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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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前

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提醒以下几点：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只要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美国了。拿台湾作比照。台湾的人均GDP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还可以比照南韩。南韩在二战结束后又爆发了韩战，直到1953年才停火，此后只过了三十几年，到1990年，韩国的人均GDP就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象台湾一样，那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该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最能说明中共改革开放特点的，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是2007年中国通过物权法。我们知道，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关贸总协定签立于1948年，中国（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本来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只是到了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取消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退出了关贸总协定，直到52年后，中国又改掉计划经济恢复市场经济，于是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就是说，中国在兜了50多年的一个大圈子之后，回到1948年，回到“解放前”。再说物权法。1993年提出、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但我们不要忘了，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就已经制定了一部物权法了。只是到了1949年中共发动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废除了物权法，直到5、60年后才又承认了私有产权，重新制定了物权法，转了个大圈子，回到了“解放前”。不错，40年来，中国的脱贫率世界第一。但那是因为此前的30年，中国的造贫率世界第一。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立刻取得经济上的迅猛增长，秘诀就一条，那就是当年官方媒体所说的“松绑”。中国人过去被捆绑住手脚，迈不开步子，一旦松绑，立刻大步前进。于是很多人惊叹：这个人走路的速度怎么增长得这么快呀。真是奇迹！这就是说，如果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在1949年武装夺取了全国政权，那么，中国将不会有残杀几百万地主的血腥土改，不会有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不会有消灭私人企业，不会有反右运动，不会有人民公社，也不会有文革浩劫，也不会等到30年后才加入全球经济，中国早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至少提前三十多年。先谈这几点，接下来还有很多可以谈。。。。。。

4小时前

讲到对邓的评价，有人说应三七开，有人说应七三开，又有人说应五五开或四六开。我对这种评价方式很不以为然。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ugh Cecil）讲得好：“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於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必须指出，所谓三七开一类评价方法，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苏共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为之辩护，提出对斯大林要七三开。後来邓小平也说对毛泽东要七三开。一个医生做了十场手术，成功了七次，失败了三次。你可以称之为七三开。但手术失败是一回事，蓄意杀人是另一回事。七三开之说的要害是混淆错误与罪恶的原则界限，混淆犯错误与犯罪的原则界限。其实，这条界限在毛、邓那里还是很清楚的。在毛、邓那里，七三开一类方法主要是用於评价“自己人”。譬如说，他们对希特勒并不“三七开”，甚至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们也不“三七开”。林彪集团里的黄永胜，当年是解放军的一员猛将，为中共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文革中投靠林彪。林彪坠机身亡後，中共将黄永胜逮捕判刑，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关入监狱。照中共看来，不管你黄永胜在过去为革命作过多少贡献，现在你成了反革命，性质变了，你就必须受到惩罚。充其量，在量刑轻重时，考虑到你过去立过大功，或许可以判得轻一点，但是，你犯了反革命罪，你成了反革命的罪人，这一定性的判决则是不可更改的。由此可见，在毛、邓那里，犯错误和犯罪这两码事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他们对何谓错误、何谓罪恶的定义与我们大不相同。回到评价邓小平的问题上来，关键在於，六四屠杀是犯罪行为，抑或仅仅是“犯错误”？有些人也承认六四屠杀是犯罪，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者是罪犯、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了许多好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这是道德储蓄银行的逻辑。这是治好了一百个人就可以抵消害死十个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人类行为的道德底线被抹杀了，区分无罪者与罪人的基本界限被抹杀了。至於说到我的观点，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我无非是坚持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

19小时前

（接上）10.评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既然邓小平的赞颂者都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视为邓氏的莫大功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再说上几句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若和俄国以及若干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甚至还显得很突出。这似乎印证了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论断：专制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能够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譬如在前苏联，由於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和公开性，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应运而生，不同政见争执不休；反对既然成为合法，政府的权威难免不大打折扣。有关经济改革的方案、政策，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反过来，一个专制的政府，如果它幸运地具有从事经济改革的决心和眼光，因为它“更有能力抵制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的反对”（亨丁顿语），所以更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将改革推向前进。然而，事情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简单。不错，专制政府确实“更有能力抵制公众的压力”，可是，凭什么说它更有能力抵制“既得利益的反对”呢？毕竟，政府不是悬空之物。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的支持者——那首先就是权势集团自身。换言之，一个专制的政府可以置其他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於不顾，但它必须最大限度地照顾权势集团自身的利益。所以，专制政府推行改革，往往会采取最有利於权势集团的方式进行。这就意味着，当专制政府要进行化公产为私产的经济改革时，它与其说是建立私人资本，不如说首先是建立官僚资本。所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不可避免地会是让官僚们“先富起来”。有人说，为了让改革顺利进行，就让官们先富起来又何妨？撇开这种做法在道义上的问题不谈，仅从经济着眼，这里也有几种不同的改革方式。当年农村搞分田单干，不少干部分田多，分好田，占了便宜。好在分田以後，产权分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更重要的是，分田之後，原有的人民公社解体，社队干部变成了和别人一样的个体农民，不再是官。这等於是赎买，其结果是权钱分离，故而问题还算不大。可是，城市的经济改革基本上采取了另外的方式。那便导致了官商的泛滥成灾。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官商的泛滥乃是一个最引人注目也最招人诟病的现象。何谓官商？官商并不是泛指官员兼做生意。官商是特指官员利用官的权力去增加自己从商的利益。一个市长兼经营地产，这不一定就叫官商。如果他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国家的土地用低价买进，再抛向市场以高价卖出，这就叫官商（或官倒）了。不难看出，官商的存在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产权不明确，其二是官员有特权。在中国，两个条件齐备，无怪乎官商丛生。 11.官商与官僚资本一直有人为官商和官僚资本积极辩护，曰“官商是改革旧体制的先锋”，“官僚资本是带动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其理由无非是：一、因为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二、官员们利用职权化公为私，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好象成了资本家，这样，他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先前的既无公正、又无竞争的旧体制相比，如今至少引入了竞争机制，虽然它在起点上和规则上都很不公正，但是，不公正的竞争总比既不公正又不竞争要略胜一筹。三、由於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於整个经济的发展。四、只要整个经济能以较高的速度发展，那么，社会上大多数人均可受益，包括许多下层民众，其绝对生活水平实际上也会有所提升；如此等等。我不否认官商和官僚资本可能有某种积极作用，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他们更具有消极性和破坏性。首先，官商们既然是靠特权致富，靠贪污腐败致富，因此，他们很可能更重视眼前的享受消费，奢糜挥霍，不重视生产，更不重视长期建设。其次，官商们发财，凭的是权力而不是本事，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老板、成了资本家，但未必有相应的才干，未必善於实际经营，所以未必有利於经济的发展。再有，不义之财令人心虚，这就导致了资产的大量外流。许多大型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和“太子党”的成员们发现，要把国有资产大张旗鼓地，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一是不方便，二是不安全，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把国有资产流出国外，其数额、其速度都已达到惊人的地步。因为官商横行，权力可以带来额外的私利，於是很多人就会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去谋求官位。这些精力物力既然不是用在生产上，显然是极大的浪费。与此同时，它还导致了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而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本身就对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许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虽然自己不去谋求官位，但为了在瓜分国有资产上插上一脚，因而要花很大的气力去和官府拉关系，从请客送礼到聘请官员的子女和退休官员在企业内担任要职，这类精力物力的耗费无疑也是消极的，不具建设性的。正常的市场经济应该有法制，可是，官商们本来就是利用法制不健全才发的财，所以他们很可能要阻挠法制的建立；又由於他们手握大权，官官相护，法律对他们没有多少约束力。更糟糕的是，上述种种消极作用，很难随着改革的持续进行而自行缓解，相反，它们倒很容易象癌症一样不断扩散，越益恶化。如前所说，官商是半吊子改革的产物。唯有在公产制业已瓦解，私产制又未确立，产权既不明确，特权又未消除的状态下，官商才会出现。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这批人就宁肯使改革永远停留在半吊子的水平上。他们固然不愿意退回到旧体制，因为在旧体制下只有官没有商，但他们也不愿意建成新体制，因为在新体制下官是官，商是商。现在，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宣称不走回头路，一方面又宣称决不搞私有制。有人以为後一句话只是掩耳盗铃，虚晃一枪，我看未必。再有，邓小平一方面鼓吹加速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一方面又坚称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少人也以为後者无非是门面话，其目的仅在於应付保守派，我看也不尽然。道理很简单，既然眼下这种把“资本主义”混合在“社会主义”之中的半吊子状态最对特权集团的胃口，实在算得上官商的天堂，那么，他们又何苦不继续坚持下去，而非要搞什么真正的私产制不可呢？ 12.改革的代价应该由谁来付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它使得平民的产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它导致了平民的经济利益受到剥夺。近年来急速增长的失业工人大军便是这种改革的典型受害者。有人说，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因此失业乃不可避免的现象，故而不值得同情。他们还进一步论证道，失业者要求得到政府的照顾，实际上是想回到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所以是保守的、反动的。也有人认为政府应该给失业者必要的经济补助，尽快地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其他保险制度，可是在现有的形势下，这点微少的补助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本遏止不住越来越多的失业工人陷入相对贫困以至绝对贫困的危险趋势。不过，这些人又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必然的阵痛，因而劝说失业者务必要顾全大局，共体时艰。依我之见，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必须看到，现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既不同於原先的公产制指令经济，也不同於真正的私产制市场经济。在真正的私产制下，人们或许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但是享有充分的自由。在原先的公产制下，人们被剥夺了自由，但起码在理论上享有保障。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在理论上”，因为在现实中，很多人连保障也没有，例如我自己就当过好几年的“待业青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农村，是由那些最贫苦的农民发起，因为人民公社这个大锅饭让他们无饭可吃；在城市，则是由待业者和无业者发起，因为铁饭碗没有他们的份。所以旧体制罪莫大焉，不改不行。不过我们总要承认，旧体制确实曾经使得许多人享有过保障。自经济改革後，铁饭碗、大锅饭被打破，保障没有了，或者是降到很低很低，这就给许多人带来困难。当然，你会说，经济改革使人们获得了自由，因此我们应该为之欢呼而不应该对之抱怨。自由（这里只是指经济自由）与保障之间的关系有如熊掌和鱼，两者都是好东西，但无法同等实现。自由多了，保障就会少；保障多了，自由就会少。毫无疑问，我们是主张自由优先的，所以我们坚决支持经济改革。然而，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了保障。这难道是公正的吗？你可以争辩说，这是改革的必然代价。我承认改革要付代价。问题是这笔代价应该由谁来付。公产制、指令经济这一套既然是中共当局一手推行的，那么，由改革引出的代价就应该由政府来付。邓小平经济改革的特点是，它把共产党几十年来强力推行共产制的灾难性後果，全部转嫁到对此後果毫无责任的民众身上。不错，天下不应该有不能破产的企业，不应该有不能解雇的工人，但首先，天下不应该有不能反对的政府，不应该有不能下台的执政党！如果我们对犯下滔天大错还拒不负责，不准批评更不准改选的政府不置一词，却反过来指责无辜受害的民众“不识大体”，“不肯承受必要的改革代价”，岂不是怕硬欺软、颠倒是非？需要指出的是，公产制固然效率低下，但由於大家的努力，几十年下来毕竟也累积了不少财富。官商们借改革之机而一夜暴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权力；可是权力本身并没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说到底，官商们无非是把大家创造的财富强归己有罢了。如果说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是把政府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过去中国实行低工资制，这等於是工人预付了高额的保险金。现在，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经济窘迫，缺少基本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那些官员们吞掉了他们的这笔保险金。顺便驳斥一种论调。某些私营企业者，通过和官员建立特殊关系，从而在瓜分国有资产时也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美其名曰“挖共产党墙脚”。他们忘记了共产党并不是基金会，共产党自己并不创造财富，挂在国有资产账下的财富何尝不是人民的血汗。“共产党墙脚”自然是该挖的，但决不是这么个挖法。你可以说，横竖是大家的财产，与其让当官的独吞，不如我们也来捞一把。这就要求你必须积极推动民主的实现，以便於产权公正而明确的界定，大家的财产大家分。否则，你无非是参与官商们对民脂民膏的巧取豪夺而已。 13.产权与公正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许多前共产国家在经济改革中要制止中国式的“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或曰“官员的私有化”），而大力推行“全民分股，一人一份”式的大众（证券）私有化。