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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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小时前

有哪些国际条约讲到琉球群岛的归属？1、1951年旧金山和约规定琉球群岛由美国托管，日本保留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什么叫剩余主权？剩余主权就是主权，是潜在主权，未来收回的主权。这就有些象租借。例如香港（准确地说是新界）租借给英国99年。在租借期间，香港在英国统治之下，但中国政府仍保有到期收回主权的权利。这就是剩余主权。旧金山会议有美英等四十几个国家参加。丢掉大陆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与会，但对其结果表示原则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为在当时不被承认也没有参加会议，会后曾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但就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明确主张琉球属于日本。苏联也主张琉球归还日本。在当时，中苏都主张琉球归还日本，反对美国托管。可见，琉球的主权问题已经得到有关国家的确定。 2、1971年美日《关于琉球诸岛和大东诸岛的协定》，美国承认“琉球属于日本”。 3、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苏联承认琉球属于日本，支持琉球归还日本（当时琉球被美国托管）。 4、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间接确认日本对琉球行政权，未挑战主权。直到今天，中国版的日本地图都把琉球划在日本国。中国政府在法律上从未正式承认琉球主权属于日本，但在政治、外交、行政、军事、地图等一切实际层面，长达76年（1949–2025）一直把琉球当作日本领土来对待，也从未正式向日本或国际社会提出过任何主权要求。间或有人提出琉球地位未定，外交部华春莹、洪磊、汪文斌等发言人都会说那是学术讨论，不代表政府立场。

#琉球群岛归属 #旧金山和约 #中日关系 #主权争议 #历史条约

17小时前

胡平：俄乌之战与北约东扩——近来，由于特朗普政府强力介入调停俄乌冲突，俄乌之战又成为热门话题。（一）提起俄乌之战，又有人提到北约东扩。日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了著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萨克斯基本上又重复了他过去的观点。去年10月30日，萨克斯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的视频以“杰弗里·萨克斯解释美国和北约如何在乌克兰挑起战争”为标题在网上热传。萨克斯说：这并不是我们每天听说的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你同意德国统一，北约就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随后，美国欺骗了戈尔巴乔夫，从1994年开始，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将北约一直扩展到乌克兰的计划。所谓的新保守派就是在这个时候掌权的。” 萨克斯第一句话就有问题。萨克斯说：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别忘了，在1990年（准确地说，是1990年2月），苏联还存在（苏联是1991年12月26日解体的），华沙条约也还存在（华沙条约是1991年7月1日解散的）。既然苏联还存在，华沙条约还存在，怎么可能谈什么北约东扩呢？戈尔巴乔夫怎么可能和美国人讨论北约要不要进驻苏联领土、要不要进驻华沙条约国家呢？所谓北约东扩，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是华约的国家吸收进北约，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进北约，因而其前提必然是，华约已经解散了，那些国家已经不属于华约了，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些加盟共和国已经不属于苏联了，已经是独立国家了。所以，在苏联还存在，在华约还存在的1990年2月，当时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可能和美国人谈什么北约东扩。真实的情况是，在1990年2月，美国/西德和苏联/东德就两德统一进行谈判。贝克确实对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不向东部扩展一英寸，但这里所说的东部是说的德国东部即东德。美国人是承诺，两德统一后，北约不向东德方面扩展一英寸。此前，美国和北约在西德有驻军，苏联在东德有驻军。1990年，双方就两德统一谈判。苏联表示要从东德撤军，美国并没有从西德撤军，但承诺不在东德驻军。结论是很清楚的：1、美国没有承诺过北约不东扩。2、1990年贝克承诺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是指的不扩展到东德；美国人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事实上，直到今天，北约也确实没有在德国的东部驻军。 2009年，一位名叫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的学者，发表了一篇长文“北约对俄承诺不扩大的神话”（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通过对各方档案、回忆录等的详细研究比对，以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北约没有做出过不扩大的承诺。对“北约承诺不东扩”这一神话的最有力反驳莫过于当事人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证词。2014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北约东扩。下面就是他和“Russia Beyond”记者对谈的相关段落和翻译： RBTH: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in Ukraine is NATO expansion into the East. Do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 Western partners lied to you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ir future plans in Eastern Europe? Why didn’t you insist that the promises made to you – particularly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s promise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into the East – be legally encoded? I will quote Baker: “NATO will not move one inch further east.”记者：一个和乌克兰有关的关键问题是北约东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西方在形成他们在东欧的打算过程中对你撒了谎？你为什么不坚持要求兑现承诺，尤其是坚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将有关不向东方扩张的承诺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我来引用一下贝克，他说：北约不会向东方移动一英寸。M.G.: The topic of “NATO expansion” was not discussed at all, and it wasn’t brought up in those years. I say this with full responsibility. Not a sing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raised the issue, not even after the Warsaw Pact ceased to exist in 1991. Western leaders didn’t bring it up, either. Another issue we brought up was discussed: making sure that NATO’s military structures would not advance and that additional armed forces from the alliance would not be deploy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then-GDR after German reunification. Baker’s statement, mentioned in your question, was made in that context. Kohl and [German Vice Chancellor Hans-Dietrich] Genscher talked about it.戈尔巴乔夫：当年“北约扩张”的话题从未被讨论过，根本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我对我这个说法负完全责任。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提起过这事，甚至在华沙条约于1991年解散后都没有。西方领导人也没有提过。我们谈的是另外一点：在德国统一后，保证北约的军事设施和武装部队不向前东德地区部署。你刚才提到的贝克的声明，指的就是这一点。科尔（前德国总理）和甘舍尔（副总理）也谈过此事。Everything that could have been and needed to be done to solidify that political obligation was done. And fulfilled. The agreement on a final settlement with Germany said that no new military structures would be cre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no additional troops would be deployed; n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ould be placed there. It has been observed all these years. So don’t portray Gorbachev and the then-Soviet authorities as naïve people who were wrapped around the West’s finger. If there was naïveté, it was later, when the issue arose. Russia at first did not object.为了保证该项政治义务的所有需要做和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这项义务也被遵守了。最终协议规定，新的军事设施、新的部队以及大杀伤性武器都不能在东德地区部署。这些年该协议一直被遵守。所以，别把戈尔巴乔夫和当年其他苏联领导人当作被西方玩弄在股掌间的幼稚人物。如果有幼稚的问题，那也是在后来（北约东扩）被提出来时。一开始，俄国对此并没有反对。The decision for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expand NATO into the east was decisively made in 1993. I called this a big mistak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was definitely a viol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statements and assurances made to us in 1990. With regards to Germany, they were legally enshrined and are being observed.美国及其盟友真正决心把北约向东部扩张是在1993年。从一开始我就坚持这是个巨大的错误。这也绝对是对1990年向我们所作保证的精神的违背。但就对于德国的事情来说，这些保证有法律效力且被遵守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证明，1990年美国承诺的的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指的是不向东德扩展一英寸。这一承诺美国人说到做到，一直保持到今天。（二）不过，戈尔巴乔夫又对北约在1993年的东扩表示不满，认为那违背了1990年承诺的精神。平心而论，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批评并不成立。他所说的1990年承诺的“精神”（spirit）只不过是他自己对1990年承诺的发挥，并不是1990年承诺本身。戈尔巴乔夫说，“一开始，俄国对此并没有反对”。也就是说，当时的俄国政府（那时的俄国总统是叶利钦）并不认为那是北约东扩，是违背了1990年承诺的精神。这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1990年承诺的精神，只不过是他自己对1990年承诺的发挥，连当时的俄国政府都不认同的。那么，所谓北约在1993年的东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是，在1993年，苏联已经解体，华约已经解散。有一些历史上曾深受苏俄侵略的国家，例如匈牙利、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小国，出于对拥有强大无力的俄国不放心，强烈地希望加入北约。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既不好吸收，又不好拒绝。于是，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个由北约与中欧、东欧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计划于1994年1月10～11日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通过。其主要内容： (1)北约正式邀请前华约国家和中立国家参加“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军事演习、维和、危机控制等方面进行合作和政治磋商，但暂不接纳新成员国，也暂不向前华约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2)伙伴国可向北约总部布鲁塞尔派联络员； (3)伙伴国必须承认西方的民主、人权标准、尊重现有边界。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国家急切加入北约的意愿，又不至于对俄国造成刺激。接下来，有20几个中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注意：有俄罗斯）以及欧洲中立国家签署加入该计划。戈尔巴乔夫说北约在1993年开始东扩，就是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件事。戈尔巴乔夫说当时他就表示反对，但是当时的俄国政府没有表示反对，后来俄国自己也加入了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乌克兰也加入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由此可见，我们不应把提出和实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就等同于北约东扩。毕竟，俄国人说的北约东扩，必定是指北约向东扩展到了自家门前。可是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是俄国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怎么能算北约东扩呢？（三）真正的北约东扩是始于科索沃战争爆发后的1999年。真正的北约东扩有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加入波兰、捷克、匈牙利；第二次是2004年，加入波罗的海三小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后来北约又有过几次扩展，但后来加入的国家都是在南方或北方，而且和俄国相隔着数个国家（除了俄乌战争爆发后2023年才加入的芬兰和俄国接壤），可以说是北约南扩或北约北扩，不能说是北约东扩。 2008年，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被提上议程。当时的乌克兰领土完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发生在2014年），和邻国还没有领土争议，具备加入北约的条件。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北约讨论是否邀请乌克兰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德国、法国率先表示反对，因而未能成功。俄乌战争爆发后，有人批评当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说，假如2008年德国不是反对、而是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假如当年乌克兰就加入了北约，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俄乌之战了。默克尔辩护说，吸收乌克兰进入北约，势必会引起普京的强烈反应。如果2008年乌克兰开始加入北约，战争将会更早爆发。顺便说明：北约吸收新成员的流程复杂、严格，而且漫长。一个想加入北约的国家，即便加入了成员国行动计划，那只是取得了资格加入北约的入盟对话。在加入北约的谈判中，每个成员国都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有一个成员国反对都不行。在所有的成员国的外长都签字批准之后，还要各国国会批准才能坐实。这就是说，就算2008年北约同意了乌克兰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那距离乌克兰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时普京就发兵打乌克兰，既可以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开战的理由，又因为乌克兰还没有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故而北约无法出兵相助。那样的局面对乌克兰更不利。自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之后，北约就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搁置起来了。2014年，克里米亚宣布脱离乌克兰，后来又宣布回归俄罗斯。乌克兰不接受不承认。这就和别国有了领土争端，不符合加入北约的条件。尽管在那以后，乌克兰多次提出想加入北约，甚至把这一点写进宪法，但就凭和邻国有领土争议这一条，乌克兰现阶段加入北约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四）不少人问，既然普京总是拿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这件事做文章，发出战争威胁，美国和北约为什么不明确宣布不会让乌克兰加入，那不就避免战争了吗？杰弗里·萨克斯说：美国本可以阻止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2021年12月15日，我在白宫与杰克·沙利文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通话，我恳求他说：‘杰克，避免这场战争——你完全可以避免。’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公开声明北约不会扩大到乌克兰。” “他对我说：‘哦，北约不会扩大到乌克兰的，不用担心。’” “我说：‘杰克，公开说出来。’” “他说：‘不，不，不，我们不能公开这么说。’” 萨克斯说的不对。事实上，就在战前的危机中，美国和北约都已经向俄国发出过信息，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但问题是，俄罗斯不是要求北约承诺不让乌克兰加入，而是要“白纸黑字地承诺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萨克斯提到他在2021年12月15日和沙利文的一通电话。就在那一天，2021年12月15日，普京向美国助理国务卿凯伦·唐弗里德转交俄罗斯希望从西方获得的“具体建议”。俄国建议和美国和北约分别签订安全保障协议。在协议草案中，俄国向美国向北约都提出，保证不再向东扩展北约，拒绝接纳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这就是说，普京是要求美国和北约把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写进与俄国的双边条约之中。这分明是向美国向北约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美国和北约怎么可能答应呢？因为北约是个开放的组织。北约章程明文规定，北约成员国可以邀请“任何欧洲国家”加入。乌克兰是欧洲国家，自然属于可以邀请加入之列。如果美国和北约公开用白纸黑字承诺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既违反了自己的开放政策，也违反了自己的章程。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例如半岛电视台2021年2月1日报道提到：“拜登一再指出的是，未来十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 俄新社2023年7月的报道提到，拜登说，“2021年6月，我和普京在日内瓦会晤时，对方说，‘我希望得到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保证’。我说，‘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有一项开放政策。我们不会将任何人拒之门外’”。这段报道告诉我们，拜登确实表示过北约现阶段不会接受乌克兰，这一点俄国也承认的。但普京要求美国作出进一步保证，明确保证不接受乌克兰。拜登说这做不到，因为北约是对欧洲国家开放的，我们不能明确保证北约不接受某个国家，因为那就违反了北约的开放政策。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不接受。结论很清楚，俄国人说声称的，以及不少人附和的，俄国之所以打乌克兰，是因为北约东扩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五） 2022年2月24日，普京正式宣布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是必要的，以“保护遭受乌克兰政府虐待和种族灭绝的人民”，并“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政府仅在两天前正式承认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在与乌克兰政府的斗争中请求俄罗斯援助。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包括“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在这里，普京没有提到北约东扩。至于他所列举的开战理由是否成立，那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另写文章。这篇文章就到此打住。

