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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Flow 深潮 发布的文章:近期教育领域的变化引发了广泛讨论,我认为教育改革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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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天前
一些国际智商测试(如 Richard Lynn 和 Tatu Vanhanen 的研究,或 PISA 成绩换算的 IQ 数据)显示,东亚人群(包括中国人)的平均智商略高于欧洲白人,通常在 105–108 左右,而白人平均约 100。 1、数据来源可靠:这些差异在多次大规模测试中重复出现(如 Raven 矩阵测试,偏向非语言能力)。 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地区长期位居前列。 2、幅度不大:差距通常只有 5–8 分,属于统计显著但实际影响有限的范围(1 个标准差 = 15 分)。 ——对于这样的测试结果,没见有谁说是种族歧视。
#东亚人群智商
#国际智商测试
#种族差异
#智商 vs 种族歧视
#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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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天前
ZT:林培瑞: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多元共融(DEI)监护人不放过我(华尔街日报,2014年12月11日)——8 月 16 日,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 Kim Wilcox 给我写了一封谴责信。校方认为我对 "求职者 "存在 "歧视",我对种族问题发表了 "毫无根据的评论"。 Wilcox先生的说法主要基于我在 2022 年 12 月写给教职员遴选委员会同事的以下声明:"[候选人 X] 活泼迷人,而且是黑人,这很好,但我不能说我发现他的成熟度和经验达到了我们顶尖候选人的水平"。我表示担心我的一些同事会像过去一样,把申请人的种族作为 "压倒一切的标准"。 委员会非官方的多元化、公平与包容监护人Heidi Brevik-Zender曾建议我们在其他几位候选人之前提拔这位黑人申请人,并将他列入我们的候选名单,而我的上述意见是对这种提拔的回应。随后,有人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将这些意见报告给了院长和副教务长,从而引发了大学的停不下来的纪律机器。 这台机器的力量让我惊讶,它对种族主义的指控也让我吃惊。别忘了,高中时我曾与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养兄同住一室,大学时我曾为黑人投票权而游行,1996 年以来,我在中国倡导人权的行为使我在中国被列入黑名单。 我有几个理由反对给这位申请人一个机会。这对被排除的资质更好的候选人不公平。这不符合大学的利益,即找到最好的从业人员。而且,我不相信人为的加分符合被加分者的最大利益。 我第一次听说对我的投诉是在 2023 年 1 月,当时我被要求与副院长Kiril Tomoff、院长Daryle Williams和副教务长Daniel Jeske会面。院长威廉姆斯先生告诉我,我说过或写过一些 "让人不高兴 "的话,我应该退出遴选委员会。我问了两遍我说了什么让人不高兴的话,但没人愿意说。我告诉院长,我不能因为一些没有说明的事情而辞职。 几天后,威廉姆斯先生把我从遴选委员会解聘了——仍然没有说我说了什么令人不快的话。我向一些惊愕的同事解释说,我猜测我是因为某些与种族有关的违法行为而被撤职的。后来,威廉姆斯先生向我们学校的教务委员会提出了对我的指控。他说我违反了《教师行为准则》,"对学生的种族、性别或民族血统发表了不利和无理的评论"。他还没有说出是哪句话,他还声称我违反了遴选委员会的保密规定。 随后,我收到了处理纪律问题的副教务长Philip Brisk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他告诉我,我可以与行政部门协商。我被告知,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可能包括减薪 10%,为期一年。否则,我的案件将交由指控委员会处理,该委员会由一群教职员工组成,他们将对指控进行调查。如果他们找到了 "可能的理由",我的案件就会提交给教职员特权和终身教职委员会,进行相当于审判的 "听证"。 我觉得很恼火,也不想进行谈判,于是选择让我的案件交由指控委员会处理,自己对威廉姆斯先生提起诉讼。我的主要论据是,他侵犯了我的正当程序权,因为他在没有说明我的违规行为的情况下就对我进行了处罚。指控委员会最终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决定,我的行为不需要举行纪律听证会,但威廉姆斯先生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需要举行纪律听证会。 但纪律机器已经开始运转。副教务长布里斯克先生推翻了这些结论。他撤销了我对威廉姆斯先生的投诉,决定将对我的指控提交特权和终身职位委员会进行纪律听证。最后,在 2023 年 12 月 6 日,布里斯克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第一次告诉我,我在将近一年前写的违纪文字是什么。 2024 年 2 月至 4 月间举行了为期四天的听证会。听证会上,检察官、指控、宣誓、证人、交叉质证等审判要素一应俱全。检察官是加州大学的一名律师,他给我的行为贴上了 "恶劣 "的标签,说我是 "解雇 "的候选人。陪审团由来自不同院系的三位教授组成。2024 年 6 月,他们建议我在一段时间内不得被任命为任何遴选委员会的成员——这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就所有管理部门的指控一致得出结论:我的行为 "并未违反《教师行为准则》"。 这台机器仍在运转。虽然校长威尔科克斯先生同意我没有违反任何保密规定,但他不同意委员会关于种族指控的结论,并向我发出了一封谴责信。从形式上讲,他有权这样做。在加州大学的程序中,尽管模仿了民法,但案件是由 "行政部门 "提出的,最终的权威也是 "行政部门"。实质上,威尔科克斯先生既是原告又是法官。 在这场磨难中,布里斯克先生多次建议我们 "和解"。以我 79 岁的高龄,我觉得我可以拒绝。假如我是一个年轻的学者,我很可能会不顾自己的清白而屈服,随时会被这台纪律机器吞入的生活是可怕的。 对机器的反抗会导致它加速运转。对我的言论的惩罚始于要求我辞去遴选委员会的职务。一年后,同样的话足以让我受到减薪甚至解雇的威胁。为什么会急剧升级?因为我没有屈服。对机器来说,这比最初的冒犯更令人不快。 在威尔科克斯先生考虑对我的案子做出最终决定时,我提出要去他的办公室当面听听他的决定和理由。他没有回答。几个月后,我收到了一条来自大学法律顾问的信息,警告说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都是保密的,我写出来 "可能会导致纪律处分"。
#林培瑞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多元共融(DEI)
#种族歧视指控
#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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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天前
历史上的今天——我在当天就认真阅读了姚文元文章。读毕,心中颇不以为然。我一向认为海瑞是历史上少有的清官、好官。我对剧作者吴晗也甚有好感。我读过他主编的历史小丛书,手头还有一本他的《灯下集》,因为熟悉而生出几分亲切。姚文元把海瑞连同吴晗一概打成反动,我当然不能接受。和以前的批判文章不同,以前的批判文章好歹还就事论事,其锋芒还只是指向作品本身体现的观点倾向。如果姚文元仅仅指责吴晗美化了封建时代的清官,甚而指责吴晗站在了地主阶级一边,那或许还不难理解。然而,姚文元却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剧中的“退田”情节实际上是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的路线。这如何能让人心服?
