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链接:) 发刊说明 – 王友琴 (2022年1月20日) 我在2000年做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页。我的电脑技能只限于1997年和2000年参加的两个短期暑期项目所学。此后网络技术有了长足进步,我却只会按照最初学会的做下去。二十年来我在大学有全职教职,自己曾经觉得可以实行“三个八小时生活法”,即八小时用于教书,八小时用于睡觉,还有八小时可以写文革历史。但是实际上不能做到。我寻访调查受难者的名字和受难经过,做好详细记录,再一一写成文章,我学习了做网页把文章放上网给人们看,在香港出版了五十二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书。我尽了力,但是有很多方面没有能做好。因此当几位没有见过面的年轻朋友提出帮我改进网页的时候,我高兴而感激。但是我的网页做在我任教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储存器上,我不能给他们进入我的网页的密码。我们需要另找空间。我上网注册域名的时候遇到周折,一位住在远方的网友不但帮我注了册,而且付了注册费。深深感谢我的电脑空间友人,他们一下子拓宽了我的天空和大地。我相信新网页会越做越好。我们记载真实的历史,也在这个过程中,增进思想和道德。 制作者的话 (2022年1月21日) 我们是个很小的群体,多年来读了王友琴大姐为还原文革历史所撰写的大量文字,成为她的”粉丝“。她一个人调查,写作,做网页,出书籍,负担太重了。我们决定帮助她。因为“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和她工作的大学内部网络相连,我们必须另辟疆土。在这里,我们复制了原网页上纪念园的内容,并且准备帮助她继续扩充资料,为保存和还原文革历史这一初衷贡献绵薄之力。这样,即便做不成文革博物馆的实体, 还能在网上重现文革历史。孔子和司马迁在竹简上写了《春秋》和《史记》,俄国人把祭文放在玻璃瓶里,投在牺牲了几十万受政治迫害的人修建的运河水里。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电脑网络。我们相信这项资料收集工作能持久进行,网页能长久保留,并为关注这个题目的有心人们提供参与的机会。我们的网页设有新专栏,今后还可以增加新的。感谢读者光临并请批评和提出建议,我们一起扩充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并建设起一个网上文革博物馆。
胡平:为每一个受难者留下记录 - 读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极权统治者都是无师自通的心理学大师,希特勒如是,斯大林如是,毛泽东亦如是。 斯大林说:“杀死一个人是谋杀,杀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杀死了沙皇一家,这笔帐被世人牢牢记住,直到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总统还亲自主持一项仪式重新安葬沙皇。毛泽东留下一个末代皇帝溥仪做活口做人证,就在毛撒手西归,毛昔日的罪恶再也不是秘密之时,这段故事还激起意大利导演的灵感,拍了一部电影《末代皇帝》,赢得奥斯卡奖。观众津津乐道溥仪被思想改造,从皇帝变成公民。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得到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对政敌不象俄国共产党那么凶狠。至于说中共杀害了好几百万旧政权的中下层官员,由于这些人无名无姓,远远没有末代皇帝的故事那样富于戏剧性,不会有人把他们的遭遇写成书拍成电影,就是有人写了拍了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所以不会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 在《文革受难者》一书里,王友琴写道:“198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是对文革受害者的大规模平反时期。受害者中的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名字和故事,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从那些文章的篇幅和印刷位置可以看出,如何报道这些被平反的人的事情,‘内部’存在一些‘规则’:比如关于刘少奇和陶铸的悼念文章,有整版长。关于级别比他们低的人的文章则比较短,也不占明显的位置。级别再低的人,一般仅仅提到名字,没有故事。级别更低的受难者,名字和故事都不会见报。”王友琴提到了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记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该书“记载了一些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和死亡日期,然而仅仅限于正教授和高级党政干部,连副教授都没资格列入。”王友琴写道:“这种‘规则’施行的结果之一,是可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即文革主要就是迫害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 但是,王友琴斩钉截铁地指出:“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观的中心。”“百姓之死的被隐瞒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图景因此而改变。