#俄乌之战 #北约东扩争议 #戈尔巴乔夫证词 #美国承诺 #普京战争理由

23小时前

近日来，中共官媒又在炒作琉球群岛之事，否认琉球属于日本或散布琉球地位未定论。但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是承认琉球群岛属于日本的。 1、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驳斥美国对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保有“托管权力”的说法，指出“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曾被规定脱离日本”。 2、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文章《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其中明确写道：“琉球群岛由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大岛等岛屿组成，包括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等岛屿）、黄尾岛、赤尾岛等。”（原文如此，见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左下角）这篇文章同时还说：“琉球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通要道，但它属于日本的领土。”“美国占领琉球群岛是非法的，琉球人民要求归还日本的斗争是正义的。” 这篇文章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中国官方最明确的“双重承认”：承认琉球群岛整体属于日本；承认尖阁诸岛（钓鱼岛）是琉球群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属于日本。 3、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无耻的捏造”，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争取冲绳（即琉球－－引者注）重归日本的斗争”。 4、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时，琉球还在美国托管之下，我正在上中学，时常从《人民日报》上读到新闻，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冲绳（即琉球）人民要求美国撤军，冲绳归还日本的正义斗争，报上还刊出照片，一些冲绳民众头戴白布条，上面写着归还冲绳等口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头缠白布条表达诉求这种方式，所以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八九学生这副打扮，马上就联想到当年看到的冲绳民众抗议的照片。

#琉球群岛 #中日关系 #历史声明 #官方立场 #人民日报

1天前

胡平：生祭郭罗基（一）2025年1月，美国溪流出版社推出《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上下两大卷，一百多万字。说来，郭罗基这本书的问世，也有我一份功劳。2019年六四，我到华府参加纪念活动，见到ChinaChange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女士。曹雅学说她想对海外流亡人士做深度采访。我建议首先采访郭罗基。我说，郭罗基八十多岁了，再不采访就来不及了。8月上旬，曹雅学约上我太太王艾，分别从华府和纽约乘飞机前往内布拉斯加州到奥马哈（Omaha）城，对郭罗基进行了长达三天的采访，参与采访的还有郭罗基的儿子郭听雷。郭罗基是1992年来到美国的。当时他被纽约科学院选为院士并受邀来纽约参加该院的活动，同时他还收到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的邀请到哥大东亚所做研究工作。1995年，郭先生受哈佛大学法学院邀请参加东亚法研究。郭先生1992年来美国时的有效签证J-1是三年，他原准备三年后回中国，可是第二年郭先生就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在结束了哈佛的研究后，郭先生无法回国，就留在了波士顿。2011年，郭先生当年在南京大学教书时的一位学生袁劲梅，毕业后赴美留学，现在内布拉斯加的克雷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学系任教，邀请郭先生搬到奥马哈。这样，郭先生就到奥马哈住下了。郭先生和他的妻子在2009年离婚，儿女都不在美国工作。我担心郭先生在奥马哈太过孤单，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搬到纽约来，这边朋友多些。郭先生说他在奥马哈过得不错。老了，不想再搬迁了。三天的采访，郭先生给曹雅学和王艾这两位采访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那一年，郭先生已经87岁了，就在一年前，他遭遇一场重大车祸，断了几根肋骨，差一点没抢救过来。然而，采访者看到的郭先生，衣着整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口若悬河，讲起往事脉络分明，记忆力惊人，多年前发生的事，时间地点和现场的一些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采访者注意到，郭先生住的是老人公寓，没有食堂，没有护理，平时买菜做饭、洗衣打扫都是自己动手。郭先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从起居饮食，到锻炼和调养身体。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郭先生坚持阅读、思考和写作，并通过网络和各地的、包括国内的朋友交流。如此高龄，如此环境，竟有如此境界，如此状态。令人佩服不已。接下来，郭先生把采访的录音认真整理。为此，他小心核对事实，引证原文，查阅笔记和日记，还特地收录了一些原始文件，并且扩充了内容，把采访时被忽略或未展开的话题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一个字一个字打进电脑。就在这段时间，郭先生又先后患上前列腺癌和肝癌。医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长这么大的瘤子。郭先生从容应对，给朋友们的信中说自己“像无事人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然后，病情竟然得到控制。历时近五年，在92岁的高龄，郭先生交出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稿。真是人间奇迹。（二）访谈录一出版，郭先生就嘱托出版社给我邮寄一套，并来信说：“照老规矩，请胡平阅后写出评论，这不仅是评一部书，也是评我的一生。可称是祭文，而我人还没死，叫做生祭。” 此前，郭先生在海外已经出了五本书：1、《共产党违法案纪实》（香港民主大学出版社 1997），2、《论“依法治国”》（纽约民主亚洲基金会，2004），3、《历史的漩涡——1957》（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4、《新启蒙——历史的见证与省思》（香港晨钟书局，2010），5、《“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 2020）。每一本我都写了书评。我之所以给郭先生的每一本书都写书评，是因为我自以为对郭先生最了解，是因为我和郭先生有着深厚的情谊，另外也是因为我认为长期以来郭先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应有评价。如果用一句话评价郭先生，那就是，郭罗基先生堪称文革后中共党内推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人权理念的启蒙先驱第一人。郭先生讲到“生祭。何谓生祭？有两个例子：一是台湾女作家曹又方身患绝症，她请朋友们举办了一场“曹又方快乐生前告别式”。另一个是李锐之女李南央，在李锐病重住院期间向朋友们约稿，希望能让父亲在生前就听到众人对他的评价。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在5月20日——恰好是郭先生93岁诞辰的第二天——举办了《郭罗基访谈录》网上讨论会。上线发言的嘉宾有：曹雅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梁雷、林培瑞（Perry Link）、徐友渔、陈奎德、苏晓康、王军涛、朱学渊、高伐林、张裕、高寒。这次网上讨论会长达三个小时。每一位嘉宾的发言都很精彩，在高度肯定之余，也有坦诚的不同意见和批评。郭先生说，他本来想约请他的同辈人参加讨论，可是他的同辈人，大多已作古，有几位还在，但久已卧床不起，恐怕脑子也不清楚了。我感慨道：高寿者有个大遗憾，那就是，你的同辈亲友同事，你们之间本来有着最多的共同记忆的人，都走了，你生命中很大一部分也随着他们消失了。他们本来可以讲出很多重要的故事和生动的细节，可惜我们再也听不到了。（三）《郭罗基访谈录》是一部自传。阅读《郭罗基访谈录》，我们不但可以认识郭罗基这个人，也可以通过他认识我们的时代。郭罗基，193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还没毕业就被留校任教。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郭先生被指为“右倾”。在1975-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北大有两人坚持不表态，不批邓。一位是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另一位是郭先生。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北大随即发生了一场反对“两个凡是”的民主运动。运动是北大的教师发起的，郭先生是三个“领头羊”之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就郭罗基的发言稿请示华国锋，华国锋说：“一定要把他压下去！”（上卷，第330页）但是，郭先生的发言赢得北大师生的广泛赞同，也得到党内已经复出和正要复出的改革派赞同。于光远说他亲耳听邓小平说：“郭罗基是好样的！”（上卷，第333页）这场运动取得成功，北大党委改组，北京市委检讨。 1977年11月，声誉鹊起的郭先生被推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郭先生在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上严肃批评北京市委，是中共建政以来人民代表问责政府之第一例——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例。 1978年，郭先生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79年1月，郭先生参加了理论务虚会。在这一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郭罗基发表了著名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 1979年6月，郭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这是探讨张志新案件的最著名的文章。张志新是中共党员，在文革后期发表言论，批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质疑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在狱中张志新喊口号“打倒毛泽东”。辽宁省政法部门本来给张志新判处的是无期徒刑。时任辽宁省委常委、辽宁地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话枪毙。临刑前，怕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割断了张志新的喉咙。1979年3月，张志新平反昭雪，其事迹公诸媒体，引发强烈反应。在大量的纪念张志新的文章中，就以郭先生这篇《谁之罪？》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作者虽未点毛泽东之名，但明眼人谁都知道这里的谁是谁。 1979年11月14日，郭先生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反对因言治罪，力倡言论自由，直击中共专制之要害；文章采用对话体，深入浅出，逻辑严谨，极有说服力。这篇文章先是在10月15日首发于内部刊物《未定稿》，人民日报则是在一个月后正式发表。就在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11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魏京生的上诉，做出终审判决。郭先生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反对因言治罪的文章正赶上这样的时刻。当天下午，胡耀邦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问：“你们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是为魏京生辩护呀？”胡绩伟说：“这篇文章是9月份写的，那时魏京生还没有判刑，怎么谈得上为他辩护呀！”（上卷，第480页）胡乔木拿这篇文章向邓小平告了状。邓小平后来在报告里说；“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上卷，第486页）郭先生的宏文不胫而走，而郭先生的名字则被邓小平等打入另册。郭先生写《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不是为魏京生辩护，而是针对所有的因言治罪。在1979年12月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第四次会议上，郭先生联合其他几位代表发表了一份声明，为魏京生进行辩护，同时为因散发和出售审理魏京生案的部分录音记录而被捕的刘青（民间刊物《四五论坛》负责人）进行辩护，向北京市检察院和法院提出严正的挑战。这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郭罗基对魏京生有不少批评，但这丝毫无碍于他为魏京生的言论自由权利做公开辩护。 1981年夏天，郭先生以“马温”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这篇文章事先交给胡耀邦看过，胡耀邦亲自写了回信。郭先生给我看过这封回信。平心而论，回信写得很不错，语气谦和友好，平等待人，还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应该说，有些修改意见还是很中肯的。但这篇文章还是遭到中共保守派的深刻忌恨。不久，上面就发出调令，把郭罗基先生逐出京城。郭先生据理力争，很是顶了一阵子。当时上面有话：不走就开除出党，开除之后还是要走。1982年8月，郭先生被迫迁去南京。我录下一首唐诗赠给郭先生：“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天安门学潮。郭罗基说，他并不希望发生学潮。1988年以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1988年5月，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场“文化座谈会”，为翌年“五四 ”运动70周年作准备。郭先生以及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中宣部长朱厚泽，都出场了。1989年“五四”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中断。郭先生说，如果可以选择，我宁要和平演变，不要政治风波。但政治风波不可选择地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下卷，第196页） “六四”后，当局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清洗。南京大学党委秉承上意，以“党员重新登记”的名义，迫使党员人人过关，表态附和中央关于“六四”是“平暴”的结论。郭先生非但拒绝认错，而且“猖狂反扑”，“摔出三顶帽子：‘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党员重新登记’是反党；‘六四’事件是反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下卷、第214页）郭先生在支部大会上发表《告别书》，这一长篇讲话引起很大反响。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来时屹立不退的人。伟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击越强，迸出的光芒越亮。郭先生被拒绝党员重新登记。接下来，郭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因积极参加八九民运而被捕入狱“拘留审查”，郭先生给南京市政府发去抗议书要求放人。六四后被抓的研究生很多，但提出抗议的导师唯有郭罗基一个。再接下来，郭罗基被取消教授与博导资格，然后又被剥夺上讲台授课的资格。郭先生通过法院提出起诉，状告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在万马齐喑的政治气候下犹如一声惊雷，首开1949年以来“民告官”之先河。 1992年5月，人在国内的郭罗基当选为海外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理事，是“中国人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位理事。11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2001年，郭罗基还参与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创建。在流亡海外期间，郭罗基应邀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做评论，同时也在海外多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共计约500篇。其中有关人权与法治的系列文章，略加整理就会是很好的教科书。 1997年10月，郭先生的中国护照到期。郭先生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提出延期。领事馆说上面规定要他“写个东西”。郭先生写了个东西交去，然后就没了下文。因为郭先生写的“东西”不是对方要的“东西”。领事馆要的是检讨书，郭先生在国内的高压下尚且不写检讨，哪有到了美国的自由天地反而写检讨的道理？那时的外交部长唐家璇毕业于北大东语系，郭先生当年是他们的政治课老师。郭先生直接给唐家璇写了信，结果是石沉大海，毫无音信。郭先生母亲病危，郭先生想回国探望，但因为拒绝“写个东西”而未能成行。母亲去世，郭先生听说有人虽未获准护照延期，但允许回国奔丧，于是又找到领事馆，对方又说要写个东西，倒不是要检讨而是要保证，保证只参加母亲丧事，保证不和别人来往，保证不到别的地方。郭先生拒绝这种政治勒索，宁愿忍受和高堂老母生离死别的哀痛。我完全理解并同情那些为了奔丧而写下保证的朋友，但对捍卫尊严、连一分一毫都不肯退的郭先生，我只能更加钦敬。（四） 1978年秋，我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由于我主修专业为西方哲学史，而郭先生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彼此没有交集。1979年，郭先生在写作《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一文时，读到我在民主墙时期民间刊物《沃土》上以“何边”的笔名发表的《论言论自由》（《沃土》的作者都是用笔名），很是欣赏。中共理论务虚会上那些党内知识分子对民主墙和民间刊物大多是赞扬的，但不愿和我们沾边。愿意和我们接触的只有三个人：严家祺、王若水和郭罗基。郭先生在访谈录里写道：“我到哪里去找何边？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把何边的一句特色语言写进了我的文章，他一看就知道，‘嘤呼其鸣，求其友声。’这句话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中，没头脑的人到处摇头晃脑，有头脑的人竟至于失去了脑袋。’”（上卷、第479页）我读郭先生《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下子就看到了这句话，非常高兴，立即登门拜访。正如郭先生所说：“从此，我们就成了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斗争的战友”。曹雅学采访郭罗基，一开始就请郭先生用几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郭先生当即回答道：“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生充当反对派。”（上卷、第1页）这句话成了《郭罗基访谈录》的副标题。郭先生从小就是反对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然后是反对共产党统治，到海外后又是他参加的组织中国人权和独立中国作家笔会的某些负责人的反对派。对于早年反对国民党统治，参加共产党和共产革命这一段历史，郭先生讲到了他的沉痛反思。他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前的一句话：“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当年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郭先生说，“问题就出在我们投入的革命是暴力夺取政权。因为是暴力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必然是用暴力来维护政权、运用政权。”（上卷、第37页）另外，他对于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反思。至于他到海外后又成了人权组织和独立笔会某些负责人的反对派这一段历史，郭先生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讲述了他亲历的“中国人权的‘大地震’”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大风暴”。在参加郭先生这本书的讨论会上，有几位嘉宾就是中国人权“大地震”和独立中文笔会大风暴的当事人，包括赞成他的和不赞成他的。此外，郭先生在访谈录里还记叙了他参加的很多重大问题的争论以及对若干民运同道的严肃的、理性的批评。对于这些事，相关人士免不了有不同看法，见仁见智；而郭先生的特立独行则一以贯之。（五）《郭罗基访谈录》也是一部思想和心灵的自传。郭先生不但写下了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和自己的所言所行，而且写下了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感以及事后的反思，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认为这后一点非常重要。作为思想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种种观念、倘从人类思想史着眼，其中并没有多少新颖原创之处，但我们获得这些观念的那一经验过程，却堪称独特而弥足珍贵。因此，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很可能倒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郭罗基在访谈录里详细地讲述了他如何从正统的共产党员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又进而成为党外的反对派。其中，最值得我们了解的是，郭先生本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如何又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先驱的呢？郭先生讲到，1957年是他的人生分水岭。在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郭先生都是奉命整人的，反右运动使他觉悟到整人即政治迫害的错误。这就是自由主义的萌芽，即对那种残酷的政治迫害行为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又主要是来自一种人性的精神。郭先生同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学沈元和雷光汉都说，郭罗基和别的党员不一样，很有人性。自从觉悟到不能再整人，郭先生自己就成了被整者，不断的被整。过去，郭罗基每受批判都要检讨。1959年，他因为对大跃进的错误提出过批评意见，被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又被迫检讨。1962年大跃进遭到惨败，共产党搞了一次甄别平反运动。北大党委宣布郭先生在1959年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郭先生并未感到得意，反而很难过。他想的是：既然我本来就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检讨？作了不应该检讨的检讨，这才是应该检讨的。从此，郭先生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守则：决不在任何压力下作检讨，即便为此而吃苦受难。再到文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与抗争，郭罗基对思想、言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严密而透彻的思考。这就达到了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即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划分一道界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定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对权力施加限制，必须禁止权力侵犯个人领域，首先是禁止侵犯思想的领域、言论的领域，也就是说必须保护不同思想、不同意见，必须要有言论自由。在郭先生思想演进过程中，他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主要的思想资源。这不足为奇，包括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的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这也不足为怪。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在“恐惧的自由主义”文中所说：“除了禁止干涉他人的自由之外，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于人们如何生活或者应该作何选择的特殊而积极的学说”。“自由主义原则上并不必依赖特殊的宗教思想体系或哲学思想体系。只要它们不拒绝宽容，就不必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史珂拉提醒我们，要把各种心理学上的亲缘关系和逻辑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从心理学上更容易导致不宽容，导致思想专制，但是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不宽容，并不必然导致思想专制。从马克思主义乃至毛的一些思想中也可以找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相关论述。再说，这里也有启蒙言说的特定情境与策略考虑：既然我们面对的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号的专制，我们要争辩的对手，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因言治罪的依据的中共当局，我们要说服的对象，是那些依然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真理的中国民众，因此，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去批判、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尽量找出马克思和毛泽东讲过的支持言论自由的话。这一来是为了保护自己，让当局难以给我们扣上“反革命”的罪名；二来也是为了让那些依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众更容易接受，而不至于从一开始就产生反感和抵触的情绪，否则我们就达不到说服他们的目的了。至于说八九之后，苏东巨变之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破产，在中国论证自由主义可以和马克思那一套脱钩，那毕竟是后话了。（六）郭先生不但是自由民主的言说者，也是践行者。郭先生说：“我不能只是号召别人去斗争，应当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下卷、第227页）例如他在1991年状告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那不但是郭先生自己依法维权，而且也树立了一个一般民众都可以跟进、可以效仿的榜样，对后来的依法维权运动无疑起到了启发与激励的作用。尽管依法维权未必能实现维权者的诉求，但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抗争方式。郭先生的思考和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重视民运的策略问题。他对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历次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都从策略的角度进行过认真的分析和总结。郭先生强调合法斗争。他指出，“民主运动是合法的，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是政府违法、共产党违法，人民要起来护法”。（下卷、第226页）郭先生重视组织的作用，尤其重视那种在禁止民间结社的情况下，怎样开展那种未必有组织之名、但是有组织之实的组织活动，怎样以无形的组织形式规范有形的群众行动。他强调要注意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结合，要善于运用有进有退的策略。他指出了导致过去多次民主运动遭到失败的最常见的原因，即，“多数非激进的派别不能制约少数激进的派别，而激进的派别招致的后果却要全体承担。”（上卷、第389页）谈到八九民运的失败，郭先生指出：“民主运动从暂时失败转化为最后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承认失败，吸取教训。”（下卷、第200页）郭先生说，要把“正义与非正义”和“正确与不正确”区分开来。我们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但这不等于我们的做法必定是正确的。我们的失败不证明我们做的事情不正义，但是它确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有问题。我们必须吸取教训。（七）我这篇评论，远远算不上对郭先生的一生做评价，就连对这一本书的评价都算不上，因为没有讲到的事情太多太多。我只希望，我这篇文章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郭先生，从而阅读郭先生。如果我这篇文章能够为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阅读郭先生起到某种导引的作用，那就很好了。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先贤祠里，一定会有郭罗基的名字。 ———————— 本文的删节版首发于《中国民间档案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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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和流行的说法“救亡压倒启蒙”相反。在中国现代史上，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推动启蒙。在中国现代史上，救亡曾多次成为启蒙的催化剂，甲午战败刺激出了戊戌变法；八国联军逼出了预备立宪；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何以如此呢？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中国是堂堂大国，理当强盛，不该贫弱。如果中国竟然让外国打得割地赔款，国土沦陷，丧权辱国，那很容易被解释为政府的无能或制度的落后，因此，体制内外，朝野上下，都会疾呼改革，而当政者则处境尴尬，很难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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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前

