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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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我以为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鲜感在减少。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你乘车到某地，然后原路返回，路程是一样的，时间也一样，但是你总会觉得回程的时间更短些。

#年龄增长 #新鲜感减少 #路程感知 #时间错觉 #生活感悟

4天前

万润南留下巨量文字，请点击《万家述评》：

#万润南 #万家述评 #评论 #文章

4天前

老万病故，十分哀痛。重贴旧文，谨表悼念。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推荐万润南回忆录《商海云帆——四通故事》（2014/02/25）：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恐怕就是自传，就是回忆录了。大约从2006年起，万润南－－我们都叫他老万－－开始在网上陆续发表他的回忆文章。按时间段分为几部份，有“童年记忆”、“中学时代”、“清华岁月”、“四通故事”和“我的1989”；据老万说，他还要写“流亡生涯”。用老万自己的话，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去年6月，香港的天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商海云帆》，副标题是“四通故事”，其实，这部《商海云帆》收入的内容并不只是“四通故事”，还收入了“我的1989”。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这两段经历已经载入了史书。如今我们又可以看到当事人的自述，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不久前刚刚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那时候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在四通前前后后的领导层中，被人指指点点的不乏其人，唯有老万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尊重。这不仅是做事的成功，也是做人的成功。四通创办不久就闹过一次家变，有人要另起炉灶，带走了一批人，卷走了一笔生意。老万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和出走的一方友好分手，宁可在生意上吃哑巴亏也不忍苛责对方。还有一个下属搞财务欺诈，好在被及时发现，没造成实际损失。公司里很多人主张对犯事者起诉，送进监狱，老万不肯，老万担心那样做就会把这个年轻人的一生都给毁了。对于当年的同事，合作伙伴和下属，老万总是说好话，至少是不说重话不说狠话。这纵然不全是出于性情，也是出于教养。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恨。老万认为我提出的策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蜂拥而上。”可是老万自己就强调，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要会妥协，要让党内改革派赢一回。这不是和我的意思一样吗？有人说，万润南在1989年那场风暴中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老万对此一笑了之。老万说：“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 事实上，八九民运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民主运动。正是在5月19日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各种背景的华人的参与达到最高峰。在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出第二件事，象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赢得全世界一边倒的支持。因此，现在不是要问老万和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而是要问嘲笑讥讽老万的人，当年你为什么不参加。其实，现在嘲笑老万的人，绝大部分当年也是参加了的；因此，那些嘲笑老万当初押错了宝的人，十之八九不过是在朝自己的脸上吐唾沫罢了。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说几句软话。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老万在书中几次提到，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我想，这既是他的自我期许，也是对我们读者的期望。

万润南病逝巴黎，民运领袖的历史使命与遗志永存· 13 条信息

#万润南 #四通 #八九民运 #回忆录 #民营企业家

1周前

ZT：近读｜哲学家约翰·塞尔（1932-2025）：机器会思考吗？

#哲学 #约翰·塞尔 #机器思考 #人工智能 #思想实验

1周前

ZT：易桂鸣：索尔仁尼琴为什么没有被克格勃灭口？

#索尔仁尼琴 #克格勃 #历史 #苏联 #政治

1周前

胡平：哈马斯打的是超限战——10月7日，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袭击目标包括大量的民居民宅，在以色列南部雷姆举行的诺瓦音乐节是哈马斯袭击的目标之一，超过260人在那里丧生。这不是一般的突然袭击，这还是恐怖袭击。很多人纳闷：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恐怖偷袭岂不是自杀？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那么干？问题在于，哈马斯的头头们并不认为他们发动恐怖偷袭是自杀行为。恐怖分子有恐怖分子的逻辑：他们赌的就是他们的对手投鼠忌器，自我设限。恐怖分子打的是超限战。 1999年，有两位中国军旅作家写了一本《超限战》。《超限战》自诩提出了一整套在现代战争中弱国抗制强国的战术。该书作者之一乔良说，经过第一次台海危机，“我们意识到，如果中国军队和美军兵戎相见，我们的军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战术，帮助我军取得力量均势。”这种新战术就叫超限战。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即可以是军事的，包括游击战、恐怖活动，也可以是非军事的，例如贩毒、破坏环境、传播电脑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说，打仗讲规矩，但那些规矩都是西方定的，如果弱国遵守这些规矩就没有赢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不按常规作战，弱国就可能赢。首先我要提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以为恐怖分子是在为本族本国人民而奋斗。试想，当恐怖分子袭击别国人民时，它把本国本族的人民置于何地？恐怖袭击势必招致对方的回击，因此，恐怖分子事实上是把本国本族人民送到对方的炮火之下。恐怖活动的头目们是把外国外族的平民当作自己攻击的活靶，而把本国本族的平民当作对方回击的肉盾。其次我要指出，打仗讲规矩，决不是只对强国有利而对弱国不利。规矩意味着限制，意味着约束。它对强国弱国一视同仁，弱国由于弱，格外需要规矩的保护。要是在这个世界上，强国弱国都打起超限战，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弱国别说取胜，恐怕连生存都变得不可能。在古代，我们很少听说弱国对强国发动恐怖袭击。原因很简单：在那时，弱国要是用恐怖袭击的方式打击强国，只会引来滔天大祸，灭顶之灾，被屠城屠族，灭国灭种。古代的情报工作和武器技术更不灵，遭受恐怖袭击的一方更难以准确地区分出谁是袭击者谁是无辜的平民，怎么办？很好办，把有嫌疑的人员或族群统统灭掉就是。就像古书里常写到的“大兵所至，玉石俱焚”。这不是因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精准的区分谁是玉谁是石。上述道理十分简单，《超限战》的作者不会不懂，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鼓吹超限战，而这种荒谬的主张为什么还有人信奉、有人喝彩呢？这里有一个没有公开说出口的假定。《超限战》的作者就是吃准了他们的对手是现代人是文明人，要讲规则，有自我约束，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需要提醒的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等报复，这本来在古代都是被视为正义的，载之于几乎各种文化的经典。只是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这种正义的缺陷。正如美国哲学家、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说：“任何只限于正义的正义都会迅速蜕变为低于正义的东西。只有高于正义的品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换句话，现代人希望能找到一种比对等报复更人道的东西。中共军旅作家在《超限战》一书里论证了，如果弱国不按常规，采取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包括恐怖袭击、病毒等等，而强国虽然遭到弱国不按常规的攻击但仍然固守常规，在对方早已超越一切界限时自己仍然谨守界限，那么强弱之势就会逆转，弱国就可以战胜强国。这就提出了一个有关文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就是，如果一方打起超限战，而另一方又不愿意采取简单的对等报复，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在号称哈佛史上最红火的公开课《正义》上，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举到电车难题：一辆有轨电车失去了控制，司机看见前方的轨道上有五个人。司机可以任凭电车继续前行，这样一来，这五人一定都会被撞死（这五个人不知何故都无法离开轨道）；司机也可以将电车转向，开到一条岔道上，而这样只会撞死另一个人。那么，司机是否应当把电车开到人少的轨道上，撞死一个人，而不是五个人呢？电车难题引起广泛的热议。其实，真正更应该热议的题目是恐怖袭击，是超限战。文明的一方应该怎样应对恐怖袭击，怎样应对超限战。对等报复是不是无奈的、没有选择的选择？抑或是还有更人道的战术；如果有，是什么？