#姚文元批判
#海瑞罢官争议
#吴晗
#影射历史
#单干风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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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天前
今天,2025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6周年。1989年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柏林墙倒塌了。我们知道,东德共产党统治可以说是让难民潮冲开缺口的。东德和西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两边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和习俗。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半,西德方面始终敞开胸怀接纳每一个来自东德的同胞。因此,从东德共产党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东德民众逃往西德。柏林墙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到了1989年,东德政府不得不放松边境管制,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越过边境投奔西德。至此,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快就垮台了。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墙。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 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 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地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 就这样,一边是自由加资本主义,一边是专制加社会主义。两边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陆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难民潮冲垮了。 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当局顾不上什么主义了。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就对宝安的官员讲过:“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于是当局决定在深圳开办特区。特区之特,说穿了,就是引进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中共高层中间是心照不宣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1985年春天,我去广州开会。会议期间,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朋友邀请我去了趟蛇口。这位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海滩。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年,还常常有偷渡者的尸体被冲到海滩上。后来我看到官方的一则报道提到,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这就是说,仅仅是这一次被发现的偷渡者死亡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东德28年间(1961-1989)因翻越柏林墙而死亡人数(239人)的总和。 “我是流氓我怕谁?” 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对邓小平说,他很关心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权利。因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居国外的国家才有资格得到最惠国待遇。邓小平当场就反问卡特:“好啊,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卡特想不到邓小平竟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无言以对。 一般来说,自由离境权对一个恶劣的专制国家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只是在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国家,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大不相同。国家大,人口多,相对而言,它对于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强一些。所谓“店大欺客”便是这个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适应外国生活的难易程度也很不一样。纵然在美国这样具有高度包容性的国家,华人也始终是较难融入的民族之一。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等差别所带来的问题,非身临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国人来到西方,常常会产生“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或“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的感觉。就算国门大开,一去不返者也不会太多。毕竟,台湾、澳门、香港都太小,就算它们对大陆移民来者不拒,也容纳不了多少。这就和东德的情况很不一样。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若是走了十几万几十万有才能有干劲的人就形同一场大失血。再说一墙之隔的西德,既能够、也愿意接纳来自东德的难民同胞,东德人到西德也没什么适应上的困难。所以,1989年秋天东德发生的难民潮,引起朝野震动,最终竟成为东德民主化的导火线。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卡特问题时讲到的输出难民,以后竟成为中共应对外界批评的一种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也是这样对西方国家首脑们说:中国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逃离中国,逃向全世界——“你们受得了吗?”且不说这种说法的谬误虚妄,单单是那种态度,不就是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吗?
#逃港潮
#深圳特区
#邓小平
#难民
#政治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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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天前
中国社科院教授钱满素在《回眸哈佛》一书里讲到一段故事,1987年她担任美国历史课助教时。期末开会讨论考试题目,她提议的一个试题是“谈谈对“扶持行动”(也译作平权法案)的看法”,在座的两位教授和七八个助教面面相觑,一致反对,好像她不经意间踩上了一个地雷。也许不是碰巧,在场的除她一个亚洲女性外,全是白人男性,无一敢触碰这个问题。钱满素写道:“他们的神情使我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沉重,我从未在美国其他地方见到过这种集体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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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遭特朗普政府资金围剿后,杜克大学成新目标· 275 条信息
#钱满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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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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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天前
沃森由于发表黑人平均智商低于白人的看法而受到打压。按说,如果你认为沃森的观点不是真的,你就该用研究和试验去证伪沃森,但他们的做法却是直接打压。这表明,那些人其实都知道沃森说的是真的或很可能是真的,但他们认为那是禁忌,是不可以说破的,一说破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就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换言之,在打压沃森的那些人看来,沃森是犯了禁忌,也就是违反了政治正确。什么叫政治正确?就是说,一种说法,或一种做法,从政治的角度看是正确的,至于从别的角度看正确不正确或真不真就另当别论了。这实际上暗示,从别的角度往往是不正确的,是不真的。政治正确即现代禁忌。至于说一个社会是否必须要有某些禁忌,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论。
#沃森
#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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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天前
然而那些人不是用研究和试验去证伪沃森,而是直接打压。这表明,那些人其实都知道沃森说的是对的,但他们认为那是禁忌,是不可以说破的,一说破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
#上层人无耻言论引发社会愤怒与反思· 219 条信息
#沃森被打压
#观点被打压
#社会后果
#禁忌话题
#负面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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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天前
有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什么叫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不是如何看待,而是如何对待。
#种族歧视
#定义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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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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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天前
为什么承认不同种族的平均身高有差距不算种族歧视,而承认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有差距就是种族歧视呢?为什么平均身高的差距可以归结为基因遗传,而平均智商的差距就不可以归结为基因遗传呢?