胡平：生祭郭罗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派生涯如今，年轻一代对郭先生恐怕并不熟悉。如果用一句话评价他，我会说：郭罗基先生是文革后中共党内推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人权理念的启蒙先驱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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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前

ZT：吴限：从“红色格格”到“两块钱社会活动家”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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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前

开庭审判徐勤先视频录像——先前那个链接不能用了，想看这段视频的朋友请点击下面这个新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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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前

今天的维基百科：蒯大富（1945年9月14日—2025年11月24日），江苏滨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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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前

ZT：因《海瑞罢官》而蒙冤，吴晗悲剧是如何发生的（萧象）——写在前面：６０年前的今天，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由此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浪潮，进而引发文化大革命，成为当代史上一个标志性时间与事件。吴晗是明史大家，著有《朱元璋传》，内中专辟一节“文字狱”，以示洪武时期文字整肃对文化人和整个社会的严重祸害。可他绝没有想到自己不久竟然有一天也会因此惹祸蒙冤，遭遇厄运。事情肇始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这一天，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该剧为“一株毒草”，对吴晗提出批判，由此掀起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浪潮，进而引发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当代史上一个标志性时间与事件。吴晗面貌因而开始发生变化，从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变为大众口诛笔伐的批判对象。《海瑞罢官》是吴晗从史学跨界文学的一次尝试。说起来，其写作缘起与毛泽东的一次号召有关。１９５９年４月，针对大跃进以来党内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的沉闷现象，毛泽东八届七中全会上以海瑞上书直谏嘉靖皇帝的故事为例子，要求大家向海瑞学习，不怕丢官，敢于直言，并提出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作为明史专家，吴晗觉得宣传海瑞义不容辞，于是响应号召，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有关海瑞的系列文章。其后，接受京剧演员马连良约请，将海瑞事迹改编为京剧。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写出《海瑞》剧本。彩排时接受大家和朋友建议，删繁就简，以罢官结尾，并易名为《海瑞罢官》。１９６１年１月《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并公演。引起毛泽东的关注，特意将海瑞扮演者马连良邀至中南海，请当场演唱海瑞，称赞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 但江青眼光独特，看了《海瑞罢官》（以下简称《海罢》）不以为然，认为该剧“宣传退田，是影射人民公社，鼓吹单干”，有严重政治问题，停止该剧再演出。同时反映给夫君。毛泽东亲自接见过演员，称赞过吴晗及其剧本，对江青所言未置可否。其后，江青又约谈中宣部文化部四位部长，提出《海罢》有问题，要开展批判，部长们“充耳不闻”。江青再找康生寻求支持，康生表示同意，但说要等待适当时机。党内高层对《海罢》评价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周恩来专门找到吴晗，关切问道：有人说《海瑞罢官》有影射？吴晗大吃一惊，连忙否认，绝无此事。周嘱咐，那就写个说明，澄清一下。其后，随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政治和文艺界问题的看法愈趋严重，与刘少奇的矛盾冲突愈趋激烈，毛泽东改变了看法。１９６４年９月彭真汇报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对吴晗进行批判；并指示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３９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作为批判的准备。在此之前，江青已在京城寻找批《海罢》人手。京城寻人未遂，才南下上海与张春桥合作，找到姚文元充当枪手。彭真是吴晗的顶头上司，当然了解吴晗，知道吴晗是一位忠诚党的事业的好同志，虽然思想上或有问题，工作或有缺点，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江青的话可以置之不理，最高指示不能不听，必须执行。北京市委为此花了一番心思，决定在吴晗道德继承论问题上做文章，进行批评。道德继承问题毕竟是学术问题，这样，既遵循了批吴的最高指示，又避开了涉及《海罢》的有关政治问题。文章既成，最高方面或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或觉得文章言不及义，未允发表。但有关吴晗问题的传闻在党内高层已是风生水起，议论纷纭。邓小平听了有关《海罢》问题的情况反映，颇不以为然，他看过《海罢》，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等闲视之，充其量视其为不过是文艺领域司空见惯的一般性批判，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照常邀请吴晗打桥牌。见吴愁眉不展情绪低落，邓以自身革命经历劝吴乐观坚定向前看，安慰鼓励说“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 周恩来的关切、邓小平的安慰鼓励并没有完全消解吴晗的担心，因为传言毕竟起于江青。而且，姚文发表前，吴晗就已听说上海在写批《海罢》的文章，背后有江青身影。自《海罢》问世以来，可以说，有关该剧的是非传说，隐隐约约，起起伏伏，没有停歇，一直让吴晗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直到姚文元文章发表，传闻变为现实。姚文将剧中反映海瑞当年“退田”“平冤狱”的情节与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出现的包产到户牵强附会，认为剧本借古讽今，鼓吹“单干”，煽动“翻案风”，从而认定是“一株毒草”。吴晗仔细读了姚文，觉得既气愤恼怒又感到如释重负的释然。气恼，是因为文章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反映了姚文元这根“棍子”四面出击到处打人的文风特征。但姚文却也留下了马脚——《海罢》写于１９６０年，一个写于６０年的剧本怎么可能预见到１９６１年的“单干风”？仅此就可以将姚文驳倒，因而感到释然。姚文的时间破绽让吴晗有了底气和信心。传说中的那只靴子终于落地，他不用再去猜测和担心。以姚文现有影射和指控，他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将其驳倒而无所畏惧。１１月１４日，吴晗接受记者采访，理直气壮地辩驳说道：“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１９６１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１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１９６０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１９６１年要‘刮风’”。“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 吴晗到底是书生出身，从政多年，未脱本色，身为政治中人不懂政治，更不用说红墙深层政治，以为针对《海罢》的批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争论就可以解决，没有看到这背后的政治图谋及其无穷后患。在正常而理性的法治社会，吴晗所言有理有据，可以理直气壮地驳倒对手而无所畏惧。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正在发生转折的非常时期，吴晗踩在了这个非常时期的转折点上。对非常时期非理性的人治社会而言，决定是非对错的，不是道理的有无，而是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政治决定是非，权力判断对错，吴晗的命运由是被锁定。因此，尽管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一度抵制、冷藏姚文，也尽管彭真几次三番想护住自己的属下，但到底抵挡不住来自更高层面的政治压力，最后只能服从于上级的权力意志，执行最高层面的旨意精神。随着姚文在全国各报刊的转发，以批《海罢》为主旨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新一轮批判浪潮。吴晗的命运开始发生逆转，“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向吴晗袭来。吴晗不得不写出深刻检讨，登报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用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这是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和阶级立场问题，也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吴晗认错，希望以此换取原谅和宽宥。但这并没有让他获得谅解。相反，他的问题进一步变得严重，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原因在于，吴晗一开始就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批判斗争中，被确定的角色定位所决定。毛泽东之发起这一批判，选择《海瑞罢官》为祭旗，目的就是通过剧中的“退田”“平冤狱”情节与１９６１年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挂钩，影射中央高层在这一政策问题上的矛盾分歧，从而揭开党内斗争盖子。批判吴晗不过是巧为名目的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以此作为引线，由此及彼，引发对刘少奇及其政策的清算。毛泽东运筹帷幄，远虑深谋，为之反复酝酿思索，对姚文也亲自批阅修改三遍，始予发表。不意智者千虑，恨有一失，文章在时间问题上的疏忽犯下致命的逻辑错误硬伤，失去了立足之地。如此，姚文对吴晗的指控，也就成了无根之木，不能成立。毛泽东看了吴晗辩语，一夜无眠。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有关人员谈话，论及当下局势，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愈来愈不行了，”“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显然，这是借谈话为姚文漏洞做补救，以要害是“罢官”来掩饰文章所谓“单干风”的致命硬伤，同时也藉此将这场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进一步引向政治场域。所以，在扳倒刘少奇这一盘宏大棋局中，吴晗作为一枚棋子，无论检讨不检讨，认错不认错，都会被拿下被抛弃，就像一根点火的引子，必须把它点燃烧掉，才能把批判的火焰烧燃烧旺，才能引向预定的最终目标。从指为鼓吹个体经济的“退田”，到斥为替彭德怀翻案的“罢官”，对《海瑞罢官》“要害”认定的改变，就是对吴晗政治指控的升级，意味着吴晗政治人生终结的来临。历史上的吴晗，不仅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也是一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１９４０年代西南联大时就参加了民盟，靠拢中共，反对国民党恶政及独裁。４８年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同时提出加入中共，毛泽东亲自回函，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这是鉴于吴晗的社会名望地位，希望留在党外，于统战工作更为有利。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１日，吴晗致函毛泽东，再次申请入党，毛接函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１９５７年３月，毛泽东亲自提议，吴晗以秘密方式加入中共。毛也曾邀吴聚餐，一起探讨历史问题；委托吴主持标点《资治通鉴》和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还亲自签名题字赠送一本《毛泽东选集》。吴晗一直都没想通自己为何遭此指控。要害之说一出，吴晗问题陡然升级，“批判文章的调门随之升高，受到点名批评的人和作品不断增多，批判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不得不推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帮”，试图以此化解危机，然而为时已晚，已无济于事。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随之点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提出：文化大革命主要针对两种人，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晗既是学术权威，又是当权派，还是“三家村”黑帮之一，多种身份集于一身，多重“罪孽”叠加一起，“罪恶多端”，“罪该万死”，于是由精神摧残进而人身折磨。吴宅院墙贴满了“打倒”“砸烂”“该死”的标语，家里收藏的珍本古书文物字画全被抄走，外宾赠送的礼品都被砸烂，其他一般书籍图画付之一炬。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的法子侮辱他。”“勒令他和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在烈日酷暑下，他们把吴晗拖到马路上，让他跪在粗砂粒上，从沙粒上爬起来之后，膝盖都冒出血珠，一拐一拐地回到住地。”？幸存者廖沫沙回忆：“从６６年到６８年３月这一段，我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到各单位去批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去过。有时一二场，多到每天三场。每次都是倒背双手，弯腰低头（喷气式）。”另一位难友张文松回忆：批斗会也要有名人来招徕群众，吴晗名气大，两派之间为争夺“演员”，常常在夜间把吴晗劫走，脸上涂上五颜六色，像个大花脸，以防对方认出。１９６８年３月吴晗以“叛徒”罪名被逮捕入狱。吴晗历史上从未被国民党抓捕过，何来叛徒？原来是吴晗之前的一个学生为邀功请赏，张冠李戴，把吴晗与另一姓吴的混为一人，说成叛徒。经调查，另一姓吴的也非叛徒，这实际是一乌龙，更是诬陷。叛徒不能成立，便以１９４７年吴晗与苏联驻华使馆一名文化参赞有过接触，指为“苏联特务”，继续关押。其实，吴晗是经中共地下党介绍与苏联外交官认识的，苏外交官通过吴晗了解了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的情况。４９后，苏驻华使馆还专门向中方提及此事，以示表彰。为诬陷贤士，迫害忠良，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古今不绝，于斯为烈。在狱中，吴晗饱尝折磨，受尽屈辱，形状惨无人道，不可描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戴着手铐，口吐鲜血，头上白发全被揪光，送进医院，不治身亡。两个未成人的儿女，听到父亲凶讯，嚎啕大哭，却被呵斥警告：你们的父亲是很坏很坏的人，必须划清界限，此事不得告诉他人，否则后果自负。不仅如此，连看死去的父亲最后一眼都不允许。姐弟俩只拿回一条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满脸泪痕，回到家中，睹物思亲，欲哭不敢，悲痛欲绝。吴晗入狱不久，妻子袁震也被关进劳改队。袁震参加革命很早，１９２０年代就加入了中共。因严重肺病长期卧床在家，与吴晗相识于清华园，对吴晗思想左倾，靠近中共不无影响。一天一伙暴徒往吴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气愤不过，说了一句“你们简直比对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得罪这伙人，被关进劳改队。一位身体极其孱弱的病人，如何受得了劳改队的体力劳累！在奄奄一息之时，被释放回家治病。当晚病情发作，送进医院，不治而亡。时间先于吴晗半年。父母死后，姐弟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１９７５年女儿吴小彦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给吴晗作出结论，寻求吴晗骨灰（吴晗遗骨一直下落不明），发还被抄家的书籍。惹恼当局，以“影响首长安全”逮捕入狱。狱中受折磨和刺激，精神分裂，自杀身亡。文革终结，吴晗获得平反昭雪。文革缘起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吴晗由是蒙冤受辱，家破人亡。如果说一场批判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虚幻的捏造的事由之上，也就是蓄意以一个人的蒙冤为奠基为肇始，那么，这场批判不仅是荒唐荒谬的，更不具有历史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从历史反思的角度，吴晗的悲剧命运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性和特殊性。而文革中像吴晗这样遭遇的又何止千万，从这一意义上，其悲剧命运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悲剧既然可以发生在吴晗身上，也就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意义上，吴晗的悲剧命运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值得我们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免悲剧再次发生。〔作者简介：萧象，湖南永州人，１９７７年考入衡阳师院外语系，１９９１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　来源：《新三届》

