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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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小时前

胡平：点评戴晴《邓小平在1989》（一）不久前，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都发表了对著名记者戴晴的专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议论。在专访中，戴晴主要讲述的是她在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的那本书《邓小平在1989》。在六四30周年的2019年，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就出版过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和5年前的新世纪版相比，博登版的《邓小平在1989》有三个不同： 1、博登版在正文前加进了吴国光教授写的序。 2、在正文后附录了作者的一篇文章“绵里藏针——邓小平的政治性格”。 3、在正文部分，博登版把新世纪版里一些没写出姓名的人的姓名写出来了。例如新世纪版第161页，新世纪版写的是：“这里引一段当事人回忆——叙述人某某某和他的女友”，博登版则写出这位当事人的姓名苑天舒（第143页），等等。另外，由于是5年后再版，著者在她的“写在前面”中，把六四30周年改成35周年，把著者年龄增长“从48岁长到了78岁”，改成了“从48岁长到了83岁”。此外，博登版有些地方的字句略有改动，但意思没变。在10年前，2014年的6月4日，六四25周年，戴晴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备忘六四”（）。这篇“备忘六四”可视为《邓小平在1989》的提要。讲1989的书已经很多了。戴晴这本讲1989的书，如戴晴自己所说，不再以学运为主线。不再如35年来大多数评述：专制vs民主，当局vs学生——非黑即白。戴晴这本书，正如书名《邓小平在1989》，是从邓小平的视角讲1989。这是一个特殊的视角，非常重要的视角。（二）在书的开篇，戴晴讲到，4月15日，她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汪锋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 就是这段记叙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质疑，邓小平真的说过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吗？在六四35周年之际，戴晴放出这个大料，用意何在？其实，戴晴这段记叙在10年前的“备忘六四”里就讲过了。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怎么那么多人、而且还是最关心六四的人，当时没注意到？戴晴的这段记叙是否可靠？汪锋是讲过邓小平说要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吗？我和殷允芃有一面之交。我是在1989年年底去台湾访问时认识她的。去年我通过社交媒体给她发去信息，问她记不记得汪锋讲过那番话。她回复说记不得了。另外，邓小平如果讲过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这句话，赵紫阳理当知道，但是我查阅了赵紫阳的回忆文字，没见赵紫阳提到邓小平讲过这句话。不过戴晴讲到：“以上所述现场，并非孤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草者胡乔木，早在这之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胡乔木这番话，出自鲍彤先生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还有一些旁证。李洪林在他的《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写到：“1988年9月12日，在中共高层的一次会议上，话题转到有人说中共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的问题上。薄一波说：‘对那些胡说八道、造谣诽谤、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要硬一点。’这时邓小平说话了。他认为，造谣诽谤要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依法处理。但是对不同政见，不能这样。他说：‘有些人有不同政见，这是允许的，比如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主席，那是他的政见，不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如把这个纳入法律解决的范围，太复杂，整个社会空气都要变了。’”（380-381页）另外，戴晴在《邓小平在1989》一书中引用了赵紫阳在《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里的一段话。赵紫阳说：“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第117页）根据上述信息，我们可以认为，在六四之前，邓小平确实有意实行政治改革，首先是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回到当时的政治大气候，邓小平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1987年，台湾的蒋经国解除了报禁党禁；1988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苏联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但事实是，中国后来却发生了六四。在短短的五十天内，邓小平就从有意推动政治改革，转变成下令屠杀和平抗议的民众。不过这种180度的大转弯也不是没有类似的先例的。例如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号召人民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本来也不是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但是其结果却是变成了反右。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是要反左的，结果却变成了反右，变成了更左。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的价值，就在于它勾画出邓小平转变的脉络。（三）按照戴晴的记叙，邓小平本来是有意实行某种政治改革的，可是八九民运一起来，邓的态度就变了。 4月15日，胡耀邦离世。戴晴写到：“胡的死，实属意外。民间的动荡，势所难免。”我们知道，胡耀邦是在两年前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个老人在所谓生活会上逼下台的，因此，民间对胡的悼念，必然带出对那几个老人的不满。在中央党校和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的大字报。一场学潮随之而起。联想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民间自发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的不满。邓小平难免不感到，这场以悼胡为名的学潮是对着自己来的。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本来打算为自由化开绿灯的邓小平，在八九民运一开始就站到了自由化的对立面。又由于赵紫阳和李鹏对学潮的态度不一样，邓也可能对赵有了不满。 4月22日，在官方悼念大会结束后，赵紫阳当着李鹏、杨尚昆等人的面，对邓小平提出了处理学潮的三条原则性建议，强调要疏导、要对话，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邓认可，在场其他人也未表异议。但是到了第二天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后，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鹏先是召开常委会听北京市汇报，然后又向邓小平汇报，接着就是推出426社论，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事后有不少人批评说赵紫阳当初就不该出国访问。如果赵一直在北京，就不会有426社论了。鲍彤在接受戴晴采访时说，赵先前是问过邓的：现在国内事情这么多，可不可以不去朝鲜访问？邓说要去，并许诺去了以后回来你当军委主席。邓还对赵许诺下届总书记还要你搞。鲍彤认为，邓向赵许诺当两届总书记、当军委主席，明显是用话稳住，让赵安心外访，以便自己在北京布局。戴晴不认为邓在搞阴谋布局。戴晴认为在那时邓还是真心想把军权交给赵的，是到了5月才变了主意。接下来一个大问题是，赵紫阳5月4日在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紫阳这番话和426社论以及邓小平425讲话都大不相同。他这番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讲出来的？事先和邓小平有无沟通，是否得到邓的首肯？根据赵紫阳的回忆，他在回国后第二天即5月1日就召开了常委碰头会。在会上他提出：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有很远的距离。赵紫阳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希望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据1989年6月香港的《南华早报》和《明报》透露，赵紫阳4月30日从朝鲜回来后，在发表五四亚银讲话前曾经见到邓小平。邓对赵说：“你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面，…如果局势稳住了，你可以执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话，不必管我曾说过的话。”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德明（Lowell Dittmer）和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在他们的论文中都引用过这个信息。我也引用过。不过我后来查阅赵紫阳的回忆，赵自己并没有讲过。按照戴晴的记叙，赵紫阳回到北京后就想见邓小平。但邓家大秘王瑞林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戴晴写到：邓身体不好有旁证，邓朴方曾对人说此前邓大病了一场。谁都不提令邓小平“文吓”失败的427大游行。但医学界早已注意到：一个人精神极度沮丧，是会直接影响身体的。有毛泽东1971年林彪事件后和1976年四五运动后两场大病为证。戴晴引用赵紫阳的《改革历程》。赵紫阳不能面见邓小平，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诉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转告邓。赵紫阳写到：“5月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 赵紫阳是在得到王瑞林和邓家子女的信息后发表他的亚银讲话的。这看上去很奇怪。因为王瑞林和邓家子女传达的并不是邓小平本人的意思，甚至也不是他们揣摩出来的邓小平的意思，他们传达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意思，那为什么赵紫阳就像得到邓小平本人首肯一般，放心的照自己的想法去说去做了呢？这就是宫廷政治的微妙，也反映出邓小平的困窘与尴尬。（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戴晴解释说，她这本《邓小平在1989》与官方和民间叙事不同。戴晴认为，“六四”的根源是中共上层从“政争”（陈云要计划经济，邓小平要开放市场）到“权争”（谁说了算或一线指挥的人是谁的人），最后发展成“权斗”（你死我活）。戴晴认为赵紫阳的遭遇就是“六四”时期的上层恶斗的例子。这种“上层的恶斗”导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遭遇巨大挫折。戴晴的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因为我们在六四看到的上层斗争主要是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斗争，而不是邓小平和陈云一派（包括李鹏、姚依林等）的斗争；另外，八九、六四这场上层斗争，也不是围绕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开放市场，而是围绕要自由民主还是要一党专政。再有，戴晴说，广场激进民运及其领袖是这场恶斗的口实、棋子！这也很难让人接受。民运分明是独立的，是主动的，怎么能说成是棋子呢？戴晴断言六四的根源是上层的权争，学生是棋子。这种说法很难让人接受。戴晴在讲到胡耀邦离世引发各种力量的复杂反应时，写下一句话。她说：“邓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是，卫道那帮子，简直从一开始，就想到利用激进革命而达到自己目标：赵紫阳，这回还弄不下去么？！”（第39页）如果我没有理解错，那么戴晴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广场激进民运及其领袖，至少是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共上层中保守派别，成了他们的棋子。在八九期间，以赵紫阳为首的开明派一度主导局势，不止一次做出退让，但民运方面总有一些激进领袖不懂妥协拒绝正面回应上层开明派。戴晴以邓小平的视角写到：五常委书面讲话，按你紫阳的办法，已经退让到底了把？怎么样？理都不理你！六四后，一些学生领袖反思，为当年没有正面呼应赵紫阳的五常委书面讲话而感到十分遗憾。不少学生领袖承认，如果当年能把和中共开明派对话的机会抓住，实现与中共开明派的合作，八九民运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著名的国际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1989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个教训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一位年轻的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五）戴晴这本《邓小平在1989》，是迄今为止，从邓小平的视角、从中共上层斗争的视角，记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最好的一本书。戴晴说这本书是“未定稿”，倒也不全是自谦，因为还有许多当年的一手资料被封存于中共黑箱之中。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记录与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2024年9月28-30日

