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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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时前

这次纽约市长选举，看点不是民主党赢了，而是民主党输了，是民主党建制派输给了马达尼。正像16年总统大选，看点不是共和党赢了，而是共和党输了，是共和党建制派输给了特朗普。

#纽约市长选举 #民主党失利 #建制派失败 #马达尼 #特朗普模式

15小时前

胡平：海外民运与中共线人。链接：

#胡平 #海外民运 #中共线人

16小时前

张志军：“九二共识”不容模糊和回避

台湾：主权争议下的两岸交流与认同博弈· 449 条信息

国台办强硬反“独”争议，国民党罕见劝告· 91 条信息

#张志军 #九二共识 #政治 #两岸关系 #强调

3天前

【未删减】EP6：历史终结论的“终结”？Ⅰ⺠主衰退|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第二章民主转型 |看理想文字版|AI朗读

#历史终结论 #民主衰退 #刘瑜 #比较政治学 #AI朗读

5天前

英国哲学家哈灵顿（1611-1677）在《大洋国》讲过一个关于分饼的小寓言：两个姑娘得到一张饼，商量怎样才能分得公平。一个姑娘建议说：“我来分，你来挑；或者，你来分，我来挑。”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公平的秘诀在于分权。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讲过一个小寓言：两只小熊得到一张饼，不知怎样才能分得公平。狐狸走过来说：让我帮你们分。狐狸把饼一撕两块，一块大一块小，分给两只小熊。一只小熊叫起来：他那块大，不公平！狐狸看了看说：嗯，那块是大了点。狐狸于是把那块大的拿过来咬了一口。这下，另一只小熊又叫起来了：我这块小啦，他那块大，不公平！于是，狐狸又把那一块拿过来咬一口。就这样，左一口，右一口，一张饼让狐狸吃去了一半；到头来，两只小熊都只分到了差不多大的一小块。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千万别以为专制政府能替我们把饼分得公平，因为它首先会趁机把大块的饼吃到自己的肚子里。