#吴晗 #海瑞罢官 #文革 #政治迫害 #历史悲剧

6天前

胡平：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针对整风鸣放为何转成反右，写下一句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到：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戚本禹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毛的原始讲话“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还提到江青说的话。戚本禹写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戚本禹讲的这些情况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座谈纪要，题目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参加座谈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因体弱未能与会，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在这篇座谈纪要里，逄先知等对戚本禹的某些叙述进行了反驳，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实际上是证实了戚本禹的说法。座谈纪要说：“《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得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得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地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我以为后者更接近实情；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志绥回忆录得到佐证。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这句话等于是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也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2017年2月18日

#反右运动 #毛泽东 #戚本禹回忆录 #党内分歧 #历史反思

1周前

改变中国网站确实办得好。推荐。

伟大中国的未来：坚定信念与美好愿景交织· 71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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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前

北京之春---陈维明新书“为自由而战”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举行发行会/北春记者

#北京之春 #陈维明 #为自由而战 #台北国家图书馆 #新书发布

1周前

只问你我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中共有的是北平模式。中共国台办原副主任王在希曾对中国媒体说，在和统和武统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就是采用围而不打的“北平模式”，仅攻打外岛，以战迫和、以武促统，逼台北就范。

特朗普言论引发台湾担忧：中美贸易与和平统一的微妙关系· 83 条信息

#北平模式 #王在希 #以武促统 #围而不打 #中共

1周前

中共会不会打台湾？这一直是各界很关注的一个问题。长期测判不好说，短期测判应是可以做出的。下面是我4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看来仍然成立——近来，台海上空战云密布，中共会不会打台湾，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以我对两岸关系的多年观察与思考，我以为在现阶段，中共不会打台湾。理由是：第一、中共当局很清楚，台湾人民拒绝“一国两制”。台湾人早说过，要我们接受“一国两制”，就是把我们本来就有的，变成你共产党恩准我们的，变成你共产党随时可以拿走的。享有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民谁愿意在自己头上再来一个专制的太上皇？第二、中共很清楚，因为台湾人民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要统一，只能使用武力。只是在现阶段，还不是武力统一的恰当时机。中共也很清楚，台湾人民有很强的追求独立的愿望。因此在现阶段，中共主要是防独而不是促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每当台湾方面出现追求台独的明显动向，中共必定提高文攻武吓的声量，并向美国施压，要美国出面叫停台独的动向，从而避免摊牌。如果中共急于武统台湾，它就会听任台湾人搞台独，甚至卖个破绽，纵容你，暗中鼓励你搞台独，引诱你跨过红线，然后就“师出有名”，发动武统。可是中共并没有这么做，可见它在现阶段真的是不想武统。第三、现阶段，中共为什么不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中共担心美国介入。中共认为美国是武统台湾的最大障碍。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很可能出兵援助，中共很可能打不赢；就算能打赢，代价也太大。且不说台湾被打下后很难治理，另外就是，中共很希望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一旦对台湾动武，势必招致国际社会制裁，陷入更大的孤立。这个战略机遇期就没了。第四、更重要的一点考虑是——时间。时间会站在哪一边？如果中共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武统台湾会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它或许有可能在现在就不顾风险悍然武力犯台；但是如果中共认为时间对自己有利，它就宁可在现阶段按兵不动。中共认为现在的国际形势是“东升西降”。按照中共的如意算盘，再过5到10年，中国的国力军力会进一步增长，美国会不得不放弃对台湾的保护。到那时，中共兵临城下，台湾也许就只好被“一国两制”了。中共国台办原副主任王在希去年底对中国媒体说，在和统和武统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就是采用围而不打的“北平模式”，仅攻打外岛，以战迫和、以武促统，逼台北就范。不错，4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在坚守保护台湾的承诺。但问题是，未来是否可能改变呢？这取决于在未来5到10年间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如果在未来5到10年，中国一党专制如故，而综合国力以及军力又有进一步的增长，那么台湾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所以台湾之忧不在当下，而在未来5到10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致力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越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就越是能增进自己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大力促进中国大陆自身的改变，促进中国大陆的自由化民主化。归根到底，中国大陆能不能在不远的未来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不但关系到中国大陆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台湾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走向。 2011年11月8日，RFA首发

台海风云：美警告中共攻台将遭毁灭· 104 条信息

#中共 #台湾 #武统 #美国 #两岸关系

1周前

中共没有什么A计划。中共有的是北平模式。中共国台办原副主任王在希曾对中国媒体说，在和统和武统之间还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就是采用围而不打的“北平模式”，仅攻打外岛，以战迫和、以武促统，逼台北就范。

#中共 #北平模式 #王在希 #围而不打 #以武促统

1周前

2021年4月4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日本当地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日本将与美国联手，一同采取“威慑手段”缓和台海矛盾，保障台湾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菅义伟这话和高市早苗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如果大陆武统台湾，日本将出兵和美军联手协防台湾。

