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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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时前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福利是偏低的，但兜底没问题。

17小时前

从美国的无家可归者谈起——1、连没有到过美国的人也都知道，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大城市，有无家可归者，也就是俗话说的流浪者、流浪汉，英文叫homeless。几年前，一位中国人权问题专家在访问美国后回国作报告，特地讲到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以此证明美国的人权状况是如何恶劣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批评是何等虚伪。不久前读到陈燕妮的采访录《美国之后》，其中一位受访者、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李陀对美国存在著大量无家可归者这一现象提出尖锐批评。李陀说：“在美国这么富有的国家还有几百万无家可归者，这其实是一种灾难。如果美国一些有钱的人拿出一点钱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拿出这个钱来。因为美国是私有制国家，优胜劣汰，大家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天经地义的。” 刚好在前两天，美联社发出如下一则消息： “美国纽约的无家可归者为一名在上个月拒绝逮捕流浪汉的警察筹集了三千美元，作为圣诞礼物。 “这位警察叫德拉克鲁斯，他曾经拒绝执行让他逮捕一名擅自在曼哈顿一间车库睡觉的男子的命令，他对上司说，这个男子别无选择。此后，德拉克鲁斯受到了在圣诞节之前无薪停职三十天的处分。 “为了表示对德拉克鲁斯的感激，纽约的街头露宿者决定集资相助。一些无家可归者的组织为德拉克鲁斯和他的六口之家筹措了这笔资金。 “这笔资金的来源包括无家可归者从路人那里讨的钱和他们出售可供回收的瓶瓶罐罐所攒下的钱，一些流浪汉甚至拿出了他们的部分福利金。 “德拉克鲁斯说，他一直向他的上司清楚地表明，他反对逮捕无家可归者。 “纽约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一直在持续上升，人们对警方的应对之策的辩论也逐步在升温。 “今年十一月，一个志在帮助无家可归者的团体提起诉讼，指称纽约市警察局专挑无家可归者加以搜捕。 “警方则否认他们有通过逮捕露宿者的方法来净化纽约街头的任何计划。” 读到这则消息，恐怕很多中国人都会感到愤慨：怎么？别人无家可归，不得已躲在车库里过夜；政府非但不给别人提供住处，反而要把别人逮捕。太不象话了！这是误解。第一，政府修建了不少收容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但是，有些流浪汉不愿意去收容所而宁肯在街头逗留。第二，如果你在街头等公共场所过夜，警察通常并不干涉；但是，车库不是公共场所。警察逮捕流浪汉是因为他非法侵入了别人的地方。 2 在美国，常常有人针对无家可归者的人权问题向政府提出批评，只不过他们批评的缘由和坚持的原则常常和一般中国人的“想当然”截然不同。譬如在前年冬天，在纽约，围绕著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就有一些人权人士对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提出批评。猜猜看，朱利安尼做了什么事招致人权人士的不满“人权人士为什么要批评朱利安尼”人权人士要求的是什么“根据的是什么” 那还用说“肯定有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就会断言，那一定是朱利安尼对流浪汉不闻不问，天这么冷，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冻死怎么办”人权人士打抱不平，要求市长采取措施给流浪汉提供住处，安全过冬。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嘛。错了，错了，刚好猜反了。事实是，那一年的冬天，纽约特别冷，市长朱利安尼特于日前发出新闻简报，提醒市民注意保暖御寒，勤于问候和照顾老弱邻居，呼吁房东充足供暖，并提醒室内暖气不足或没有热水的市民向房屋局投诉。由于天气酷寒，朱利安尼提出街头流浪汉必须到室内避寒，否则警察或社会工作人员可以不需要征得流浪汉的同意，强行把他们移送到收容所。有些流浪者不干，坚持要留在大街上，不愿意被强行带往收容所；一些人权人士则认为政府无权对流浪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我们知道，早在一九九九年，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就开始清理街头流浪者。当时是本著改善纽约市生活质量的立场，要求流浪者离开公共场所，到收容所居住。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人权人士和不少流浪者的批评。其理由是，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公共场所既然是公共的，别人当然有权在那“塈b著，想走动就走动，想休息就休息。政府无权干涉。如果政府竟然禁止人们流浪，禁止人们露宿街头，那就是对人权的干涉或侵犯。这次，针对朱利安尼的强制性措施，纽约市公民自由协会的负责人西格尔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说：法律上没有哪一条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力，只因为天气寒冷就可以把别人从大街上拉走。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素以铁腕著称，他宣布纽约市进入“紧急防寒状态”，派出额外人力，授权警察可以强行把街头流浪汉遣送到收容所避寒。朱利安尼说：在平时正常状态，除非流浪者有违法行为，否则是不可以强行把人带走的。接连好几天，警察开著面包车满街转，把流浪者送到收容所。纽约市政府有一个无家可归者服务部，这些天也十分忙碌。朱利安尼说：纽约的收容所绰绰有余，即便在圣诞节那天晚上，还多出了六百多个单身床位和一百多个家庭收容处。但是，并非所有的流浪汉都领市长这份情，有些无家可归者表示“坚守街头阵地”，不愿意去收容所。有个记者采访一位名叫刘易斯的四十出头的流浪汉，劝说他去收容所。记者说：“我不愿意有人给冻死，哪怕他自己愿意也罢。”可是对方执意不从。记者问，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儿过夜呢“流浪汉回答：别以为我会告诉你们，纽约这么大，可去的地方多啦，你们来追踪我吧，谁也找不著我。我就是要呆在大街上。当然，有些人权团体反对朱利安尼的措施，也不仅仅是出于反对强制、维护自由的立场，他们还认为政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设施有待改进。如果条件好了，人家自己就愿意来，用不著你去强制了。我见识过一两个收容所。照我的标准，其服务设施应该说还算可以，吃饱住暖、洗热水澡都不成问题，有为单身者准备的房间，有为拖家带小者专门准备的房间；收容所里有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服务管理。为单身流浪者准备的房间，有时候住的人多些，不过比起我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住的研究生宿舍还是要宽松。当然，依照美国的富裕程度，收容所的条件都还有改进的余地，然而也有人怀疑，遇到象刘易斯这种流浪汉，恐怕条件改进了也未必来。 3 谈到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事情并不象李陀先生批评的那样，美国人并不认为无家可归者现象的出现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公众关心的一个焦点话题。手头正好有一本书，书名就叫《无家可归者》（《The Homeless》），是从我所居住的街道小区图书馆借来的，估计这本书在全美各地的小区图书馆都可借到。该书由加州圣地亚哥的格林黑文出版社（Greenhaven Press）于1996年出版，全书共240页，收录了31篇文字，其中有讲演，有单篇文章，有从长文章或书里的节选。这些文字按内容分为五章，五章的标题分别是：一、无家可归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二、无家可归的原因何在？三、何种住房选择方案对无家可归者有利？四、社会可以怎样帮助无家可归者？五、政府可以怎样帮助无家可归者？在每一章里，又分几个小问题，而每一个小问题都有两种不同意见，而且常常是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好象唱对台戏。在这里，编者的意图很明显，正象这本书封底上的一句话：“那些不了解相反意见论据的人，对自己的观点也不会有完整的了解。” 在这本书的后面有两个附录，一个是参考书目，多达69本；一个是相关组织名单，共22个，其中有进行过专题研究的著名研究所，有专门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基金会，有关注无家可归者人权问题的人权组织，有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教育、职业培训等）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有无家可归者自己成立的组织。浏览这本《无家可归者》，读者可以发现，在美国，民间和政府都为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另外，我们也会发现，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实际上未必都是没房子住的问题，它更多地是其它社会问题的反映。根据书中引述的1993年的一项研究，无家可归者中，83%有吸毒、酗酒或精神病的问题。在无家可归者中，单身男性占多数，也有拖家带口的，其中，97%的户主是女性，平均年龄22岁，87%未婚，高中毕业的只有37%（美国的高中教育是义务教育），平均文化程度只相当于小学五年级，有工作经验的只有40%，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曾经工作过一年以上，78%的小孩在六岁以下。这就是说，所谓拖儿带女的无家可归者，绝大部分是未婚少女，生了孩子，离家出走；而这些单身少女母亲之所以要离家出走，那多半又和家庭关系不和睦有关。其实，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主要不是房屋短缺的问题。还记得七十年代中国的房荒吗？那时候，象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四平方米；祖孙三代同堂者比比皆是；许多婚龄男女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或者是结了婚仍然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为什么在那时的中国，街头上你却看不到什么无家可归者呢？这层道理想明白了，很多问题就清楚了。《无家可归者》属于《对台戏》丛书（Opposing Viewpoints Series）。这套《对台戏》丛书有好几十本，涉及到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吸毒问题、爱滋病问题、自杀问题、堕胎问题、枪支管制问题，等等。 4 美国是自由世界，是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什么问题是能被压制被掩盖的，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公开讨论的。在这里，总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理想主义者，为消除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和消极现象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弱势群体中，也总会出现各种类型的领袖人物把大家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权益。美国社会当然有它的很多问题，不过，只要我们稍微作一番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和我们最初想象的其实很不一样。 2003年3月

