几十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为什么要选择1959年拉萨事件作为切入点呢？作者说，因为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有了答案。作者披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包括中共官方出版物以及汉藏双方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细心的梳理和独立的研究，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叙述。凡欲了解西藏问题者不可不读。 1959年3月10日上午，拉萨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了达赖喇嘛居住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按照原计划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随后民众举行和平的集会游行，喊出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和西藏独立的口号。接下来的几天，藏人和中共西藏工委、解放军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形势越来越紧张。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率领家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主要官员离开罗布林卡，经过两周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两天后，驻藏解放军和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关民兵向拉萨藏人发动猛烈攻击。如李江琳所说，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有两次解放军进城杀人，一次是1989年6月的北京，另一次就是1959年3月的拉萨。乍一看去，1959年拉萨事件是被一件偶然的事情引发的，那就是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藏人前去阻止，于是酿成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那么，为什么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担心那是一场鸿门宴，担心达赖喇嘛会被劫持被绑架。为什么藏人有这样的担心，因为自1956年以来，中共在西藏周边的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的藏区推行暴力土改和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迫害，激起了藏人的强烈反抗，然后遭到中共的残暴镇压，在这些地方，很多藏人首领就是被中共邀请开会或赴宴，结果一去不返。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都说，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一场“叛乱”；但李江琳通过她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公开的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根据作者的研究，拉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是普通藏民和少数藏人中下层官员，在抗议活动的高潮期，噶厦政府陷于瘫痪，达赖喇嘛也控制不住局面。换言之，拉萨310事件本来是一次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倒是中共方面，早就在寻找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放手把在内地推行的那套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310藏人的集会游行给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军区一个开打的理由；又由于中共方面经过长期策划，早已具备打的条件。再加上当时坐镇拉萨主持工委工作的谭冠三将军先斩后奏，擅自下达开打命令，在藏人的圣城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大屠杀。拉萨之战结束后，中共即派出大量野战军进入西藏各地平息“叛乱”，大开杀戒；与此同时，又凭借暴力，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给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西藏的历史从此改变，汉藏关系从此改变。 51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毛时代，中共推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1959年拉萨事件的是非曲直，应该说已经一目了然。邓小平上台后，着力纠正毛时代的种种错误。1979年，当局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接触，流亡印度20年的达赖喇嘛派出第一个访问团来到西藏。访问团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藏人涌上街头，恸哭着呼唤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这一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藏人的心是在哪一边。那天，李江琳对我说，她准备写一部流亡藏人史。我当即拍手叫好。自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率众出走印度，51年来，藏人谱写了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集体流亡。其艰苦卓绝、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与灿烂辉煌不亚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我殷切地期待李江琳的新著早日问世。 2011年1月5日 —— 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

#拉萨事件 #1959 #西藏问题 #李江琳 #图书推荐

1周前

川普就要出访中国了。川普自己送上门来，中共要对之斩首易如反掌。中共做事从来没有底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么中共会不会对川普实行斩首呢？不会，绝无可能。因为中共很清楚，如果它敢这么做的话，立刻会招致美国的猛烈报复，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也不敢对习近平实行斩首，也不敢对金正恩实行斩首。斩首行动只能用于那些缺少强大报复力量的国家。

