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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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小时前

幽默是个外来词，中国本来没有这个词，那么，中国人懂得幽默吗？中国人有幽默感吗？我们知道，中文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为了翻译英文的HUMOR而自造的一个词。中文里本来没有和HUMOR相对应的词，“滑稽”、“可笑”、“逗乐”、“诙谐”、“戏谑”、“俏皮”、“有趣”、“风趣”，都和英文里的HUMOR意思相近但并不相同。据此，你似乎可以推论说中国人不懂得幽默或中国人没有幽默感。然而林语堂的译词一出，立刻就被中国人理解、领悟与接受，并迅速流行开来。由此看来，中国人分明又是懂得幽默的，是有幽默感的。象“滑稽”、“可笑”“诙谐”“俏皮”等词汇，多多少少都表达了我们对这种感觉的认知。但是以前我们缺少一个专门的词，能把我们那种特殊的但原本朦胧的感觉一语破的，正中靶心，搔到痒处。林语堂引进了幽默一词，顿时让我们豁然开朗，心领神会，正中下怀：对，就是它！

1天前

胡平：从《人民日报》为何关注清史研究谈起——2019年1月14日，中共《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周群的长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作者周群是学术刊物《历史研究》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中共头号党媒拿出很大的篇幅，发表一篇谈历史研究的文章。这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一定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周群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作为距离现今最近的中国封建王朝，清朝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疆域。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从清代发展、演化而来的，有的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清代的影响因子。尤其是一些涉及边疆、民族和宗教的重大现实问题，甚至与清代有着直接联系。这也使得清史研究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密切关系。还要看到，近些年来，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舆情，也往往与清代历史直接相关，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如何看待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 周群进一步点出：“极少数学者对西方学术思潮缺乏应有的警惕，将国外历史虚无主义在清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变种引入国内，有意无意地与以‘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 ’‘内陆亚洲’等为核心概念的所谓西方清史学派进行‘对话交流’，影响清史研究走向。” 周群所说的“西方清史学派”，应是指所谓“新清史学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兴起了被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按照这派学者的看法，清朝不是过去中国的改朝换代，清帝国不是传统的中国的帝国。清朝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且以西藏问题为例。中国政府说，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里的“自古以来”，其实主要就是指自清代以来，明朝的版图不包括西藏。然而新清史学派告诉我们，在清代，西藏和汉人的内地没有关系，只和清帝有关系；藏人的主子不是中国，而是清室。在清代，与其说是西藏属于中国，不如说在清代，西藏和中国都属于清帝国。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观。它对当下中国官方的政治话语无疑构成尖锐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如此重视清史研究的原因。在我看来，新清史研究其实也不算新。鲁迅当年就对“我们的大清”一类说法嗤之以鼻。鲁迅写到：“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鲁迅的意思很清楚：大清不是“我们”的大清，是人家满人的大清；成吉思汗不是“我们”的一代天骄，是人家蒙古人的一代天骄。众所周知，当年孙中山闹革命，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首先是排满。孙中山曾多次对日本人承诺：“满蒙不属中国，可任由日本取去”。孙中山革命最初的目标只是实行“中国本部十八省”的独立，不包括满蒙，也不包括西藏，不包括新疆。辛亥革命最初打出的旗帜叫做“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就代表中国本部十八省。所谓“恢复中华”实际上等于恢复明末版图。可见在当时这些革命派心目中，西藏不属于中国，藏人不属于中华。可是，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武昌起义枪响，随后又是南北议和，清帝逊位。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宣言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不驱除鞑虏了，改五族共和了。2月12日，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说： “仍合滿、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满清皇帝把整个大清帝国全部交给了中华民国。于是，西藏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清帝国的一部分成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可是上述转换有一个大问题。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里所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其独特性在于，以西藏为例，在清代，西藏既不像四川、山东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省，也不像朝鲜、越南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藩属国。在清代，西藏和满清王室是供施关系。满人信喇嘛教，清帝尊西藏法王为上师，为西藏提供保护；藏人则把清室当作施主。相比之下，这倒有些类似现在的英联邦的某些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独立国家，都尊英王为共主，故而成为英联邦的成员。考虑到英王并不尊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领袖为上师，历史上澳、新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西藏并不曾是中国的或满清的殖民地，说明当年的西藏的地位还要更高些。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坚持认为，在清代，西藏也是独立国家。在这种关系中，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藏人和清帝的关系之上的，如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联邦的关系是建立在它们和英王的关系之上的。如果英国废除君主制，那么它们就不再是英联邦成员了，就和英国没有关系了。同样地，如果没有了清帝，西藏就和中国没有关系了。这层关联，康有为等立宪派非常清楚。立宪派说：“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立宪派知道，唯有保留清帝，才能留住西藏。废除清帝，西藏就脱离了。这正是立宪派坚持君主立宪的目的之一。如此说来，从清帝退位诏书到民国总统宣言，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貌似完成了无缝对接，可是这种无缝其实是有大漏洞的。当然，如果藏人愿意接受这种对接，那就不是问题；问题恰恰是，藏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当清帝在退位诏书中把“满、汉、蒙、回、藏完全领土”全数交给中华民国时，并不曾征求过藏人的意见。起初，藏人对他们“被代表”甚至不知道。后来藏人知道了，立即表态拒绝。1913年，流亡归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和蒙古签订《蒙藏条约》（注），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几次申述对西藏的主权，也曾派官员进藏，但西藏政府都未接受。中共当局要求十四世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出家人不能说假话。事实是，西藏在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是无法否定的，但无论西藏的历史地位如何，让过去的过去，不纠结历史，一切向前看，注重未来发展。达赖喇嘛主张中间道路，不寻求西藏独立，而致力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为全体西藏人民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极具前瞻性、建设性和现实可行性。达赖喇嘛说：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中间道路，中国政府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但是，政府和人民哪个重要？当然人民更重要。虽然在专制政权下政府很有权威，但从长远看，还是人民更重要。达赖喇嘛说，他不是寄希望于中共当局，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当今中国有着巨大的变化，国内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汉人间支持“中间道路”的人也越来也越多，因此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一互利双赢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终将取得成果。 —————— （注）2007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史伯苓（ Elliot Sperling ）在俄国的布里亚特（Buryat）的档案馆中发现了《蒙藏条约》正本，该条约的前言明确写道：“蒙古和西藏已经从满王朝解放，并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据史伯苓教授说，这件历史文物一直不公开，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 2019年3月30日，首发《议报》