#分饼 #公平 #分权 #专制 #寓言

5天前

胡平：俄乌之战与北约东扩——近来，由于特朗普政府强力介入调停俄乌冲突，俄乌之战又成为热门话题。（一）提起俄乌之战，又有人提到北约东扩。日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了著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萨克斯基本上又重复了他过去的观点。去年10月30日，萨克斯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的视频（）以“杰弗里·萨克斯解释美国和北约如何在乌克兰挑起战争”为标题在网上热传。萨克斯说："这并不是我们每天听说的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你同意德国统一，北约就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随后，美国欺骗了戈尔巴乔夫，从1994年开始，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将北约一直扩展到乌克兰的计划。所谓的新保守派就是在这个时候掌权的。” 萨克斯第一句话就有问题。萨克斯说：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别忘了，在1990年（准确地说，是1990年2月），苏联还存在（苏联是1991年12月26日解体的），华沙条约也还存在（华沙条约是1991年7月1日解散的）。既然苏联还存在，华沙条约还存在，怎么可能谈什么北约东扩呢？戈尔巴乔夫怎么可能和美国人讨论北约要不要进驻苏联领土、要不要进驻华沙条约国家呢？所谓北约东扩，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是华约的国家吸收进北约，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进北约，因而其前提必然是，华约已经解散了，那些国家已经不属于华约了，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些加盟共和国已经不属于苏联了，已经是独立国家了。所以，在苏联还存在，在华约还存在的1990年2月，当时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可能和美国人谈什么北约东扩。真实的情况是，在1990年2月，美国/西德和苏联/东德就两德统一进行谈判。贝克确实对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不向东部扩展一英寸，但这里所说的东部是说的德国东部即东德。美国人是承诺，两德统一后，北约不向东德方面扩展一英寸。此前，美国和北约在西德有驻军，苏联在东德有驻军。1990年，双方就两德统一谈判。苏联表示要从东德撤军，美国并没有从西德撤军，但承诺不在东德驻军。结论是很清楚的：1、美国没有承诺过北约不东扩。2、1990年贝克承诺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是指的不扩展到东德；美国人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事实上，直到今天，北约也确实没有在德国的东部驻军。 2009年，一位名叫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的学者，发表了一篇长文“北约对俄承诺不扩大的神话”（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链接：），通过对各方档案、回忆录等的详细研究比对，以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北约没有做出过不扩大的承诺。对“北约承诺不东扩”这一神话的最有力反驳莫过于当事人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证词。2014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北约东扩。下面就是他和“Russia Beyond”记者对谈（\_gorbachev\_i\_am\_against\_all\_walls\_40673.html）的相关段落和翻译： RBTH: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in Ukraine is NATO expansion into the East. Do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 Western partners lied to you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ir future plans in Eastern Europe? Why didn’t you insist that the promises made to you – particularly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s promise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into the East – be legally encoded? I will quote Baker: “NATO will not move one inch further east.” 记者：一个和乌克兰有关的关键问题是北约东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西方在形成他们在东欧的打算过程中对你撒了谎？你为什么不坚持要求兑现承诺，尤其是坚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将有关不向东方扩张的承诺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我来引用一下贝克，他说：北约不会向东方移动一英寸。 M.G.: The topic of “NATO expansion” was not discussed at all, and it wasn’t brought up in those years. I say this with full responsibility. Not a sing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raised the issue, not even after the Warsaw Pact ceased to exist in 1991. Western leaders didn’t bring it up, either. Another issue we brought up was discussed: making sure that NATO’s military structures would not advance and that additional armed forces from the alliance would not be deploy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then-GDR after German reunification. Baker’s statement, mentioned in your question, was made in that context. Kohl and [German Vice Chancellor Hans-Dietrich] Genscher talked about it. 戈尔巴乔夫：当年“北约扩张”的话题从未被讨论过，根本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我对我这个说法负完全责任。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提起过这事，甚至在华沙条约于1991年解散后都没有。西方领导人也没有提过。我们谈的是另外一点：在德国统一后，保证北约的军事设施和武装部队不向前东德地区部署。你刚才提到的贝克的声明，指的就是这一点。科尔（前德国总理）和甘舍尔（副总理）也谈过此事。 Everything that could have been and needed to be done to solidify that political obligation was done. And fulfilled. The agreement on a final settlement with Germany said that no new military structures would be cre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no additional troops would be deployed; n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ould be placed there. It has been observed all these years. So don’t portray Gorbachev and the then-Soviet authorities as naïve people who were wrapped around the West’s finger. If there was naïveté, it was later, when the issue arose. Russia at first did not object. 为了保证该项政治义务的所有需要做和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这项义务也被遵守了。最终协议规定，新的军事设施、新的部队以及大杀伤性武器都不能在东德地区部署。这些年该协议一直被遵守。所以，别把戈尔巴乔夫和当年其他苏联领导人当作被西方玩弄在股掌间的幼稚人物。如果有幼稚的问题，那也是在后来（北约东扩）被提出来时。一开始，俄国对此并没有反对。 The decision for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expand NATO into the east was decisively made in 1993. I called this a big mistak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was definitely a viol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statements and assurances made to us in 1990. With regards to Germany, they were legally enshrined and are being observed. 美国及其盟友真正决心把北约向东部扩张是在1993年。从一开始我就坚持这是个巨大的错误。这也绝对是对1990年向我们所作保证的精神的违背。但就对于德国的事情来说，这些保证有法律效力且被遵守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证明，1990年美国承诺的的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指的是不向东德扩展一英寸。这一承诺美国人说到做到，一直保持到今天。（二）不过，戈尔巴乔夫又对北约在1993年的东扩表示不满，认为那违背了1990年承诺的精神。平心而论，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批评并不成立。他所说的1990年承诺的“精神”（spirit）只不过是他自己对1990年承诺的发挥，并不是1990年承诺本身。戈尔巴乔夫说，“一开始，俄国对此并没有反对”。也就是说，当时的俄国政府（那时的俄国总统是叶利钦）并不认为那是北约东扩，是违背了1990年承诺的精神。这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1990年承诺的精神，只不过是他自己对1990年承诺的发挥，连当时的俄国政府都不认同的。那么，所谓北约在1993年的东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是，在1993年，苏联已经解体，华约已经解散。有一些历史上曾深受苏俄侵略的国家，例如匈牙利、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小国，出于对拥有强大无力的俄国不放心，强烈地希望加入北约。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既不好吸收，又不好拒绝。于是，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个由北约与中欧、东欧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计划于1994年1月10～11日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通过。其主要内容： (1)北约正式邀请前华约国家和中立国家参加“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军事演习、维和、危机控制等方面进行合作和政治磋商，但暂不接纳新成员国，也暂不向前华约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2)伙伴国可向北约总部布鲁塞尔派联络员； (3)伙伴国必须承认西方的民主、人权标准、尊重现有边界。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国家急切加入北约的意愿，又不至于对俄国造成刺激。接下来，有20几个中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注意：有俄罗斯）以及欧洲中立国家签署加入该计划。戈尔巴乔夫说北约在1993年开始东扩，就是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件事。戈尔巴乔夫说当时他就表示反对，但是当时的俄国政府没有表示反对，后来俄国自己也加入了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乌克兰也加入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由此可见，我们不应把提出和实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就等同于北约东扩。毕竟，俄国人说的北约东扩，必定是指北约向东扩展到了自家门前。可是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是俄国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怎么能算北约东扩呢？（三）真正的北约东扩是始于科索沃战争爆发后的1999年。真正的北约东扩有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加入波兰、捷克、匈牙利；第二次是2004年，加入波罗的海三小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后来北约又有过几次扩展，但后来加入的国家都是在南方或北方，而且和俄国相隔着数个国家（除了俄乌战争爆发后2023年才加入的芬兰和俄国接壤），可以说是北约南扩或北约北扩，不能说是北约东扩。 2008年，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被提上议程。当时的乌克兰领土完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发生在2014年），和邻国还没有领土争议，具备加入北约的条件。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北约讨论是否邀请乌克兰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德国、法国率先表示反对，因而未能成功。俄乌战争爆发后，有人批评当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说，假如2008年德国不是反对、而是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假如当年乌克兰就加入了北约，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俄乌之战了。默克尔辩护说，吸收乌克兰进入北约，势必会引起普京的强烈反应。如果2008年乌克兰开始加入北约，战争将会更早爆发。顺便说明：北约吸收新成员的流程复杂、严格，而且漫长。一个想加入北约的国家，即便加入了成员国行动计划，那只是取得了资格加入北约的入盟对话。在加入北约的谈判中，每个成员国都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有一个成员国反对都不行。在所有的成员国的外长都签字批准之后，还要各国国会批准才能坐实。这就是说，就算2008年北约同意了乌克兰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那距离乌克兰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时普京就发兵打乌克兰，既可以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开战的理由，又因为乌克兰还没有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故而北约无法出兵相助。那样的局面对乌克兰更不利。自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之后，北约就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搁置起来了。2014年，克里米亚宣布脱离乌克兰，后来又宣布回归俄罗斯。乌克兰不接受不承认。这就和别国有了领土争端，不符合加入北约的条件。尽管在那以后，乌克兰多次提出想加入北约，甚至把这一点写进宪法，但就凭和邻国有领土争议这一条，乌克兰现阶段加入北约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四）不少人问，既然普京总是拿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这件事做文章，发出战争威胁，美国和北约为什么不明确宣布不会让乌克兰加入，那不就避免战争了吗？杰弗里·萨克斯说：美国本可以阻止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2021年12月15日，我在白宫与杰克·沙利文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通话，我恳求他说：‘杰克，避免这场战争——你完全可以避免。’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公开声明北约不会扩大到乌克兰。” “他对我说：‘哦，北约不会扩大到乌克兰的，不用担心。’” “我说：‘杰克，公开说出来。’” “他说：‘不，不，不，我们不能公开这么说。’” 萨克斯说的不对。事实上，就在战前的危机中，美国和北约都已经向俄国发出过信息，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但问题是，俄罗斯不是要求北约承诺不让乌克兰加入，而是要“白纸黑字地承诺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萨克斯提到他在2021年12月15日和沙利文的一通电话。就在那一天，2021年12月15日，普京向美国助理国务卿凯伦·唐弗里德转交俄罗斯希望从西方获得的“具体建议”。俄国建议和美国和北约分别签订安全保障协议。在协议草案中，俄国向美国向北约都提出，保证不再向东扩展北约，拒绝接纳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这就是说，普京是要求美国和北约把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写进与俄国的双边条约之中。这分明是向美国向北约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美国和北约怎么可能答应呢？因为北约是个开放的组织。北约章程明文规定，北约成员国可以邀请“任何欧洲国家”加入。乌克兰是欧洲国家，自然属于可以邀请加入之列。如果美国和北约公开用白纸黑字承诺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既违反了自己的开放政策，也违反了自己的章程。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例如半岛电视台2021年2月1日报道提到：“拜登一再指出的是，未来十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 俄新社2023年7月的报道提到，拜登说，“2021年6月，我和普京在日内瓦会晤时，对方说，‘我希望得到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保证’。我说，‘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有一项开放政策。我们不会将任何人拒之门外’”。这段报道告诉我们，拜登确实表示过北约现阶段不会接受乌克兰，这一点俄国也承认的。但普京要求美国作出进一步保证，明确保证不接受乌克兰。拜登说这做不到，因为北约是对欧洲国家开放的，我们不能明确保证北约不接受某个国家，因为那就违反了北约的开放政策。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不接受。结论很清楚，俄国人说声称的，以及不少人附和的，俄国之所以打乌克兰，是因为北约东扩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五） 2022年2月24日，普京正式宣布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是必要的，以“保护遭受乌克兰政府虐待和种族灭绝的人民”，并“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政府仅在两天前正式承认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在与乌克兰政府的斗争中请求俄罗斯援助。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包括“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在这里，普京没有提到北约东扩。至于他所列举的开战理由是否成立，那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另写文章。这篇文章就到此打住。 2025年2月25日。首发光传媒 ——————