18小时前

关于美国是否存在“斩杀线”？只讲一件事。众所周知，美国人很少存钱的习惯，原因之一就是有起码的福利政策兜底，不担心没饭吃没衣穿没栖身之地。

1天前

高尔泰：英雄迟暮——第一次听到刘宾雁的名字，是1978年我平反归队之初，在兰州大学校园里的麦克风下。声量之大，真箇如雷贯耳。作为中央党报记者，能正视党内弊端，关注底层疾苦，以天下为己任，敢于为民请命，在当时独一无二。大诗人邵燕祥先生有句云： “鸦雀无声雁有声”，不是虚言。宾雁因此，被广大群众视为“包青天”，纷纷向他鸣冤叫屈。被貪官酷吏视为眼中钉，频频告他寻衅滋事。乘着毛死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的东风，他无往不胜，成了八十年代中国的风云人物，美国时代周刊上的 “亚洲英雄”。他的新闻报导，叙事通透，文字生动犀利，开 “纪实文学” 先河。那时任何一本刊物，只要目录上有他的名字，一出来就会卖光。不仅群众欢迎，也得到作家们的推崇。甚至突破政治禁忌，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巴金）。他宣称，他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是为了帮助党发现问题改正错误，是对党的“第二种忠诚”。我原以为，这是避雷针、擦边球、穿靴戴帽一类反叛者的自我保护，和他们之间的密码式沟通方法。后来熟悉了，读了他的自传，才知道这是误会。他的出生地东三省，受北方强邻和日本的影响很深。哈尔滨像一个国际城市，文化相对活络。从泛斯拉夫俄国到马列主义苏联，从东正教信仰到唯物主义功利意味的人本主义，再到列宁斯大林基于一统霸业的丛林话语，互相对立又都有其共同的、价值系统的基因编码——以社会群体为本位。视献身于群体信仰为个体存在的意义。他根红苗正，对此深信不疑。二十来岁入党，深受信任，一九五零年 “新政府”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有他。后来访问瑞士西欧，也有他。受党信任，对党真诚，合情合理，也合乎传统道德，无可质疑。至于这个党是好是坏，是否值得信赖，那是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与个体的人格无关。他写道，入党后发现，党内也有他不能称之为同志的人，为了党，他必须改造他们。但是那些他不能称之为同志的人，也不以他为同志，为了党，也要改造他。是非没标准，老大说了算。结果是后者把他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强迫劳改。二十年后平反归队，他依旧不改初衷，把与党内恶势力的斗争，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八九六四”的杀戮，标志着后者的胜利。他和我们和许多人一起，都离开了党天下中国。我的逃亡，是在出狱之后，比他晚五年。九二年一到香港，就被报刊上中国流亡者们连篇累牍互相扯皮抹黑的文章弄糊涂了。特别是，看到刘宾雁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社长任上，被指控以权谋私摊开两手向记者 “吐苦水” 的照片，更困惑。带着国内的记忆，我想他必有委屈。打听到地址，去信问候。我说当今中国的青年一代，有谁没有呼吸过刘宾雁的英雄气息，有谁不是在刘宾雁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成长起来。怎么当初同一战壕，一出来就成了仇敌？他回信让别担心，说海外民运正在酝酿大联合，要成立统一组织，选举共同领袖。区区团结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后来大联合未能实现，内斗反而加剧。我说这是生存条件使然，劝他不要生气。他回答说，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你不要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口风很强势，其实是无心的。往昔互有旧知闻，相识虽新有故情，在回答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的问题时（注一），说我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三名”。抬举得太过分了。我只能视为一种，佛家的所谓 “语言施” 。但佛家语言的布施，不费本钱。他这种，付出的代价大了：被指信口开河，扶植亲信，连诚信都成了问题。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和小雨从香港来到洛杉矶，受佛教宗师星云上人关照，住到一处信徒捐献给他的山顶别墅。视野开阔，空气清新，水电房租全免，以每幅千元的润笔，为佛光山画一百幅禅画。很幸运，很感恩。宾雁提醒我别忘了祖国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给我介绍了几个在洛杉矶的朋友，拉我参加了一些民运会议。我不喜欢应酬交际集体活动，更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只因珍重宾雁错爱（他喜欢我的作品），心念旧恩（八三年中宣部清除精神污染，我处境危殆，他发文支持，感如雪里送炭），都照办了。第一次去开会，是参加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旧金山会议。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会场拥挤嘈杂，上台发言的，都是菁英领袖黑手先知，或谁谁谁的智囊幕僚老部下老同事。叙事宏大，调子高亢。混迹其中，我局外人感强烈。决心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了。但还是又参加了一次，中国学社主办的民族主义研讨会，并按要求提交了一篇《民族主义——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会上读了一遍，没有任何回响。期间在宾雁家住了几天。他送了我一本他在台湾出版的自传。文笔生动优美，是历史，也是心灵史，我读之，有一种审美享受。但是他把汪精卫称为大汉奸，使我感慨万端。我告诉他，为什么汪精卫是我心目中的悲剧英雄和真情诗人。他大大吃惊，说，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儿时父亲教读诗词，中有汪的两首(“檞叶深黄…”和“初阳如月…”)，我喜欢，至今能背。抗战胜利后回到城里，才听说他是大汉奸，蒋介石炸掉了他的坟墓。后来阅读稍广，才知道当时主和的人很多，胡适、陈寅恪诸公，也一度如是想过。汪精卫他们强调的是，战争消耗国力，“必将使中共坐大”。战争“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不知蒋公到了台湾，想起过这些忠言否？读宾雁自传七年之后，香港出版了汪的《双照楼诗词藁》，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考证此事甚详。我建议宾雁看看，他说他没那份兴致。他精通俄语、英语和当代汉语，不谙中国古文，我替他遗憾。在普林斯顿开会那阵子，正值克林顿政府对华搞 “和平演变”。与之相应，华人舆论的主流，也是“告别革命”、“良性互动”、“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类。期间我在《世界日报》等中文媒体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广受批评。在回答《北京之春》记者亚依的提问时，我说我在被鳄鱼咬住时只想逃脱。逃脱了只想别再被咬。没有对等实力，没有共同语言，说甚互动？！宾雁看到报导，说我看问题太简单化、也太情绪化了。我说和情绪没关系。现在全世界都来喂养这头鳄鱼，我是细思极恐。他说以后有了时间，得要找个机会好好聊聊。一九九五年初，我和小雨完成百幅禅画，得到十万美元报酬，告别星云，开车到纽约上州的鹿野苑，一处山上林中老屋住下，想静静写点儿东西。宾雁和夫人朱洪，带着孙子东东来访，住了几天。朱带孩子出去钓鱼，小雨打理吃喝，我俩在炉边茶话。他一支烟卷在手，說不完对中國命運的焦慮。我听之，发现这位中国的右派，到美国成了左派。本世纪以来，在欧洲工党和社民党政治左风的不断吹拂下，美国文化界的政治光谱一直在向左移动。柏林墙倒后更快，早已成为大学校园里政治思想的主流。宾雁的倾向，与之不谋而合。谈话中好几次对資本主義秩序下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巨大，表示强烈愤慨。说他还是更认同民主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则。这种正义感是一贯的。他在社会主义祖国所反对的，也都是人间的不平。流亡中放眼世界，从着眼于具体的人权个案，上升到着眼于政治经济秩序，视野更开阔了。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改革，留意各种有益的参照系：从北欧福利国家，到新加坡半独裁模式；从越南的党内民主试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旋风、到南非德克勒克同曼德拉的对话…… 他说，所谓的左倾思潮，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秩序下种种弊端的反弹。中国党内改革派有条件承认宪政民主的初衷，不也就是要消除这些弊端，建立普世可行的，共同的秩序吗！我说初衷很好，关键在于 “有条件” 三个字。说白了条件就是党的领导。他们绝对不会任由时代潮流把党变成三权分立多党民主制中的一党。所以在任何不确定性到来的时候，他们都要把 “坚持党的领导” 作为一切改革的前提。有这个前提，有这个“四项基本原则”，还说什么宪政民主初衷？他说连君主立宪都可以，怎么党主宪政就不能？！我说民主制度下的君主是一个象征性的虚位，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可不是。他说党不是铁板一块，党内也有好人。你能说彭德怀不是好人？你能说胡耀邦不是好人？我说他们不是被弄死了吗。在那个无数人为服从谬误而死的时代，他们是为要纠正谬误而死。他们到死都不明白，党制定的秩序，不如无秩序。党控制的社会，不如丛林。他说我这是发泄情绪，不是理性地讨论问题。党内最了解危机严重程度和时间紧迫性的，还是最高领导人。不管谁上台，即使仅仅只是为了把权掌下去，他们也非改革不可。赵紫阳当总理时，很保守。一当上总书记，就想改革了。那两年半里，他做的好事，比胡耀邦还多。那些好的做法，也得到党政军内不少高级干部的认同。问题是顽固派比他们强大，他们需要支持。现在的中国，还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代替党的领导。我们也只有支持党内改革派的努力，才是最现实的出路。我不相信在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相背驰的状态中寻求平衡的努力，会有任何结果。去外面搬了些木柴，把老旧的黑铁炉子烧旺。他往里丢进一个空香烟盒。我很抱歉，自己不抽烟，没为客人想。好在家里有一瓶酒，饭桌上一放，他就眼睛一亮，说是好酒，几百块一瓶，问哪来的。我说是日本学者犬伺和雄托顾晓阳带给我的。他问顾还在“导报” 吗？我说现在是《今天》编辑。他说他从来不看《今天》，看不懂。我说那是北岛搞创新试验。顾晓阳已经改变了那个风尚。宾雁说，他读过 “导报” 上我和温元凯的对话，他认为温元凯和严家其的观点，比我的正确。我说，不说那些了。他说，现在外面有舆论，说你一出来就到和尚庙里画菩萨，是丧失斗志。我说，“鸟得辞笼不择林”么。他说，凭你那点儿钱，做得起自由鸟？！别说十万块，就是二十万、三十万，也是死钱，用一个少一个。过日子，没点儿活水进账能行？这房子老得很了，容易停水停电漏雨，还有车子坏了什么的，你会修么？大雪封山的時候，下不去買東西，你们吃什麼？难不成叫警察，派直升机来救？这可是真问题，也确实很严重。宾雁建议我们搬到普林斯顿附近居住，等着加入中国学社。他说中国学社，是“六四”后一位美国老头出钱设立、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协助监管的团体，编制十二人，月薪两千多，免税，有医保。他当社长，想办成一个能推动中国改革的战斗团体。但社员成份复杂，有的不能写作，有的不是民运人士。他想辞退几个白拿钱不做事的，换能做事的人来做。我想这很自然。每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心的人都会如是想，何况一贯以天下为己任，使命感很强的宾雁。后来我才知道，事情比他说的复杂。八九六四后的大逃亡潮中，捐款资源丰沛，民运山头林立。十二个人的松散团体，够小，内部还不团结，成员互为陌路。社长之外，还有两个执行社长。老头的捐款花光以后，是台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出钱。大同盟的头儿马树礼不光是金主，他还管事，规定每人定期向台湾交一篇政论。宾雁说，这是强人所难，哪能不问质量？但是他已经没有权威，说什么都不能算数。他之失去权威，我看不是偶然。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正义感使然。但是离开了那个中国式的党天下，原来的 “己任”已经失重。舞台道具不再和角色配套，难免尴尬。八十年代的鲜花掌声，留下的英雄情结发酵，他不自觉颐使气指，口风强势，引起周围反感，抗命挑错，麻烦不断。特别是，夫人朱洪取代一位女士进入学社，他被指以权谋私，更是被动。在上州山中那时，我们接受了宾雁的建议。他们回去后，帮我们在普林斯顿南边一小时车程的海洋郡杉谷湖，以五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买了栋两室一厅的老屋。地方偏僻，但是风景特好（是大西洋边的森林地带）。带我们看房那天，他指着一张原屋主留下的长餐桌说，这张桌子坐得下十来个人，买十几把折叠椅，来了人就方便了。又指着通向车库的阳光室，说，那里放几张行军床，客房也有了。我说，我这里没人来。他说，我们来呀。我需要一张画桌，餐桌做了画桌，需要一个书房，客房做了书房。他难免失望，但表示谅解。我喜欢独处，他喜欢热闹。经常来电话，让参加个什么，见个什么人，干个什么，我有我的事，一概谢绝。耳朵聋，接电话的都是小雨。不久外界盛传，说小雨不给我传达来电，让我与世隔绝。谣言荒诞无稽，但也传得很广，更拉开了我和他们的距离。没想到不久以后，宾雁就下台了，换苏绍智当了社长。没当几天，台湾撤资，学社解散，成员各奔前程。大都去了纽约和华盛顿DC，有的到拉斯维加斯做房地产生意。空留下社名和一个免税账号，不知做什么用。苏绍智和阮铭两家，搬家到海洋郡居住，和我们成了邻居。宾雁没离开普林斯顿。时或来家坐坐。说起旧事，满腹委屈。说，我没帮戈杨，他们骂不绝口。余英时拒绝李志绥求助，那些人一声不吭。说，好在李志绥够顽强，还是写出了那本回忆录，那是中国的幸运。三句不离中国，依然忧国忧民。争取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继续在家里办着两份杂志：《大路》和《中国焦点》。老两口自编自印，自发行，继续他们的战斗事业。年事已高，身体不如从前，还带着一个孙子，十分辛苦劳累。办杂志信息阻滞，稿源稀缺，一份都难维持，何况两份！纵然经费充足，担子却越来越重。背不动还要背着，我替他们难过。我对刘说，放下担当情结，你就解放了。他说，犬儒没有担当，是不是他解放了？！我说不存在没有奴隶身份的犬儒，就像不存在没有镣铐的解放。他说你自由了，别忘了国内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说我们在国内拼命呐喊，声嘶力竭，没起丝毫作用。现在逃这么远，还能起什么作用？不起作用，活动就没有意义。他说不是人在国外，就不能影响国内。华侨是革命之母，这话是孙中山说的。自由欧洲电台不在苏联境内，你能说它对苏联解体没起作用？我说历史无序，不能类比。他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家说你丧失斗志，你不要不当回事。我说八十年代的我，现在已经过气了。他说我很奇怪你会这么说。中国那时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怎么会过气？！你不是过气，是泄气！我说，泄气才能吸气，这是生产性开支，起码比憋气好些。他摇头。停办杂志之后，想要叶落归根。时值胡锦涛主政。他几次上书，请求允许回国，都被悍然拒绝。我说，这也说明，他们依旧害怕你的影响，这是你的光荣。宾雁听了，笑得勉强。一杯在手，几声浩叹。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作者投稿华夏文摘第1812期（cm2512d)