1天前

胡平：心理学界的一场地震——从斯坦福监狱实验被否定谈起——2024 年10月14日，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逝世，享年91岁。津巴多生前最著名的一项研究是他在1971年设计了“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这项实验是有史以来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心理学研究之一，在2015年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实验开始不久，“看守”就虐待“囚犯”，一些“看守”就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若干“囚犯”则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有一名“囚犯”尖声大叫，疑似精神崩溃。由此，心理学家得出结论：环境能改变人的性格，有权力的人就可能滥用权力。这种性格的变化被津巴多称为“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上帝宠爱的天使后来堕落成魔鬼撒旦。无权者则被迫屈服，乃至精神崩溃。斯坦福监狱实验在进行过程中即引发争议，批评者说这个实验“不道德”、“反社会”，故而提前终止。不过这个实验还是造成了很大影响，被写入很多心理学教科书，还成为电影、纪录片、书籍、电视节目乃至国会证词的主题。 2018 年6月13日，美国的VOX网站发表文章，指出斯坦福监狱实验有严重错误，不仅仅是其可疑的道德或缺乏数据，而是欺骗。根据先前未发表的津巴多的录音和对参与者的访谈，证明这场实验实际上是一场骗局。那个充当囚犯发出尖叫的人承认，他的精神崩溃状是装出来的。一个充当看守的参与者说：“我把它当成一次即兴表演。我认为我在做研究人员希望我做的事情。” 在我看来，斯坦福监狱实验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演戏。参与者被指定了角色，但是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的现场指导，参与者们按照自己对角色的领会而即兴发挥。这就注定了整个实验无非是一场演戏，即便参与者很投入，演得很逼真，但终究不是真实的而是假装的。实验允许“看守”虐待“囚犯”，例如辱骂，但规定不可以打“囚犯”，不可以伤害“囚犯”的肉身。“囚犯”挨“看守”辱骂，但“囚犯”知道挨骂的是他扮演的 “囚犯”，而不是扮演“囚犯”的他自己，所以不会有真正受辱的感觉；更何况作为志愿者，只要他不愿意了他就可以选择退出实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可能真的精神崩溃呢？只不过这位参与者自己设身处地，心想，一个人受到如此凌辱想来会发疯会精神崩溃吧，于是他就尖声大叫，做出精神崩溃的样子。再说那个充当“看守”的参与者，既然研究人员要他充当“看守”，并告诉他可以虐待“囚犯”，他就可能认为虐待“囚犯”是研究人员希望他做的事，所以他就去虐待了。这不等于他就真的成了虐待狂，不等于有朝一日他真的当了看守就一定会去虐待“囚犯”，如此等等。用不着阅读津巴多的录音和参与者的访谈，我们就可以做出上述推断。和斯坦福监狱实验类似的，还有一部名叫《浪潮》的德国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的一所普通中学发生的故事。一位高中老师要给学生讲授独裁专制课。他发现，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纳粹，什么是独裁专制，他们也不想知道，因为大家都觉得纳粹独裁专制那一套早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离他们很远很远了。这位老师为了让学生们了解什么是纳粹以及法西斯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一道理，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法西斯实验”，把自己的课程变成“法西斯速成班”。这位老师自己扮演元首，然后就对学生灌输纳粹那套理念，强调集体主义，强调纪律，强调团结，强调对异己的排斥，等等。短短五天下来，这个班居然成了一个袖珍版的法西斯小社会。不少学生沉溺其中，几乎忘记了这只是一场实验课，差点就变成真正的纳粹分子了。由此，很多人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考虑到《浪潮》这部电影并非虚构，而是根据美国加州一所高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上述结论更令人震撼。我认为，从《浪潮》这部电影，根本推不出“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的结论。毕竟，《浪潮》讲述的只是一场在教室里进行的实验。它和真实的生活是两码事。第一、在这里，同学们事先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做实验，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参与一种不同于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特殊生活；换句话，他们知道那不是真的，或者说，那是和他们的真实的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作为受试者，他们愿意按照老师的要求去说话行事，那不等于在真实生活中他们也会接受那些要求那样说话那样行事。好比一对拍电影的少男少女，本来素不相识，根据剧本和导演的要求，他们要互相说出很多亲密的话语，做出很多亲密的动作，并且做出很多倾心相爱的表情，等一场戏排下来，有的说不定真的互相爱上了，但大多数不会如此。关键在于，如果他们不是被安排拍电影，作为素不相识者，他们根本就不会从开始相见就互相讲出那些亲密的话做出那些亲密的动作和表情，因此就更没有可能发生后来的一切了。第二，电影《浪潮》讲述的只是在一个小小的中学班上发生的事情。同样的事情，要在一个大的社会里发生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或者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在自由世界内部常常存在着一些极端主义的团体，有的极端主义团体很有极权主义特色。但是这些团体一般规模都很小。所以我们不能根据在一个小的团体中发生的事情，就推论说同样的事情在大的社会中也会发生。让我们再来考察另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关于酬赏短缺心理学的实验。 1959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者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和卡尔史密斯（James Carlsmith）做了一项著名的实验。他们要求受试者从事单调无聊的旋转木栓的工作。工作完成后，实验者对受试者说：这是一次研究个人期望影响其表现的实验，下一批受试者正在外边等着受试。我们请你们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很有趣的。为此我们将给予你们一定的酬金(有的给一美元，有的给二十美元)。受试者答应了实验者的要求，对下一批受试者进行说服，告诉他们这个工作十分有趣，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单调无聊。最后在离开实验室前，要求受试者填写一份问卷，回答对旋转木栓这一工作是否真正喜欢。和一般人推测的相反，得到较少酬金(一美元)的受试者常常比得到较多酬金的(二十美元)的受试者在实验中表现得更加主动、更加卖力。在填写问卷时，前一批人往往更认真地表示他们真心地喜欢旋转木栓的工作。按照费斯廷格的解释，得到酬金较少的人，正因为酬金太少，所以他们尤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受到利诱的结果，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说服别人——首先是说服自己 ——旋转木栓的工作果真是十分有趣的。得到酬金较多的人则相反，因为他们无法向自己隐瞒自己的行为只是为了得到优厚的报酬这一事实，所以他们虽然比较勉强地对别人撒了谎，但终究不愿，也不能对自己也撒谎。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总结道：“当以提供报酬来引诱一个受试者去说一些与他自己的见解相矛盾的东西的时候，个人的观点便趋于改变，以便更好地与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保持一致。但提供的报酬越多(超过了引起此类行为所必需的数量)，其效果则越小。” 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被公认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不过，我对这个实验及其结论很有些怀疑。事实上，我们的确不难对上述实验的结果给出另外的解释。既然受试者事先就被告知他们要参与一项重要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很可能使他们觉得自己被吩咐去做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不是旋转木栓有意思，而是把旋转木栓做科学实验有意思。获得报酬较少的受试者会认为那份报酬是自己的工作所得，并不是物质利诱，内心倒相当坦然。获得报酬较多的受试者明知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值那么多钱，因而有无功受禄的不安，反而会怀疑自己所作之事究竟有多大意义（给这么多钱，我还以为做多么复杂多么有意思的事呢，结果就做这么一破事，哪值那么多钱啊！）。所以前者会在问卷上写下肯定的评价，而后者多半会写下否定的评价。一般人都认为，自然科学需要做实验，社会科学也需要做实验。但是，拿人做实验和拿物做实验是不一样的。一块矿石，不会因为它从矿山上放进实验室，其性质就发生某种改变；但是，一个人离开他的日常生活，参加到一项被他人设计的实验，那本身就是一种改变。其心理状态很可能会发生变化。你在实验室里按照研究人员的要求去做某件事，你的行为、你的感受是一回事；你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去做某件事，你的行为、你的感受，则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不少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心理学家）所做的社会科学试验，由于忽略了这种变化和不同，因而其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再有，科学实验的结果应该有可重复性。可是上述几个实验都不可能有可重复性，因为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就以斯坦福监狱实验为例。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你再找别的人做同样的实验，结果很可能会不一样。就算你把参加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原班人马再做一次同样的实验，结果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2天前

胡平：中国新冠疫情究竟死了多少人？——几个官方数据都不靠谱。按照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从去年（2022年）12月6日解封到今年（2023年）2月9日，共有87,468人死亡（2月9日之后，疾控中心的数据不再更新）。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2023年12月6日，中国感染病例9千9百万（99,320,723），病死12万（121,877）。这两个数据都太离谱，地球人没人会信。倒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讲到了两个相关数据，给出了不同的死亡数据。吴尊友在（2023年）1月21日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 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封以来两个月，感染人数大约是：14亿x80%=11.2亿，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1.2亿x0.08%=89.6万。不过，89.6万这个死亡数据仍然偏低。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较低，第二，在2022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在2022年12月这波疫情中，别的国家的人大都是再次感染、甚至三次感染四次感染，故而病死率比较低，唯有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首次感染，所以病死率要高得多。这两条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人最缺乏群体免疫力，中国成了免疫洼地。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纽约时报》2月16日发表文章“放弃‘清零’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文章提出四种数据：一是基于上海疫情爆发建立的模型：死亡人数——160万，二是基于出行模式的估计——97万，三是基于近期测试数据的估计——150万，四是基于美国死亡率的估计——110万。从额外死亡人数推算新冠死亡人数因为外界无从获得中国新冠死亡的可靠数据，一个替代方法是，我们可以根据额外死亡的人数，大致推算出新冠死亡的人数。所谓额外死亡人数，是用某段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减去以过去数据为基础预测出的同期死亡人数而得。当然，额外死亡人数并不直接等于新冠死亡人数。因为在这中间，除了新冠导致的死亡之外，还有受医疗挤兑影响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于新冠以外疾病的，还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习惯变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恶化而死去的，还有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等等。与此同时，在疫情封控时期，有些死亡又会减少，例如开车坐车的人大量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会减少。但是毕竟，在新冠死亡数据缺少统计或秘而不宣的情况下，额外死亡人数总是给我们推算新冠死亡人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研究传染病流行情况常常要采用这种方法。先看看中国官方是否提供了疫情期间的额外死亡数据。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统计数字，包括该年的死亡人数，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减的百分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但是请注意，这个“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口1041万人”是不包括2022年12月的死亡人口的。在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告诉我们，我国人口每十年做一次普查，最新的是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普查到每一个人。10年期间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再加定向追踪取得一些参数来推算全年的总人口、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在非普查年份，人口抽样调查的时点是每年11月1日0点，所以暂时还没有2022年12月死亡人口的数据。如此说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告诉我们在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疫情海啸期间——中国的额外死亡人数。外界倒是有人研究额外死亡人数的。8月24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官网（JAMA Network）发表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几位华裔学者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中国在结束清零政策后的头两个月内，也就是从去年12月至今年1月，30岁以上的人的额外死亡人数估计有187万。这项研究是根据中国一些大学公布的死亡率数据抽样以及中国互联网上搜寻进行的。从尸体火化数据推算额外死亡人数，再进而估测新冠死亡人数在中国，要了解一段期间内的死亡人数，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查看尸体火化数据。中国禁止土葬，死人一般都是火化，而各个火葬场的尸体火化数据是有记录的。当然，在实际上，也有些地方是把死人土葬。尤其是在疫情海啸期间，火葬场不堪重负，因此在广大农村，有不少地方的农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还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尸体火化的，这些死者都没送进火葬场，因此不在火葬场火化的统计数字之内。但尽管如此，查看火葬场尸体火化数据仍然是我们了解死亡人数、从而推算出额外死亡人数、再进而估算出新冠死亡人数的重要依据。 4月1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说，该报调查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要么消失了，要么没有按时更新。南京市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都删除了尸体火化数这一项目。《华尔街日报》向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发出问询，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都未作回应。《华尔街日报》说，尸体火化数据的缺失让估算难度大增。这当然是中国政府心虚。它知道到外界会根据尸体火化数据推算出额外死亡数据，然后估计出新冠疫情死亡数据，所以它干脆把尸体火化数据统统给删除了。不过，不知是刻意为之还是出于疏忽，有个别地方的尸体火化数据还是发布出来了，立刻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7 月13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其中，火化尸体数达17.1万具。有网友查询去年同期数据（2022年1季度）发现，相比去年同期的9.9万具，增长高达72%。于是引发网民热议。三天后，浙江省民政厅从官网删除了此数据，网络上的相关话题和讨论也被屏蔽。方舟子在 X（推特）上写道：2023年一季度浙江省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7%，也就是一季度多死了7万人。但一季度新冠疫情已是尾声，关键是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遗体的数量。即使保守估计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遗体情形相似，那么浙江因新冠死亡人数也有15万，浙江人口占中国4%，不考虑浙江医疗条件较好，即全国新冠死亡人数4百万，这是下限。有网友查到河南省县级市长垣市民政局的“2023上半年年中工作总结”。其中明言，该市2023年1-6月共火化遗体1184具，较去年同期664具增加520具，同比增长78.3%。又有网民查到广东惠东县广东民政局的“2022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以及“2023年上半年工作总结”。这两份文件提到，2022年1-5月，县殡仪馆共完成火化遗体2245具，其中本县户籍的845具；而2023年1-5月，县殡仪馆共完成火化遗体4804具（下面是截图）。按照这个数据计算，2023年1 -5月火化遗体数比去年同期增长114.0%。国内有个网站，叫《自由知乎》。这个网站可用于查看《知乎》上一些被删除的问题和答案。自由知乎上有篇文章，题目是《如何看待广东人囗大县惠东1-5月火化遗体数暴增114%？》（今天我去查，文章的标题还在，内容已经删除了）。作者把浙江那个一季度同比增长72%，和河南长垣1-6月同比增长78.3%，以及广东惠东1-5月同比增长114% 这三者综合考虑，推算如下：第一波死亡峰在12月下旬和1月，2月开始就基本没什么超额死亡了，第二波4月底开始，5月下旬和6月初算是死亡峰，但这一波峰不高。我们粗算一下：浙江那个数据，3×1.72-3=2.16，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216%。广东这个数据，我们假设5月份超额死亡率50%，5×2.14-5-0.5=5.2，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520%。河南那个数据，我们假设5月份和6月份超额死亡率分别为50%、10%，6×1.783-6-0.5-0.1=4.098，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409.8%。取三地算数平均值，得1月超额死亡率381.9%。与大陆同防同放向来保持一致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超额死亡率几乎持平，都是接近300%。我们取个整吧，今年1月份超额381.9%，去年12月超额318.1%，这样两个月平均超额350%。中国大陆之前平均每月总死亡85万，那么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推出：中国在2022年12月和2023年1月两个月里的总超额死亡数大约是595万。我以为上述推算是比较合理的，其结果是比较靠谱的。我们再回过头去比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截止2023年12月6日，全球新冠感染病例共7亿7千2百万（772,138,818）。其中，中国，感染病例9千9百万（99,320,723）。但根据吴尊友的估计，中国感染新冠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0%，也就是11.2亿。这个数据比世卫组织说的全球感染病例7亿7千万还多得多。再有病死人数，按照世卫组织的数据，全球累计死亡人数698万（6,985,964）人，而按照上面基于几个地方泄漏的尸体火化数据进行的推算，中国在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疫情海啸期间——即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期间——的额外死亡人数高达400万甚至595万。刨除掉其中非新冠死亡人数，那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在绝对数量上是全球第一，按比例算也是在全球名列前茅。中共当局一直夸口说，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中国抗疫创造了奇迹，中国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但实际情况却是反过来的。 2023年12月11日，首发RFA