#种族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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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遗传
#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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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天前
如果说“黑人与白人的智力测试结果存在差异,这个差异就是遗传因子决定的”是种族歧视, 那么请问,说“中国人与白人黑人的智力测试结果存在差异,这个差异是遗传因子决定的”,是不是种族歧视? 说“中国人日本人与白人黑人的身高测试结果存在差异,这个差异是遗传因子决定的”,是不是种族歧视? 不错,人的身高和智力也和环境、营养、受教育状况有关联。例如,日本人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身高有普遍增长,可见身高与营养、环境有关。但是近20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限于停顿,那是否说明,遗产因子确实对身高有决定性影响? 在环境、受教育状况都相等的情况下,中国人日本人与白人黑染的智力测试结果仍然有差距,这是否证明遗传因子确实对智力高低有决定性影响? 一般人都承认,遗传因子确实对人的体貌有决定性影响,没人说这是种族歧视。但是谁要说遗传因子对人的智商有决定作用。那就说你是种族歧视了。 按照这些人的逻辑,遗传因子只对人的体貌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人的智力则没有决定作用。遗传因子是“外貌”协会的,只影响人的体貌,不影响人的智商。这说得通吗?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种族歧视
#智力差异
#遗传因素
#身高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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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4天前
胡平: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读高瑜《我的六四》——从2002年起,中央电视台每年都要评选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感动中国人物的标准是:作出重大贡献,获得重大荣誉,或者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事迹,或者是个人的经历、行为、表现特别感动人,体现了传统美德或时代精神;感动了社会大众,具有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等等。不难想像,象这样一个由专制政府喉舌主办的评选活动,必然会把很多冒牌货强加给民众,同时又必然会把很多真正令人感动的人物排斥在民众视野之外。我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一位人物才真的是令人感动。她就是高瑜。 高瑜是一名记者,她为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她担任过《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积极投入了八九民运,六四后两次坐牢,出狱后始终坚持独立写作,多次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国际报人协会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闻自由奖,记者无疆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新闻自由奖。 在去年,六四20周年前夕,香港的文化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记者高瑜的一部文集,书名是《我的六四》,这个书名的英文是《My 4th of June》,这使人联想到美国一句著名的歌词“My 4th of July”。高瑜说,熟悉这句歌词的人就会领会我与20年前那场伟大的运动的不可分割。 《我的六四》这本书共 430页,收入了作者评论时政和人物以及杂文31篇,正文之前有著名美国学者黎安友和林培瑞写的两篇序,高瑜的老朋友陈子明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序,正文之后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胡绩伟写的对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失败深层原因的探讨,另一篇是作者本人的新闻履历。在正文之前,高瑜写了一篇短文“我的话”,可视为作者自序,题目就很感人——“二十年后还要做一只蛋”,作者宣称:“在一堵坚硬的高墻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高瑜在八九民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早在88年12月的一期《经济学周报》上,高瑜发表了她对严家其和温元凯的长篇采访,这篇采访鼓吹政治改革,并明确提出,反对“非程序权力更迭”。这篇文章后来被陈希同的报告点名批判。 89年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高瑜受全国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委托,一方面替王丹起草声明,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一方面代表学生,起草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请人大直接和学生对话。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高瑜做的这两件事,对于防止邓小平武力镇压以及把民运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高瑜成为八九民运中被专制当局迫害的第一人。她在6月3日上午 9点多钟刚走出家门即被中共安全局秘密绑架。当天中午,另一位受胡绩伟之托联络全国各地的人大常委要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的曹思源也被秘密绑架。正像陈子明在序言里指出的那样,一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很可能会通过撤销戒严令和罢免李鹏的决议。所以,邓小平才迫不及待地在6月2日拍板: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实施天安门广场的清场,限定两天内完成。由此可见,“六四不仅是对民众的屠杀,也是一次针对法定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政变”。 高瑜为中国的新闻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两次坐牢外,她还被剥夺了公费医疗、福利和养老金。然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念,从不放下手中的笔,在她的笔下,从来见不到一句自怨自怜。面对国际社会给予的荣誉,高瑜总是说:中国优秀的新闻记者有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遭受迫害更严重的也有的是,“至于世界选择了我,是让我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难道不是吗? 2010年6月10日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25 条信息
#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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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
#八九民运
#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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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5天前
邱進益透露,過去跟海協會官員談判時,對方也直言「如果我不承認你的事實存在的話,今天為什麼要坐在這裡跟你談?」 ZT:台灣前“國安會”祕書長蘇起6日出席政大外交系舉辦「兩岸關係的談判協商:從回顧中找解方」座談會時表示,兩岸和談是台灣最後一條路,否則將進入垃圾時間,最終由大陸與美國來決定台灣前途,但須看政黨能否合作走出新路,找到跟大陸共存的安排。他說,尤其從做為地產商人的美國總統川普來看,台灣這塊地一點都不重要,但大陸卻很重視,對他當然是個好交易。 蘇起表示應該正視現實,#如今大陸已沒把台灣看在眼裡。稍早國民黨主席選舉一度被說大陸介選,但他看來 #大陸官方根本已不在乎誰是主席,#這轉變大部分的台灣人都沒感覺。 蘇起表示,從歷史角度宏觀檢視台灣,就是在美中日之間移動,當誰的力量大,台灣就變成他的。過去幾百年都是中國最大,之後日本打敗中國取得台灣,再到美國崛起,台灣前後被轉手了2次,一直沒有自己的選擇權。 蘇起說,回顧2次轉手戰火都沒有波及台灣,但認為這次恐怕不一樣。而台灣號稱民主國家、有30多年的民主經驗,要看3個主要政黨能不能合作走出民主新篇章,找到跟大陸共存的安排,「這結果一定比讓美國去跟大陸談更好,美國一定是低價把台灣賣掉。」 他認為10月底「川習會」沒談到台灣不稀奇,畢竟場地不適合。但美國真要交易台灣也不意外,只要先把台積電技術吸光,強調台灣最後一個機會就是認清局勢,透過民主自決真正決定自己的前途,而非由大國來決定。 參與籌備1993年「辜汪會談」的前海基會副董事長邱進益則說,當初經濟情勢是大陸需要台灣的投資與技術,如今狀況完全反過來,反問民進黨政府堅持不願承認「九二共識」之下,是否還有更好的一個說詞來解決問題。 邱進益透露,過去跟海協會官員談判時,對方也直言「如果我不承認你的事實存在的話,今天為什麼要坐在這裡跟你談?」認為這才是務實的做法,如今問題在民進黨態度繼續堅持的話,可能帶來兩岸擦槍走火的戰爭風險。 前陸委會主委夏立言也說,10年前「馬習會」如果沒有雙方共同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根本不可能實現,其實在此之下沒有問題不可以談,只是我方不願意提出來。
特朗普言论引发台湾担忧:中美贸易与和平统一的微妙关系· 6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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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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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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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6天前