#俄乌之战 #北约东扩争议 #戈尔巴乔夫证词 #普京开战理由 #美国对乌克兰入约态度

6天前

大陆又在演关于施琅的电影《澎湖海战》，贴出20年前写的关于施琅的文章：成王败寇与趋炎附势——从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谈起最近，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引发一阵批判浪潮。这也难怪，像施琅这样的人，先是叛明降清，继而又叛清降明，然后再叛明降清，其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康熙派施琅攻占台湾，其目的本不是为了所谓统一，而祇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敌对势力，所以清政府才会在郑成功没占领台湾之前，勾结台湾岛上的荷兰人打击郑成功，又在郑成功后人已经投降之后，多次动过放弃台湾送给洋人的念头。电视剧却把施琅这样的人物塑造成“民族英雄”，把清政府的行为美化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既扭曲历史，又颠倒是非。怎么能不令人反感乃至愤慨呢？《施琅大将军》剧本的倡议者、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的陈明公开宣称他是古为今用，借用历史故事服务于今天的政治现实。陈明强调：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这种说法看上去倒有一定的说服力，连不少批评者也承认，不管施琅的人品如何，也不管康熙下令打台湾是出于什么动机，但在客观上使得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点起码还是应该肯定的。然而，上述观点不值一驳。假如说祇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是错误的，那么，不管一桩行为本身的善恶是非，而把该行为的某种非意图的后果用来为那桩行为辩护显然就更错误。譬如，你说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那么我也可以说，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中国就不会有东北。岂止不会有东北，也不会有内蒙外蒙，很可能也不会有新疆，不会有西藏。如果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今日中国的版图不过和明朝一样。因为当时在关外的满人幷没有打定主意问鼎中原，他们原本祇打算趁火打劫，抢走一些金帛子女，占领更多的长城以北的土地罢了。我们是否可以说吴三桂是开拓中国疆域的大功臣呢？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世间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辩护。外族入侵，掳掠强奸妇女吗？那是混血，是民族融合嘛。连大屠杀都可以得到辩解：至少有降低人口压力的效果嘛。幸亏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有一次大屠杀，全国人口顿时下降一半或一半以上，否则神州大地早就人满为患，生态环境早就不堪重负，中国早就崩溃了。按照陈明的观点，统一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统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恶。事实上，没有人会主张统一至上。统一不可能至高无上。在统一之上，必定还有更高的原则：统一，用什么原则统一？谁统一谁？如果你说统一至高无上，用什么原则无关紧要，谁统一谁无关紧要，那么，你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大就站在谁一边；你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鲁迅看出病的症状而没有指出病的成因。要说广拓疆土就是善，你为什么不赞美隋炀帝三征高丽呢？因为隋炀帝没把高丽打下来。隋炀帝失败了，所以人们就不赞美了，所以人们就都批评隋炀帝残暴无道，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一切都以成败为转移。你成了，你就对了；你败了，你就错了。围绕着《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远远超出了这部电视剧本身。它反映出我们在评价历史与人物上的没有原则。其实倒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又不总是能够内在地协调一致，它们常常彼此冲突，于是很多人就一会儿讲这个原则，一会儿讲那个原则。这就成了没原则，就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为什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本来冲突的双方都各有各的理，谁赢了我们就顺着谁的理讲，于是成者就赢得了理，败者本来也是有它的理的，但我们就不讲了，于是败者就没理了。就算你承认失败的一方也有它的理，这也于事无补。因为你同时又认定成者是有理的。既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谁愿意当败者呢？干吗不站在胜利者一边呢？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耻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深入讨论下去的。 2006年4月北京之春2006年5月号