2天前

整个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灾难的症结，就是在疫情初期，中共当局、首先是习近平，不准公布疫情，拒绝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把疫情扼杀于萌芽状态、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间窗口，又由于中国政府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和虚假数据，严重地误导了各国政府和民众，导致了全球性的大流行。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灾难中，中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习近平无疑是第一责任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实验室泄漏。如果是实验室泄漏，中国政府负有重大事故责任。但事故乃无心之失，责任尚轻，而随后的隐瞒系刻意为之，责任更重。到目前为止，病毒是否由实验室泄漏，还没有定论。对这个问题的追责依然证据不足。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掩盖隐瞒则是证据充足，无可辩驳。中国政府的做法严重的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理当追究其责任。尽管在现实中，各国要实行对中国政府的追责与索赔有很多具体的困难，几乎无法落实，但是道理我们必须讲清楚。我们必须把中国政府送上道义的审判台。附录：胡平：《新冠肺炎浩劫：一場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災難》。欲购此书，可上博客来。链接：

3天前

我认为新冠病毒极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不过我不认为会是中共蓄意投毒：因为1、如果是蓄意投毒，你需要手头有解毒之药，否则毒到自家怎么办？至少2、你要有控制病毒传播的能力，否则就成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势，把自家也给烧了。再有3、如果是蓄意投毒，就该投到敌人那里，投到敌国那里，干嘛要投到自己的中心大都市呢？干嘛要先投放到自家地盘再等它传到别人那里呢？另外，新冠病毒也不可能是生化武器。因为若是生化武器，那就需要致死率高，而且见效快。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偏低，感染后大约只有0.5%的人会病死，而且死者主要是老人和有基础病的病人；从感染到死亡的平均时间并不短。

4天前

2006年，美国出了本哲学小册子Ｏｎ　Ｂｕｌｌｓｈｉｔ，畅销一时。ｂｕｌｌｓｈｉｔ一词，可译成废话、扯淡、吹牛、夸夸其谈等等。这里姑且译成吹牛。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是对撒谎与吹牛的区分。作者哈里・Ｇ・法兰克福（Ｈａｒｒｙ　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指出，撒谎和吹牛都是不真实的言语，但两者性质其实不同。撒谎的目的是让对方误以为他说的是真实的，这表明撒谎者对真实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很在意真与假的区别；吹牛则不然，吹牛者根本不在乎真假。谎言的问题是不真，是蓄意欺骗；吹牛的问题是不能当真，是当不得真。一般人在道德上都对撒谎很反感，但对吹牛则比较宽容。然而，就影响效力而言，吹牛造成的后果比撒谎更严重，因为吹牛是使真实失去意义，因此是真实的更大的敌人。

5天前

在中国的监狱里，一方面，经常发生离奇的死亡，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你绝食抗争，狱方会对你强行灌食，绝不让你饿死。在这时，他们又好像比你自己还更珍惜你的生命。我好几位朋友都坐过共产党的牢房，他们告诉我，每当他们绝食抗争，狱方必定强制灌食；还说这是人道主义。这真的是爱护你的生命，是人道主义吗？当然不是。本来，在监狱里，囚犯要抗争，手段很有限，绝食便是其中仅有的几种之一；但狱方若有权强制灌食，那就是废掉了绝食之功，那就是剥夺了囚犯们仅有的反抗权利。这才是当局要给绝食者强行灌食的目的所在。那年，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有犯人绝食抗议，狱方对绝食者强制灌食。2006年3月9日，来自英国和美国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联名信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联名信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违反了禁止强制灌食的国际医学协议。医生们在信中说，对绝食者如此做法，医生的最基本职责是要承认犯人有权拒绝。联名信里提到的国际医学协议，是指在1975年10月于东京召开的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声明》。该声明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理事会会议上又分别修订。其中第六条是：“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可是在这封联名信里，医生们却要求准许别人绝食而死。乍一看去十分荒谬，其实，这反映出两个价值的尖锐冲突：一个是爱护他人的生命，另一个是尊重他人的意志（这不等于赞同他人的诉求，例如那260多名医生就未必赞同关塔那摩囚犯的诉求）。这两个价值都十分重要。然而当二者发生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更重要。

6天前

陈家坪与许志永：不屈的年代，诗人与行动者的相逢与碰撞

6天前

15年前的今天：今天是刘晓波日——2010年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侧记——2010年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市政大厅举行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本来就举世瞩目，今年更是非比寻常。一位西方记者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不遗余力，刘晓波的新闻占据了所有国际主流媒体的频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10 年12月10日是刘晓波日。颁奖礼庄严，隆重，神圣，感人至深。最感人的一刻莫过于诺委会主席把诺奖证书放在给刘晓波留置的椅子上，全体起立，长时间的鼓掌，向仍在中国锦州狱中的刘晓波致敬。我是很不容易激动的人，那一刻，热泪盈眶。先前，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告诉我们，如果她不能出席颁奖礼，让我代她致谢词。可是在那以后，我们就再也得不到她的任何信息。负责与挪威诺委会联络的杨建利提议在颁奖礼上，由我代刘霞致谢词，或者是由我用中文朗读刘晓波对最后的陈述，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方面坚持，如有任何人代表刘晓波或刘霞上台讲话，一定要有法律认证的授权，而我们只有网上的对话记录，所以我们的建议未被采纳。在一百年来第一次给中国人颁奖的典礼上缺少中国人的声音，这确实是很大的遗憾。于是我们就决定在颁奖礼的头一天，12月9日晚间的招待酒会上，我上去代刘霞讲几句话。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刘霞自己写的致谢词，也没有经由刘霞授权别人代写并得到刘霞本人认可的致谢词，所以在发言中，我只能代刘霞说一声感谢，感谢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感谢那些提名和支持的朋友，感谢所有参加颁奖礼的贵宾。你们对刘晓波的支持，不仅表达了你们对刘晓波的关切，而且也表达了对中国所有良心犯的关切，表达了对中国人权问题以及世界和平的关切。在颁奖礼上，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恰好与美国国会议长南希·佩洛西相邻。佩洛西是资深国会议员，自1989年至今，21年来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与支持始终不渝。我对她说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这次颁奖礼上，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先生。米奇尼克是当代波兰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曾担任团结工会顾问，是波兰民主运动的灵魂人物。早在1988年，我就把《纽约时报杂志》上一篇介绍他的长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之春》杂志上；1998年，我又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一篇长文对米奇尼克做了比较系统的评述。今年7 月，米奇尼克访问北京，和国内几十位自由派学者和维权人士座谈。这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奖，我们几个晓波的朋友在和刘霞商量邀请哪些国际友人出席颁奖礼时，我竭力推荐米奇尼克。这次相见，自然很高兴。在宴会上我和米奇尼克同席。我和他相约今后加强联系。我相信，以米奇尼克的经验和智慧，一定会给我们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很多深刻的思想和宝贵的建议。热比娅也应邀出席了颁奖礼。有些异议人士不赞成邀请热比娅，他们担心这会给中共提供口实，说我们民运支持疆独。我当初就提议邀请热比娅。我认为邀请热比娅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不错，部分维族民众确有独立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维族人的独立倾向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既然我们都希望在未来的民主中国，维族人会自愿地选择和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现在起，充分向他们表达我们的同胞之情。如果连我们都出于避嫌的考虑不邀请他们，那岂不会使他们对我们汉人更不信任？那岂不是把他们朝“独”的方向推？热比娅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她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希望刘晓波获得和平奖后，中国对少数民族有所改变；她受《零八宪章》感动，愿意签署这份宪章。热比娅还表示，她认为维族人对《零八宪章》的看法应该和她是相似的，假如维族人有权利签署宪章的话，她会愿意代表他们签署。只是现在维族人在中国还没有这个权利。现在由于中共的压迫，很难真正听到维族人的心声。参加奥斯陆颁奖活动的另一位维族人士塞托夫（Alim Seytoff）是我们的老朋友，早先出席过几次《北京之春》主办的研讨会。他高兴地对我说：“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奖。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流亡藏人的代表也出席了奥斯陆的颁奖礼。就在同一天，藏人在纽约举行集会，纪念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1周年，庆祝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纽约地区的很多民运人士应邀出席了这场藏人的集会。我相信，刘晓波获诺奖这件事，对于汉人与藏人、维族人等少数民族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是很大的促进，也为今后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民主的联邦的中国是很大的促进。人们常把这次颁奖礼和1935年德国记者奥西茨基获奖相提并论。其实这两次还是有很大差别的。1935年那次颁奖，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内部有很大争议，两名成员持反对立场乃至愤而辞职，挪威国王王后拒绝出席颁奖仪式。这次刘晓波获奖，诺委会五名成员一致通过，国王和王后出席了全部三项活动（颁奖礼，宴会和音乐会）。在宴会上，结束用餐后，大家来到客厅，国王与王后也来到客厅。好几位中国异议人士上前与国王交谈并合影。毫无疑问，今年的和平奖是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多年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它给中共当局造成的压力之大，为六四后21年来所仅见；而中共当局的反应之恶劣，更是史无前例。是的，中国正在崛起，但是控制中国的中共当局却是一个对人权与民主等普世价值极端敌视的政权。这里，我要再次强调，今后十年，对于中国是极为关键的，对于人类也是极为关键的。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还未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那么不但是中国自己，还有整个世界，必将遭遇巨大的灾难。这就要求我们决不可一味等待，而必须奋起抗争。要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要另一代人来抗争来冒险的做法；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而胜利则很可能来得更艰辛，更苦涩。颁奖礼曲终人散，我们应该、也必须使之成为一个新起点，一个动员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为早日在中国实现人权与民主的正义抗争的新起点。