1天前

今天，2026年1月8日，是周恩来去世50周年。重贴旧文：解读晚年周恩来——一、评周最难。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相比之下，评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在当年的中国，唯有毛一人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意志、思想和个性。所以，晚年毛泽东的形象是清楚的，明确的。我们对之既不难解读，也不难评判。晚年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终是前台人物，表现很充分。但是，人们有理由推测周在后台还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现。因为我们对周在后台的表现不甚了了，所以我们心目中周的形象就是残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变形的成分，此其一。第二，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针对着中共在讲述文革时扬周贬毛的倾向，毛的后人就发过“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的牢骚。第三，再说周在文革中的违心的表现，违心，为什么要违心？都是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吗，抑或有的仅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奸猾？第四，毕竟，周在中共党内树大根深，颇有实力，照理说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对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为什么要一味顺从毛呢？所谓“相忍为党”，“照顾大局”，在什么时候是一种自觉遵守的更高原则，在什么时候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在什么时候只是一种屈服的借口？第五，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着什么，被动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感谢高文谦先生写出这本《晚年周恩来》，为我们解读与评判周恩来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好的文本。高文谦先生曾经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由于工作职务之便，高文谦得以披阅大量中共内部的历史文献以及对若干当事人进行采访谈话。八九期间，高文谦带领同事上街游行，热情支持学生运动，还起草公开信，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六四”后遭当局整肃，虽然被单位领导保护过关，但高文谦从此下定决心和中共专制体制彻底决裂，再不充当御用文人，再不满足于在夹缝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真相告诉国人，以史为鉴，从中吸取真正的教训。后来，高文谦来到美国，耗时五载，历经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万言的《晚年周恩来》。二、“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 《晚年周恩来》主要写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写到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和刘少奇的关系，和江青等“四人帮”的关系，和林彪的关系，和邓小平的关系；写到中共上层权力斗争。其中，毛泽东的专横霸道，奸诈残忍，固然令人愤慨；而包括周本人在内的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投机怯懦，苟且偷生，更令人摇头叹息。正如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讲过的那样：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而且今天头顶上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么令人厌恶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帮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坚决性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乾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1）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主席：问候主席，您好！（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6．16．22时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周恩来1975．6．16．22时半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韬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对。因为所谓韬晦，所谓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时间特性。现在韬晦是为了将来展现，今天屈是为了明天伸，可是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病重不起，已经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没有韬晦和能屈能伸的意义。韩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帅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话。要是顺序颠倒过来了，要是一个堂堂大元帅，后来竟然愿意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就不成佳话成笑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饱受酷刑，因为怕被斯大林处死，所以才不顾体统向斯大林摇尾乞怜，虽然可悲可耻，总还情有可原。周恩来却是身患绝症而不起，即将寿终正寝，“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对毛还如此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在读过这封信后，谁还能说周是顶天立地，威武不屈？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三、明哲保身岂是愚，违道顺上更非忠《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厖”。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于是许多人便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毛要去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周跪在铺在地毯上的地图给毛指点行车路线。李志绥当时心里就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象个奴仆一样呢？”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周的表现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算不上忠臣。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尽心尽力呢？所以，有人把这种忠诚叫做愚忠。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当然，说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过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坚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场。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算忠臣。孟子曰：“长（助长——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长君之恶也罢，逢君之恶也罢，周不是忠臣，这一点总是肯定的。高文谦引用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里的一段话，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林彪说的好：“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周是跟毛不论对错，明知毛错了也跟。换言之，周从不曾“违上顺道”，只有过“违道顺上”。这就是说，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标准，周也算不上忠臣的。四、为什么共产王朝无忠臣如果周算忠臣，那么试问，彭德怀算什么臣呢？算乱臣算反臣吗？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敢于就大跃进的错误批评毛泽东，彭德怀才算忠臣。不过严格说来，彭德怀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因为第一，彭德怀的万言书只是私下里交给毛的一封信，不是准备在会议上公开发表的，而过去忠臣给皇帝提意见都是在朝廷之上当着文武大臣公开提出来的。第二，更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大发雷霆，纠集其追随者对彭德怀猛加批判，硬是要给彭德怀扣上反党的罪名时，彭德怀很快就举手投降，全盘放弃了自己的批评意见，最后还签字画押，承认了自己的反党罪名。我们知道，古代的忠臣是宁死也不放弃原则的，彭德怀当忠臣但没有当到底，所以我说他顶多只能算半个忠臣。周恩来不是忠臣，彭德怀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实际上，共产党里没有忠臣，起码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没有忠臣。因为共产党制度里根本不允许有忠臣。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共产极权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区别。中国古代的君主制度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统治，其正当性或曰合法性是来自它所宣称（同时也被旁人所信服）的历代相传的规则和权力的神圣性。君主的权力来自天意（天子受命于天），来自血统（王位世袭），他人不得觊觎。君臣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不容逾越的。君主并不是因为其正确才成为君主的，君主并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别的。因此，批评君主的过错并不等于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于对君主的合法权力构成直接的挑战或威胁，皇帝错了也还是皇帝，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评。大臣的责任是辅助君主行道，见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时候提出批评。在这种制度下，最高权力为君主所独享，在君臣之间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多数大臣的意见不可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制约），君主在贯彻其决策时，不需要制造出臣民一致拥护的假象。这种制度无疑是专制的，但由于它承认“道”“君”分离，也就是承认君主可能违反“道”，因而给为臣者批评君主和坚持异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即便遇上残暴的君主，当忠臣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无上光荣；忠臣则从强大的传统资源中获得精神支撑和傲对权势的勇气。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共产极权制度的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它坚称共产党垄断了真理（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伟大领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领袖英明正确，代表正确路线）；这就是说，在共产制度下，党和领袖都是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称的独一无二的正确性之上的。因此，质疑共产党的正确性，就是质疑共产党垄断权力的合法性；质疑领袖的正确性，就是质疑领袖地位的正当性。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共产制度（无论是党的制度还是国家制度）毕竟是现代的产物，它不是以公开地高踞于民意之上或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和代表人民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少数服从多数的理念；例如代表大会，选举，表决等形式；以及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还有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规定。这就使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如果多数人不认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不认为领袖英明正确，从而选出一个非共产党的政府或者把伟大领袖本人选下台呢？林彪在暗中对毛揣摩多年后总结出一条心得——“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担这份心）。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它就必须釜底抽薪，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因为只要你成立一个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政治组织，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于领袖的政治主张，都意味着对共产党及其领袖所标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独占权力的挑战。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因为君并不是道的化身；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因为共产极权专制把权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认有任何别人比自己更正确，不敢容忍任何批评反对的声音。在中共党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我们知道，忠臣的定义是违上顺道，是承认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确更高明；然而共产制度却坚称唯有伟大领袖最正确最高明，所以共产王朝不允许有忠臣。共产党禁绝不同力量和不同声音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把少数派撤职、开除、监禁，并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在这里，持异议者甚至没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被迫要“承认错误”。最令人费解的是，刚直如彭德怀者为什么也会“低头认罪”呢？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伙的张闻天到底是理论家，他在检讨书里阐明了他们低头认罪的理由——因为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如张闻天所说，毛的威信不是他个人的威信，而是全党的威信，损害毛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威信，就是损害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段话里的最后一句是胡说（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损害党的利益不等于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过前三句倒有它的逻辑：因为在共产制度下，领袖的威信据称是源于领袖的英明正确，因此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承认领袖的正确。既然毛不能不是对的，那么彭德怀就不能不是错的。反过来说，如果毛是错的，彭是对的，那么凭什么还该毛做领袖？那就该让彭做领袖。问题是毛一向被认为代表党，毛错了，就是共产党错了，共产党错了凭什么还垄断权力领导一切？那是不是该让别的党上台了？这个逻辑结论是彭德怀张闻天们不敢接受不敢承认的，所以他们只好低头认罪。回到周恩来的问题上来。我们知道，周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顺上违道的角色，但是周并非历来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预算时，周不赞成毛的急躁冒进，曾经当面抵制过毛的决定。周甚至对毛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可见，周也有过违上顺道的表现。后来，周为了这次“反冒进”而遭到毛的严厉批判，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想来在那时就吸取了“教训”，明白了共产党制度下当不成忠臣的道理。一个人只要进入了这种制度、这套系统，或迟或早就会发现，在其中，个人再也无法坚持独立的声音枣除非你与制度决裂。五、另一部分事实如作者所说，《晚年周恩来》“评述了周氏其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侧重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揭示周的处境、心态、为人处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观两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周的活动舞台在高层，所以作者的描写主要集中于宫廷，对社会则着墨较少。因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在叙述周和毛以及其他高层人物的关系时，作者主要描写他们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较少写他们的共识和一致。这种特定的视角和侧重对写作来说难以避免，无可厚非。读者阅读时务必留意，否则容易产生错觉。这是我要提醒的。例如清查“五一六”事件。《晚年周恩来》只提了一句：1967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组织‘五一六’的名”。我们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个大事件。“五一六兵团”本来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多次张贴大字报炮打周恩来。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组织”予以镇压，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说，“五一六兵团”之事至此已经了结。殊不知在一年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五一六”的问题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随即展开了彻底清查“五一六”运动。1971年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联手，将清查运动正式扩大到全国范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清查运动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参与过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群众。据十分保守的估计，在这场运动中，遭受迫害的群众多达几十万，致死致残者也有数万之众。该运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才不了了之。不论我们对所谓造反派作何评价，这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其莫须有、想当然，其株连深广、卑鄙残暴，都是不可宽恕的。周在文革中作过不少违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应不在此列。这表明，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和毛没有区别。还有遇罗克的问题。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这很有可能。首先，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在北京，影响遍于全国。对遇罗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层，决不是北京市一级就能决定的。其次，虽然在文革中，因言论罪而被处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罗克这样全国出名的异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杀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写林彪大字报的伊林涤西，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杨小凯，写《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周泉缨以及后来的李一哲，尽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没有判死刑。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点名批判，遇罗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监禁，后来突然又改成死刑，但并没有立刻执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枪杀。从整个过程来看，具体主管部门好像没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么判，执不执行，好像都不是由他们作主，而是由更高层的大人物直接干预的结果。那么，这个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会是谁呢？不会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包括谢富治、吴德等），否则，当后来遇罗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平反，还通过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正面歌颂时，早就揭露出来了。那时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的坏事，一定会推到他们头上，哪里还会替他们遮掩？唯有当下令杀害遇罗克的大人物属于“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属于中共在文革后、甚至在今天都必须维护其崇高声誉和光辉形象之列，当局才会始终讳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权，文革后仍享有盛誉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叶剑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来还有谁？六、为周辩护无法自圆其说为周恩来辩护的论调很多，但都是浅尝辄止，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经不起分析和追问。 1、有人说，周恩来紧跟毛泽东，是因为他把毛视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即便在毛作出错误决策、甚至对自己也猜忌整治时，周仍然认为毛的领袖地位是无可取代、不应替换的，因此只能在维护和服从的前提下徐图改进。简言之，周在晚年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他看来，是在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尽管我们今天对这些作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周在晚年为了跟毛而做的一些事，无论是按照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还是按照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革命理想都无法为之辩解。且不说周在其他“老一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时落井下石（起码也是同声附和），连邓小平也要指其“违心”即违反道德良知——这还是根据共产党自己标榜的道德准则；甚至就连周做的那些常常被视为德政善举之事，其实往往也经不起推敲。试举一例。《晚年周恩来》里写道，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许多高级统战对象也被殃及。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此举历来被人称道。但是，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是恶。一般人在评价他人时，免不了以己度人。作为毛时代的过来人，我们当年都热烈地崇拜过毛，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追随过毛。于是我们很容易假定当年的周氏也是和我们一样的理想主义。然而这种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和周的处境迥然有异。在极权主义的洋葱头中（借用阿伦特的比喻），越是处在核心者越是犬儒，越是处在外围者越是轻信。我们以前拥毛拥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蒙蔽”。万里在1979年一次国务院高层会议上讲到农村的贫穷时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不消说，“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是极权制度谎言体系的牺牲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构建者。两者岂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顺便驳斥“人民的好总理”这一神话。只要我们想到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浩劫都发生在周的任内，想到这两场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巨大痛苦与牺牲，所谓“人民总理为人民”之说就不攻自破了。辩者会说罪在毛而不在周，可是周始终维护毛，所以周不能不分担罪责。我们可以承认周并非不想为人民谋利益，问题是，在“人民的好总理”那里，人民的利益从来不占据首要地位。周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只是在此大前提之下，他才可能去做一些补救和修正的工作。所谓“顾全大局”中的“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而是毛的大局，党的大局。所谓“相忍为党”，被“忍”掉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周既然要把毛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首位，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让位，不能不靠边，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被牺牲。 2、邓小平说：“没有总理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没有总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 这话的后一句主要是指二月逆流。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发难，毛大发雷霆之怒。本来站在反对者一边的周立即转向，并劝说那几个老帅副总理低头认错。于是，“这场文革期间在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为周辩护者每每强调周的尴尬处境。他们说，在当时，周要正面抵制或反对毛是不行的，毛发动文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实上，顺之者也可能亡）；抽身事外，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非上策——何况毛还要硬拉着周下水，君命难违；所以，周只好积极投身其中，在顺从的前提下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力图起到某种缓冲或制约的作用。所谓“只可顺守，不可逆取”，并非放弃己见，一味顺从，而是避免正面冲突，以柔克刚。这种辩护看上去很有道理，只是辩护者未曾意识到，当他们在如此辩护时，他们已经承认了毛是暴君，承认了中共制度的高度集权，高度独裁，承认了在这种制度下，连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都毫无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周可以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辩护：“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可是，地狱是谁们建造起来的呢？赵无眠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给周恩来辩护的那套理由和逻辑，也完全可以用来给汪精卫辩护。汪精卫也可以说他是忍辱负重，曲线救国。为汪辩护者也可以说，没有汪伪政权作缓冲，沦陷区的人民会更受苦。我还要补充一句。有一点汪精卫可以比周恩来更理直气壮：毕竟，日本军国主义不是他汪精卫扶起来的，日本人入侵中国不是他汪精卫领进来的，大片国土也不是在他汪精卫手中丢掉的；而中共暴政的建立和毛泽东暴君地位的确立，周恩来却负有极大的责任。当然，为周辩护者可以说周当年为中共打天下和拥戴毛成为最高领袖都是出于善良的理想主义；等到日后清醒过来发现事与愿违，自己已经骑虎难下，身不由己，只好委曲求全，取顺守之道，勉为其难。问题是，周对此可有深切的反思和透彻的觉悟？大陆学者笑蜀，把中共在抗战期间发表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上的一批鼓吹自由民主的文章汇编成册，重新出版，取名《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李慎之先生在这本书的香港版上作序，其中写道：我自己当时是个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学生运动活跃的组织者。我完全信奉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口号、一切理论，虽然我在国民党统治下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危险，然而主观上确也是舍生忘死地愿意为其实现而奋斗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心头是什么滋味。是我骗了人吗？从这本书上所写的一切和我当时的言行来看，对比后来的历史事实，我无法逃避骗人的责任。但又是谁骗了我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难道也是我干过的事吗？不错，我是向我的同龄人或者行辈稍晚于我的人宣传过“黄金世界的预约券”的，但是微末如我，难道敢说自己曾作了庄严的承诺吗？这样说不是自我膨胀得没了边了吗？我倒是想忏悔，但是我配吗？李慎之承认自己骗了人（严格说来，李要算受骗者，以他当初的年轻与天真），可是谁骗了李慎之呢？难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难道能不包括周恩来吗？微末如李慎之等，对中共暴政的建立无关紧要，或许是不配忏悔的，周恩来也不配吗？李慎之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1987年我访问日本时，有一次与当时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他告诉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当接见结束，周恩来已经送客转身，竹入一行也已经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又折回来，走到竹入跟前说了一句：‘竹入君，我们中国是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义胜告诉我，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眼里噙着眼泪。”我并不怀疑这段回忆的真实性，只是，它能说明多少问题呢？早在1966年12月，有的联动分子就公开否定文革，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早在二月逆流中，几个老帅副总理就大闹怀仁堂，慷慨激昂地宣布要造文革的反，然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仍然是中共的党天下。问题不在于否定文革，问题在于用什么标准、什么原则去否定。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无疑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不同的路线确有高下之分，绝非半斤八两；但不论是毛的路线还是周的路线或刘的路线，都和自由民主的理念相距甚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周恩来象陈独秀或李慎之那样大彻大悟，回归基本人权，回归自由民主。今天仍为周辩护者，不可太一厢情愿，自作多情。未完待续

