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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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中国如何逐步建立关键矿产出口管制体系

商务部加强稀土出口审批，合规之路引发关注· 15 条信息

#中国 #关键矿产 #出口管制 #体系建立 #贸易

1个月前

习近平秋后算账——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8日新闻：中国官方通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转任湖北省政协前，周先旺原为武汉市长，在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时，因反应迟缓饱受批评。这明显是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自200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 2025/07/08

武汉原市长周先旺被查，反腐风暴席卷湖北· 10 条信息

湖北反腐风暴：原省政协副主席、武汉市长周先旺被查· 16 条信息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678 条信息

#习近平 #周先旺 #疫情追责 #秋后算账 #中央责任

1个月前

老子早说啦：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老子 #五色 #五音 #哲学 #警示

1个月前

所见略同。推荐。

#所见略同 #推荐

1个月前

ZT：黎洪林：在野的节制与执政的克制：万润南的政治方法学

#黎洪林 #万润南 #政治方法学 #在野节制 #执政克制

1个月前

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说法。

#上层人无耻言论引发社会愤怒与反思· 294 条信息

#不负责任 #负面 #言论 #批评

1个月前

矢板明夫先生莫非以为川普政府会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或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另类解读吗？不可能的。台湾绿营的朋友以及美国部分政治人物热衷于此，不能对台湾提升国际地位有任何帮助，就连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例如WHO会议之类都做不到，只能给中共武力威胁台湾提供口实。对台湾自身有弊无利。