美方施压日澳明确台海冲突应对，遭拒绝引发不满· 96 条信息

#菅义伟 #日美同盟 #台海局势 #军事干预 #地区冲突

1周前

何谓“奉示”？中国外交部官员两次“奉示”召见和约见日方官员。其实。奉示就是奉旨的意思，不好意思用奉旨，于是就用奉示。

#奉示 #中国外交部 #日本 #召见 #外交

1周前

ZT：彼得·蒂爾：資本主義對年輕人不起作用（Peter Thiel: Capitalism Isn’t Working for Young People）——在一封如今廣為傳播的 2020 年電子郵件中，這位矽谷億萬富翁預言了社會主義的興起。今天，他向 The Free Press 講述了他是如何知道這一點的。五年前，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常被一筆帶過，歸因於一種特權心態，或是對”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麽缺乏認識。像眾議員亞歷山大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這樣的政治人物的崛起，以及千禧一代對伯尼·桑德斯參議員等候選人的支持，基本被不以為意。但彼得·蒂爾不是這樣。蒂爾，這位在 PayPal 和 Palantir 背後的億萬富翁風投家，身兼多重角色：矽谷的引力中心、左翼眼中的”怪物”、反精英的先鋒，以及副總統 J.D. 萬斯的早期支持者。他也是一個善於預見拐點的人。2020 年，他給這家典型的”千禧一代公司”Facebook 寫了一封帶有預言意味的電子郵件，敦促高管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等人認真對待年輕人對社會主義的吸引力。隨著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 Zohran Mamdani 在紐約市市長選舉中獲勝，這封郵件此後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當 70% 的千禧一代表示他們支持社會主義時，”蒂爾寫道，”我們需要做得比簡單地把他們斥為愚蠢、特權在身或被洗腦更好；我們應該嘗試去理解原因。” 蒂爾在 2020 年看到了別人沒看到的什麽？背負學生債務、買不起房的千禧一代轉向社會主義是對的嗎？我們正走向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嗎？這些只是我們周四交談時我提出的一部分問題。我們的對話如下，為了篇幅與清晰度略作編輯。 Sean Fischer：在 2020 年，你寫了一封電子郵件，如今隨著 Zohran Mamdani 在紐約市市長選舉中的橫掃勝利而正在瘋傳。那封郵件的背景和靈感是什麽？ Peter Thiel：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以不同版本闡述過這封郵件的內容。它並不是在 2020 年憑空冒出來的。當我在 2010 年秋創立 Thiel Fellowship（我們給人錢讓他們從大學退學）時，我反覆強調的一條總體政策觀點就是失控的學生債務問題。如果你在 1970 年畢業且沒有學生債務，把那與千禧一代的經歷相比：太多人去上大學，他們什麽也沒學到，最終背負著極其沈重的債務。學生債務是我長期所談的這種代際沖突的一種體現。代際契約的破裂也不局限於學生債務。我認為，你可以像自由意志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把 80% 的文化戰爭歸結為經濟問題——然後你也許還能把 80% 的經濟問題歸結為房地產問題。如今，年輕人要成為房主極其困難。如果你有極其嚴格的分區法以及對增加住房建設的限制，這對房產價值不斷上升的嬰兒潮一代有利，而對千禧一代極為不利。如果你讓年輕人無產階級化，他們最終變成共產主義者也就不足為奇。 SF：你能談談”代際契約”的概念嗎？你比幾乎所有人都更早意識到它的解體，並指出這很可能會引發對社會主義興趣的回潮。 PT：年輕一代被告知，只要照著嬰兒潮一代所做的去做，他們就會一切順利。但社會已經發生了非常劇烈的變化，事情並不是以同樣的方式運轉。住房貴得多了。在紐約或矽谷這樣的地方，或者在任何經濟確實表現良好、擁有大量體面工作的地方，買房要難得多。人們以為一切仍然運轉正常，但客觀上並非如此。嬰兒潮一代對這個世界為何對他們的孩子不再奏效，奇怪地缺乏好奇心。我們總是很難判斷其中有多少不真誠（惡意），或行為者究竟有多壞。我覺得奇怪的是，人們竟然覺得我在 2010 年抱怨學生債務很奇怪，而當時學生債務的增長已經是一個指數式的過程。全國學生債務在 2000 年是 3000 億美元，如今已超過 2 萬億美元。在某個時刻，這會崩潰。 SF：在 Mamdani 獲勝後的出口民調顯示，他的選民很可能是被兩件事所驅動：高房租和學生債務。他的選民主要是受過大學教育的城市遷入者、租房者，以及 30 歲以下的人。他的勝利是否證明了你在 2020 年郵件中提出的論點？ PT：我顯然對社會主義抱有偏見。我不認為社會主義對這些問題有解決方案。我不認為 Mamdani 尤其有什麽解決方案。我不認為住房可以被社會化。如果你只是實施租金管制，那麽你很可能會擁有更少的住房，最終房子會變得更貴。但要說 Mamdani 的可取之處，至少他談到了這些問題。所以我常給出的打太極式答案是：第一步是談論這些問題，即便你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它們。可以說，中左—中右的建制派甚至連談論這些問題都做不到，這是一次失敗。我不確定是否會說年輕人是親社會主義的。我會說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好感度不如從前。如果資本主義被視為某種不公平的騙局，你對資本主義的支持就會弱得多。所以從某種相對意義上說，他們更”社會主義”了，盡管我認為更準確的表述是：資本主義對我不起作用。或者說，這個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只不過是人們敲你竹杠的借口。 SF：撇開可行性不談，你認為背後的動機因素是什麽？與資本主義的疏離感強到這樣一種程度——即便他們自己的政策不可行，你仍覺得不得不為某人投票——這意味著什麽？ PT：我一向猶豫是否對所有選民一概而論。但這一切當中有一部分——即使我不喜歡——我至少覺得可以理解。這並不是什麽離奇的謎團。你不可能像拜登嘗試的那樣，在學生債務問題上做些邊緣性的微調就把它解決。這是行不通的。而紐約在租金管制上也做過各種邊緣性的修修補補。那也並不怎麽奏效。所以問題在於：也許我們應該在奧弗頓窗口之外尋找解決方案。這其中包括一些非常左翼的經濟學、社會主義類型的東西。我不認為這些想法最終會奏效，但它們至少比現有提供的那些東西更多一些。科莫並沒有住房方面的方案。他甚至不認為那是個問題。當然，他在政治和政府中待了很多很多年，所以很難不去問：如果他以前什麽都沒做，為什麽他現在會去做點什麽？所以，我對 Mamdani 並不樂觀，但如果相對地打分的話，當你把目光投向奧弗頓窗口之外尋找解決方案時，這類事情就會發生。 SF：很多人把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和 Mamdani 作比較。兩人都主導了以”氛圍”為基礎的競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盟友加入，並推動以不滿為中心的政策。他們都極具個人魅力。這些相似之處說明在我們的數字時代，什麽最能引起選民的共鳴？ PT：我強調的是負面的一面：其他人有多”假”。就像，普通的——我也不確定要點誰的名——比如傑布·布什之類的，所有事情都以一種極其虛假的方式被精心編排，你根本說不出任何有魅力的話。特朗普和 Mamdani 身上有某種真實感。我不確定他們是完全自洽的，也不確定他們是完全真實的。但這恰恰是建制派共和黨人和建制派民主黨人真正不喜歡特朗普和 Mamdani 的地方：他們甚至沒法稱其為”不真實”，因為兩人某種意義上比兩黨現有的人更真實。如果你是像保羅·瑞安這樣的人，而你認為特朗普是假的，那這說明你什麽？這又說明你缺乏魅力、缺乏與人溝通的能力？ SF：2016 年，特朗普因腹地的經濟絕望而上台。本周，Mamdani 因布魯克林的經濟絕望而上台。政治的未來就是階級鬥爭嗎？ PT：中西部出了相當大的問題。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對中西部許多鐵銹帶城市產生了極其糟糕且不均等的影響。1988 年到 2016 年這 28 年間，從［George H.W.］Bush、［Bill］Clinton、［George W.］Bush，甚至到［Barack］Obama，令人不安的遺產之一就是人們對這一切表現出奇怪的漫不經心與冷漠。我確實不喜歡 Mamdani 的社會主義，但我並不驚訝。資本主義對紐約市的很多人不起作用。對年輕人不起作用。我不認為他的政策會奏效，但我對他獲勝並不感到意外。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正處於一個跨越數十年的”政治牛市”，政治變得愈發激烈。人們寄望於通過政治來解決問題。我們正在經歷政治的無情強化。而我希望情況不是這樣。如果選舉的投票人數更少一些，倒更健康。我認為紐約的投票率相當高。我認為如果人們不在意、誰當市長也無關緊要，人們幹脆不投票，可能更健康。但我們正處在政治的牛市。這對你在媒體的工作有好處，但對我們的社會並不是什麽好事。 SF：如果人們不投票，會更健康？ PT：這將與一個更健康的社會相聯系。誰當總統就無關緊要了，因為如果一切運行得還算順利，利害關系就沒那麽大。也不會讓人覺得如此關乎存亡。相反，如果增長較少，或者增長非常不均衡，並且一切都讓人感覺是零和，那麽不知不覺中，利害關系和政治的緊張度就會變得很高。而且一旦你的陣營在選舉中失利，後果可能真的很糟。我沒有做過精確的研究，但我想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人們對政治的參與度更低，隨後在某個時點開始扭轉——也許 2008 年是人們開始更多參與的一年——此後這種勢頭一直在穩步增強。這種政治牛市是不幸的現實。它與一些不那麽美好的事物相關聯。 SF：革命往往由不滿、受挫的精英所領導——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弗拉基米爾·列寧、約瑟夫·斯大林、***——這些精英正在向下流動，他們對自身生活的期望低於其父輩。 PT：這在嬰兒潮一代與千禧一代之間的動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嬰兒潮一代對自己有瘋狂的期望，而在某些方面他們並未成功。隨後他們把這些瘋狂的期望全部投射到孩子身上，而在那個實現這些期望已完全不現實的世界里。在某些維度上，千禧一代確實比嬰兒潮一代過得更好；我們的社會也在某些方面變得更好了。但嬰兒潮父母對孩子的期望與這些孩子實際能做到的之間的鴻溝大得驚人。我認為，從未有哪一代像千禧一代這樣，二者之間的差距如此極端。 SF：那麽我們要走向革命了嗎？ PT：我仍然覺得難以置信，因為共產主義和**斯主義是青年運動。而在人口現實層面，如今年輕人比過去少得多。人們生的孩子也少得多。因此，我們在更大程度上成了一個老人政治的社會。這意味著，如果美國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它將更像是老年人的社會主義，而不是年輕人的社會主義，更多關乎免費醫療之類的東西。”革命”這個詞聽起來相當高睪酮、暴力且充滿青春氣息。而在今天，如果真有一場革命，那就是七十多歲祖母們的革命。我們拭目以待 Mamdani 作為紐約市長能做多少。但我會說，這表明情況非常不健康。這表明建制派政黨沒有去解決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表明那份代際契約已經被打破。我更希望人們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解決這種代際問題上。如果你所能說的只是 Mamdani 是個聖戰分子、共產主義者、可笑的年輕人，在我聽來，這只說明你仍然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住房或學生債務問題。如果這已經是你能做到的最好程度，你將會繼續失敗。 SF：如果 10 年後，你對美國和世界的狀況感到驚喜，是什麽事情促成了這種結果？你能為我們梳理一下接下來的十年如何才能順利發展嗎？ PT：這算是個有點令人不快的答案，但大概會是這樣：政治建制、我們現有的領導人會真正解決這些問題中的一部分，而這是我們最後一次進行這樣的對話。若在未來十年你多次來找我談話，那並不健康，因為那將意味著這些問題尚未得到處理或解決。我之所以在和你交談、我們之所以進行這次對話，是因為我們都懷疑這將只是許多次對話的第一次。原文出自The Free Press於 2025-11-07 刊出的文章