#哈马斯恐怖袭击 #超限战 #以牙还牙的伦理困境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电车难题

1周前

今天是10.7恐怖袭击两周年。重贴旧文——胡平：为什么911后劫机事件骤然剧降？—— 怎样防止恐怖袭击（2023/11/13）你注意到了吗？911之后，劫持客机事件骤然剧降。我在911发生后的当时曾经预测到这一点： “劫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劫者和被劫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信任(！)，一种如履薄冰的信任，细若游丝的信任，但毕竟不失为一种信任：被劫者多少总还相信，劫者只是把他们当作人质，而不是打定主意要他们当炸弹；劫者则相信被劫者有这份相信，所以才会接受他们的摆布，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和他们拼命；各国政府也仅仅是相信被劫者的生命有可能保全，所以才要求机组人员不必与劫机者作殊死斗争。然而，911事件摧毁了这种相互信任：一旦被劫者强烈地担心，他们不是会当作人质而是会当作炸弹，他们还会听任摆布坐以待毙吗？一旦各国政府强烈地担心，不仅机上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难以保全，而且还可能对地面上几千人上万人的生命造成重大伤害，他们不得不要求机组人员携带必要的装备，不顾危险地去搏斗，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劫机者得逞；迫不得已时，政府甚至不排除下令用炮弹把被劫的飞机击落。新的劫机行为摧毁了旧式劫机行为赖以存在的各方互动心理，由此産生出新的心理预期与反应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本来只打算进行旧式劫机行为的恐怖分子们怎麽办呢？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可能使别人把他们和新的恐怖分子区分开来了。如果他们只抱有旧式劫机的动机和目的，他们唯有放弃。那么，这种新式劫机行为又有多高的可重复性呢？几乎为零。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经验，任何劫机行为都会导致不惜同归于尽的反抗，除非劫机者本来就是想造成一次空难，否则，他们的目的决不可能实现。这样说来，恐怕以后不会再有劫机事件了，除非空难。” —（引自胡平《文明与野蛮之战》2001年9月） 911后，航空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各国政府都花费巨资，建立起非常严格的机场安检系统。以美国为例。在“9.11”发生之后的三个月，与国土安全部一起成立的交通安全局（TSA）开始负责美国全境公共交通的安全事宜，其重点就是机场的安检工作，对每一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检。但是机场安检不可能万无一失。在2015年国土安全部对TSA安检的暗访中，七十余项暗访检查条目的通过率“高达”5%。暗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爆炸物及枪支等，仅有几次被TSA安检人员成功发现。因为地面安检不足以防止恐怖袭击，机组人员（乃至乘客）就构成了防止恐怖袭击的最后一道防线。911后更重大的改革是，给机组人员必要的装备，对机组人员进行反恐培训，包括且不限于如何识别与处置可疑人员、发生袭击或劫机事件后如何应对以及相应的应急预案。美国还成立了专门的航空乘警部门。航空乘警携带手枪和电子枪，假扮成普通乘客混迹在飞机上，在遇到重大情况时亮明身份执法。与此同时，重大活动的安保工作也把防止911式恐怖袭击纳入了考量范围之内。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东道主国家都在奥运场馆附近部署近程防空系统以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这种专门针对民航机的硬杀伤防范措施在“9.11”事件之前是极为少见的，而“9.11”事件之后已经成了例如奥运会这种世界级重大活动的标配并习以为常。正因为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重大措施，911后劫机事件骤然剧降。以美国为例。自911至今22年来，美国本土再没有发生一起成功的针对客机的恐怖袭击或者劫持事件。不是说这20年来没出过事，但都被迅速解决了。2001年12月22日，英国恐怖分子理查德·雷德的鞋底内装有炸药，在911刚发生三个月之后的高压时期依然成功混上美航63航班，在准备引爆鞋底炸弹以炸毁飞机时被机组成员及时制服。如果说2001年12月美国的航空安检体系尚未建立完成，那2009年 12月25日美国西北航炸弹事件发生时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安检体系，却依然没有阻止恐怖分子将炸药装在内裤里带上飞机就引爆。所幸这次袭击所使用的自制炸药威力过小，引爆后仅炸伤了恐怖分子且被立即制服，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难看出，上述这两起未遂事件都不是把乘客当人质也不是把乘客当炸弹，而是蓄意制造空难。这就是我早先说的，911后将不会再有劫机，除非空难。其他国家 911后发生过好几起空难，有几起查明是驾驶员作案，还有些空难至今未查明原因。 911后，为了航空安全，我们已经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包括：机场安检（设备、人工，还有乘客的时间），携带装备的接受过反恐训练的机组人员和乘警，还有地面的防空系统。如此沉重的代价并不是一次付清，而是在不断付出，继续付出，无限期的继续付出，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结束。 911后在航空安全上的一系列改变，核心的一点是：乘客的生命安全不再优先。 911前之所以有那么多劫机事件，就因为劫机者吃定了人们——航空公司和有关政府——都会把飞机上的乘客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们动手，因此不得不对他们让步，这样他们就得逞了。可是911后，情况大变。911后对劫机零容忍，对劫机者就是不让步，机组人员被要求不顾风险地和劫机者搏斗，哪怕机毁人亡，包括飞机上的乘客全死掉也在所不惜。这样一来，劫机就毫无意义了。毕竟，劫机只是手段，目的是迫使对方让步。如果手段注定了不能达到目的，手段就失去了意义，就只好放弃了。这就是为什么911后劫机事件骤然剧降的原因。可以想像。如果在911之前有人就对劫机事件提出这样的应对策略，即，对劫机零容忍，决不让步，哪怕机会毁人亡，同归于尽。那一定会被指为冷血而招致强烈的反对。但是911让人们意识到，还有以劫机为手段，把人质当炸弹，对地标性建筑或城市进行恐怖袭击，从而造成远比机毁人亡更可怕后果的这种危险。为了防止这种更大的伤害，人们不得不一改过去以乘客生命为优先、向劫机者让步的做法，改为以消灭劫机者为优先，而以乘客生命安全为其次。这种改变看上去确实很冷血，但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吊诡的是，这种貌似冷血的改变的结果，不但最大限度的防止了911式劫机，而且也最大限度的防止了老式的劫机，更好的保护了乘客的生命安全。这场博弈的内在逻辑，值得我们思之再三。