世卫大会再拒台湾参会提案，中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17 条信息

#矢板明夫 #川普政府 #台湾地位未定论 #联大2758号决议 #台湾国际地位

1个月前

北京之春---我和万润南的交往——在万润南追思会上的发言/于大海

#北京之春 #万润南 #追思会 #于大海 #交往

1个月前

1993年初，万润南与友人合影。左起：苏晓康、北岛、郑义、北明、胡平、万润南。照片北明提供。

#万润南 #苏晓康 #北岛 #郑义 #北明 #胡平 #1993年初 #合影

1个月前

1993年初万润南与友人相聚。左起：苏晓康、北岛、郑义、北明、胡平、万润南。照片北明提供。

#万润南 #苏晓康 #北岛 #郑义 #北明 #胡平 #1993年初相聚 #友人相聚

1个月前

左起：胡平、项小吉、于大海、万润南。1994年4月在纽约市胡平家中。

#胡平 #项小吉 #于大海 #万润南 #纽约 #1994年4月 #聚会 #人物

1个月前

珍贵照片—左起：薛伟、吴牟人、刘晓波、胡平、曹长青、陈军。1993年3月31日摄于纽约市皇后区木边大道中国之春编辑部。

#薛伟 #吴牟人 #刘晓波 #胡平 #曹长青 #陈军 #中国之春编辑部 #1993年

1个月前

ZT：周舵：悼念万润南——万润南去世，引发了我们这些四通公司老伙伴深切的怀念之情，它既是对这位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灵魂人物的怀念，也是对1980改革开放黄金年代的怀念。 1986年，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作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已经和费先生说好考他的博士生，年底经朋友介绍，兼职担任了万润南的总经理顾问，协助他做企业文化建设。我的夫人赵燕英就是我主持四通文化晚会时认识的，她当时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四通公关部经常邀请她出席各种活动。我对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安排很满意。没过多久，老万屡次三番动员我辞去北大的工作，和他们这些原科学院计算机所等四通公司创办者一样，“砸碎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净身出户，彻底下海。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不但彻底改变我的人生道路，沦为“社会闲杂人员”，风险巨大，搞不好把铁饭碗泥饭碗全都砸了，而且对不起厚爱我的费先生。北大是万人求之不得的中国最高学府，费孝通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享有世界性学术声誉，抛弃这一切去捧民企的泥饭碗？人人都会认为我是疯了。我并没有犹豫太久，决定辞职加入四通公司。最主要的原因，是四通的企业文化实在是太合我意了。“你能跳多高，就给你铺多厚的垫子；你有多大本事，就给你多大的空间！”民营企业四通人尽其才、奋发向上的氛围，效率第一、结果导向的价值目标不是空喊口号，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这是所有体制内单位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其次，实事求是地说，四通的收入很吸引人，北大远不能及。其三，我的人生观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85年，一位朋友应澳大利亚某华文刊物之约，要我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人生观，我半开玩笑地发明了一个“三三主义”，用三块基石支撑三种追求；三块基石是，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婚姻家庭、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三种追求是，追求卓越、丰富的人生体验、为广大人群谋福利。辞去大学教职下海经商，毫无疑问会极大地丰富人生阅历，符合我的三种追求之一。我所谓“丰富的人生阅历”，当然不可能全是好事，更不会是一条坦途，艰难险阻、失败挫折势必难免，酸甜苦辣五味俱全，这些不确定因素，我都有思想准备，因为改革开放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我认为，中华民族从此撞上了好运，“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想成为了事实，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我厌倦。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密不可分，我们这代人之所以普遍认为1980年代是一个黄金年代，甚至认为中共走上的这条正路从此不会改变了，这种乐观心态是从切身经历中得出来的结论，与极左意识形态的假大空宣传截然不同。民营企业、市场制度、产权私有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多么重要，我们在那时候就已经深有体会了。现在回头看，我们太过乐观了，严重忽视了极左习惯势力的巨大能量。现在，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根本不是什么必由之路，相反，它是偶然的幸运，文革结束之后，极左、反改革开放，重回斯大林主义体制，才是“新中国”合逻辑的历史选择；如果没有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改革派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变革勇气，根本不会有改革开放。无论这些改革派领导人犯了多少错误，开创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此是后话。 1988年底，我正式从北大辞职，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把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加入四通。辞职前，我给费孝通先生写了一封满怀歉意的私信，费先生不但没有责怪，还大加勉励。万润南的原意，是想让我接手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被我婉拒了。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想从基层做起，一个一个部门走一遍再说；他说公司急需用人，做不到。我于是提出，由我来负责重建已经撤销的综合计划部（相当于四通公司的总参谋部），他立刻同意了。后来，公关部部长、老万的夫人李玉提议，让我兼任公关部付部长，我也就同时提议她兼任综计部付部长。进入四通，各种工作和社会活动纷至沓来，让我应接不暇。其间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在京丰宾馆举办的两个大型会议：1988年底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和1989年4月的《改革十年研讨会》；前者由我和几位朋友策划、四通出资，我担任会议秘书长、海军中校王苏波担任付秘书长，原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后者由体改所发起和主办、四通出资。两个会议都非常成功，影响很大。在后面这个会议上，已经有小道消息在私下里传播，说总书记赵紫阳受到保守派的恶意攻击，改革开放有可能遭遇挫败。谁也没有料到，才半年不到，1989年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引发了持续将近50天、震惊全世界的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尽管得到了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最终还是以戒严部队惨烈的流血镇压收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在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后得以继续推进，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但停滞、而且倒退了。作为身处六四流血事件大风暴中心的当事人，我已经在《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香港《新世纪传媒与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6月出版）一书中讲述了相关事实的梗概，本文再补充一些细节。 1989年5月13日，我被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六局局长陶斯亮紧急招到统战部，参与了统治部长阎明复主持的劝说调停工作，由此一步一步越陷越深，最终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被“有关部门”监管到今天。我在5月13号到6月4号凌晨的这些活动，全都无保留地告知了万润南并且得到了他的支持，为了堵住公司内部一些人的非议，他还假称是他派我去的。只有6月2号我和刘晓波、高新、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绝食是他坚决反对的，原因是担心我的绝食行动会连累四通公司。为此，我提前向他提交了辞职书，表明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与四通无关。尽管如此，万润南依然没有在我的辞职书上签字，所以，把我从四通除名是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做的决定。实事求是地说，万润南在整个学潮期间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一件是，在戒严令颁布后召集在北京参与学运的60余所高校自治学生会的大学生代表，劝说他们撤离天安门广场，尤其是，和学生代表一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李鹏下台，邓杨退休”，邓杨是指邓小平和杨尚昆。第二件是，不应该在六四镇压后流亡海外。我一直认定，万润南是四通的灵魂，他离开，四通就丧魂失魄了，走下坡路几乎是必然的。他如果不走，顶多不过是在关押我将近11个月的那个地方拘禁十天半个月（也许更长些），把他和四通做的事解释清楚，仍然能回到四通担任原职，四通的现状将截然不同。至于万润南流亡国外后在海外民运中所起的作用，我没有发言权，我只能笼而统之地说，有他没他，海外民运的情况都不会有什么差别，而四通有他没他却迥然有别。万润南无疑是一位天才企业家，非常优秀，按照萨缪尔逊在他声誉卓著的《经济学教科书》里的说法，这样的卓越企业家相当于一台稀有、昂贵的精密设备，是不应该用来加工低价值产品的，照此说，尽管万润南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绝非出自任何个人私利，但是，他是否应该直接介入风险巨大的政治活动，为此彻底背离了他的专长？我的结论是：不应该。