1周前

科举作弊，“卖关节”——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了防止作弊，设计出许多规则：考题事先严格保密，考生入考场要经过检查以防夹带，考卷上的考生姓名是密封的，还有，考卷上交後一律由专人重新誊抄，这样，考官想从笔迹上辨认出张三李四因此“开後门”就根本办不到了。照说，有如此周详的规定，作弊是不可能的了，殊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种作弊法叫“卖关节”。何谓“卖关节”？考官事前暗中告诉考生：你在考卷第三行第五格出写上“之”字，在第六行第八格写上“乎”字，在第七行第十格写上“者”字，在第九行第十四格写上“也”字。我批考卷，只要见到在这些指定位置写上“之乎者也”的，就批个高分让他中举。毕竟，别人碰巧也在这些位置写上这几个字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卖关节”的高明处尤其表现在行贿受贿的办法上。考官“卖关节”是极重之罪，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所以没有厚利没人肯干。假定考官卖个关节给你要收一千两银字，问题是这笔钱怎么个给法呢? 如果考前考生就偷偷送上银子，万一考官光收钱不办事怎么办呢?谅你考生也不敢声张。第一，没有证据，你声张也没用。第二，考官受贿固然是罪，考生行贿也是罪，你若一声张，岂不是先把自己给送进监狱了? 如果约定在发榜之後再交钱，万一考生不认帐怎么办呢?你考官也同样不敢声张，不敢找考生要钱，只好吃哑巴亏。於是想出一个办法，在考前，考生先交给考官一百两银子作定金，其余九百两发榜後再给。这样，即便考官食言，发榜後考生名落孙山，考生方面不过损失一百两而已，这个亏还吃得起。麻烦出在余下那九百两银子怎么付。若考生中了举却不肯付了，考官奈何?因此，考官要求考生先写一张借条:“今有张三借到李四大人九百两纹银，准予某月某日前奉还。”下面有借钱人张三的签名和章印。古时候，中国不兴公证，但要认签字盖章，有签字盖章就有法律效力。这样，考官就可以放心了。可是在那一边，考生又不放心了，万一你考官不让我中举，事後还拿着借条敲我九百两银子的竹杠，我这亏就吃得太大了。这就发明出最後的一招，也是最绝的一招。考生在借条上签名时，前面加上四个字“新科举人”，再倒填日期，把考前的日子写成发榜後。如果真中了举，考官凭着这张借条，不怕考生不补齐那九百两。如果考生名落孙山，这张借条就不灵了。别人会认为借条上的签字系他人仿造——“张三不是新科举人嘛。” 通常所谓作暗盘交易，双方既要互相利用，必须狼狈为奸，甚至生死相托，但小人之间何言信义?彼此都最怕对方中途变心，在互相勾结时又都不能不留上一手，但是，顾於此者必失於彼，顾上了这头就很难再顾上那头，所以要成事极难极难，稍一不慎就导致囚徒困境，或者一方成了牺牲品，弄不好还两败俱伤。象“卖关节”全套设计，巧妙周详，天衣无缝，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两头全拴死，真称得上匠心独运，万无一失了——至少是把出事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1周前

纪录片《红日风暴》（彭小莲）毛泽东主席曾经被中国人民称作“红太阳”。很多人把他看成是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神”，但是毛泽东一路走上神坛时，靠的却是一场又一场的打击知识分子的风暴。1955年5月，毛澤東發起了一場全國性“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運動的中心人物胡風先生，曾在三、四十年代創辦了左翼雜誌《七月》和《希望》，是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和詩人。官方資料顯示，在這場運動中，有92人被逮捕，78人被定為“胡風分子”，2100多人受到牽連。大多數在1955年被打倒的胡風分子，都到1980年胡風案件平反時才獲得自由。2003年起，彭小蓮和閩燕墨雨開始走訪全部健在的胡風分子和他們的親屬，用了五年多的時間拍攝了二十多位案件的倖存者。《紅日風暴》是第一部記錄“胡風案件”的影片，展示了從1927年胡風參加大革命至今八十年間中國歷史的片段，是一部從個人視點出發、以個人力量完成的重述歷史的作品。

1周前

彭小莲还拍了一部关于胡风案件的纪录片《红日风暴》，写过一部回忆其父母与家庭的纪实文学作品《他们的岁月》。

1周前

先前，我问GROK如何评价镇反运动，GROK给出的答复很不怎么样。我贴出我谈镇反的文章，GROK评价说逻辑严密，证据确凿，最系统最有说服力。但是过几天后我又问它如何评价镇反，它的答复又重弹老调。AI有学习能力，它知道我的论述更正确，但是AI完全凭算法，谁的声量大就依谁，我的声量太小，就被算法算掉了。实在误人子弟。

1周前

小心AI误人子弟。因为AI本身缺少慧眼识珠的辨别能力，全凭算法，因此它提供的答案往往是平庸之见，而且常常是垄断言论场的权势者加给它的谬误与偏见。

1周前

我相信，正如作者杨小凯自己所言，此书在五十年后“还会被人记起”。传世之作未必畅销。它也许永远只有少量的读者，但这少量的读者永远不会断绝，世世代代，它都能为自己觅得知音。胡平：永恒的纪念——读杨小凯《牛鬼蛇神录》杨曦光(即杨小凯)写的《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一书中的大部份章节，曾经以《狱中回忆》之名在《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杂志上连载。我每篇都细细读过，记忆犹新，但得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1994年)，仍然忍不住去邮购了一本。在我看来，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是我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出版已有四年，英文版也已上市，但似乎未见热烈反响，不过我相信，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此书在五十年后“还会被人记起”。传世之作未必畅销。它也许永远只有少量的读者，但这少量的读者永远不会断绝，世世代代，它都能为自己觅得知音。在中国，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很多，但描写共产党监狱生活的作品很少，写得好的则少之又少。《牛鬼蛇神录》堪称此类作品中的杰作(顺便一提，刘青写的《狱中回忆》亦是同类作品之又一杰作)。一九六八年，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中共当局点名打成“反革命”，整整坐了十年监狱。和一般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不同，杨曦光这本书很少写到自己，他写的几乎全是别人，是形形色色的狱中难友。这中间有地下反对党的领袖，有从事当局不允许的自由经济活动的民间企业家，有强盗，有小偷，有不同背景、不同政见的政治犯，有宗教信徒，有作家，还有国民党时代的官吏。作者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出色的文字工夫，他能用短短的篇幅就把这些人物都写得十分生动。《牛鬼蛇神录》揭示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而又不被常人熟悉的方面。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具有一种非凡的政治观察力和领悟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眼睛，更深刻地认识文革，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共产党革命。在杨曦光笔下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凤祥。刘凤祥原任湖南日报主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打成群众组织的“幕后黑手”，还涉嫌组织地下反对党，因而被捕入狱，后来被当局处以死刑。刘凤祥一度被关进杨曦光所在的号子里，两人一见如故。就在相识后的第二天夜晚，刘凤祥向杨曦光和盘托出了他的全部政见，他从五七年反右运动讲起，一直讲到文革，最后还预测到毛泽东与林彪的冲突。杨曦光说:“那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堂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在时隔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读到刘凤祥的这番讲话，仍不能不为它的深刻洞见所震撼。杨曦光很少直接写到自己，但是他通过描写别人，通过描写别人给他的感觉印象和观念启示，间接地写到了自己，尤其是写到了自己的思想转化与发展。譬如，他从私人企业家卢瞎子那里懂得了共产党词典中资产阶级概念的虚假性，从李牧师那里看到了宗教引人向善的巨大力量，从刘成宇和建妹子的爱情悲剧中体会到中共治下的城市、农村户口制度的可恶，等等。他向比自己有学识的人学习知识，向不同经历的人们了解社会。其实，这些描写也不经意地向读者展现了作者自己的品格，不只是他的好学深思，还有他的顽强、真诚、正派，富于同情心。真正历经大磨难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往往只用平实的的语调，特别是在写到自己的感情波澜时，作者下笔很简洁，很克制，别有一种含蓄的深沉。例如作者得知刘凤祥被处决那一段文字，寥寥数语，每读至此，都让我感到十分沉重。在书的结尾，杨曦光刑满释放，那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满怀著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杨曦光离开了劳改农场。他不由得想起他的难友，那些死去的冤魂。他对自己说:“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写成了这本书。他为那些逝去的精灵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2001年12月27日