#911恐怖袭击 #劫机事件骤降 #航空安全 #反恐措施 #乘客生命不再优先

1周前

胡平：有关美国一中政策的探讨（中共在两岸政策上的重要改变）

特朗普言论引发台湾担忧：中美贸易与和平统一的微妙关系· 27 条信息

#胡平 #美国一中政策 #两岸政策 #中共 #政治探讨

1周前

ZT：史应真：鲁迅是民族英雄吗？《华夏文摘》首发，2025 年 10 月 06 日鲁迅先生，在1949年以后一直是中国第一文化伟人的形象，文章道德备受推崇，在大陆基本看不到负面评价。曾经与他论战过的人都被列入“反动文人”的行列。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他评价极高，毛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真的没有“奴颜和媚骨”、真的是“民族英雄”吗？日本在近代是对中国伤害最大、杀害中国人最多的野蛮和残忍的民族，我们看看鲁迅对日本民族和日本人的深厚感情，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奴颜和媚骨”，配不配当“民族英雄”。我们先看他的一首诗，其中最有名的两句是：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这是在与谁称兄道弟？又很大度地要泯什么恩仇？最近看到一篇网文，题目是《鲁迅用什么报答日本人？》，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作者搜集了鲁迅先生题写的很多诗句条幅，特别是1927年至1936年鲁迅最后9年的作品，与鲁迅的日记对照。这9年鲁迅先生居住上海，这些作品都是赠送给日本人的。作者逐条展示，这些诗句条幅表达了鲁迅先生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温情和赞美，对于9.18事变和日本轰炸上海闸北（1.28事件）这些重大事件没有任何愤怒和仇恨，相反却表达了极大的宽容。“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首诗就是在日本人把上海闸北炸成一片废墟之后写给日本朋友的。鲁迅应日本人之征请，写下这首很著名的诗：【《题三义塔》鲁迅 1933年6月21日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西村博士何许人也？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攻击和轰炸上海，史称1.28事件。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为了救援战争中的受伤者，于1932年2月作为“服务团长”来到中国。然而西村真琴的真实身份是个谜。西村在闸北的废墟里发现一只鸠鸟（一种鸽子），带回了日本，鸽子死后他假惺惺地建塔纪念，表示慈悲之心。一只鸽子死了还建塔纪念？可见其虚伪和别有用心，想以此掩盖日本的侵略暴行，欺骗中国人民。他请鲁迅写一首诗，鲁迅即刻应允，中了西村的圈套，充当了西村的宣传工具。鲁迅在此诗中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杀戮没有半个字的愤怒和谴责，还把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称为兄弟，把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看成是兄弟之间的打架，要“一笑泯恩仇”，要我们把日本的战争暴行统统忘掉。可见他丧失了最起码的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应声虫，还算什么“民族英雄”？鲁迅谁都敢骂，唯独不骂日本人。鲁迅在评价日本国民正面素质的时候，丝毫不吝惜笔墨。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情绪高涨，在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说:“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 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 “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种药，也还是不得不买的。” “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他对很多日本人的残暴本性只字不提。鲁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发表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谈到了日本军队把中国年轻人逮住杀掉的事情。他这样说： “东北事起（指918事变），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操练，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鲁迅对上海的抗日青年没有一句肯定和赞扬的话，对他们只有讽刺和挖苦，说他们不是真抗日，而且还“太不认真”地保留了抗日的证据，被“认真的”日本人杀害，不是自找倒霉吗？鲁迅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抓人、杀人没有一句谴责的话，他认为不是因为“日人太残酷”，而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本人太认真”，反而责怪中国人“太不认真”，活该被杀。你看他的立场站到哪边了？如果说他是汉奸还冤枉他吗？鲁迅的一生，和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曾经在日本8年，生活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文化方式和思维方式，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7年10月鲁迅离开广州抵达上海。鲁迅生命的最后9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都市，日本人在上海最为活跃。鲁迅在上海的日本人圈子里，更是如鱼得水。在这9年里，鲁迅的中国朋友没有日本人多，鲁迅和中国人的来往没有跟日本人来往的多。鲁迅在日记里记载，有一次请客，全桌10多个人，清一色的日本人。鲁迅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受到日本人的进一步影响—留着日本式的胡子，买日本书店的书，看病找日本医生。鲁迅的日本朋友很多都是他家里的常客，不断给他赠送各种生活用品，很多人送给鲁迅儿子周海婴玩具飞机和汽车。投之以李报之以桃，鲁迅对于日本朋友，有着自己独特的报答方式，就是给日本朋友写条幅，内容基本是鲁迅自己创作的诗词。打开鲁迅的《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里面的诗歌很多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作的，并且都被鲁迅写成条幅，送给了日本人，算是对于日本人的报答。如果说鲁迅没有活到1937年，不知道后来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事，可是在他在世的时候，日本不仅早就霸占了中国的台湾，而且1931年的9.18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又通过扶植伪满洲国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还通过大量移民企图永远霸占东北。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军队攻占上海）也已经发生，日本又想进一步占领华东富饶地区。就连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都看出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他们就想侵占整个中国，可是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只能这样解释：鲁迅把豺狼当作朋友和兄弟，当然就看不出豺狼的野心与凶残，反而觉得日本侵略有理，怪中国人不争气，所以他只骂中国人不骂日本人。根据鲁迅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深厚感情，他如果活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之后，会不会和他弟弟周作人一样与日本人合作，成为汉奸，还真不好说。时至今日，我们对鲁迅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真应该重新审视。他配得上是“民族英雄”吗？所谓的“民族英雄”，应该象岳飞和文天祥那样，象抗日英烈那样，和异族的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而鲁迅和日本侵略者斗争过吗？他不但没斗争，还百般美化侵略者。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鲁迅，不是全盘否定他，而是要把他拉下神坛，摘掉他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根据网上文章改写，2025.9.19） 📷