#川普 #中国访问 #斩首行动 #国际关系 #美中关系

1周前

胡平在3月8日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7周年线上大会的发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线上，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7周年。这里，我要专门谈一谈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的系统性摧毁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进一步强化推行对藏族的文化灭绝政策，特别是对藏语的强制边缘化。这不是孤立的举措，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战略的一部分，通过教育、语言和文化控制，从根本上抹除藏人的身份认同。过去，中国政府对藏人的很多方面进行打压，例如对藏传佛教的打压，但是在藏语学习、藏语教育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1994年通过的《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明确规定学校应以藏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并逐步完善藏汉双语教学体系。在那个时代，藏语在学校中被视为核心，汉语仅作为附加语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藏人的高考都分为两种，一种是民考汉，也就是各科考卷都用汉语；另一种是民考民，各科考卷都用民族语言，如此等等。然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宽松的局面被迅速扭转。中国政府在推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名义下，把包括藏语在内的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视为对国家统一的威胁，进而采取步步紧逼的挤压。在今日西藏，名义上还打着双语教育的招牌，但实际上藏语被不断的边缘化。新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删除了允许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例外条款，明确学校必须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并强制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在今天的西藏，汉语成为主导语言，藏语降为选修课。各种核心科目，如数学、科学和历史，全部用汉语授课。高考也取消了民考民，只有民考汉；藏语不再是大学入学考试的核心科目，仅限于申请藏文专业的考生。尤其严重的是，中国政府把100万藏族儿童强行送到寄宿学校，寄宿学校只用汉语，禁止使用藏语。藏族儿童被迫与家庭相分离。与此同时，又强行关闭了私立藏语学校，教师被拘留或失踪。在今天的西藏，公立学校几乎没有藏语教育的存身之地，藏人想办私立的藏语学校也不允许。移民美国的华人可以在美国办中文学校。移民美国的藏人可以在美国办藏语学校，可是藏人却不准在自己的家乡办藏语学校。 2026年即将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进一步要求学前儿童学习普通话，到义务教育结束时“基本掌握”，并淡化和弱化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对藏语权利的保障。新法甚至增加跨境追责条款，针对境外“破坏民族团结”行为。这些政策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联合国少数群体权利特别报告员2026年报告警告，这种“语言抹除”构成“文化灭绝”风险，甚至应被视为“灭绝种族”行为。记得六年前，2020年，以习近平的发小马晓力为首的一批红二代发表公开信反对中共当局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老知青。近日在内蒙古地区突然发生的：关于在全区小学实行全国汉语统编教材的决定。一石激起千重浪，此事在蒙古族同胞中引起轩然大波和极大的恐慌。令我们这些年届七十有余的老知青非常震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次《汉语》统编教材一事，已引起蒙古族同胞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作法非常不认同和十分抵触”。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公开信联署的还有宋彬彬，就是那位在文革初期红八月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公开信提出五点建议，但是当局一条也没有采纳。六年过去了，当局在强推汉语挤压民族语言上越走越远，变本加厉。我们知道，一种民族的语言，是这种民族的文化的载体。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就是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今天，我们在线上集会，强烈抗议中国政府的文化灭绝政策！我们呼吁： 1、立即废除强制寄宿学校系统，让藏族儿童回归家庭和社区教育。 2、恢复藏语作为核心教学语言的地位，允许私立藏语学校存在。 3、撤销2026年起排除藏语作为高考核心科目的决定，保障藏语在教育和公共领域的合法使用。同时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加强监督，推动联合国独立调查西藏人权状况。首先，我们向我们的同道、向我们的朋友呼吁，通过各种方式，传播我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声音。

1周前

孤陋寡闻。苏东剧变后，有不少流亡海外几十年，有的根本是海外生海外长的人士，回母国参政，取得成功，甚至当选总统。至于说受害者叙事，还有流亡海外的学者和作家的著述，在被母国封杀几十年半个多世纪后回归母国，受到关注的更是不知其数。。。。