3天前

2005年推出了独立制作纪录片《暴风骤雨》。它告诉了我们当年土改的真相——大约在二十一世纪初，电影工作者蒋樾、段锦川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项任务，拍摄一部叫做《我们的土地》的纪录片，描述农民从在土改时得到土地，集体化时失去土地，改革开放后又获得土地使用权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将被称作全国「土改第一村」的元宝村（即周立波《暴风骤雨》里的元茂屯）作为考察基地，采访了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土改工作队员、普通农民、被打击对象及其后代等，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他们发现，由于政治原因，许多有价值的采访资料无法编进《我们的土地》。于是，在影片完成后，他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在2005年推出了独立制作纪录片《暴风骤雨》。这部影片没有主旋律，而是为各种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包括不同阶层、不同「成分」的土改亲历者、见证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以及中国当代史学者的声音。虽然纪录片《暴风骤雨》并没有明确的主题和导向，但它的多重角度，毕竟对以两部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官方历史主旋律，提出了疑问和挑战，它所记录的不同的记忆、叙事、评论可以帮助观众对土改政策、土改运动的真实过程以及土改与国共内战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一座中间走车、两旁走人、有三条通道的牌楼，显然是文革以后修建的，上方横匾上有隶书「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银幕下方有字幕「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接下来观众会感觉到似乎随车穿过牌楼进村，步入一座正在筹备建立的土改博物馆，博物馆的名称是「暴风骤雨纪念馆」。一个元宝村现场座谈会正在进行中，议题是纪念馆的布展内容和设计方案。主持会的领导说：「这一股暴风骤雨整个就把中国土改文化弄个缩影，都在这个厅里能看到……咱这是第一次工作队，第一份土改的。关里的土改比咱都晚七八年。这是1945年开始的。」这个纪念馆既可以把历史留给后人，「也作为咱们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这样类似官腔的开场白很快被淹没在嘈杂的、由采访者的问题引出的众声喧哗之中。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相争，马上就有一个「老百姓到底跟谁走」的问题。尚志市文联副主席隋祯说：当时大多数人「有很强的正统观念，盼中央军来，盼国民党来。」于是中共东北局在1946年7月作出决议，要干部「脱下西装，脱下皮鞋，丢开汽车，到乡下发动群众」，将数万名干部组成许多土改工作队到农村去。这就是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开端。纪录片采用当年中共纪录片《民主东北》和1961年故事片《暴风骤雨》中的片段，为观众提供了土改工作队下乡的视觉形象。但是，发动群众并不容易。据几位村民回忆，土改工作队进驻元宝村时，并不提共产党，也不提土改，只说自己是「地方工作者」、「民运工作队」。据当年的工作队队员回忆，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月，大家都闷闷的。「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尚志市党史办的颜锡纯说，「一般都是一些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这样的人多。」对此，原工作队队员于洋的反应是「这种情况也有」：「农村有二流子的，工作队来了以后，油头滑脑地跟你汇报很多情况，让你把他当成积极分子。」村民王福德说：「有的那个人吧，他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呢，他能把这个运动帮著掀起来。他有这么一点儿积极作用吧。」土改期间发动群众，就是要启发穷苦村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阶级仇恨」，起来反对剥削他们的地主阶级。周立波在小说《暴风骤雨》中写恶霸地主韩老六，就是为塑造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个人物的原型即元宝村的韩凤岐。按照土改积极分子，小说中人物「郭孩子」的原型郭长兴的回忆，书上的韩老六在外表上倒是和韩凤岐挺像的：「他走道老是戴个帽，大高挑，他喜欢穿长布衫，走道板板整整的，拄著棍。」但是，作家显然只捕捉到了表象，形似而已，纪录片中显示的村民对此人的记忆却同小说中的恶霸地主形象大相径庭。生活中的韩老六是外来户，曾经在元宝村当过六年的保长。村民高凤桐说，他当保长「也是群众选的」。「韩保长的老婆呢是个教学的……担任音乐、唱歌……赶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呢，她会做衣服……给小学生做个操衣唔的，反正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儿，也维持不著啥生活。」村支书张宝金说，韩老六实际上是一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只是为县城里的富人管理土地。至于他是否富裕，村民吕克胜说：「他那小房，啥小房，搁现在还不赶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一草房就那么三间小房」，不过就是有个「洋窗户」。尚志市文联的隋祯解释说，经营地主帮著收租和向外租地，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韩老六作为经营地主「实际上也没有啥，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实际上，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书上的韩老六和生活中的是否吻合，而在于村民对宣传中定义的以韩老六为代表的那个地主阶级是如何看的。按照土改时期的语言，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阶级仇恨、阶级觉悟的问题。纪录片显示，土改时期划成分是工作队和几个如郭孩子、老丁太太那样的「基本群众」在夜间关起门来开会决定的，为了显示成分区分，强化村民的阶级意识，每人都得在胸前佩戴自己的标志：「地主戴白条，富农戴粉条，中农戴黄条，贫下中农戴红条」。将近六十年以后，「剥削」、「阶级」之类的概念只是停留在少数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和个别土改工作队员嘴上的空洞词汇，而多数村民仍保留著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朴素看法。比如，他们仍旧相信勤劳勤俭致福，他们会说，某某人、某某人家有车有马，可是人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过年连一口猪都不杀，攒两个钱儿就买块地，攒两个钱儿就买块地，都是这样的地主；地主他也得去劳动，吃的也是粗粮……一清早撅著棉裤撅著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一分钱一块豆腐。纪录片为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为邻居说句公道话的机会，也为那些曾戴著地富帽子的「四类分子」提供一个「诉苦」的机会。原地主李茂修说：土改定成分的时候，「你为什么是地主，为什么是富农，有什么条件，跟你说说……不是这么做的。就是贫下中农人家开开会，秘密地开会，还不让这个人知道。定谁家是个什么，谁家就是个什么。」回忆起当年「还剥削帐」，他说：把土地、房产、家里的东西都交出去了，「如果还不够，我们这一家子，全去参加劳动挣钱，再继续著还还乡亲们，多咱还清了算多咱。」这是他当年求情的话。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挨斗，挨打。几十年以后，沉重的地主帽子总算摘掉了，他才敢稍鸣不平：「我是苦苦挣来的，我省吃俭用的，我又没有偷，又没有抢，又没有劫……」土改的暴风骤雨也是腥风血雨，从一开始就预示著暴力。如于洋所说：「那个时候叫武装土改，每个人都有枪。」他认为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对抗的过程。于洋说自己那时候年轻，最愿意带著民兵夜间出去抓人，带回来突击审问。有时候，被抓来的地富「耍点圆滑，在这时候就动手了。按政策要求是不可以随便打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打了。打了也就打了。」工作队员侯唯动回忆说：「开斗争会打人的时候，工作队在那里维持会场，不让打，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嘛。」可见，工作队虽然有暴力倾向，但毕竟还是要顾及政策。然而，工作队同时又必须遵旨发动群众搞土改，尤其是在1947年夏天刘少奇一再强调发动群众、依靠贫农团、清理党内不纯因素以后，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而且手操生杀大权，乱打乱杀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当时在晋绥地区参加土改，后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王谦谈到暴力土改的残酷和土改中地方领导的两难处境，他说：「黎城有一天晚上打死100个人。当时听到刘少奇在晋察冀那边开土地会议了，刘少奇讲，地主杀我们一个人我杀他20个人。也不知道是怎么传来这么一个消息，一下在黎城传开了。那时候黎城土改已经完成了……农民起来拚命的话，好怕！我就怕，我就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其实，群众也怕，怕自己。村民白玉清说：群众嗷嗷地说杀，怎么杀啊？用铡刀铡！用铡刀铡？那好，谁按著啊？谁铡啊？谁也不吱声了。老百姓他不敢干这事啊。后来，这么地吧：咱们用刀砍吧，说行！据刘福德回忆，有两年时间，人不能随便走，要开路条，地主得戴一个压样葫芦。有些人说打就打，像老丁太太。有些人说某某人能斗，没人说不能斗。打人用棍子，打死拉倒。家里人跟著，拉著棺材收尸。一个姓王的，装在棺材里，后来活了。农会的人知道了，就拉出去枪毙了。元宝村和街对面的元兴村比赛杀人：你要毙三个，我就毙四个。是不是干部有这个心理啊：在这个运动中，我们没有太落后。老丁太太说，她丈夫写「亡魂牌」，「得落了笔，写上名，完了这才能定出死罪来。」两村的杀人比赛后来实在控制不了了，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两村合并。这两个村子共有大约700户人家，73人被枪毙。村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高凤桐回忆说，工作队刚进村时，周立波找他唠嗑，有四、五次，聊过去的事，还和别的村民核对，证明高说的都是实话。后来，高凤桐后悔了：「咱也不知道他枪毙这么些人啊。要知道枪毙这么些人，咱也撒点儿谎，大罪化成小罪。」砍挖运动是土改运动中暴力最为猖獗的时期。在政治上打倒地主，人为制造阶级仇恨，会导致暴力行为，但驱动力远不如经济利益的诱惑：为追「底财」，以重刑逼供，造成大量伤亡，还有很多不堪折磨和屈辱而自杀的人和被「扫地出门」或逃亡之后冻死在荒甸子上的人，以至于非正常死亡人数在这个运动中达到高峰。而且，像挖底财、分浮财这样的抢劫行为在当时不仅不受法律制裁，还被鼓励，以至于人的贪婪进一步膨胀：本村的底财挖光了，就赶著爬犁和马车去别的村子挖；乡下的浮财扫光了，就去县城「扫堂子」。据土改工作队员刘哲回忆，当年人们说，城里的耗子比农村的猪还肥，所以半夜就起身赶著爬犁进城砍挖。1947年冬天，哪个城门外都有四、五百张爬犁，一个爬犁上五六个人，等著进城抢东西。尚志市文联的隋祯经历过土改，说过去老百姓挺老实的，现在这些「后遗症」都是土改时候留下来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交兵，解放军最终击败国军，1946年开始的老区土改对战争的胜利来说，的确是一个积极因素。但在1946年发出「五四指示」，启动土改时，中共中央是否已经明确意识到土地改革运动与战争的关系，即视土改为「为了应付国共全面战争的动员措施」，这还是史学界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官方史学一向倾向于支持「先见之明」，排除争议，在土改和国共内战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更何况随著战争形势的变化，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的确在提供兵员、物资等方面为解放军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纪录片《暴风骤雨》显示出这一官方视角对干部的影响：当年的土改工作队成员以及当下在职的领导干部都一致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决定用武力与国民党争夺东北，一方面派遣工作队下农村发动土改运动作为战争的动员。实际上，土改开始以后，随著内战形势的变化，这个运动的功利性才开始显露。农民分到土地和浮财之后，往往被内心的矛盾所困扰：一方面有获得不义之财的内疚，一方面又有对可能失掉已获财产的忧虑甚至恐惧，就是这种恐惧导致杀戮。这种恐惧，受一点宣传的引导，就成了对「国民党卷土重来」的恐惧。所以，在农民获得土地和财产之后，「保卫家园」、「保卫土改胜利成果」的口号是有相当的号召力的，参加解放军便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而且，如村民高凤桐所说，当兵不白当啊。元宝走了两个兵，村里得供两人家的口粮、零花钱……家里的地有集体耕种，「包耕」，享受军属待遇。土地改革的初衷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使耕者有其田。但是，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有些农民只热衷于分浮财，显然是因为浮财可以马上享用、消费，而对农田农畜没有兴趣，或者对分到的农田农畜束手无策，正好和前面讲到的勤俭持家，爱地如命，「攒两个钱儿就买块地，攒两个钱儿就买块地」的地主形成鲜明的对照。土改中出的这个怪现象便引出了村民于万河眉飞色舞地讲的一个「穷棒子翻身」的段子：附近的一个穷人从地主手里分得一匹马，不知如何使用，还懒得喂养，于是便卖掉了，买了一头牛，用剩余的钱享受一番。接著又把牛卖了，买头毛驴……把毛驴卖了，买只羊……最后把羊杀掉，吃了，什么也没有了，还是穷。这个故事当然荒诞不经，但也不失为民间以调侃的方式对「地主剥削致富」、「穷棒子要翻身」之类土改宣传的颠覆。而且，几十年以后，当经过集体化归公的土地以包产到户的形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上时，「穷棒子」失落和原地富及其后代再次崛起的事实似乎在说，这个段子未必真那么荒诞不经。纪录片中的画外音介绍说：「从1984年开始，元宝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重新分配给了农民。经过20年的发展，当年那些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慢慢归拢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元宝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张宝金说：「现在这几户干得好的呢，你像这街上的李邦明家、汤俊山家、原先我们的会计亓炳昌，这些最大的户，看来呀，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分不好的户，干的是最好的。剩下一般的户呢，还是这些中农成分的，也有咱们贫下中农的，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原先的本分啊什么的约束住了，还是不如这些户。」「原先的本分」具体指什么呢？张支书没有解释。摘自威斯康辛大学郭建教授论文