1周前

昨天（12月4日）是阿伦特逝世50周年。我应是大陆学人中最早引介阿伦特的。我在1985年写的《苏格拉底之死散论》里写道：“在《人类的状况》（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汉纳.阿伦特甚至提出，伟人的本质就在于‘只在身后留下一个故事，从而只能在生命完结之后开始存在’，只有在完成自己的一个最高行动之后不再活着的人，才可以一直成为自己的身份和可能的伟大性的无可争辩的主人，因为，他已经‘从自己所开创的事业的可能的结果和延续之中，撤退到死亡里面去了’。”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阿伦特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书名译为《人的条件》。

1周前

胡平：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2006年6月）——在文革这场大灾难过去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听到有不少人高呼“再来一次文革”。初听之下，很是让人惊讶。不过认真读一读这些人的文章讲话，我们发现，原来他们所呼吁的文革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文革。他们所说的文革是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是群众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发动和支持下批斗当权派，批斗贪污腐败的大小官员。有的人还愤愤地说，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一定要把那些当权派整得更厉害点。且不说把文革中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成是整治贪官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来面目之嫌。问题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批判反动路线和揪斗各级当权派也衹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来，在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那里，文革就像一条香肠，想从哪儿切就可以从哪儿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他们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后面四集，衹要中间三集。他们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对文化界黑帮黑线的全面专政，不要红八月，也不要清理阶级队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三反，不要上山下乡；衹要中间一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衹要揪斗当权派造反夺权。多惬意啊。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像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你计划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对手整死，没准儿你的对手却早就琢磨着赶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衹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革是空城计，衹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起来，能搞成那个样子，就在于当时人们都不知道（或自以为知道而其实不知道）毛到底要做什么以及毛到底要怎么做。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毛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当时的人，不论是出于年幼无知还是出于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会正面反对毛的。这个前提不成立，一切就无从谈起。如果刘少奇、陶铸、贺龙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干部们事先就知道他们将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他们还会在文革开始时举手支持毛么？如果老红卫兵们事先知道他们的父母也是运动的对象，他们自己也会从小太阳变成反动分子，他们还会去创建红卫兵，为毛泽东打前锋吗？如果造反派事先知道他们的造反衹不过是为毛利用打击其政敌，一用完就抛弃就进监狱，而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个更糟糕的社会，他们还会愿意充当这样的工具和牺牲品吗？我们可以断言，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会很不相同于第一次文革。更何况今日中国并没有当年那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补上一句：今天习近平搞的个人崇拜，和当年毛的个人崇拜不可同日而语。文革的过来人很知道这两者只是形似而已）。所以根本就不会再发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历史不会重复”或“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种泛泛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我是在更强得多的意义上说不会再发生文革。至于有些人说“文革仍然在继续”，“文革在中国还没有结束”，他们所说的“文革”衹是一种引申，一种比喻。它实际上指的是一党专政、政治迫害或钳制言论以及诸如此类。其实，那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人无非是痛感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泛滥成灾，希望民众奋起抗争。对此我们深表赞同。不过我们不赞成“再来一次文革”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太不清晰太不准确，它太容易引起误解，太容易唤起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的痛苦记忆，因此招致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为什么不用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呢？摘自《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文链接：

1周前

萨克斯关于北约东扩的论述是不符合实情的。1990年2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向东部扩展一英寸。这里所说的东部是说的德国东部即东德。美国人是承诺，两德统一后，北约不向东德方面扩展一英寸。美国人一直到今天都遵守了这一承诺。至于后来的北约东扩，即北约吸收了一些前苏联的成员国和原华约的成员国，那是另一回事，和先前碑刻的承诺毫不相干。

1周前

鲁迅写到：“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2周前

有哪些国际条约讲到琉球群岛的归属？1、1951年旧金山和约规定琉球群岛由美国托管，日本保留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什么叫剩余主权？剩余主权就是主权，是潜在主权，未来收回的主权。这就有些象租借。例如香港（准确地说是新界）租借给英国99年。在租借期间，香港在英国统治之下，但中国政府仍保有到期收回主权的权利。这就是剩余主权。旧金山会议有美英等四十几个国家参加。丢掉大陆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与会，但对其结果表示原则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为在当时不被承认也没有参加会议，会后曾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但就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明确主张琉球属于日本。苏联也主张琉球归还日本。在当时，中苏都主张琉球归还日本，反对美国托管。可见，琉球的主权问题已经得到有关国家的确定。 2、1971年美日《关于琉球诸岛和大东诸岛的协定》，美国承认“琉球属于日本”。 3、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苏联承认琉球属于日本，支持琉球归还日本（当时琉球被美国托管）。 4、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间接确认日本对琉球行政权，未挑战主权。直到今天，中国版的日本地图都把琉球划在日本国。中国政府在法律上从未正式承认琉球主权属于日本，但在政治、外交、行政、军事、地图等一切实际层面，长达76年（1949–2025）一直把琉球当作日本领土来对待，也从未正式向日本或国际社会提出过任何主权要求。间或有人提出琉球地位未定，外交部华春莹、洪磊、汪文斌等发言人都会说那是学术讨论，不代表政府立场。