#鲁迅争议 #媚日 #民族英雄质疑 #中日关系 #文化反思

1周前

和陈维健、陈维明合影（2025/09/30，纽约

全球反抗运动：中共与习近平必须下台的呼声· 258 条信息

#陈维健 #陈维明 #合影 #纽约 #2025/09/30

1周前

（新浪财经）国资委将严查三十年国企改制过程中巨额资产流失问题原文链接：国资委将严查三十年国企改制过程中巨额资产流失问题，是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让国有资产真正成为全人民的共同财富近年来，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资产流失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9月，国资委明确表态将严查过去三十年国企改制中的巨额资产流失，这一举措标志着国有资产监管进入深水区。回溯历史，我国国企改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抓大放小”战略下，全国数十万家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完成转型。这一过程中，确实存在部分企业借改制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据公开资料显示，仅2004年国家审计署抽查的754户央企中，就发现资产流失问题金额高达数百亿元。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式包括：改制评估环节故意低估资产价值，如某地方钢铁企业在改制时土地评估价仅为市场价的10%；管理层收购（MBO）过程中的利益输送，典型案例是某知名家电企业高管以远低于净资产的价格取得控股权；关联交易暗箱操作，部分企业通过设立“影子公司”转移核心资产。这些行为不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更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值得关注的是，资产流失往往与腐败问题交织。中央纪委通报显示，在近年查处的国企腐败案件中，近六成涉及改制过程中的权力寻租。此次国资委重拳出击，其政策背景值得深入解读。从宏观层面看，这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期，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其资产安全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从监管技术看，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成熟，追溯历史交易、发现异常线索的能力显著提升。例如，某省利用智能审计系统对二十年来的改制档案进行筛查，三个月内就发现可疑交易线索127条。严查行动将聚焦三大重点领域：一是1998-2005年间的中小国企“改制潮”，当时因监管制度不完善成为流失重灾区；二是2010年前后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个别案例存在民营资本与国企高管合谋掏空资产；三是2015年以来的“僵尸企业”处置，部分优质资产被恶意低价处置。调查方法将采取“双线并进”：一方面组织专业团队对重大改制项目进行回头看审计，另一方面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内部知情人提供线索。这项工作的难点不容忽视。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许多企业经过多次重组，原始财务资料残缺不全；部分改制操作在当时政策环境下具有合法性，需要谨慎区分改革探索与违法违纪的界限；涉及人员众多，包括现任领导干部、退休人员乃至已故企业家亲属。对此，国资委拟采取“三个区分”原则：把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出现的失误与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与明令禁止后的有规不依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与为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从国际比较视角看，转型经济体普遍面临类似挑战。俄罗斯“休克疗法”期间国有资产流失比例高达40%，波兰设立专门委员会追查改制腐败耗时十余年。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总体控制住了资产流失风险。数据显示，2003-2023年间国有净资产年均增长12.7%，但局部领域的"跑冒滴漏"仍需重视。此次清查可借鉴德国托管局经验，建立跨部门的资产追溯专家委员会，引入国际权威评估机构参与历史交易复核。企业界对此次行动反应不一。某央企负责人表示：“正本清源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我们已启动自查。”但也有民营企业家担忧"翻旧账"影响市场预期。法律界人士建议完善制度衔接，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历史遗留经济案件处理的司法解释，重点明确追诉时效、证据认定等关键问题。从长远看，这次清查将产生多重积极效应。在制度建设方面，将推动《企业国有资产法》修订，建立改制交易终身追责制度；在市场秩序方面，有助于纠正“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某省已对查实存在资产流失的企业启动股权回购程序；在社会效益方面，通过挽回损失充实社保基金，某市最近将追回的3亿元国有资产划转至养老金账户。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在强化监管的同时保护企业家精神？改革本身就是闯关过坎的过程，不能因噎废食。建议建立“容错清单”机制，对符合当时政策导向的改革尝试予以包容，重点打击恶意侵吞行为。北京大学某研究团队提出“三维评估法”，从历史背景、主观动机、实际后果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判断。此次国有资产清查风暴，本质上是对“改革初心”的回归。正如某位参与过上世纪90年代改制的老干部所言：“当年我们顶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骂声推进改革，是为了搞活企业。现在查流失，同样是为了国有资本更好发展。”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场跨越三十年的历史对账，将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筑牢制度根基。最终目标不是简单追责，而是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让国有资产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

从严治党：抓作风是关键，反腐斗争再升级· 25 条信息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644 条信息

#国资委严查 #国企改制 #资产流失 #反腐 #经济安全

1周前

所谓低人权优势，不是指中国人本来就穷，劳动力本来就低廉，而是指政府借助体制和政策有意的压低劳动者的收入。

#低人权优势 #劳动力 #政府 #体制 #政策

1周前

这也是低人权优势

#低人权 #优势 #社会 #负面 #中国

1周前

Recited in English: When will the bright moon appear? by Su Shi. China's most famous Mid-Autumn Festival poem 10月5日是中秋节。英语朗诵：明月几时有（苏轼）。