人类不得不经常面对两难（或多难）选择，这些选择互相冲突、不可兼得，它们的任何一个都是对的，反过来看，也可以说都是错的，不存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必定有对错的情况，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断言，人类的最高智慧，就是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够作出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两者的价值总和最高的、相对正确的决策？且留给读者诸君自己思考吧。当然，说这些话都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决定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如何，万润南在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人格是高尚的，人品是正直的，他的智慧和勇气都远远超越了大多数人的庸常水准。万润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栋梁之才。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六四事件过去36年之后，我的一些反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正确评价六四事件各方当事人的是与非，中华文明“道德至上”的传统不够用。我们有必要超越道德评价的局限，超越谁正义、谁邪恶，谁是天使、谁是魔鬼的局限，从更广阔、更深刻的视角，来作多指标的、全面系统的综合评价。道德评价很重要，但不能仅限于此。余英时先生说，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特重学问与道德”），这是古代儒家特别是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但也如林毓生先生所说，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中华文明“借道德解决一切问题”的儒家传统局限很大。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我得出的最为关键的结论是：在改革开放仅仅十年的1989年，全体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庙堂到民间，从最高领导人到三轮车夫，从左到右、从改革派到保守派，有一个算一个，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什么是现代文明、什么是现代文明的国家治理，几乎是一片茫然，完全空白（请注意，这里所谓的“保守派”，不是西方国家与古典自由主义同义的那个政治右翼，正相反，是极左派，是指死守极左意识形态和马列毛政治-社会制度的反改革开放派）。应该说，实际上比这种普遍的无知更糟，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全都塞满了反现代文明的思想垃圾，其中既有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思想垃圾，更有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的思想垃圾。无知的头脑好比一只空桶，塞满极左意识形态的头脑好比一只满满的垃圾箱，什么新思想都装不进去，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改革开放初年的“思想解放”和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改变旧思想收效甚微，不妨说，我们当年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理解，连西方发达国家的幼稚园水平都不如。更加鲜为人知的是，经过三十余年的苦心研究和思考，我现在认为，西方人对现代文明、现代化的理解也并不高明；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民主的成绩，简直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不同意此说的读者，请你们去看看“阿拉伯之春”是怎样变成“阿拉伯之冬”的（参阅拙著《渐进民主文集》中的相关文章）。更令人意外的是，今非昔比，美欧发达国家的民主实践竟然也出了大问题，昔日“自由灯塔”的耀眼光芒，如今变得越来越暗淡，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眼看着像是要崩溃，中、俄、朝、伊（伊朗）四国结成了反美反西方的国际同盟，新冷战迫在眉睫，全人类进入了一个新乱世。这让中国的老少“粉红”们喜不自胜，他们终于逮到了西方文明的把柄，对维持当前现状、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顿时信心大增。何以至此呢？这是个问题，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巨大问题。我的五本著作对此作了初步解答，本文无法详述，只能就六四事件重点谈一个要点：现代文明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不是民主，是限权，是法治和宪政，是用法治和宪政切实保障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个人自由和平等人权。原因在于，民主虽然名为人民的统治，实际上是多数人的统治，它是人治的一种，所以，民主是与法治存在矛盾冲突的；同时，民主本身不包含任何限权因素，激进民主派甚至认为，多数人的民主权力不应该受任何限制，民主越彻底、规模和范围越广大越好，这就意味着，民主与分权制衡的宪政是矛盾冲突的。从政治现代化的顺序说，是先自由后民主，是在建立起法治和宪政的牢固基础之后，再根据主客观条件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民主化。详情请参阅拙著，本文只谈一件事：在赵紫阳总书记访问朝鲜回国后，中共改革派本应立即召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制定《集会游行示威法》，立即颁布实施。理由何在？首先，自由是有涉他和不涉他之分的，不涉他（不涉及他人）的权利尽可以享有充分自由，涉他的自由权利则必须有法律和道德予以规范，以保障他人的自由权利不受侵害。比如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无疑是涉他性的民主权利，全世界的法治宪政国家都要以《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公民行使该权利时具体如何实施：要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报，说明诉求是什么，谁是组织者，人数多少，使用什么器具，行走路线，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等等，都要有法律约束。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利，政府不得剥夺；公民依法申请游行示威，政府必须照准，否则政府违宪；公民在游行示威中的合法行为，警察只有保护之责，没有干涉之权；若有违法行为，警察则必须依照法律规范动用适度的强制手段，不作为或过度作为则警察自身违法，同样要受法律惩处。 1989年的学生游行示威如果有健全的法治规范，本来很好处理，全世界的法治国家全都有一整套既能保障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又不至于造成严重社会动乱的办法；与之相对照，虽然赵紫阳从访朝回国后就提出了立法建议，但直到1989年10月底北京市才仓促制定《游行示威法》。十分讽刺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次民间独立的游行示威申请获得批准，中共处理群体事件的依据仍然是毛泽东所谓“正确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谁来区分呢？各级政府官员；如何区分呢？没有标准，各级政府官员自定标准。如果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警方就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所作为；相反，如果定性为“敌我矛盾”，必然过度使用暴力。只能在这两极之间摆荡。 “六·四”的暴力镇压，揭示出中共的执政理念仍然是极左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表明中共仍然是一个革命党而不是执政党。这是由其马克思主义治国理念所决定的。按照马列主义理论，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只不过是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过渡的中间阶段，一种时刻准备发动世界革命的准战争状态。这种神经紧绷的战争准备状态完全背离人民想要过和平稳定正常生活的愿望，如不彻底改变，势必社会动荡、国无宁日。解决办法是：从革命向法治转型。一个法治国家是没有内部敌人的，公民行为只有合法\非法之分，这“法”除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之外，还必须有下位法如《集会游行示威法》，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时，保障公民行使其自由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自由权利，已如上述。类似的，在学运和同情、支持学运的一方，也同样没有这些现代文明的常识，只有正邪、善恶、正义非正义的对立二分。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只要是正义的行为，做什么都是对的、不受谴责的；而非正义的一方则相反，所有的作为都是错的，他们必须对恶果承担完全责任。中国以及其它法治宪政缺位国家的治国乱象显示出，这些国家的自由民主或者还没有真正上轨道，或者根本走错了路——没有走“先法治后民主”亦即“先自由后民主”这条正路。这不是自由民主不好，而是这些不成熟、不正确的民主案例自身有问题。不少中国人从“八九风波”的失败案例得出“民主不好”“民主不可行”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摘录自拙著《渐进民主文集》“六·四25周年反思”一文。另见《周舵自述——回忆与反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出版）。试问海内外的中华同胞：你们在痛骂共产党，或者苛责学生运动时，有没有反躬自省，问一问自己，当时、乃至现在，是不是真的了解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民主和自由如何创建，民主化（严格说应该是“现代化转型”）如何避免失败，自由民主怎样才能有效运转，……等等？如果没有（我相信确实是没有），你们的批评意见又有什么价值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一点，宽容一点，对当年的各方当事人多一些同情和理解，难道不是更好吗？文章够长了，就到此截止吧。欢迎最严厉的反驳和批评。周舵 2025.10.21.于北京北郊转自《北京之春》