#施琅 #成王败寇 #历史评价 #民族英雄争议 #统一与分裂

1周前

ZT：Dennis全球政治筆記 (文長慎入)：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專文分享：川普是否被習近平耍了？美中競爭進入黃金交叉？文章摘要：在川普與習近平六年來的首次會晤前夕，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撰文警告，美中關係已臨臨界點，美國正面臨科技優勢被中國迅速蠶食的危機。他回憶2017年隨川普訪中時的場景，當時中國總理李克強向川普直言，美國的未來只剩黃豆與玉米的出口，中國將主宰21世紀的核心技術，從AI到稀土、從製造到軍事，皆由北京掌控。這番話不僅是警告，也是心理戰：中國意圖塑造一個美國邊緣化的未來，迫使華府接受現實。而八年後的今天，中國正透過稀土出口管制、外交槓桿與貿易手段，逐步實踐這個藍圖。博明指出，在剛結束的美中談判中，雙方看似達成緩和緊張的協議。北京同意延後實施稀土管制，美方則暫緩加徵新關稅與出口限制。但在科技戰核心問題——AI晶片的出口限制上，美國似乎正面臨內部鬆動。川普正考慮允許Nvidia對中出售 Blackwell B30A 晶片。此款晶片效能遠超現有對中開放的AI晶片，是OpenAI等機構訓練先進AI系統的基礎。若中國取得B30A，等於實質打破出口管制，讓中國跳過自主研發時間，直接站上科技競賽第一線。博明表示，根據主管美國科技政策的專家估算，中國僅需購買兩顆B30A，即可達到美國最高階B300晶片的效能，等同「美國優勢不復存在」。更糟的是，Nvidia晶片主要由台積電製造，產能有限，中美若同時爭奪先進製程資源，可能導致美國企業也受限，進一步削弱自身實力。博明對川普將AI晶片視為貿易談判籌碼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這是對美國國安的嚴重誤判。川普的說法「我想他們買黃豆」反映出他將科技與農業等量齊觀，忽視AI產業對美國未來的戰略意義。如果川普真的在川習會上作出讓步，將高階晶片輸出中國，不僅推翻美國自身制定的AI行動計畫，也等於親手將美國在AI、半導體與地緣戰略上的優勢拱手讓人，並可能促成中國快速在軍事與產業上追上甚至超越美國。博明在文章最後警告，美中科技與地緣競爭正進入關鍵時刻。川普若繼續選擇短期貿易利益，將對美國造成無法逆轉的長遠損害，並可能徹底重塑全球權力格局。 Dennis評論：相較於過去兩週華府與國際媒體聚焦於「川習會」是否將牽動台灣安全的各種評論，Matt Pottinger（博明）這篇於川習會前夕發表的分析文章，無疑更具指標意義，也更值得政策圈深思。作為川普任內對華政策核心規劃者之一，博明的觀察不僅來自對北京高層的第一手接觸經驗，也折射出今日華府決策圈內部的結構性焦慮——美中科技與戰略實力的黃金交叉點，恐怕已非假設，而是逼近的現實。博明在文中提醒，美中對抗的本質，從來不是一場經濟或貿易之爭，而是關於全球權力結構的重塑與主導權的更替。博明表示，中國早在2017年即當著川普和美國官員的面直言，美國未來的角色將僅限於農產品出口國，而中國會壟斷科技核心、掌握全球製造與戰略資源。這種說法當時或許被視為過度自信的政治表態，但八年後，中國透過稀土政策的升級、AI與半導體技術的突進、國營與私營科技巨頭的聯動布局，這一戰略願景現在看來已經成形。最令博明憂慮的，是川普與其團隊當前展現出的「重交易、輕戰略」傾向。他指出，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是否放行Nvidia向中國出口性能遠超現有限制的Blackwell B30A晶片。雖然此舉可能短期內緩和貿易數字，卻極可能成為中國在AI與軍事運算能力上實現「技術跳躍」的契機。博明認為川普與部分幕僚似乎未意識到，AI晶片不僅是商業產品，而是新一代地緣戰略的核心資產。一旦放行出口，美國所辛苦建立的晶片封鎖與技術優勢恐將蕩然無存，中國將在極短時間內縮短與美國的科技差距，甚至可能完成戰略超車。這種零和格局的現實，並未在白宮現行政策中被充分正視。也正因如此，美國國內包括鷹派陣營與國安社群，對Nvidia執行長黃仁勳釋出的合作善意感到憂慮。從華為到中科曙光，許多中國科技機構正在等待一個政策破口，以合法取得先進晶片、逆向工程並快速升級。而放行Blackwell B30A，極可能就是那個破口。值得注意的是，博明文章中對台灣幾乎隻字未提。這並不表示台灣完全沒有角色，而是反映出在美中全面競爭邁入高張力的新階段中，台灣不會是主軸，而僅是戰略結構中的一部分。對博明而言，台灣是否被「交易」並非核心問題，真正的風險在於，若美國在科技與戰略層面持續讓步，一旦華府喪失科技主導與戰略控制權，台灣的國際處境也將陷入結構性邊緣化。屆時，北京毋須動武，即可透過經濟、科技與國際話語權，對台施加更大壓力。博明的文章也凸顯出另一個更嚴肅的問題，就是包括他在內的專家，似乎也無力提出逆轉現狀的具體方案。他唯一強調的是：不能解除對高階晶片的出口管制。根據其分析，只要出口持續受限，中國最快也要等到川普任期結束前才有可能在晶片設計上趕上。但一旦解禁，中國的AI與科技產業可能在川普任內就已完成超越。這種情境所揭示的，不僅是差距極小的技術競爭，而是一個臨近戰略黃金交叉點的全球格局變動。說穿了，博明擔心的根本問題，恐怕更多是他認為川普只在意「他任內」的領先與勝利，而不在乎美國在他卸任後是否還能維持領先優勢。這正是川普式交易外交最被詬病的短視所在：以眼前可見的政治利益，換取難以復原的長遠戰略劣勢。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對於美中競爭的討論仍停留在「會不會被交易」、「會不會打仗」這類話題，暴露出台灣對國際戰略趨勢的理解過於表面與事件導向。在博明與華府主流政策社群眼中，問題已不是「台灣會不會被出賣」，而是「美國輸給中國的時間點，是否已經逼近」。在這場加速進行的戰略競爭中，美中出現「黃金交叉」或許已經不再是 if，而是 when的問題。台灣除了盡力守護現有優勢之外，也必須要停止一廂情願的對盟友抱持期待，世界正在改變，面對美中兩強之間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台灣不只必須與時俱進，還需要知道如何超前部署做好準備。專文來源：