#中秋节 #苏轼 #明月几时有 #英语朗诵 #中国文化

2周前

胡平 | 联大2758号决议不能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本文要点：1、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国和美国有两种不同的解读。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本意来看，中国的解读是对的；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文本来看，美国的新解读也言之成理。 2、在联合国的会员国中，认同美国解读的国家远远少于认同中国解读的国家，因而美国等国试图用它们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3、要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唯一的办法是，美国等国直接和中华民国建立（或恢复）正式邦交关系。这不是用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处理两岸关系，而是用“一国两府”即两韩模式处理两岸关系。兹论述如下：近几年来，围绕着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2758号决议很短。全文照录如下：大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九七六次全体会议。 5月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该法案明确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联合国内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但并未处理台湾与台湾人民在联合国或任何相关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也没有在中国与台湾关系上采取立场，或包含任何关于台湾主权的声明。法案要求美国在各国际组织中的代表，通过话语权、投票权及影响力，倡导这些组织抵抗中国试图扭曲涉及台湾的决议、用词、政策或程序等作为。法案并鼓励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在适当情况下，反对中国试图破坏台湾邦交及与非邦交国的伙伴关系。其实，早在2023年7月25日，美国众议院就通过一部法案，其中提出，2758号决议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也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陈述。自那以后，澳大利亚、荷兰、欧洲议会、加拿大、英国、比利时和捷克，先后通过议会动议、官方声明或其他形式明确表示，联合国2758决议未包含涉及台湾主权的陈述，或不支持将该决议解读为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等国对2758号决议的上述解读。中国政府说，2758号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不存在“两个中国”，不存在“一中一台”。“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糊空间。” 两种解读针锋相对，孰是孰非？平心而论，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本意来看，中国政府的解读是对的；若按照2758号决议的文本来看，美国的解读也言之成理。让我们回顾历史，回顾2758号决议出台的背景与过程。中华民国原本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未马上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仍保有联合国席位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由此，两岸即为联合国席位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由于双方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双方都摆出“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汉贼不两立”的架式。这就使得联合国相当为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本来大多是支持台湾，反对中共政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认为，把占有整个大陆的中共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让只占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继续代表全中国，是不现实的，是不恰当的；同时，他们又都认为不能听任中共武力“解放”台湾。于是有不少西方国家主张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会员国资格；或者是让台湾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到底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还是独立，或者是接受联合国的托管。如果台湾和大陆两方面有一方愿意接受这种安排，那么上述提议还有实行的可能，但问题是在当时，当事者双方，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都坚决反对这种安排，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些提议就都宣告流产。从1950年到1970年，在接连好几次联大会议上，都有苏联等国家提议恢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起先，美国联合其盟友，以“延期审议“的名义将此提议排除于议程之外，后来又以中国代表权属于“重大问题”，必须联大三分之二多数才能决定为理由，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是到了1970年，形势发生变化，有更多的国家支持中共的中国代表权，再加上一系列亚非拉国家进入联合国，而这些国家大多是支持中共代表权的。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中共代表权的票数（51票）首次超过了反对票（49票），不过因为没有达到重大问题案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而没有通过。因此，美国等国要阻止就越来越困难。等到了1971年，国际形势的演变更加有利于北京。在这一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上，阿尔巴尼亚等国再次提议恢復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以及驱除台湾。当时，中共在联合国内已经获得广泛支持，美国估计已经无力阻挡中共进入联合国，于是与台湾当局磋商，变更策略，改以“双重代表权”为目标，希望一方面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会籍，仍能留在联大。”据台湾退休外交官陆以正在他的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里透露：美台“双方经过多次密商，直到最后一刻，蒋中正总统才勉强同意”。美国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把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分成两段表决，先表决是否接纳北京，然后再表决是否驱除台湾。美国估计，因为赞成接纳北京的国家不一定都赞成驱除台湾，因此这就有可能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美国的这一临时动议被否决，台湾代表知道败局已定，不可挽回，便以程序问题要求发言，宣布退出联合国，离开会议大厅。接下来，阿国提案被一揽子通过。从此，北京占据了台湾原来占据的位置，台湾被迫离开联合国。回顾2758号决议的背景和过程，我们不难看出，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其本意就是以实际统治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实际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而占据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这说明，中国政府对2758号决议的解读是对的。但是出于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不承认和藐视，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文本将之称为“蒋介石的代表”，既没有提到“中华民国”，也没有提到“台湾”。这就给美国等国现在的新解读留下了空间，这就使得美国等国的新解读也言之成理。正如台湾大学荣誉教授、两岸问题专家明居正所说：中共自作聪明成漏洞。提的是驱逐蒋介石的代表，中共万万没想到，当年它的这种文字游戏，今天回头给了人家一个诠释空间。它如果驱逐所谓中华民国的代表或者中华民国括号台湾的代表，台湾今天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二）美国提出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目的是促成台湾获得在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代表权。以世界卫生大会为例。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由于承认九二共识，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蔡英文上台后，由于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台湾被中国排除于世卫大会之外。近几年来，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国家有所增多。譬如在去年的世卫大会上，又有台湾友邦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然后共有26个会员国及观察员身份的欧盟代表公开发言挺台，比2023年增加了15个。美国官员特地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不妨碍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统和其它多边论坛。按照程序，大会安排由正反两方各派出代表，进行了两轮二对二的公开辩论；其后大会主席裁定，再一次拒绝把台湾友邦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台湾又一次被排除于世卫大会之外。今年的世卫大会召开在即，估计支持台湾参会的国家或有少量增加，但仍然不足以把台湾送进世卫大会。尽管美国提出了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但是在联合国的会员国中，认同美国解读的国家远远少于认同中国解读的国家。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今年1月15日发表的调查显示，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只有40个(21％)国家坚持“一中政策”，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不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有142个(74％)国家支持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其中有119个(62％)国家承认中国的“一中原则”、95个(49％)国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国家统一”。