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长期不被记载,文革的罪恶在历史记载中因此变得轻浅”。所以,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王友琴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尽力查访那些文革中普通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2000年10月,她创立了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今年5月,她出版了这本书《文革受难者》。 王友琴博士做的是一件很少有人愿意做和敢于做的事,她这本《文革受难者》记录的死难者,其中也有高官显宦和社会名流,但绝大多数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在这些普通的受难者中,由于查访的困难,只有极少数人的遭遇能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绝大多数只有寥寥数语,少的只有二十几个字。 据王友琴说,她当初曾与一所大学联系,该大学对文革研究颇为关注,出版过好几本有关文革的著作。王友琴希望能得到该大学的支持,但对方回绝了。其理由是:象这样一本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写成的受难者记录缺乏可读性。 不能说这个回复毫无道理。可是,想想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吧:那无非是一排低矮的墙,上面刻写下每一个死在越南战场上的美军士兵的姓名。再有,在纽约市纪念911两周年的仪式上,最重要的一项仪式就是按照英文字母表顺序大声念出每一个死难者的姓名。这样的纪念碑,这样的纪念仪式是不是太单调,太冗长,太沉闷,太乏味呢?除了死难者的亲友熟人,对于其他人,一个名字不就只是几个排列的字母或一串空洞的声音吗?或许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我坚信,无论是谁,只要当他走到越战纪念碑前或目睹911纪念仪式时,他都会感到一种震撼。他会领悟到一条真理,那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得到尊重。 当然,一部《文革受难者》可以有多种写法;但是换成其他任何一种写法,都不可能把这659位死难者全部囊括,被省略掉的只能是那些无名的小人物,而这一点恰恰是作者最要避免的。王友琴质问道:“为什么对默默无声地倒下的受难者就不可以作传呢?”她的答案是: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除非采取那种价值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苦难和死亡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毅力来做这样一件耗时耗力的工作。”王友琴写道:“我注重了解的,也是我可能了解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我的想法是:每一个受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没有一种心愿比这更谦卑,同时又比这更宏伟的了。于是,王友琴便以一人之力,象精卫填海一样,承负起这件不可能的使命。 五百多页厚厚的一本,记录下六百多位受难者。文革期间一共有多少受难者?缺少可靠的统计。据保守的估计也在一百七十二万人以上。这就是说,如果一厚本书记录六百人,那么要把文革受难者全数记录,我们需要三千本! 这当然不是王友琴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工作。其实,要完成这件工作并不困难,如果每个大点的单位,每个县,每个区都有人出来承担的话。中共只消拿出它用在打压民运,监控网络和迫害法轮功上的人力财力的百分之一甚至更少,这件工作也早就完成了。但是中共不会这么做。它不但自己不这么做,而且还要妨碍别人这么做。三十八年过去,昔日的见证者大部分都已经步入晚年乃至离开人世,多少记忆正在可怕地消失。 这里,我愿意向大家呼吁:让我们都拿起笔来,记录下我们身边的文革受难者,不论他或她是我们的亲人、邻居、朋友、师长、同学、同事,或者是我们知道的任何什么人;能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最好,如果还能附上一些相关资料如照片之类更好,哪怕只有一两行字、甚至一点线索也行。写下来后,就送到王友琴的网站“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拯救记忆,拯救历史,同时也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2004年9月27日首发
2002年,台湾退休外交官陆以正写了一本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其中讲到台湾当年退出联合国以及和美国断交等事件的详情内幕,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1、从“汉贼不两立”到“贼立汉不立” 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未马上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仍保有联合国席位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由此,两岸即爲联合国席位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由于双方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双方都摆出“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汉贼不两立”的架式。