“右派”上台要这么做（如捷克），“左派”上台也要这么做（如保加利亚的“前共产党”）。尽管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未必能取得什么惊人的经济效益，但是，因为它有利於实现公正明确的产权界定，因而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象捷克，推行大众私有化相当彻底，甚至在短期内便大见成效，其经济发展迅速，人称“中欧之虎”。联系到中国改革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各种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反思。也许，有人会抗议道：“全民分股，一人一份，大家财产大家分，这不是又搞平均主义了吗？”不对。我们这里讲的是公正而非平均。想当年，共产党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打倒（兼以肉体迫害）地主资本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动员（并兼以强迫）农民及其他民众交出自己的土地或其他资产，实现了空前彻底的国有化或曰公产制。尔後，假定人们决意改革，变公产为私产，那么，产权的首次分配将如何进行呢？从原则上讲，无非以下五种办法：（1）。物归原主（譬如以共产前为准），退赔。（2）。全民分股，一人一份。（3）。招标拍卖。（4）。共产党独吞。（5）。混战一场，谁抢着算谁的。在这四种办法中，（5）是强盗逻辑，（4）等於是改头换面的强盗逻辑，只有（1）、（2）、（3）才合情合理。乍一看去，“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确有平均主义之嫌，但问题是，既然公产制下的资产在理论上属於全体人民，谁也不比谁更占优势（官员们或许享有较多的管理权，但从没说过他们享有较大的所有权），那么，要解散公产制，大家平分就不失为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之一。在这里，我们不是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所以去平分公产；我们是根据公正的原则发现，将原先的公产分给其名下成员的最公正的办法之一是平分。对於原先并不属於人人有份的公产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赞成将之平分，所以我们不是平均主义。讲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产权首次分配问题，应该说共产党也并没有公然采取自己独占或谁抢到算谁的这两种原则。大凡出台的产权界定方案，理论上还是较多地采取了物归原主（例如私房归还原主）、大家平分（例如农民分田）和招标拍卖（例如承包制）的原则。但是，由於共产党坚称不搞私有制，因此，全面的、明确的私有化方案无从提出，更无从贯彻。这就使得若干国有资产继续处於无主的混沌状态。与此同时，共产党又要搞市场经济。於是，不少官员便利用特权，对那些“妾身不明” 的国有资产上下其手，变相地据为己有。一方面，当局从未承认官商为合法为正当；另一方面，它又为官商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为什么当局一直高喊反官商反腐败，而实际上官商和腐败却总是反不掉，反倒越来越昌盛的原因。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官商与腐败问题的消极作用。他们主张冲破意识形态的禁忌，正大光明地搞私产制。这样一来，先前模糊不清的那部份产权势必将予以明确的界定，官商寄生的社会条件被清除，官商自身也就衰败了。至於说产权界定所凭借的原则会是什么，我可以相信，公正原则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任何公开端出台面的产权界定原则都不大可能是强盗逻辑，它不能不在形式上较多地体现社会公正。只是由於没有权力的制衡，它们在付诸实施时势必会扭曲变形，向权势者严重倾斜。 14.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然而，正象我在第11节指出的那样，因为眼下这种既非公产、又非私产的半吊子状态最对官商们的胃口，他们就宁肯使改革永远停留在这种半吊子的水平上。冲破私产制禁忌是大好事，可是，靠什么力量去冲破呢？这就要靠民主化之力了。前苏东各国，有些在经济改革上比中国起步更晚，一旦实现民主转型，很快就迈入正大光明的私产制建设。可见，若依民意的主流，那是指向私产制的。某些人总把老百姓视为经济改革的阻力，这恐怕是弄反了。譬如许多目前改革的受损者，你若只让他们在目前这种半吊子状态和先前的公产制二者之间作选择，他们或许会被後者迷惑；但若是加上货真价实的私产制这个选择，我以为他们更可能选择私产制，起码是更容易被说服去选择私产制。我提到一些前共产国家采取的“大家分股，一人一份”的私有化模式。我并不是说这种模式就一定是最佳的模式，我也不是说中国可以无条件地照搬这种模式。重要的问题是公正。某些人否认公正的意义（或者是把公正和平均主义混为一谈），声称在现阶段不应当强调公正。这无异於赞同强盗逻辑，赞同权势集团肆意掠夺。另外有些人则附和当局，以稳定为由反对政治开放，这实际上是掩护权势者在经济改革的名义下巧取豪夺。在这里，六四又是一个关节点。六四之前，民气高涨，官商腐败既在初期且多有忌惮。如果在当时便着手宪政改革，此类现象尚不难处理。六四之後，民意受到严厉打压，官商腐败遂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又有苏东巨变的警示，权势者对未来没有信心，於是更加紧眼下化公为私的步伐。这就促成了官商腐败的恶性发展。与此同时，部份受剥夺民众的处境急剧恶化，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已然出现。仅以北京为例，就发生过数起失业工人自焚事件和暴力反抗事件。这在一方面进一步突显出深化经改和开展政改的迫切性，一方面又增加了它的困难度。众所周知，菲律宾和南朝鲜在民主转型後，马科斯、全斗焕等先前靠权势聚敛的不义之财受到清算，这难道不让今日中国的马科斯、全斗焕们对民主改革加倍恐惧加倍抗拒？说来也是，倘若政改不是过份地滞後於经改，腐败不至於发展到如此恶劣的程度，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予以包容，把它视为赎买，视为换取政治开放的不算昂贵的代价。可是，腐败一旦太过份，而且这种过份的腐败恰恰又是在残暴高压的保护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血腥镇压民众的人同时又攫取了惊人的由民众创造的共同财富，这又如何能让民众包容呢？不难想见，如果中国实行政治开放，这种人多半是要被追究的，而如何把握这种追究的方式和分寸也会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当然，我也可以设想，中共当局继续采取只经改不政改的邓式路线，横竖老百姓造不成反，所以目前这种状态还大可持续一段时间。我甚至还可以设想，在经历一两个世代之後，不法之财由於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以至某种法治秩序竟也可勉强建立。且不说此等设想还何其遥远，何其不确定，生於当代的我们，面对眼前发生的巨大不公及其恶果，难道就该放弃批判？邓小平的只经改不政改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利弊交错，越到後期越是突显弊端，因此，我们不能不越来越增加批判的比重。 15.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负面意义在评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人们常常要想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深感识别真伪即判定人的主观动机的困难，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未必那么重要。因为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不一定总是和他的主观动机相一致。尤其是那些大的行为，就算当事者的动机路人皆知，假如他刚做了一半就死掉了，其行为的客观效果就更可能和他的动机不一致。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为此他必须振兴德国的经济。假如希特勒在振兴了德国的经济之後，还没来得及发动战争就死掉了，而他的继任者们又放弃了他的战争计划并把德国转变成了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那么，尽管我们明知希特勒振兴经济的目的是邪恶的，但我们也要承认他使德国的经济得以复兴，在客观上总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反过来，希特勒敢於发动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正在於他有造孽的本钱，那就是他振兴德国经济，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个人威望。这时再回过头去看，我们还能对他一度振兴了德国经济一事表示称赞么？如众所知，邓小平晚年无非做了两件事，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六四屠杀。通常认为这两件事一是正面，一是负面，因此一般人在对邓盖棺论定时便感到很困难，很矛盾。当然，这两件事在邓小平那里从来就是统一的，邓小平的既定方针从来就是只改计划经济不改一党专政。我们甚至可以说，邓小平之所以推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其目的正在於维护政治上的一党专政。但无可否认的是，直到六四之前，邓氏的半吊子改革，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客观上还起到了某种为民主运动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暴露的时候。由於改革，人们对旧制度的朦胧不满迅速地上升为明确的共同认识，这就使得人们对整个旧制度的正当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由於改革，人们的欲望和自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而对更具根本性的改革产生了强烈的要求。尽管说在这段期间，邓小平并没有放弃对民主运动的打压，但由於种种原因，这种打压并不十分严厉，它未能遏止住民运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势头。据邓小平後来说，他早就对八九民运的爆发有预感，大气候加小气候，肯定要出事，幸亏有老同志在，否则後果堪忧。我们很有理由设想，假如邓小平死在六四之前，六四事件便很可能不至发生，中国的民主化便很可能早於其他许多共产国家（或者是与之同时）取得突破性的胜利。倘如此，那么我们就该说，邓小平的改革，就象历史上许多专制政权的自我改革一样，到头来反而是加速了专制的终结，虽然其主观动机原本是为了延缓它的寿命。六四事件使经济改革的意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做大坏事常常需要有大本钱。邓小平能下令开枪杀人，别人未必有这个能耐，因为邓拥有别人比不上的权威，而邓的这种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他推动经改的功劳。古今中外的大暴君差不多都是既做过大好事又做过大坏事，所以一般人在评价时才觉得很困难。殊不知大暴君之所以能做下大坏事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大好事，所以才积累起了足够的资源和威望去做出别人做不到的大坏事。第二，六四开枪这件事严重地损耗了邓小平的政治威望，与此同时，苏东发生巨变，人们对专制的不满情绪相当强烈，只是迫於高压，一时难有公开的反抗。就在这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推动起又一波经改热潮，中国的经济出现巨大的发展。相比之下，民主化後的俄国和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却遭遇困难，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内战。於是，不少人的思想开始转向了。他们开始说服自己六四杀人这件事或许真是不得已，否则中国不会有後来的稳定和繁荣。这样，或多或少，或假或真，在一些人那里，经济改革的成就公然变成了开枪杀人和维护专制的理由。正是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共官方的立场才日趋强硬，它公开宣称，如果不是在六四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安定繁荣；如果今後发生类似事件，一定还要采取同样的“断然措施”。和那些好心的人们的设想相反，起码是到目前为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共的一党专政非但没有软化，而是变得更强横、更顽固。经济发展本身是好事，但如今它却被中共用作支撑专制的最大借口。这是我们在评价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义时决不能予以忽略的一个方面。 16.再论道德底线我们不得不再回到道德底线的问题上来。按照某些人的观点，六四屠杀诚属不幸，但也是必须，非如此不能实现社会稳定，无稳定则无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持此观点者承认六四受害者是无辜的，但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来换取前进。现阶段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什么言论自由，更不必说民主参与，在眼下都是不重要的，是可以牺牲的，必须牺牲的，因而也就是应该牺牲的。如果有谁不识时务地坚持这些东西，他就是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自外於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所以他的牺牲甚至不值得同情。不难看出，上述观点无非是重复那套臭名昭著的老调：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观点主张统治者有权将少数人当作牺牲品。它认为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它不把人当作人。这种观点本不值一驳，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打算再说上两句。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我们每个人有时都免不了为了自己的整体利益而牺牲局部，例如拔掉痛牙，例如动手术割除半个胃，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牺牲掉少数人呢？问题在於，痛牙、半个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生命。牺牲它们是为了保存人的生命。社会不是这样。社会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整体。社会并不是放大的人。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各自独立的，而生命於每个人只有唯一的一次，因此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即便有了复制人也是如此，因为一个人的复制品依然不是他本人。“另一个”永远不是“这一个”。所以，任何人——无论数量多寡——都无权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某一目的的手段。我完全承认，有时，以少数人作牺牲可以有效地促进多数人的利益。我敢断言，如果把少数癌症患者和一些健康人抓来作活体解剖，以便找出根治癌症之道，其效果一定比把白老鼠做实验灵验得多。这无疑是造福多数之事。莫非你认为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吗？我讲到道德底线。需要强调的是，在道德底线的问题上，进一步的论证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因为它直指人心，它直接引起人性的永恒的共鸣。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句话为什么被奉为人类道德的黄金律，就因为它引起了整个人类不约而同的深刻共鸣。假如你硬要说“我不乐意被人杀，但我就是以杀人为乐”，我们无法和你再作争辩。我们只能说你丧尽天良。 17.再论自由与秩序还有一种更精巧的辩护之词。辩护者们说，道德底线确实无可置疑，但人类的处境是如此复杂，有时，我们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小恶与大恶之间作选择。六四杀人固然是恶，但那是为了避免天下大乱这个更大的恶，因此情有可原。抽象地讲，上述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用来替六四辩护则大谬不然。我们知道，八九民运只是争取最基本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并始终采取和平的方式。如果连这样一种抗争也应该血腥镇压，那么，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还有哪一场抗争不应该镇压呢？有人说，再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这等於说再坏的政府也不应该反对。好政府倒是可以反对的，因为好政府同意把和平反对纳入体制之内，纳入正当的秩序之中，因此反对好政府没有社会脱序的危险，越是坏政府才越是反对不得。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不错，确有个别共产国家在结束一党专政後，社会陷入动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那里发生动乱的根由正是先前的专制势力。这一点在前南斯拉夫表现得很明显。再说，社会在步入民主时遭遇困难，这决不证明先前的反专制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迄今为止，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走回头路，更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六四。你或许会说，八九民运虽然不是动乱，但任其发展下去中国非乱不可。我且不说你这个“非乱不可”的假设缺乏根据，退一步讲，就算“任其发展下去”会导致动乱，那么，到那时再制止便是，也只能到那时才制止，并且，也只能制止到那个程度。好比赛球，你不能说某人可能要犯规就预先罚他下场，你只能在他实际犯规之後才去罚他，而且只能根据事先宣布的明确规定，犯到什么程度罚到什么程度。既然民运并未变成暴乱，所谓“平暴”就毫无道理。六四镇压说是执行戒严令，为什么对宣布戒严令之外的地区也大肆镇压？为什么对那些并没有直接违反戒严令的异议人士也大肆镇压？为什么对那些与戒严令无关的和平表达异议的行为也大肆镇压？清场的本意无非是强行将人们逐出有关的现场，谁规定过宣布过可以开枪枪杀人？难道不正是当局自己事前还几次三番地宣布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学生对付老百姓的吗？象这样的卑劣残忍，举不胜举。凡此种种，都表明六四事件和其他那些稍有人性的政府平息街头群众运动的事件决然不同。这里，我尤其要强调言论自由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有言论自由，人民可以公开地表达不同政见对政府实行舆论的监督，有人要采取更强烈的抗争方式，造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并实行法律边缘策略，对社会秩序构成一定威胁，政府感觉紧张，做出过度反应，甚至发生某种流血冲突，但不论事前事後，言论自由均未遭受侵害，那么，政府的行为尚可望得到最起码的辩护。反观中国的六四，事件之前就没有言论自由，事件之後更没有言论自由，因此，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看做是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其动机、其效果都只是维护那个赤裸裸的野蛮专制。倘若这样的行为可以辩解，天下还有什么暴政不能原谅？假如你硬要说，为了社会稳定，必须牺牲言论自由。这就使人想起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一书作者）讲过的一句挖苦话：“要结束战争，最快当的办法是投降。”谁说不是呢。（未完待续）