3天前

我的老同学、北京大学哲学系78级研究生班的梅京，元旦凌晨于麻州林肯的临终关怀医院离世，享年75岁。谨表悼念，并向梅京同学的妻子黄频频表示慰问。附：追忆梅京：一生与学术相伴｜纪念（胡舒立）链接：

4天前

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新加坡联合早报2025年7月8日新闻：中国官方通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转任湖北省政协前，周先旺原为武汉市长，在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时，因反应迟缓饱受批评。这明显是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自200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

5天前

按照著名美国黑人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正因为美国提供了兜底福利，反而导致更多人堕入兜底。作为一位保守派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索维尔一贯批评美国的福利制度，认为它不仅未能有效缓解贫困，反而通过创造依赖性（dependency）和负面激励，导致许多人陷入长期贫困的陷阱，无法自力更生。索维尔认为，福利制度使贫困变得“更舒适”，但同时惩罚那些试图通过工作摆脱贫困的人。因为一旦收入增加，福利补贴（如食品券、住房补助）就会减少，这相当于对努力工作的“隐形税”。他指出，这比明面上的税收更致命，导致人们宁愿依赖政府而不是自立。历史比较证据：索维尔经常对比黑人社区在奴隶制结束后100年与1960年代“大社会”福利扩张后50年的情况。1940年至1960年，黑人贫困率从87%降至47%，进步显著；但福利制度扩张后，单亲家庭比例飙升（从少数到多数），犯罪率和贫困陷阱加剧。他认为，福利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和工作激励，比种族歧视或奴隶制遗留问题更有害。

1周前

訃告驚悉中國海外民主運動資深人士曹晗先生不幸于2025年12月31日十時，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63歲。曹晗先生1963年生於福建，早年投身民主事業，長期活躍于海外民主運動。他先後擔任民聯陣主席、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組織聯絡部長、中國民主黨美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等重要職務，是民主中國陣線美國分部的重要成員，是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的奠基者之一，他以堅定的信念和無私的奉獻，為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做出了突出貢獻，是海外民主運動的積極追隨者和骨幹力量。曹晗先生的一生，秉持正義、堅持理想，深受同道敬重。他的離去，不僅是家人親友的巨大悲痛，更是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的重大損失。我們深切緬懷曹晗先生的不朽功績，願他的民主精神永存，繼續激勵後人前行。特此訃告。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主席宋書元副主席王國興及全體黨員泣告 2025年12月31日

1周前

2020年2月6日深夜，李文亮因新冠肺炎离世，年仅35岁。李文亮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新冠肺炎病毒的大规模扩散绝不仅仅是天灾，它也是人祸。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则是元凶。李文亮的遭遇引发千千万万人的共鸣。法学家张千帆倡议，设立2月6日为中国言论自由日。张千帆说：“此次灾难向我们每个人显示，压制言论就是国家犯罪 ———这一点应该成为每个合格公民都明白的宪法常识。”

1周前

中国有句老话，“人在福中不知福”。这话常被理解为一种批评，意思是说人在福中不应该不知福，人应该知福。其实，这话无非是道破一种人之常情：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不会感觉幸福。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人的欲望总在提升，水涨船高，既得陇复望蜀，总是不知足呢？所以有“知足常乐”之说。然而，知足未必常乐。我们呼吸到足够的空气，我们对此已然满足，但我们会因此而快乐吗？满足，通常只是消除了痛苦或难受的感觉，它未必直接产生快乐的感觉。不痛苦、不难受不一定就快乐。叔本华说人生是钟摆，一端是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痛苦，一端是欲望满足后的无聊，幸福只存在于从这一端向那一端摆动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瞬间。波普认为幸福是个极嗳昧的概念，追求社会改革者应以减轻痛苦为目标，而不应以增进幸福为目标。

1周前

我们没有自己的歌（胡平）——在国内的唱红歌运动中，主要参加者是文革一代人。按说，这代人受文革之害最深，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喜欢红歌，那么留恋红歌的时代？当然不是。对大多数唱红歌的人而言，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在红歌声中长大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共同熟悉的歌只有红歌。就连海外民运人士也不能免俗。有时候，海外民运人士聚会，不少人也喜欢唱当年的革命歌曲，唱样板戏，而且还往往是一人唱，众人和－－这看上去很讽刺，一群反共的人却在那里高唱共产党的歌。歌声是和青春相伴随的，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歌多半是青春时代的歌。衣不如新，歌不如旧。人越是上了年纪，恐怕越是喜欢青春时代的歌。再有，唱歌者无不希望获得听众的共鸣，当你唱的歌是大家都熟悉都会唱的，唱的人和听的人都会更来劲更感动更水乳交融。因此之故，尽管大家都知道那些红歌不好，尽管大家现时的心情理念都与红歌大相径庭，但是他们还是要唱红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歌可唱。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是著名的美国黑人剧作家。当年，他凭着一部《玛兰尼的底层黑人》（Ma Rainey’s Black Bottom）跻身百老汇，而后又以《隔阂》（Fences）一剧赢得普利策奖。长期以来，威尔逊致力于展示20世纪各个年代的黑人的戏剧作品。威尔逊很喜欢蓝调音乐。他说他在蓝调音乐中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歌。记者问威尔逊：“你仍然在写我们每个人寻找自己的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呢？”威尔逊回答道：你总归会找到的。你吟唱着一首歌，细细地品味着，然后突然有种感觉：对，就是它。你的感觉是对的。这就是属于你的歌。威尔逊反复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歌。而我们的悲哀，就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歌。当然，我们是到后来才发现我们没有自己的歌。早先不是这样的。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早先误以为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歌就是我们的歌。只是后来的风云变幻，一次又一次地击碎了我们的幻想。当知青一代离开城市，离开政治舞台，下放到穷乡僻壤，他们不得不发现，原来那些他们以为属于自己的歌，不论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无论是“拿起笔作刀枪”，“老子英雄儿好汉”，或者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其实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歌，以往有过的认同不过是一场误会。在乡下，有些知青爱唱50年代的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是对一去不返的天真童年的怀念与凭吊；有些知青爱唱苏俄歌曲，象“三套车”、“山楂树”、“喀秋莎”，那是“生活在别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也有知青决意自己谱写自己的歌，无非是表达了思乡之情，表达了失落和惆怅，就被打成“反动歌曲”，招来牢狱之灾，而这些歌的流传范围也相当有限，远远没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作为整整知青一代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歌。然而，那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年代，不是一个无歌的年代。相反，那是一个高音喇叭的年代，是革命歌声响彻云霄的年代。就那么些红歌和样板戏，天天往你耳朵里灌，到头来，最不爱唱歌的人也都对这些红歌和样板戏耳熟能详，再反感这些歌的人也无法从脑海里排除那些旋律的纠缠。正像《如焉》里的卫老师所说：“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无意间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当时阴郁的心情有关，我突然发现，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对于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卫老师说：“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看清楚。”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了：看看今日国内的红歌潮。虽然很多唱红歌的人并不认同那些红歌，但是，他们齐声高唱红歌这件事本身却是在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并进而产生一种错误的影响。 2011年12月5日。RFA首发