#彼得·蒂爾 #資本主義 #年輕人 #社會主義 #代際契約

1周前

中国历来有诗国之称。在过去，每个读书人文化人都是诗人。

#中国诗歌 #传统文化 #读书人 #文化人 #诗国

1周前

【追思萬潤南】流亡者之歌——一篇遲到的詩評：讀萬潤南《萬歌詩詞》

#萬潤南 #流亡者 #詩評 #萬歌詩詞 #追思

1周前

这个社会主义不是那个社会主义——过去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肯定是非常恶劣的，除了政治上不间断的迫害之外，还有经济上那种没有效率的大锅饭、普遍贫困，这个我们都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像北欧一些国家，比如瑞典，他们也叫社会主义，但那个时候，连官方也是把瑞典归为资本主义的，我当时也认为严格意义上它还是属于资本主义，不属于社会主义。简单说来，过去共产党国家，苏联、东欧以及毛时代的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变得很不一样了，另当别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北欧、西欧一些国家，它是社会主义政策，区别就是制度不一样。共产制度、共产党下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消灭私有制，否定市场经济，像毛时代搞得很极端，农民卖自留地种的菜，都要打击禁止，说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都归为资本主义的，它是没有市场的。实际生活中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但基本上是没有市场的，就是没有一个自由经济的。我们把那个叫做社会主义制度。而西方，包括北欧，他们还是市场经济，是他们的一个基础，它还是承认私有产权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政策，主要是向富人多收税，给穷人更多的福利。当然包括美国在内，给富人征高税。现在西方通行的收税方式叫累进制。收税有两种，一种是单一制，比如说都是十分之一，你收入一万元一年，那么收你的十分之一一千块；你收入一百万元，十分之一收你十万元，那么当然就是你收入越多，你交的税也越多。但是你交的税的整个比例和穷人是一样的，这叫单一税。现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都是累进税，就是说你钱越多，你交的税率就越高，税的比例就越高。比如你收入一万元，那你的交税标准也许就是百分之十。如果你收入是一百万元，那你收税的标准不是百分之十，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如果你是一千万元、一亿元，可能收税标准是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五十。这么一来，越富的人收的税越高。政府有了更多的钱，就把这些钱发给穷人当福利。像当年瑞典有个口号“从摇篮到坟墓”，也就是说你从生下来，一直到去世，都有政府给你保底。你上幼儿园、小学、大学，当你工作、失业、没有工作、或者你老了退休了，你放心，你的经济上都是有保障的。当然后来瑞典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发现有点难以为继。我们把瑞典这种国家称为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它肯定是在市场经济、肯定私有产权的基础之上，政府对经济生活有比较多的干预，向富人收更高的税给穷的人，一般更高的福利指的是这个。就这点而言，确实西欧、北欧和美国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对富人收的税相对来说是最低的。给穷人的福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不但和西欧北欧不能相比，包括和日本、澳大利亚或者和台湾相比都是如此。 2007年，原来人大的副校长谢韬，57年是右派，主张中国的共产党应该改革，改成民主社会主义，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他提出这个主张，他那个时候还是很清楚的，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和原来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美国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中是最资本主义的，它对富人的税收是最低的，给穷人的福利也是最低的。当然有很多历史的原因。所以很多人早就说是美国特殊论、美国例外论，这跟美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有相当大的关系。包括它的福利比较低，也跟长期以来对移民开放的程度要比较高，谁都可以进来，或者进来很容易。那些国家能够做到高福利，基本上外人要进入的话是很难的，门槛很高的，基本不是移民社会（前些年因为打仗的原因进入很多难民，那是另当别论了）。也就是这个社会一定要有相当严格的边界，不能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因为进来他就可以吃你的福利，涌进来的移民太多了，原来的国民肯定就不高兴了，还有很多问题。另外美国对富人的税收低也吸引了很多富人搬到美国来，所以美国的富豪特别多。富豪肯定把他的企业也带来的，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比较快。因此在很长的时间之内，这种对富人的低税收和对穷人的低福利，在整个社会上并没有太强烈的不满。像这次曼达尼提出的主张，其实和二十年前绿党一个叫纳德的总统候选人相似，那时纳德只得了不到5%的票。这种主张在美国实际上一直是有的，只不过不太得势。这次曼达尼在纽约，这个特点的社会主义就取得了胜利，而且胜利的比例还是比较高。你别看他只有百分之五十点多，但在西方这种选举中超过百分之五十算是很多了。当然你说投票率很有限，但投票率一向是有限的。作为纽约客，特别注意到年轻人站在曼达尼这边的很多，从十八岁到二十九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百分之八十是投的曼达尼的票。老纽约客投曼达尼的人不多，新纽约客投曼达尼的人多，因为他们新来，马上就面临着住房很大的问题，他们发现负担不起。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主义”跟我们反对了那么多年的那个“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东西，是有很多原则性的区别的。至于他的其他一些主张，纽约一向有这些问题。对曼达尼的有些主张，还是有些不太放心。除了经济问题，比如他提出要裁减警察。当年因为弗洛伊德的事，纽约出现很多抗议活动，发生了街头暴力、抢劫商店。纽约的治安在下降，连我们家附近的两个大超市，老牌的连锁店，有的商品，像阿司匹林的药，都要锁起来。我们在这儿过了三十几年，以前哪听说要锁起来呢，就是怕人家拿，拿了没法追究，告了警察，警察要么不来，要么来了把人带走了很快就把他放了，没什么惩罚，所以也就横行无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裁减警察，那不是更糟糕吗？所以治安是大家考虑的一个问题。其他的方面如何当然还要曼达尼当了市长之后的执行情况如何。我这里主要说明的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那个社会主义。所以不要一下子就想到毛时代社会主义那儿去了，以为要搞共产党那一套了。当然，出于政治斗争，有些反对者说曼达尼在搞共产主义了，说他是共产主义分子，其实是不一样的。对于这种社会主义，他现在提出的，你赞不赞成，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那是另当别论。首先我们要区分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那个社会主义。胡平：曼达尼当选纽约市长的冲击（2025年11月8日）刚才几位都提到了，曼达尼的当选对民主党内部传统建制派也是一次强烈的冲击。其实这一点和当年川普在共和党中击败建制派有相似之处。川普当年当选，大家都知道，他是击败了共和党内部的主流精英。这次曼达尼获胜，也是在民主党内部打破了旧格局。当年川普第一次参选时，民主党内部的桑德斯派其实也是民主党内更左的一派，这一派在民主党内历来支持率很低，但是在那一年的民主党初选中，桑德斯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直追希拉里。有意思的是，在那次选举中，很多在民主党初选中支持桑德斯的人，到了总统大选时却投票给了川普。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人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对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空心化普遍感到不满。美国的制造业大量流到中国，导致美国大规模失业、贫富差距扩大。桑德斯提出向富人征更多的税，给穷人更多的福利，所以他们很赞成。而川普提出“让制造业回流美国”，提出“雇美国人”，他们更赞成，因为他们不甘心沦为失业者，或者从事更低端的工作，靠吃政府的福利和救济生活。他们更愿意回到从前，回到他们当蓝领的时光，又有较高的收入，又有职业的尊严和体面。所以转而支持川普。而现在，这些人看到川普的贸易战2.0打了快一年了没什么效果，只见什么都在涨价，于是他们又重新倾向民主党，更具体地说，是回到民主党更左的一翼，更高的税收更高的福利，倾向曼达尼这一派。从这个意义上讲，曼达尼的胜选说明：川普那套做法，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很多是做不到的，很难再做下去了。很多原来支持川普的选民又开始回到传统民主党的轨道上了，而其中一部分，则直接支持曼达尼这样的新左翼了。但话又说回来，真正的治理将会非常困难。纽约市长的权力有限。你想加税行不行？有没有那个权限？能起多大作用？都受到限制。而且加税还存在风险。加州是民主党州，但很多富人早就搬去了德州、佛州。如果纽约也照这个路子走，富人外流、税基流失，那还从谁身上收税？数据显示，纽约市50%的税收是由1%的富人贡献的。如果这1%的人离开，财政收入就会崩塌。你要给穷人更多福利，可就没有“米”做饭了。曼达尼当然也提出了一些反制说法，比如“富人跑不了”“你离不开纽约”，但这只是政治表态。真正的问题是：纽约市长到底有多大权力？能做到几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是靠喊口号就能解决的。不过，他的胜选确实揭示了一个深层问题：美国在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尤其在纽约这样的超大都市，低收入人群生活确实困难。这个问题无论哪一党都必须面对。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必须拿出切实的办法，不能再拖下去。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

