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月前
惊悉李江琳离世,震惊,哀痛。谨贴出旧文,以示悼念。请丁先生节哀。 我郑重向读者推荐这本书《1959:拉萨!》。作者李江琳原先在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工作,主持过多次大型讲演和讲座活动;两年前,李江琳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全力投入西藏问题的研究与写作。一年半后,李江琳就把这本《1959 拉萨》呈现于读者面前。 李江琳著《1959 拉萨!》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2010年7月出版,正文前有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现居美国的阿嘉仁波切写的序言。全书分23章,共361页,并附有几十幅珍贵的历史图片。 为什么要选择1959年拉萨事件作为切入点呢?作者说,因为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有了答案。作者披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包括中共官方出版物以及汉藏双方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细心的梳理和独立的研究,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叙述。凡欲了解西藏问题者不可不读。 1959年3月10日上午,拉萨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了达赖喇嘛居住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按照原计划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随后民众举行和平的集会游行,喊出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和西藏独立的口号。接下来的几天,藏人和中共西藏工委、解放军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形势越来越紧张。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率领家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主要官员离开罗布林卡,经过两周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两天后,驻藏解放军和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关民兵向拉萨藏人发动猛烈攻击。 如李江琳所说,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有两次解放军进城杀人,一次是1989年6月的北京,另一次就是1959年3月的拉萨。 乍一看去,1959年拉萨事件是被一件偶然的事情引发的,那就是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藏人前去阻止,于是酿成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那么,为什么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担心那是一场鸿门宴,担心达赖喇嘛会被劫持被绑架。为什么藏人有这样的担心,因为自1956年以来,中共在西藏周边的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的藏区推行暴力土改和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迫害,激起了藏人的强烈反抗,然后遭到中共的残暴镇压,在这些地方,很多藏人首领就是被中共邀请开会或赴宴,结果一去不返。 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都说,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一场“叛乱”;但李江琳通过她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公开的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 根据作者的研究,拉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是普通藏民和少数藏人中下层官员,在抗议活动的高潮期,噶厦政府陷于瘫痪,达赖喇嘛也控制不住局面。换言之,拉萨310事件本来是一次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倒是中共方面,早就在寻找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放手把在内地推行的那套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310藏人的集会游行给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军区一个开打的理由;又由于中共方面经过长期策划,早已具备打的条件。再加上当时坐镇拉萨主持工委工作的谭冠三将军先斩后奏,擅自下达开打命令,在藏人的圣城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大屠杀。 拉萨之战结束后,中共即派出大量野战军进入西藏各地平息“叛乱”,大开杀戒;与此同时,又凭借暴力,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给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西藏的历史从此改变,汉藏关系从此改变。 51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毛时代,中共推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1959年拉萨事件的是非曲直,应该说已经一目了然。邓小平上台后,着力纠正毛时代的种种错误。1979年,当局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接触,流亡印度20年的达赖喇嘛派出第一个访问团来到西藏。访问团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藏人涌上街头,恸哭着呼唤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这一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藏人的心是在哪一边。 那天,李江琳对我说,她准备写一部流亡藏人史。我当即拍手叫好。自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率众出走印度,51年来,藏人谱写了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集体流亡。其艰苦卓绝、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与灿烂辉煌不亚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我殷切地期待李江琳的新著早日问世。 2011年1月17日
6个月前
6个月前
今天是刘晓波69岁冥诞(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 胡平:刘晓波的政治遗言——刘晓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逝世。他甚至不能对公众留下遗言。好在我们还有刘晓波当年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其中,刘晓波用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梦想、他的期待。 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读刘晓波这段陈述,不禁使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马丁.路德.金讲到:“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无论是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字表达上,刘晓波的最后陈述都可以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相媲美,甚至还更厚重。未来,它也必将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一样编入中学生课本,代代相传。 在《我的最后陈述》里,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早在大学时代,刘晓波就萌生了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理想,并决心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付诸于公开言行。不错,乍一看去,言论自由很温和,但是它却对共产专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据此,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 需要说明的是,争取言论自由,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毫无畏惧地讲出自己的全部观点。它只要求,每当言论自由遭到侵犯,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2009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 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秘诀--低风险。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危险的“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点风险一般人都承受得起,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也很简单。而只要有更多的人坚持了这样一种立场,言论自由就得到捍卫,就接近实现了。 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继续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这就是刘晓波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