英国《经济学人》今年2月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有70个国家公开表态支持中国“以任何手段”（即包括武力手段）统一台湾（）。这表明，美国等国试图用它们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美国甚至连把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都做不到，更不用说把台湾送进联合国了。回过头来再看美国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虽然照文本来看言之成理，但毕竟显得单薄。首先，美国是在2758号决议五十年后，才想起给它另一种解读并大做文章，而此前对中国的解读一直没有提出异议。这本身就削弱了其说服力。其次，既然美国说2758号决议并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也并未包含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陈述，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邦交的同时，也和台湾建立正式邦交，那美国自己为什么不带头和台湾建交呢？我们都还记得，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曾经提议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分成两段表决，先表决是否接纳北京，然后再表决是否驱除台湾。这表明，美国本来是打算既接受北京，又保留台湾的。但是等到美国在197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却同时和中华民国断了交。这才是导致今日美国在两岸问题上处境尴尬的关键。几天前，川普总统发出怨言。川普说，尼克松做过的最糟的事情，就是他让美国和中国接触。川普的批评可能是指美国和中国建交，但也可能是指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倒也罢了，为什么同时要和台湾断交呢？陆以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在1977年中美建交前夕，他曾擅作主张，私下向美国方面试探有无可能采取两个德国模式，也就是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承认中华民国。美方表示无可能。卡特总统的东亚事务顾问奥克森伯格说卡特总统已经表态支持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是尼克松签署的，公报提到美国认知到两岸均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无法更改。奥克森伯格还调侃地说：“零起点预算制度或许可行，但零起点外交政策就太不象话了。”意思是说，你们台湾若早同意让美国按两个德国模式还好办，但你们先前一直不肯。现在才想起要从头来过，要美国对大陆与台湾双重承认，那就为时已晚，办不到了。以上种种都说明，美国等国要想通过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使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是缺少现实可行性的。（三）要促成台湾获得它应有的国际地位，唯一的办法是，美国等国直接和中华民国建立（或恢复）正式邦交关系。这不是用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来处理两岸关系，而是用“一国两府”即两韩模式处理两岸关系。或者说，即便美国等国家根据对2758号决议的新解读和台湾建立正式邦交，那仍然不是“两个中国”，也不是“一中一台”；那仍然不表明台湾与大陆是两个分别的国家。因为国家的定义之一是有自己的领土，两个分别的国家就应该有两片分别的领土。可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各自的宪法，都是把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算做自己的领土，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两个国家的领土是重合的不是分别的，因此是同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国家。除非台湾修改宪法，把“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领土”这一条去掉，那么，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才是两个国家的关系也就是“两个中国”；又除非台湾还改了国号改称台湾共和国，那么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才是“一中一台”。既然台湾还没有改宪法更没有改国号，那么，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也就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就不是“两个中国”，也不是“一中一台”，而是、也只能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或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关系。我一直主张美国和台湾建交。前年，我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合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华尔街日报》上（英文链接：）。中译如下：《华尔街日报》：台湾的韩国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就连北京也放弃了对 “一国两府 ”的否定。胡平、林培瑞（2023 年 3 月 29 日）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美国访问，但根据美台关系的奇怪外交礼节，她并不是进行国事访问，甚至不是访问。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官员不厌其烦地称其为 “过境”。当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在上海谈判 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时，台湾地位是最棘手的问题。北京提出了一些硬性要求，美方既不接受也不质疑，在 1979 年美国与北京正式建立关系并与台北断交后，美方在支持台湾问题上留下了 “战略模糊 ”的空间。这种做法在当时可能是明智的，但现在美国就台湾政府的合法性发表明确声明将更有利于稳定。美国可以在 “一国两府 ”的原则下承认台北。这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也不会废除中国政府自 1972 年以来一直坚持的 “一个中国 ”原则。相反，它将遵循北京自己处理与台北关系的方法的演变。在《上海公报》中，除了 “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和 “台湾独立 ”之外，中方还明确反对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和 “台湾独立”。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一直未变，但随后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在 1995 年 1 月的一次讲话中，江泽民主席表示 “坚决反对”“两个中国 ”和 ‘一中一台’，但没有提及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1993 年中共的台湾问题白皮书指出，中国拒绝接受 “两德 ”和 “两韩 ”的台湾问题解决方案，但 2000 年的另一份白皮书坚持反对两德模式，但只字未提反对两韩模式。从那时起，“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和 “两个朝鲜 ”就在官方讲话和文件中系统性地消失了。在台湾这样一个敏感话题上，这些细微的变化不可能是无心之过。它们意味着什么？德国和韩国的模式不同。1974 年的东德宪法将东德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有别于西德。相比之下，朝鲜和韩国的宪法都将其政府视为统一的朝鲜祖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北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从其 “坚决反对 ”名单中删除的 “一国两府 ”理念。对台湾而言，“两韩方案 ”将是一大进步。朝鲜和韩国都允许对方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允许对方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允许对方作为独立的球队参加奥运会和世界杯。自 1992 年以来，北京一直与平壤和首尔保持外交关系。当然，台湾海峡两岸都会反对。一些台湾人不希望生活在 “第二个 ”中国政府之下，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即使对他们来说，也很难拒绝 “一国两府 ”的安排，因为这将从根本上减少他们所生活的来自北京的可怕威胁。北京政权有明显的理由坚持台北政权的非法性。台湾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 21 位，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尴尬的地方，因为它生动地驳斥了民主与中国文化不相容的说法。“统一祖国 ”对于中国共产党激发民族主义并为其争光的努力至关重要。然而，随着实际需要的变化，北京也发生了变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北京和台北政权相互指责对方为伪政府；两岸的商业和人员往来基本上为零。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 90 年代不断增加，再到 2000 年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两岸交流蓬勃发展，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增多。双方就投资、贸易、人员交流、打击犯罪和其他事项签署了 20 多项协议。这些协议通常由政府签署，因此两岸谈判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假装不签署的同时签署这些协议。与美台关系一样，答案是双方各自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大陆，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在中文里，这两个组织被称为 “白手套”，但谁都知道是谁的手在工作。实际上，“一国两府 ”已经实施。2005 年和 2011 年，中国大陆的智库学者公开提出了这一点，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 2015 年，习近平本人也这样做了。他同意以名义上平等的对等身份与台湾总统马英九亲自会面。两人以 “台湾地区领导人 ”和 “中国大陆领导人 ”的身份在新加坡会面。两人都撇开官方称谓，以 “先生”（xiansheng）称呼对方。习先生同意这些条件表明是他主动提出的。没有人会强迫他。(马英九先生本周成为首位访问大陆的台湾前总统）。北京肯定会谴责美国承认台湾的举动；北京不会错过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提高威望的机会。但表面之下可能隐藏着更冷静的反应。很难想象北京的策划者们没有预料到世界对其逐渐转变的对台立场的反应。实际上，这种改变并不会改变现状，而只是承认现状。（2025年5月10日）

