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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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时前

纪念四五运动50周年。重贴旧文：1、四五英雄今何在？（2013年4月18日）今年四月五日，是四五天安门运动三十七周年。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五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数十万民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当局宣布此次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出动军警民兵武力镇压，并称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一年的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抓。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当局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四五运动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自发的针对最高当局的抗议活动。意义十分重大。这些天来，不少人发表文章回忆和纪念四五运动。其中，以陈子明先生的长文《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最深入最全面。陈子明是四五运动的参加者，曾被现场的民众推举为谈判代表，是后来《人民日报》提到的几个小平头之一。在四五运动平反后，陈子明也成了四五英雄。我们知道，对大多数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而言，他们参加四五运动是为了反对四人帮，主观上还不是要反对共产党；他们批评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按理说，当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并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之后，这些四五英雄们本来是应当被当局欢迎，信赖，吸纳和重用的。但事实却是，四五英雄们和当局的蜜月期很短很短。起先，当局曾经召开过一次有几百名四五英雄参加的大会，计划从这些人中组织几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英雄事迹。另外，当局还从四五英雄中挑选了几个根红苗正的进团中央当委员或候补委员，如贺延光，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和李西宁等。其中最年轻的是王军涛，当时刚十八岁。大有把他们培养接班的架势。但是，这些四五英雄不改本色，坚持独立行动。他们要去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要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起诉书，起诉四人帮余党，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他们在团中央大会上主动提名人选当委员，还自己办起了刊物《北京之春》。于是，当局迅速地停止了对四五英雄的表彰宣传，后来还把其中一些人打入另册，长期暗中监控。乍一看去很奇怪。因为在起初，四五英雄的所作所为，单就其内容而言，和当局并无分歧，为什么当局不但不鼓励，反而要猜忌呢？原因就在于，四五英雄的行为方式是和专制体制相违背的。例如他们要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起诉书，公开起诉四人帮余党刘传新，当局出面制止的理由就是“你们应该信任党中央，不要打乱中央的统一部署”。至于搞街头运动，自己办刊物，那就更成了体制外，因此更不能容许了。专制者当然希望并要求人们支持自己，但必须是以它规定的方式表示支持；它不容许人们以自己的方式，以独立的方式去表示支持，因为它害怕这种独立自主的方式本身。在专制者们看来，这些英雄们是有“反骨”的。专制者的推理逻辑是：既然你们昨天敢于挺身而出对当时的最高当局说不，那么你们明天就可能站出来对我们说不。应该说，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些坚持下来的四五英雄，果然成为邓小平的批判者，成为中共专制制度的批判者，成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带头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后来被当局选来接班的人，如胡锦涛，习近平一类人，在所谓十年浩劫期间都是年轻人，按说正是血气方刚，可是查阅他们当年的履历，竟然都找不出一件反对或抵制四人帮的优秀事迹。可见这类人要么是没有见识，要么是没有勇气，或者是两者都没有。我们说专制体制只要庸才不要英才，我们说专制体制是逆淘汰。这就是一个例子。 2、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2006年4月）今年四月五日是“四五”天安门运动三十周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由此触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自发悼念活动。在4月4日清明节和4月5日，北京的悼念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参加者多达百万人次，悼念活动很快地就转变为抗议活动，其矛头直指“四人帮”乃至毛泽东本人。像这样一种民间自发的针对中共最高当局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四五运动实为中共建政二十七年来的第一次。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端。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这是在四五运动期间涌现出的千千万万首悼念周恩来诗歌中流传较广的一首。但讽刺的是，没过两三年，国人就把一月八给淡忘了。这证明悼周在很大程度上祇是借题发挥。如果说在当初确有不少人对周怀有极强的感情，那也是因为在看上去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对比于“四人帮”和毛，他们祇能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周的身上而已。所以，随着毛死，江囚，华下，邓上，周的形象就黯然失色了。没有人比毛泽东本人更理解四五运动的意义了。据说，在四五期间和之后，毛泽东曾经对他的亲信明白地讲：“悼念周总理，是反对我老毛，骂我秦始皇、我比蒋介石还残暴。炮打江青、春桥、洪文，他们的总后台就是我。”“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毛还说：“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 这就是四五运动的伟大意义：它揭示出民心所向。