这就使得联合国相当爲难。 以美国爲首的西方国家本来大多是支持台湾,反对中共政权的,但是随著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认爲,把占有整个大陆的中共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让只占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继续代表全中国,是不现实的,是不恰当的;同时,他们又都认爲不能听任中共武力“解放”台湾。于是有不少西方国家主张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且成爲安理会常任理事,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会员国资格;或者是让台湾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到底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还是独立,或者是接受联合国的托管。如果台湾和大陆两方面有一方愿意接受这种安排,那麽上述提议还有实行的可能,但问题是在当时,当事者双方,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都坚决反对这种安排,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些提议就都宣告流産。 据陆以正说,在1966年,美国感到支持中共的国家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放出“两个中国”的试探气球。意大利等国提议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中共进入联合国问题。然而那时大陆文革狂飙突起,“大陆乱成一团,无人敢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任何弹性”;而台湾方面“当时也误以爲中共政权真有可能垮台,所以动员友邦反对,造成台北与北京双方联手,打击怀有诚意的中间派的荒谬现象”。这一次试图让两岸都成爲联合国会员国的努力遂告流産。 从1950年到1970年,在接连好几次联大会议上,都有苏联等国家提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起先,美国联合其盟友,以“延期审议“的名义将此提议排除于议程之外,后来又以中国代表权属于“重大问题”,必须联大三分之二多数才能决定为理由,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是到了1970年,形势发生变化,有更多的国家支持恢复中国代表权,再加上一系列亚非拉国家进入联合国,而这些国家大多是支持中国代表权的。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中国代表权的票数(51票)首次超过了反对票(49票),不过因为没有达到重大问题案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而没有通过。因此,美国等国要阻止就越来越困难。等到了1971年,国际形势的演变更加有利于北京。在这一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上,阿尔巴尼亚等国再次提议恢复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以及驱除台湾。当时,中共在联合国内已经获得广泛支持,美国估计已经无力阻挡中共进入联合国,于是与台湾当局磋商,“变更策略,改以‘双重代表权’爲目标,希望一方面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我国(指中华民国──引者)在联合国的会籍,仍能留在联大。”陆以正透露:“双方经过多次密商,直到最后一刻,蒋中正总统才勉强同意”。 陆以正写道:“回顾1971年那段经过,就事论事,我国当时已经准备接受与大陆并存于联合国的安排。”这说明,早在1971年,蒋介石就已经准备接受“两个中国”了──当然,是被动的,不情愿的。 陆以正透露的这一内幕消息十分重要。以前,人们总以爲蒋介石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毫不妥协。为什么蒋介石如此顽固呢?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派人认爲,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是爲了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因爲如果蒋介石放弃了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之说,接受了两个中国,那麽,他就没有理由在台湾继续“动员戡乱”,继续“暂停行宪”,他就不得不在台湾开放民主,回归宪政。爲了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统治以及自己的独裁地位,所以蒋介石才始终坚持他的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派人则认爲,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因爲他有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有强烈的反共复国的使命感。不过根据陆以正透露的事实,还可以加上第三种解释。