关税战落幕：美国失势，中国崛起？· 659 条信息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对话僵持，影响加剧· 565 条信息

#美中科技战 #AI芯片出口管制 #川普贸易政策 #博明警告 #地缘战略竞争

1周前

胡平：一石激起千重浪 ——红二代公开信反对当局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 网上流传一封由红二代马晓力领衔的致“党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的联名公开信，经查证属实。公开信对当局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学一事提出严厉批评。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老知青。近日在内蒙古地区突然发生的：关于在全区小学实行全国汉语统编教材的决定。一石激起千重浪，此事在蒙古族同胞中引起轩然大波和极大的恐慌。令我们这些年届七十有余的老知青非常震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次《汉语》统编教材一事，已引起蒙古族同胞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作法非常不认同和十分抵触”。公开信提出五点建议：一、责成相关部门尽快收回引起混乱的文件指令；二、要求相关干部总结经验教训，向他们伤害的蒙古族同胞道歉；三、必须停止那些与蒙古族同胞为敌的极端恶劣做法；四、立即停止一些地方乱抓人的横暴做法，以及有奖举报和列出拘捕百人名单等做法；五、不要给请愿的人扣政治犯罪和“被国外反华势力挑唆”等大帽子。公开信首批签名者有18位。他们是：马晓力、刘进、李卫平、牛立、宋岩、腾平、许晓鸣、孙秋春、矫小红、魏年、杨建敏、胡冀燕、张小艾、黄光光、陈小玲、李志伟、任林、王瑛。领衔的马晓力是习近平的发小，其父马文瑞（1912年11月4日－2004年1月3日）是陕西子洲人，和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关系密切，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十九大前，马晓力曾发起联名信，要求十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公布财产；马晓力还写信给当时的中办主任栗战书，抗议中宣部在北京大会堂上演的“红歌会”，指其为“文革再现”。企业家王瑛女士是首批签名者。王瑛曾明确反对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久前任志强被控经济犯罪，王瑛痛斥“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签名排在第二位的刘进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中66届学生，文革初期担任校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其父刘仰峤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和高教部副部长。2014年1月，刘进和昔日同班同学宋彬彬组织了一场向文革初期受迫害的老师和同学的道歉会。这次宋彬彬也签了，用的是宋岩这个名字。1991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当年赴内蒙草原插队落户或军垦拓荒的知识青年写的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其中有一篇《点滴思忆话宋岩》，就讲到宋彬彬到内蒙古插队当知青时改名宋岩。经查证，此宋岩确系宋彬彬。公开信提到文革期间的“内人党”事件。在文革期间，当局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硬是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古族人数的20％。公开信最沉痛的一句话是，他们深感忧虑，“把一个好端端的内蒙古，生生搞成第二个新疆”。这表明，他们都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他们对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早就十分不满了。不错，这封公开信仍然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但是在这一立场内已经表达得相当到位。正是由于大多数签名者的红二代身份以及公开信的体制内立场，因此可望在体制内获得更大的共鸣与呼应，也使得当局很难出重手压制，别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它也再一次证明，正如蔡霞教授所言，体制内、党内、红二代内，反对习近平的声音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2020年9月8日。RFA首发。