2天前

为什么西方的知识分子多数偏左？200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收录了若干著名学者的文章，可以参考。

2天前

中共为何害怕讨论明清、王洪文？｜中国研究院（胡平，王军涛。2025年12月19日）

2天前

中国打不打台湾的计划；日本会出手相助？北京不放过高市的关键原因｜中国研究院（胡平，王军涛。2025年12月19日）

3天前

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去世。重贴旧文：没有神圣没有禁忌不知敬畏——评强制性计划生育——强制性计划生育是当今中国最有特色的一大暴政。古往今来，东方西方，可曾有哪个国家，动用政权的力量，强迫全国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没有，从来没有，只有当今中国。这当然是暴政。别的且不论，据一位长期从事此项调研的学者说，三十多年来，单单是被强制堕胎造成的死婴及孕妇死亡就在4000万以上。一般的暴政都是一部分人把一种反人性反人道的东西强加给另一部分人，唯有强制性计划生育却是强加给所有的人，连统治者自己也不例外。例如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结婚后正赶上一胎化政策实施，各自都只有一个孩子。赶上计划生育时代的中共官员，除非有私生子或离婚再娶的，大部分有子女的也都只有一个；超生的自然也有，但按比例却并不比下层民众高。讽刺的是，偏偏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少数民族在这件事上却享有某种特权，他们被允许生两个。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不觉得强制性计划生育是暴政的原因了：既然统治者自己也要遵守一胎化，像这种自己加给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叫暴政呢？　　但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既然是对生育权和生命权的侵犯，不是暴政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最有争议的问题莫过于堕胎。正反两方针锋相对，壁垒分明。反对堕胎一方的依据是维护人权，保护胎儿的生命。支持堕胎一方的依据也是维护人权，坚称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应该说也很有道理。所以争论的双方总是相持不下。　　不过认真考察可以发现，其实双方还是有很大共同点的。双方都坚持人命关天，区别在于双方对人的生命的定义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就是对胎儿的评价不同：胎儿算不算人？多大的胎儿算人？有人认为应该从卵子受精算起，不过绝大多数起码都承认，6个月的胎儿无论如何要算人了。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Roev.Wade）中判决妇女拥有自由堕胎权。按照这项判决，直到胎儿成为独立的生命——也就是可以离开母体而存活——之前，女性有权选择是否堕胎。具体规定是妇女在怀孕头3个月里有自由堕胎权；在怀孕中期3个月里，如果保持胎儿有害妇女健康，妇女有堕胎权；在怀孕后期的3个月里，如果保持胎儿危及妇女生命，经过医生鉴定，妇女有权堕胎。据统计，在美国，90%的堕胎是怀孕3个月内，超过6个月的占1%。　　不难看出，在美国人那里，妇女有了孩子想生出来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有了孩子不想生出来才成其为问题。不可以强制堕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可不可以自愿堕胎才成其为问题。　　中国却相反。在中国，妇女有了孩子不想生出来自愿堕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这就是说，在美国人那里成其为问题的在中国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同样的，妇女是不是可以想生就生，这在中国成其为问题，在美国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这一点很可怕：我们的问题竟然是处在别人的道德底线之下。　　如前所说，强制性计划生育是施加于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国民的。这一主张之所以能够公开提出，能够被立法机构通过成为政策乃至国策，并认真贯彻三十余年之久，那是因为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以及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自己大都赞成它接受它。　　他们赞成和接受的理由并不复杂。无非是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增长太快，而偏偏是那些经济水平文化水平都比较差的人口增长最快；所以，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为了保障人口质量，有必要采取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他们自己大部分本来就没有多生多育的欲望，所以他们没有什么被强制的感觉。　　应该说上述考虑并非毫无道理。但问题是，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别的国家顶多制定出一些诱导性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别的国家都不采取强制手段呢？　　道理很简单。别的国家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们几乎想都想不到用政权的力量去强迫执行计划生育。在他们看来，妇女的生育，胎儿婴儿的生命，乃是天下最自然最神圣的东西，用政权去强行管制简直是亵渎，是冒犯，是匪夷所思。　　强制性计划生育是当今中国最有特色的一大暴政，古今中外，独一无二。这不能怪共产主义，因为别的共产国家没这么干过；这也不能怪中国文化，因为过去中国，包括现在的港澳台湾也都没这么干过。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统治，摧毁了我们的道德底线，造就了这样一种可怕的文化：没有神圣，没有禁忌，不知敬畏。 2012年6月