1周前

在作家一平离世一周年之际，推出《一平诗文全集》。郑重推荐。《一平诗文全集》编后语◎张裕：这部九卷本的《一平诗文全集》（电子版），从今年元月开始筹备，经一平夫人周琳多方辑稿，包括蒐集、整理、甄别、校正，以及众多朋友的协助，终于可以在今年一平忌辰（12月30日）推出前四卷，以资纪念。其他各卷将于明年元月起陆续发行。本全集已收一平1980-2024年共四十五年的各类诗文六百多篇，共二百多万字。不过前二十年的作品及遗稿，大量发表在不同报刊书籍中，或散存各处，一时难以收齐，还待补遗。全集按文体分为九大卷： 1）诗歌：短诗近四百首，长诗和组诗八首； 2）剧本小说：剧本六篇，短篇小说五篇，中篇小说一篇； 3）散文随笔：七十篇； 4）人文评论：诗评十二篇，文评二十篇，艺评五篇； 5）时评政论：时评四十篇，政论十六篇； 6）历史评论：十七篇； 7）文化专著：一部； 8）书信笔记：一百多篇； 9）补遗：待统计。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各卷序导的其他作者们：林莽、雪迪、万之、刘路、蔡铮、刘怀昭、陈奎德、裴毅然、蔡楚等，为全集各添异彩。 2025年12月28日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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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一平（李建华）离世一周年之际，推出《一平诗文全集》。郑重推荐。主编前言（胡平）：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会员、前理事一平（李建华）先生，在美国纽约上州伊萨卡小镇居住二十多年，在2024 年末突发重疾，于12月30日骤然离世，享年72岁。对一个作家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出版他的文集。在和张裕、周琳一道整理一平的作品时，我发现，一平真是个杂家。何谓杂家？按照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杂家是诸子百家之一，意思是博采各家，杂糅众说。按照邓拓的说法，杂家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我说一平是杂家，是因为一平写作的体裁异常多样，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有剧本、还有时评和政论，还有学术，等等；另外，一平写作的题材也十分广泛，有历史、有现实、有神话、有生活、有政治、有文化、有艺术、有中国、有外国，等等。因此，无论你称一平是什么家都有遗漏。因此我称一平是杂家。《一平诗文集》我们决定出两个版本，一个电子版本“全集”，一个纸质版本“选集”。“全集”尽可能的收进一平的各种文字，按照体裁分类有九大卷：1）诗歌，2）剧本小说，3）散文随笔，4）人文评论，5）时评政论，6）历史评论，7）文化专著，8）书信笔记，9）补遗。再出一本“选集”，从各类文字中精选出代表作。这两个版本也都收入一些亲友的纪念文章。一平的写作领域如此宽广，要我对他的文字做一全面的评介只怕力有未逮。已经有笔友为他的文学类作品写了评介。我可以对他的时评政论和史论一类文章说几句话。一一平属于“问题中人”（梁漱溟语）。一平写文章是出自对现实问题的深切感受和寻求解决。他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的问题。一平的评论，平实而有锋芒，深刻而不尖刻，既有理论深度又紧贴现实。一平的文章以分析见长。以《走上祭坛的刘晓波》一文为例。一平引用大量刘晓波的原话与历史细节，深刻剖析了刘晓波从1980年代“黑马”式的叛逆知识分子，到“六四”事件中的参与者，再到后期拒绝流亡、坚持民间抵抗、直至在狱中病逝的“殉道者”历程；其中对刘晓波内心冲突的挖掘可谓细致入微，令人信服。他写的几篇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文章，结构完整，逻辑严谨，从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到各国非暴力抗争的实践，进而联系中国的经验与现实，从价值理念与抗争策略这两个维度，对非暴力抗争给出了系统的论证与深刻的阐述，为未来的民运再出发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文本。在2012年10月4-6日，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在纽约举行了一场名为“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平提交的论文是《警惕中国逆向改革，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一平指出：“随着习近平上台，老红卫兵一代全面掌控党、政、军、经主要权力，特别是军队。这一代人无信念，但崇尚强权和实利，他们是毛的后人，无法无天，特别是他们有青少年红卫兵的经历，残酷无情。作为红色王朝的后代——共同的红色血统，是中国最有凝聚性的政治力量。在国家处于危机的关头，他们很可能强制实行法西斯化。”一平解释说，“法西斯”的概念有些简单化，这里仅是类比。一平的意思就是“由后极权向极权的回归”。回想十三年前，围绕着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习近平上台后会推行什么路线，中文舆论场、西文舆论场都有很多议论，左派右派、体制内体制外、国内国外，华人洋人，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多数人都对习近平抱某种善意的期待，期待中国从后极权转向宪政民主，有些论者对习近平不看好，但也没料到习近平竟然会、竟然能大开倒车。唯有一平预见到习近平会倒行逆施，会把中国从后极权重新拉回到极权。一平不只是泛泛而谈，他甚至列出了习近平上台会做的几件事，包括：“1、强化国家政权，特别是军警力量；2、搞一批民生工程，收拢民心；3、清洗一批贪官和富人，为新权力立威；4、镇压反对派，清除异议；5、加强控制媒体和舆论；6、宣扬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7、扩军，对外扩张——甚至发生战争，转移内政危机”。——习近平上台后不正是这么做的吗？十三年后再读一平这篇文章，你不能不承认一平那一骑绝尘的先见之明。一平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对美国的事也很关心，也写过一些评论文章。我以为其中最出色——可能也是最会引起争议的——的是那组系列文章《“政治正确”及美国的衰落》。一平的系列文章《“政治正确”及美国的衰落》发表于2017年。我们知道，在2016年大选中，政治素人川普异军突起，出人意外地赢得总统大位，那是和他在竞选过程中对“政治正确”的放言无忌的批评大有关联的。一平的文章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背景指出，“政治正确”已成为美国社会撕裂的核心议题，其重要性超越选举本身，因为它触及到“美国是谁的美国”、“美国立国的基础是什么”以及“美国未来的走向”。一平结合历史叙事、哲学反思和社会评论，探讨了“政治正确”在美国社会中的起源、演变及其负面影响。所谓“政治正确”，包括种族平等、女权、LGBT权益、移民保护、劳工福利、社会福利、多元文化、全球化、环境保护等价值理念。这些理念大多来源于左翼思想，自1960年代起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媒体、学术和娱乐界。一平指出，“政治正确”的兴起，绝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而是对美国历史上诸多不公的克服：从废奴到民权法案，妇女的参政，同性恋的去罪化，等等。这无疑是文明的伟大进步。但问题是，“政治正确”一旦确立为意识形态，就趋向教条化和绝对化，不顾人性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导致乌托邦化，从文明进步的果实蜕变为国家衰落的毒药。一平写道，“政治正确”的那些价值理念本身都很好，但凡事都有“度”，在一定限度之内是好的，“过‘度’则欲益反损”。例如在名校招生的问题上，消除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搞过了头，结果是成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成了对亚裔和其他族裔的歧视。例如在LGBT权益的问题上搞过了头，结果出了跨性别厕所和生理男性运动员硬是参加女子比赛这种荒唐事。一平说，在消除种族歧视的问题上，美国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几乎已经做到了极致，黑人能选上总统就是一个证据。然而在今天的美国，黑白矛盾依然存在，不同族裔的矛盾依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矛盾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一平说：人对种族、肤色有天然的认同性及排斥性。全然消除种族、肤色间的差异，实行全然大融合，于人类是没有可能的。美国著名的黑人学者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90岁近作里也讲到：“1960年代我们以为只要把法律歧视扫掉，黑人就会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那样，用两三代时间跟上来。6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这事比想象的难得多，不是因为歧视还在，而是因为很多差异根本不是歧视造成的，也不是法律能解决的。” 美国传统上自称“大熔炉”（melting pot），意指移民逐渐完全融合、形成统一美国文化；后来更常用“大拼盘”或“沙拉碗”（salad bowl），强调多元文化并存、各族裔保留独特身份，而非彻底融合。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与学术研究，这些年来，“熔炉”的成分在降低，而“拼盘”的成分显著增加。以至于很多社会学家都认为，“拼盘”才是对今日美国的准确描述，“熔炉”的比喻业已过时。除了不同种族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之外，再加上如今的移民更容易通过互联网、廉价旅行保持母国联系，保留自己的语言、传统和宗教，且不说还有文化多元主义和身份政治等理念的推波助澜。历史表明，多种族/多文化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冲突和分裂。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美国的前景恐怕不乐观。一平这篇文章发表于2017年，当时的中文世界还很少有这样深入讨论政治正确的文章。8年来美国政治情势的巨大反复与变化，更显示出这篇文章的份量。就拿不同种族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这件事来说，我们看到，川普第二次当选总统以来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驱赶非法移民，大力收紧移民政策。不只是美国，最新报道，欧盟27个成员国批准大幅收紧移民政策，连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在收紧。一平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不同凡响。托马斯·索维尔指出，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一种权衡（trade-offs）。他认为，任何政策或法律的实施都会带来收益与成本的博弈，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在不同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一平反复强调要把握好“度”，就是权衡的意思。一平首先高度肯定“政治正确”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然后又指出“政治正确”搞过了头，引出新的弊端与危险，因此应该也必须大力纠正。一平强调要把握好“度”。这自然也意味着，在纠正时也需要把握好度，要避免在纠正一种极端的同时又引出另一种极端。无论你对一平的这个观点或那个观点有什么异议，但是他提出的“度”的原则总是正确的。二接下来，我再谈谈一平的史论。亲身经历毛时代和八十年代改革风潮，目睹苏东剧变，见证“六四”以及中国由后极权转向极权，一平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共产主义与当代中国的问题。他的史论大部分是围绕这个主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入的思考和有启发性的见解。出于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关注，一平也对近代中国的某些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写了一篇长文《为“中体西用”辩》。在这篇文章里，一平首先澄清“中体西用”的本意。很多人以为，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只学西方的技艺，不学西方的政事。不对。张之洞说的很清楚：“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可见“中体西用”的本意，不只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政事。换句话，张之洞也是主张政治改革的。不过在张之洞那里，“西政”特指西方国家在治理层面的一些实用制度和措施，如学校、地理、度支、赋税、厘金、刑律、商务、兵政等；不包括政体。张之洞反对“设议院、兴民权”。这一点是必须指出的。一平对“中体西用”给予较多的正面评价，那是和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尊重分不开的。一平谈到他对“全盘西化”的看法。一平说，“全盘西化”作为盼望中国进步的激愤之言，可以理解。“全盘西化”不是不好，但是做不到。一平强调传统的价值。如果硬是要把传统彻底打倒，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由此引出中国传统帝制与“新中国”的毛极权的关系问题。很多人总是把中国当代极权统治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混同一起。如果你是指桑骂槐，借批古代帝制批当代共产极权，那固然不错，但若是真的把两者当成一回事，把中国当代极权统治看成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延续或变种，否认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那就错了。一平说：“‘新中国’之灾难，并非是由于继承了中国五千年的‘封建传统’，反之倒是摧毁中国传统文明的结果。”一平的这些见解，对今天的读者仍不无启迪。三最后，我要讲讲一平的一部专著《困惑的王国——语言和人的讨论》。这本书的署名是一平的本名李建华，出版于1989年，是《文化开放丛书》之一种。这套丛书的主编是方鸣和谢选骏，一平也是编委之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一股丛书热，如《走向未来丛书》、《传统与变革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文化开放丛书》也是其中的一种。这些丛书的作者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以老三届为中坚。哲学家陈嘉映和一平同龄（都是1952年生）同届（都是初中68届）。陈嘉映在《我们这一代》这篇文章里写道：“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的时代”。所谓“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的时代”，意思有二：一是说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那时候没有或很少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手机，读书几乎是吸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另一个意思是说在当时，我们能够找来读的书很少，大家读的几乎都是同样的书。因此，这一代有着最多的共同语言，彼此间最容易有共鸣。我也属于这一代，因此读一平的文字总是感到很亲切。一平这本小书，揉化了他对中西哲人著述的研读和自己的思考与感悟。他有一个极好的比喻：把生命比作船舶，把语言比作木浆。用语言之浆推进生命之舟。这既是一平的哲学思考，也是他的自我写照。四一平是一位相当优秀的作家，可惜在生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应有的评价。我们出版他的诗文集，不只是表达对他的敬意，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阅读他的作品。感谢众多的笔友热情捐款，为我们编辑出版一平的诗文集提供了足够的支持。红石榴出版社和鹿津出版社愿免费分别出版一平诗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谨向两位出版者刘路和廖平先生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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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年轻人之所以成小粉红，是因为过去中国发生的很多事，其荒诞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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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刘晓波还活着，今天就70岁了（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逝世。他甚至不能对公众留下遗言。好在我们还有刘晓波当年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其中，刘晓波用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梦想、他的期待。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读刘晓波这段陈述，不禁使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马丁.路德.金讲到：“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无论是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字表达上，刘晓波的最后陈述都可以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相媲美，甚至还更厚重。未来，它也必将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一样编入中学生课本，代代相传。在《我的最后陈述》里，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早在大学时代，刘晓波就萌生了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理想，并决心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付诸于公开言行。不错，乍一看去，言论自由很温和，但是它却对共产专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据此，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继续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这就是刘晓波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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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刘虹：与王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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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韶山纪念毛诞景况有感——电影导演彭小莲当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交上了一个德国裔的男朋友。这个德国裔的男朋友在听彭小莲讲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时，大惑不解地问：希特勒再坏，他害死的主要还是犹太人和外国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中国人呢？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有史以来——而且还是在和平时期——害死最多中国人的毛泽东，至今还被一些中国人奉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还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据中共官媒报道，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韶山人潮涌动。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迎来了来自各地的祭拜者，铜像下花篮满地，焚香区烟雾缭绕。人们举着红旗，高唱《东方红》，纪念毛泽东诞辰131周年。其实这也只是近些年才有的现象。在八十年代，毛泽东的故居门庭冷落。就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即便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几天，开往韶山的巴士上也坐的是农民工，没有几个朝圣者。总的来说，毛泽东热的复兴是在“六四”之后渐渐发生的，到了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大大加速，于是就有了这些年12月26日韶山的这幅荒诞的场景。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在毛时代固然是隆恩厚重，备受眷顾。但即便如此，毛时代的种种灾难，韶山也未能幸免。例如大饥荒，韶山也饿死了很多人。 1961年4月14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湘潭)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截至1962年，中国有2075个县——引者注），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 胡乔木这份调查报告收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了普遍的饥荒，并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8月，中共举行庐山会议。在开会之前，毛泽东也多少了解到不少地方发生了吃不饱、甚至饿死人的现象。本来毛泽东是打算反左，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的。只因为彭德怀在会上给毛泽东提交了一封万言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毛泽东感到自己的绝对权力受到挑战和威胁，于是就祭出路线斗争的法宝，把彭德怀等打成反党集团，把反左变成了反右。到头来，原先的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火上浇油，变本加厉，终于导致更多人活活饿死的大悲剧。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显示，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高峰。其后，在刘少奇等务实派的努力下，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调整政策。中央也对庐山会议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小干部甄别平反。但毛泽东出于对彭德怀的忌恨，硬是给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继续压在阴山之下。到了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被软禁的彭德怀，派彭德怀到西南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看上去是要重新启用彭德怀。谈到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但就是与此同时，由江青幕后策划，上海的姚文元执笔写作《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 ‘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早已被打倒的彭德怀再踏上一只脚，就是要把彭德怀置于死地。和彭德怀一样要被置于死地的还有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贴出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的提到中央的领导同志，提到1962年的右倾。这就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要对当年纠正毛自己犯下的极其严重罪错的务实派反攻倒算。毛泽东在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中写得很清楚，“要善于团结大多数，特别是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有人在此句下面加上一条注：对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同志务必要坚决打击，置于死地。毛泽东的邪恶狠毒，即便在古今中外的暴君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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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12月26日。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这是伟大的、历史性的一天。像很多重大历史日期一样，这一天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成为一个箭靶子，被赋予了很多它本来没有的意义，就像中国的“五四”，把很多不是发生在这一天的事情也挂在了这一天的账上。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苏联解体意味着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消亡，意味着二战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其实，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第一、说苏联是红色帝国，那是指苏联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可是在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解体时，苏联早已经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了。早在1990年3月，苏联召开了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宪，就取消了一党专制，开始了多党民主制。很多人把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的转型混为一谈。事实上，苏联的解体是一回事，苏联的转型，即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转型，是另一回事。后者要比前者早得多。第二、说苏联解体意味着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因为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已经瓦解了。当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指除开苏联之外，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6个国家。事实是，上述6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是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摆脱了和苏联的从属关系或结盟关系，结束了一党专制，实行了民主转型。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土崩瓦解了。再者，严格说来，苏联也不是在1991年12月26日这一天解体的。在此前18天，苏联就解体了。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终止存在。因此我们应该说，实际上在这一天，苏联就解体了。毫无疑问，在苏联的转型与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一口咬定，苏联就是让戈尔巴乔夫给整垮的。他们说，共产党国家，像苏联，除了共产党自己能够整垮自己，其他谁能整垮它？这话当然不对。说起共产党整共产党，共产党自己整自己，谁能比得过斯大林、毛泽东呢？斯大林搞肃反，毛泽东搞文革，多少共产党的老干部被整得死于非命，家破人亡。在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疯狂地整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并没有被整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整共产党了，共产党反而垮台了。中共总是说，苏联共产党是让戈尔巴乔夫整垮的。这话完全不对。戈尔巴乔夫整谁啦？一个都没整。共产党专制就是靠整人过日子，不但整党外的人，也要整党内的人，整自己人。哪一天共产党不整人了，哪一天共产党不整党外的人也不整共产党了，也就是说，哪一天共产党不因哪个党外的人，也不因哪个共产党员发表了不同政见就剥夺别人自由，就不让别人说话，哪一天共产党就垮了。