万润南病逝巴黎，民运领袖的历史使命与遗志永存· 30 条信息

#万润南 #四通公司 #1989学运 #改革开放反思 #现代文明与中国

1个月前

国防部发言人在宣布何卫东等人案件时，除去意思模糊的政治指控外，提及案情就这两句：“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职务犯罪”——可见是出在公务上，“数额特别巨大”——可见是钱的问题，是腐败的问题。从侧面证明何卫东等将军的案子就是在扩充军备一类公务上狠捞一把。

#反腐风暴：多名高官落马，贪腐必严惩· 418 条信息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678 条信息

#何卫东 #职务犯罪 #数额特别巨大 #腐败 #军备

1个月前

张万舒在《历史的大爆炸》里写道，在1989年5月19日宣布戒严后，杨振宁和其他一些在美的科学家联名上书，呼吁避免流血，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77 条信息

#杨振宁 #1989年 #戒严 #呼吁避免流血 #全国人大常委会

2个月前

我去年七月的分析：为什么这次共军高层一下子倒下这么多将军呢？有人怀疑是有些将军对习近平不满，甚至想谋反。我认为不可能。因为如果是想谋反，那么只要有一个人被查，其他人就知道大祸临头，免不了会有人铤而走险，好歹总会弄出个动静来。哪里会像现在这样，一个个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再说，谋反是杀头的罪，而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哪个将军被处极刑。这次共军高层大地震，我以为就是贪腐问题。我们注意到，这次军界大地震，除了火箭军全军覆没，前后两个国防部长落马，还有一些在装备部任职的将军之外，与此同时，还有一大批航天与国防军工企业的头头脑脑垮台。因此情况很可能是，军方打着发展新质战斗力的旗号，大力购置现代化武器和高科技装备，从政府那里拿到很大一笔钱。然而这些现代化武器和高科技装备本来是没有市价的，这就给贪腐留下巨大空间。于是，作为买家的军方和作为卖家的国防军工企业，双方就互相勾结，趁机大捞一把，双方的头头脑脑们坐地分赃，利益均沾。这其实是官商勾结合伙贪腐的老套路，几乎是潜规则。大家都轻车熟路，不当回事的。这次东窗事发，估计就是那次上面全面检查，发现竟然有该装液体燃料的火箭弹装的是水，竟然有导弹发射井的井盖打不开。于是上面就下令严查贪腐，越查越大。中央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指控中，都有“对抗审查”一条，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求只查直接当事人，不要再往上查。但由于整个事情太严重太恶劣，上面要求彻底查。这就把两个国防部长都扯进来了。就在5月6日，魏凤和还在官媒的一则报道中露了一面。当时很多人都以为魏凤和已经软着陆。这说明在那时习近平还没有拿定主意是不是要把魏凤和一道拿下，最后还是把魏凤和拿下了。中央对魏凤和的处理决定中说魏凤和“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大概就是说魏凤和虽然不是贪腐案的直接当事人，但却是明知手下在贪腐而不加管束，还坐地分赃。想来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也卷入其中，只是习近平就打到魏凤和为止了。

中共军队高层大清洗，何卫东等9将被开除党籍军籍· 122 条信息

#共军高层 #贪腐问题 #习近平 #火箭军 #魏凤和

2个月前

我以为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鲜感在减少。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你乘车到某地，然后原路返回，路程是一样的，时间也一样，但是你总会觉得回程的时间更短些。