世卫大会再拒台湾参会提案，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15 条信息

#联合国2758号决议 #台湾国际地位 #中美关系 #一国两府 #两岸关系

2周前

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该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全书共433页。徐景贤算得上文革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原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徐景贤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判处十八年徒刑。1992年保外就医，从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这部回忆录。徐景贤造反内幕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又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却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是不是徐景贤的路线斗争觉悟特别高、革命造反精神特别强呢？不是。徐景贤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带头造反，是因为他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内部消息。文革一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即被选入中央文革小组而调到北京，徐景贤则是上海市委的文革小组成员，原本是保上海市委的。在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上海市委派出朱永嘉到北京打听政治风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托朱永嘉带话给徐景贤，说上海市委执行了错误路线，要徐景贤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几天后，姚文元又特地给徐景贤打电话，明确地暗示他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于是徐景贤就在大会上揭发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也许有人会问，按说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丕显、曹荻秋都是徐景贤的顶头上司，论职位陈丕显、曹荻秋还比张春桥、姚文元高一些，徐景贤凭什么敢遵循张春桥、姚文元的暗示去反对陈丕显、曹荻秋呢？那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早在一年前，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叫姚文元悄悄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而姚文元就是躲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办公室写他的文章的。当时徐景贤们就知道这是一条通天的线，从姚文元连到张春桥，再连到江青，连到毛本人。因此徐景贤有恃无恐。由此可见，徐景贤的造反才真正是奉旨造反，因此根本算不上造反。徐景贤笔下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徐景贤和四人帮中的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关系都很密切。看看那他笔下的这三个人是什么样子倒是很有意思的。在徐景贤笔下，王洪文实在是个草包。他当初当上上海工总司的司令就不是靠本事而是靠小权术.本来在工总司的初期，冲锋陷阵带头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只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按照徐景贤的描写，王洪文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一朝飞黄腾达，只想着吃喝玩乐。毛泽东怕他不争气，特地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结果王洪文比刘盆子还不如。就在毛泽东病危，中央决定让华国锋和王洪文轮流守候，王洪文居然还有闲心在中南海打猎，真是不堪造就。在古代，也有出身低下的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被皇帝提拔到显赫的高位，这种人不论是忠是奸，一般总还会表现出勤勉和好学的样子；像王洪文这么差劲的真还不多。看来徐景贤对张春桥、姚文元都颇有好感。在他的笔下，姚文元很朴素，平易近人，但不像是有什么大本事，遇事总说"和春桥商量"。张春桥比较厉害，比较精明，但有时也很迟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当过叛徒，虽然由于张春桥的缘故而在文革中免遭于难，但总是给张春桥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丝阴影，所以尽管夫妻感情很好，到后来张春桥还是决定和文静离婚，并托徐景贤帮他找合适的对象。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毛泽东去世，办完丧事以后，华国锋们磨刀霍霍，四人帮大祸临头，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竟浑然不晓，就在10月1日---这离四人帮被抓只有五天了，张春桥还给徐景贤写信，叫徐把物色的对象的材料"送来一阅"呢。我疑心作者写下这段故事也有替张春桥鸣冤叫屈的意思：你看，人家张春桥哪里是阴谋篡党夺权呀！？不过，我们要是把张春桥看成不谙权术的书生，那就错了。徐景贤讲到一件事足以为证.1966年年底，上海工人赤卫队（保守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了，大队人马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刷出"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比造反派提出的"炮轰"、"火烧"还激进.在北京的张春桥知道情况后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文静，转告徐景贤不要让保守组织夺走胜利果实。徐景贤赶快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把原先的口号升级，从"炮轰"、"火烧"改成"打倒"。工总司干脆调集大批人马冲进市委大院，大打出手，把赤卫队打得落花流水，举手投降，首开全国群众大规模武斗之先例。武斗刚结束，张春桥就从北京打电话询问，斩钉截铁地对徐景贤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真是十足的流氓。按照书里的描写，徐景贤对周恩来相当尊重，彼此的关系很好。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知道，至迟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和周恩来的矛盾就很深，所谓批林批孔其实是批周。看来，对于四人帮和周的关系，作者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另外，据说徐景贤和原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斗得很厉害，最后郭自杀身亡。对此事作者却只字未提。再有，作者对70年庐山会议着墨甚多，但是对林彪一派和四人帮以致和毛的矛盾的来龙去脉讲得很少。很难让读者获得一完整印象。缺少反思令人失望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者语焉不详，让人看不明白。比如说四人帮被抓后，徐景贤们在上海开会部署准备武装反抗，可是中央来了一个通知就老老实实去了北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徐景贤们难道不知道去北京是自投罗网吗？为什么连叫都没叫一声就举手投降了呢？可见原先就没什么底气，原先就心虚得很。张春桥在1976年5月16日给徐景贤的那封托徐找对象的私信里写道："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张春桥都不时地想到被"杀头"，可见多么心虚。张春桥把这话写在信里，说明他和徐景贤私下交谈时一定不止一次谈过这些问题和感觉.那么徐景贤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呢？在最应该写出自己思想活动的地方，作者却没有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不能不是本书最大的缺憾。作者把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比作一场梦，那么在执笔写作此书时当然是梦醒了，以作者的才气、知识和阅历，读者有理由满怀期待，想看看作者有多少反思与醒悟。可是在这一点上，作者令读者大失所望。有读者批评徐景贤回避重大问题，例如林昭的问题.林昭是在文革期间的上海被当局下令枪决的，那时徐景贤正是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他这本书对此却只字未提。不过在我看来，徐景贤没写到林昭的事倒未必是有意回避，很可能是本来就没放在心上。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对于当时的徐景贤们而言，枪毙像林昭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是文革中许多大人物的传记、回忆录或采访录的一个共同盲点.同样地，文革之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为仅仅是精英的浩劫，以为在文革中底层民众并没遭什么罪，那也是因为在这类文字中，底层民众的遭遇很少被提到，而不被提到的缘故就是因为在作者心目中，底层民众（特别是所谓黑五类）的那些遭遇太例行公事，太司空见惯，也太习以为常了。 2006年0月6日，首发RFA。

#徐景贤 #文革回忆录 #上海市委 #四人帮 #政治斗争

2周前

我当然知道。我在2001年写文章指出：当初，法轮功被中共定成邪教，主要罪状是说它不让人打针吃药，摧残身体害死人。当时，中共当局公布过一个数据，从法轮功于1993年问世到1999年7月被禁止，“被法轮功治死”的病人有1400例。根据官方自己的统计，相信法轮功的人数是230万。这样算起来，法轮功学员的死亡率是0.06%，而当时中国人的正常死亡率是0.65%。这就是说，法轮功学员的死亡率还不到一般中国人的死亡率的1/10。

#法轮功 #中共 #死亡率 #邪教 #数据分析

2周前

中医是不是科学？科学，在汉语中原指分科之学。现在人们所说的科学，则是指对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的一种研究，一种系统化的知识。粗略地说，科学具有以下一些特性：可观察、可量度、可重复、可验证（可证实或可证伪）以及非个人性，等等。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科学不等于正确。既然科学的特性之一是可验证——可证实或可证伪，这就表明科学是可错的，所以科学不等于正确。第二，科学也不等于真理，更不等于一切真理。科学是有价值的，但科学并不涵盖一切价值。有很多真理、很多价值是在科学之外的。我们说一个东西是科学的，不等于说它必定是正确的，我们说一个东西是不科学的，是非科学的，也不等于说它就必定是谬误，就必定不具正面价值。科学是讲求效验的，但有效验不等于一定是科学。例如中医等某些传统医术，有许多是有效验的，但仍然不能算科学。其理论形态更接近玄学（或者叫形而上学或古典的自然哲学，也可叫前科学）。它们所依据的那些基本概念，火、气、虚、实之类，不象现代医学中的胆固醇、血小板、消化酶，还是缺乏可观察性和可量度性。你注意到了吗？一说起“神医”，那一定是指中医一类传统医术的人，不会指西医。尽管现代医学（西医）能够解决许多先前令神医束手的难题，但没人会认为他们“神”（除了那些毫无现代医学概念的人），因为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可学习、可观察、可量度、可重复的，基本上是换了别人也能做得到的（非个人性），几乎引不起什么神秘感。譬如预测胎儿性别，过去有人能做到八成准，就被称为“神”，现在凭着超声波检查百发百中，却没有人说神了。明白这中间的道理，你就知道什么是科学什么非科学了。如上所说，中医不是科学。那么，中医算不算伪科学呢？ “伪科学”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大致上说。伪科学不等于一般所说的非科学。伪科学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以科学相标榜，自称科学但实际上不是科学；二是欺骗和作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一套知识系统仅仅是自称科学但实际上并非科学，也就是不具有诸如可观察、可量度、可重复、可验证和非个人性等特性，我们可以说它是非科学，但未必就是伪科学。否则，不但是中医会被归为伪科学，学术界称之为科学、尤其是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许多知识系统也都会被归为伪科学。例如心理学，象弗洛伊德心理学。弗洛伊德自称其理论是科学的，理性的，是与形而上学、神秘主义和宗教相对立的。然而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试问，弗洛伊德心理学里的“力必多”是可观察可量度的吗？俄狄浦斯情结（即弑父情结）是可以从经验上证实或证伪的吗？一个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根据你对自己梦境的叙述而作出的阐释，是和一个内科医生根据你对自己头痛肚子痛的叙述而作出的诊断一样性质的吗？事实上，弗洛伊德心理学包含大量的思辨观念，很难得到、也许永远不可能得到临床证据的有效证明。弗洛伊德学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我们能因此就说它是伪科学从而否定其价值吗？