你还可以说,蒋介石之所以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也是因爲他低估了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蒋介石以爲中共暴政断然不可能长久,所以他在台湾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根本没有在台湾偏安一隅的长期打算。殊不知中共政权固然十分残暴──这一点不出老蒋所料,但是并不短寿,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远远超出老蒋的预估(尽管共産制度注定是历史上最短命的制度,但相比之下,对共産政权而言,越残暴者反而越长命。不赘)。到后来,反攻大陆渺不可期,台湾自身的存在反倒陷入困境。就这样,当蒋介石发现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会导致台湾在国际社会上自我放逐和自我孤立,他也只好放弃这一原则。 按照陆以正的记敍,在1971年的26届联大上,美国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提出临时动议,要求把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分成两段表决,先表决是否接纳北京,然后再表决是否驱除台湾。美国估计,因爲赞成接纳北京的国家不一定都赞成驱除台湾,因此这就有可能保住台湾的席位。可是美国的这一临时动议被否决,台湾代表知道败局已定,不可挽回,便以程序问题要求发言,宣布退出联合国,离开会议大厅。接下来,阿国提案被一揽子通过。从此,北京占据了台湾原来占据的位置,台湾被迫离开联合国。 说明:在表决阿国提案时,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其中,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投的是反对票。 由于在这一回合中,美国的策略未获成功,台湾方面无从表示他们对双重代表权到底接受不接受,外人也就无从得知蒋介石已经同意放弃其一个中国立场。如果不是陆以正透露这段秘辛,我们还都以爲老蒋始终坚持“汉贼不两立”没商量呢。其实反过来一想,事情本来是清楚的,如果美国事先没有征得老蒋的同意,它何必煞费苦心地搞什麽临时动议,要把阿国提案分成两段呢? 不过,陆以正补充说:“假如那年双重代表权案获得通过,中共肯定拒绝加入。顶多再拖个一两年,在西瓜靠大边的情势下,我国仍然会被赶出联合国,反而更加窝囊。”问题是,如果不是等到1971年,而是早在1966年或更早一些,台湾就接受双重代表权,不阻拦中共进入联合国,台湾是不是能保住它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呢?对于这个问题,陆以正没有明确回答;但是读者可以感觉到,陆以正对台湾当局在1966年没有支持、而是反对意大利等国关于让台海双方都成爲联合国会员国的提议这种做法是不以爲然的(他把“台北与北京双方联手”反对意大利等国的提议称之爲“打击怀有诚意的中间派的荒谬现象”)。这似乎是暗示,假如台湾当局能在早一些或更早一些的时候放弃一个中国、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台湾就不会落到后来那麽孤立的地步。 陆以正还告诉我们,在1977年中美建交前夕,他曾擅作主张,私下向美国方面试探有无可能采取两个德国模式,也就是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承认中华民国。美方表示无可能。卡特总统的东亚事务顾问奥克森伯格说卡特总统已经表态支持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是尼克森签署的,上面提到美国认知到两岸均认爲只有一个中国),无法更改。奥克森伯格还调侃地说:“零起点预算制度或许可行,但零起点外交政策就太不象话了。”意思是说,你们台湾若早同意让美国承认两个中国还好办,但你们先前一直不肯。现在才想起要从头来过,要美国承认两个中国,那就爲时已晚,办不到了。 2、争取“贼立汉也立” 美台断交对台湾打击甚大,一时间,台湾的邦交国纷纷效仿,抛弃台湾,转而承认大陆。台湾的外交部连连接到外国的断交通知,被人讥爲“绝交部”。台湾成了国际弃儿。到了这时,台湾想实行两个中国原则以换取国际承认已不可得,于是只好硬著头皮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到了蒋经国时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就开始推行务实外交,力图重返国际社会。 晚年蒋经国的务实外交主要是发展与无邦交国的非官方关系即经济文化等实质性交流,同时也默认以“中国台湾”或“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某些国际活动,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不再坚持升中华民国的国旗,等等。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接任总统。很快地,台湾就提出争取双重承认,突破外交困局的主张。当时,李登辉刚上任,其实权尚不足以主导决策;所以,这种转变似不应看成李登辉的个人意志,而应看成国民党上层的主流意见。联想到当年蒋介石也打算接受在联合国里的双重代表权,我们就必须说,争取双重承认的主张正所谓其来有自,不足爲奇。 蒋经国是1988年1月13日去世的,我手头恰好留有一份1988年3月24日的台湾《中国时报》的影印件(因此页有该报记者对我的采访,所以保留了下来),上面有一篇社论和一篇专论,题目分别是“‘双重承认’与外交困局的突破”和“‘不两立’与‘孤立’会是邻居吗?──从西德南韩经验看外交双重承认的可行性”(《中国时报》当时的老板是余纪忠,名列国民党中常委)。