今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108周年。《十月革命真相》:不少中国人由于深受中共当局洗脑,至今仍以为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按照中共当局的解说,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阶 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联合贫农所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 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这纯粹是谎言。那么,十月革命的历史真相又是如何呢? 首先,十月革命不是用武力推翻专制的沙皇统治,沙皇政府早在此前的二月革命就被推翻了。十月革命推翻的是在二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推进民主转型的临时政府。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段期间,临时政府已经换过好几届班子。十月革命所推翻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是以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为主的政府。 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实际上是以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用武力夺了“党内同志”的权。 其次,在占领冬宫、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天,即俄历10月26日,举行了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列宁在会上再次强调,他们推翻临时政府的主要理由之一 就是临时政府不愿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列宁强调必须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并强调立宪会议才是惟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列宁还明确表示,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 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在11月12日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共选出715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只有175名,还不到四分之一, 加上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40名也只有代表总数的30%,而社会革命党主流派却选上了370名,超过半数,加上它的左派盟友票数就更多。布尔什维克明明 白白地输掉了这次选举。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场选举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它没有任何理由指责选举不公正,指责对手作弊。事实上,布尔什维克也确 实没有指责这次选举不公正,但是他们反对的正是公正的选举本身。1918年1月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悍然发动政变,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开始了布 尔什维克专政。这就是说,所谓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布尔什维克用武力推翻了它自己先前大力倡议、并在它主导下经过公平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而建立起来的。 高尔基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他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 “流血星期日”: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份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 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 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对于十月革命的反民主性质,列宁自己也讲得很坦率。列宁在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 信件里写道: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 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通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世人皆已知道斯大林是暴君。那么列宁呢?列宁是不是比斯大林要温和一点呢?苏共元老 莫洛托夫长期身居高位,既在列宁身边工作过,又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过,对这件事最有发言权。在莫洛托夫的晚年,有人问他,列宁和斯大林两人谁更凶狠?莫洛托 夫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列宁更凶狠些。我还记得列宁怎样责怪斯大林,说他软弱无能,宽大无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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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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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民主选举
#高尔基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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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6天前
重贴旧文:李元钧对王丹性骚扰的指控不成立——即便按照李元钧的一面之词,我们也可断定,他对王丹性骚扰的指控是不成立的。 1、按照李元钧的讲述,李元钧和王丹都是同性恋,而且彼此都知道对方是同性恋。 2、当王丹邀请李元钧去美国“见世面”时,李元钧应该意识到这表明王丹对他有意;否则,以他作为社运工作的新手,和王丹又刚刚相识,王丹凭什么要偏偏邀请 自己去美国“见世面”呢?王丹并不是邀请一个旅游团或观访团,而李元钧是作为该团一份子而受到邀请。王丹邀请的是李元钧个人,而李元钧是作为个人被邀请。 这中间包含的意思应该是很清楚的。 3、在王丹这方面,当王丹看到李元钧欣然应允,他自然会以为这表明李元钧愿意,因此当李元钧来到纽约,两人独处时,他对李元钧搂抱亲吻,并试图与李元钧发生关系。 4、李元钧说他刚刚动了手术,王丹就停止了动作。 5、因为李元钧说他刚动了手术,因此王丹会以为李元钧当时的拒绝只是不方便,并不表示不愿意,所以他后来还讲了一些话表示他的意愿;但只是话语,没有任何动作。 6、之后,王丹看到李元钧没回应,于是就不再有所表示。 在整个过程中,王丹主观上都不是在不顾李元钧的意愿而行事。换言之,王丹对李的行为,都是建立在他以为李元钧愿意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是性骚扰。一旦李元 钧表明不接受——不论是出于不愿意还是不方便,王丹都再也没有采取任何动作,这说明王丹是尊重对方意志的。因此王丹没有对李元钧性骚扰。 退一步讲,即便李元钧先前接受王丹的邀请来美国并不是他愿意和王丹发展关系,其实他想的就是不来白不来;即便他对王丹说他刚动手术只是托词,其实他就是不 愿意,那他也应该知道,自己的这些表现实在太容易招致王丹的“误会”,因此王丹的做法实在是情有可原,绝非性骚扰,是不应责怪的。 有些事,在同性之间不是问题,在异性之间才是问题。例如男人在女人面前脱裤子,会被视为耍流氓;但若是在男人面前脱裤子就不算耍流氓。又,同性恋者之间的 关系,和一般的同性关系与异性关系都有所不同。在男男之间发生的某些言辞和动作,若是发生在男女之间,会被视为性骚扰,但若是发生男男之间就不算。据了 解,在同性恋酒吧或同性恋俱乐部,甲男在未征得乙男同意之前就对乙男亲吻、搂抱。这种事并不少见。一般都不认为是问题。如果乙男表明不愿意了,甲男还要这 么做。那才可能构成问题。 更何况,在李元钧这件事上,李元钧是欣然接受王丹的邀请来美国的,因此王丹的做法更不是问题。 结论:李元钧对王丹对其性骚扰的指控不成立。 注意:我不是说李元钧的指控证据不足,我不是说李元钧所讲述的事情的真实性有待证实或缺少证据。我说的是,就算李元钧所讲述的事情全部为真,他对王丹性骚 扰的指控也是不成立的。这不需要再搞什么调查,也不需要再去听取王丹方面的叙述,因为单单是对李元钧文本的分析就足以否定李元钧的指控。 《光 传媒》首发。2023年6月14日。 链 接:
#王丹
#李元钧
#性骚扰指控不成立
#同性恋
#光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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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6天前
这个社会主义不是那个社会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政策。这是两件很不相同的东西,我们务必要区分清楚。西方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要实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那就是在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之上,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进行某种干预和调整,对富人征更高的税,给穷人更多的福利。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政府是在否定自由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之上,实行所谓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支配和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西方那些偏右的政党则主张小政府,也对社会经济事务有干预,但比起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少很多。他们也是对富人征高税,给穷人发福利,但程度上比较低。