#年龄增长 #新鲜感减少 #路程感知 #时间错觉 #生活感悟

2个月前

万润南留下巨量文字，请点击《万家述评》：

#万润南 #万家述评 #评论 #文章

2个月前

老万病故，十分哀痛。重贴旧文，谨表悼念。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推荐万润南回忆录《商海云帆——四通故事》（2014/02/25）：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恐怕就是自传，就是回忆录了。大约从2006年起，万润南－－我们都叫他老万－－开始在网上陆续发表他的回忆文章。按时间段分为几部份，有“童年记忆”、“中学时代”、“清华岁月”、“四通故事”和“我的1989”；据老万说，他还要写“流亡生涯”。用老万自己的话，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去年6月，香港的天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商海云帆》，副标题是“四通故事”，其实，这部《商海云帆》收入的内容并不只是“四通故事”，还收入了“我的1989”。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这两段经历已经载入了史书。如今我们又可以看到当事人的自述，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不久前刚刚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那时候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在四通前前后后的领导层中，被人指指点点的不乏其人，唯有老万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尊重。这不仅是做事的成功，也是做人的成功。四通创办不久就闹过一次家变，有人要另起炉灶，带走了一批人，卷走了一笔生意。老万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和出走的一方友好分手，宁可在生意上吃哑巴亏也不忍苛责对方。还有一个下属搞财务欺诈，好在被及时发现，没造成实际损失。公司里很多人主张对犯事者起诉，送进监狱，老万不肯，老万担心那样做就会把这个年轻人的一生都给毁了。对于当年的同事，合作伙伴和下属，老万总是说好话，至少是不说重话不说狠话。这纵然不全是出于性情，也是出于教养。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恨。老万认为我提出的策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蜂拥而上。”可是老万自己就强调，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要会妥协，要让党内改革派赢一回。这不是和我的意思一样吗？有人说，万润南在1989年那场风暴中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老万对此一笑了之。老万说：“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 事实上，八九民运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民主运动。正是在5月19日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各种背景的华人的参与达到最高峰。在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出第二件事，象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赢得全世界一边倒的支持。因此，现在不是要问老万和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而是要问嘲笑讥讽老万的人，当年你为什么不参加。其实，现在嘲笑老万的人，绝大部分当年也是参加了的；因此，那些嘲笑老万当初押错了宝的人，十之八九不过是在朝自己的脸上吐唾沫罢了。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说几句软话。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老万在书中几次提到，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我想，这既是他的自我期许，也是对我们读者的期望。