开国将军后代致信习近平呼吁关注国家未来· 15 条信息

#内蒙古汉语教学 #红二代公开信 #马晓力 #反对民族政策 #体制内反习

1周前

许其亮的猝死有些什么说法？

#许其亮 #猝死 #猜测/传闻 #负面 #政治

1周前

中国如何逐步建立关键矿产出口管制体系

商务部加强稀土出口审批，合规之路引发关注· 14 条信息

#中国 #关键矿产 #出口管制 #体系建立 #贸易

1周前

习近平秋后算账——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8日新闻：中国官方通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转任湖北省政协前，周先旺原为武汉市长，在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时，因反应迟缓饱受批评。这明显是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自200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 2025/07/08

武汉原市长周先旺被查，反腐风暴席卷湖北· 10 条信息

湖北反腐风暴：原省政协副主席、武汉市长周先旺被查· 16 条信息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664 条信息

#习近平 #周先旺 #疫情追责 #秋后算账 #中央责任

1周前

老子早说啦：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老子 #五色 #五音 #哲学 #警示

1周前

所见略同。推荐。

#所见略同 #推荐

1周前

ZT：黎洪林：在野的节制与执政的克制：万润南的政治方法学

#黎洪林 #万润南 #政治方法学 #在野节制 #执政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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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说法。

#上层人无耻言论引发社会愤怒与反思· 199 条信息

#不负责任 #负面 #言论 #批评

1周前

矢板明夫先生莫非以为川普政府会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或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另类解读吗？不可能的。台湾绿营的朋友以及美国部分政治人物热衷于此，不能对台湾提升国际地位有任何帮助，就连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例如WHO会议之类都做不到，只能给中共武力威胁台湾提供口实。对台湾自身有弊无利。

世卫大会再拒台湾参会提案，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16 条信息

#矢板明夫 #川普政府 #台湾地位未定论 #联大2758号决议 #台湾国际地位

1周前

北京之春---我和万润南的交往——在万润南追思会上的发言/于大海

#北京之春 #万润南 #追思会 #于大海 #交往

1周前

1993年初，万润南与友人合影。左起：苏晓康、北岛、郑义、北明、胡平、万润南。照片北明提供。

#万润南 #苏晓康 #北岛 #郑义 #北明 #胡平 #1993年初 #合影

1周前

1993年初万润南与友人相聚。左起：苏晓康、北岛、郑义、北明、胡平、万润南。照片北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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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左起：胡平、项小吉、于大海、万润南。1994年4月在纽约市胡平家中。