4天前

撒切尔夫人在论及批评时说道：“我一见到恶意中伤就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别人对你进行个人攻击，那就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理屈词穷了。”

5天前

有中共特务混进海外民运散布错误观点怎么办？有冒充网民实为中共大外宣的人散布错误观点怎么办？这不是新问题。这是老问题。这是海外民运一开始就有的问题。那时，我和不少民运的负责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看法都一样。那就是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展开正常的争论和批评。我们也无法确定散布这种观点的人就是有背景，也许那个人并没有什么背景，就是他自己的观点。只要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就把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消除了，如果有背景有阴谋，也就把阴谋粉碎了。如果你觉得某人很可疑，可以报告FBI。热衷抓特务没有必要，而且难免有副作用。

1周前

从《人民日报》为何关注清史研究谈起——2019年1月14日，中共《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周群的长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作者周群是学术刊物《历史研究》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中共头号党媒拿出很大的篇幅，发表一篇谈历史研究的文章。这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一定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周群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作为距离现今最近的中国封建王朝，清朝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疆域。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从清代发展、演化而来的，有的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清代的影响因子。尤其是一些涉及边疆、民族和宗教的重大现实问题，甚至与清代有着直接联系。这也使得清史研究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密切关系。还要看到，近些年来，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舆情，也往往与清代历史直接相关，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如何看待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 周群进一步点出：“极少数学者对西方学术思潮缺乏应有的警惕，将国外历史虚无主义在清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变种引入国内，有意无意地与以‘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 ’‘内陆亚洲’等为核心概念的所谓西方清史学派进行‘对话交流’，影响清史研究走向。” 周群所说的“西方清史学派”，应是指所谓“新清史学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兴起了被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按照这派学者的看法，清朝不是过去中国的改朝换代，清帝国不是传统的中国的帝国。清朝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且以西藏问题为例。中国政府说，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里的“自古以来”，其实主要就是指自清代以来，明朝的版图不包括西藏。然而新清史学派告诉我们，在清代，西藏和汉人的内地没有关系，只和清帝有关系；藏人的主子不是中国，而是清室。在清代，与其说是西藏属于中国，不如说在清代，西藏和中国都属于清帝国。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观。它对当下中国官方的政治话语无疑构成尖锐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如此重视清史研究的原因。在我看来，新清史研究其实也不算新。鲁迅当年就对“我们的大清”一类说法嗤之以鼻。鲁迅写到：“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鲁迅的意思很清楚：大清不是“我们”的大清，是人家满人的大清；成吉思汗不是“我们”的一代天骄，是人家蒙古人的一代天骄。众所周知，当年孙中山闹革命，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首先是排满。孙中山曾多次对日本人承诺：“满蒙不属中国，可任由日本取去”。孙中山革命最初的目标只是实行“中国本部十八省”的独立，不包括满蒙，也不包括西藏，不包括新疆。辛亥革命最初打出的旗帜叫做“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就代表中国本部十八省。所谓“恢复中华”实际上等于恢复明末版图。可见在当时这些革命派心目中，西藏不属于中国，藏人不属于中华。可是，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武昌起义枪响，随后又是南北议和，清帝逊位。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宣言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不驱除鞑虏了，改五族共和了。2月12日，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说： “仍合滿、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满清皇帝把整个大清帝国全部交给了中华民国。于是，西藏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清帝国的一部分成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可是上述转换有一个大问题。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里所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其独特性在于，以西藏为例，在清代，西藏既不像四川、山东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省，也不像朝鲜、越南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藩属国。在清代，西藏和满清王室是供施关系。满人信喇嘛教，清帝尊西藏法王为上师，为西藏提供保护；藏人则把清室当作施主。相比之下，这倒有些类似现在的英联邦的某些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独立国家，都尊英王为共主，故而成为英联邦的成员。考虑到英王并不尊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领袖为上师，历史上澳、新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西藏并不曾是中国的或满清的殖民地，说明当年的西藏的地位还要更高些。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坚持认为，在清代，西藏也是独立国家。在这种关系中，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藏人和清帝的关系之上的，如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联邦的关系是建立在它们和英王的关系之上的。如果英国废除君主制，那么它们就不再是英联邦成员了，就和英国没有关系了。同样地，如果没有了清帝，西藏就和中国没有关系了。这层关联，康有为等立宪派非常清楚。立宪派说：“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立宪派知道，唯有保留清帝，才能留住西藏。废除清帝，西藏就脱离了。这正是立宪派坚持君主立宪的目的之一。如此说来，从清帝退位诏书到民国总统宣言，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貌似完成了无缝对接，可是这种无缝其实是有大漏洞的。当然，如果藏人愿意接受这种对接，那就不是问题；问题恰恰是，藏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当清帝在退位诏书中把“满、汉、蒙、回、藏完全领土”全数交给中华民国时，并不曾征求过藏人的意见。起初，藏人对他们“被代表”甚至不知道。后来藏人知道了，立即表态拒绝。1913年，流亡归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和蒙古签订《蒙藏条约》（注），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几次申述对西藏的主权，也曾派官员进藏，但西藏政府都未接受。中共当局要求十四世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出家人不能说假话。事实是，西藏在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是无法否定的，但无论西藏的历史地位如何，让过去的过去，不纠结历史，一切向前看，注重未来发展。达赖喇嘛主张中间道路，不寻求西藏独立，而致力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为全体西藏人民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极具前瞻性、建设性和现实可行性。达赖喇嘛说：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中间道路，中国政府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但是，政府和人民哪个重要？当然人民更重要。虽然在专制政权下政府很有权威，但从长远看，还是人民更重要。达赖喇嘛说，他不是寄希望于中共当局，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当今中国有着巨大的变化，国内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汉人间支持“中间道路”的人也越来也越多，因此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一互利双赢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终将取得成果。 —————— （注）2007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史伯苓（ Elliot Sperling ）在俄国的布里亚特（Buryat）的档案馆中发现了《蒙藏条约》正本，该条约的前言明确写道：“蒙古和西藏已经从满王朝解放，并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据史伯苓教授说，这件历史文物一直不公开，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

1周前

幽默是个外来词，中国本来没有这个词，那么，中国人懂得幽默吗？中国人有幽默感吗？我们知道，中文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为了翻译英文的HUMOR而自造的一个词。中文里本来没有和HUMOR相对应的词，“滑稽”、“可笑”、“逗乐”、“诙谐”、“戏谑”、“俏皮”、“有趣”、“风趣”，都和英文里的HUMOR意思相近但并不相同。据此，你似乎可以推论说中国人不懂得幽默或中国人没有幽默感。然而林语堂的译词一出，立刻就被中国人理解、领悟与接受，并迅速流行开来。由此看来，中国人分明又是懂得幽默的，是有幽默感的。象“滑稽”、“可笑”“诙谐”“俏皮”等词汇，多多少少都表达了我们对这种感觉的认知。但是以前我们缺少一个专门的词，能把我们那种特殊的但原本朦胧的感觉一语破的，正中靶心，搔到痒处。林语堂引进了幽默一词，顿时让我们豁然开朗，心领神会，正中下怀：对，就是它！