#琉球群岛归属 #旧金山和约 #中日关系 #主权争议 #历史条约

2周前

胡平：俄乌之战与北约东扩——近来，由于特朗普政府强力介入调停俄乌冲突，俄乌之战又成为热门话题。（一）提起俄乌之战，又有人提到北约东扩。日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了著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萨克斯基本上又重复了他过去的观点。去年10月30日，萨克斯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的视频以“杰弗里·萨克斯解释美国和北约如何在乌克兰挑起战争”为标题在网上热传。萨克斯说：这并不是我们每天听说的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你同意德国统一，北约就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随后，美国欺骗了戈尔巴乔夫，从1994年开始，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将北约一直扩展到乌克兰的计划。所谓的新保守派就是在这个时候掌权的。” 萨克斯第一句话就有问题。萨克斯说：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别忘了，在1990年（准确地说，是1990年2月），苏联还存在（苏联是1991年12月26日解体的），华沙条约也还存在（华沙条约是1991年7月1日解散的）。既然苏联还存在，华沙条约还存在，怎么可能谈什么北约东扩呢？戈尔巴乔夫怎么可能和美国人讨论北约要不要进驻苏联领土、要不要进驻华沙条约国家呢？所谓北约东扩，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是华约的国家吸收进北约，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进北约，因而其前提必然是，华约已经解散了，那些国家已经不属于华约了，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些加盟共和国已经不属于苏联了，已经是独立国家了。所以，在苏联还存在，在华约还存在的1990年2月，当时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可能和美国人谈什么北约东扩。真实的情况是，在1990年2月，美国/西德和苏联/东德就两德统一进行谈判。贝克确实对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不向东部扩展一英寸，但这里所说的东部是说的德国东部即东德。美国人是承诺，两德统一后，北约不向东德方面扩展一英寸。此前，美国和北约在西德有驻军，苏联在东德有驻军。1990年，双方就两德统一谈判。苏联表示要从东德撤军，美国并没有从西德撤军，但承诺不在东德驻军。结论是很清楚的：1、美国没有承诺过北约不东扩。2、1990年贝克承诺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是指的不扩展到东德；美国人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事实上，直到今天，北约也确实没有在德国的东部驻军。 2009年，一位名叫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的学者，发表了一篇长文“北约对俄承诺不扩大的神话”（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通过对各方档案、回忆录等的详细研究比对，以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北约没有做出过不扩大的承诺。对“北约承诺不东扩”这一神话的最有力反驳莫过于当事人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证词。2014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北约东扩。下面就是他和“Russia Beyond”记者对谈的相关段落和翻译： RBTH: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in Ukraine is NATO expansion into the East. Do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 Western partners lied to you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ir future plans in Eastern Europe? Why didn’t you insist that the promises made to you – particularly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s promise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into the East – be legally encoded? I will quote Baker: “NATO will not move one inch further east.”记者：一个和乌克兰有关的关键问题是北约东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西方在形成他们在东欧的打算过程中对你撒了谎？你为什么不坚持要求兑现承诺，尤其是坚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将有关不向东方扩张的承诺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我来引用一下贝克，他说：北约不会向东方移动一英寸。M.G.: The topic of “NATO expansion” was not discussed at all, and it wasn’t brought up in those years. I say this with full responsibility. Not a sing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raised the issue, not even after the Warsaw Pact ceased to exist in 1991. Western leaders didn’t bring it up, either. Another issue we brought up was discussed: making sure that NATO’s military structures would not advance and that additional armed forces from the alliance would not be deploy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then-GDR after German reunification. Baker’s statement, mentioned in your question, was made in that context. Kohl and [German Vice Chancellor Hans-Dietrich] Genscher talked about it.戈尔巴乔夫：当年“北约扩张”的话题从未被讨论过，根本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我对我这个说法负完全责任。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提起过这事，甚至在华沙条约于1991年解散后都没有。西方领导人也没有提过。我们谈的是另外一点：在德国统一后，保证北约的军事设施和武装部队不向前东德地区部署。你刚才提到的贝克的声明，指的就是这一点。科尔（前德国总理）和甘舍尔（副总理）也谈过此事。Everything that could have been and needed to be done to solidify that political obligation was done. And fulfilled. The agreement on a final settlement with Germany said that no new military structures would be cre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no additional troops would be deployed; n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ould be placed there. It has been observed all these years. So don’t portray Gorbachev and the then-Soviet authorities as naïve people who were wrapped around the West’s finger. If there was naïveté, it was later, when the issue arose. Russia at first did not object.为了保证该项政治义务的所有需要做和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这项义务也被遵守了。最终协议规定，新的军事设施、新的部队以及大杀伤性武器都不能在东德地区部署。这些年该协议一直被遵守。所以，别把戈尔巴乔夫和当年其他苏联领导人当作被西方玩弄在股掌间的幼稚人物。如果有幼稚的问题，那也是在后来（北约东扩）被提出来时。一开始，俄国对此并没有反对。The decision for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expand NATO into the east was decisively made in 1993. I called this a big mistak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was definitely a viol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statements and assurances made to us in 1990. With regards to Germany, they were legally enshrined and are being observed.美国及其盟友真正决心把北约向东部扩张是在1993年。从一开始我就坚持这是个巨大的错误。这也绝对是对1990年向我们所作保证的精神的违背。但就对于德国的事情来说，这些保证有法律效力且被遵守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证明，1990年美国承诺的的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指的是不向东德扩展一英寸。这一承诺美国人说到做到，一直保持到今天。（二）不过，戈尔巴乔夫又对北约在1993年的东扩表示不满，认为那违背了1990年承诺的精神。平心而论，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批评并不成立。他所说的1990年承诺的“精神”（spirit）只不过是他自己对1990年承诺的发挥，并不是1990年承诺本身。戈尔巴乔夫说，“一开始，俄国对此并没有反对”。也就是说，当时的俄国政府（那时的俄国总统是叶利钦）并不认为那是北约东扩，是违背了1990年承诺的精神。这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1990年承诺的精神，只不过是他自己对1990年承诺的发挥，连当时的俄国政府都不认同的。那么，所谓北约在1993年的东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是，在1993年，苏联已经解体，华约已经解散。有一些历史上曾深受苏俄侵略的国家，例如匈牙利、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小国，出于对拥有强大无力的俄国不放心，强烈地希望加入北约。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既不好吸收，又不好拒绝。于是，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个由北约与中欧、东欧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计划于1994年1月10～11日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通过。其主要内容： (1)北约正式邀请前华约国家和中立国家参加“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军事演习、维和、危机控制等方面进行合作和政治磋商，但暂不接纳新成员国，也暂不向前华约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2)伙伴国可向北约总部布鲁塞尔派联络员； (3)伙伴国必须承认西方的民主、人权标准、尊重现有边界。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国家急切加入北约的意愿，又不至于对俄国造成刺激。接下来，有20几个中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注意：有俄罗斯）以及欧洲中立国家签署加入该计划。戈尔巴乔夫说北约在1993年开始东扩，就是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件事。戈尔巴乔夫说当时他就表示反对，但是当时的俄国政府没有表示反对，后来俄国自己也加入了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乌克兰也加入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由此可见，我们不应把提出和实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就等同于北约东扩。毕竟，俄国人说的北约东扩，必定是指北约向东扩展到了自家门前。可是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是俄国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怎么能算北约东扩呢？（三）真正的北约东扩是始于科索沃战争爆发后的1999年。真正的北约东扩有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加入波兰、捷克、匈牙利；第二次是2004年，加入波罗的海三小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后来北约又有过几次扩展，但后来加入的国家都是在南方或北方，而且和俄国相隔着数个国家（除了俄乌战争爆发后2023年才加入的芬兰和俄国接壤），可以说是北约南扩或北约北扩，不能说是北约东扩。 2008年，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被提上议程。当时的乌克兰领土完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发生在2014年），和邻国还没有领土争议，具备加入北约的条件。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北约讨论是否邀请乌克兰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德国、法国率先表示反对，因而未能成功。俄乌战争爆发后，有人批评当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说，假如2008年德国不是反对、而是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假如当年乌克兰就加入了北约，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俄乌之战了。默克尔辩护说，吸收乌克兰进入北约，势必会引起普京的强烈反应。如果2008年乌克兰开始加入北约，战争将会更早爆发。顺便说明：北约吸收新成员的流程复杂、严格，而且漫长。一个想加入北约的国家，即便加入了成员国行动计划，那只是取得了资格加入北约的入盟对话。在加入北约的谈判中，每个成员国都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有一个成员国反对都不行。在所有的成员国的外长都签字批准之后，还要各国国会批准才能坐实。这就是说，就算2008年北约同意了乌克兰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那距离乌克兰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时普京就发兵打乌克兰，既可以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开战的理由，又因为乌克兰还没有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故而北约无法出兵相助。那样的局面对乌克兰更不利。自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之后，北约就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搁置起来了。2014年，克里米亚宣布脱离乌克兰，后来又宣布回归俄罗斯。乌克兰不接受不承认。这就和别国有了领土争端，不符合加入北约的条件。尽管在那以后，乌克兰多次提出想加入北约，甚至把这一点写进宪法，但就凭和邻国有领土争议这一条，乌克兰现阶段加入北约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四）不少人问，既然普京总是拿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这件事做文章，发出战争威胁，美国和北约为什么不明确宣布不会让乌克兰加入，那不就避免战争了吗？杰弗里·萨克斯说：美国本可以阻止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2021年12月15日，我在白宫与杰克·沙利文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通话，我恳求他说：‘杰克，避免这场战争——你完全可以避免。’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公开声明北约不会扩大到乌克兰。” “他对我说：‘哦，北约不会扩大到乌克兰的，不用担心。’” “我说：‘杰克，公开说出来。’” “他说：‘不，不，不，我们不能公开这么说。’” 萨克斯说的不对。事实上，就在战前的危机中，美国和北约都已经向俄国发出过信息，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但问题是，俄罗斯不是要求北约承诺不让乌克兰加入，而是要“白纸黑字地承诺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萨克斯提到他在2021年12月15日和沙利文的一通电话。就在那一天，2021年12月15日，普京向美国助理国务卿凯伦·唐弗里德转交俄罗斯希望从西方获得的“具体建议”。俄国建议和美国和北约分别签订安全保障协议。在协议草案中，俄国向美国向北约都提出，保证不再向东扩展北约，拒绝接纳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这就是说，普京是要求美国和北约把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写进与俄国的双边条约之中。这分明是向美国向北约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美国和北约怎么可能答应呢？因为北约是个开放的组织。北约章程明文规定，北约成员国可以邀请“任何欧洲国家”加入。乌克兰是欧洲国家，自然属于可以邀请加入之列。如果美国和北约公开用白纸黑字承诺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既违反了自己的开放政策，也违反了自己的章程。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例如半岛电视台2021年2月1日报道提到：“拜登一再指出的是，未来十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 俄新社2023年7月的报道提到，拜登说，“2021年6月，我和普京在日内瓦会晤时，对方说，‘我希望得到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保证’。我说，‘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有一项开放政策。我们不会将任何人拒之门外’”。这段报道告诉我们，拜登确实表示过北约现阶段不会接受乌克兰，这一点俄国也承认的。但普京要求美国作出进一步保证，明确保证不接受乌克兰。拜登说这做不到，因为北约是对欧洲国家开放的，我们不能明确保证北约不接受某个国家，因为那就违反了北约的开放政策。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不接受。结论很清楚，俄国人说声称的，以及不少人附和的，俄国之所以打乌克兰，是因为北约东扩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五） 2022年2月24日，普京正式宣布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是必要的，以“保护遭受乌克兰政府虐待和种族灭绝的人民”，并“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政府仅在两天前正式承认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在与乌克兰政府的斗争中请求俄罗斯援助。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包括“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在这里，普京没有提到北约东扩。至于他所列举的开战理由是否成立，那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另写文章。这篇文章就到此打住。

#俄乌之战 #北约东扩争议 #戈尔巴乔夫证词 #美国承诺 #普京战争理由

2周前

近日来，中共官媒又在炒作琉球群岛之事，否认琉球属于日本或散布琉球地位未定论。但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是承认琉球群岛属于日本的。 1、1951年8月15日，周恩来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驳斥美国对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保有“托管权力”的说法，指出“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曾被规定脱离日本”。 2、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文章《琉球群岛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其中明确写道：“琉球群岛由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大岛等岛屿组成，包括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等岛屿）、黄尾岛、赤尾岛等。”（原文如此，见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左下角）这篇文章同时还说：“琉球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通要道，但它属于日本的领土。”“美国占领琉球群岛是非法的，琉球人民要求归还日本的斗争是正义的。” 这篇文章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中国官方最明确的“双重承认”：承认琉球群岛整体属于日本；承认尖阁诸岛（钓鱼岛）是琉球群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属于日本。 3、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无耻的捏造”，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争取冲绳（即琉球－－引者注）重归日本的斗争”。 4、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时，琉球还在美国托管之下，我正在上中学，时常从《人民日报》上读到新闻，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冲绳（即琉球）人民要求美国撤军，冲绳归还日本的正义斗争，报上还刊出照片，一些冲绳民众头戴白布条，上面写着归还冲绳等口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头缠白布条表达诉求这种方式，所以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八九学生这副打扮，马上就联想到当年看到的冲绳民众抗议的照片。