#胡平 #项小吉 #于大海 #万润南 #纽约 #1994年4月 #聚会 #人物

2周前

珍贵照片—左起：薛伟、吴牟人、刘晓波、胡平、曹长青、陈军。1993年3月31日摄于纽约市皇后区木边大道中国之春编辑部。

#薛伟 #吴牟人 #刘晓波 #胡平 #曹长青 #陈军 #中国之春编辑部 #1993年

2周前

ZT：周舵：悼念万润南——万润南去世，引发了我们这些四通公司老伙伴深切的怀念之情，它既是对这位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灵魂人物的怀念，也是对1980改革开放黄金年代的怀念。 1986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作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已经和费先生说好考他的博士生，年底经朋友介绍，兼职担任了万润南的总经理顾问，协助他做企业文化建设。我的夫人赵燕英就是我主持四通文化晚会时认识的，她当时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四通公关部经常邀请她出席各种活动。我对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安排很满意。没过多久，老万屡次三番动员我辞去北大的工作，和他们这些原科学院计算机所等四通公司创办者一样，“砸碎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净身出户，彻底下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不但彻底改变我的人生道路，沦为“社会闲杂人员”，风险巨大，搞不好把铁饭碗泥饭碗全都砸了，而且对不起厚爱我的费先生。北大是万人求之不得的中国最高学府，费孝通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享有世界性学术声誉，抛弃这一切去捧民企的泥饭碗？人人都会认为我是疯了。我并没有犹豫太久，决定辞职加入四通公司。最主要的原因，是四通的企业文化实在是太合我意了。“你能跳多高，就给你铺多厚的垫子；你有多大本事，就给你多大的空间！”民营企业四通人尽其才、奋发向上的氛围，效率第一、结果导向的价值目标不是空喊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这是所有体制内单位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其次，实事求是地说，四通的收入很吸引人，北大远不能及。其三，我的人生观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85年，一位朋友应澳大利亚某华文刊物之约，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人生观，我半开玩笑地发明了一个“三三主义”，用三块基石支撑三种追求；三块基石是，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婚姻家庭、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三种追求是，追求卓越、丰富的人生体验、为广大人群谋福利。辞去大学教职下海经商，毫无疑问会极大地丰富人生阅历，符合我的三种追求之一。我所谓“丰富的人生阅历”，当然不可能全是好事，更不会是一条坦途，艰难险阻、失败挫折势必难免，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这些不确定因素，我都有思想准备，因为改革开放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我认为，中华民族从此撞上了好运，“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想成为了事实，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我厌倦。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密不可分，我们这代人之所以普遍认为1980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甚至认为中共走上的这条正路从此不会改变了，这种乐观心态是从切身经历中得出来的结论，与极左意识形态的假大空宣传截然不同。民营企业、市场制度、产权私有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多么重要，我们在那时候就已经深有体会了。现在回头看，我们太过乐观了，严重忽视了极左习惯势力的巨大能量。现在，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根本不是什么必由之路，相反，它是偶然的幸运，文革结束之后，极左、反改革开放，重回斯大林主义体制，才是“新中国”合逻辑的历史选择；如果没有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改革派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变革勇气，根本不会有改革开放。无论这些改革派领导人犯了多少错误，开创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此是后话。 1988年底，我正式从北大辞职，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把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加入四通。辞职前，我给费孝通先生写了一封满怀歉意的私信，费先生不但没有责怪，还大加勉励。万润南的原意，是想让我接手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被我婉拒了。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想从基层做起，一个一个部门走一遍再说；他说公司急需用人，做不到。我于是提出，由我来负责重建已经撤销的综合计划部（相当于四通公司的总参谋部），他立刻同意了。后来，公关部部长、老万的夫人李玉提议，让我兼任公关部付部长，我也就同时提议她兼任综计部付部长。进入四通，各种工作和社会活动纷至沓来，让我应接不暇。其间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在京丰宾馆举办的两个大型会议：1988年底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和1989年4月的《改革十年研讨会》；前者由我和几位朋友策划、四通出资，我担任会议秘书长、海军中校王苏波担任付秘书长，原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后者由体改所发起和主办、四通出资。两个会议都非常成功，影响很大。在后面这个会议上，已经有小道消息在私下里传播，说总书记赵紫阳受到保守派的恶意攻击，改革开放有可能遭遇挫败。谁也没有料到，才半年不到，1989年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了持续将近50天、震惊全世界的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尽管得到了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最终还是以戒严部队惨烈的流血镇压收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后得以继续推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但停滞、而且倒退了。作为身处六四流血事件大风暴中心的当事人，我已经在《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香港《新世纪传媒与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6月出版）一书中讲述了相关事实的梗概，本文再补充一些细节。 1989年5月13日，我被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六局局长陶斯亮紧急招到统战部，参与了统治部长阎明复主持的劝说调停工作，由此一步一步越陷越深，最终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被“有关部门”监管到今天。我在5月13号到6月4号凌晨的这些活动，全都无保留地告知了万润南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为了堵住公司内部一些人的非议，他还假称是他派我去的。只有6月2号我和刘晓波、高新、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绝食是他坚决反对的，原因是担心我的绝食行动会连累四通公司。为此，我提前向他提交了辞职书，表明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与四通无关。尽管如此，万润南依然没有在我的辞职书上签字，所以，把我从四通除名是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做的决定。实事求是地说，万润南在整个学潮期间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一件是，在戒严令颁布后召集在北京参与学运的60余所高校自治学生会的大学生代表，劝说他们撤离天安门广场，尤其是，和学生代表一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李鹏下台，邓杨退休”，邓杨是指邓小平和杨尚昆。第二件是，不应该在六四镇压后流亡海外。我一直认定，万润南是四通的灵魂，他离开，四通就丧魂失魄了，走下坡路几乎是必然的。他如果不走，顶多不过是在关押我将近11个月的那个地方拘禁十天半个月（也许更长些），把他和四通做的事解释清楚，仍然能回到四通担任原职，四通的现状将截然不同。至于万润南流亡国外后在海外民运中所起的作用，我没有发言权，我只能笼而统之地说，有他没他，海外民运的情况都不会有什么差别，而四通有他没他却迥然有别。万润南无疑是一位天才企业家，非常优秀，按照萨缪尔逊在他声誉卓著的《经济学教科书》里的说法，这样的卓越企业家相当于一台稀有、昂贵的精密设备，是不应该用来加工低价值产品的，照此说，尽管万润南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绝非出自任何个人私利，但是，他是否应该直接介入风险巨大的政治活动，为此彻底背离了他的专长？我的结论是：不应该。人类不得不经常面对两难（或多难）选择，这些选择互相冲突、不可兼得，它们的任何一个都是对的，反过来看，也可以说都是错的，不存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必定有对错的情况，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人类的最高智慧，就是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够作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两者的价值总和最高的、相对正确的决策？且留给读者诸君自己思考吧。当然，说这些话都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决定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如何，万润南在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人品是正直的，他的智慧和勇气都远远超越了大多数人的庸常水准。万润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栋梁之才。