#苏东剧变 #流亡海归 #政治参与 #总统 #学者回归 #封杀解除

2周前

纪念遇罗克殉难56周年：贫瘠恶土中生长出的思想之花——遇罗克与《出身论》

#遇罗克 #出身论 #纪念日 #思想 #历史

2周前

如此高龄，如此高产，我相信，这在中文世界是创下了历史纪录。——胡平：人间奇迹有续集——郭罗基《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评介——93岁高龄、身患癌症的郭罗基先生，于去年1月推出《郭罗基访谈录》（溪流出版社），上下两大卷，一百多万字，被我的老朋友高伐林誉为“人间奇迹”。人间奇迹还有续集——10个月后，郭罗基又推出《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博登书屋，2025年11月），也是上下两大册，共85万字。郭罗基告诉我，他的下一部书稿是《同时代人物录》。如此高龄，如此高产，我相信，这在中文世界是创下了历史纪录。我对《郭罗基访谈录》做过评介。这里我再谈谈郭罗基这本《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翻开《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开篇是“文端公自序”。文端公是郭罗基的无锡先辈老乡、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谥号。郭罗基曾被胡乔木、邓小平先后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 / 代表人物的帽子，若以文言名之，就是文端公的意思。所以郭罗基这个东林后学，人还健在，就以文端公自称，并且把自己的这部言行录命名为《自由化冒尖录》。书名特地注明“1976-1982”，因为自1982年起，郭罗基就在中共高层的压力之下举家南迁，调离北京大学到了南京大学，并被明令不得任领导、不得发文。这部《自由化冒尖录》写的就是从1976年到1982年这段期间的文章及其故事。郭罗基在“文端公自序”里写到：“本集中，有些文章之拙劣连我本人都不忍卒读，实在不愿再让别人来读。‘良工不示人以补’。心想，我怎么会写出这样蹩脚的文章？但这些蹩脚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的，屡遭批判。我的文章的价值，就在于有人反对；不断地反对，才使它不断地增值。别人反对，本人不服，进行辩驳，所以叫‘有争议’。‘有争议’的文章，往往引出一个故事。现在看来没这些文章本身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就是文章引出的故事还有点意思。后来，邓小平不许我发表文章了，‘有争议’的文章的故事也没了；但我作为‘有争议’的人物，故事还在继续。我就来讲一讲这些故事，对于研究思想史的后来人，或许会有一点用处。”（上册，第4页）八十年代的过来人都知道，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11月《人民文学》杂志，荣获1978-1979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它改编成广播剧，进一步扩大影响。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刘心武本人晚年坦承，以现在的文学标准看，《班主任》的审美价值“越来越微弱”，它更多是表达一种思想观念，而不是在文学性上有深入拓展。《班主任》的地位主要在于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而不是纯文学成就。同样的，郭罗基在1976—1982年发表的有些文章，尽管在今天看来很拙劣，但是在当年却很轰动。我要补充的是，郭罗基当年写的文章，有些在今天看来也很精彩。郭罗基的文章在当年能引起那么广泛的热烈反响，除了他的观点之外，也和他的漂亮文字有关联。《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是一部大型的回忆录兼思想史文献。这部书的写法极有创意。一般来说，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三种：一是官方的叙事档案，一是学者的专著，一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官方的叙事档案往往缺少开放性，学者的专著常常失之于抽象论述而缺少细节，个人回忆录则限于视角单一。郭罗基这部书结合了“案-文-人-制”这四个方面，“案”是指政治事件及过程，“文”是指有关各方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文字与言说，“人”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以及相互关系，“制”是指制度、机制以及结构性约束。这四种材料不是孤立呈现，而是交叉比对，校正偏差，彼此印证，相互解释，不但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一般读者、尤其是那些未曾亲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读者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思想氛围和语境。郭罗基这部《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不但对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后来人是必备之书，就是一般读者也不妨读一读。学物理学工程的人没必要去读物理学史工程学史，但是学哲学学文学的人很有必要去读哲学史文学史；同样的，要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很有必要去读当代中国的思想史。读郭罗基这部《自由化冒尖录》，不但可以让你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可以让你了解当代中国思想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可以让你了解应该如何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

3周前

BBC：美国以色列联手攻击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丧生，伊朗发动报复性空袭——我们目前知道什么？

3周前

考察实现了民主转型的共产国家可以发现，没有一个是经过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壮大-民主转型的。