#中医 #科学 #伪科学 #弗洛伊德心理学 #非科学

3周前

ZT：“他们不像美国人" 美国队物理奥赛夺冠成员却遭网暴

#美国队 #物理奥赛 #网暴 #争议 #ZT

3周前

不能这么上纲上线。有希拉里这种想法的白人，才愿意接纳包括我们华人在内的非基督教的其他族裔。

#希拉里 #华人 #种族 #白人 #观点

3周前

ZT：郑义：遥远珍贵的交谈（上中下）

#郑义 #交谈 #回忆 #个人经历 #思考

3周前

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可見，一個窩的條件好壞，這是一回事，一個窩是屬於自己的還是屬於別人的，這是另一回事。“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這句話揭示出歸屬感對人的重要意義，它甚至比條件的優劣更重要。關於歸屬感，德國詩人兼哲學家赫爾德的闡發最為有力。赫爾德強調歸屬感。他認為，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動自由，也需要歸屬某個群體。假如沒有可歸屬的群體，人會覺得沒有依靠，孤立，渺小，不快活。鄉愁是最高貴的一種痛苦。所謂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夠有回到家的感覺，會覺得和自己的同類在一起。赫爾德不講種族也不講血統。他只談鄉土、語言、共同記憶、習俗。寂寞不是因為沒有別人共處，而是因為周圍的人都聽不懂你的話；必須是屬於同一社群的人，彼此能毫不費力地——幾乎是出自本能地——溝通，才可能真正聽得懂。赫爾德不相信有所謂世界主義。他認為人們若不屬於某個文化，是無從發展起的。即便人會反抗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個變樣，他還是屬於一個源源不斷的傳統。新的潮流會產生，但追根究底，人還是從自己的那條河而來。這個在潮流底部的固有傳統源頭，有時候雖然會整個改頭換面，卻始終在那兒。然而，這源頭如果乾凅了，例如，有些人生活在某個文化里，卻不是這文化的產物，他們在生活環境里找不到歸屬，不覺得和某些人有親切感，不能講自己的本地話，這會造成一切人性特質嚴重脫水的現象。為什么移居異國的感受，非親歷者很難理解呢？因為我們本來就出生在、成長在我們所歸屬的社群之中，就像空氣，平時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故而也就感覺不到它存在的意義。離家才會想家；別鄉才會思鄉；和他人相處，你才會意識到自我；到了外國生活，你才會體會到自己是中國人；沒移植過的樹，不覺得自己有根。

#归属感 #赫尔德 #文化认同 #乡愁 #社群

3周前

恐怕很多年轻的朋友不知道，十几年前，不少小学生都在搞竞选呢。2008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一组电视节目《为什么要民主？》（Why Democracy？），其中有一部中国导演陈为军拍摄的短片《请投我一票》（Please Vote for Me），记录的是武汉市常青小学三年级学生的一次班长选举。引人注目的是，常青小学的班长选举采取了竞选的方式。选一个班长，有三个候选人竞争，候选人一本正经地上台发表演说，陈述政见，甚至互相攻击；在下面，同学们有拉票的，有助选的，有质疑的，甚至有起哄的；热火朝天，煞有介事。据说这种情况在国内并不罕见。这表明，竞选的概念在今日中国已经相当深入人心。但凡搞选举，祇要上面不压制，人们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采取竞选的方式。这对于中共标榜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是莫大的讽刺。中共号称三个代表，按说是先进得不能再先进了，可是搞起选举来却连三年级小学生都不如。这也表明，所谓"中国特色"这套鬼话，连三年级小学生都骗不了。不难想见，这样一部无非是记录孩子们带有游戏性质的一场选举的电视短片在国内是不准公演的，因为它触及到当局的忌讳。然而，这部电视短片也告诉了一些令人不安或引起争议的东西。才8岁的孩子，仅仅是选一个班长，选举过程竟然出现了造谣、谩骂、起哄以及一些差不多等于是贿选或买票的行为。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对此，导演陈为军的解释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的生活养成了一种文化，官员的权力和权威很少被人审查。一朝权在手，一切全都有。所以整个国家，人人都想成为政府官员。""我认为，孩子们在整个选举中过程中表现出的乐与忧，他们的输与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步履艰难而又充满希望的民主化进程。" 这种解释未免空泛。动不动把今天的问题都归罪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是缺少说服力的，且不说中国过去几千年也并不是什么封建制度。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弊病要归罪于共产党,归罪于专制制度。"你怎么能指望在共产党专制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能真正地了解民主选举,能很好地实行民主选举呢?"乍一看去,这种解释很有力,其实不然。这种解释也未免失之空泛。从逻辑上讲,如果成长在共产专制下的人民就不会了解民主实践民主,那么共产国家的民主转型又靠谁来实现呢?莫非要从民主国家进口一批民主人士不成? 从经验上讲，俄国东欧蒙古的民主转型都证明，那些成长于共产专制下的人民完全能够了解也完全能够胜任民主选举。他们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就进行得很顺利，没有或很少有暴力或作弊。有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次大选中就把执政的共产党选下了台，尽管那里的共产党在组织上在资源上都占优势，可见在那里，连共产党方面都很守规矩，没乱来。再以80年大学生竞选活动为例（在那年，全国各地许多高校都进行了这样的选举），那时的中国远不如今日开放，国人对民主的知识远不如今天丰富，同学们此前都没有任何竞选的经验，可是这并不妨碍那场选举搞得轰轰烈烈又规规矩矩。孩子们的活动总是对成人的模仿。如果常青小学的学生能够看到80年大学生的选举，他们的选举一定会更好得多。我敢说，如果在80年代就让小学生们搞选举，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今天更出色。换言之，常青小学班长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某些问题，实际上是当今中国社会腐败、尤其是官场腐败的一种反映；而当今中国社会腐败、官场腐败则是六四后中共严厉打压自由民主，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结果。有的人看了这部纪录片悲观地说：中国人连选个小学班长都有这么多弊病，要是选总统选国会那还得了？我说不，一旦中国人可以选举总统选举国会了，也就是说，一旦中国结束了一党专政，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善，到那时，连小学生选班长也会选得比现在更好。 2008年9月16日

#小学班长选举 #中国民主 #腐败 #一党专政 #社会风气

3周前

中国将不再寻求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

中国商务部：世贸谈判不再寻求特殊待遇引发关注· 9 条信息

#中国 #WTO #发展中国家 #特殊待遇 #放弃

3周前

这是另一位胡平，复旦中文系，江西作家，和我同名同姓。

#胡平 #复旦中文系 #江西作家 #同名同姓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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