1周前

胡平：从《人民日报》为何关注清史研究谈起——2019年1月14日，中共《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周群的长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作者周群是学术刊物《历史研究》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中共头号党媒拿出很大的篇幅，发表一篇谈历史研究的文章。这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一定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周群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作为距离现今最近的中国封建王朝，清朝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疆域。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从清代发展、演化而来的，有的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清代的影响因子。尤其是一些涉及边疆、民族和宗教的重大现实问题，甚至与清代有着直接联系。这也使得清史研究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密切关系。还要看到，近些年来，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舆情，也往往与清代历史直接相关，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如何看待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 周群进一步点出：“极少数学者对西方学术思潮缺乏应有的警惕，将国外历史虚无主义在清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变种引入国内，有意无意地与以‘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 ’‘内陆亚洲’等为核心概念的所谓西方清史学派进行‘对话交流’，影响清史研究走向。” 周群所说的“西方清史学派”，应是指所谓“新清史学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兴起了被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按照这派学者的看法，清朝不是过去中国的改朝换代，清帝国不是传统的中国的帝国。清朝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且以西藏问题为例。中国政府说，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里的“自古以来”，其实主要就是指自清代以来，明朝的版图不包括西藏。然而新清史学派告诉我们，在清代，西藏和汉人的内地没有关系，只和清帝有关系；藏人的主子不是中国，而是清室。在清代，与其说是西藏属于中国，不如说在清代，西藏和中国都属于清帝国。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观。它对当下中国官方的政治话语无疑构成尖锐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如此重视清史研究的原因。在我看来，新清史研究其实也不算新。鲁迅当年就对“我们的大清”一类说法嗤之以鼻。鲁迅写到：“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鲁迅的意思很清楚：大清不是“我们”的大清，是人家满人的大清；成吉思汗不是“我们”的一代天骄，是人家蒙古人的一代天骄。众所周知，当年孙中山闹革命，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首先是排满。孙中山曾多次对日本人承诺：“满蒙不属中国，可任由日本取去”。孙中山革命最初的目标只是实行“中国本部十八省”的独立，不包括满蒙，也不包括西藏，不包括新疆。辛亥革命最初打出的旗帜叫做“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就代表中国本部十八省。所谓“恢复中华”实际上等于恢复明末版图。可见在当时这些革命派心目中，西藏不属于中国，藏人不属于中华。可是，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武昌起义枪响，随后又是南北议和，清帝逊位。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宣言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不驱除鞑虏了，改五族共和了。2月12日，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说： “仍合滿、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满清皇帝把整个大清帝国全部交给了中华民国。于是，西藏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清帝国的一部分成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可是上述转换有一个大问题。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里所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其独特性在于，以西藏为例，在清代，西藏既不像四川、山东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省，也不像朝鲜、越南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藩属国。在清代，西藏和满清王室是供施关系。满人信喇嘛教，清帝尊西藏法王为上师，为西藏提供保护；藏人则把清室当作施主。相比之下，这倒有些类似现在的英联邦的某些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独立国家，都尊英王为共主，故而成为英联邦的成员。考虑到英王并不尊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领袖为上师，历史上澳、新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西藏并不曾是中国的或满清的殖民地，说明当年的西藏的地位还要更高些。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坚持认为，在清代，西藏也是独立国家。在这种关系中，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藏人和清帝的关系之上的，如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联邦的关系是建立在它们和英王的关系之上的。如果英国废除君主制，那么它们就不再是英联邦成员了，就和英国没有关系了。同样地，如果没有了清帝，西藏就和中国没有关系了。这层关联，康有为等立宪派非常清楚。立宪派说：“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立宪派知道，唯有保留清帝，才能留住西藏。废除清帝，西藏就脱离了。这正是立宪派坚持君主立宪的目的之一。如此说来，从清帝退位诏书到民国总统宣言，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貌似完成了无缝对接，可是这种无缝其实是有大漏洞的。当然，如果藏人愿意接受这种对接，那就不是问题；问题恰恰是，藏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当清帝在退位诏书中把“满、汉、蒙、回、藏完全领土”全数交给中华民国时，并不曾征求过藏人的意见。起初，藏人对他们“被代表”甚至不知道。后来藏人知道了，立即表态拒绝。1913年，流亡归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和蒙古签订《蒙藏条约》（注），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几次申述对西藏的主权，也曾派官员进藏，但西藏政府都未接受。中共当局要求十四世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出家人不能说假话。事实是，西藏在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是无法否定的，但无论西藏的历史地位如何，让过去的过去，不纠结历史，一切向前看，注重未来发展。达赖喇嘛主张中间道路，不寻求西藏独立，而致力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为全体西藏人民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极具前瞻性、建设性和现实可行性。达赖喇嘛说：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中间道路，中国政府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但是，政府和人民哪个重要？当然人民更重要。虽然在专制政权下政府很有权威，但从长远看，还是人民更重要。达赖喇嘛说，他不是寄希望于中共当局，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当今中国有着巨大的变化，国内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汉人间支持“中间道路”的人也越来也越多，因此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一互利双赢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终将取得成果。 —————— （注）2007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史伯苓（ Elliot Sperling ）在俄国的布里亚特（Buryat）的档案馆中发现了《蒙藏条约》正本，该条约的前言明确写道：“蒙古和西藏已经从满王朝解放，并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据史伯苓教授说，这件历史文物一直不公开，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 2019年3月30日，首发《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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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心理学界的一场地震——从斯坦福监狱实验被否定谈起——2024 年10月14日，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逝世，享年91岁。津巴多生前最著名的一项研究是他在1971年设计了“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这项实验是有史以来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心理学研究之一，在2015年还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实验开始不久，“看守”就虐待“囚犯”，一些“看守”就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若干“囚犯”则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有一名“囚犯”尖声大叫，疑似精神崩溃。由此，心理学家得出结论：环境能改变人的性格，有权力的人就可能滥用权力。这种性格的变化被津巴多称为“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上帝宠爱的天使后来堕落成魔鬼撒旦。无权者则被迫屈服，乃至精神崩溃。斯坦福监狱实验在进行过程中即引发争议，批评者说这个实验“不道德”、“反社会”，故而提前终止。不过这个实验还是造成了很大影响，被写入很多心理学教科书，还成为电影、纪录片、书籍、电视节目乃至国会证词的主题。 2018 年6月13日，美国的VOX网站发表文章，指出斯坦福监狱实验有严重错误，不仅仅是其可疑的道德或缺乏数据，而是欺骗。根据先前未发表的津巴多的录音和对参与者的访谈，证明这场实验实际上是一场骗局。那个充当囚犯发出尖叫的人承认，他的精神崩溃状是装出来的。一个充当看守的参与者说：“我把它当成一次即兴表演。我认为我在做研究人员希望我做的事情。” 在我看来，斯坦福监狱实验与其说是欺骗，不如说是演戏。参与者被指定了角色，但是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的现场指导，参与者们按照自己对角色的领会而即兴发挥。这就注定了整个实验无非是一场演戏，即便参与者很投入，演得很逼真，但终究不是真实的而是假装的。实验允许“看守”虐待“囚犯”，例如辱骂，但规定不可以打“囚犯”，不可以伤害“囚犯”的肉身。“囚犯”挨“看守”辱骂，但“囚犯”知道挨骂的是他扮演的 “囚犯”，而不是扮演“囚犯”的他自己，所以不会有真正受辱的感觉；更何况作为志愿者，只要他不愿意了他就可以选择退出实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可能真的精神崩溃呢？只不过这位参与者自己设身处地，心想，一个人受到如此凌辱想来会发疯会精神崩溃吧，于是他就尖声大叫，做出精神崩溃的样子。再说那个充当“看守”的参与者，既然研究人员要他充当“看守”，并告诉他可以虐待“囚犯”，他就可能认为虐待“囚犯”是研究人员希望他做的事，所以他就去虐待了。这不等于他就真的成了虐待狂，不等于有朝一日他真的当了看守就一定会去虐待“囚犯”，如此等等。用不着阅读津巴多的录音和参与者的访谈，我们就可以做出上述推断。和斯坦福监狱实验类似的，还有一部名叫《浪潮》的德国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的一所普通中学发生的故事。一位高中老师要给学生讲授独裁专制课。他发现，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纳粹，什么是独裁专制，他们也不想知道，因为大家都觉得纳粹独裁专制那一套早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离他们很远很远了。这位老师为了让学生们了解什么是纳粹以及法西斯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一道理，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套“法西斯实验”，把自己的课程变成“法西斯速成班”。这位老师自己扮演元首，然后就对学生灌输纳粹那套理念，强调集体主义，强调纪律，强调团结，强调对异己的排斥，等等。短短五天下来，这个班居然成了一个袖珍版的法西斯小社会。不少学生沉溺其中，几乎忘记了这只是一场实验课，差点就变成真正的纳粹分子了。由此，很多人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考虑到《浪潮》这部电影并非虚构，而是根据美国加州一所高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上述结论更令人震撼。我认为，从《浪潮》这部电影，根本推不出“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的结论。毕竟，《浪潮》讲述的只是一场在教室里进行的实验。它和真实的生活是两码事。第一、在这里，同学们事先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做实验，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参与一种不同于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特殊生活；换句话，他们知道那不是真的，或者说，那是和他们的真实的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作为受试者，他们愿意按照老师的要求去说话行事，那不等于在真实生活中他们也会接受那些要求那样说话那样行事。好比一对拍电影的少男少女，本来素不相识，根据剧本和导演的要求，他们要互相说出很多亲密的话语，做出很多亲密的动作，并且做出很多倾心相爱的表情，等一场戏排下来，有的说不定真的互相爱上了，但大多数不会如此。关键在于，如果他们不是被安排拍电影，作为素不相识者，他们根本就不会从开始相见就互相讲出那些亲密的话做出那些亲密的动作和表情，因此就更没有可能发生后来的一切了。第二，电影《浪潮》讲述的只是在一个小小的中学班上发生的事情。同样的事情，要在一个大的社会里发生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或者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在自由世界内部常常存在着一些极端主义的团体，有的极端主义团体很有极权主义特色。但是这些团体一般规模都很小。所以我们不能根据在一个小的团体中发生的事情，就推论说同样的事情在大的社会中也会发生。让我们再来考察另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关于酬赏短缺心理学的实验。 1959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者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和卡尔史密斯（James Carlsmith）做了一项著名的实验。他们要求受试者从事单调无聊的旋转木栓的工作。工作完成后，实验者对受试者说：这是一次研究个人期望影响其表现的实验，下一批受试者正在外边等着受试。我们请你们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很有趣的。为此我们将给予你们一定的酬金(有的给一美元，有的给二十美元)。受试者答应了实验者的要求，对下一批受试者进行说服，告诉他们这个工作十分有趣，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单调无聊。最后在离开实验室前，要求受试者填写一份问卷，回答对旋转木栓这一工作是否真正喜欢。和一般人推测的相反，得到较少酬金(一美元)的受试者常常比得到较多酬金的(二十美元)的受试者在实验中表现得更加主动、更加卖力。在填写问卷时，前一批人往往更认真地表示他们真心地喜欢旋转木栓的工作。按照费斯廷格的解释，得到酬金较少的人，正因为酬金太少，所以他们尤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受到利诱的结果，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说服别人——首先是说服自己 ——旋转木栓的工作果真是十分有趣的。得到酬金较多的人则相反，因为他们无法向自己隐瞒自己的行为只是为了得到优厚的报酬这一事实，所以他们虽然比较勉强地对别人撒了谎，但终究不愿，也不能对自己也撒谎。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总结道：“当以提供报酬来引诱一个受试者去说一些与他自己的见解相矛盾的东西的时候，个人的观点便趋于改变，以便更好地与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保持一致。但提供的报酬越多(超过了引起此类行为所必需的数量)，其效果则越小。” 