2周前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福利是偏低的，但兜底没问题。

2周前

从美国的无家可归者谈起——1、连没有到过美国的人也都知道，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大城市，有无家可归者，也就是俗话说的流浪者、流浪汉，英文叫homeless。几年前，一位中国人权问题专家在访问美国后回国作报告，特地讲到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以此证明美国的人权状况是如何恶劣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批评是何等虚伪。不久前读到陈燕妮的采访录《美国之后》，其中一位受访者、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李陀对美国存在著大量无家可归者这一现象提出尖锐批评。李陀说：“在美国这么富有的国家还有几百万无家可归者，这其实是一种灾难。如果美国一些有钱的人拿出一点钱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拿出这个钱来。因为美国是私有制国家，优胜劣汰，大家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天经地义的。” 刚好在前两天，美联社发出如下一则消息： “美国纽约的无家可归者为一名在上个月拒绝逮捕流浪汉的警察筹集了三千美元，作为圣诞礼物。 “这位警察叫德拉克鲁斯，他曾经拒绝执行让他逮捕一名擅自在曼哈顿一间车库睡觉的男子的命令，他对上司说，这个男子别无选择。此后，德拉克鲁斯受到了在圣诞节之前无薪停职三十天的处分。 “为了表示对德拉克鲁斯的感激，纽约的街头露宿者决定集资相助。一些无家可归者的组织为德拉克鲁斯和他的六口之家筹措了这笔资金。 “这笔资金的来源包括无家可归者从路人那里讨的钱和他们出售可供回收的瓶瓶罐罐所攒下的钱，一些流浪汉甚至拿出了他们的部分福利金。 “德拉克鲁斯说，他一直向他的上司清楚地表明，他反对逮捕无家可归者。 “纽约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一直在持续上升，人们对警方的应对之策的辩论也逐步在升温。 “今年十一月，一个志在帮助无家可归者的团体提起诉讼，指称纽约市警察局专挑无家可归者加以搜捕。 “警方则否认他们有通过逮捕露宿者的方法来净化纽约街头的任何计划。” 读到这则消息，恐怕很多中国人都会感到愤慨：怎么？别人无家可归，不得已躲在车库里过夜；政府非但不给别人提供住处，反而要把别人逮捕。太不象话了！这是误解。第一，政府修建了不少收容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但是，有些流浪汉不愿意去收容所而宁肯在街头逗留。第二，如果你在街头等公共场所过夜，警察通常并不干涉；但是，车库不是公共场所。警察逮捕流浪汉是因为他非法侵入了别人的地方。 2 在美国，常常有人针对无家可归者的人权问题向政府提出批评，只不过他们批评的缘由和坚持的原则常常和一般中国人的“想当然”截然不同。譬如在前年冬天，在纽约，围绕著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就有一些人权人士对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提出批评。猜猜看，朱利安尼做了什么事招致人权人士的不满“人权人士为什么要批评朱利安尼”人权人士要求的是什么“根据的是什么” 那还用说“肯定有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就会断言，那一定是朱利安尼对流浪汉不闻不问，天这么冷，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冻死怎么办”人权人士打抱不平，要求市长采取措施给流浪汉提供住处，安全过冬。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嘛。错了，错了，刚好猜反了。事实是，那一年的冬天，纽约特别冷，市长朱利安尼特于日前发出新闻简报，提醒市民注意保暖御寒，勤于问候和照顾老弱邻居，呼吁房东充足供暖，并提醒室内暖气不足或没有热水的市民向房屋局投诉。由于天气酷寒，朱利安尼提出街头流浪汉必须到室内避寒，否则警察或社会工作人员可以不需要征得流浪汉的同意，强行把他们移送到收容所。有些流浪者不干，坚持要留在大街上，不愿意被强行带往收容所；一些人权人士则认为政府无权对流浪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我们知道，早在一九九九年，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就开始清理街头流浪者。当时是本著改善纽约市生活质量的立场，要求流浪者离开公共场所，到收容所居住。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人权人士和不少流浪者的批评。其理由是，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公共场所既然是公共的，别人当然有权在那“塈b著，想走动就走动，想休息就休息。政府无权干涉。如果政府竟然禁止人们流浪，禁止人们露宿街头，那就是对人权的干涉或侵犯。这次，针对朱利安尼的强制性措施，纽约市公民自由协会的负责人西格尔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说：法律上没有哪一条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力，只因为天气寒冷就可以把别人从大街上拉走。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素以铁腕著称，他宣布纽约市进入“紧急防寒状态”，派出额外人力，授权警察可以强行把街头流浪汉遣送到收容所避寒。朱利安尼说：在平时正常状态，除非流浪者有违法行为，否则是不可以强行把人带走的。接连好几天，警察开著面包车满街转，把流浪者送到收容所。纽约市政府有一个无家可归者服务部，这些天也十分忙碌。朱利安尼说：纽约的收容所绰绰有余，即便在圣诞节那天晚上，还多出了六百多个单身床位和一百多个家庭收容处。但是，并非所有的流浪汉都领市长这份情，有些无家可归者表示“坚守街头阵地”，不愿意去收容所。有个记者采访一位名叫刘易斯的四十出头的流浪汉，劝说他去收容所。记者说：“我不愿意有人给冻死，哪怕他自己愿意也罢。”可是对方执意不从。记者问，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儿过夜呢“流浪汉回答：别以为我会告诉你们，纽约这么大，可去的地方多啦，你们来追踪我吧，谁也找不著我。我就是要呆在大街上。当然，有些人权团体反对朱利安尼的措施，也不仅仅是出于反对强制、维护自由的立场，他们还认为政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设施有待改进。如果条件好了，人家自己就愿意来，用不著你去强制了。我见识过一两个收容所。照我的标准，其服务设施应该说还算可以，吃饱住暖、洗热水澡都不成问题，有为单身者准备的房间，有为拖家带小者专门准备的房间；收容所里有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服务管理。为单身流浪者准备的房间，有时候住的人多些，不过比起我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住的研究生宿舍还是要宽松。当然，依照美国的富裕程度，收容所的条件都还有改进的余地，然而也有人怀疑，遇到象刘易斯这种流浪汉，恐怕条件改进了也未必来。 3 谈到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事情并不象李陀先生批评的那样，美国人并不认为无家可归者现象的出现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公众关心的一个焦点话题。手头正好有一本书，书名就叫《无家可归者》（《The Homeless》），是从我所居住的街道小区图书馆借来的，估计这本书在全美各地的小区图书馆都可借到。该书由加州圣地亚哥的格林黑文出版社（Greenhaven Press）于1996年出版，全书共240页，收录了31篇文字，其中有讲演，有单篇文章，有从长文章或书里的节选。这些文字按内容分为五章，五章的标题分别是：一、无家可归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二、无家可归的原因何在？三、何种住房选择方案对无家可归者有利？四、社会可以怎样帮助无家可归者？五、政府可以怎样帮助无家可归者？在每一章里，又分几个小问题，而每一个小问题都有两种不同意见，而且常常是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好象唱对台戏。在这里，编者的意图很明显，正象这本书封底上的一句话：“那些不了解相反意见论据的人，对自己的观点也不会有完整的了解。” 在这本书的后面有两个附录，一个是参考书目，多达69本；一个是相关组织名单，共22个，其中有进行过专题研究的著名研究所，有专门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基金会，有关注无家可归者人权问题的人权组织，有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教育、职业培训等）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有无家可归者自己成立的组织。浏览这本《无家可归者》，读者可以发现，在美国，民间和政府都为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另外，我们也会发现，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实际上未必都是没房子住的问题，它更多地是其它社会问题的反映。根据书中引述的1993年的一项研究，无家可归者中，83%有吸毒、酗酒或精神病的问题。在无家可归者中，单身男性占多数，也有拖家带口的，其中，97%的户主是女性，平均年龄22岁，87%未婚，高中毕业的只有37%（美国的高中教育是义务教育），平均文化程度只相当于小学五年级，有工作经验的只有40%，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曾经工作过一年以上，78%的小孩在六岁以下。这就是说，所谓拖儿带女的无家可归者，绝大部分是未婚少女，生了孩子，离家出走；而这些单身少女母亲之所以要离家出走，那多半又和家庭关系不和睦有关。其实，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主要不是房屋短缺的问题。还记得七十年代中国的房荒吗？那时候，象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四平方米；祖孙三代同堂者比比皆是；许多婚龄男女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或者是结了婚仍然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为什么在那时的中国，街头上你却看不到什么无家可归者呢？这层道理想明白了，很多问题就清楚了。《无家可归者》属于《对台戏》丛书（Opposing Viewpoints Series）。这套《对台戏》丛书有好几十本，涉及到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吸毒问题、爱滋病问题、自杀问题、堕胎问题、枪支管制问题，等等。 4 美国是自由世界，是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什么问题是能被压制被掩盖的，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公开讨论的。在这里，总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理想主义者，为消除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和消极现象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弱势群体中，也总会出现各种类型的领袖人物把大家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权益。美国社会当然有它的很多问题，不过，只要我们稍微作一番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和我们最初想象的其实很不一样。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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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是否存在“斩杀线”？只讲一件事。众所周知，美国人很少存钱的习惯，原因之一就是有起码的福利政策兜底，不担心没饭吃没衣穿没栖身之地。