19小时前

今天是邓小平去世29周年。重贴29年前旧文：用良心裁判权力，还是用权力裁判良心？——评邓 1. 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邓小平死了。从这些天海内外的各种评论来看，对邓的评价虽说是有褒有贬，但大体上还是褒多於贬。这不足为奇。记得毛泽东去世时，海内外的评价也是如此，而且褒扬者更舍得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斯大林去世时也是如此。这是权力的逻辑即成王败寇的逻辑。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後呢？讲到对邓的评价，有人说应三七开，有人说应七三开，又有人说应五五开或四六开。我对这种评价方式很不以为然。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ugh Cecil）讲得好：“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於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必须指出，所谓三七开一类评价方法，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苏共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为之辩护，提出对斯大林要七三开。後来邓小平也说对毛泽东要七三开。一个医生做了十场手术，成功了七次，失败了三次。你可以称之为七三开。但手术失败是一回事，蓄意杀人是另一回事。七三开之说的要害是混淆错误与罪恶的原则界限，混淆犯错误与犯罪的原则界限。其实，这条界限在毛、邓那里还是很清楚的。在毛、邓那里，七三开一类方法主要是用於评价“自己人”。譬如说，他们对希特勒并不“三七开”，甚至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们也不“三七开”。林彪集团里的黄永胜，当年是解放军的一员猛将，为中共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文革中投靠林彪。林彪坠机身亡後，中共将黄永胜逮捕判刑，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关入监狱。照中共看来，不管你黄永胜在过去为革命作过多少贡献，现在你成了反革命，性质变了，你就必须受到惩罚。充其量，在量刑轻重时，考虑到你过去立过大功，或许可以判得轻一点，但是，你犯了反革命罪，你成了反革命的罪人，这一定性的判决则是不可更改的。由此可见，在毛、邓那里，犯错误和犯罪这两码事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他们对何谓错误、何谓罪恶的定义与我们大不相同。回到评价邓小平的问题上来，关键在於，六四屠杀是犯罪行为，抑或仅仅是“犯错误”？有些人也承认六四屠杀是犯罪，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者是罪犯、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了许多好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这是道德储蓄银行的逻辑。这是治好了一百个人就可以抵消害死十个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人类行为的道德底线被抹杀了，区分无罪者与罪人的基本界限被抹杀了。至於说到我的观点，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我无非是坚持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批判不能改变过去，但它有可能影响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对“六四”元凶坚持严厉批判立场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後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後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於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後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2. 强权与舆论上述道理，一点也不深奥，本来用不着我一再论证说明。想当初，六四枪响，举世惊骇，海内外同声谴责，绝大多数人都认定邓小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从此成了千古罪人。可见，要对这样一桩显明的罪恶作出基本的道德判断根本无须呼任何高深的知识或复杂的推理。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为什么过了七年多——这离“千古”还很远很远——以後，邓小平本人并不曾有过任何悔过的表示，而许多在当年义愤填膺痛加声讨的人却反倒改变观点了呢？对於舆论的这种变化，我想邓小平大概事先多少就料到的，所以他当年才敢不顾舆论的巨大压力，悍然下令开枪。我在八九年八月写的<法拉奇再访邓小平——虚构的对话>一文中，让邓小平讲出这样的话：“历史上，搞小屠杀的人都失败了，搞大屠杀的人有些反而获得了成功”。“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杀了二十万共产党，当时世界舆论都骂他是屠夫，可後来怎么样？他站住了，站稳了，印尼没有再乱，经济也上去了，人们照旧要尊重他。这就是现实的政治”。暴君总是蔑视舆论的；但是，如果我们知识分子、我们民众自己就不尊重自己的道德感，不尊重自己的良知，朝三暮四，反复无常，那岂不活该被暴君蔑视？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对舆论的这种变化痛心疾首乃至愤世嫉俗。我的态度要乐观一些。因为我相信眼下看上去流行的那派意见其实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舆论。如前所说，斯大林、毛泽东去世时也曾赢得一片赞扬。这无非是成王败寇的逻辑。伏尔泰说：“聪明的暴君都能寿终正寝。”我可以补充一句：寿终正寝的暴君往往还能得到一时的舆论的赞扬。因为权力压下了抗议的声音。这次邓小平去世，中共当局如临大敌，表现的十分紧张。天安门广场一类敏感地带密布军警便衣，对民间自发悼念活动严加限制，甚至连官方自己举办的悼念活动也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以防不测。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听不到响亮的抗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样严厉的控制下，仍然有些勇敢的人们努力发出另一类信号。例如有人鸣鞭炮，有人扔小瓶子，还有人秘密贴出标语“大快人心”。北京有学生公开打出一幅横标“小平走好”。这话顺着读，意思是“小平好好地走”；换种读法就成了“小平走了，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而这一天决不会太远，中国人民将摆脱恐惧，发出其内心真正的声音。我相信，对“六四”的严正谴责必将重占上风，历史罪人终究还是会被确认为历史罪人。退一万步讲，就算民心如水，本无定向，朝东暮西，反复无常。那么，今天它能变过来，难道明天它不能又变过去吗？我敢说，至少邓小平本人是不怀疑这一点的，否则，他为什么要在临终前嘱咐将遗体火化，连骨灰也不保存，洒入大海呢？你真以为他有那么浪漫吗？ 3.驳“不得已” 有一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曰“不得已”。根据海外流传的一份所谓“邓小平遗嘱”，其中写到：“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情我感到难过，那就是八九年的事。那个时候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执政几十年，没见过，眼看我们共产党人用无数鲜血和生命牺牲所换来的政权就要被颠覆，就要垮台，很危急，所以开了枪，结果死了很多人，有的是解放军，有的是年轻的学生娃娃。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後来也想过，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但当时的决定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 “不得已”一说实在不值一驳。道理很简单。要知道，人世间各种大的过错或罪恶，十之七八都是为了掩饰或拒绝改正先前的一件过错，一件较小的过错而“不得已”犯下的。例如强盗，强盗本来只想掠走财物，强盗本来并不打算杀人。强盗只是因为害怕失主上来争夺才“不得已”杀死失主，害怕目击者前去告发才“不得已”杀死目击者，害怕警察把自己抓进监狱才“不得已”杀死警察。因此，要看一件所谓“不得已”之事是否情有可原，关键是看在这场冲突中你是有理还是无理。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压制不同政见，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邓小平顽固坚持专制立场，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而不惜开枪杀人，这只能是错上加错或曰罪上加罪。不错，在民主运动中，我们既要敢於进攻，也要善於妥协。如果我们只知进攻而不知妥协，对方在情急之中便可能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一旦对方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那固然加深了对方的罪孽，但同时却也使得己方蒙受过於重大的损失，其效果反而不好。基於这层考虑，我们确实可以说，在八九民运中，示威者未能“见好就收”是一大失策。不过这决不等於说邓小平在情急之中下令开枪就是“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因而便不再是犯罪。我要强调的是，所谓“没有选择”的情境其实都是有选择余地的，只不过可供选择的余地更小、更难而已。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就是指在某些极端的情境中，当事人要比在其他情境下更容易做出不可挽回的错事。当我们说某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时，那语气常常带着遗憾的感慨，因为我们充分理解当事人的困难处境；可是，千古恨就是千古恨。你或许可以为邓小平在六四下令开枪一事表示某种遗憾，但遗憾的前提必须是肯定那终究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行。 4.邓传下卷为何难产记得两年前，邓小平女儿毛毛来美，为她写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英文版）一书促销；提及六四，毛毛称之为悲剧，也说那是“不得已”。不过毛毛没有讲明她所谓的“不得已”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共产党搞专政，搞镇压，从来都把自己说成是被动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照这套逻辑，共产党专政既是天经地义，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共产党“不得已”只好镇压。假如毛毛说的“不得已”就是这个意思，那自然不必多说。但平心而论，我看毛毛还不是这个意思。说来也是，毛毛写的邓小平传的上卷已经出版好几年了，但其下卷却拖到今天尚未面世。原因何在？当然，下卷很不好写，尤其是六四这段故事不好交代。无非是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说，从八九民运爆发之初，邓就打定主意要坚决镇压，可是赵紫阳却拼命反对，致使镇压之令迟迟不能落实，民运得以坐大，最後“不得已”而动用机枪坦克。不过依我之见，这种写法未免有悖情理。不错，在八九民运中期，当局的态度一度较为温和，但那不可能只是赵紫阳一派之力，除非赵派同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或默许。据当年的<南华早报>和<明报>透露，四二七大游行之後，赵紫阳赶到北戴河见邓小平，提议对学生采取软办法。邓对赵说：“你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面，……如果局势稳住了，你可以执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话，不必管我曾说过的话。”这里，“我曾说过的话”应是指四二六社论，该社论是邓授意写的，其中把学运称为动乱。赵紫阳在五四讲话中，态度温和，只字不提“动乱”二字。赵在五一七代表政治局五常委的书面讲话中，更明确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说，赵在这段期间采取的态度，是得到邓的同意或至少是默许的。因此，所谓“不得已”的另一种写法是，在八九民运期间，邓一度同意作出某种让步，以求得息事宁人。但是，让步的结果没能换得息事宁人，反而成了惹火烧身，最後“不得已”重新采取强硬措施；由於民运已经借机演成燎原之势，要扑灭就不得不动用极端手段，所以是“不得已”。我估计，在未来的邓传下卷中，讲到六四这段事，毛毛大概会采用第二种写法。另外，毛毛大概也会写出邓家子女在八九期间的所作所为。例如在学运兴起之初，邓家子女如何找学生带话，劝学生适可而止，“给老爷子留个面子”；例如在戒严令下达之初，他们又是如何劝告父亲千万别对学生开枪。当然，到最後，邓家子女大概都站到了父亲一边，赞成采用强硬手段平息“暴乱”，不过那是在他们进行多方努力而皆告失败之後的“不得已”。只有这样写，毛毛才可能为他的父亲作某种辩解，也才可能为自己作某种洗刷。倘若事情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邓传下卷为何难产的原因了。如果人们从毛毛写的书中了解到，原来邓小平也曾经有意作出让步，原来邓家子女也曾经不赞成对学生开枪，那对於修补邓和邓的家人的形象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就有可能激起人们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以及对六四造成的後果如何加以补救的问题。就算当初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那么，事後呢？现在呢？难道你们不该努力做些什么去弥补弥补吗？当然，我们都知道，事情一旦破裂，要重新回到原点便相当困难。但是，难道就该将错就错，一错到底吗？六四过去七年多了。邓氏本人，邓的家人，中共当局，有足够的时间为疗治六四的伤痛做点什么。有些事其实很好做。譬如给六四受难者亲属一些经济赔偿，要说自己不便出面，政府不便出面，以别人的名义总是可以的吧？譬如以某大款的名义，以海外某华人或某洋人的名义，以这个或那个慈善机构的名义。三国演义里的大奸雄曹操，掌握权势後常常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得已”借别人的人头一用，但曹操至少还知道事後厚待其家属，此所以奸雄之为奸雄。邓氏呢？六四屠杀之残酷，自不必说。六四之後的狂抓滥捕，连基辛格看了都觉得过分。讲到六四受难者亲属，他们不仅蒙受失亲之痛，其後还要蒙受来自当局的巨大政治压力，别说得到什么补偿，就连海外人士提供的一点人道帮助也要受到当局的刁难，到头来许多亲属连这点钱都不敢去领。难道这也都是“不得已”吗？ 5.关於“邓小平遗嘱” 毛毛在访美期间讲出“不得已”三字，虽是欲说还休，但仍然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这次海外流传的邓小平遗嘱，中共当局出面辟谣，说是海外异议人士“恶意捏造”。依我之见，捏造或许真是捏造，但绝非出自恶意。恰恰相反，这种捏造纯出善意，不仅与国人为善，而且也是与邓氏为善。假如邓小平果真对六四一事怀有歉意，那难道不会使国人对邓氏多一份谅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是邓小平在弥留之际都生不起这么一点悲悯之情，夫复何言？夫复何言！我希望邓小平遗嘱是真的，遗憾的是，它看来不是真的。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言，假若邓氏果有歉意，他为什么不在生前做些补救之事？再说，以邓小平的权势及其精明，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向国人致歉，难道他还能让别人一手遮天封住自己的口不成？秦始皇没料到自己死那么快，所以他的遗诏才给赵高、李斯做了手脚。邓小平身陷病榻久矣，焉能不为後事早作筹谋？固然，所谓邓小平遗嘱读来似乎合情合理，但问题是暴君自有暴君的逻辑。那逻辑就是，一件事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到底，绝不改口。越是错误，越是不能改口。暴君耽心的是，一旦改了口，哪怕只是含糊其词的说了声“不得已”，别人就会认为你虚了，你弱了，别人就会趁机发难，大举进攻。口子一开，江河横溢，以後的事态就很难控制得住了。至於说暴君的过错造成的严重後果以及无辜受害者的悲惨遭遇，那对暴君而言永远是次要的、从属性的问题。不难想象，对邓和邓的家人而言，六四总是块心病，私下不免会谈论，也可能感到歉疚。但是，如果他们不把这种歉疚外化为具体的言辞或行动，如果受害者一方丝毫感受不到他们的歉疚，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6.关於“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中共当局将邓小平誉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此话出自中共当然不足为奇，他们的惯例就是把一切功劳和荣誉都归於党，归於最高领袖。有趣的是，这种美誉竟然也被其他许多人所认可或接受。这就值得我们探讨一番了。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始於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则始於农民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搞分田单干。一个决非秘密的事实是，农民的这一举动并非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也不是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设计。相反，农民们是自觉地违抗党的方针，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动自发地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凡对中国改革进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群众走在领导的前头”。天下哪有张三自己修起了房子，却把後来的李四称为房子设计师的道理？其实，即便在中共领导人中间，我们也不应片面夸大邓小平的作用。譬如说，赵紫阳对经济改革所作出的贡献就绝不亚於邓小平。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积极靠拢中共领导，为改革出谋划策。赵紫阳身边就有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幕僚群。但邓小平周围却并没有这样的幕僚群。这不单单是因为邓的地位太高，旁人无从靠近，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实际上并不管改革的方案设计问题。由此观之，称邓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名不副实。回顾中国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支持农民分田单干，还是展开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都不是第一推动者。邓小平唯一的“创造”就是提出“四个坚持”——这其实是毛泽东“六条标准”的翻版。在邓那里没有什么改革的计划或蓝图，邓只是意识到过去的体制有问题，不改不行，但对如何改却心中无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说，不论怎么改也不能改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也就是说，只要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白猫也好，黑猫也好，姓社也好，姓资也好，不论怎么改都行，都不妨试试，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可见，邓并不是什么改革的设计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倒不一定全是坏事。 7.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我这样讲并非贬低邓在改革中的作用。因为邓享有最高权力，任何改革，只有获得邓的支持或容忍才能得以实行。包括当初农民自发地搞单干也是有赖於邓的容许才得以存在。这就是邓的作用所在。若和古代的商殃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相比，邓在改革中的作用更象秦孝公和宋神宗，而不大象商殃与王安石。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专制制度下，一切改革都只有通过最高统治者方可实现，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把改革的伟大功绩首先归给最高统治者呢？我曾经讲过：“什么是专制？专制并不是只想做坏事，专制的本意倒是在於要做好事。专制就是要垄断一切做好事的权力。专制就是只准自己干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专制就必须要去压制那些想要独立地做好事的人，这样它就做起了坏事。”邓小平的改革可以包容一切，唯独不能包容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就是要承认人人都有权利做好事，承认人人都可以和平地竞争做好事的权力。邓小平垄断了做好事的权力，唯有邓小平才能做好事，於是人们就很容易把做好事的功劳统统记在邓小平的账上。如果你说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这话并无大错，它只是一句事实判断；如果你歌颂邓小平在改革中的的丰功伟绩，因为它已然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成份，它包含了对专制权力的阿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上述这层区别十分重要，我不妨多讲几句。休谟早就指出，价值判断不同於事实判断，从“是如何”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应如何”。波普（Karl Popper）强调，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乃是讨论和评价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的基础。遗憾的是，一般人恰恰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某些专制的辩护者就是从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大角色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歌颂邓小平的结论。另外一些人本能地对这个结论不满，却又苦於说不出不满的理由，因为他们发现若要批评这个结论似乎便有不顾事实的嫌疑。殊不知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正需要我们的解释和评判。试举例言之。江泽民宣称，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改革今日的成就。我说未必，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换成别的某个人，只要我们赋予他同样的权力，完全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很可能还更辉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仅仅是因为专制者用强力排除了别人占据同样权位的机会。仅就中共上层小圈子而论，我看万里、赵紫阳、胡耀邦就不逊色；且不说在野的“黑马”。再以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为例，都说那次讲话如何伟大，问题是，这究竟是那几句话太高深，别人谁也讲不出呢，还是因为那几句话极平常，只不过在现行制度下，别人谁讲了也没用？你霸着舞台不准别人上，然後又宣布这戏只有你才唱得好，众人能服气么？但若说没有乔丹，芝加哥公牛队就不可能多次蝉联NBA总冠军，这话就很有道理了。因为不管你换上什么人，哪怕你付给他同样的年薪，他就是打不了乔丹那么出色，奈何。乔丹成为公牛队的後卫，但他没有用强力排除别人占据此一位置的机会。这就是自由竞争和专制垄断的区别。作为事实，我当然知道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评价，我也乐於承认他还干得不错，有他的功劳。毕竟，这事也不是任谁都能做成那个样子的。但是，象江泽民的赞词以及诸如此类，我却绝不认同，因为它暗含着对专制的肯定。 8.改革即自我否定讲到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伟大功绩，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去年<读书>杂志登有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山西老农的话：“俺们村原来就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那时後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七八年，邓小平下令为五十几万右派份子平反。如今一批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人们倒很少提起这份功绩。这也难怪，且不说邓小平的平反右派做得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尽人皆知，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正是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因此，邓的平反至多是赎罪补过而已，谈不上什么功绩。那么，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呢？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消说，邓小平心目中的第一次革命是指四九年的那次革命。问题是，这第二次革命究竟是第一次革命的发展呢，抑或是第一次革命的否定？现在我们都可以看的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改别的，恰恰就是改掉四九年的那场革命，就是恢复到四九年之前的状态。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自我否定。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肯定第一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二次革命；如果我们肯定第二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一次革命。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可以既否定第一次革命，也否定第二次革命；但他绝不能既肯定第一次革命又肯定第二次革命。有趣的是，现在偏偏就是有不少人既歌颂第一次革命，又歌颂第二次革命。譬如说，他们歌颂邓小平早年投身共产革命，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为推翻“旧社会”建成“新社会”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按照这些人今天的标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个硬道理，市场经济优於计划经济，等等；当年的邓小平不正是地地道道的“动乱精英”么？他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货真价实的“颠覆政府”，而且还是“用暴力颠覆政府”么？更何况这场“暴乱”的目的正是要摧毁原有的一点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而开辟“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语）。这难道是应当歌颂的吗？也许有人会辩解说，虽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信奉的观念确有不少问题，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仍是可歌可泣的。这就怪了，说起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强调其理想主义，而不管其理想本身包含多少谬误，也不管他们为了实现其理想采取了何等恶劣的手段；说起现今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又大力称赞其务实精神，而不管其腐败与残酷。两种标准任意倒换使用，天下的便宜事都给他们占全了。当然，邓小平等既能翻然醒悟，重新复辟被他打倒过的资本主义，那总是值得欢迎的。若单就改革这件事而言，我当然是赞成的，支持的，但若论及对邓的评价，我们不能不结合他一生的全部作为，因而是否还应给予高度的赞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只因为中共搞革命，搞共产这一历史性的错误，中国人民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和整整几代人青春的沉重代价，这是决不应当忘记的。 9.为什么还心存感激记得在七八年十月，我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心中确有意外的欣喜。本来，我在初试复试中均名列前矛，但由於家庭出身属黑五类，连自己事先都没抱什么希望。中央恢复高考制度，一大批青年获得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和讲话，感谢华主席，感谢邓副主席。我那时也问过自己是不是该感谢，我认为不必感谢，因为那是我们应有的权利，而且它迟来了整整十年。我联想到列宁的故事，列宁的哥哥因参与刺杀沙皇而被处死，但那丝毫不影响列宁在第二年顺利地考入喀山大学。列宁在校期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开除，但那并不影响他後来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大学文凭。列宁为什么不感谢沙皇呢？如今，不少朋友都说，多亏邓小平，否则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出国留学。可是，当初邓小平们到法国留学，他们又是否感谢过那时候的政府呢？鲁迅早就发现，我们很容易一边吃着大亏，一边还很高兴。这种事在文革中实在屡见不鲜。好端端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入牛棚罚苦役，後来宣布“解放”，於是便感激涕零。我十分理解这种感情。不管怎么说，被解放总是好事吧，莫非你还会生气不成？更重要的是，正象有人反问的那样，要是邓小平不下令恢复高考，我们的境况岂不是更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对统治者的某些举措心怀感激，并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额外的恩惠，我们无非是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是，由於统治者权大无边，他们完全可以不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也毫无办法，而他们却竟然给了，不感谢行么？五十年代不少地方举行婚礼，单位里的党领导常常奉为上座，新郎新娘致词时首先要“感谢组织的关怀”。这话让今人听了一定觉得很奇怪：你们恋爱结婚，组织又不曾牵线当月老，凭什么要感谢组织？问题是在当年，你们结婚是要组织批准的，组织不批就结不成。组织可以不批而却居然批了，你能不感谢么？现在结婚不要组织批了，所以现在人们结婚对组织也没有感谢之情了。成语“作威作福”，如今人们都当作贬义词，用来批评权势者蛮横霸道，为所欲为。如果我说邓小平作威作福，想必有人不同意，认为我对邓批评太过。可是，依据“作威作福”一词的原意——“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与”，用在邓这位独裁者身上，不是正合适么？如果“作威作福”一词後来衍申出强烈的贬义，难道不是很正确的吗？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人民会把已有的一切都看做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专制统治者深明此理，所以主张对老百姓要恩威并施。如果你光给人民好处，人民会认为那都是该的，人民不见得会领你的情。要让人民知道感恩，你就必须让人民知道你的厉害，要让人民知道那些好处你是随时可以拿走的，你是完全可以不给的。邓小平的名言“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个动词“让”字用得极其准确，暗示着那个不露面的主语，谁让？当然是他邓小平，是共产党；有“不让”才有“让”，能“让”意味着也能“不让”。无怪呼人们要感谢邓小平了。当年的列宁、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能够考大学和出国而感谢那时的政府，我们这代人却因为得到同样的东西而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心存感激，这究竟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优越呢，抑或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低劣？也许，你会争辩说，邓小平革除了许多弊政——即使他也曾经是若干弊政的制造者——总是好事，对此我们总该感谢才是。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要提醒的是，真正的解放者应做之事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还给人民，因为这些权利本是人民应有之物，所以他们很容易习惯，很容易把它认作理所当然，到头来反而不见得会有多少感激的心理。倒是那些半吊子的解放者，由於他们不是把权利当作权利而还政於民，而是当作恩惠——例如当作权力之下的政策——施与，从而造成受惠者长时期的仰赖心理（但愿邓公长寿，但愿邓的政策稳定不变），那往往反而能赚得更多的感恩戴德之情。撇开六四一事不谈，仅就邓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它在我们心中引起若干感谢之情的话，那么，其中究竟是哪一种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深长思之的问题。（未完待续）