费斯廷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被公认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上具有开拓性意义。不过，我对这个实验及其结论很有些怀疑。事实上，我们的确不难对上述实验的结果给出另外的解释。既然受试者事先就被告知他们要参与一项重要的科学实验，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很可能使他们觉得自己被吩咐去做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不是旋转木栓有意思，而是把旋转木栓做科学实验有意思。获得报酬较少的受试者会认为那份报酬是自己的工作所得，并不是物质利诱，内心倒相当坦然。获得报酬较多的受试者明知自己的工作不可能值那么多钱，因而有无功受禄的不安，反而会怀疑自己所作之事究竟有多大意义（给这么多钱，我还以为做多么复杂多么有意思的事呢，结果就做这么一破事，哪值那么多钱啊！）。所以前者会在问卷上写下肯定的评价，而后者多半会写下否定的评价。一般人都认为，自然科学需要做实验，社会科学也需要做实验。但是，拿人做实验和拿物做实验是不一样的。一块矿石，不会因为它从矿山上放进实验室，其性质就发生某种改变；但是，一个人离开他的日常生活，参加到一项被他人设计的实验，那本身就是一种改变。其心理状态很可能会发生变化。你在实验室里按照研究人员的要求去做某件事，你的行为、你的感受是一回事；你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去做某件事，你的行为、你的感受，则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不少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心理学家）所做的社会科学试验，由于忽略了这种变化和不同，因而其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再有，科学实验的结果应该有可重复性。可是上述几个实验都不可能有可重复性，因为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就以斯坦福监狱实验为例。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你再找别的人做同样的实验，结果很可能会不一样。就算你把参加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原班人马再做一次同样的实验，结果也不可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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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中国新冠疫情究竟死了多少人？——几个官方数据都不靠谱。按照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从去年（2022年）12月6日解封到今年（2023年）2月9日，共有87,468人死亡（2月9日之后，疾控中心的数据不再更新）。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2023年12月6日，中国感染病例9千9百万（99,320,723），病死12万（121,877）。这两个数据都太离谱，地球人没人会信。倒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讲到了两个相关数据，给出了不同的死亡数据。吴尊友在（2023年）1月21日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 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封以来两个月，感染人数大约是：14亿x80%=11.2亿，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1.2亿x0.08%=89.6万。不过，89.6万这个死亡数据仍然偏低。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较低，第二，在2022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在2022年12月这波疫情中，别的国家的人大都是再次感染、甚至三次感染四次感染，故而病死率比较低，唯有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首次感染，所以病死率要高得多。这两条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人最缺乏群体免疫力，中国成了免疫洼地。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纽约时报》2月16日发表文章“放弃‘清零’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文章提出四种数据：一是基于上海疫情爆发建立的模型：死亡人数——160万，二是基于出行模式的估计——97万，三是基于近期测试数据的估计——150万，四是基于美国死亡率的估计——110万。从额外死亡人数推算新冠死亡人数因为外界无从获得中国新冠死亡的可靠数据，一个替代方法是，我们可以根据额外死亡的人数，大致推算出新冠死亡的人数。所谓额外死亡人数，是用某段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减去以过去数据为基础预测出的同期死亡人数而得。当然，额外死亡人数并不直接等于新冠死亡人数。因为在这中间，除了新冠导致的死亡之外，还有受医疗挤兑影响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于新冠以外疾病的，还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习惯变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恶化而死去的，还有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等等。与此同时，在疫情封控时期，有些死亡又会减少，例如开车坐车的人大量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会减少。但是毕竟，在新冠死亡数据缺少统计或秘而不宣的情况下，额外死亡人数总是给我们推算新冠死亡人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研究传染病流行情况常常要采用这种方法。先看看中国官方是否提供了疫情期间的额外死亡数据。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统计数字，包括该年的死亡人数，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减的百分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但是请注意，这个“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口1041万人”是不包括2022年12月的死亡人口的。在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告诉我们，我国人口每十年做一次普查，最新的是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普查到每一个人。10年期间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再加定向追踪取得一些参数来推算全年的总人口、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在非普查年份，人口抽样调查的时点是每年11月1日0点，所以暂时还没有2022年12月死亡人口的数据。如此说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告诉我们在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疫情海啸期间——中国的额外死亡人数。外界倒是有人研究额外死亡人数的。8月24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官网（JAMA Network）发表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几位华裔学者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中国在结束清零政策后的头两个月内，也就是从去年12月至今年1月，30岁以上的人的额外死亡人数估计有187万。这项研究是根据中国一些大学公布的死亡率数据抽样以及中国互联网上搜寻进行的。从尸体火化数据推算额外死亡人数，再进而估测新冠死亡人数在中国，要了解一段期间内的死亡人数，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查看尸体火化数据。中国禁止土葬，死人一般都是火化，而各个火葬场的尸体火化数据是有记录的。当然，在实际上，也有些地方是把死人土葬。尤其是在疫情海啸期间，火葬场不堪重负，因此在广大农村，有不少地方的农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还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尸体火化的，这些死者都没送进火葬场，因此不在火葬场火化的统计数字之内。但尽管如此，查看火葬场尸体火化数据仍然是我们了解死亡人数、从而推算出额外死亡人数、再进而估算出新冠死亡人数的重要依据。 4月1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说，该报调查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要么消失了，要么没有按时更新。南京市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都删除了尸体火化数这一项目。《华尔街日报》向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发出问询，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都未作回应。《华尔街日报》说，尸体火化数据的缺失让估算难度大增。这当然是中国政府心虚。它知道到外界会根据尸体火化数据推算出额外死亡数据，然后估计出新冠疫情死亡数据，所以它干脆把尸体火化数据统统给删除了。不过，不知是刻意为之还是出于疏忽，有个别地方的尸体火化数据还是发布出来了，立刻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7 月13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其中，火化尸体数达17.1万具。有网友查询去年同期数据（2022年1季度）发现，相比去年同期的9.9万具，增长高达72%。于是引发网民热议。三天后，浙江省民政厅从官网删除了此数据，网络上的相关话题和讨论也被屏蔽。方舟子在 X（推特）上写道：2023年一季度浙江省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7%，也就是一季度多死了7万人。但一季度新冠疫情已是尾声，关键是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遗体的数量。即使保守估计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遗体情形相似，那么浙江因新冠死亡人数也有15万，浙江人口占中国4%，不考虑浙江医疗条件较好，即全国新冠死亡人数4百万，这是下限。有网友查到河南省县级市长垣市民政局的“2023上半年年中工作总结”。其中明言，该市2023年1-6月共火化遗体1184具，较去年同期664具增加520具，同比增长78.3%。又有网民查到广东惠东县广东民政局的“2022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以及“2023年上半年工作总结”。这两份文件提到，2022年1-5月，县殡仪馆共完成火化遗体2245具，其中本县户籍的845具；而2023年1-5月，县殡仪馆共完成火化遗体4804具（下面是截图）。按照这个数据计算，2023年1 -5月火化遗体数比去年同期增长114.0%。国内有个网站，叫《自由知乎》。这个网站可用于查看《知乎》上一些被删除的问题和答案。自由知乎上有篇文章，题目是《如何看待广东人囗大县惠东1-5月火化遗体数暴增114%？》（今天我去查，文章的标题还在，内容已经删除了）。作者把浙江那个一季度同比增长72%，和河南长垣1-6月同比增长78.3%，以及广东惠东1-5月同比增长114% 这三者综合考虑，推算如下：第一波死亡峰在12月下旬和1月，2月开始就基本没什么超额死亡了，第二波4月底开始，5月下旬和6月初算是死亡峰，但这一波峰不高。我们粗算一下：浙江那个数据，3×1.72-3=2.16，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216%。广东这个数据，我们假设5月份超额死亡率50%，5×2.14-5-0.5=5.2，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520%。河南那个数据，我们假设5月份和6月份超额死亡率分别为50%、10%，6×1.783-6-0.5-0.1=4.098，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409.8%。取三地算数平均值，得1月超额死亡率381.9%。与大陆同防同放向来保持一致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超额死亡率几乎持平，都是接近300%。我们取个整吧，今年1月份超额381.9%，去年12月超额318.1%，这样两个月平均超额350%。中国大陆之前平均每月总死亡85万，那么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推出：中国在2022年12月和2023年1月两个月里的总超额死亡数大约是595万。我以为上述推算是比较合理的，其结果是比较靠谱的。我们再回过头去比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截止2023年12月6日，全球新冠感染病例共7亿7千2百万（772,138,818）。其中，中国，感染病例9千9百万（99,320,723）。但根据吴尊友的估计，中国感染新冠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0%，也就是11.2亿。这个数据比世卫组织说的全球感染病例7亿7千万还多得多。再有病死人数，按照世卫组织的数据，全球累计死亡人数698万（6,985,964）人，而按照上面基于几个地方泄漏的尸体火化数据进行的推算，中国在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疫情海啸期间——即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期间——的额外死亡人数高达400万甚至595万。刨除掉其中非新冠死亡人数，那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在绝对数量上是全球第一，按比例算也是在全球名列前茅。中共当局一直夸口说，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中国抗疫创造了奇迹，中国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但实际情况却是反过来的。 2023年12月11日，首发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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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灾难的症结，就是在疫情初期，中共当局、首先是习近平，不准公布疫情，拒绝启动应急机制，错过了把疫情扼杀于萌芽状态、防止疫情大规模扩散的时间窗口，又由于中国政府隐瞒真相，发布不实信息和虚假数据，严重地误导了各国政府和民众，导致了全球性的大流行。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灾难中，中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习近平无疑是第一责任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实验室泄漏。如果是实验室泄漏，中国政府负有重大事故责任。但事故乃无心之失，责任尚轻，而随后的隐瞒系刻意为之，责任更重。到目前为止，病毒是否由实验室泄漏，还没有定论。对这个问题的追责依然证据不足。但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掩盖隐瞒则是证据充足，无可辩驳。中国政府的做法严重的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理当追究其责任。尽管在现实中，各国要实行对中国政府的追责与索赔有很多具体的困难，几乎无法落实，但是道理我们必须讲清楚。我们必须把中国政府送上道义的审判台。附录：胡平：《新冠肺炎浩劫：一場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災難》。欲购此书，可上博客来。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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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新冠病毒极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不过我不认为会是中共蓄意投毒：因为1、如果是蓄意投毒，你需要手头有解毒之药，否则毒到自家怎么办？至少2、你要有控制病毒传播的能力，否则就成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势，把自家也给烧了。再有3、如果是蓄意投毒，就该投到敌人那里，投到敌国那里，干嘛要投到自己的中心大都市呢？干嘛要先投放到自家地盘再等它传到别人那里呢？另外，新冠病毒也不可能是生化武器。因为若是生化武器，那就需要致死率高，而且见效快。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偏低，感染后大约只有0.5%的人会病死，而且死者主要是老人和有基础病的病人；从感染到死亡的平均时间并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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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美国出了本哲学小册子Ｏｎ　Ｂｕｌｌｓｈｉｔ，畅销一时。ｂｕｌｌｓｈｉｔ一词，可译成废话、扯淡、吹牛、夸夸其谈等等。这里姑且译成吹牛。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是对撒谎与吹牛的区分。作者哈里・Ｇ・法兰克福（Ｈａｒｒｙ　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指出，撒谎和吹牛都是不真实的言语，但两者性质其实不同。撒谎的目的是让对方误以为他说的是真实的，这表明撒谎者对真实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很在意真与假的区别；吹牛则不然，吹牛者根本不在乎真假。谎言的问题是不真，是蓄意欺骗；吹牛的问题是不能当真，是当不得真。一般人在道德上都对撒谎很反感，但对吹牛则比较宽容。然而，就影响效力而言，吹牛造成的后果比撒谎更严重，因为吹牛是使真实失去意义，因此是真实的更大的敌人。