#曼达尼 #纽约市长 #社会主义 #贫富差距 #福利政策

2周前

胡平：论统独问题（1997年9月）——1、人民的自由幸福高于一切——我们主张统一，但是我们认为，统一本身并非最高的价值，并非绝对的价值。在统一之上，还有人民的自由幸福。如果必须在“独立（或分裂）而自由”与“统一但专制”二者之间择一，我们宁要前者。因此，在当前，我们同情那些为了独立于中共专制之外追求自由而进行的努力。由于中共当局坚持用暴力维护其专制统治以及维护其统一中国的目标，所以，现阶段的独立运动很难避免与中共发生武力沖突。这意味着在现阶段，大规模的、公开的独立运动很难发生，它更可能发生在中共专制陷入瘫痪之际或者是民主转型开展之后。假如中共专制陷入瘫痪，也就是说，它虽然继续坚持专制，但其控制力已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地区宣布独立于专制的中央政府（不等于独立于中国）而实行自由民主，我们可以表示支持，至少，当专制当局力图以武力对之镇压时，我们应该表示反对。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先例。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在随后的七周之内，全国有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在这里，独立是指独立于专制的清政府。后来，这些宣布独立的省又走到一起，和其他一些省共同组成民国。换言之，我们支持对专制的独立，我们主张在自由民主之上的统一。 2、统独之争这道难题到头来很可能是出给未来的民主政府的不难想见，恰恰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开始民主转型之后，独立问题即分离问题才更可能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严峻问题。譬如讲到台独，以前流行一句话：“大陆不民主，台独不可能；大陆民主了，台独不必要。”这话本身就表明，在大陆走上民主之后，台独的必要性会降低，但其可能性却会增高。本来，分离主义意识的萌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专制逼出来的，但是，统独之争这道难题到头来却很可能是出给未来的民主政府的。我们知道，早在六十年代就有人预言，民族问题将是苏联制度未来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将从争取真正的自治着手，在事实上以至在形式上脱离苏联，由此导致斯大林式的旧帝国分崩离析。三十年后，苏联果然解体。可是，那并不是“斯大林式的旧帝国”的解体，而是戈尔巴乔夫的“新联盟”的解体。苏联的解体不是发生在专制之下，而是发生在民主化之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分为二也是发生在民主化之后。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相比之下，专制当局并不那么害怕独立运动，它更害怕自由民主运动。有时候，你只是争自由争民主，你还不是要求分离要求独立，专制当局都要给你栽上一顶“分裂祖国”的帽子。因为它知道，要镇压自由民主运动，很难得到老百姓的赞同，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要是能给对方扣上“分裂祖国”的帽子，从而使自己的镇压能够假借“维护统一”的旗号，镇压起来还会更容易些。因此，在共产专制的铁腕之下，独立运动很难成气候，很难有成功的希望。只有在专制结束，自由化民主化开展之后，分离主义的观念才有机会获得广泛的传播，分离主义运动才可能发展到足够的规模；其次，民主的政府总会更尊重民意，不会轻易使用暴力；另外，初初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很可能是一个比较弱的政府，它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急需处理，内部又意见纷纭，彼此牵制，这样，即便它反对分离主义运动，可能也难以调动足够的力量去有效地制止。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现在我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在大陆民主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包括台独、藏独在内的各种独立运动。我们之所以必须在今天就对这一问题加以认真的考虑，那不仅仅是因为未雨绸缪胜过临阵磨枪，而且也是因为在当前，有些人正是看到了别的一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后，由于未能处理好统独问题而导致分裂以至内战，故而对民主化本身产生疑虑；专制者也正在利用这种疑虑作为抵制民主化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向人们指出一种解决统独问题的既合情合理又深具现实可能性的方案。 3、面临统独之争，民主制也陷入两难也许有人会说，在民主社会中，解决统独之争应该采取民主的方法。这话自然不错。但问题是：民主的方法是什么？如果说民主的方法就是用投票解决争端，问题是谁来投票？如果说是谁的问题就该由谁来投票。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投票，俄国人、美国人无权参与投票。那么，统独的问题究竟是谁的问题？譬如，四川人想从中国独立出去，这仅仅是四川人的问题，抑或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到底是四川一亿人说了算，还是全中国十二亿人说了算？一方面，我们有理由认为四川独立的问题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因此它应该由全中国十二亿人共同决定。道理很简单，既然国家是人们共同签订契约的产物，它要求订约的各方都必须信守承诺，任何一方都无权单方面背弃契约，除非它得到了其他方面的认可。契约必须对有关各方都具有约束力，否则契约将不成其为契约。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上述道理也有明显的漏洞。首先，在现实政治中，许多国家的建立都不是自由契约的产物，而是巧取豪夺的结果；人们当然有权否认他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的东西。其次，既便是那些最初经由自由契约而组成的国家，某一代人做出的承诺，凭什么可以对以后的世世代代都保有不可改变的约束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契约订成这个样子，在其中，承认组成中国的各部份有权退出中国这个共同体，独立组成新的国家或者是加入别的国家。在1991 年8 月苏共保守派政变前夕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的“新联盟条约”中就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只要有本共和国三分之二以上人民同意）。“新联盟条约”这一规定看上去很开通，其实是中看不中用。倘若认真实行起来，势必会造成极大的麻烦。因为它会使得一个国家随时处于可疑的不确定状态，这就会引起在有关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巨大混乱。河南省发生了水灾，湖北省该不该无偿支援呢？广西壮族自治区遭受外敌侵犯，四川的小伙子该不该上前线流血战斗呢？如果别人无法确信大家同是一国，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们凭什么一定要为别人去解囊去流血呢？如果一家人的关系松散到和邻居间的关系差不多没有区别，家就不成其为家。同理，如果一国之中的各个部份随时处于可以彼此分离散伙的状态，国也就不成其为国了。联邦制的美国从来不曾立法承认各州有权退出联邦。我们能说这是不自由不民主吗？一方面，订立契约的任何一方随时可以背弃契约，这是不应该的；另一方面，硬是禁止订约者（包括他们的子孙后代）撤出契约，那也不合理。于是，我们就面临到一种真正的两难处境。迄今为止还没有、也许根本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如果双方都同意合，则合；如果双方都同意分，则分。这很好办。问题是当一方愿合一方愿分时该怎么办。当双方意见对立而又没有一种双方公认的解决争端的方法或程序，事情就会变得很棘手。倘若诉诸武力，自然是成王败寇。倘若各方都自我约束不动武，其结果往往是“独派”即分离主义者获胜。这不足为奇，合，需要双方自愿，分，只要一方坚持就行了。但是，民主国家并不是无政府。民主国家也需要运用强制性力量去维护自身的国土完整。因此，要一个民主国家事先就对统独问题作出无条件不动武的承诺，应该说也是不现实的。 4、民族自决与住民自决这就涉及到自决原则的问题了。其实，有关自决原则，历来争议很大。第一，所谓自决，究竟是什么意思？第二，如果说自决是一种权利，那么，它应是哪一种性质的权利？自决原则有两说，一是说民族自决，一是说住民自决。民族自决是指一个民族有权与异族的国家相脱离，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住民自决是指任何一片大到足以构成一个独立行政区的土地上的居民有权就自己想属于哪个国家（包括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作出决定。民族自决原则把自决的主体限制在单一民族，鉴于当今之世，各民族混居的情形已然十分普遍，因此若普遍实行这一原则将会引出许多困难。不错，之所以出现混居局面，有的是由于不同民族的人们自愿的你来我往，有的是由于专制政府的强制移民，但后者有时也可转化为前者。仅举一例，过去，中共强制推行知识青年支援边疆政策和上山下乡政策，大批汉族知青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后来，这些政策被终止，许多汉族知青又离开了这些地区，但仍有部分人选择继续留住原地。这样，他们就从强制移民变成了自愿移民。如果原住地民族以实行民族自决为由，强行将这批“非我族类”者驱出本地，或者是剥夺他们在自决问题上的投票权，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我们知道，当年中共推行强制移民，除去少数被派往行使统治之权的官员之外，大部分还是普通老百姓，其中政治地位低下者占相当比例。所谓“支边”，未必都是什么美差肥缺，有时它倒和“下放”相似，暗中带有惩罚性质。另外在那时，也正是这些缺少关系和背景的支边人员最难获得机会重回内地，到后来变成自愿移民者恐怕也以这种人居多。这种人本来就是专制政权的受害者。假如在实行民主之后又把他们列入二等公民，禁止他们在自己的第二故乡享有和原住民同等的政治权利。那无异于构成了对他们的再一次伤害。因此，比较合理的办法是，在废除了强制移民政策之后，原先那批移民，愿意回去的应提供方便让他们回去，愿意留下的则应允许他们留下并承认他们享有和当地原住民同样的权利——至少是，一个移民若在当地居住了一定的时间，便应获得当地的公民身份。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做岂不等于是变相地承认了当初强制移民的某种既成事实吗？我们的回答是：一场自由主义的改革（或曰宪政改革），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开端，它要求我们向前看。不错，对于过去历史造成的错误，我们必须纠正，但是，这种纠正必须严格地依据宪政主义的原则和法律，我们不应该以纠正历史错误的名义去侵犯无辜者的权益，否则只会引出极大的混乱并造成新的不公正。 5、中共的专制压迫主要不是民族压迫应当看到，中共的专制压迫主要不是民族压迫，因为它不加区别地压迫各种民族。事实上，在中共治下，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在暴政面前一律平等。中共统治集团固然以汉人占绝对优势，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对汉人有任何格外的优待。中共并不曾把国人按民族分为三六九等，规定汉人享有某种特殊地位。中共始终是根据人的阶级属性，或者说，是根据人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来确定人的地位，采取不同的对待。一个小例子可以说明大问题：过去，有不少人千方百计地向政府隐瞒或篡改自己的家庭出身或本人成份，譬如，把国民党官员说成“旧职员”，把富农说成中农，以求得在政治上不被歧视不被迫害。如果这种隐瞒或篡改被政府查出，通常都要受到严厉的惩戒。有的人本来并不是故意隐瞒或篡改，只是出于不明情况而把自己的出身或成分报的好了点，查出后也可能要挨批评。可是，我很少听说有少数民族的人故意隐瞒或篡改自己的民族属性，也从未听说有少数民族的人因错报为汉族而遭到惩处的。我倒知道有些异族通婚的家庭的子女，在既可报汉族又可报某少数民族的情况下，自愿选报少数民族。若真有民族压迫之事，上述情况又如何解释呢？穆勒早就指出，在有些实行专制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其专制政府“或许尽管出自其中的一个民族，但对它本身的权力比对民族感情感到有更大的兴趣”，它就会“不给任何一民族以特权，并且不加分别地从所有这些民族中挑选他的傀儡”。中共专制正是如此。民族压迫应是指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民族压迫是指把民众按民族分成两类，有的民族扮演过施害者的角色，有的民族则仅仅是受害者。众所周知，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发生过大量的群众间的相互压迫行为，从性质上看，这些压迫行为都是意识形态型的而非民族型的，它总是以所谓革命与反动作为分界线，而不是以民族作为分界线，所以它不属于民族压迫。至于说在其中，有些人会暗中利用民族差异，那自然在所难免，那正象有些人会暗中利用地区差异、职业差异或山头派系差异一样，它们都不足以从整体上改变这种压迫的意识形态本质。 6、不可人为地激化民族矛盾那么，为什么有些少数民族的人——如西藏地区的一些藏人——又会产生民族压迫的意识呢？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那里起先没闹过共产党，他们是被中共“解放”的，而中共又是以汉人占绝大多数，于是，他们就容易把共产制度看作是由异族强加给他们的一种制度，从而也就把共产专制的压迫看作是异族的民族压迫。另外，不少藏人把中共摧残藏族的宗教传统视为民族压迫，但事实上，中共这样做乃是出于其战斗的无神论立场，它要摧残的是一切宗教传统，并非只是刻意地要和某些少数民族过不去。不过，同样一种不加区别的压制宗教的政策，当它不加区别地实施在不同的民族时，不同民族的主观感受却可能很不相同。有些民族（如汉族）的宗教传统原本就很淡薄，所以他们对这一政策少有切肤之痛；有些民族（如藏族）把宗教传统当作安身立命之本，所以他们就会把中共的做法看作是彻底扼杀本民族的命脉。这就是说，在中共治下，有些少数民族人士产生民族压迫的意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意识并没有准确地把握中共专制的特性。指出这一点决非不重要。如果我们接受了所谓民族压迫的观点，那就等于承认了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关系（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如果我们承认了有所谓民族压迫的事实，那就逻辑地承认了进行民族斗争的正当性，那就会鼓励某些民族把斗争矛头不仅指向专制，而且还指向别的民族。这势必会人为地分化各民族，并激起彼此间的对抗与敌意，从而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7、自决原则与自由民主的区别有些人坚称，自决权属于基本人权。这是对人权概念的误解。按照通行的人权理论，自决问题是在人权概念的范围之外的。稍加思考便可发现，自决权和例如言论自由权这样的基本人权是有所不同的。道理极简单，发表自决的观点，这是一回事；实行自决，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前者属于言论自由的问题，后者是自决权的问题。如果人们仅仅是对统独问题发表各自的主张，大家可以各唱各调，互不妨碍，谁也不能强制谁，谁也不必服从谁。就算大多数人主张独立（或统一），他们也并不因此就有权力强制少数派服从。但若是实行自决，事情就不一样了。如果投票结果独派（或统派）赢得足够的多数，独立（或统一）就成为事实。该派就获得了一种权力，少数派就必须服从。象言论自由一类基本人权涉及的只是权利，自决权却会导致权力。两者显然不是同一性质或同一层次的问题。还需指出，自决与民主也有区别。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民主都需要确立范围，确立边界。纽约州选州长，别州的人无权参与；纽约州通过的决议只适用于纽约州，对别州无效，且不能违背联邦宪法，如此等等。可是，自决却正好意味着要对这个范围、这个边界作修改，要质疑或否定这个范围，这个边界，所以它会陷民主于两难，所以它和民主有区别。我们都知道，自由和民主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自由而无民主，也可以有民主而无自由。只不过在有自由的地方更容易实现民主，在有民主的地方更容易确立自由。我们还要知道，自决和自由和民主也都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国家完全有可能不承认自决原则而仍不愧为自由民主。美国不承认南方有权独立，英国不承认北爱尔兰有自决权，但美国英国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不错，加拿大承认魁北克有权自决，但那只是近年之事。魁北克地区早就有人要求自决要求独立。只是到了晚近，加拿大才同意魁北克自决，我们不能说此前的加拿大就不自由不民主。不错，自由民主也有程度之别，但那和承不承认自决不一定相关，不承认自决不等于自由少民主少，承认自决不等于自由多民主多。自由民主与自决的关联无非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由于民意表达无碍也更受尊重，由于人们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因此，那些有着较充分的理由想独立的人们更容易赢得别人的认可，有更多的机会实现他们的愿望。 8、自决原则的内在矛盾细心推敲起来，自决原则本身就包含着一系列问题。实行自决，意味着在该地区之内，少数必须承认多数的权威，但与此同时，它又意味着它不承认该地区之外的多数的权威。假如四川实行自决，多数人投票主张脱离中国独立，那么，少数不赞成独立的四川人也必须服从这多数人的意志；在四川省的范围之内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假如全中国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四川独立，四川人却可以置之不理；在全中国的范围之内却又是多数将就少数。这不是有双重标准之嫌吗？自决论者每每把统独问题比作结婚离婚，要结婚，需两人同意，要离婚，只要一人坚持要离就行了。然而问题在于，结婚离婚只涉及两个个人，两个意志；统独却涉及两个群体，涉及千千万万的意志。都说要尊重人民的意愿，但人民的意愿是不一致的，尊重了这派人就没法再尊重那派人。你说要尊重多数，但到底是哪里的多数呢？接着上面的例子讲，假如在四川全省的范围内，独派占多数，但在成都市的范围内却是统派占多数，那么，是成都人要服从全省人的意愿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四川国的一部份呢，还是四川人应该尊重成都人的意愿让他们继续当他们的中国人？假如成都市的多数人决定自己又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又该怎么办呢？假如成都市西城区的多数人不赞同其他多数成都人的意愿，他们是否也可以独立行事呢？假如四川省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假如全中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又该怎么办呢？住民自决会引出这些麻烦。民族自决也会引出许多麻烦，因为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在高度混居的地方搞民族自决固然是纠缠不清，就算是那些某一民族集中居住之处，其内部也常常还有别的民族。因此，不问青红皂白地实行自决原则，在逻辑上完全可能把中国分裂成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所谓独立国家，而且各自的疆域错综交叉，彼此之间会为着承认不承认以及边界纠纷财产纠纷一类问题陷入无穷的争执。任何人只要顺着自决原则严格地逻辑推论下去，只消推出三五步，就会发现它的荒谬与尴尬。 9、统一不是至上的，自决不是无条件的无条件地实行自决原则是荒谬的，但有条件地实行自决原则却可能是合理的、正确的。当甘地领导印度人民要求摆脱英国实现独立，他们依据的正是自决原则。他们没有做错，尽管在独立后，印度内部又有一些地区试图依据同样的自决原则要求再独立于印度，至今仍使印度困扰不已，我们还是认为当初印度独立是无可非议的。只要我们承认统一并非至高无上，也就是说，有些统一是不合理的，不合适的；我们就必须承认，有些自决或独立是正当的，正确的。过去，许多地区的人民为了赢得自决赢得独立，不得不采取暴力斗争的手段；不但代价高，而且其后果也不好——因为那总是成王败寇。自决原则的提出，提供了一种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方式，避免了流血，也为较合理的一方实现自己的愿望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可见，自决原则，只要你不把它朝极端处推，大体上还是个好东西。我要强调的是，自决原则是实行自决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个地方是否应该实行自决，还需考虑其他的因素，例如历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民族的因素，等等。其实，上述这层道理，统派们——起码是大多数统派——心中未必不明白。所以，统派们在反对某些独派时，总还要提出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诸种理由。他们要强调某某地区早就是我国的一部分，某某民族早就和我们亲如一家。他们常常还试图说服别人统一比不统一对对方更有利。就连中共搞统一，也要提出“一国两制”，表示要尊重对方的生活方式，保持对方现有的生活水平，还许诺“五十年不变”。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对方早先不属于你这个国家，如果别人和你们本来没有同胞的情份，如果他们在统一之下日子过得更糟糕，那么，人家是有理由不喜欢统一，拒绝统一的；人家是有理由自决，有理由独立的。其实，分离主义者们也明白这层道理。我们知道，不论是藏独人士还是台独人士，当他们在鼓吹自决鼓吹独立时，除了抬出自决原则这条大原则外，总还要从诸如民族、历史或文化等方面列举出更多的理由。可见他们也知道单凭自决原则这一条还是不够的。倘若自决原则这一条就够用，人们就不必再列举其他的理由。这再次证明自决权和言论自由一类基本人权不是一回事。我们反对因言治罪，只消抬出言论自由原则即可，我们用不着还去证明那种言论有多么合理多么有益。再有，如果你举出波士尼亚一类因闹独立而导致流血悲剧的事例劝说藏独或台独人士，对方多半会分辨说他们的情况和那里不一样。这等于是承认自决问题不可一概而论。由此引出我们的两个基本观点：统一不是至上的，自决不是无条件的。 10、联邦制是统独之争的最佳妥协一旦我们接受了“统一不至上，自决有条件”这两点，我们就为理性的解决统独之争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如果一方坚持统一至上，另一方坚持无条件自决，双方连讨论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不过那也仅仅是开端而已，毕竟，统与独是互相对立的，无法两全其美。最好是能求得一条中庸之道，这就是联邦制。联邦制是独中有统，统中有独，是统独之争的最佳妥协。近年来，海内外赞成联邦制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学者还提出了具体的构架设计，尽管其中不无改善的余地，但总是反映了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势。当然，既是妥协，联邦制很难让两派都十分满意。统派嫌它太独，独派嫌它太统。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在现实政治中，我们与其一味地追求“最好的可能”，不如着力实现“最可能的好”。因为“最好”的现实可能性偏低，稍加不慎就变成了不好，甚至变成了坏。“次好”倒可能更好，因为实现它的可能性更高。 11、统派或许比较容易接受联邦制照我的猜测，对联邦制方案，统派或许比较容易接受。原因有二：一、从传统上看，国人的统一观念本来就重表不重里。例如争论西藏问题，藏独人士声称西藏从来是独立自主的，只是到了五零年甚至五九年，西藏才被中国“占领”；统派人士却坚称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至少可以从清代算起。两种观点看来针锋相对，但究其实，双方却只是对一个共同的事实安上不同的名字而已。这反过来或许说明，只要双方关系维持清代那种状态，独派就认作是独，统派就认作是统了。由于时代变迁，今天我们固然不可能全盘恢复当年那种双边关系，但那至少也说明，只要双方能维系一种宽松的纽带，统派就不难接受。（相比之下，我倒担心某些独派人士未必愿意接受这种关系。以往的少数民族一般缺少现代国家观念，对看上去只属于名份上的东西不那么在乎，如今却可能对之采取拒绝态度）。二、一旦中国步入民主，国人得以参政问政，他们的大一统观念很可能会淡化。托克维尔发现，在民主社会，很多人都有一番抱负，但很少有人有特大的野心。在专制社会或贵族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抱负，少数有抱负者往往气沖云天。类似的，在专制社会，民众不能脚踏实地的参与现实政治，这就使得那些政治意识强的人更容易或不得不“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如果政治开放，人们得以积极而具体地参与，他们就更容易对切近的事情，从而也就是对他们能够有效发挥影响的事情投入热情和精力，而对那些看上去大而空泛的事情不大关心。可以预料的是，民主后的中国，地方上要求更大的自主权的呼声会高涨，说不定内地也会有人要自决要独立。民国初年的中国就发生过此类现象。前苏联也发生过此类现象，不只是其他的加盟共和国，就在俄罗斯，不只是车臣，许多地区都有过要自决要独立的运动。倘如此，先前那种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淡下去了。 12、感情因素在分离意识中的重要性如此说来，在未来民主中国要解决统独之争这道难题，难的不是统，难的是独。为了解决独的难题，首先需要理解它。不错，在很大程度上，分离意识是让中共专制逼出来的，但遗憾的是，它未必会随着中共专制的消失而消失，至少是不会同时消失。因为在分离意识中，感情因素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感情是有连续性，有惯性的。我们知道，人类中的某一部份之所以愿意同处一国之中，关键就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感情，而和其他群体则缺少这种共同感情。造成共同感情的原因当然和他们居住的接近，和地理界限有关；也和种族、血统、肤色、语言、文化与宗教有关；尤其和共同的政治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的回忆和集体的荣辱哀乐之感有关。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中会萌生独立之念了，那正是因为近半个世纪的两岸分离与对立，台湾人和大陆人缺了一段重要的共同经历，这就减弱了他们曾经有过的共同感情。许多台湾人多少已经习惯于把大陆人看作“他们”而不看作“我们”（其实，大陆人何尝不是如此）。某些少数民族产生分离的愿望则是出于把汉人看作“他们”的意识。本来，“长在红旗下”的几代少数民族，由于和同代的汉族人有着丰富的共同经历，对汉人并没有多少“我们——他们”的意识。中共专制固然恶劣，但它实行高度一元化的统治，使得大陆各民族的人民都具有高度一致的共同经验，从而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共同感情。近些年来，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精神领域出现某种真空，不少人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于是，先前被压制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勃然复兴，先前被淡忘的民族自我意识重新强化，这样，在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开始出现了“我们——他们”的意识。有趣的是，即使是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某些较小的或较不富裕的地区的人们往往也不大热情。人们是否注意到，偏偏是某些较小的、较不富裕的地区的人们每每倒更容易产生分离意识。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不是较富的捷克要甩掉较穷的斯洛伐克，而是斯洛伐克不肯和捷克一块过。在俄国，是居少数的车臣人想独立。原因在于，弱的（小的或穷的）一方，如果怀有很强的“我们”与“他们”的意识，他们就会把和强的一方的统一看作是从属，就难以满足“我们”要当家作主的自我感觉，这就会影响他们对统一国家的感情认同。强的一方往往不理解别人的这种感情，他们只抱怨：当大国的国民难道不比当小国的国民更荣耀吗？我们给你们那么多好处，怎么你们还不领情呢？强的一方即使有着同样的“我们——他们”意识，因为强，不担心被别人“化”掉，反而显得很大度，不计较。古人说“有容乃大”；我也可以说“有大乃容”。强的一方很容易把国家看成是“我们的”国家；既然是我们的国家，那当然是越大越好。可是别人的感觉很可能不一样。 13、给你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如果有了自由民主，有了联邦制设想，但仍然有某些地区的人民要求自决要求独立。怎么办？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规定一个至少五年的过渡期、缓沖期。在这段期间内，不急统，不急独；在暂时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努力巩固自由民主，推动经济建设文化交流，并对联邦制的具体构架进行广泛磋商，与此同时，加强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对话和沟通。我以为，统派是需要这样一段时间的。他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增进和别人的关系，减轻彼此间的感情隔膜。他们要让独派相信独立是不必要的，我们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共同家园。我以为独派也是需要这样一段时间的。不论我们对自决原则作何理解，有一点总是清楚的：一个地区的人民要实行自决，它不能不得到其他人的某种认可，起码是不能抱有强烈的反对态度。如果其他相当一个多数的人抱有强烈的反对态度，那就很可能引发严重沖突，温和的党派很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而无力主导大局，强硬派则可能出动武力干涉，弄不好还可能给反民主的力量提供借口卷土重来，从而威胁到刚刚起步的民主进程。如果发生武力沖突，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向对待车臣事件一样，在道义上提出谴责，但并不采取实际行动去制止。因此，独派不宜操之过急。独派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向别人做工作。以前没有言论自由，独派没机会向公众广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和阐述自己的理由。现在他们就应该大力开展游说，争取尽量多的理解、同情与支持。规定一个过渡期、缓沖期对统独双方都有益。它避免了双方在缺少沟通与理解的情势下发生悲剧性的沖突。它既是给统派一个机会，也是给独派一个机会。至于说在过渡期之后又如何？无非两种可能：要么是独派愿意共建联邦，要么是统派同意独派自决。事缓则圆。有了一段时间作缓沖，不论结果为何，那至少会使事情进行得更平稳些，更明智些。 14、几句附言世人无不钦羨美国开国先贤。他们手创一部宪法，行时二百余年而一字未易；他们组建的国家自由民主，长治久安。可资后人借鉴之处自然很多。这里只提一点：为了这部宪法，他们在费城举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制宪会议，随后又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交付十三州批准；在此期间，他们对各种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公开研讨，那本厚厚的《联邦党人文集》至今仍不失为政治经典。人性是相近的，人性的弱点也是普遍的。在美国制宪建国的过程中，只要有任何一步做得仓促草率，历史都可能变成另一个样子。我这里讲的问题是不是离现在还太远了？不是的。如果我们对未来的情况能看得更清楚些，难道不也有助于我们把握现在吗？◆