2周前

高尔泰：英雄迟暮——第一次听到刘宾雁的名字，是1978年我平反归队之初，在兰州大学校园里的麦克风下。声量之大，真箇如雷贯耳。作为中央党报记者，能正视党内弊端，关注底层疾苦，以天下为己任，敢于为民请命，在当时独一无二。大诗人邵燕祥先生有句云： “鸦雀无声雁有声”，不是虚言。宾雁因此，被广大群众视为“包青天”，纷纷向他鸣冤叫屈。被貪官酷吏视为眼中钉，频频告他寻衅滋事。乘着毛死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的东风，他无往不胜，成了八十年代中国的风云人物，美国时代周刊上的 “亚洲英雄”。他的新闻报导，叙事通透，文字生动犀利，开 “纪实文学” 先河。那时任何一本刊物，只要目录上有他的名字，一出来就会卖光。不仅群众欢迎，也得到作家们的推崇。甚至突破政治禁忌，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巴金）。他宣称，他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是为了帮助党发现问题改正错误，是对党的“第二种忠诚”。我原以为，这是避雷针、擦边球、穿靴戴帽一类反叛者的自我保护，和他们之间的密码式沟通方法。后来熟悉了，读了他的自传，才知道这是误会。他的出生地东三省，受北方强邻和日本的影响很深。哈尔滨像一个国际城市，文化相对活络。从泛斯拉夫俄国到马列主义苏联，从东正教信仰到唯物主义功利意味的人本主义，再到列宁斯大林基于一统霸业的丛林话语，互相对立又都有其共同的、价值系统的基因编码——以社会群体为本位。视献身于群体信仰为个体存在的意义。他根红苗正，对此深信不疑。二十来岁入党，深受信任，一九五零年 “新政府”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有他。后来访问瑞士西欧，也有他。受党信任，对党真诚，合情合理，也合乎传统道德，无可质疑。至于这个党是好是坏，是否值得信赖，那是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与个体的人格无关。他写道，入党后发现，党内也有他不能称之为同志的人，为了党，他必须改造他们。但是那些他不能称之为同志的人，也不以他为同志，为了党，也要改造他。是非没标准，老大说了算。结果是后者把他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强迫劳改。二十年后平反归队，他依旧不改初衷，把与党内恶势力的斗争，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八九六四”的杀戮，标志着后者的胜利。他和我们和许多人一起，都离开了党天下中国。我的逃亡，是在出狱之后，比他晚五年。九二年一到香港，就被报刊上中国流亡者们连篇累牍互相扯皮抹黑的文章弄糊涂了。特别是，看到刘宾雁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社长任上，被指控以权谋私摊开两手向记者 “吐苦水” 的照片，更困惑。带着国内的记忆，我想他必有委屈。打听到地址，去信问候。我说当今中国的青年一代，有谁没有呼吸过刘宾雁的英雄气息，有谁不是在刘宾雁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成长起来。怎么当初同一战壕，一出来就成了仇敌？他回信让别担心，说海外民运正在酝酿大联合，要成立统一组织，选举共同领袖。区区团结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后来大联合未能实现，内斗反而加剧。我说这是生存条件使然，劝他不要生气。他回答说，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你不要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口风很强势，其实是无心的。往昔互有旧知闻，相识虽新有故情，在回答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的问题时（注一），说我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三名”。抬举得太过分了。我只能视为一种，佛家的所谓 “语言施” 。但佛家语言的布施，不费本钱。他这种，付出的代价大了：被指信口开河，扶植亲信，连诚信都成了问题。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和小雨从香港来到洛杉矶，受佛教宗师星云上人关照，住到一处信徒捐献给他的山顶别墅。视野开阔，空气清新，水电房租全免，以每幅千元的润笔，为佛光山画一百幅禅画。很幸运，很感恩。宾雁提醒我别忘了祖国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给我介绍了几个在洛杉矶的朋友，拉我参加了一些民运会议。我不喜欢应酬交际集体活动，更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只因珍重宾雁错爱（他喜欢我的作品），心念旧恩（八三年中宣部清除精神污染，我处境危殆，他发文支持，感如雪里送炭），都照办了。第一次去开会，是参加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旧金山会议。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会场拥挤嘈杂，上台发言的，都是菁英领袖黑手先知，或谁谁谁的智囊幕僚老部下老同事。叙事宏大，调子高亢。混迹其中，我局外人感强烈。决心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了。但还是又参加了一次，中国学社主办的民族主义研讨会，并按要求提交了一篇《民族主义——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会上读了一遍，没有任何回响。期间在宾雁家住了几天。他送了我一本他在台湾出版的自传。文笔生动优美，是历史，也是心灵史，我读之，有一种审美享受。但是他把汪精卫称为大汉奸，使我感慨万端。我告诉他，为什么汪精卫是我心目中的悲剧英雄和真情诗人。他大大吃惊，说，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儿时父亲教读诗词，中有汪的两首(“檞叶深黄…”和“初阳如月…”)，我喜欢，至今能背。抗战胜利后回到城里，才听说他是大汉奸，蒋介石炸掉了他的坟墓。后来阅读稍广，才知道当时主和的人很多，胡适、陈寅恪诸公，也一度如是想过。汪精卫他们强调的是，战争消耗国力，“必将使中共坐大”。战争“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不知蒋公到了台湾，想起过这些忠言否？读宾雁自传七年之后，香港出版了汪的《双照楼诗词藁》，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考证此事甚详。我建议宾雁看看，他说他没那份兴致。他精通俄语、英语和当代汉语，不谙中国古文，我替他遗憾。在普林斯顿开会那阵子，正值克林顿政府对华搞 “和平演变”。与之相应，华人舆论的主流，也是“告别革命”、“良性互动”、“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类。期间我在《世界日报》等中文媒体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广受批评。在回答《北京之春》记者亚依的提问时，我说我在被鳄鱼咬住时只想逃脱。逃脱了只想别再被咬。没有对等实力，没有共同语言，说甚互动？！宾雁看到报导，说我看问题太简单化、也太情绪化了。我说和情绪没关系。现在全世界都来喂养这头鳄鱼，我是细思极恐。他说以后有了时间，得要找个机会好好聊聊。一九九五年初，我和小雨完成百幅禅画，得到十万美元报酬，告别星云，开车到纽约上州的鹿野苑，一处山上林中老屋住下，想静静写点儿东西。宾雁和夫人朱洪，带着孙子东东来访，住了几天。朱带孩子出去钓鱼，小雨打理吃喝，我俩在炉边茶话。他一支烟卷在手，說不完对中國命運的焦慮。我听之，发现这位中国的右派，到美国成了左派。本世纪以来，在欧洲工党和社民党政治左风的不断吹拂下，美国文化界的政治光谱一直在向左移动。柏林墙倒后更快，早已成为大学校园里政治思想的主流。宾雁的倾向，与之不谋而合。谈话中好几次对資本主義秩序下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巨大，表示强烈愤慨。说他还是更认同民主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则。这种正义感是一贯的。他在社会主义祖国所反对的，也都是人间的不平。流亡中放眼世界，从着眼于具体的人权个案，上升到着眼于政治经济秩序，视野更开阔了。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改革，留意各种有益的参照系：从北欧福利国家，到新加坡半独裁模式；从越南的党内民主试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旋风、到南非德克勒克同曼德拉的对话…… 他说，所谓的左倾思潮，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秩序下种种弊端的反弹。中国党内改革派有条件承认宪政民主的初衷，不也就是要消除这些弊端，建立普世可行的，共同的秩序吗！我说初衷很好，关键在于 “有条件” 三个字。说白了条件就是党的领导。他们绝对不会任由时代潮流把党变成三权分立多党民主制中的一党。所以在任何不确定性到来的时候，他们都要把 “坚持党的领导” 作为一切改革的前提。有这个前提，有这个“四项基本原则”，还说什么宪政民主初衷？他说连君主立宪都可以，怎么党主宪政就不能？！我说民主制度下的君主是一个象征性的虚位，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可不是。他说党不是铁板一块，党内也有好人。你能说彭德怀不是好人？你能说胡耀邦不是好人？我说他们不是被弄死了吗。在那个无数人为服从谬误而死的时代，他们是为要纠正谬误而死。他们到死都不明白，党制定的秩序，不如无秩序。党控制的社会，不如丛林。他说我这是发泄情绪，不是理性地讨论问题。党内最了解危机严重程度和时间紧迫性的，还是最高领导人。不管谁上台，即使仅仅只是为了把权掌下去，他们也非改革不可。赵紫阳当总理时，很保守。一当上总书记，就想改革了。那两年半里，他做的好事，比胡耀邦还多。那些好的做法，也得到党政军内不少高级干部的认同。问题是顽固派比他们强大，他们需要支持。现在的中国，还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代替党的领导。我们也只有支持党内改革派的努力，才是最现实的出路。我不相信在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相背驰的状态中寻求平衡的努力，会有任何结果。去外面搬了些木柴，把老旧的黑铁炉子烧旺。他往里丢进一个空香烟盒。我很抱歉，自己不抽烟，没为客人想。好在家里有一瓶酒，饭桌上一放，他就眼睛一亮，说是好酒，几百块一瓶，问哪来的。我说是日本学者犬伺和雄托顾晓阳带给我的。他问顾还在“导报” 吗？我说现在是《今天》编辑。他说他从来不看《今天》，看不懂。我说那是北岛搞创新试验。顾晓阳已经改变了那个风尚。宾雁说，他读过 “导报” 上我和温元凯的对话，他认为温元凯和严家其的观点，比我的正确。我说，不说那些了。他说，现在外面有舆论，说你一出来就到和尚庙里画菩萨，是丧失斗志。我说，“鸟得辞笼不择林”么。他说，凭你那点儿钱，做得起自由鸟？！别说十万块，就是二十万、三十万，也是死钱，用一个少一个。过日子，没点儿活水进账能行？这房子老得很了，容易停水停电漏雨，还有车子坏了什么的，你会修么？大雪封山的時候，下不去買東西，你们吃什麼？难不成叫警察，派直升机来救？这可是真问题，也确实很严重。宾雁建议我们搬到普林斯顿附近居住，等着加入中国学社。他说中国学社，是“六四”后一位美国老头出钱设立、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协助监管的团体，编制十二人，月薪两千多，免税，有医保。他当社长，想办成一个能推动中国改革的战斗团体。但社员成份复杂，有的不能写作，有的不是民运人士。