2周前

在中国的监狱里，一方面，经常发生离奇的死亡，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你绝食抗争，狱方会对你强行灌食，绝不让你饿死。在这时，他们又好像比你自己还更珍惜你的生命。我好几位朋友都坐过共产党的牢房，他们告诉我，每当他们绝食抗争，狱方必定强制灌食；还说这是人道主义。这真的是爱护你的生命，是人道主义吗？当然不是。本来，在监狱里，囚犯要抗争，手段很有限，绝食便是其中仅有的几种之一；但狱方若有权强制灌食，那就是废掉了绝食之功，那就是剥夺了囚犯们仅有的反抗权利。这才是当局要给绝食者强行灌食的目的所在。那年，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有犯人绝食抗议，狱方对绝食者强制灌食。2006年3月9日，来自英国和美国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联名信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联名信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违反了禁止强制灌食的国际医学协议。医生们在信中说，对绝食者如此做法，医生的最基本职责是要承认犯人有权拒绝。联名信里提到的国际医学协议，是指在1975年10月于东京召开的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声明》。该声明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理事会会议上又分别修订。其中第六条是：“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可是在这封联名信里，医生们却要求准许别人绝食而死。乍一看去十分荒谬，其实，这反映出两个价值的尖锐冲突：一个是爱护他人的生命，另一个是尊重他人的意志（这不等于赞同他人的诉求，例如那260多名医生就未必赞同关塔那摩囚犯的诉求）。这两个价值都十分重要。然而当二者发生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更重要。