1天前

看来这次军中大清洗发端于彭博社（Bloomberg）于2024年1月6日发布的那篇文章《US Intelligence Shows Flawed China Missiles Led Xi to Purge Army》。该报道援引熟悉美国情报评估的人士称，美国情报显示，中国火箭军（PLA Rocket Force）内部腐败严重，导致导弹燃料箱中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针对液体燃料导弹，如可能涉及的DF-5系列），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silo）的井盖（lids）功能缺陷，无法有效打开或运作，从而影响导弹发射。这被列为腐败影响军队现代化和战备能力的具体例子之一。看来这就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大规模清洗的直接原因。

1天前

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就是那位凭着他讲过的一句话──“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而名传后世的思想家）所说：自由的真正友人实际上并不太多。自由主义者想取得胜利，必须要善于结合其它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虽然不象少数自由主义者那样把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意识到争取自由将有助于获得他们更为重视的其它目标。因而便可能热情地投入自由民主的事业之中。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专制的政权在加强政治压制的同时，能够差强人意地满足这些其他要求，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主运动的压力。

2天前

今天过年。照中国习俗，过年就是长一岁。年纪越大，越觉得日子过得快。不过陆游说得好：“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4天前

ZT：雷达：王府大街六十四号——最近，我到王府大街六十四号去过一趟。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眩晕。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的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的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扑扑地跳。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的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我是一九六五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二十二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六十四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高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六十四号。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话音未落，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呢？那时“组织”就是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哪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两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飙，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推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连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她已被剃光了头，不知说了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天，一彪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绝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道：“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呵斥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来令人苦笑。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当时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红小鬼”说起，说的全是最革命的话，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虽极恼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只好大骂其嚣张，或念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多少年过去了，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北屏、戴不凡、屠岸、贾芝、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受，二十二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在如此不堪的场合见面，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狈，又有种见到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那时受难的绝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还有一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果。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刘芝明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我们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振臂髙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锲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现在的我，也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六十四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宏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六十四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做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吧。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地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睛，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实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愤，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去，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绝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力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內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六十四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本文选自《皋兰夜语》，雷达／著，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8月第1版。来源：私人史

1周前

胡平：全球生育率下降与避孕药革命——避孕药的发明导致全球生育率的降低，未来的技术发展或许可以逆转这一趋势——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生育率（TFR，总和生育率）经历了断崖式下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生育率从1960年的4.7-5.0降至2025年的2.2-2.4。其中，美国从1960年的3.65降至2025年的1.6-1.79，欧洲许多国家同期从2.5–3.0降至1.4，东亚同期下降的幅度最大，从1960年的5.0-5.5降至2025年的1.0-1.03。导致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技术因素，是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以及堕胎技术的进步与合法化）。这使得人类第一次把“生不生孩子、生多生少”变成了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十月怀胎很辛苦，养育子女很劳累。我在《论体育精神》（1986年）一文里写到：“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为了使人类能很好地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大自然给我们心中注入了爱情。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出于对相爱和快乐的追求而互相结合，生儿育女的目的反而被放到了第二位，结果是使繁衍后代的任务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在过去，很多男人和女人并不是为了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而相互结合的，他们结合只是为了满足爱的需求和性的需求，生儿育女常常是副产物。一旦有了安全、可靠、简便又廉价的避孕技术和堕胎技术，满足爱与性的需求和生孩子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件事，那就难免会有人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于是生育率就降低了。过去也发生过生育率降低现象，由于战争、瘟疫或灾荒。战争、瘟疫或灾荒除了大量减少了育龄人口之外，战争造成不少男女分居，聚少离多；瘟疫与灾荒造成人的生理机能衰退，如此等等。但这次生育率降低不一样。这次生育率降低是发生在和平时期，繁华岁月，富裕国家。本来，欧美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出现生育率大幅提高（即所谓“婴儿潮”），但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却发生了生育率的急速下降。这就不能不归因于避孕药的发明与普及。1960年，美国的食品用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第一款口服避孕药Enovid，其有效率超过99%。它首次将性行为与生育相分离，从而使得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育自主权，一方面催化了性解放运动，一方面降低了总和生育率。避孕药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此巨大，所以有人称之为避孕药革命（The Pill Revolution）。从现在的情况看，全球生育率降低这一趋势还会持续下去。那么在未来，这一趋势有无可能改变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既然现在的生育率下降基本上是避孕药的发明这一类技术因素造成的，那么未来也可能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使得生育率回升。近些年来，人类生育技术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例如试管婴儿、冻卵、代孕。不过这些技术主要是帮助不孕夫妇或延迟生育者，对“不想生”的人没多大意义。真正可能对提升生育率起作用的技术是人工子宫。据专家估计，完整的人工子宫（从胚胎到足月全在体外）的技术可望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实现。完整的人工子宫可以使女性免去十月怀胎之苦。这就会使得一些原先因为怕受十月怀胎之苦而不肯生育的女性选择生育。当然，人工子宫不可能像避孕药一样廉价，因此很不容易普及。要降低人工子宫的成本需要更多的时间，也许还要加上一定的政府补贴，才可能使生育率有所回升。此外，养育孩子的辛劳也可以借助AI技术的发展而减轻。未来技术的发展，既可免除十月怀胎之苦，又可以降低抚育子女之累，这就有可能使得生育率回升。毕竟，人想传宗接代、复制自己的基因，想亲子之乐、舔犊之情，也是出自本能的愿望。这种愿望既然会出于对成本高昂的顾虑而抑制，也会出于成本的降低而激活。至于说生育技术的发展会引发怎样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另当别论。此处暂不论及。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生育率降低，貌似是出于对生儿育女的成本高昂的顾虑。但讽刺的是，生育率降低不是发生在穷国而是发生在富国，在一国之内，也不是发生在贫穷的人群而是发生在并不贫穷的人群。所以，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生育理念改变的问题。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生育率降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一旦人口降低到某一程度，人类的生育理念又会改变，又会自愿的提高生育率了。 2026年2月11日

1周前

胡平：解析“中国模式”——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上面四句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揭示出，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在中国，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化。23年前，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在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党专制还能维持到今天；13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一党专制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谈美国的衰落，预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左右超过美国；而这个在未来更加强大的中国却很可能依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无疑构成了对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解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解读中国模式。现在，中共当局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 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资源，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理由那么骄傲。据说，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共产不成，民国犹在，中国的 GDP早就世界第一。更何况，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腐败横行，人心堕落，不一而足。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衡量一国之贫富主要看人均GDP，那么，衡量一国之强弱，则主要看其GDP总量，看其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崛起的意义。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现在，中共当局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自由民主，挑战普适价值，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即所谓“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奇迹”。关于“中国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义，能不能效仿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都大可商榷。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针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做一番解析。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哈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另一种说法是右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Lininism 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权，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三、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们只谈经济改革。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这里不妨讲两句邓小平。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傅高义写《邓小平传》，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邓实际上是前线总指挥。如此等等。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邓小平深知必须实行经济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实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无异于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两手都要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要硬，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我们知道，在80年代，中共内部也有一大批怀疑或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其实，这些保守派与其说是反对经济改革，不如说是担心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改革动摇共产党统治。据说一些老革命去参观深圳特区，看到遍地高楼、灯红酒绿，不禁忧心忡忡：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接待者使劲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依然疑虑重重。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还引出了一个后果——腐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四、“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像“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据罗小朋说，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他们几个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已经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后来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当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有关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谈到中国与苏东各国改革路线的差异时，很多人说，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东是激进，中国是渐进。其实这些说法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五、“六四”后中国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20余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压制，“六四”问题始终是个禁区。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把从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六四”只是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玛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在拍完“六四”之后，又拍到邓小平92年南巡。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断了改革进程，但是92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于是前面和后面就又接上了，中国的改革再度走上了它的征程。我要强调的是，“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人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六、屠杀与奇迹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起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以上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可。这该是何等艰难。七、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正如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八、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以上所说，至浅至明。徐友渔说得好，观察今日中国，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凭肉眼即可，用常识就行。就以国企改革为例。长沙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什么难理解难把握的呢？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决不能只靠改进税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税用来补贴穷人；而必须首先把权贵们掠夺的财产归还给人民。（未完待续）

1周前

美国也有一些人民公社一类的团体，一些人自愿过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自愿加入的人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充公，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什么时候你不愿意了，可以再退出来。把自己原先那份财产再带走。我参观过一个。东夫在写四川大饥荒的书里写到：“1980年底，因反对大跃进极左路线而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前温江地委农工部部长申培林，终于解除变相监禁，首次走上温江街头，巧遇当年的一个初级社社长，两人打开了话匣子。末了，老社长长叹一声：‘哎，三十年啊，冤冤枉枉转了一大圈，如果象你当初说的，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不晓得今天是啥样！’” 秦晖精辟地把中国的集体化称作“被集体化”。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有退社自由，就绝不会有“被集体化”，就绝不会有大饥荒。还要提醒一句，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实行退社自由。不要忘了，当年集体化，农民可是带着属于自己所有的那份土地入社的，真要实行退社自由，谁要退社，就该把谁那份土地再退还给谁。现在吵吵嚷嚷的什么新土改，什么土地流转，其实都不得要领。说到底，不就是承认不承认农民有退出权的问题吗？

1周前

据我所知，刘源是因在八九期间同情学运故六四后仕途受阻，92年其母王光美带刘源见杨尚昆，在杨帮助下刘转入武警部队。在1980年北京高校自由竞选运动中，在北京师院就读的刘源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站出来竞选。他在一次答辩会上讲到自己参选的个人动机时说：“……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发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决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刘源这篇讲话收入《开拓——北大学运文选》（香港田园书屋，1990年）。

1周前

昆德拉写到：“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向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切莫以为，昆德拉谴责的只是为共产制度服务的摘帷幕者；他对自由社会中出现的类似行为同样表示反对。昆德拉告诉我们：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布莱尔(著名歌手)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觉碰到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为习惯和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或消失。" 一位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指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这就是说，通常所谓的虚伪其实未必是虚伪，而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加倍的虚伪"。

1周前

你的“大受震撼”是“宇宙大爆炸”时就被决定了的。

1周前

2012年的今天，王立军夜闯美领馆。唱红唱到美领馆，打黑打到薄书记。下面是王立军夜闯美领馆10周年我做的一段视频。敬请浏览。1、王立军夜闯美领馆是自选动作，还是有人支招或有人做局？2、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庇护？3、薄熙来明知两会是鸿门宴为何还要自投罗网？为何不拥兵自立？4、薄熙来为何当庭翻供？5、王立军推倒了高层反腐的第一张骨牌，6、薄熙来一家也深受文革之害，为何还要走毛的路？7、习近平与薄熙来之异同。。。链接：