万润南病逝巴黎，民运领袖的历史使命与遗志永存· 30 条信息

#万润南 #四通 #八九民运 #回忆录 #民营企业家

2个月前

ZT：近读｜哲学家约翰·塞尔（1932-2025）：机器会思考吗？

#哲学 #约翰·塞尔 #机器思考 #人工智能 #思想实验

2个月前

ZT：易桂鸣：索尔仁尼琴为什么没有被克格勃灭口？

#索尔仁尼琴 #克格勃 #历史 #苏联 #政治

2个月前

胡平：哈马斯打的是超限战——10月7日，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袭击目标包括大量的民居民宅，在以色列南部雷姆举行的诺瓦音乐节是哈马斯袭击的目标之一，超过260人在那里丧生。这不是一般的突然袭击，这还是恐怖袭击。很多人纳闷：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恐怖偷袭岂不是自杀？那他们为什么还要那么干？问题在于，哈马斯的头头们并不认为他们发动恐怖偷袭是自杀行为。恐怖分子有恐怖分子的逻辑：他们赌的就是他们的对手投鼠忌器，自我设限。恐怖分子打的是超限战。 1999年，有两位中国军旅作家写了一本《超限战》。《超限战》自诩提出了一整套在现代战争中弱国抗制强国的战术。该书作者之一乔良说，经过第一次台海危机，“我们意识到，如果中国军队和美军兵戎相见，我们的军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战术，帮助我军取得力量均势。”这种新战术就叫超限战。它指的是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即可以是军事的，包括游击战、恐怖活动，也可以是非军事的，例如贩毒、破坏环境、传播电脑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说，打仗讲规矩，但那些规矩都是西方定的，如果弱国遵守这些规矩就没有赢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不按常规作战，弱国就可能赢。首先我要提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以为恐怖分子是在为本族本国人民而奋斗。试想，当恐怖分子袭击别国人民时，它把本国本族的人民置于何地？恐怖袭击势必招致对方的回击，因此，恐怖分子事实上是把本国本族人民送到对方的炮火之下。恐怖活动的头目们是把外国外族的平民当作自己攻击的活靶，而把本国本族的平民当作对方回击的肉盾。其次我要指出，打仗讲规矩，决不是只对强国有利而对弱国不利。规矩意味着限制，意味着约束。它对强国弱国一视同仁，弱国由于弱，格外需要规矩的保护。要是在这个世界上，强国弱国都打起超限战，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弱国别说取胜，恐怕连生存都变得不可能。在古代，我们很少听说弱国对强国发动恐怖袭击。原因很简单：在那时，弱国要是用恐怖袭击的方式打击强国，只会引来滔天大祸，灭顶之灾，被屠城屠族，灭国灭种。古代的情报工作和武器技术更不灵，遭受恐怖袭击的一方更难以准确地区分出谁是袭击者谁是无辜的平民，怎么办？很好办，把有嫌疑的人员或族群统统灭掉就是。就像古书里常写到的“大兵所至，玉石俱焚”。这不是因为“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精准的区分谁是玉谁是石。上述道理十分简单，《超限战》的作者不会不懂，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鼓吹超限战，而这种荒谬的主张为什么还有人信奉、有人喝彩呢？这里有一个没有公开说出口的假定。《超限战》的作者就是吃准了他们的对手是现代人是文明人，要讲规则，有自我约束，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需要提醒的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等报复，这本来在古代都是被视为正义的，载之于几乎各种文化的经典。只是到了现代，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这种正义的缺陷。正如美国哲学家、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说：“任何只限于正义的正义都会迅速蜕变为低于正义的东西。只有高于正义的品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换句话，现代人希望能找到一种比对等报复更人道的东西。中共军旅作家在《超限战》一书里论证了，如果弱国不按常规，采取一种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战形式，包括恐怖袭击、病毒等等，而强国虽然遭到弱国不按常规的攻击但仍然固守常规，在对方早已超越一切界限时自己仍然谨守界限，那么强弱之势就会逆转，弱国就可以战胜强国。这就提出了一个有关文明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那就是，如果一方打起超限战，而另一方又不愿意采取简单的对等报复，那么应该如何应对？在号称哈佛史上最红火的公开课《正义》上，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举到电车难题：一辆有轨电车失去了控制，司机看见前方的轨道上有五个人。司机可以任凭电车继续前行，这样一来，这五人一定都会被撞死（这五个人不知何故都无法离开轨道）；司机也可以将电车转向，开到一条岔道上，而这样只会撞死另一个人。那么，司机是否应当把电车开到人少的轨道上，撞死一个人，而不是五个人呢？电车难题引起广泛的热议。其实，真正更应该热议的题目是恐怖袭击，是超限战。文明的一方应该怎样应对恐怖袭击，怎样应对超限战。对等报复是不是无奈的、没有选择的选择？抑或是还有更人道的战术；如果有，是什么？

#哈马斯恐怖袭击 #超限战 #以牙还牙的伦理困境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电车难题