#统独问题 #自由高于统一 #民主政府难题 #民族自决争议 #联邦制妥协

2周前

胡平：「官方達賴喇嘛」必成歷史笑柄——在「雪域論壇：2025尋找共同點」西藏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一）今年7月6日，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九十歲誕辰。在此期間，達賴喇嘛發表講話，對自己繼任的問題作出明確闡述。其內容可歸納為以下三點：達賴喇嘛制度將會延續。「甘丹頗章信託基金會」（Gaden Phodrang Trust）及其董事會，將負責尋訪並認證轉世靈童；該基金會將遵循藏傳佛教傳統，並與各大教派領袖及其他宗教領袖協商。繼任者將誕生於自由世界，即在中國之外。不出意料，中共當局對達賴喇嘛的這番闡述表示強烈否定。中共搬出所謂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其核心內容亦可歸納為三點：必須在中國國內尋訪；必須以「金瓶掣籤」方式確定；必須經「中央政府批准」。然而，中共的這三項主張皆站不住腳。一、關於「國內尋訪」在藏傳佛教歷史上，早已有於中國以外尋訪轉世活佛的先例。例如第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1589–1616）誕生於蒙古，是蒙古族人。當時中國為明朝（1368–1644），而明朝版圖並不包括蒙古。其理甚明。藏傳佛教的弘傳本就超越西藏地域與中國國界。活佛轉世的尋訪範圍主要依據藏傳佛教的信仰傳播與信眾分布，自然不受地理疆界限制。自古以來，藏傳佛教的信仰圈已涵蓋北至蒙古、南及印度諸地，因此在蒙古與印度尋訪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早有先例。當代以來，自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1959年流亡印度後，藏傳佛教已走向世界，在中國之外的信眾達五、六百萬人之多，遍布蒙古、印度及歐美各地；事實上，中國境外已有多位轉世活佛，其中不少並非藏族。因此，在中國以外的自由世界尋訪達賴喇嘛轉世靈童，既合理，又完全正當。二、關於「金瓶掣籤」清代曾有若干皇帝以「金瓶掣籤」方式介入達賴喇嘛轉世的認定，但實際上，真正依此程序認定的達賴喇嘛僅一、兩位，多數歷代達賴喇嘛——包括現任第十四世——均未經金瓶掣籤程序而確定。退一步說，清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尚有其宗教理由：彼等信奉佛教，並尊奉達賴喇嘛為上師。滿清皇帝介入轉世事宜，是基於與西藏間「施主與上師」的特殊關係。然而中共當局既不信仰佛教，又不尊奉達賴喇嘛為上師，何以有資格干涉達賴喇嘛轉世？達賴喇嘛早已明言：「現今的中共是批評宗教的無神論者，尤其視佛教為愚昧落後的象徵，且不遺餘力地指責我是魔鬼。若他們說不允許魔鬼轉世，倒也說得過去；但如今卻是中共堅持要自己尋找魔鬼的轉世。若中共政府要插手達賴喇嘛的轉世問題，必須先成為宗教信徒，承認輪回，再去找出毛澤東與鄧小平的轉世，然後再來干涉我的轉世，那才合理。總之，這是我的轉世，除了我之外，誰都沒有理由插手。」他並補充道：「任何政治權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若出於政治需要選出所謂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則無人需要承認或信仰那個孩童。」三、關於「中央政府批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曾稱：「達賴喇嘛的稱號是中央政府冊封的，否則不具合法性。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是經當時民國政府批准認定的。」此說並不符合事實。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並非經民國政府批准認定。事實上，民國政府曾有意干預，但西藏政府並未理會。從遴選、確認到坐床，均由西藏攝政王及僧團自行完成。坐床典禮時，民國政府僅派蒙藏委員會代表吳忠信前往觀禮。阿沛·阿旺晉美於1989年即明確指出：「沒有吳忠信主持坐床儀式這回事，他只是以國民政府代表身份『觀禮』而已。」為何民國政府當年希望參與？因當時西藏政教合一，達賴喇嘛既為宗教領袖，又為政治領袖，即西藏地方政府首腦。對國民政府而言，作為宗教領袖的產生他們無權干涉，但作為地方政府首腦的產生，則與中央有關。為體現「中央—地方」關係，他們主張至少須經中央認可。然而，多數藏人並不承認西藏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也不接受中央的從屬定位。結果，國民政府欲干預而未果，只能派員觀禮。中央方面報稱是「主持」，但藏方僅視之為「貴賓觀禮」。從民國角度看，他們的干預尚有一點道理——因當時政教合一。但此理於今日已不復存在。流亡藏人自2011年實現政教分離，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退出政治職務，僅保留宗教領袖身分；而中國境內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後，法律上亦規定達賴、班禪不再是地方政府領袖。既如此，現今中共當局又有何理由干預其轉世？此外，中共當局還聲稱「藏傳佛教沒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此說同樣錯誤。2013年6月，《亞洲週刊》（第27卷第22期）刊載中共中央黨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訪談，文中指出：「歷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傳統。」這句話極為關鍵，因它屬於史實而非觀點。凡了解藏傳佛教史者皆知確有其事。（二）達賴喇嘛轉世制度已有六百餘年歷史，其間並非一成不變，今後亦可調整。而決定是否變革、如何變革的權力，自然在達賴喇嘛本人與藏傳佛教機構及信眾之手，與中國政府毫無關聯。此處，不妨參照西方羅馬教皇的繼承制度，以助理解。在十一世紀以前，羅馬教皇由世俗君主或義大利貴族遴選或認可。教皇尼古拉二世於1059年規定，教皇由樞機主教選舉產生，但仍需法蘭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繼任者批准。至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會議與1274年第二次里昂會議確認後，才正式規定教皇可由樞機主教單獨選出，惟法、西、奧三國君主仍保有否決權。至二十世紀初，教皇庇護十世廢除此種世俗否決權。1914年，本篤十五世遂成為首位無需世俗介入而由教會單獨選出的教皇。由此可見，早期世俗權力對教皇繼承影響極大；隨歷史發展，其影響力逐漸削弱，終至歸零。昔時君主干預教皇繼承，是因政教合一，君主皆信仰基督教，奉教皇為精神領袖。彼時教權與王權互為依存：新教皇須得君主認可，君主登基亦需教皇加冕，以示「君權神授」。隨後政教分離確立，教皇繼承制度的改革由教會自行決定，非世俗權力所能干預。今日歐洲已完全政教分離，教皇由宗教機構單獨產生，世俗君主登基亦無需教皇加冕。這即是政教分離——國家機器不干涉宗教，宗教亦不干涉國家。再觀俄羅斯東正教牧首制度之演變：沙皇時代政教合一，牧首須經沙皇批准；蘇聯時期東正教受壓制，1943年斯大林為凝聚民族情感而暫予空間，但牧首仍須政府認可。1991年蘇聯解體後，東正教復興，牧首由教會選舉產生，政府不再干預，實現政教分離。達賴喇嘛已多次闡述轉世觀念、制度起源與尋訪方法，強調：達賴喇嘛轉世屬宗教事務，任何政治權威皆無權干涉。其立場——無論從藏傳佛教傳統、政教分離原則，或藏傳佛教全球化的現實——皆完全合理、正確。簡言之：達賴喇嘛轉世，是達賴喇嘛的事，是藏傳佛教的事，與中共這個無神論政權毫無關係。中共當局無權干預達賴喇嘛轉世。（三）中共當局炮製的那一套「尋訪與確認達賴喇嘛轉世」辦法，錯誤而荒謬。未來若真推出所謂「官方達賴喇嘛」，必不會得到絕大多數藏傳佛教信眾承認。這場政治操弄注定成為歷史笑柄，最終被徹底廢棄。 2025年11月16日

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延续，排除外部干预· 25 条信息

#达赖喇嘛转世 #中共干涉 #藏传佛教 #政教分离 #宗教自由

2周前

？？？中国官方星期六（2025年11月15日）发布消息称，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董亦军因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医治无效，在10月21日去世，享年58岁。——死了25天才发消息。新华社报导，许其亮因病于2025年6月2日中午12时12分在北京去世，终年75岁。但5月31日就有海外社交平台X用户爆料说，许其亮于5月28日凌晨传出死亡消息，内部传言其因“心脏病”去世。官媒报导许其亮的死讯后，香港《星岛日报》引用资深传媒人马玲在朋友圈说法报导，许其亮早起在院内跑步锻炼时，突发心梗送院抢救，最终未能挽回生命。又：新华社北京2023年7月24日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兼警卫局局长、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警卫局原中将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王少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死了3个月才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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