2周前

中国人大常委会终止三人代表资格未涉张又侠刘振立

2周前

ZT：玛丽耶·弗拉斯坎普：高氏兄弟——【“记者不该写自己的朋友——可是，如果朋友正在一间中国看守所里慢慢枯萎呢？”前驻外记者玛丽耶·弗拉斯坎普（Marije Vlaskamp）一直觉得，写朋友是对职业操守的不负责任。她在北京担任驻外记者十八年，结识了中国艺术二人组“高氏兄弟” 。如今，“高氏兄弟”中的一位—高兟，被关在北京附近的一所看守所里。本文作者为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外事版编辑玛丽耶·弗拉斯坎普（Marije Vlaskamp）。本文发表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荷兰《人民报》。】在高氏兄弟（Gao Brothers）的 Facebook 页面上，正对着我的是我自己的脸。高兟（Gao Zhen）和高强（Gao Qiang）是一对以先锋艺术著称的中国兄弟档艺术家。照片是十四年前在阿姆斯特丹新市场广场（Nieuwmarkt）拍的一张三人合影自拍。我们神情紧绷地盯着镜头，谁的脸上都没有笑意。面对这段回忆，我该点一个爱心，还是因为当下的局势配一个哭脸？现在的处境实在太让人心碎：兄弟二人中的哥哥、高兟，今年六十九岁，已经在北京（Beijing）城外的一所看守所里被关了一年半，人一点点地“耗”下去。弟弟高强如今住在纽约（New York），每天都会在 Facebook 上发一张哥哥的照片，希望公众不要把他忘记。超过五百天的未审先押之后，每一个“赞”都显得弥足珍贵。还有我点的那个爱心，因为除此之外，我再也做不了什么。《烈士法》 “别回中国。”朋友们当初这样劝高兟。多年前，兄弟俩已经搬去纽约生活。相比日益收紧的北京，那里的艺术空间大得多。尽管如此，高兟还是和妻子、年幼的儿子一起回了中国。2024 年 8 月 26 日，也就是他准备启程返回纽约的前几天，他在中国被捕，罪名是涉嫌触犯一条禁止“侮辱烈士和民族英雄”的法律，最高可判三年徒刑。所谓“证据”，据称是高氏兄弟二十多年前创作的一批作品——这意味着，这部通常被称作“烈士法”（Martyrs Law）的法律，很可能第一次被用来追溯既往。 “这当然是新闻，可我没法写。”我把这条信息转给一位同事时，忍不住这样说。作为记者，原则上不能写自己的朋友——哪怕他们自己成了新闻。个人情感会干扰专业判断：在我这里，只要跟高兟有关的一切，都自动带上了“世界大事”的光环。同样出于职业伦理，我也不能用想象去填补自己不知道的部分——比如，他那条不好使的老腰，躺在看守所水泥地上，到底有多疼。渴望朋友 2001 到 2019 年做中国驻地记者的那些年，我给自己找的“职业伦理解法”很简单：尽量不和报道对象发展出过于亲密的私人关系。相比一圈不能写的中国朋友，我宁愿拥有一个以工作为主的联系人网络。高氏兄弟出现在我生活里的那个节点，恰好是我最孤单的时候。2010 年秋天，我刚刚提出离婚申请，一位同行给我带来一本“地下一代”（dixia—the underground scene）的画册。她在北京 798 艺术区（798）淘到这本书，里面全是中国裸体身体的照片。 “阴茎、阴毛、巨乳雕塑——还能要求什么呢？我们去见见作者，高氏兄弟，这肯定能把你从情绪里拉出来。”她说。这并不是我一贯的做派，但这段友谊就这么悄悄扎了根。那天在报社，网络又瘫痪了——从批评作家刘晓波（Liu Xiaobo）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这种断网已经成了常态。刘晓波当时正在服十一次刑，根本不可能去奥斯陆领奖。此前愿意谈论刘晓波的人，一个个不再接电话。后来听说高氏兄弟把刘晓波视为“同道中人”，我就没再犹豫，抓起外套直奔他们的工作室。按说中国男人并不习惯肢体接触，可兄弟俩还没等我自我介绍，就张开双臂把我抱了个满怀。拥抱，其实已经成了他们的标志性动作：在他们发起的“世界拥抱日”（World Hug Day）项目中，陌生人——穿着衣服，或者一丝不挂——会在一个适合取景的地点，相互拥抱二十分钟。毫不妥协的作品那次热情的拥抱之后，我彻底爱上了他们的艺术。有些西方评论家觉得他们是“中式波普艺术”（Chinese pop art），嫌他们太直白，认为中国艺术应当“含蓄”。但高氏兄弟讲述“一党专政”时，丝毫谈不上含蓄。走进他们的工作室，我立刻能分辨出两类作品的不同：一边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从不妥协的创作；另一边，是许多中国艺术家靠政治图案拼贴挣钱的“懒人活儿”。那时的 798 到处是画廊，卖的尽是毛泽东（Mao Zedong）像，背景配上麦当劳（McDonald’s）标志和美元符号。这类乏味的东西几乎每个街角都有。高氏兄弟的作品却很少出工作室，因为在他们手里，这位“伟大舵手”远远谈不上光鲜。他们把毛塑造成一个萦绕梦魇的丑角。毛自称是“中华民族之母”，高强解释说，所以他们给他添上丰满的乳房——还加了一只匹诺曹式的长鼻子，用来呈现那些关于“美好新世界”的谎言。大约在 2007 年，“毛小姐”（Miss Mao）几乎占据了他们作品的整个世界：金色的毛小姐，一边自慰一边生下一条红色的龙；银色的毛小姐踩在俄国革命家列宁（Lenin）的头像上保持平衡；黑色的毛小姐端着一只头骨托盘。就算他们试着做点别的东西，一尊毛小姐也会不期而至——童年的阴影紧紧抓着他们。 1968 年，他们的父亲从机器厂下班后再也没有回家。这种事，在“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那十年政治暴力横行的年代，并不少见。高兟十二岁，高强六岁时，才知道父亲在羁押期间自杀。当时这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此后几乎决定了兄弟俩的一生。在连续多年与“毛小姐”纠缠之后，2009 年，兄弟俩觉得是时候“清算”了。那次的结果是一件名为《罪》（Guilt）的青铜雕塑：毛跪在地上，向画中他们的父母忏悔。这件作品只在私人聚会上露过脸。更多时候，它拆成几块，堆在工作室的角落，脑袋被塞进一条旧棉被里。尽量别惹事兄弟俩一直很小心。他们不想惹麻烦——光是现有作品，就已经够“招事”了，尤其是在 2008 年以后，他们慢慢不再把毛当作唯一的主角。 “国家”从未远离。2007 年起，他们隔壁就是派出所。有时，警方会直接出手——比如，当兄弟俩想去旁听刘晓波的庭审时，他们被软禁在家三天。后来我在他们名为《永远未完工的大楼》（The Forever Unfinished Building）的照片拼贴系列里，发现了一张嵌入刘晓波形象的作品。那之后，我这次工作室的造访，立刻从私人拜访变成了职业采访。当然，当我提出想在诺奖颁奖前后发表一篇关于他们与刘晓波关系的访谈时，他们明显有顾虑。 “我们还能坐在这儿、还活着，是有原因的。恐惧的感觉，常常比表达的欲望更强。”高强说。这是句好话，我当时不由得夸了一句。他们俩人都热情、朴实，身上没有我在同辈艺术家身上常见的那种矫饰。谈起如何在一个不自由的体系中坚持自由创作，他们也毫不吝啬。但写那篇访谈时，我却一直觉得不安，总怕自己把他们推到更危险的位置上。稿子一遍遍被我削弱、改软。当我意识到，自己竟然在用删改来“保护”他们原本经过深思熟虑的表达时，只能把整篇稿子重写一遍——即便在最后刊出的版本里，我的同情仍然藏不住。不知不觉间，这段友谊已经扎稳了。也许从第一次拥抱那刻起，也许是在他们把藏在角落里、被拆解得支离破碎的“哭泣的毛”指给我看的时候。或者是后来，我们一边吃着加了培根的炒菜，一边抛梗接梗、玩文字游戏的时候。高兟那种具有感染力的“豪横”和爽朗的大笑，外加高强寡言但锋利的插话，让我在他们面前完全卸下了戒备——而在很多中国熟人面前，我习惯把牌捂得很紧。这段友谊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亮点，但它也意味着，从此我再也不能写高氏兄弟的故事了——就算有一天，中国当代艺术突然成为全球头条。被捕的“艺术兄弟” 高兟于 2025 年 8 月 16 日写给艾未未（Ai Weiwei）的一封信： “记得你被捕之后，有不少记者来采访我们，问题几乎都一样：‘艾未未和高氏兄弟在我们媒体上频频出现，是国际知名艺术家。在我们看来，高氏兄弟的作品比艾未未的更“危险”。为什么他被抓了，你们却没事？’” 在那之前的几个月里，艾未未经历了一连串和当局的冲突：工作室被强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尖锐评论，还拍摄挑衅性的裸体摄影作品。2011 年 4 月 3 日，这位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国际明星在北京机场被捕，对高氏兄弟来说，这无异于当头一棒。与善于运作媒体的艾未未不同，兄弟俩在公开场合都偏内向。艾未未出身艺术世家，是一位广受爱戴诗人的儿子；高氏兄弟则来自截然不同的工人家庭。在国外，他们常常被并列提及；在北京，彼此却并不常见面。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觉得必须站在这位“艺术兄弟”一边。接受外国媒体采访，让他们身心俱疲。他们在第一天暖得可以坐在户外喝啤酒的春天里，对我说： “这些访谈都太短，我们怕外国人其实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他们一次次向我的同行解释，为什么自己还没有被抓；访谈结束，记者离开，他们又会反复琢磨。恐惧慢慢在心底扎根。要避开的那些词高氏兄弟 2011 年 4 月在新浪微博（Sina Weibo）上的一则短帖： “你怕吗？” “怕。”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话？” “因为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我会更怕那个自己。” 兄弟俩几乎迷上了新浪微博，这个中国版“推特”。他们的日常节奏很大程度上围着发帖转，每一条内容都打磨得像雕塑一样精致。一旦微博账号被封——这种事时有发生——他们就像失了魂。那时，他们会反复猜测，到底是哪一个词触动了审查机关。等账号被解封、问题帖被“消失”后，他们也就知道，下一次要回避哪些词。 2011 年 5 月初，他们又发了一条微博： “最近朋友见面都要问一句‘没事吧？’，所以‘保重’这两个字格外暖心。思想要保重，说话要保重，发微博要保重，做艺术也要保重。走在街上也要保重——走过广场的时候，更要保重……” 这里说的广场，是 1989 年那场民主运动以血腥结局告终的天安门广场（Tiananmen Square）。每年春天，“六四”阴影都会提前笼罩过来。兄弟俩也会提前琢磨，怎样在官方禁忌之下，纪念那个被碾碎的一代人的民主理想。 “今年能不能干脆别搞了？”看他们一遍遍纠结如何把艾未未被拘押和“1989”这两个高敏话题叠加在一起时，我忍不住这样问。这个建议显然不对味。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纪念——只是，如果能在那个日期前后“刚好”待在中国境外，多好。 5 月底，我的另一家雇主——荷兰公共广播机构 VPRO——在阿姆斯特丹贝尔拉赫交易所（Beurs van Berlage）举办 85 周年庆，需要几位会说中文的嘉宾。我悄悄安排了这趟行程，还做了“预案”，准备了介绍他们作品的短片。如果他们最后被限制出境，我就打算在节日现场播放这部片子，向观众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座位是空的。出发前一晚，我睡在他们工作室里，在一尊粉红色的“毛小姐”和两捆大葱之间支起的折叠床上。那股味道熏得我直想吐。直到人坐上荷航（KLM）的飞机，胃才逐渐安稳下来。起飞前，兄弟俩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说下一次更新会从一个荷兰的“自由思想者节”现场发出。可等我们在史基浦机场（Schiphol）落地再打开手机时，账号已经不见了——不是被暂时封禁，而是连同八千多粉丝一起，被彻底删除。“没了微博，中国就没人能跟着我们一起看 VPRO 的活动了。”他们说。无论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拍了多少自拍，他们都没能真正高兴起来。玻璃碎片高兟 2025 年 8 月 16 日写给艾未未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我知道自己多年以前就已经走在去监狱的路上了。幸运的是，我直到去年 8 月 26 日才真正到达那个终点——但这种‘幸运’也有不幸的一面。和十年前你被捕时相比，现在的世界和中国正处在‘最黑暗的时刻’。那时，国际政要还愿意公开谈人权，当代中国艺术也是全球焦点之一，所以围绕你那 81 天的遭遇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 “如今，这些条件都不复存在。我已经被关了一年了。虽然还有一些外国媒体偶尔提到这件事，但和当年你所引发的震动相比，不过是一出哑剧而已。” 2011 年 5 月 27 日，我们和 VPRO 团队开会做活动预案。兄弟俩设计的是一场行为表演：一整块广告牌大小的玻璃画板，将被扫帚、水和玻璃锤轮番“攻击”。VPRO 关心的，是碎玻璃会不会飞溅到观众席。我们仨担心的则是观众互动——几乎可以肯定，台下会有不少“有问题”的提问，这些问题本身就可能很危险。在一个主打“言论自由”的节日上，我们却选择了一种谨慎到接近自我审查的呈现方式，这本身带着几分讽刺。但整整一个微博账号被抹掉，已经足够提醒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现实。于是我们都更加小心——不只是对玻璃锤，也是对每一个出口的话。 “演出之后，你们有可能回不了中国吗？”观众的第一个提问就砸在心上。我负责翻译，高兟则严格照着预先商量好的“台词”回答： “我们来参加的是一个文化活动，不是政治示威，所以我愿意相信，我们可以平安回去。” 当有人问及刘晓波和艾未未时，他们就把话题引向被删掉的微博账号，希望听得懂弦外之音的观众，能理解他们出现在这个节日本身有多敏感。表演本身非常成功。玻璃整齐地塌在舞台上，露出最后的图像：一张高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配文是：“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在这样一次毫不含糊的“1989”纪念之后，兄弟俩一点都不想去参加 VPRO 的庆功派对。他们急着回到电脑前，不厌其烦地用一个又一个新账号去寻找旧日粉丝。他们管这叫“转世”。几乎整个阿姆斯特丹之行，都被这件事占满。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拖”上运河游船，坐了一个小时。至少，回中国的航班还算顺利。至暗时刻高兟在同一封 2025 年 8 月 16 日写给艾未未的信中还说： “我的律师（……）正在准备无罪辩护。他们建议，几位在各自领域内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能发一些公开声明。 “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所以我在这封信里向你求助。（……）如果可能，我也希望你能用自己的影响力，邀请一些国际大师参与进来。（……）无论你最终作何选择：在写这封信给你的此刻，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为此我心存感激。” 在社交媒体上“消失”一段时间后，Facebook 的算法判定我似乎对高氏兄弟不再感兴趣。结果，我错过了高兟从看守所里写出、寄给艾未未的那封信。直到好几周后，我开始不厌其烦地点开所有与中国艺术有关的内容，时间线被高氏兄弟的信息重新占满，这封信才重新跳入眼帘。做事实核查的时候，我忍不住把信里的细节拿去和几位“圈内人”分享：牢房里电视的噪音，室友们不断的闲聊；以及那种冷静的判断——世界已经变了，现在，真正还会为一位在看守所里慢慢枯萎的中国艺术家辗转难眠的人，已经不多。那种明知不可能、却仍抱着的一线希望，以及对审判一拖再拖的等待——这一切都在那四页手写信纸上，一行行地刺人。艾未未把这封信发在自己所有社交媒体账号上，没有加任何评论，夹在他关于加沙（Gaza）、乌克兰（Ukraine）、与德国媒体争执，以及自己的新艺术项目的长串帖子之间。即便是在这位“全球最有名的中国艺术家”的 X 账号上，那条关于高兟的贴文也没有“火”。 2011 年艾未未被拘押的时候，中国还是自由派思想者最爱攻击的靶子。那时，许多人仍把中国看成一块“空白石板”，相信在西方影响和批评之下，它最终也许会长成一套和我们的社会民主相似的制度。今天，这样的想法已经被普遍视为幼稚。中国不再是那个“证明民主规则”的威权例外。世界各地，专制和无法无天正在抬头，由此带来的苦难如此沉重，以至于，中国境内的人权侵犯似乎已经不再是“人类所遭遇的最坏情况”。高兟在信里写“最黑暗的时刻”，绝不是随口一说。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的报道，他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刚被关押那会儿，他还能和妻子通信，用撕碎的信纸拼成脆弱的“小作品”，记录和幼子在一起的珍贵片刻。如今，看守所里再没有任何纸条流出。连一支笔、一张纸那丁点安慰，也被剥夺了。一直以来，人们告诉我，在遥远又艰难的国家做驻地记者，是一份孤独的工作。我从没完全相信过——作为记者，我几乎总是被人群包围。一边尽力与写作对象保持适当距离，一边又要钻进他们的世界，去理解他们的知识、经历和情绪，把这些都编织进关于“中国”的大叙事里。故事讲完了，受访者也就回到那十四亿人的洪流中，和无数同样值得书写的生命一起，被下一轮报道淹没。如果没有像高氏兄弟这样的朋友，这种辗转奔波的生活，迟早会变得真正孤独。讽刺又令人安慰的是，那段我当初“破例”给自己留下来的罕见友谊，如今终究还是成了一篇报道——一篇能为高兟如今的悲苦命运，投下一点微弱光亮的故事。