2个月前

今天是10.7恐怖袭击两周年。重贴旧文——胡平：为什么911后劫机事件骤然剧降？—— 怎样防止恐怖袭击（2023/11/13）你注意到了吗？911之后，劫持客机事件骤然剧降。我在911发生后的当时曾经预测到这一点： “劫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劫者和被劫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信任(！)，一种如履薄冰的信任，细若游丝的信任，但毕竟不失为一种信任：被劫者多少总还相信，劫者只是把他们当作人质，而不是打定主意要他们当炸弹；劫者则相信被劫者有这份相信，所以才会接受他们的摆布，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和他们拼命；各国政府也仅仅是相信被劫者的生命有可能保全，所以才要求机组人员不必与劫机者作殊死斗争。然而，911事件摧毁了这种相互信任：一旦被劫者强烈地担心，他们不是会当作人质而是会当作炸弹，他们还会听任摆布坐以待毙吗？一旦各国政府强烈地担心，不仅机上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难以保全，而且还可能对地面上几千人上万人的生命造成重大伤害，他们不得不要求机组人员携带必要的装备，不顾危险地去搏斗，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劫机者得逞；迫不得已时，政府甚至不排除下令用炮弹把被劫的飞机击落。新的劫机行为摧毁了旧式劫机行为赖以存在的各方互动心理，由此産生出新的心理预期与反应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本来只打算进行旧式劫机行为的恐怖分子们怎麽办呢？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可能使别人把他们和新的恐怖分子区分开来了。如果他们只抱有旧式劫机的动机和目的，他们唯有放弃。那么，这种新式劫机行为又有多高的可重复性呢？几乎为零。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经验，任何劫机行为都会导致不惜同归于尽的反抗，除非劫机者本来就是想造成一次空难，否则，他们的目的决不可能实现。这样说来，恐怕以后不会再有劫机事件了，除非空难。” —（引自胡平《文明与野蛮之战》2001年9月） 911后，航空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各国政府都花费巨资，建立起非常严格的机场安检系统。以美国为例。在“9.11”发生之后的三个月，与国土安全部一起成立的交通安全局（TSA）开始负责美国全境公共交通的安全事宜，其重点就是机场的安检工作，对每一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检。但是机场安检不可能万无一失。在2015年国土安全部对TSA安检的暗访中，七十余项暗访检查条目的通过率“高达”5%。暗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爆炸物及枪支等，仅有几次被TSA安检人员成功发现。因为地面安检不足以防止恐怖袭击，机组人员（乃至乘客）就构成了防止恐怖袭击的最后一道防线。911后更重大的改革是，给机组人员必要的装备，对机组人员进行反恐培训，包括且不限于如何识别与处置可疑人员、发生袭击或劫机事件后如何应对以及相应的应急预案。美国还成立了专门的航空乘警部门。航空乘警携带手枪和电子枪，假扮成普通乘客混迹在飞机上，在遇到重大情况时亮明身份执法。与此同时，重大活动的安保工作也把防止911式恐怖袭击纳入了考量范围之内。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东道主国家都在奥运场馆附近部署近程防空系统以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这种专门针对民航机的硬杀伤防范措施在“9.11”事件之前是极为少见的，而“9.11”事件之后已经成了例如奥运会这种世界级重大活动的标配并习以为常。正因为采取了上述一系列重大措施，911后劫机事件骤然剧降。以美国为例。自911至今22年来，美国本土再没有发生一起成功的针对客机的恐怖袭击或者劫持事件。不是说这20年来没出过事，但都被迅速解决了。2001年12月22日，英国恐怖分子理查德·雷德的鞋底内装有炸药，在911刚发生三个月之后的高压时期依然成功混上美航63航班，在准备引爆鞋底炸弹以炸毁飞机时被机组成员及时制服。如果说2001年12月美国的航空安检体系尚未建立完成，那2009年 12月25日美国西北航炸弹事件发生时美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安检体系，却依然没有阻止恐怖分子将炸药装在内裤里带上飞机就引爆。所幸这次袭击所使用的自制炸药威力过小，引爆后仅炸伤了恐怖分子且被立即制服，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难看出，上述这两起未遂事件都不是把乘客当人质也不是把乘客当炸弹，而是蓄意制造空难。这就是我早先说的，911后将不会再有劫机，除非空难。其他国家 911后发生过好几起空难，有几起查明是驾驶员作案，还有些空难至今未查明原因。 911后，为了航空安全，我们已经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包括：机场安检（设备、人工，还有乘客的时间），携带装备的接受过反恐训练的机组人员和乘警，还有地面的防空系统。如此沉重的代价并不是一次付清，而是在不断付出，继续付出，无限期的继续付出，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结束。 911后在航空安全上的一系列改变，核心的一点是：乘客的生命安全不再优先。 911前之所以有那么多劫机事件，就因为劫机者吃定了人们——航空公司和有关政府——都会把飞机上的乘客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们动手，因此不得不对他们让步，这样他们就得逞了。可是911后，情况大变。911后对劫机零容忍，对劫机者就是不让步，机组人员被要求不顾风险地和劫机者搏斗，哪怕机毁人亡，包括飞机上的乘客全死掉也在所不惜。这样一来，劫机就毫无意义了。毕竟，劫机只是手段，目的是迫使对方让步。如果手段注定了不能达到目的，手段就失去了意义，就只好放弃了。这就是为什么911后劫机事件骤然剧降的原因。可以想像。如果在911之前有人就对劫机事件提出这样的应对策略，即，对劫机零容忍，决不让步，哪怕机会毁人亡，同归于尽。那一定会被指为冷血而招致强烈的反对。但是911让人们意识到，还有以劫机为手段，把人质当炸弹，对地标性建筑或城市进行恐怖袭击，从而造成远比机毁人亡更可怕后果的这种危险。为了防止这种更大的伤害，人们不得不一改过去以乘客生命为优先、向劫机者让步的做法，改为以消灭劫机者为优先，而以乘客生命安全为其次。这种改变看上去确实很冷血，但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吊诡的是，这种貌似冷血的改变的结果，不但最大限度的防止了911式劫机，而且也最大限度的防止了老式的劫机，更好的保护了乘客的生命安全。这场博弈的内在逻辑，值得我们思之再三。