#琉球群岛 #中日关系 #历史声明 #官方立场 #人民日报

2周前

胡平：生祭郭罗基（一）2025年1月，美国溪流出版社推出《郭罗基访谈录——一生充当反对派》，上下两大卷，一百多万字。说来，郭罗基这本书的问世，也有我一份功劳。2019年六四，我到华府参加纪念活动，见到ChinaChange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女士。曹雅学说她想对海外流亡人士做深度采访。我建议首先采访郭罗基。我说，郭罗基八十多岁了，再不采访就来不及了。8月上旬，曹雅学约上我太太王艾，分别从华府和纽约乘飞机前往内布拉斯加州到奥马哈（Omaha）城，对郭罗基进行了长达三天的采访，参与采访的还有郭罗基的儿子郭听雷。郭罗基是1992年来到美国的。当时他被纽约科学院选为院士并受邀来纽约参加该院的活动，同时他还收到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的邀请到哥大东亚所做研究工作。1995年，郭先生受哈佛大学法学院邀请参加东亚法研究。郭先生1992年来美国时的有效签证J-1是三年，他原准备三年后回中国，可是第二年郭先生就被中国政府列入不准入境的“黑名单”。在结束了哈佛的研究后，郭先生无法回国，就留在了波士顿。2011年，郭先生当年在南京大学教书时的一位学生袁劲梅，毕业后赴美留学，现在内布拉斯加的克雷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学系任教，邀请郭先生搬到奥马哈。这样，郭先生就到奥马哈住下了。郭先生和他的妻子在2009年离婚，儿女都不在美国工作。我担心郭先生在奥马哈太过孤单，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搬到纽约来，这边朋友多些。郭先生说他在奥马哈过得不错。老了，不想再搬迁了。三天的采访，郭先生给曹雅学和王艾这两位采访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那一年，郭先生已经87岁了，就在一年前，他遭遇一场重大车祸，断了几根肋骨，差一点没抢救过来。然而，采访者看到的郭先生，衣着整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口若悬河，讲起往事脉络分明，记忆力惊人，多年前发生的事，时间地点和现场的一些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采访者注意到，郭先生住的是老人公寓，没有食堂，没有护理，平时买菜做饭、洗衣打扫都是自己动手。郭先生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从起居饮食，到锻炼和调养身体。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郭先生坚持阅读、思考和写作，并通过网络和各地的、包括国内的朋友交流。如此高龄，如此环境，竟有如此境界，如此状态。令人佩服不已。接下来，郭先生把采访的录音认真整理。为此，他小心核对事实，引证原文，查阅笔记和日记，还特地收录了一些原始文件，并且扩充了内容，把采访时被忽略或未展开的话题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一个字一个字打进电脑。就在这段时间，郭先生又先后患上前列腺癌和肝癌。医生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人长这么大的瘤子。郭先生从容应对，给朋友们的信中说自己“像无事人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然后，病情竟然得到控制。历时近五年，在92岁的高龄，郭先生交出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稿。真是人间奇迹。（二）访谈录一出版，郭先生就嘱托出版社给我邮寄一套，并来信说：“照老规矩，请胡平阅后写出评论，这不仅是评一部书，也是评我的一生。可称是祭文，而我人还没死，叫做生祭。” 此前，郭先生在海外已经出了五本书：1、《共产党违法案纪实》（香港民主大学出版社 1997），2、《论“依法治国”》（纽约民主亚洲基金会，2004），3、《历史的漩涡——1957》（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4、《新启蒙——历史的见证与省思》（香港晨钟书局，2010），5、《“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 2020）。每一本我都写了书评。我之所以给郭先生的每一本书都写书评，是因为我自以为对郭先生最了解，是因为我和郭先生有着深厚的情谊，另外也是因为我认为长期以来郭先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应有评价。如果用一句话评价郭先生，那就是，郭罗基先生堪称文革后中共党内推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人权理念的启蒙先驱第一人。郭先生讲到“生祭。何谓生祭？有两个例子：一是台湾女作家曹又方身患绝症，她请朋友们举办了一场“曹又方快乐生前告别式”。另一个是李锐之女李南央，在李锐病重住院期间向朋友们约稿，希望能让父亲在生前就听到众人对他的评价。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在5月20日——恰好是郭先生93岁诞辰的第二天——举办了《郭罗基访谈录》网上讨论会。上线发言的嘉宾有：曹雅学、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梁雷、林培瑞（Perry Link）、徐友渔、陈奎德、苏晓康、王军涛、朱学渊、高伐林、张裕、高寒。这次网上讨论会长达三个小时。每一位嘉宾的发言都很精彩，在高度肯定之余，也有坦诚的不同意见和批评。郭先生说，他本来想约请他的同辈人参加讨论，可是他的同辈人，大多已作古，有几位还在，但久已卧床不起，恐怕脑子也不清楚了。我感慨道：高寿者有个大遗憾，那就是，你的同辈亲友同事，你们之间本来有着最多的共同记忆的人，都走了，你生命中很大一部分也随着他们消失了。他们本来可以讲出很多重要的故事和生动的细节，可惜我们再也听不到了。（三）《郭罗基访谈录》是一部自传。阅读《郭罗基访谈录》，我们不但可以认识郭罗基这个人，也可以通过他认识我们的时代。郭罗基，193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还没毕业就被留校任教。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郭先生被指为“右倾”。在1975-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北大有两人坚持不表态，不批邓。一位是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另一位是郭先生。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北大随即发生了一场反对“两个凡是”的民主运动。运动是北大的教师发起的，郭先生是三个“领头羊”之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就郭罗基的发言稿请示华国锋，华国锋说：“一定要把他压下去！”（上卷，第330页）但是，郭先生的发言赢得北大师生的广泛赞同，也得到党内已经复出和正要复出的改革派赞同。于光远说他亲耳听邓小平说：“郭罗基是好样的！”（上卷，第333页）这场运动取得成功，北大党委改组，北京市委检讨。 1977年11月，声誉鹊起的郭先生被推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郭先生在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上严肃批评北京市委，是中共建政以来人民代表问责政府之第一例——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例。 1978年，郭先生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79年1月，郭先生参加了理论务虚会。在这一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郭罗基发表了著名文章《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 1979年6月，郭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这是探讨张志新案件的最著名的文章。张志新是中共党员，在文革后期发表言论，批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质疑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在狱中张志新喊口号“打倒毛泽东”。辽宁省政法部门本来给张志新判处的是无期徒刑。时任辽宁省委常委、辽宁地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话枪毙。临刑前，怕张志新呼喊“反动口号”，割断了张志新的喉咙。1979年3月，张志新平反昭雪，其事迹公诸媒体，引发强烈反应。在大量的纪念张志新的文章中，就以郭先生这篇《谁之罪？》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作者虽未点毛泽东之名，但明眼人谁都知道这里的谁是谁。 1979年11月14日，郭先生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反对因言治罪，力倡言论自由，直击中共专制之要害；文章采用对话体，深入浅出，逻辑严谨，极有说服力。这篇文章先是在10月15日首发于内部刊物《未定稿》，人民日报则是在一个月后正式发表。就在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11月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魏京生的上诉，做出终审判决。郭先生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反对因言治罪的文章正赶上这样的时刻。当天下午，胡耀邦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问：“你们发表郭罗基的文章是不是为魏京生辩护呀？”胡绩伟说：“这篇文章是9月份写的，那时魏京生还没有判刑，怎么谈得上为他辩护呀！”（上卷，第480页）胡乔木拿这篇文章向邓小平告了状。邓小平后来在报告里说；“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上卷，第486页）郭先生的宏文不胫而走，而郭先生的名字则被邓小平等打入另册。郭先生写《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不是为魏京生辩护，而是针对所有的因言治罪。在1979年12月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第四次会议上，郭先生联合其他几位代表发表了一份声明，为魏京生进行辩护，同时为因散发和出售审理魏京生案的部分录音记录而被捕的刘青（民间刊物《四五论坛》负责人）进行辩护，向北京市检察院和法院提出严正的挑战。这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郭罗基对魏京生有不少批评，但这丝毫无碍于他为魏京生的言论自由权利做公开辩护。 1981年夏天，郭先生以“马温”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文章。这篇文章事先交给胡耀邦看过，胡耀邦亲自写了回信。郭先生给我看过这封回信。平心而论，回信写得很不错，语气谦和友好，平等待人，还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应该说，有些修改意见还是很中肯的。但这篇文章还是遭到中共保守派的深刻忌恨。不久，上面就发出调令，把郭罗基先生逐出京城。郭先生据理力争，很是顶了一阵子。当时上面有话：不走就开除出党，开除之后还是要走。1982年8月，郭先生被迫迁去南京。我录下一首唐诗赠给郭先生：“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天安门学潮。郭罗基说，他并不希望发生学潮。1988年以来，中国的和平演变相当迅速。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成为自由化思潮的阵地。1988年5月，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场“文化座谈会”，为翌年“五四 ”运动70周年作准备。郭先生以及不少多年来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中宣部长朱厚泽，都出场了。1989年“五四”之前发生了政治风波，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中断。郭先生说，如果可以选择，我宁要和平演变，不要政治风波。但政治风波不可选择地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下卷，第196页） “六四”后，当局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清洗。南京大学党委秉承上意，以“党员重新登记”的名义，迫使党员人人过关，表态附和中央关于“六四”是“平暴”的结论。郭先生非但拒绝认错，而且“猖狂反扑”，“摔出三顶帽子：‘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党员重新登记’是反党；‘六四’事件是反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马克思主义。”（下卷、第214页）郭先生在支部大会上发表《告别书》，这一长篇讲话引起很大反响。真正的勇士未必总是在形势顺利时冲得最远的人，但必是在恶浪袭来时屹立不退的人。伟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击越强，迸出的光芒越亮。郭先生被拒绝党员重新登记。接下来，郭先生的一个研究生因积极参加八九民运而被捕入狱“拘留审查”，郭先生给南京市政府发去抗议书要求放人。六四后被抓的研究生很多，但提出抗议的导师唯有郭罗基一个。再接下来，郭罗基被取消教授与博导资格，然后又被剥夺上讲台授课的资格。郭先生通过法院提出起诉，状告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在万马齐喑的政治气候下犹如一声惊雷，首开1949年以来“民告官”之先河。 1992年5月，人在国内的郭罗基当选为海外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理事，是“中国人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位理事。11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任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2001年，郭罗基还参与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创建。在流亡海外期间，郭罗基应邀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做评论，同时也在海外多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共计约500篇。