2周前

2017年11月8日，习近平和川普逛故宫。习近平对川普说，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 照此说，该有多少新疆人不算中国人，因为他们不是黑头发黄皮肤。又，只有汉人才叫龙的传人，其他民族都不叫龙的传人，所以他们都不是中国人。 ——不知习近平是在鼓吹分离主义还是准备种族清洗？ 2012年2月13日，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发表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文章，特地提醒，别盲目说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伤民族感情，要防止大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我早在22年前就讲过了。在 2004年的维吾尔人权研讨会上我就指出，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当局不得不乞灵于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你讲你的民族主义，那就必然反过来刺激别人的民族主义；你讲你的民族传统，别人也会讲别人的民族传统；你大讲特讲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大讲特讲儒家传统，可是，象藏族维族蒙族，人家不是龙的传人，不是炎黄子孙，也不属于儒家传统，你这样讲，不是刺激人家的疏离感，刺激人家的分离意识吗？吾尔开希在脸书上写道：龙的传人是台湾人侯德健的发明，八十年代之前从来没有这个语法上怪异的名词。传人在汉语中的词义是继承者、徒弟的意思，龙的传人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懂。我们维吾尔人当然不是什么龙的传人。我补充一句：别忘了，在中国，过去，龙这个符号是属于帝王的。一般中国人的子女是不可以自称龙子龙孙的，私制龙袍就是谋反篡位，要杀头的。龙的传人，一句流行歌曲歌词而已，习近平竟然当真了。

2周前

李志德：用文字复盘极端封控下的人道灾难——《新冠肺炎浩劫》里的中国防疫真相——发生在2019 年的新冠疫情，至今已经过去六年了。今天回头看武汉封城，很难不把这场疫情当作一块制度的试金石。这场疫情不只是检验一个城市、一次公共卫生事件，而是把整套中国式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行逻辑都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检验。胡平的《新冠肺炎浩劫——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新冠肺炎浩劫》）抓住的就是这一点：把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还原成一场制度性灾难，一场人道灾难。这本书的重要性，不只在于补了一本“新冠史料”，而是在于提出了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这场灾难本来能不能不发生？如果答案是“可以”，那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是简单的应急不力，治理失败，而是制度结构和权力逻辑出了根本问题。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灾难《新冠肺炎浩劫》的基本判断很清楚：新冠疫情在中国演变成全国性、再扩散为全球性灾难，并不是“没有办法”“来不及”，而是在最关键的时间点，政治因素压倒了专业判断。书中反复回到几个细节。2019 年 12 月 31 日，官媒第一次公开提到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到 2020 年 1 月 23 日凌晨宣布封城，整整 23 天。其间有李文亮的“吹哨”和被训诫，有武汉地方政府对外反复强调“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有各级疾控系统本可以启动但被按下去的应急机制。更关键的是，从后来公开的片段看，中央在 1 月 7 日就已经把防疫放到政治局常委会层面，“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意味着，信息不是没有上报，而是在“上报之后”被当成政治事项处理。地方官员在央视镜头前半承认“披露不及时”，半推给“需要授权”，把“依法披露”当成挡箭牌，这些细节，被书中当作证据链的一部分，用来说明：隐瞒疫情的责任并不只是某个市长、市委书记，而是整套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这一步，已经把问题从“应急管理不专业”推到了“权力结构有原罪”的层面。书名里的那句话——“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就建立在这样一条推理上：2003 年 SARS 之后，中国确实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网络直报系统；“不明原因肺炎”列入重点监测；还制定了一整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如果按预案办事，早启动机制、早封闭重点医院和社区、早暂停春运重点线路，疫情很可能被拦在一个城市甚至几家医院内。这里当然不可能给出一个百分之百的反事实证明，但逻辑是清楚的：专业系统原本是有条件发挥作用的，是被政治干预压制了。这种分析，把“制度责任”写在了新冠史的首页，而不是像官方叙事那样，把责任淡化在“对未知病毒的探索”里。疫情初期，舆论上有过短暂的“追责地方”高潮。市长道歉、书记调离，看上去似乎完成了一轮“问责”。《新冠肺炎浩劫》不接受这种解释。胡平的书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从地方甩锅到中央集权，究竟谁在隐瞒，谁在为隐瞒做出决策？书中把一系列公开讲话摆在一起：地方官员强调“要按传染病防治法披露，需要授权”；武汉市官方媒体提到，早在 2019 年 12 月已经向“国家卫生部门”上报；最高领导人在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时强调“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并把时间点追溯到 1 月 7 日的常委会。把这些碎片拼起来，有一个很直观的结论：地方不是不知道疫情的严重性，而是不敢越权公开；中央不是不知情，而是把是否公开、何时公开、以何种口径公开，当成高度政治化的决策。这就牵扯到一个更深的制度问题：在一个高度集权、强调“统一口径”的体制里，一旦最高层把某件事定义为“政治风险”，所有信息、所有专业判断都会自动向上收拢，形成一个极小圈子的黑箱。对外的“报喜不报忧”，并不是某个发言人的职业习惯，而是整套官僚体系在政治压力下的集体本能。这种本能，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早就存在。新冠只不过让它以最残酷的方式直接作用到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上。从“帮世界争取时间”到“数据陷阱误导世界” 这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讨论中国在疫情早期对国际社会的信息误导。书中引用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和美国白宫防疫小组成员的公开回忆：世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依据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和结论，在“是否人传人”“规模有多大”这些关键问题上，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都严重低估了疫情风险。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后，中国官方宣传把封城描述为一种“超出世卫要求的巨大牺牲”，强调“把病毒封在中国，为世界赢得宝贵时间”，同时强调境外病例占比不到 1%。在这样的叙事下，世界很难理解封城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失控后的被迫止血，而不是有条不紊的防线收缩。结果《柳叶刀》主编在当时公开表示“没必要恐慌”，世卫也不建议旅行限制；美国在 1 月底宣布对中国禁航，被中国官方定性为“带头不厚道”，而不是被看作对病毒传播的合乎逻辑的反应。从书中的框架看，这不是简单的信息偏差，而是一种结构性误导：一边隐瞒真实的传播规模，一边夸大自己的“贡献与牺牲”，在道义上抢占高地，却在实质上让病毒向全球扩散。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所要求的“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共享”，也削弱了全球防疫体系的信任基础。换句话说，疫情之所以演变为全球性大流行，当然有各国自身的迟疑和失误，但“误导”这个变量，不能省略。死亡数字，是任何一场大瘟疫最敏感也最关键的指标。《新冠肺炎浩劫》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数据提出了尖锐质疑。截至 2026 年初，世卫汇总的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约为 710 万，而中国官方上报给世卫的累计死亡人数是 12 万。数字一摆，差不多谁都知道不对劲。书中转而引用的是中国官方专家自己说过的话。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公开表示，2022 年 12 月解封后，中国约有 80% 人口感染过新冠；又给出一个“国际平均病死率”0.08%。如果按这一组数据简单相乘，仅在 2022 年 12 月到 2023 年 2 月的两个月里，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就接近 90 万。问题在于，书中很明确指出，这个 0.08% 本身就是国外多轮流行之后的平均值，而中国在解封前感染率很低，疫苗效力又有限，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病毒。按最基本的流行病学常识，这样的群体，病死率不太可能低于“多次感染、广泛接种后的国际平均值”。在缺乏官方可靠数据的情况下，作者介绍了“额外死亡”这一通行方法：以若干年的死亡数据为基线，和疫情期间的实际死亡数对比，超出部分就是“额外死亡”。再从中剔除交通事故减少等因素，可以粗略推算出与疫情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死亡规模。书中提到，少数地方民政或殡葬部门一度公开过火化遗体的数据。比如某省 2023 年一季度火化数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七成以上，某县级市上半年火化数同比增加近八成，另一个县的殡仪馆 2023 年前五个月火化数比上一年同期翻倍还多。这些数据很快被删除，却被媒体和网民截屏保存。根据这些零星数据所做的推算，疫情海啸期中国“额外死亡”至少在四百万以上，上限甚至接近六百万。再加上早期各轮疫情的死亡，实际新冠死亡数很可能在全球名列前茅，而不是官方数字所呈现的那种“罕见低死亡率”。在这里，这本书并没有给出一个唯一“正确”的数字，而是把各种环节、各种矛盾摆出来，让读者看到：死亡数据本身就是一场政治博弈的产物，是权力如何定义“生命价值”的试金石。极权制度如何“强行进入”人的身体《新冠肺炎浩劫》这本书，不是就新冠疫情谈新冠。胡平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把对疫情的讨论的焦点放到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上，把对新冠疫情的上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疫情之后，这几年国内外有不少关于中国抗疫的研究。国内的官方叙事强调“人民战争”“制度优势”“举国体制”；国外的一些学术研究则从“国家能力”“威权优势”“社会动员”等角度分析。与这些路径相比，《新冠肺炎浩劫》有几个显著不同：首先是时间线的重点不同。很多研究以 1 月 23 日封城或之后的“清零”时期为重点，对此前的隐瞒、误导带过。胡平把笔墨压在前期失误上，强调“关键窗户期”如何被浪费，如何把可控疫情拖成全球浩劫。其次是责任指向不同。传统说法往往通过“某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来解释延误，再用中央的“果断决策”来完成一种内部叙事闭环。《新冠肺炎浩劫》则坚持追问：如果地方从一开始就向上报告，如果中央 1 月 7 日已经“亲自部署”，那延误到底产生在什么环节？为什么直到 1 月中下旬，公众仍被告知“可防可控”？这种追问，把中央也纳入责任版图，而不是“高层英明、基层犯错”的旧套路。再次是评判标准不同。很多研究习惯用“控制住疫情”作为唯一尺度。《新冠肺炎浩劫》则把人权、透明度、制度纠错能力纳入评价：防疫手段是否尊重个人自由？信息是否公开？是否存在有效的追责机制？这些问题，决定了同样的封控措施在不同制度下意味着什么。正因为如此，《新冠肺炎浩劫》不只是一本关于“如何评估防疫成败”的著作，更像是通过新冠疫情的灾难透视“一党体制本质”的政治分析专著。疫情是病毒引起的，但人的死亡规模、死亡结构、谁先死、谁被忽略，却高度依赖制度。简单地说，制度决定三件事：谁有资格发出警报，谁有权修改数据，谁在灾难中可以被牺牲。疫情初期，网络直报系统失灵，不是技术坏了，而是专业判断必须服从政治顾虑；疫情中期，封城、“动态清零”等极端措施下来，不是经过透明、公开的风险—收益讨论，而是少数决策者拍板，基层“执行到位”就好；疫情后期，关于死亡数字的争议，关于火化数据的删除，说明连“记住谁死了”这件事，都要服从政治叙事需要。政治制度就这样一步步进入了每一个人的身体。谁能上 ICU，谁被挡在医院门外；谁能居家隔离，谁被拉到方舱；谁的慢性病在封控中得不到治疗，谁在失业后陷入绝望。这些都不是单纯的“防疫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异，表面上看是“防控模式的不同”，背后却是制度逻辑的冲突。如果说数据、曲线和制度逻辑都还显得抽象，那么“大白”的形象就是最具象的记忆。防护服本是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在中国的疫情现场，它却很快变成了一种权力制服。身着白色防护服的人，既可能是医务人员，也可能是街道干部、小区志愿者、公安干警、城管队员。他们进楼、查码、拉人、封门，甚至搬走居民的物品、拆锁、焊死单元门。在这些场景里，可以看到一种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国家权力直接进入家庭、进入卧室、进入每一扇门口。过去这种权力往往藏在公文、印章、会议记录里；疫情期间，“大白”成了它的行走符号和国家意志强行进入人的身体的通行证。对不少人来说，“大白”既带来短期的秩序感，也带来了长期的心理创伤。孩子被深夜拉到隔离点，父母被隔离在不同区；老人在封控楼里发病，120 迟迟不到；有人因为未按时做核酸被粗暴对待，有人因为“黄码”“红码”被当场驱逐。这些都被书中看作是“极端防疫手段”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权力在缺乏制约时的自然流向。极端防疫对权利与秩序的冲击对武汉封城，有一个常见说法：虽然早期隐瞒有错，但一旦封城，中国就做对了，是用重手段把疫情摁住了。《新冠肺炎浩劫》对这个说法，给出了另一种视角。封城不是“漂亮的重拳”，而是“前期失误之后的绝望止血”。如果在 2019 年 12 月底到 2020 年 1 月上旬，信息能及时公开，病毒传播路径能尽早追踪，重点医院和社区能尽早采取防护，春运大规模人口流动能及时收缩，那么防控手段未必要走到“整座千万人口城市被按下暂停键”的程度。封城本身当然具有一定的防疫效果，尤其在病毒传播已经处在指数级扩张阶段时。但问题在于：前期的延误，正是由政治干预造成的；封城的尺度和时长，没有透明的风险评估和决策过程；封城给医疗、经济、社会心理带来的二次伤害，没有被充分讨论，只是在宣传口径里被一句“举国动员”覆盖。从这个意义上说，问题不只是“封城有没有必要”，而是“为什么前期错过了可以不用封城的窗口”“为什么封城的权力可以不受约束地扩散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疫情早期，国际舆论中一度出现过“威权防疫更有效”的论调。中国的“动态清零”和欧美的“放开共存”被摆在天平两端比较。《新冠肺炎浩劫》对这种简单对比保持警惕。一方面，中国确实在 2020—2021 年通过大规模封控、全民核酸、跨省隔离，把表面的感染数和死亡数压得很低。这让很多人产生了“体制优势”的幻觉。但另一方面，欧美国家虽然混乱、迟钝，有政客轻视疫情，有制度扯皮，有资源不足，却有几个基本底线：疫情信息大体公开，媒体和学界可以持续质疑和纠错；封城、封校等极端措施，需要经由立法或司法程序，经由社会争论；即便错误频出，公众可以在选举中对决策者进行惩罚。中国的做法则恰好相反：前期隐瞒、后期极端、再后期突然“躺平”，信息流动始终被牢牢握在党国手里。防疫政策为了展示“体制优越性”，不断往极端走，“一刀切”“层层加码”成了常态。所以，表面上是“谁的死亡数字更低”的比较，背后其实是“谁的社会更愿意为人的尊严付代价”的问题。欧美确实为迟缓和混乱付出了高昂伤亡，但防疫策略的变化是在公开争论中推进的；中国则选择了用封城、用“清零”来换取政治上的“胜利”，同时把很多看不见的死亡、恐惧和创伤压在社会底层。极端防疫手段最直接的后果，是对基本人权的损害。行动自由、居住自由、通信自由、隐私权、身体自主权，在封控和“清零”过程中被一次次压缩。更深一层的冲击，在文明秩序上。在正常的文明秩序下，国家权力即便在紧急状态，也需要接受程序约束，需要与独立司法、媒体监督、社会组织形成某种制衡。这些机制不保证完美，但至少让权力不会无限扩张。中国在疫情中的防疫实践，则把“紧急状态”常态化，把“例外”变成“常规”。健康码、行程码、集中隔离、社区封控、跨区域拦截，很多技术本身可以用于公共卫生，但在缺乏制度边界时，很容易延伸为长期的社会控制手段。这种社会控制手段对文明秩序的挑战，在于一旦社会接受了“为了安全可以牺牲一切”，未来在其他领域——例如反恐、维稳、经济危机——类似的逻辑就很容易被复制。新冠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场：证明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和足够强的强制力，就可以让一个十几亿人的社会在短时间内静止甚至停摆。世界如何面对一个“没有底线的权力” 《新冠肺炎浩劫》由台湾的出版社出版，作者胡平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对中共体制有长期观察。这本书用中文写作，核心读者是中文世界的人。这一点很关键。新冠疫情的全球史，当然可以由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政府、国际学者来写。但中国这部分历史，如果只由官方叙事和外部观察者来撰写，很多细节、很多感受会被抹平。像火化数据的异常增长、地方统计报表的突然消失、“大白”在村镇里的具体行为，这些都是中文信息空间里的碎片，需要有人去收集、比对、整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冠肺炎浩劫》是一种中国本土解读的尝试。它既不接受“制度自吹”，也不满足于“外部批评”的刻板印象，而是从中国自己的制度历史出发，把这场疫情放回 2003 年 SARS 以后的长时段治理轨迹中去理解。新冠不仅是中国的事，更是一个全球制度压力测试。当一个大国在疫情早期隐瞒信息、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在疫情中期采取极端封控、动员机器把权力压到每个小区，在疫情后期遮掩死亡数字、删除关键统计，世界如何应对？这本书给出的答案不是一套现成方案，而是一种警告：不能再单纯依赖“国家自报数据”，必须强化独立的国际监测与核查机制；不能只看“疫情控制效果”，而忽略控制过程中的人权代价；不能允许任何政权用“主权”和“内政”无限扩大豁免，逃避跨国公共卫生规则。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说，新冠是一堂课。如何在尊重主权和维护全球公共利益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如何让像《国际卫生条例》这样的规则真正有约束力，而不是道义宣示，这些都需要新的制度设计。《新冠肺炎浩劫》已经把许多关键问题提出来了，但还有不少地方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一，是更细致的社会史。疫情期间，医护人员、基层干部、普通居民、外来务工者、老年人、儿童，各自面对什么样的风险和抉择？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封控方式有何差异？这些需要大量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才能补上。其二，是与其他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系统比较。例如，同样采取强力封控的国家，其制度结构和社会反应，与中国有哪些相似和不同？同样经历高死亡的欧美国家，在信息公开、制度纠偏方面又体现了哪些机制？其三，是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长远影响。产业链外迁、地方政府债务、青年失业、教育断档、心理健康，这些都和极端防疫政策直接相关。要理解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中国，这些后果不能忽略。其四，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记忆与叙事之争。官方如何书写这段历史？民间还愿不愿意、有没有条件保持自己的记忆？“白纸运动”这样的事件，如何被嵌入更长的政治史叙述？这些，都不是一本书能一次讲完的。《新冠肺炎浩劫》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掌握了某个“绝密内幕”，而是因为它做了一件看似简单、却很少有人愿意做的事：把新冠疫情当作一面镜子，逼着人们再一次正视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逻辑。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权力如何对信息下手，如何用“防疫”的名义扩张，如何在统计表上擦掉死亡，在宣传口径中改写记忆；也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恐惧和疲惫之中，如何一步步习惯于例外状态。《新冠肺炎浩劫》这本书提出的追责，不只是对某一级政府、某几个人的追责，而是对一种制度的追责。它提醒人们：如果不把这种制度性问题说清楚，下一个危机到来时，故事只会重演，而且代价更大。对今天想要认真理解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这样一本从疫情入手的对中国极权制度深度解剖的书胡平：《新冠肺炎浩劫——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24年8月胡平：《武汉封城六周年：不应放弃追责这场历史性的大灾难》）, Jan. 23 2026. 中国民间档案馆首发。链接：