#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政策
#西方社会党
#社会民主党
#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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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这次纽约市长选举,看点不是民主党赢了,而是民主党输了,是民主党建制派输给了马达尼。正像16年总统大选,看点不是共和党赢了,而是共和党输了,是共和党建制派输给了特朗普。
#纽约市长选举
#民主党失利
#建制派失败
#马达尼
#特朗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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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胡平:海外民运与中共线人。链接:
#胡平
#海外民运
#中共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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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张志军:“九二共识”不容模糊和回避
台湾:主权争议下的两岸交流与认同博弈· 455 条信息
国台办强硬反“独”争议,国民党罕见劝告· 93 条信息
#张志军
#九二共识
#政治
#两岸关系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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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未删减】EP6:历史终结论的“终结”?Ⅰ⺠主衰退|刘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第二章 民主转型 |看理想文字版|AI朗读
#历史终结论
#民主衰退
#刘瑜
#比较政治学
#AI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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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英国哲学家哈灵顿(1611-1677)在《大洋国》讲过一个关于分饼的小寓言:两个姑娘得到一张饼,商量怎样才能分得公平。一个姑娘建议说:“我来分,你来挑;或者,你来分,我来挑。”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公平的秘诀在于分权。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讲过一个小寓言:两只小熊得到一张饼,不知怎样才能分得公平。狐狸走过来说:让我帮你们分。狐狸把饼一撕两块,一块大一块小,分给两只小熊。一只小熊叫起来:他那块大,不公平!狐狸看了看说:嗯,那块是大了点。狐狸于是把那块大的拿过来咬了一口。这下,另一只小熊又叫起来了:我这块小啦,他那块大,不公平!于是,狐狸又把那一块拿过来咬一口。就这样,左一口,右一口,一张饼让狐狸吃去了一半;到头来,两只小熊都只分到了差不多大的一小块。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千万别以为专制政府能替我们把饼分得公平,因为它首先会趁机把大块的饼吃到自己的肚子里。
#分饼
#公平
#分权
#专制
#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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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胡平:俄乌之战与北约东扩——近来,由于特朗普政府强力介入调停俄乌冲突,俄乌之战又成为热门话题。 (一)提起俄乌之战,又有人提到北约东扩。日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了著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萨克斯基本上又重复了他过去的观点。去年10月30日,萨克斯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的视频()以“杰弗里·萨克斯解释美国和北约如何在乌克兰挑起战争”为标题在网上热传。 萨克斯说:"这并不是我们每天听说的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你同意德国统一,北约就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随后,美国欺骗了戈尔巴乔夫,从1994年开始,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将北约一直扩展到乌克兰的计划。所谓的新保守派就是在这个时候掌权的。” 萨克斯第一句话就有问题。萨克斯说: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别忘了,在1990年(准确地说,是1990年2月),苏联还存在(苏联是1991年12月26日解体的),华沙条约也还存在(华沙条约是1991年7月1日解散的)。既然苏联还存在,华沙条约还存在,怎么可能谈什么北约东扩呢?戈尔巴乔夫怎么可能和美国人讨论北约要不要进驻苏联领土、要不要进驻华沙条约国家呢? 所谓北约东扩,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是华约的国家吸收进北约,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进北约,因而其前提必然是,华约已经解散了,那些国家已经不属于华约了,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些加盟共和国已经不属于苏联了,已经是独立国家了。所以,在苏联还存在,在华约还存在的1990年2月,当时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可能和美国人谈什么北约东扩。 真实的情况是,在1990年2月,美国/西德和苏联/东德就两德统一进行谈判。贝克确实对戈尔巴乔夫承诺北约不向东部扩展一英寸,但这里所说的东部是说的德国东部即东德。美国人是承诺,两德统一后,北约不向东德方面扩展一英寸。 此前,美国和北约在西德有驻军,苏联在东德有驻军。1990年,双方就两德统一谈判。苏联表示要从东德撤军,美国并没有从西德撤军,但承诺不在东德驻军。结论是很清楚的:1、美国没有承诺过北约不东扩。2、1990年贝克承诺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是指的不扩展到东德;美国人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事实上,直到今天,北约也确实没有在德国的东部驻军。 2009年,一位名叫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的学者,发表了一篇长文“北约对俄承诺不扩大的神话”(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链接:),通过对各方档案、回忆录等的详细研究比对,以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北约没有做出过不扩大的承诺。 对“北约承诺不东扩”这一神话的最有力反驳莫过于当事人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证词。2014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北约东扩。 下面就是他和“Russia Beyond”记者对谈(\_gorbachev\_i\_am\_against\_all\_walls\_40673.html)的相关段落和翻译: RBTH: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in Ukraine is NATO expansion into the East. Do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 Western partners lied to you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ir future plans in Eastern Europe? Why didn’t you insist that the promises made to you – particularly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s promise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into the East – be legally encoded? I will quote Baker: “NATO will not move one inch further east.” 记者:一个和乌克兰有关的关键问题是北约东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西方在形成他们在东欧的打算过程中对你撒了谎?你为什么不坚持要求兑现承诺,尤其是坚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将有关不向东方扩张的承诺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我来引用一下贝克,他说:北约不会向东方移动一英寸。 M.G.: The topic of “NATO expansion” was not discussed at all, and it wasn’t brought up in those years. I say this with full responsibility. Not a sing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raised the issue, not even after the Warsaw Pact ceased to exist in 1991. Western leaders didn’t bring it up, either. Another issue we brought up was discussed: making sure that NATO’s military structures would not advance and that additional armed forces from the alliance would not be deployed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then-GDR after German reunification. Baker’s statement, mentioned in your question, was made in that context. Kohl and [German Vice Chancellor Hans-Dietrich] Genscher talked about it. 