6个月前
胡平:荒诞的毛诞(2024/01/17)——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岁冥诞。中共当局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上午,习近平率一众高官朝拜毛泽东纪念堂。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查阅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提到江泽民,一次提到胡锦涛,三次提到邓小平。可是在这次讲话中,邓、江、胡都一字不提。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我当时就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拉抬毛、贬低邓,是要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就在毛诞的前一天,被誉为改革派最后阵地的《财新周刊》发表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声疾呼邓小平主张的"实事求是",并指出"经济不振金融风险显露"等。这篇社论在发出数小时后被下架。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倒退有多远。 官媒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民众纪念毛诞的活动。但引起广泛关注的,不是官媒的报道,而是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出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另类的纪念毛诞的活动:从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众,主要是年轻人,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现场,手举毛泽东相片和红旗高喊:“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资本主义复辟,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要毛泽东思想。”当局在现场派出大量武装警力监控,有警察收缴了一些集会者打出的标语,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和“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哀”。另外,毛粉的《乌有之乡》也发文声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毛的旗号,但同时阉割其革命内容与锋芒,愚弄劳动人民,等等。据说当局内部有指示,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泽东反对现在的党中央。 在这次官办的纪念毛诞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当天晚间,央视的《新闻30分节目》在报道了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推出的纪念邮票后,紧接着就播放了一条北川羌妹子唐丹在年末忙着杀猪做腊肉的新闻。按说,这位北川羌妹子唐丹做腊肉的事情,从前年起就有过几次报道,算不上新闻了,为何却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上央视的新闻节目?因为民间早就有用“腊肉”来指代毛泽东的习惯,无怪乎引起网民热讽热议。稍后,这段视频被删除。但由此引起的这段议论却并没有平息。 从这次纪念毛诞所呈现出的种种荒诞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之荒诞。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从土改到镇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浩劫,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中国人至少有六千万。在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不但在民间,包括在中共内部,在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都越来越强。虽然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毛做了“功大于过”的正面评价,但不少与会的中共高官告诉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官员们都主张对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接受毛“功大于过”的结论,只不过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是权宜之计,再过些年会重新评价,会更多否定更多批判的。殊不料后来发生了“六四”屠杀,原本在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终止,以后就是持续的倒退,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但历史真相终究不可掩盖。我们坚信,历史罪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6个月前
胡平:中国民众究竟怎样看待毛泽东?(2014年1月17日)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前夕,《环球时报》发布了一份该报进行的民意调查,称有“85%受访者认为毛泽东功远大于过”。 按照《环球时报》自己的说明,这次调查“采用电脑辅助电话与会员数据库线上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所有样本均通过随即抽样的方法获得”。正如何清涟女士指出的那样,“这个涵盖七个城市的受访者群体。其实就是由《环球时报》的读者构成。经常阅读该报的读者,其政治倾向与思想底色,都与中共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因此,这样的调查结果显然并不具有代表性。 那么,在今日中国,人们究竟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呢?有人说,在今日中国,大部份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是反对毛否定毛的,一般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则是拥戴毛崇拜毛的。 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靠谱的了。只要看看在毛时代,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遭遇就清楚了。数日前,几位左右派代表人物在京城聚餐。席间,左派召集人贾冀豫问陪同94岁聂元梓与会的山西籍小保姆:农民怎么说毛主席?答:都是坏话,饿死人,穷,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这还用问吗?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多万人,其中99%以上是农民。知青一代应该记得,当年在农村开忆苦思甜会,领导挑选安排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大家忆苦思甜,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台上的老贫农起先还讲旧社会的苦,讲着讲着,老贫农就忘记事先的安排叮嘱,讲起当年地主的种种好处,控诉起59年60年61年来了--“要说苦,还是那三年最苦啊”! 不错,在当今中国,民间确实有所谓毛泽东热,但是其规模很有限,参与者并不多。这是必须说明的。其次,对民间的毛泽东热也要分析。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唱毛时代的红色歌曲,那多半是怀旧,其中,娱乐性远远大于政治性。有些地方打出毛的旗号开商店开饭店建设旅游景点,显然是出于商业考虑,利用品牌效应赚钱。出于政治考虑,用于政治目的的当然也有,例如下岗工人抬着毛泽东画像举行维权活动,那无非是借钟馗打鬼,不等于说他们真的留恋毛时代,如此等等。 这里,我特别要讲一讲作为权力崇拜的毛泽东热。 我们知道,民间的毛热或毛崇拜起自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起自于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据说广州街头发生了一起车祸,两车相撞,一辆车上的人死伤惨重,另一辆车上的人却安然无恙,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司机座中挂着一副毛泽东象,于是毛就成了逢凶化吉,保佑平安的神灵。2008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镇进行居民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在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是12.1%,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11.5%,供奉佛教塑像的是9.9%,供奉财神爷和土地爷的分别是9.3%和8.8%。 