2周前

又见有人说西方的虚伪。重贴旧文：自由主义与虚伪（胡平）——（1）笼统地反虚伪，常常引出比虚伪更坏的结果。自由主义的敌人通常并不直接反对自由，相反，他们常常作出比自由主义还更爱自由的姿态，回过头来指责自由主义名不符实，指责自由主义的虚伪或曰伪善。这种指责倒不是毫无根据。正如美国学者史珂拉（Judith　N．Shklar）所说：“因为自由主义取得的道德成就不如人意，故而被各种人——自由主义的友人和敌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友人——批评为虚伪（伪善，hypocrisy），事实上，很多自由主义的敌人就是对它失望的友人。”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由主义与虚伪的关系。长期以来，共产党一直向我们灌输，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好，就算这种批评也不是毫无根据，那又怎么样呢？共产党专制和法西斯专制敢情倒是不虚伪，那不是更坏吗？虚伪也许不好，不虚伪就一定好么？有些不虚伪不是比虚伪还坏得多吗？不分青红皂白地反虚伪，不是常常引出比虚伪本身还更坏的结果吗？拉罗什福科尝曰：“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表示的一种敬意。”邪恶要装出有德性的样子，这说明邪恶自知理亏心虚，这说明邪恶知道邪恶若不加掩饰就在社会上吃不开，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德性的巨大压力，所以伪善实际上是邪恶向德性表示敬意。因为伪善者不敢公然否定德性，不敢公然表现邪恶，所以，我们或多或少就能找出办法对付伪善者，战胜伪善者。在许多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中，弱小的一方，凭着聪明机智，巧妙地利用伪善者的伪善，也就是利用伪善者不敢公然为恶这一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的伪善外衣反过来限制住你作恶的手脚，到头来战胜了强大的伪善者。要是邪恶者连伪善都可以不要，公然行凶作恶，那岂不更糟糕吗？（2）在专制社会里，连虚伪都是虚伪的如果说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存在着虚伪，那么专制社会呢？毫无疑问，专制社会里也存在着大量的虚伪。专制者口口声声说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这不是虚伪吗？这是虚伪，但它不只是虚伪，因而它不一定是虚伪，它常常连虚伪都算不上。在专制下，连虚伪都是虚伪的。这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虚伪之为虚伪，在于虚伪者虽然自己知道自己是假的，但他总指望别人信以为真。如果别人也都知道你是假的你却还要装假，虚伪就失去了虚伪的意义。专制者的虚伪正是失去了虚伪意义的虚伪。专制者假冒为善，他知道自己是恶不是善。民众起初误以为他是善，不过后来很快就明白了他不是善而是恶。可是，这并不妨碍专制者继续假冒下去，也并不妨碍民众继续做出相信专制者的样子。这就是鲁迅说的“做戏的虚无党”，这就是犬儒主义。在专制社会，流行的不是虚伪，而是犬儒。我们说专制下的虚伪不是虚伪，专制下的虚伪都是虚伪的，还有一层意义，而且是更重要的一层意义。那就是说，专制者其实并不虚伪，他们动不动就自己亮开虚伪的外衣，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我早就讲过，“专制统治的特征是暗示：它公开说的并不是要人们当真相信，而它要人们当真相信的它绝不公开地说”（《哲思手扎》）。所谓暗示，就是以间接的方式传达某种不明言的信息。暗示和一般所说的欺骗不同，两者都是给出一个不真的信号，但欺骗者的目的是要你信其为真，相信他说出的东西，而暗示者的目的却是要你心照不宣地知其为假，是要你去相信另外的某种东西。好比挂羊头卖狗肉，虽然有羊头作招牌，但是店家和顾客都知道这不是羊肉铺子而是狗肉铺子。小人装出君子的摸样，我们称他伪君子。一般的伪君子是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真君子，而共产党这个伪君子则是要人们心照不宣地知道他不是真君子，要人们心底里都明白他是真小人。你还能说共产党仅仅是伪君子么？你还能说共产党是伪君子么？举个例，我们说卖假古董者是骗人的，那是说他希望别人把假古董当成真古董一样买回去当真的一样供奉起来。可是我们说共产党的宪法是假的，是骗人的，那是不是说共产党希望人民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呢？当然不是，要是人民都把宪法当成真的去实行去兑现，共产党就麻烦了。事实上，共产党最不希望、最害怕人民把宪法当真。可见专制者的骗人都是骗人的，它的虚伪都是虚伪的，可见专制者的问题还并不是个虚伪的问题。如前所说，如果一个社会存在伪善或虚伪，那可能不是坏事，因为它意味着善的理念在这个社会里占上风，意味着大多数人还相信善，坚持善，意味着善在这里还真有力量，所以才逼得恶也不得不假冒为善方敢登场，意味着恶还不敢公然为恶。民主社会存在着虚伪，那正好证明民主的真实，民主的实在。共产党新左派老左派都攻击民主选举的虚伪性，攻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指责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这话放在共产党掌权前恐怕还有人信，因为那时的共产党是在野党，是穷人党，在民主选举和自由辩论中赢不了，就怪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虚伪”。如今的共产党自己成了统治者，成了有钱人，照理说就该乐得接过自由民主，伪善一番，那又何苦拒之千里，害怕得如同洪水猛兽呢？1981年，针对着党内开明派和民间自由派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陈云作出内部批示明确拒绝。陈云批示道：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决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由此可见，对于自由民主——哪怕是当年国民党那样残缺不全的自由民主——的真实性，中共专制者及其辩护士从来就心知肚明，坚信不疑。这就使人想起王朔的一段趣谈。在回敬别人关于痞子文学的批评时，王朔把自己的战法和盘托出：“王朔的战法也很简单，你们说我不是东西，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也都不是东西，可天下没一个是东西的。”当然，只说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它只算打个平手，把对方矮化了，自己并没有显得高大。王朔接着写道：“王朔的优势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接着就对人家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这和共产党对别人指控它专制独裁反唇相讥的战法不是很相似吗？王朔战法之所以能产生一定效果，关键在于，一般人常常不假思索地认定真比假好，坦诚比伪饰好。既然天下本无君子，大家都是小人，因为真比假好，因此，真小人就比伪君子好。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正确的逻辑是：假如大家都是小人，这就尤其需要提倡虚伪，用人为的善去限制天性之恶（伪字拆开即“人为”）。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正因为人性是恶的，若任凭其表现泛滥，社会必将陷入暴乱，所以必须“化性而起伪”，用人为的方法（礼义法度）予以掩盖，予以约束。这就是文明。按照荀子，文明就是伪，伪就是文明。休谟明确指出，虚伪常常是社会共同责任所必须，没有虚伪就不可能有人类世界。（3）好制度使恶人伪善，坏制度使善人伪恶常听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抱怨，他们说美国并不象它标榜的那么种族平等，种族歧视现象还是时有所闻，至于在私下里抱有种族偏见的就更普遍了。所以他们忿忿地说，美国人标榜的种族平等实际上是虚伪的。这种抱怨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可惜把事情的逻辑顺序给说反了。正确的说法是：你看，在美国，有那么多人在骨子里抱有种族偏见，但是公开表现出来的种族歧视却并不太多，而且在制度上法律上几乎做到了种族平等。这该是多么不简单。如果你要说这是虚伪，这种虚伪岂不是很好吗？要是这么多怀有种族偏见的美国人把他们的偏见都赤裸裸地表现为公开的种族歧视，还要把这种歧视公然写进法律定成制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敢情倒是不虚伪了，那岂不是更糟吗？我这样讲，并不只是要把“屡战屡败”换成“屡败屡战”。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对人类社会持一种清醒的、现实的态度，正视人性的种种弱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要让世人彻底克服种族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想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有几个能做到），我们充其量只能建立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形成一种肯定种族平等的主流舆论，从而限制种族歧视的恶性发作，减少公开的种族歧视现象。如果你考虑到怀有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多，真正不带种族偏见的人是那么少，而这优秀的少数居然能成功地说服多数，把他们的正确主张变成法律，形成制度，而且还造成主流舆论，使那些心怀偏见的人即便暗地里不以为然表面上却不得不随声附和，即便要搞种族歧视也不得不披上其它冠冕堂皇的外衣而不敢公然为之因此大受限制，你就该知道这是人类理性多么了不起的胜利，你就该为之惊讶赞叹了。既然一般人的种族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顽劣难除，种族平等的思想又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那无非是利用了人性中的虚伪或曰伪善。一般人在外表上总想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些。或者说，一般人性格中都有两面，而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迫使那些本来不好的人也不得不表现得稍好一些。坏制度是迫使好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坏的表现，好制度则是迫使坏人也不得不违背本愿地做出好的表现——这就导致大量的伪善。可见，伪善是好制度的产物。基于同理，坏制度则导致大量的伪恶，许多批评家都说中国人很坏很丑陋，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儿女批斗父母，老婆揭发老公，现在则是全民腐败，缺少公德，我说中国人的坏大半是让坏制度逼出来的，是“伪坏”或“伪恶”。（4）从礼貌看虚伪的必要和理由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句话当然有问题，如果善全是装出来的，人性只有恶没有善，人又何必装出善的样子？装给谁看？装有何用？野兽性恶，所以野兽之间弱肉强食从来不打出善的旗号，野兽从来不虚伪。由此可见，伪善之所以存在，固然是因为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但伪善之所以必要，恰恰是因为人性中有善的一面。伪善既是以恶的存在为前提，更是以善的存在为前提。其实，荀子的话无非是说明，有些善实际上是伪装出来的，它不是真善，但这种伪装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这正体现了文明的价值，文明的意义。在政治中，某些掩盖、装饰是不可少的，恰如在日常交往中礼貌是不可少的一样。思考礼貌，我们很容易懂得为什么虚伪有时是必要的，是有存在的道理的。在台湾的一次选举中，某候选人攻击另一位政治人物“长得象猪一样”。有人说这是侮辱。这位候选人振振有辞地辩解道：“这不是侮辱。他长得本来就象猪嘛，我只不过是说出一个事实而已。” 难道这位候选人小时候就没听大人教过不要拿别人外貌来取笑吗？如果有人针对天文学家霍金的残疾出语嘲笑，如果有人针对特蕾莎修女的外貌说挖苦话，试问，一切有教养的人该作何反应？在中文里，“文明”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文化，如“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一是指礼貌，如“言谈举止要文明”。英文也差不多，英文里的civilization、civilized也有这两种含义。可见，文明就是文明，文明始于文明。文化就是有礼，文化就是从讲礼貌、讲礼开始的。文明之邦就是礼仪之邦，礼仪之邦就是文明之邦。不礼貌就是粗野，也就是不文明。一旦人们把粗野无礼说成坦率，说成有“真性情”，例如在文革中，对温良恭俭让嗤之以鼻，言谈举止皆以大老粗为荣，我们的文明就芨芨可危了。（5）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等于加倍的虚伪在生活中，我们都讨厌搬弄是非的人。搬弄是非之可鄙，不但在于它常常加油添醋，就算它不加油添醋也是坏的，因为它破坏了人们在私下正常交往的基本默契。俗话道：“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你把张三私下讲李四的坏话再转告李四，哪怕原封不动、一字不差，这也是搬弄是非。“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 昆德拉写道：“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成功的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昆德拉继续写道：“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一九六八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了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和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一九七零年或是一九七一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联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普希金在《友谊》一诗里写道：”何谓友谊？酒后轻易的烈焰，／说人坏话的自由会谈，／懒散和虚荣心的交换，／或者就是遮羞的情面。“——引者）。当然，我们都有象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象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玻璃房子的抒情梦想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撼）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除帷幕的人是罪犯。” 苏俄异议人士、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兼小说家亚力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感慨说，我越来越相信，许多批评家对人情世故大加谴责，说人情世故是虚伪，这种指责其实是不对的。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下场合的表现不同，这通常被视为虚伪，“但它并不只是虚伪，或者说，它常常不是虚伪。它也可能是良好教养的表现，那是一个人防止被侵犯的自卫性社会手段之一。它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离开了它，任何正常的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存在。”季诺维耶夫进而指出，那种“以虚伪的否定形式出现的虚伪”才是真正的虚伪，是“虚伪的平方”或“加倍的虚伪”。（6）姿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姿态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布什败给了克林顿。投票结果公布后，布什发表讲话接受失败，并向克林顿表示祝贺。如果你问，布什向克林顿祝贺是发自真心吗？比方说，当布什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一起时，他也会说“让我们祝贺克林顿”吗？我不信。我猜想，布什在私下里说不定还要骂几声“这个滑头威利”，说不定还要批评两句选民，“人心不古”，“不辨贤愚”。如果有人把这些话录下音来公布出去，揭发批判布什是伪君子，撇开私自录音并公诸于世的错误做法不论，单说对布什伪君子的指控，对还是不对？虚伪不一定全是坏的，真实不一定全是好的。骄傲和谦虚就是一组明显的例子。骄傲常常是真实的，谦虚往往是伪装的。这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难道不是吗？谦虚为什么受到称赞？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一种掩饰，一种伪装；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可是别人不愿意刺激我们的自尊心或虚荣心，不肯在我们面前炫耀，这样，我们就比较受用，所以我们称赞。骄傲为什么招人反感？也恰恰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那是真诚的、真实的。