戈尔巴乔夫:当年“北约扩张”的话题从未被讨论过,根本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我对我这个说法负完全责任。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提起过这事,甚至在华沙条约于1991年解散后都没有。西方领导人也没有提过。我们谈的是另外一点:在德国统一后,保证北约的军事设施和武装部队不向前东德地区部署。你刚才提到的贝克的声明,指的就是这一点。科尔(前德国总理)和甘舍尔(副总理)也谈过此事。 Everything that could have been and needed to be done to solidify that political obligation was done. And fulfilled. The agreement on a final settlement with Germany said that no new military structures would be cre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no additional troops would be deployed; n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ould be placed there. It has been observed all these years. So don’t portray Gorbachev and the then-Soviet authorities as naïve people who were wrapped around the West’s finger. If there was naïveté, it was later, when the issue arose. Russia at first did not object. 为了保证该项政治义务的所有需要做和可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这项义务也被遵守了。最终协议规定,新的军事设施、新的部队以及大杀伤性武器都不能在东德地区部署。这些年该协议一直被遵守。所以,别把戈尔巴乔夫和当年其他苏联领导人当作被西方玩弄在股掌间的幼稚人物。如果有幼稚的问题,那也是在后来(北约东扩)被提出来时。一开始,俄国对此并没有反对。 The decision for the U.S. and its allies to expand NATO into the east was decisively made in 1993. I called this a big mistak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t was definitely a viol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statements and assurances made to us in 1990. With regards to Germany, they were legally enshrined and are being observed. 美国及其盟友真正决心把北约向东部扩张是在1993年。从一开始我就坚持这是个巨大的错误。这也绝对是对1990年向我们所作保证的精神的违背。但就对于德国的事情来说,这些保证有法律效力且被遵守了。 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证明,1990年美国承诺的的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指的是不向东德扩展一英寸。这一承诺美国人说到做到,一直保持到今天。 (二) 不过,戈尔巴乔夫又对北约在1993年的东扩表示不满,认为那违背了1990年承诺的精神。平心而论,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批评并不成立。他所说的1990年承诺的“精神”(spirit)只不过是他自己对1990年承诺的发挥,并不是1990年承诺本身。戈尔巴乔夫说,“一开始,俄国对此并没有反对”。也就是说,当时的俄国政府(那时的俄国总统是叶利钦)并不认为那是北约东扩,是违背了1990年承诺的精神。这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1990年承诺的精神,只不过是他自己对1990年承诺的发挥,连当时的俄国政府都不认同的。 那么,所谓北约在1993年的东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事实是,在1993年,苏联已经解体,华约已经解散。有一些历史上曾深受苏俄侵略的国家,例如匈牙利、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小国,出于对拥有强大无力的俄国不放心,强烈地希望加入北约。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既不好吸收,又不好拒绝。于是,美国就提出了一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 这个由北约与中欧、东欧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计划于1994年1月10~11日在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上通过。其主要内容: (1)北约正式邀请前华约国家和中立国家参加“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军事演习、维和、危机控制等方面进行合作和政治磋商,但暂不接纳新成员国,也暂不向前华约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2)伙伴国可向北约总部布鲁塞尔派联络员; (3)伙伴国必须承认西方的民主、人权标准、尊重现有边界。 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一些国家急切加入北约的意愿,又不至于对俄国造成刺激。接下来,有20几个中欧、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注意:有俄罗斯)以及欧洲中立国家签署加入该计划。 戈尔巴乔夫说北约在1993年开始东扩,就是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件事。戈尔巴乔夫说当时他就表示反对,但是当时的俄国政府没有表示反对,后来俄国自己也加入了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乌克兰也加入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由此可见,我们不应把提出和实行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就等同于北约东扩。毕竟,俄国人说的北约东扩,必定是指北约向东扩展到了自家门前。可是这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是俄国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怎么能算北约东扩呢? (三) 真正的北约东扩是始于科索沃战争爆发后的1999年。真正的北约东扩有两次:第一次是1999年,加入波兰、捷克、匈牙利;第二 次是2004年,加入波罗的海三小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斯洛维尼亚。后来北约又有过几次扩展,但后来加入的国家都是在南方或北方,而且和俄国相隔着数个国家(除了俄乌战争爆发后2023年才加入的芬兰和俄国接壤),可以说是北约南扩或北约北扩,不能说是北约东扩。 2008年,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被提上议程。当时的乌克兰领土完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发生在2014年),和邻国还没有领土争议,具备加入北约的条件。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北约讨论是否邀请乌克兰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德国、法国率先表示反对,因而未能成功。俄乌战争爆发后,有人批评当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说,假如2008年德国不是反对、而是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假如当年乌克兰就加入了北约,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俄乌之战了。默克尔辩护说,吸收乌克兰进入北约,势必会引起普京的强烈反应。如果2008年乌克兰开始加入北约,战争将会更早爆发。 顺便说明:北约吸收新成员的流程复杂、严格,而且漫长。一个想加入北约的国家,即便加入了成员国行动计划,那只是取得了资格加入北约的入盟对话。在加入北约的谈判中,每个成员国都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有一个成员国反对都不行。在所有的成员国的外长都签字批准之后,还要各国国会批准才能坐实。这就是说,就算2008年北约同意了乌克兰加入成员国行动计划,那距离乌克兰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国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时普京就发兵打乌克兰,既可以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作为开战的理由,又因为乌克兰还没有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故而北约无法出兵相助。那样的局面对乌克兰更不利。 自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之后,北约就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事搁置起来了。2014年,克里米亚宣布脱离乌克兰,后来又宣布回归俄罗斯。乌克兰不接受不承认。这就和别国有了领土争端,不符合加入北约的条件。尽管在那以后,乌克兰多次提出想加入北约,甚至把这一点写进宪法,但就凭和邻国有领土争议这一条,乌克兰现阶段加入北约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四) 不少人问,既然普京总是拿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这件事做文章,发出战争威胁,美国和北约为什么不明确宣布不会让乌克兰加入,那不就避免战争了吗?