其中有关人权与法治的系列文章，略加整理就会是很好的教科书。 1997年10月，郭先生的中国护照到期。郭先生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提出延期。领事馆说上面规定要他“写个东西”。郭先生写了个东西交去，然后就没了下文。因为郭先生写的“东西”不是对方要的“东西”。领事馆要的是检讨书，郭先生在国内的高压下尚且不写检讨，哪有到了美国的自由天地反而写检讨的道理？那时的外交部长唐家璇毕业于北大东语系，郭先生当年是他们的政治课老师。郭先生直接给唐家璇写了信，结果是石沉大海，毫无音信。郭先生母亲病危，郭先生想回国探望，但因为拒绝“写个东西”而未能成行。母亲去世，郭先生听说有人虽未获准护照延期，但允许回国奔丧，于是又找到领事馆，对方又说要写个东西，倒不是要检讨而是要保证，保证只参加母亲丧事，保证不和别人来往，保证不到别的地方。郭先生拒绝这种政治勒索，宁愿忍受和高堂老母生离死别的哀痛。我完全理解并同情那些为了奔丧而写下保证的朋友，但对捍卫尊严、连一分一毫都不肯退的郭先生，我只能更加钦敬。（四） 1978年秋，我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由于我主修专业为西方哲学史，而郭先生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彼此没有交集。1979年，郭先生在写作《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一文时，读到我在民主墙时期民间刊物《沃土》上以“何边”的笔名发表的《论言论自由》（《沃土》的作者都是用笔名），很是欣赏。中共理论务虚会上那些党内知识分子对民主墙和民间刊物大多是赞扬的，但不愿和我们沾边。愿意和我们接触的只有三个人：严家祺、王若水和郭罗基。郭先生在访谈录里写道：“我到哪里去找何边？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把何边的一句特色语言写进了我的文章，他一看就知道，‘嘤呼其鸣，求其友声。’这句话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中，没头脑的人到处摇头晃脑，有头脑的人竟至于失去了脑袋。’”（上卷、第479页）我读郭先生《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一下子就看到了这句话，非常高兴，立即登门拜访。正如郭先生所说：“从此，我们就成了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斗争的战友”。曹雅学采访郭罗基，一开始就请郭先生用几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郭先生当即回答道：“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生充当反对派。”（上卷、第1页）这句话成了《郭罗基访谈录》的副标题。郭先生从小就是反对派，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然后是反对共产党统治，到海外后又是他参加的组织中国人权和独立中国作家笔会的某些负责人的反对派。对于早年反对国民党统治，参加共产党和共产革命这一段历史，郭先生讲到了他的沉痛反思。他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临终前的一句话：“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当年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郭先生说，“问题就出在我们投入的革命是暴力夺取政权。因为是暴力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必然是用暴力来维护政权、运用政权。”（上卷、第37页）另外，他对于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反思。至于他到海外后又成了人权组织和独立笔会某些负责人的反对派这一段历史，郭先生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讲述了他亲历的“中国人权的‘大地震’”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大风暴”。在参加郭先生这本书的讨论会上，有几位嘉宾就是中国人权“大地震”和独立中文笔会大风暴的当事人，包括赞成他的和不赞成他的。此外，郭先生在访谈录里还记叙了他参加的很多重大问题的争论以及对若干民运同道的严肃的、理性的批评。对于这些事，相关人士免不了有不同看法，见仁见智；而郭先生的特立独行则一以贯之。（五）《郭罗基访谈录》也是一部思想和心灵的自传。郭先生不但写下了自己经历的重大事件和自己的所言所行，而且写下了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感以及事后的反思，写下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认为这后一点非常重要。作为思想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种种观念、倘从人类思想史着眼，其中并没有多少新颖原创之处，但我们获得这些观念的那一经验过程，却堪称独特而弥足珍贵。因此，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来谈论这些问题，很可能倒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郭罗基在访谈录里详细地讲述了他如何从正统的共产党员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又进而成为党外的反对派。其中，最值得我们了解的是，郭先生本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如何又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先驱的呢？郭先生讲到，1957年是他的人生分水岭。在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郭先生都是奉命整人的，反右运动使他觉悟到整人即政治迫害的错误。这就是自由主义的萌芽，即对那种残酷的政治迫害行为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又主要是来自一种人性的精神。郭先生同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学沈元和雷光汉都说，郭罗基和别的党员不一样，很有人性。自从觉悟到不能再整人，郭先生自己就成了被整者，不断的被整。过去，郭罗基每受批判都要检讨。1959年，他因为对大跃进的错误提出过批评意见，被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又被迫检讨。1962年大跃进遭到惨败，共产党搞了一次甄别平反运动。北大党委宣布郭先生在1959年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郭先生并未感到得意，反而很难过。他想的是：既然我本来就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检讨？作了不应该检讨的检讨，这才是应该检讨的。从此，郭先生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守则：决不在任何压力下作检讨，即便为此而吃苦受难。再到文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与抗争，郭罗基对思想、言论和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严密而透彻的思考。这就达到了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即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划分一道界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定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对权力施加限制，必须禁止权力侵犯个人领域，首先是禁止侵犯思想的领域、言论的领域，也就是说必须保护不同思想、不同意见，必须要有言论自由。在郭先生思想演进过程中，他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主要的思想资源。这不足为奇，包括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的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这也不足为怪。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在“恐惧的自由主义”文中所说：“除了禁止干涉他人的自由之外，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于人们如何生活或者应该作何选择的特殊而积极的学说”。“自由主义原则上并不必依赖特殊的宗教思想体系或哲学思想体系。只要它们不拒绝宽容，就不必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史珂拉提醒我们，要把各种心理学上的亲缘关系和逻辑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从心理学上更容易导致不宽容，导致思想专制，但是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不宽容，并不必然导致思想专制。从马克思主义乃至毛的一些思想中也可以找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相关论述。再说，这里也有启蒙言说的特定情境与策略考虑：既然我们面对的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号的专制，我们要争辩的对手，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因言治罪的依据的中共当局，我们要说服的对象，是那些依然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真理的中国民众，因此，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去批判、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尽量找出马克思和毛泽东讲过的支持言论自由的话。这一来是为了保护自己，让当局难以给我们扣上“反革命”的罪名；二来也是为了让那些依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众更容易接受，而不至于从一开始就产生反感和抵触的情绪，否则我们就达不到说服他们的目的了。至于说八九之后，苏东巨变之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破产，在中国论证自由主义可以和马克思那一套脱钩，那毕竟是后话了。（六）郭先生不但是自由民主的言说者，也是践行者。郭先生说：“我不能只是号召别人去斗争，应当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主张。”（下卷、第227页）例如他在1991年状告国家教委和南京大学党委，那不但是郭先生自己依法维权，而且也树立了一个一般民众都可以跟进、可以效仿的榜样，对后来的依法维权运动无疑起到了启发与激励的作用。尽管依法维权未必能实现维权者的诉求，但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抗争方式。郭先生的思考和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他非常重视民运的策略问题。他对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历次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都从策略的角度进行过认真的分析和总结。郭先生强调合法斗争。他指出，“民主运动是合法的，暴力镇压才是非法的”；“是政府违法、共产党违法，人民要起来护法”。（下卷、第226页）郭先生重视组织的作用，尤其重视那种在禁止民间结社的情况下，怎样开展那种未必有组织之名、但是有组织之实的组织活动，怎样以无形的组织形式规范有形的群众行动。他强调要注意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结合，要善于运用有进有退的策略。他指出了导致过去多次民主运动遭到失败的最常见的原因，即，“多数非激进的派别不能制约少数激进的派别，而激进的派别招致的后果却要全体承担。”（上卷、第389页）谈到八九民运的失败，郭先生指出：“民主运动从暂时失败转化为最后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承认失败，吸取教训。”（下卷、第200页）郭先生说，要把“正义与非正义”和“正确与不正确”区分开来。我们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但这不等于我们的做法必定是正确的。我们的失败不证明我们做的事情不正义，但是它确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有问题。我们必须吸取教训。（七）我这篇评论，远远算不上对郭先生的一生做评价，就连对这一本书的评价都算不上，因为没有讲到的事情太多太多。我只希望，我这篇文章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郭先生，从而阅读郭先生。如果我这篇文章能够为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阅读郭先生起到某种导引的作用，那就很好了。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先贤祠里，一定会有郭罗基的名字。 ———————— 本文的删节版首发于《中国民间档案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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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和流行的说法“救亡压倒启蒙”相反。在中国现代史上，与其说是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救亡推动启蒙。在中国现代史上，救亡曾多次成为启蒙的催化剂，甲午战败刺激出了戊戌变法；八国联军逼出了预备立宪；五四运动的直接诱因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何以如此呢？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中国是堂堂大国，理当强盛，不该贫弱。如果中国竟然让外国打得割地赔款，国土沦陷，丧权辱国，那很容易被解释为政府的无能或制度的落后，因此，体制内外，朝野上下，都会疾呼改革，而当政者则处境尴尬，很难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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