如休谟所说，骄傲的错误在于它“容易借一种比较作用引起他人的不快”。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我们知道别人确实比我们高明，和别人一比，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差劲，真的差劲；因此我们感到沮丧，因此我们不高兴。要是别人并不比我们高明甚至还不如我们而又做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叫吹牛，我们会嘲笑，倒不会生气了。谦虚本来就是指一种表现，一种姿态，正如风度。当败选的布什向胜选的克林顿表示祝贺时，我们称赞布什有风度。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姿态，我们并没有天真到相信这会是布什内心的真正感受，然而我们赞许的正是这样一种掩饰。休谟说：“一种纯真和真心的骄傲或自尊，如果掩饰得好，并且有很好的根据，乃是一个尊荣的人的性格的必需条件，而且要想得到人类的尊重与赞美，也没有其它的心灵性质比这种性质更是必要的。” 勇气、从容常常都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勇敢不一定是不害怕，勇敢常常是假装不害怕。在牛虻被处死刑的前一天，蒙泰尼里来狱中探望，牛虻嘻笑怒骂，毫无惧色，可是等到蒙泰尼里走后，牛虻哭了。如果牛虻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哭，我们就不会佩服他的勇敢，而会怀疑他麻木不仁了。不错，常识也告诉我们，“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过分的谦虚，它表面上在尊重别人的虚荣心，实际上却是在触犯别人的虚荣心，它表面上在作出一种对自己不利的比较，实际上却是在刺激别人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比较。谦虚是有意识的掩饰，从而避免对别人造成过分直接的刺激，过分的谦虚则是以退为进，借掩饰来突显。过分的谦虚和骄傲正好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能引起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说，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谦虚是要本钱的，你没有任何比别人高明之处却又要作出谦虚的姿态。这也属于过分的谦虚，它不是谦虚而是骄傲，它甚至连骄傲都算不上。梅尔·戈达曾经挖苦某位故作谦虚者：“你用不着谦虚，因为你没那么伟大。” 还有附庸风雅，既然附庸风雅意味着不风雅者装做风雅，向风雅表示倾慕，那么附庸风雅有什么不好？当然，真风雅比假风雅好，但假风雅总比庸俗得理直气壮、对风雅连点敬意都没有要好。假如让人人都风雅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得的事，那么，一个风雅的社会无非就是一些人风雅而另一些人附庸风雅。阿尔多斯·赫胥黎说：“谢天谢地！亏得有一邦人附庸风雅，要不艺术家只好喝西北风了。” （7）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现代政治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开会，一是投票。开会和投票又分别有两种方式，一是公开，一是秘密。为什么有的会议或投票要公开进行，有的却要秘密进行，其间大有深意。一般说来，民主意味着公开、开放，专制意味着秘密、封闭。例如美国的国会开会就对外开放，老百姓可以前往旁听，现在还有电视现场直播；中共的人大会议却不对民众开放，电视上出现的画面无不经过当局的剪辑过滤。不过，也并非民主制下的各种会议一律都对外开放，总统召集内阁会议通常不对外公开，著名的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就是一次关门会议。再说投票，照理说，民主就是公开，因此体现民主精神的投票就该是公开投票，例如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议员们投票就是公开的，然而，无记名投票（即秘密投票）恰恰是民主制的发明；共产党反而最不喜欢秘密投票，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最喜欢采取当场举手表决这种最公开、最透明的方式。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坚决主张公开投票即投明票，不但议员该投明票，选民也该投明票。一般人都同意议员应该投明票，从而向选民负责。否则，选民如何监督呢？选民当然有权知道他们选出的议员在每个重大议题上表示何种立场。议员那一票是受选民之托而投的，他当然要让选民知道他到底投的什么票。不过，密尔主张投明票还有一层考虑，基于这层考虑，密尔认为连选民也应该投明票。密尔认为，一事当前，我们往往有两套选择，“其一是根据个人理由的选择，另一是根据公共理由的选择。只有后者是我们愿意直认不讳的。人们急于想显示的是他们性格的最好的方面，哪怕是对不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显示也好。人们在秘密的情况下将比在公开的情况下更容易由于贪欲、恶意、呕气、个人的对抗，甚至由于阶级或党派的利益或偏见，作不公正的或不正当的投票。”密尔并不天真，他并不认为只要投明票就能保证人们出以公心。问题是，“必须当着别人的面为自己作辩护，这对那些行动违反别人意见的人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因为这使他们必须具有他们自己的可靠理由。”换言之，只要你必须以公开的方式表明你的立场，你就不能不为你的立场找出某种说得出口、拿得上台面的理由。这就对你一味照私欲行事加上了一个制约。密尔指出：“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变得更为常见——就是：对坏人的多数所能有的几乎唯一的限制是他们对正直的少数的意见的不自觉的尊重。”这就叫大义凛然，正直的少数的意见具有一种道义威慑力，它能令坏人的多数产生敬畏感——象俗话说的“给镇住了”，所以这个坏人的多数虽然心里不乐意，但还是乖乖地举手赞成。密尔并没有把公开投票的优越性绝对化，他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秘密投票更可取。在少数支配多数的有害权力正在强势的时候，投票者不怕得罪众人却唯恐得罪长官，不是向众人负责而是向权势者负责。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投票最具有说服力。“如果选举人是奴隶，能使他们摆脱枷锁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忍的了。”另外，在不少投票者可能被收买或者受到一伙人非法暴力威胁时，秘密投票也比公开好。开会的道理和投票的道理相似，一般来说，也是公开比秘密好。那么，为什么象费城会议又要采取秘密形式呢？因为费城会议不同于一般的议会会议，它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而不是通过决策。事实上，所谓费城制宪会议并不是制定了一套宪法，它只是提出了一套宪法的草案。这部草案只是在交付各州讨论表决后才正式成为宪法的。你不妨把它叫做制宪的预备会议，所以它不必公开。公开反而弊大于利。按照费城会议当事者的考虑，如果会议公开进行，代表们的立场就可能变得僵硬。任何探讨性的发言都可能引起广泛的猜疑，任何改变观点的做法都容易引起支持者的责难和反对者的讥笑。更重要的是，一旦某人公开表了态，再作让步就几乎不可能了。一时的失言也就很难有补救的机会。政治离不开妥协，过分的公开则使得妥协很难进行。以上一番分析，都是基于人有两面性这层考虑。自由主义力图发掘人的优点，让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好些（更公正、更从善如流，等等）；专制主义则相反，专制主义总是拼命利用人的弱点，迫使人们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坏些。你很容易发现在前者中包含着虚伪或伪善的成分，这恰恰证明虚伪或伪善的正面意义。美国学者格兰特（Ruth　W．Grant）指出：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上，伪善不但是邪恶向美德的致敬，而且它本身就可能是美德，如果和其它可能的替代相比的话。换言之，由于人性的不完美，在某些问题上，能让一般人在公开场合下表现得比较好（即伪善）也就很不错了。如果你硬要祛除这种伪善，你并不能得到真善，而只能导致真恶，彻底的恶。（8）道德的绝对主义与道德的虚无主义豪（Edgar　Watson　Howe）发现：“很多坏事，若放在光天花日、众目睽睽之下，人人都装出无比震惊的模样，其实在私下他们谁没容忍过比这坏得多的事呢。”这实在是人性中一个极其微妙的特性。可见，实现公开性是保证公正性的制度前提，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认真观察可以发现，政治话语总是含有道德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德于不顾。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但不能公开说出无耻的话。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谁要是公然否定道德，谁就是把自己置于彻底孤立的地位，连你的同伙都不敢公开站在你一边，无异于政治自杀。为什么在政治上有些事“可做不可说”？道理即在于此。格兰特说得好：“说政治伪善是必须的，就是说道德犬儒主义不可能成为公共原则。”“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政治上的伪善正好证明了在公共生活中道德冲动的力量”。象“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这种混账话，邓小平、江泽民们敢拿上台面吗？其实，就连这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加掩饰的，中共当局何尝真心关切社会稳定，它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绝对权力。再讲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不可能避免虚伪，因为民主政治是说服的政治，说服的政治要求说话的各方有所掩饰。对亲密的朋友或许可以无话不谈，对于公开的敌人也可以直言不讳，然而在民主政治中，你要打交道的人却既非密友又非敌人，有关各方存在利益冲突，彼此间既缺乏互相的信任，但又需要自愿的合作，这就需要有所掩饰，这就需要某种虚伪。有一种观点，把民主政治视为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为谋求自身利益的讨价还价。格兰特反驳了这种观点，因为政治不能仅仅是互相竞争的利益彼此之间的讨价还价。毕竟，民主政治不同于自由经济，因为政治不仅仅涉及利益的理性算计，它还涉及人性的其它种种非理性因素，例如虚荣心、骄傲、忠诚、野心、贪欲，等等。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你要说服别人去做某件事，正面提出，责以大义，晓以利害，有时都不能奏效，倒是反过来刺激起对方的虚荣心和骄傲感更容易成功。猪八戒就是用了激将法才说服孙悟空出山救唐僧的。可见，在政治上，有时候是需要权谋，需要技巧，因而也就是需要某种伪饰的。指望人们在政治上都十足的理性，这本身就是不理性。笼统地反对权谋，反对虚伪，并不会导致原则的政治，只会导致赤裸裸的自私自利，并不会保证正义的事业获得应有的成功，反倒可能导致僵局，导致失败。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常常流于极端，要么流于道德的绝对主义，要么流于道德的虚无主义。两者貌似相反，实则相通。道德的绝对主义要求政治在道德上十全十美，达不到这一要求就愤世嫉俗，干脆否认政治中道德的意义。于是他们就得出结论，好人不能搞政治，搞政治就不能当好人。要么远离政治，无一可为，要么进入政治而无所不为。所以，道德的绝对主义者很容易变成道德的虚无主义者。事实上，有些表面上的道德绝对主义者，骨子里是道德虚无主义。这种人对于极权专制统治从不批评反对，对自由民主制度却百般挑剔，求全责备。（9）伪善到底，即非伪善伯林最爱引用的一句话是，弯木不可得直材。由于人性本身的不完美，我们不可指望政治的完美。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致力于政治的不断改进。自由主义关心制度的改进，努力建设良好的制度。所谓好制度，就是能发挥抑恶扬善的功用，确切地说，是利用小恶防止大恶。和赤裸裸的恶相比，伪善不失为一个较小的恶，所以史珂拉会说自由民主制度鼓励伪善，再加上各党各派都在竞相指责对方虚伪，这种公开的政治竞争机制又夸大了虚伪的重要性和虚伪的普遍性。记住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对民主社会里的虚伪现象有一种更平实的看法。当美国的开国元勋颁布宪法，确认人人享有天赋人权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或许是虚伪的，可是既然他们要维持虚伪，因而在其它弱势群体运用天赋人权的原则要求享有真正的同等权利时，他们就很难公开拒绝，于是到后来，天赋人权也就果真成为普遍的现实。尼采说得好：“一个伪善者，若总是一个样的伪善，到头来就不算伪善了。”难道不是吗？《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

3周前

习近平反军中腐败亲疏有别。习近平上台以来清除了大批军中将领，包括被称作习家军的将领，但实际上亲疏有别，二十大之前打倒的将领都判了刑，二十大之后的都只是罢官而没见判刑。二十大前打倒的将军，如徐才厚、郭伯雄、房峰辉、张阳、王建平、田修思等，被视为江胡派系，从官宣落马到公布判刑，顶多一年多。二十大后打倒的将军都是习家军，到现在没见一个判刑。落马最早的火箭军的将军们，从官宣落马到现在都两年半了，也没见公布判刑，可见不是在走程序，很可能就是不判刑。

3周前

关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张又侠涉嫌向美方泄露核机密一事。不排除向WSJ喂料的人是别有用心（记者有闻必录并不为错），是想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给张又侠扣上更严厉的罪名，更用它来堵住众人之口。我认为说张又侠泄密给美国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说张又侠泄密给美国的指控是来自中国核工业集团前总经理顾军。可是顾军怎么能证明张又侠泄密美国了呢？如果张又侠泄密给美国，那么也只有在现场的人才知道他泄了密，顾军怎么能知道呢？顾军充其量能证明有些绝密信息被张又侠知道了，但张又侠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军委日常工作的主管，本来就有权知道所有关于军事和武器的机密。机密总是分级别的，保密并不是对一切人保密，保密总是对一些人不可说对另一些人可以说。作为军委日常工作的主管，很多信息的保密层级就是由张又侠定义的。唯一可能的是，张又侠在和美国外交或军方官员关门会谈时向对方透露了某些有关中国军事或武器的信息，张又侠自己认为透露这些信息是可以的，甚而是应该的、是必要的。这根本不算泄密。像这种关起门来的会谈，有些内容是不会公开的，但其中要是有特别重要、特别不寻常的话，在场的多半会有人报告给习近平的，习近平可能认为有的话不该说，习近平和张又侠在定义保密层级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习近平也不会认为是泄密。再说，查查时间线，张又侠和美国人会谈，最近的一次也是一两年前了。如果张又侠真的向美国人透露了什么信息，习近平早该知道了，要追究早就追究了，哪里会等到现在？再说，泄密给美国人这一条这么严重，可是在官宣中并没有提及。可见是莫须有。其目的是堵住众人之口。这使人联想起当年给彭德怀扣上的罪名里通外国。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提了意见，被毛泽东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扣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随后又在党内展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把一大批大小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后就是更严重的大饥荒，中共不得不实行调整，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搞了一场甄别运动，给前阶段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小干部摘了帽子。但同时宣布彭德怀不能平反，因为彭德怀里通外国。里通外国这个罪名和泄密给美国人一样，既然涉及机密，所以无须说出内情，别人也无法追问。这样一来就堵住了那些为彭德怀鸣不平、要求为彭平反的呼声，维护了伟大领袖的伟光正形象。

3周前

《五七一工程纪要》说毛泽东“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3周前

我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否则习近平大可以逼张又侠退休（按年龄早就该退休了），如同邓小平逼杨家将退出一样。毕竟，现在这么做对习近平本人也有很大的损害。

3周前

这个问题提得好。那么多将军出问题，张又侠不可能没问题。他早该有危机感。按说，他如果知道自己无力反抗，就该选择请罪以求宽大处理，要么就该做困兽之斗。为何却坐以待毙？莫非只是心存侥幸，以为习近平的大棒打不到自己头上来？以为自己可以到站下车、平安落地？关于张又侠的落马经过，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内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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