社论引用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魏镛的讲话,声称“我国政府从未排除‘双重承认’;西德与南韩将‘统一’与‘承认’分开处理,是突破承认问题的关键”。社论说:“中共政权在大陆行使有效管辖权已达四十年,在相当期间内,我们无法光复大陆,中国也不可能统一,则爲客观的现实。我们制定政策,固然不能不重原则与理想,但也不能不顾及政治现实。”眼下采取弹性的双重承认政策并不妨碍未来实现统一的长远目标。 社论委婉地承认,假如在若干年前,在台湾还有许多邦交国以及在联合国等一系列国际组织中占有席位的时候,当局就准备接受双重承认的政策,效果一定会更好。社论也清醒地意识到,希望国际社会按照东西德模式或南北韩模式对待两岸关系是有困难的,因爲台湾和大陆大小悬殊,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也相差太大,你台湾单方面放弃你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再坚持汉贼不两立,人家大陆却不肯放弃它的一个中国原则,大陆还要坚持大陆的那套汉贼不两立,逼得外国政府只好在台湾与大陆二中择一,到头来国际社会还是会取大陆而弃台湾,台湾还是摆脱不了被封锁被孤立的境地。也就是说,台湾单方面地放弃一个中国原则未必就能突破困境;但问题是,你叫台湾怎麽办才好呢?再回到汉贼不两立的立场上去,那不是更没有出路吗? 历史的演变就是如此:当初,国民党坚持“汉贼不两立”,爲的是“汉立贼不立”,殊不料后来形势逆转,倒成了“贼立汉不立”,于是只好改变政策,争取“贼立汉也立”;然而等到这时,共产党却又用它的那套“汉贼不两立”全面封杀台湾,使得台湾想“贼立汉也立”而不可得;于是台湾就陷入极大的困境。。。。。。 ——写于2004年
李宜雪被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还有先前的董瑶琼。把别人打成精神病患者关入精神病院实行精神摧残和变相监禁,这是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一种新招术。这一招是从当年苏联的克格勃那里学来的。。。 重贴旧文《谁是疯子?——政治迫害的新招术》(2001年1月22日):不久前,持有美国绿卡的法轮功成员腾春燕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处三年徒刑,其“罪状”是,腾春燕采访曾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法轮功成员和用数码相机拍摄在精神病院的法轮功成员的情况并把所得信息送给境外记者。这件事从反面告诉我们,原来,有许多法轮功成员被当局打成“精神病患者”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关于他们如何被打成“精神病患者”以及他们在精神病院中被折磨被摧残的种种情况,都被当局当做“国家机密”严禁外泄。其无法无天,暗无天日,惨无人道,可想而知。 法轮功成员的这种遭遇并不是孤立的。就在几天前,根据海外的中国劳工观察报导,江苏阜宁工人曹茂兵因组织独立工会遭到当局镇压,被指为“精神病”,关进江苏盐城第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此前,还有一些工运人士如薛纪风、曾柒等也被当局以精神病的名义关进精神病院。 另据报导,早在八年前,中共当局就将北京的异议人士王万星定为精神病患者,强行关入北京安康精神病院,此外,上海异议人士王妙根也于一九九四年被当局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尚未获释。 把别人打成精神病患者关入精神病院实行精神摧残和变相监禁,这是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一种新招术。这一招是从当年苏联的克格勃那里学来的。七十年代,苏联著名的异议人士麦德维耶夫写过一本书《谁是疯子?》,揭露了苏联克格勃利用精神病院折磨迫害各种异议人士的严重罪行。如今,中共继承其衣钵,变本加厉,虽然眼下我们还没有完整系统的披露,但仅就我们已经知道的零星事实,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以精神病的名义实行政治迫害,这种迫害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罔顾法律,绕开法律,没有判罪的名义,却有判罪的效果。实际上是法外施刑,比那些以法律的名义治罪的方式还更狡猾、更阴险、更无耻。第二,关进精神病院常常比关进监狱还更残酷,因为它可以在治疗的名义下用药物和其他物理手段(如用电棍进行所谓休克治疗)直接破坏人的神经系统,摧残人的精神。事实上,它不是把精神病人治好成正常人,而是把正常人治坏成精神病。 若问,这些异议人士、工运人士或法轮功成员真的是精神病、是疯子吗?不是,肯定不是。如果真是疯子,当局倒不会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常常有遭受政治迫害者装疯避祸的故事。譬如战国时期的孙膑,遭到老同学庞涓的陷害,于是装疯卖傻,最终得以逃脱虎口。水浒传里的宋江因为醉题反诗犯下杀头之罪,也是靠着装疯的办法才免于大祸。古人对疯子的态度是很合情理的。如果别人有精神病,那就没 必要再对他追究,由他去吧。电影《芙蓉镇》的结尾,那个在文革中靠整人害人起家的王秋赦精神失常,成天沿街呼喊 :“七、八年了,再来一次哟!”开头还有小孩子哧笑模仿,后来人们都视若无睹,连理都不理了。可见,对于真疯子,人人都知道不用放在心上。 不错,精神病患者是需要治疗的,但只要患者不具暴力倾向,因此不对他人构成伤害威胁,就不必,因而也就不该在违反患者本人或家属意愿的情况下把别人强行关在精神病院。这是古今中外都通行的规矩。中共把各种各样的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并不证明别人真的患了精神病,只是证明了当局自己的理亏心虚,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