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六四事件过去36年之后，我的一些反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正确评价六四事件各方当事人的是与非，中华文明“道德至上”的传统不够用。我们有必要超越道德评价的局限，超越谁正义、谁邪恶，谁是天使、谁是魔鬼的局限，从更广阔、更深刻的视角，来作多指标的、全面系统的综合评价。道德评价很重要，但不能仅限于此。余英时先生说，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特重学问与道德”），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但也如林毓生先生所说，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中华文明“借道德解决一切问题”的儒家传统局限很大。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我得出的最为关键的结论是：在改革开放仅仅十年的1989年，全体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庙堂到民间，从最高领导人到三轮车夫，从左到右、从改革派到保守派，有一个算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什么是现代文明、什么是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几乎是一片茫然，完全空白（请注意，这里所谓的“保守派”，不是西方国家与古典自由主义同义的那个政治右翼，正相反，是极左派，是指死守极左意识形态和马列毛政治-社会制度的反改革开放派）。应该说，实际上比这种普遍的无知更糟，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全都塞满了反现代文明的思想垃圾，其中既有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思想垃圾，更有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的思想垃圾。无知的头脑好比一只空桶，塞满极左意识形态的头脑好比一只满满的垃圾箱，什么新思想都装不进去，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改革开放初年的“思想解放”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改变旧思想收效甚微，不妨说，我们当年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理解，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幼稚园水平都不如。更加鲜为人知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苦心研究和思考，我现在认为，西方人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理解也并不高明；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民主的成绩，简直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不同意此说的读者，请你们去看看“阿拉伯之春”是怎样变成“阿拉伯之冬”的（参阅拙著《渐进民主文集》中的相关文章）。更令人意外的是，今非昔比，美欧发达国家的民主实践竟然也出了大问题，昔日“自由灯塔”的耀眼光芒，如今变得越来越暗淡，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眼看着像是要崩溃，中、俄、朝、伊（伊朗）四国结成了反美反西方的国际同盟，新冷战迫在眉睫，全人类进入了一个新乱世。这让中国的老少“粉红”们喜不自胜，他们终于逮到了西方文明的把柄，对维持当前现状、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顿时信心大增。何以至此呢？这是个问题，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巨大问题。我的五本著作对此作了初步解答，本文无法详述，只能就六四事件重点谈一个要点：现代文明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不是民主，是限权，是法治和宪政，是用法治和宪政切实保障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原因在于，民主虽然名为人民的统治，实际上是多数人的统治，它是人治的一种，所以，民主是与法治存在矛盾冲突的；同时，民主本身不包含任何限权因素，激进民主派甚至认为，多数人的民主权力不应该受任何限制，民主越彻底、规模和范围越广大越好，这就意味着，民主与分权制衡的宪政是矛盾冲突的。从政治现代化的顺序说，是先自由后民主，是在建立起法治和宪政的牢固基础之后，再根据主客观条件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民主化。详情请参阅拙著，本文只谈一件事：在赵紫阳总书记访问朝鲜回国后，中共改革派本应立即召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制定《集会游行示威法》，立即颁布实施。理由何在？首先，自由是有涉他和不涉他之分的，不涉他（不涉及他人）的权利尽可以享有充分自由，涉他的自由权利则必须有法律和道德予以规范，以保障他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侵害。比如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无疑是涉他性的民主权利，全世界的法治宪政国家都要以《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公民行使该权利时具体如何实施：要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说明诉求是什么，谁是组织者，人数多少，使用什么器具，行走路线，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等等，都要有法律约束。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政府不得剥夺；公民依法申请游行示威，政府必须照准，否则政府违宪；公民在游行示威中的合法行为，警察只有保护之责，没有干涉之权；若有违法行为，警察则必须依照法律规范动用适度的强制手段，不作为或过度作为则警察自身违法，同样要受法律惩处。 1989年的学生游行示威如果有健全的法治规范，本来很好处理，全世界的法治国家全都有一整套既能保障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又不至于造成严重社会动乱的办法；与之相对照，虽然赵紫阳从访朝回国后就提出了立法建议，但直到1989年10月底北京市才仓促制定《游行示威法》。十分讽刺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次民间独立的游行示威申请获得批准，中共处理群体事件的依据仍然是毛泽东所谓“正确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谁来区分呢？各级政府官员；如何区分呢？没有标准，各级政府官员自定标准。如果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警方就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所作为；相反，如果定性为“敌我矛盾”，必然过度使用暴力。只能在这两极之间摆荡。 “六·四”的暴力镇压，揭示出中共的执政理念仍然是极左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表明中共仍然是一个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这是由其马克思主义治国理念所决定的。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只不过是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过渡的中间阶段，一种时刻准备发动世界革命的准战争状态。这种神经紧绷的战争准备状态完全背离人民想要过和平稳定正常生活的愿望，如不彻底改变，势必社会动荡、国无宁日。解决办法是：从革命向法治转型。一个法治国家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公民行为只有合法\非法之分，这“法”除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之外，还必须有下位法如《集会游行示威法》，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时，保障公民行使其自由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自由权利，已如上述。类似的，在学运和同情、支持学运的一方，也同样没有这些现代文明的常识，只有正邪、善恶、正义非正义的对立二分。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只要是正义的行为，做什么都是对的、不受谴责的；而非正义的一方则相反，所有的作为都是错的，他们必须对恶果承担完全责任。中国以及其它法治宪政缺位国家的治国乱象显示出，这些国家的自由民主或者还没有真正上轨道，或者根本走错了路——没有走“先法治后民主”亦即“先自由后民主”这条正路。这不是自由民主不好，而是这些不成熟、不正确的民主案例自身有问题。不少中国人从“八九风波”的失败案例得出“民主不好”“民主不可行”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摘录自拙著《渐进民主文集》“六·四25周年反思”一文。另见《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出版）。试问海内外的中华同胞：你们在痛骂共产党，或者苛责学生运动时，有没有反躬自省，问一问自己，当时、乃至现在，是不是真的了解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如何创建，民主化（严格说应该是“现代化转型”）如何避免失败，自由民主怎样才能有效运转，……等等？如果没有（我相信确实是没有），你们的批评意见又有什么价值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一点，宽容一点，对当年的各方当事人多一些同情和理解，难道不是更好吗？文章够长了，就到此截止吧。欢迎最严厉的反驳和批评。周舵 2025.10.21.于北京北郊转自《北京之春》

万润南病逝巴黎，民运领袖的历史使命与遗志永存· 30 条信息

#万润南 #四通公司 #1989学运 #改革开放反思 #现代文明与中国

2周前

国防部发言人在宣布何卫东等人案件时，除去意思模糊的政治指控外，提及案情就这两句：“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职务犯罪”——可见是出在公务上，“数额特别巨大”——可见是钱的问题，是腐败的问题。从侧面证明何卫东等将军的案子就是在扩充军备一类公务上狠捞一把。

#反腐风暴：多名高官落马，贪腐必严惩· 412 条信息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664 条信息

#何卫东 #职务犯罪 #数额特别巨大 #腐败 #军备

2周前

张万舒在《历史的大爆炸》里写道，在1989年5月19日宣布戒严后，杨振宁和其他一些在美的科学家联名上书，呼吁避免流血，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60 条信息

#杨振宁 #1989年 #戒严 #呼吁避免流血 #全国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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