2周前

陈家坪与许志永：不屈的年代，诗人与行动者的相逢与碰撞

2周前

15年前的今天：今天是刘晓波日——2010年12月10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侧记——2010年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市政大厅举行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本来就举世瞩目，今年更是非比寻常。一位西方记者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不遗余力，刘晓波的新闻占据了所有国际主流媒体的频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10 年12月10日是刘晓波日。颁奖礼庄严，隆重，神圣，感人至深。最感人的一刻莫过于诺委会主席把诺奖证书放在给刘晓波留置的椅子上，全体起立，长时间的鼓掌，向仍在中国锦州狱中的刘晓波致敬。我是很不容易激动的人，那一刻，热泪盈眶。先前，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告诉我们，如果她不能出席颁奖礼，让我代她致谢词。可是在那以后，我们就再也得不到她的任何信息。负责与挪威诺委会联络的杨建利提议在颁奖礼上，由我代刘霞致谢词，或者是由我用中文朗读刘晓波对最后的陈述，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方面坚持，如有任何人代表刘晓波或刘霞上台讲话，一定要有法律认证的授权，而我们只有网上的对话记录，所以我们的建议未被采纳。在一百年来第一次给中国人颁奖的典礼上缺少中国人的声音，这确实是很大的遗憾。于是我们就决定在颁奖礼的头一天，12月9日晚间的招待酒会上，我上去代刘霞讲几句话。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刘霞自己写的致谢词，也没有经由刘霞授权别人代写并得到刘霞本人认可的致谢词，所以在发言中，我只能代刘霞说一声感谢，感谢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感谢那些提名和支持的朋友，感谢所有参加颁奖礼的贵宾。你们对刘晓波的支持，不仅表达了你们对刘晓波的关切，而且也表达了对中国所有良心犯的关切，表达了对中国人权问题以及世界和平的关切。在颁奖礼上，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恰好与美国国会议长南希·佩洛西相邻。佩洛西是资深国会议员，自1989年至今，21年来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与支持始终不渝。我对她说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这次颁奖礼上，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先生。米奇尼克是当代波兰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曾担任团结工会顾问，是波兰民主运动的灵魂人物。早在1988年，我就把《纽约时报杂志》上一篇介绍他的长文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之春》杂志上；1998年，我又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一篇长文对米奇尼克做了比较系统的评述。今年7 月，米奇尼克访问北京，和国内几十位自由派学者和维权人士座谈。这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奖，我们几个晓波的朋友在和刘霞商量邀请哪些国际友人出席颁奖礼时，我竭力推荐米奇尼克。这次相见，自然很高兴。在宴会上我和米奇尼克同席。我和他相约今后加强联系。我相信，以米奇尼克的经验和智慧，一定会给我们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很多深刻的思想和宝贵的建议。热比娅也应邀出席了颁奖礼。有些异议人士不赞成邀请热比娅，他们担心这会给中共提供口实，说我们民运支持疆独。我当初就提议邀请热比娅。我认为邀请热比娅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不错，部分维族民众确有独立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维族人的独立倾向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既然我们都希望在未来的民主中国，维族人会自愿地选择和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现在起，充分向他们表达我们的同胞之情。如果连我们都出于避嫌的考虑不邀请他们，那岂不会使他们对我们汉人更不信任？那岂不是把他们朝“独”的方向推？热比娅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她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希望刘晓波获得和平奖后，中国对少数民族有所改变；她受《零八宪章》感动，愿意签署这份宪章。热比娅还表示，她认为维族人对《零八宪章》的看法应该和她是相似的，假如维族人有权利签署宪章的话，她会愿意代表他们签署。只是现在维族人在中国还没有这个权利。现在由于中共的压迫，很难真正听到维族人的心声。参加奥斯陆颁奖活动的另一位维族人士塞托夫（Alim Seytoff）是我们的老朋友，早先出席过几次《北京之春》主办的研讨会。他高兴地对我说：“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奖。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流亡藏人的代表也出席了奥斯陆的颁奖礼。就在同一天，藏人在纽约举行集会，纪念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1周年，庆祝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纽约地区的很多民运人士应邀出席了这场藏人的集会。我相信，刘晓波获诺奖这件事，对于汉人与藏人、维族人等少数民族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是很大的促进，也为今后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民主的联邦的中国是很大的促进。人们常把这次颁奖礼和1935年德国记者奥西茨基获奖相提并论。其实这两次还是有很大差别的。1935年那次颁奖，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内部有很大争议，两名成员持反对立场乃至愤而辞职，挪威国王王后拒绝出席颁奖仪式。这次刘晓波获奖，诺委会五名成员一致通过，国王和王后出席了全部三项活动（颁奖礼，宴会和音乐会）。在宴会上，结束用餐后，大家来到客厅，国王与王后也来到客厅。好几位中国异议人士上前与国王交谈并合影。毫无疑问，今年的和平奖是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多年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它给中共当局造成的压力之大，为六四后21年来所仅见；而中共当局的反应之恶劣，更是史无前例。是的，中国正在崛起，但是控制中国的中共当局却是一个对人权与民主等普世价值极端敌视的政权。这里，我要再次强调，今后十年，对于中国是极为关键的，对于人类也是极为关键的。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还未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那么不但是中国自己，还有整个世界，必将遭遇巨大的灾难。这就要求我们决不可一味等待，而必须奋起抗争。要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要另一代人来抗争来冒险的做法；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而胜利则很可能来得更艰辛，更苦涩。颁奖礼曲终人散，我们应该、也必须使之成为一个新起点，一个动员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为早日在中国实现人权与民主的正义抗争的新起点。

2周前

科举作弊，“卖关节”——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为了防止作弊，设计出许多规则：考题事先严格保密，考生入考场要经过检查以防夹带，考卷上的考生姓名是密封的，还有，考卷上交後一律由专人重新誊抄，这样，考官想从笔迹上辨认出张三李四因此“开後门”就根本办不到了。照说，有如此周详的规定，作弊是不可能的了，殊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种作弊法叫“卖关节”。何谓“卖关节”？考官事前暗中告诉考生：你在考卷第三行第五格出写上“之”字，在第六行第八格写上“乎”字，在第七行第十格写上“者”字，在第九行第十四格写上“也”字。我批考卷，只要见到在这些指定位置写上“之乎者也”的，就批个高分让他中举。毕竟，别人碰巧也在这些位置写上这几个字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卖关节”的高明处尤其表现在行贿受贿的办法上。考官“卖关节”是极重之罪，查出来是要杀头的，所以没有厚利没人肯干。假定考官卖个关节给你要收一千两银字，问题是这笔钱怎么个给法呢? 如果考前考生就偷偷送上银子，万一考官光收钱不办事怎么办呢?谅你考生也不敢声张。第一，没有证据，你声张也没用。第二，考官受贿固然是罪，考生行贿也是罪，你若一声张，岂不是先把自己给送进监狱了? 如果约定在发榜之後再交钱，万一考生不认帐怎么办呢?你考官也同样不敢声张，不敢找考生要钱，只好吃哑巴亏。於是想出一个办法，在考前，考生先交给考官一百两银子作定金，其余九百两发榜後再给。这样，即便考官食言，发榜後考生名落孙山，考生方面不过损失一百两而已，这个亏还吃得起。麻烦出在余下那九百两银子怎么付。若考生中了举却不肯付了，考官奈何?因此，考官要求考生先写一张借条:“今有张三借到李四大人九百两纹银，准予某月某日前奉还。”下面有借钱人张三的签名和章印。古时候，中国不兴公证，但要认签字盖章，有签字盖章就有法律效力。这样，考官就可以放心了。可是在那一边，考生又不放心了，万一你考官不让我中举，事後还拿着借条敲我九百两银子的竹杠，我这亏就吃得太大了。这就发明出最後的一招，也是最绝的一招。考生在借条上签名时，前面加上四个字“新科举人”，再倒填日期，把考前的日子写成发榜後。如果真中了举，考官凭着这张借条，不怕考生不补齐那九百两。如果考生名落孙山，这张借条就不灵了。别人会认为借条上的签字系他人仿造——“张三不是新科举人嘛。” 通常所谓作暗盘交易，双方既要互相利用，必须狼狈为奸，甚至生死相托，但小人之间何言信义?彼此都最怕对方中途变心，在互相勾结时又都不能不留上一手，但是，顾於此者必失於彼，顾上了这头就很难再顾上那头，所以要成事极难极难，稍一不慎就导致囚徒困境，或者一方成了牺牲品，弄不好还两败俱伤。象“卖关节”全套设计，巧妙周详，天衣无缝，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两头全拴死，真称得上匠心独运，万无一失了——至少是把出事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2周前

纪录片《红日风暴》（彭小莲）毛泽东主席曾经被中国人民称作“红太阳”。很多人把他看成是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神”，但是毛泽东一路走上神坛时，靠的却是一场又一场的打击知识分子的风暴。1955年5月，毛澤東發起了一場全國性“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運動的中心人物胡風先生，曾在三、四十年代創辦了左翼雜誌《七月》和《希望》，是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和詩人。官方資料顯示，在這場運動中，有92人被逮捕，78人被定為“胡風分子”，2100多人受到牽連。大多數在1955年被打倒的胡風分子，都到1980年胡風案件平反時才獲得自由。2003年起，彭小蓮和閩燕墨雨開始走訪全部健在的胡風分子和他們的親屬，用了五年多的時間拍攝了二十多位案件的倖存者。《紅日風暴》是第一部記錄“胡風案件”的影片，展示了從1927年胡風參加大革命至今八十年間中國歷史的片段，是一部從個人視點出發、以個人力量完成的重述歷史的作品。

2周前

彭小莲还拍了一部关于胡风案件的纪录片《红日风暴》，写过一部回忆其父母与家庭的纪实文学作品《他们的岁月》。

2周前

先前，我问GROK如何评价镇反运动，GROK给出的答复很不怎么样。我贴出我谈镇反的文章，GROK评价说逻辑严密，证据确凿，最系统最有说服力。但是过几天后我又问它如何评价镇反，它的答复又重弹老调。AI有学习能力，它知道我的论述更正确，但是AI完全凭算法，谁的声量大就依谁，我的声量太小，就被算法算掉了。实在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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