3周前

不同意蔡慎坤先生说的“郭文贵在2016年（是2017年，不是2016年）精准放料就注定终结了王岐山的政治生命”。2017年9月6日，中共在北京举行了纪念王岐山岳父姚依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和其他同级别的党国领导人诞辰纪念活动相比，纪念姚依林诞辰活动的规格明显偏高，有多达四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栗战书主持，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2017年9月20日，王岐山会见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按说，和外国总理级领导人会见是轮不上中纪委书记的。这次会见是个特例。这两件事发生在十九大前的敏感时期，明显是向外界传递出王岐山地位稳固的信号。十九大，王岐山裸退，被不少人解读为王已垮台。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这种解读是错误的。1、中共在2014年有个新规定，明文规定了七上八下，王岐山69岁，按规定该退下来。其他到年龄的几个常委，俞正声、张德江、刘云山和张高丽也都“裸退”，可见他们的裸退都属正常。2、我当时预测，王岐山接下来可能出任其他要职，主掌国监委是不可能的，因为国监委一把手应是政治局常委，至少也应是中央委员，而王岐山已经裸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故而不可能出掌国监委。我当时说王岐山最可能的是出任国家副主席，因为国家副主席既无年龄限制又不要求必须有党内职务，连非党员都可以。南华早报2017年12月1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王岐山列席了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会议。注意：此时的王岐山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介平民，在政府内也没有任何职务，却竟然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可见王岐山的地位何等稳固，并且也预示将在2018年两会出任国家副主席。两会召开，果不其然，王岐山成了国家副主席。两会一结束，就举行了政治局常委会，王岐山列席，被媒体称为第八常委。以上事实均有力证明郭文贵爆料终结了王岐山的政治生命一说不成立。

3周前

当时有不少人分析说，王岐山功高震主，引起习近平猜忌，所以习会暗中派人爆王岐山的料，打压王岐山。我当时就说，王岐山功高但并不震主，因为他的功不是平定内乱外敌，也不是治国有方，而是为习清除异己集中权力（据说王曾对旧友说过，对高级官员，他只是送材料，整谁不整谁，都是老大划勾）。这种功再高也不会震主。功高震主，要看是什么功，王岐山反腐的功，好比斯大林大清洗时内务部的功，好比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小组的功，这种功是完全依附于最高领袖的权力，没有独立性，绝无震主的可能。王深知，如果没有习撑腰他必遭百官群殴，习深知，否定王就是否定反腐运动就是否定他自己。

3周前

在美国之音2017年4月19日对郭文贵的专访中，郭文贵说，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给他打电话，要他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与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并直言这是习近平下的命令。郭文贵提供了电话录音，傅政华的声音经过变音处理。这事一看就知道是编造的。 1、如果习近平真的要暗地调查王岐山，他必定会去找一个他更信任并具有更好专业能力的特工，怎么会找到郭文贵呢？ 2、如果习近平要找郭文贵调查王岐山，他就该派人面授机宜，怎么能让傅政华打越洋电话告知呢？郭文贵人在美国，难道中共方面就不担心电话被窃听被录音吗？ 3、就算习近平确实要傅政华打越洋电话给郭文贵要郭文贵调查王岐山，郭文贵怎么能在VOA直播专访中对全世界公开讲出来呢？习近平要调查王岐山，这应是机密中的机密。执行这一任务者，最起码的要求是对外守口如瓶。除非事情完成，当局自己已经讲出，并往往是在上面同意的情况下，执行者才可以公开说出，可是郭文贵居然当时就通过VOA公开告诉全世界了。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1个月前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副局长的约瑟夫·R·德特拉尼2026年2月18日在《华盛顿时报》发文，标题为“中国为何突然赞成朝鲜世袭继承制”。德特拉尼先生认为，“北京希望金正恩的女儿向中国而非俄罗斯寻求指导”：韩国国家情报院上周披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选定其13岁的女儿金珠爱为接班人。尽管金正恩相对年轻，年仅40多岁，但据报道他患有心脏病，体重超标，并且嗜酒。。。。我在2023年2月10日发文“金正恩女儿高调亮相说明了什么？”，写到：金珠爱很可能已经被金正恩选为接班人。金珠爱现在还不到10岁，金正恩就把她推到舞台中央，这说明现在还不到40岁的金正恩身体不佳，所以才迫不及待。。。

1个月前

有人说海外民运比共产党还坏，有人称海外民运是在野共。且不说共产党掌权后干了多少坏事，就拿共产党在野时期来说吧，撇开战争不说，在野共：1、对“阶级敌人”的屠杀：以土改、打土豪、分田地为名，对地主富农及所谓“反革命”实施肉体消灭，明目张胆地夺取他人财产。2、党内清洗：以“肃反”“反AB团”“反改组派”“反社民党”“清除特务”等名义，摧毁了成千上万革命同志的生命。海外民运四十年了。我无法想象，怎么有人居然把海外民运比作“在野共”，说海外民运比共产党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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