杰弗里·萨克斯说:美国本可以阻止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2021年12月15日,我在白宫与杰克·沙利文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通话,我恳求他说:‘杰克,避免这场战争——你完全可以避免。’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公开声明北约不会扩大到乌克兰。” “他对我说:‘哦,北约不会扩大到乌克兰的,不用担心。’” “我说:‘杰克,公开说出来。’” “他说:‘不,不,不,我们不能公开这么说。’” 萨克斯说的不对。事实上,就在战前的危机中,美国和北约 都已经向俄国发出过信息,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但问题是,俄罗斯不是要求北约承诺不让乌克兰加入,而是要“白纸黑 字地承诺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萨克斯提到他在2021年12月15日和沙利文的一通电话。就在那一天,2021年12月15日,普京向美国助理国务卿凯伦·唐弗里德转交俄罗斯希望从西方获得的“具体建议”。俄国建议和美国和北约分别签订安全保障协议。在协议草案中,俄国向美国向北约都提出,保证不再向东扩展北约,拒绝接纳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这就是说,普京是要求美国和北约把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写进与俄国的双边条约之中。这分明是向美国向北约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美国和北约怎么可能答应呢?因为北约是个开放的组织。北约章程明文规定,北约成员国可以邀请“任何欧洲国家”加入。乌克兰是欧洲 国家,自然属于可以邀请加入之列。如果美国和北约公开用白纸黑字承诺永远不让乌克兰加入,既违反了自己的开放政策,也违反了自己的章程。那当然是不可能 的。 例如半岛电视台2021年2月1日报道提到:“拜登一再指出的是,未来十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 俄新社2023年7月的报道提到,拜登说,“2021年6月,我和普京在日内瓦会晤时,对方说,‘我希望得到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保证’。我说,‘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有一项开放政策。我们不会将任何人拒之门外’”。 这段报道告诉我们,拜登确实表示过北约现阶段不会接受乌克兰,这一点俄国也承认的。但普京要求美国作出进一步保证,明确保证不接受乌克兰。拜登说这做不到,因为北约是对欧洲国家开放的,我们不能明确保证北约不接受某个国家,因为那就违反了北约的开放政策。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不接受。 结论很清楚,俄国人说声称的,以及不少人附和的,俄国之所以打乌克兰,是因为北约东扩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五) 2022年2月24日,普京正式宣布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声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是必要的,以“保护遭受乌克兰政府虐待和种族灭绝的人民”,并“保护俄罗斯和我们的人民”。普京还表示,俄罗斯政府仅在两天前正式承认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在与乌克兰政府的斗争中请求俄罗斯援助。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包括“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在这里,普京没有提到北约东扩。至于他所列举的开战理由是否成立,那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另写文章。这篇文章就到此打住。 2025年2月25日。首发光传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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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大陆又在演关于施琅的电影《澎湖海战》,贴出20年前写的关于施琅的文章:成王败寇与趋炎附势——从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谈起 最近,北京的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引发一阵批判浪潮。这也难怪,像施琅这样的人,先是叛明降清,继而又叛清降明,然后再叛明降清,其人品无论用什么标准都很难为之辩护。康熙派施琅攻占台湾,其目的本不是为了所谓统一,而祇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敌对势力,所以清政府才会在郑成功没占领台湾之前,勾结台湾岛上的荷兰人打击郑成功,又在郑成功后人已经投降之后,多次动过放弃台湾送给洋人的念头。电视剧却把施琅这样的人物塑造成“民族英雄”,把清政府的行为美化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既扭曲历史,又颠倒是非。怎么能不令人反感乃至愤慨呢? 《施琅大将军》剧本的倡议者、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的陈明公开宣称他是古为今用,借用历史故事服务于今天的政治现实。陈明强调: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这种说法看上去倒有一定的说服力,连不少批评者也承认,不管施琅的人品如何,也不管康熙下令打台湾是出于什么动机,但在客观上使得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点起码还是应该肯定的。 然而,上述观点不值一驳。假如说祇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是错误的,那么,不管一桩行为本身的善恶是非,而把该行为的某种非意图的后果用来为那桩行为辩护显然就更错误。譬如,你说当时不收复台湾,中国就会分裂。那么我也可以说,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中国就不会有东北。岂止不会有东北,也不会有内蒙外蒙,很可能也不会有新疆,不会有西藏。如果当年吴三桂不领清兵入关,今日中国的版图不过和明朝一样。因为当时在关外的满人幷没有打定主意问鼎中原,他们原本祇打算趁火打劫,抢走一些金帛子女,占领更多的长城以北的土地罢了。我们是否可以说吴三桂是开拓中国疆域的大功臣呢?如果这种逻辑可以成立,世间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辩护。外族入侵,掳掠强奸妇女吗?那是混血,是民族融合嘛。连大屠杀都可以得到辩解:至少有降低人口压力的效果嘛。幸亏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有一次大屠杀,全国人口顿时下降一半或一半以上,否则神州大地早就人满为患,生态环境早就不堪重负,中国早就崩溃了。 按照陈明的观点,统一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统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恶。事实上,没有人会主张统一至上。统一不可能至高无上。在统一之上,必定还有更高的原则:统一,用什么原则统一?谁统一谁?如果你说统一至高无上,用什么原则无关紧要,谁统一谁无关紧要,那么,你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大就站在谁一边;你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 鲁迅感慨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土崩瓦解’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鲁迅看出病的症状而没有指出病的成因。要说广拓疆土就是善,你为什么不赞美隋炀帝三征高丽呢?因为隋炀帝没把高丽打下来。隋炀帝失败了,所以人们就不赞美了,所以人们就都批评隋炀帝残暴无道,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一切都以成败为转移。你成了,你就对了;你败了,你就错了。 围绕着《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远远超出了这部电视剧本身。它反映出我们在评价历史与人物上的没有原则。其实倒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又不总是能够内在地协调一致,它们常常彼此冲突,于是很多人就一会儿讲这个原则,一会儿讲那个原则。这就成了没原则,就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为什么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本来冲突的双方都各有各的理,谁赢了我们就顺着谁的理讲,于是成者就赢得了理,败者本来也是有它的理的,但我们就不讲了,于是败者就没理了。就算你承认失败的一方也有它的理,这也于事无补。因为你同时又认定成者是有理的。既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谁愿意当败者呢?干吗不站在胜利者一边呢? 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缺少第一原则,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缺少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原则。再加上缺少宗教,缺少对一个绝对正义的世界的想像。世俗的成功、世俗的权力就成了一切。也缺少悲剧精神悲剧意识,缺少对世俗成功的批判与蔑视。这就导致了成王败寇哲学的泛滥成灾与恬不知耻而且还理直气壮的趋炎附势。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深入讨论下去的。 2006年4月 北京之春200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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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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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周前