他想辞退几个白拿钱不做事的，换能做事的人来做。我想这很自然。每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心的人都会如是想，何况一贯以天下为己任，使命感很强的宾雁。后来我才知道，事情比他说的复杂。八九六四后的大逃亡潮中，捐款资源丰沛，民运山头林立。十二个人的松散团体，够小，内部还不团结，成员互为陌路。社长之外，还有两个执行社长。老头的捐款花光以后，是台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出钱。大同盟的头儿马树礼不光是金主，他还管事，规定每人定期向台湾交一篇政论。宾雁说，这是强人所难，哪能不问质量？但是他已经没有权威，说什么都不能算数。他之失去权威，我看不是偶然。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正义感使然。但是离开了那个中国式的党天下，原来的 “己任”已经失重。舞台道具不再和角色配套，难免尴尬。八十年代的鲜花掌声，留下的英雄情结发酵，他不自觉颐使气指，口风强势，引起周围反感，抗命挑错，麻烦不断。特别是，夫人朱洪取代一位女士进入学社，他被指以权谋私，更是被动。在上州山中那时，我们接受了宾雁的建议。他们回去后，帮我们在普林斯顿南边一小时车程的海洋郡杉谷湖，以五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买了栋两室一厅的老屋。地方偏僻，但是风景特好（是大西洋边的森林地带）。带我们看房那天，他指着一张原屋主留下的长餐桌说，这张桌子坐得下十来个人，买十几把折叠椅，来了人就方便了。又指着通向车库的阳光室，说，那里放几张行军床，客房也有了。我说，我这里没人来。他说，我们来呀。我需要一张画桌，餐桌做了画桌，需要一个书房，客房做了书房。他难免失望，但表示谅解。我喜欢独处，他喜欢热闹。经常来电话，让参加个什么，见个什么人，干个什么，我有我的事，一概谢绝。耳朵聋，接电话的都是小雨。不久外界盛传，说小雨不给我传达来电，让我与世隔绝。谣言荒诞无稽，但也传得很广，更拉开了我和他们的距离。没想到不久以后，宾雁就下台了，换苏绍智当了社长。没当几天，台湾撤资，学社解散，成员各奔前程。大都去了纽约和华盛顿DC，有的到拉斯维加斯做房地产生意。空留下社名和一个免税账号，不知做什么用。苏绍智和阮铭两家，搬家到海洋郡居住，和我们成了邻居。宾雁没离开普林斯顿。时或来家坐坐。说起旧事，满腹委屈。说，我没帮戈杨，他们骂不绝口。余英时拒绝李志绥求助，那些人一声不吭。说，好在李志绥够顽强，还是写出了那本回忆录，那是中国的幸运。三句不离中国，依然忧国忧民。争取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继续在家里办着两份杂志：《大路》和《中国焦点》。老两口自编自印，自发行，继续他们的战斗事业。年事已高，身体不如从前，还带着一个孙子，十分辛苦劳累。办杂志信息阻滞，稿源稀缺，一份都难维持，何况两份！纵然经费充足，担子却越来越重。背不动还要背着，我替他们难过。我对刘说，放下担当情结，你就解放了。他说，犬儒没有担当，是不是他解放了？！我说不存在没有奴隶身份的犬儒，就像不存在没有镣铐的解放。他说你自由了，别忘了国内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说我们在国内拼命呐喊，声嘶力竭，没起丝毫作用。现在逃这么远，还能起什么作用？不起作用，活动就没有意义。他说不是人在国外，就不能影响国内。华侨是革命之母，这话是孙中山说的。自由欧洲电台不在苏联境内，你能说它对苏联解体没起作用？我说历史无序，不能类比。他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家说你丧失斗志，你不要不当回事。我说八十年代的我，现在已经过气了。他说我很奇怪你会这么说。中国那时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怎么会过气？！你不是过气，是泄气！我说，泄气才能吸气，这是生产性开支，起码比憋气好些。他摇头。停办杂志之后，想要叶落归根。时值胡锦涛主政。他几次上书，请求允许回国，都被悍然拒绝。我说，这也说明，他们依旧害怕你的影响，这是你的光荣。宾雁听了，笑得勉强。一杯在手，几声浩叹。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作者投稿华夏文摘第1812期（cm25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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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的知识分子多数偏左？200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收录了若干著名学者的文章，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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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何害怕讨论明清、王洪文？｜中国研究院（胡平，王军涛。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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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不打台湾的计划；日本会出手相助？北京不放过高市的关键原因｜中国研究院（胡平，王军涛。2025年12月19日）

2周前

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去世。重贴旧文：没有神圣没有禁忌不知敬畏——评强制性计划生育——强制性计划生育是当今中国最有特色的一大暴政。古往今来，东方西方，可曾有哪个国家，动用政权的力量，强迫全国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没有，从来没有，只有当今中国。这当然是暴政。别的且不论，据一位长期从事此项调研的学者说，三十多年来，单单是被强制堕胎造成的死婴及孕妇死亡就在4000万以上。一般的暴政都是一部分人把一种反人性反人道的东西强加给另一部分人，唯有强制性计划生育却是强加给所有的人，连统治者自己也不例外。例如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结婚后正赶上一胎化政策实施，各自都只有一个孩子。赶上计划生育时代的中共官员，除非有私生子或离婚再娶的，大部分有子女的也都只有一个；超生的自然也有，但按比例却并不比下层民众高。讽刺的是，偏偏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少数民族在这件事上却享有某种特权，他们被允许生两个。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不觉得强制性计划生育是暴政的原因了：既然统治者自己也要遵守一胎化，像这种自己加给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叫暴政呢？　　但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既然是对生育权和生命权的侵犯，不是暴政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最有争议的问题莫过于堕胎。正反两方针锋相对，壁垒分明。反对堕胎一方的依据是维护人权，保护胎儿的生命。支持堕胎一方的依据也是维护人权，坚称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应该说也很有道理。所以争论的双方总是相持不下。　　不过认真考察可以发现，其实双方还是有很大共同点的。双方都坚持人命关天，区别在于双方对人的生命的定义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就是对胎儿的评价不同：胎儿算不算人？多大的胎儿算人？有人认为应该从卵子受精算起，不过绝大多数起码都承认，6个月的胎儿无论如何要算人了。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Roev.Wade）中判决妇女拥有自由堕胎权。按照这项判决，直到胎儿成为独立的生命——也就是可以离开母体而存活——之前，女性有权选择是否堕胎。具体规定是妇女在怀孕头3个月里有自由堕胎权；在怀孕中期3个月里，如果保持胎儿有害妇女健康，妇女有堕胎权；在怀孕后期的3个月里，如果保持胎儿危及妇女生命，经过医生鉴定，妇女有权堕胎。据统计，在美国，90%的堕胎是怀孕3个月内，超过6个月的占1%。　　不难看出，在美国人那里，妇女有了孩子想生出来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有了孩子不想生出来才成其为问题。不可以强制堕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可不可以自愿堕胎才成其为问题。　　中国却相反。在中国，妇女有了孩子不想生出来自愿堕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这就是说，在美国人那里成其为问题的在中国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同样的，妇女是不是可以想生就生，这在中国成其为问题，在美国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这一点很可怕：我们的问题竟然是处在别人的道德底线之下。　　如前所说，强制性计划生育是施加于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国民的。这一主张之所以能够公开提出，能够被立法机构通过成为政策乃至国策，并认真贯彻三十余年之久，那是因为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以及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自己大都赞成它接受它。　　他们赞成和接受的理由并不复杂。无非是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增长太快，而偏偏是那些经济水平文化水平都比较差的人口增长最快；所以，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为了保障人口质量，有必要采取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他们自己大部分本来就没有多生多育的欲望，所以他们没有什么被强制的感觉。　　应该说上述考虑并非毫无道理。但问题是，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别的国家顶多制定出一些诱导性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别的国家都不采取强制手段呢？　　道理很简单。别的国家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们几乎想都想不到用政权的力量去强迫执行计划生育。在他们看来，妇女的生育，胎儿婴儿的生命，乃是天下最自然最神圣的东西，用政权去强行管制简直是亵渎，是冒犯，是匪夷所思。　　强制性计划生育是当今中国最有特色的一大暴政，古今中外，独一无二。这不能怪共产主义，因为别的共产国家没这么干过；这也不能怪中国文化，因为过去中国，包括现在的港澳台湾也都没这么干过。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统治，摧毁了我们的道德底线，造就了这样一种可怕的文化：没有神圣，没有禁忌，不知敬畏。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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