#911恐怖袭击 #劫机事件骤降 #航空安全 #反恐措施 #乘客生命不再优先

2个月前

胡平：有关美国一中政策的探讨（中共在两岸政策上的重要改变）

特朗普言论引发台湾担忧：中美贸易与和平统一的微妙关系· 83 条信息

#胡平 #美国一中政策 #两岸政策 #中共 #政治探讨

2个月前

ZT：史应真：鲁迅是民族英雄吗？《华夏文摘》首发，2025 年 10 月 06 日鲁迅先生，在1949年以后一直是中国第一文化伟人的形象，文章道德备受推崇，在大陆基本看不到负面评价。曾经与他论战过的人都被列入“反动文人”的行列。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他评价极高，毛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真的没有“奴颜和媚骨”、真的是“民族英雄”吗？日本在近代是对中国伤害最大、杀害中国人最多的野蛮和残忍的民族，我们看看鲁迅对日本民族和日本人的深厚感情，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奴颜和媚骨”，配不配当“民族英雄”。我们先看他的一首诗，其中最有名的两句是：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这是在与谁称兄道弟？又很大度地要泯什么恩仇？最近看到一篇网文，题目是《鲁迅用什么报答日本人？》，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作者搜集了鲁迅先生题写的很多诗句条幅，特别是1927年至1936年鲁迅最后9年的作品，与鲁迅的日记对照。这9年鲁迅先生居住上海，这些作品都是赠送给日本人的。作者逐条展示，这些诗句条幅表达了鲁迅先生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温情和赞美，对于9.18事变和日本轰炸上海闸北（1.28事件）这些重大事件没有任何愤怒和仇恨，相反却表达了极大的宽容。“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首诗就是在日本人把上海闸北炸成一片废墟之后写给日本朋友的。鲁迅应日本人之征请，写下这首很著名的诗：【《题三义塔》鲁迅 1933年6月21日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西村博士何许人也？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攻击和轰炸上海，史称1.28事件。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为了救援战争中的受伤者，于1932年2月作为“服务团长”来到中国。然而西村真琴的真实身份是个谜。西村在闸北的废墟里发现一只鸠鸟（一种鸽子），带回了日本，鸽子死后他假惺惺地建塔纪念，表示慈悲之心。一只鸽子死了还建塔纪念？可见其虚伪和别有用心，想以此掩盖日本的侵略暴行，欺骗中国人民。他请鲁迅写一首诗，鲁迅即刻应允，中了西村的圈套，充当了西村的宣传工具。鲁迅在此诗中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杀戮没有半个字的愤怒和谴责，还把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称为兄弟，把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看成是兄弟之间的打架，要“一笑泯恩仇”，要我们把日本的战争暴行统统忘掉。可见他丧失了最起码的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应声虫，还算什么“民族英雄”？鲁迅谁都敢骂，唯独不骂日本人。鲁迅在评价日本国民正面素质的时候，丝毫不吝惜笔墨。九一八事变后，反日情绪高涨，在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说:“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 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 “即使排斥日本的全部，它那认真的精神这种药，也还是不得不买的。” “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他对很多日本人的残暴本性只字不提。鲁迅1932年11月22日在北平辅仁大学发表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谈到了日本军队把中国年轻人逮住杀掉的事情。他这样说： “东北事起（指918事变），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们，以前是天天操练，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鲁迅对上海的抗日青年没有一句肯定和赞扬的话，对他们只有讽刺和挖苦，说他们不是真抗日，而且还“太不认真”地保留了抗日的证据，被“认真的”日本人杀害，不是自找倒霉吗？鲁迅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抓人、杀人没有一句谴责的话，他认为不是因为“日人太残酷”，而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本人太认真”，反而责怪中国人“太不认真”，活该被杀。你看他的立场站到哪边了？如果说他是汉奸还冤枉他吗？鲁迅的一生，和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曾经在日本8年，生活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文化方式和思维方式，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7年10月鲁迅离开广州抵达上海。鲁迅生命的最后9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都市，日本人在上海最为活跃。鲁迅在上海的日本人圈子里，更是如鱼得水。在这9年里，鲁迅的中国朋友没有日本人多，鲁迅和中国人的来往没有跟日本人来往的多。鲁迅在日记里记载，有一次请客，全桌10多个人，清一色的日本人。鲁迅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受到日本人的进一步影响—留着日本式的胡子，买日本书店的书，看病找日本医生。鲁迅的日本朋友很多都是他家里的常客，不断给他赠送各种生活用品，很多人送给鲁迅儿子周海婴玩具飞机和汽车。投之以李报之以桃，鲁迅对于日本朋友，有着自己独特的报答方式，就是给日本朋友写条幅，内容基本是鲁迅自己创作的诗词。打开鲁迅的《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里面的诗歌很多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作的，并且都被鲁迅写成条幅，送给了日本人，算是对于日本人的报答。如果说鲁迅没有活到1937年，不知道后来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事，可是在他在世的时候，日本不仅早就霸占了中国的台湾，而且1931年的9.18事变已经发生，日本又通过扶植伪满洲国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还通过大量移民企图永远霸占东北。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军队攻占上海）也已经发生，日本又想进一步占领华东富饶地区。就连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都看出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他们就想侵占整个中国，可是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只能这样解释：鲁迅把豺狼当作朋友和兄弟，当然就看不出豺狼的野心与凶残，反而觉得日本侵略有理，怪中国人不争气，所以他只骂中国人不骂日本人。根据鲁迅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深厚感情，他如果活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占中国之后，会不会和他弟弟周作人一样与日本人合作，成为汉奸，还真不好说。时至今日，我们对鲁迅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真应该重新审视。他配得上是“民族英雄”吗？所谓的“民族英雄”，应该象岳飞和文天祥那样，象抗日英烈那样，和异族的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而鲁迅和日本侵略者斗争过吗？他不但没斗争，还百般美化侵略者。我们今天重新审视鲁迅，不是全盘否定他，而是要把他拉下神坛，摘掉他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根据网上文章改写，2025.9.19） 📷

#鲁迅争议 #媚日 #民族英雄质疑 #中日关系 #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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