不难看出,上述对毛的崇拜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传统的迷信方式。在这种迷信里,一个人或一个神被崇拜,并不是因为他善良公正,而是因为他强大,因为他厉害。崇拜实际上是巴结讨好,是谄媚贿赂。例如过去的拜龙王。在中国神话里,龙王从来不是善良与公正的化身。神话里的龙王多半是凶暴的、任性的。只因为龙王掌握着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水资源,既能造福又能为祸,所以老百姓才不得不求它拜它。 若说老百姓崇拜毛是因为他们把毛视为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这种解释显然不通。普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人比毛泽东更见不得老百姓平平安安过日子发财致富的了。为什么有老百姓不崇拜别人偏偏要崇拜毛呢?就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不是比毛泽东更有资格被视为他们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吗?为什么他们不供奉邓象却供奉毛象,为什么不崇拜邓小平却要崇拜毛泽东呢?为什么只有毛热却无邓热呢? 道理很简单。那当然不是因为毛比邓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为毛比邓更强大更厉害,因为邓只是毛的下属,因为邓是毛的手下败将。对毛的崇拜无非是对权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纯粹的权力崇拜。这和毛时代对毛的崇拜还有所不同。毛时代对毛的崇拜毕竟还包含有对毛思想的认同。那时候人们不但挂毛象,唱毛的颂歌,而且还读毛选读毛语录,表示要用毛思想武装头脑实现思想革命化,照毛的指示办事,做毛的好战士。而现在民间的毛崇拜——例如公交司机挂毛象,老百姓在家里供奉毛的塑像——明显没有这样的内涵。 在权力崇拜者的心目中,那些在人间显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死后会成神成仙,他们生前支配人们的命运,死后仍能支配人们的命运。这就和宗教崇拜宗教信仰大相径庭,截然相反。宗教信仰大都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崇拜的神不但最有力量,而且最公正。他们相信,好人即便在人世间受苦受难,但死后必进入天堂永享至福,恶人坏人不论在人世间多么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死后必下地狱备受煎熬。宗教信仰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矫正,而上述那种迷信和崇拜却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继续与延伸。 当今中国的毛热或毛崇拜兴起于90年代即六四之后。这绝不是偶然的。六四屠杀摧毁了很多人对公正的信念,摧毁了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应有的道德感,于是他们就接受了成王败寇的逻辑,转向对权力的崇拜;于是毛泽东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要消除这种毛泽东崇拜,仅仅是揭露批判死去的毛泽东还是不够的。因为权力崇拜是以权力为转移,所以要消除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换言之,我们必须消除由毛泽东开创的共产党专制政权。
胡平: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对共产党?这似乎是个两难的问题。 如果你回答“是”,那岂不是说,从运动一开始,李鹏、陈希同就把运动定性为反党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按照邓小平指示写成的4•26社论是合乎实际的吗?那岂不是说,学生否认他们反党,要么是撒谎(或者说策略)、要么是被一小撮幕后操纵者所蒙蔽利用的吗?那岂不是说,赵紫阳在民运期间以及后来的录音回忆中坚持民运不是反党的说法,要么是天真是无知、要么是权谋是欺骗吗? 如果你回答“不是”,八九民运不是反对共产党,如赵紫阳在他的录音回忆里所说“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问题是,一场发生在共产专制下的民主运动,不反共产党是可能的吗?不反共产党的运动还能算民主运动吗?例如4•27大游行,游行队伍打出的一个口号是“拥护共产党”——这还能算民主运动吗?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像乍一看上去那么复杂。我们知道,在学生方面,4•26社论发表前,学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过七条要求,其中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公布财产状况;允许民间办报,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所谓“十条”;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报道。接下来,学生们又成立了独立的学生自治会。照理说,学生的这些要求和做法,都是符合中国现行宪法的。学生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行民主、实行多党竞选,更没有要求共产党下台,所以,指责学生反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然而在中共当局方面,从一开始就咬定学运是“反党”,是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权,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最知道他们的专制权力有多脆弱。共产党领导人很明白,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立在不间断的政治压迫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反自由化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宝,一旦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一党专制就宣告瓦解,多党民主也就随之而实现了。 问题在于,共产专制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制度。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例如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之下,皇帝高高在上,皇帝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各级官员也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而是由皇帝任命的。在这种制度下,即使人民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由于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充其量可以通过舆论等方式去影响政府的政策,但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也不能直接地改变政府的政策,所以整个国家仍然是不民主的。 共产专制则不然。共产制度在理论上标榜民主(它还声称自己是“最高度的民主”)。在理论上,共产党接受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概念。在中国,根据宪法,每一个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性别、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统统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中国,按照宪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也是要选举产生的,但是,共产党通过否定人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禁止人们发表不同政见,禁止人民组织自己的政党,这就使得选举根本不成其为选举,从而使得“人民主权”沦为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话。反过来也就是说,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民赢得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一旦人民可以发表不同政见以及组织不同的政党,假选举必然就变成了真选举,假民主就必然变成了真民主。简言之,在共产专制下,一旦人们有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那就意味着他们同时有了真正的选举,从而也就有了多党制,有了真正的民主。 正因为在传统专制下可以有自由而无民主,而共产专制之所以无民主是由于无自由,有自由则必然有民主,所以在共产专制下争取民主,你甚至可以不提争取民主而只提争取自由:一旦自由到手,民主也就到手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八九民运毫无疑问是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所以它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 200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