ZT:Dennis全球政治筆記 (文長慎入): 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專文分享:川普是否被習近平耍了?美中競爭進入黃金交叉? 文章摘要: 在川普與習近平六年來的首次會晤前夕,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撰文警告,美中關係已臨臨界點,美國正面臨科技優勢被中國迅速蠶食的危機。他回憶2017年隨川普訪中時的場景,當時中國總理李克強向川普直言,美國的未來只剩黃豆與玉米的出口,中國將主宰21世紀的核心技術,從AI到稀土、從製造到軍事,皆由北京掌控。 這番話不僅是警告,也是心理戰:中國意圖塑造一個美國邊緣化的未來,迫使華府接受現實。而八年後的今天,中國正透過稀土出口管制、外交槓桿與貿易手段,逐步實踐這個藍圖。 博明指出,在剛結束的美中談判中,雙方看似達成緩和緊張的協議。北京同意延後實施稀土管制,美方則暫緩加徵新關稅與出口限制。但在科技戰核心問題——AI晶片的出口限制上,美國似乎正面臨內部鬆動。 川普正考慮允許Nvidia對中出售 Blackwell B30A 晶片。此款晶片效能遠超現有對中開放的AI晶片,是OpenAI等機構訓練先進AI系統的基礎。若中國取得B30A,等於實質打破出口管制,讓中國跳過自主研發時間,直接站上科技競賽第一線。博明表示,根據主管美國科技政策的專家估算,中國僅需購買兩顆B30A,即可達到美國最高階B300晶片的效能,等同「美國優勢不復存在」。 更糟的是,Nvidia晶片主要由台積電製造,產能有限,中美若同時爭奪先進製程資源,可能導致美國企業也受限,進一步削弱自身實力。 博明對川普將AI晶片視為貿易談判籌碼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這是對美國國安的嚴重誤判。川普的說法「我想他們買黃豆」反映出他將科技與農業等量齊觀,忽視AI產業對美國未來的戰略意義。 如果川普真的在川習會上作出讓步,將高階晶片輸出中國,不僅推翻美國自身制定的AI行動計畫,也等於親手將美國在AI、半導體與地緣戰略上的優勢拱手讓人,並可能促成中國快速在軍事與產業上追上甚至超越美國。 博明在文章最後警告,美中科技與地緣競爭正進入關鍵時刻。川普若繼續選擇短期貿易利益,將對美國造成無法逆轉的長遠損害,並可能徹底重塑全球權力格局。 Dennis評論: 相較於過去兩週華府與國際媒體聚焦於「川習會」是否將牽動台灣安全的各種評論,Matt Pottinger(博明)這篇於川習會前夕發表的分析文章,無疑更具指標意義,也更值得政策圈深思。作為川普任內對華政策核心規劃者之一,博明的觀察不僅來自對北京高層的第一手接觸經驗,也折射出今日華府決策圈內部的結構性焦慮——美中科技與戰略實力的黃金交叉點,恐怕已非假設,而是逼近的現實。 博明在文中提醒,美中對抗的本質,從來不是一場經濟或貿易之爭,而是關於全球權力結構的重塑與主導權的更替。博明表示,中國早在2017年即當著川普和美國官員的面直言,美國未來的角色將僅限於農產品出口國,而中國會壟斷科技核心、掌握全球製造與戰略資源。這種說法當時或許被視為過度自信的政治表態,但八年後,中國透過稀土政策的升級、AI與半導體技術的突進、國營與私營科技巨頭的聯動布局,這一戰略願景現在看來已經成形。 最令博明憂慮的,是川普與其團隊當前展現出的「重交易、輕戰略」傾向。他指出,川普政府正在考慮是否放行Nvidia向中國出口性能遠超現有限制的Blackwell B30A晶片。雖然此舉可能短期內緩和貿易數字,卻極可能成為中國在AI與軍事運算能力上實現「技術跳躍」的契機。 博明認為川普與部分幕僚似乎未意識到,AI晶片不僅是商業產品,而是新一代地緣戰略的核心資產。一旦放行出口,美國所辛苦建立的晶片封鎖與技術優勢恐將蕩然無存,中國將在極短時間內縮短與美國的科技差距,甚至可能完成戰略超車。這種零和格局的現實,並未在白宮現行政策中被充分正視。 也正因如此,美國國內包括鷹派陣營與國安社群,對Nvidia執行長黃仁勳釋出的合作善意感到憂慮。從華為到中科曙光,許多中國科技機構正在等待一個政策破口,以合法取得先進晶片、逆向工程並快速升級。而放行Blackwell B30A,極可能就是那個破口。 值得注意的是,博明文章中對台灣幾乎隻字未提。這並不表示台灣完全沒有角色,而是反映出在美中全面競爭邁入高張力的新階段中,台灣不會是主軸,而僅是戰略結構中的一部分。對博明而言,台灣是否被「交易」並非核心問題,真正的風險在於,若美國在科技與戰略層面持續讓步,一旦華府喪失科技主導與戰略控制權,台灣的國際處境也將陷入結構性邊緣化。屆時,北京毋須動武,即可透過經濟、科技與國際話語權,對台施加更大壓力。 博明的文章也凸顯出另一個更嚴肅的問題,就是包括他在內的專家,似乎也無力提出逆轉現狀的具體方案。他唯一強調的是:不能解除對高階晶片的出口管制。根據其分析,只要出口持續受限,中國最快也要等到川普任期結束前才有可能在晶片設計上趕上。但一旦解禁,中國的AI與科技產業可能在川普任內就已完成超越。 這種情境所揭示的,不僅是差距極小的技術競爭,而是一個臨近戰略黃金交叉點的全球格局變動。 說穿了,博明擔心的根本問題,恐怕更多是他認為川普只在意「他任內」的領先與勝利,而不在乎美國在他卸任後是否還能維持領先優勢。這正是川普式交易外交最被詬病的短視所在:以眼前可見的政治利益,換取難以復原的長遠戰略劣勢。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對於美中競爭的討論仍停留在「會不會被交易」、「會不會打仗」這類話題,暴露出台灣對國際戰略趨勢的理解過於表面與事件導向。在博明與華府主流政策社群眼中,問題已不是「台灣會不會被出賣」,而是「美國輸給中國的時間點,是否已經逼近」。 在這場加速進行的戰略競爭中,美中出現「黃金交叉」或許已經不再是 if,而是 when的問題。台灣除了盡力守護現有優勢之外,也必須要停止一廂情願的對盟友抱持期待,世界正在改變,面對美中兩強之間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台灣不只必須與時俱進,還需要知道如何超前部署做好準備。 專文來源:
关税战落幕:美国失势,中国崛起?· 670 条信息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对话僵持,影响加剧· 574 条信息
#美中科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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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明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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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周前
胡平:一石激起千重浪 ——红二代公开信反对当局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 网上流传一封由红二代马晓力领衔的致“党中央并习近平总书记”的联名公开信,经查证属实。 公开信对当局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学一事提出严厉批评。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老知青。近日在内蒙古地区突然发生的:关于在全区小 学实行全国汉语统编教材的决定。一石激起千重浪,此事在蒙古族同胞中引起轩然大波和极大的恐慌。令我们这些年届七十有余的老知青非常震惊”。“‘天下本无 事,庸人自扰之’。这次《汉语》统编教材一事,已引起蒙古族同胞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作法非常不认同和十分抵触”。 公开信提出五点建议:一、责成相关部门尽快收回引起混乱的文件指令;二、要求相关干部总结经验教训,向他们伤害的蒙古族同胞道歉;三、必须停止那些与蒙古 族同胞为敌的极端恶劣做法;四、立即停止一些地方乱抓人的横暴做法,以及有奖举报和列出拘捕百人名单等做法;五、不要给请愿的人扣政治犯罪和“被国外反华 势力挑唆”等大帽子。 公开信首批签名者有18位。他们是:马晓力、刘进、李卫平、牛立、宋岩、腾平、许晓鸣、孙秋春、矫小红、魏年、杨建敏、胡冀燕、张小艾、黄光光、陈小玲、李志伟、任林、王瑛。 领衔的马晓力是习近平的发小,其父马文瑞(1912年11月4日-2004年1月3日)是陕西子洲人,和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关系密切,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十九大前,马晓力曾发起联名信,要求十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公布财产;马晓力还写 信给当时的中办主任栗战书,抗议中宣部在北京大会堂上演的“红歌会”,指其为“文革再现”。 企业家王瑛女士是首批签名者。王瑛曾明确反对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久前任志强被控经济犯罪,王瑛痛斥“这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 签名排在第二位的刘进是北师大女附中高中66届学生,文革初期担任校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其父刘仰峤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和高教部副部长。2014年1月, 刘进和昔日同班同学宋彬彬组织了一场向文革初期受迫害的老师和同学的道歉会。这次宋彬彬也签了,用的是宋岩这个名字。1991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 一本由当年赴内蒙草原插队落户或军垦拓荒的知识青年写的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其中有一篇《点滴思忆话宋岩》,就讲到宋彬彬到内蒙古插队当知青时改名宋 岩。经查证,此宋岩确系宋彬彬。 公开信提到文革期间的“内人党”事件。在文革期间,当局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硬是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 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古族人数的20%。 公开信最沉痛的一句话是,他们深感忧虑,“把一个好端端的内蒙古,生生搞成第二个新疆”。这表明,他们都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他们对当局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骇人听闻的野蛮行径早就十分不满了。 不错,这封公开信仍然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但是在这一立场内已经表达得相当到位。正是由于大多数签名者的红二代身份以及公开信的体制内立场,因此可望在体 制内获得更大的共鸣与呼应,也使得当局很难出重手压制,别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它也再一次证明,正如蔡霞教授所言,体制内、党内、红二代内,反对习近平的声 音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2020年9月8日。RFA首发。
开国将军后代致信习近平呼吁关注国家未来· 1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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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周前
许其亮的猝死有些什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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