和其他现代独裁暴君一样，毛泽东一方面压迫人民，蔑视人民，另一方面又竭力制造和维护其深受万民拥戴的神话。四五运动无情地撕下这张画皮，还原其独夫本相。这不能不使毛深感凄凉。原先毛祇担心自己象斯大林那样死后被否定，如今他却发现自己生前就被批判。毛知道，虽然他可以赢得眼前，但是他已经输掉了历史，无可挽回地输掉了。也多亏有个四五。正如1979年全国13所高校大学生社团联合主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的发刊词里所说：“真的，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四五’这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谈起这一代，将会说：”他们交了白卷！‘一张祇代表耻辱的白卷，遮掩了这一代人坚毅的面容……“多亏有个四五，我们终于在暴君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大声说”不“，从而向世界、向我们的子孙后代证明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揭示出民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四五运动到四人帮被抓，其间祇有六个月。历史的报应来得太快，那就极大地鼓舞起人们对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乐观信念。从此改革的浪潮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八九，直到六四。六四使人想起四五，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使人想起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可是历史没有重复。在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的今日，中国的民主大业依然任重而道远。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坚定我们的信念。所谓信念，就是对不确定的未来坚持一种确定的态度并为之不断努力。应该说，中共专制统治之所以能苟延至今，那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放弃了抗争，坐等历史必然性的自动实现，而历史却从来不是命定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潮流已经开始逆转。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之大之快，令人眼花缭乱。世人在惊讶之余又深感困惑。他们发现很难对今日中国社会的性质给出准确的定义——原有的政治学概念似乎都不适用；更难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作出预测。不过有两点认识越来越清晰：1、中国还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不归路，2、未来的亚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的前景有赖于中国的选择。由此，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民主化的艰巨，也更加感觉到它的重要。新的历史条件需要我们有新的通盘思考，我们急需制定新的民主大战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推动中国民运的再出发。 3、三十年后谈"四五"（2007年2月9日）去年，香港的博智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陈子明等人合著的一部纪念1976年"四五"运动的书，书名是《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作者有陈子明、曹志杰、贺延光、周为民、王军涛、李西宁、孙庆祝、刘迪、李盛平、毕谊民、草峰等四五运动的参加者，另外，还有研究文革史与思想史的学者印红标。这批四五运动的英雄们，当年都只有二十几岁，有的在当工人，有的在当插队知青，有的是工农兵大学生。其中最年轻的是王军涛，当时只是十六岁的高中生。身份最特殊的是陈子明，此前，正在当工农兵大学生的陈子明，因为和同学的私人通信被检举揭发，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学籍送到北京郊县农场劳动改造。四五那两天农场放假，陈子明回到城里家中，正好赶上了四五运动，并被群众推选为代表与政府方面谈判，事后又回到农场。后来中共到处搜捕四五运动中出头露面的活跃人士，作为当时报纸上说的几个"小平头"之一，陈子明自然是搜捕的重点，可是他却安然地躲过了这一劫，因为当局没有到农场劳改队去搜捕。当局万万没想到有个小平头原来竟是在农场劳改！本书的十几位作者在文章中分别讲述了自己在四五运动期间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自己的成长背景，包括在文革中的遭遇以及各自的思想演变过程。有的文章还论述了"四五"运动的历史意义，并对当前中国政局作出了自己的的分析。自从1949年 10月1日以来，天安门广场就一直是毛泽东接受广大群众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地方；然而在1976 年的4月5日这一天，这里却爆发了有数十万民众自发参加的抗议并喊出"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口号。仅此一端，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四五运动确实称得上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转折点。四五运动过去三十年了。尽管早在1978年 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就已经为四五运动平反，但是，出于对群众自发性抗议这种形式的深刻恐惧，中共仍然不允许人们充分地展示这段历史的真相，并且还编出种种说法予以扭曲。最荒谬的一点是，当初，四五运动被共产党扣上"反党"的罪名，后来，共产党却又厚颜无耻地宣称四五运动是"党领导的"。这本书的作者都是当年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并且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现身说法使得这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本书里，作者也对种种扭曲历史真相的说法，譬如"邓小平后台说 "、"贵族造反说"，给予了有力的澄清和批驳。在三十年之后回顾四五，由于有了较长的时间距离，很多事情及其意义可以看得更清楚。再加上其中几位作者在以后的三十年间还积极参与了其他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称得上饱经沧桑，因而积累了更厚重的知识和洞见，从而也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份量。四五运动在北京发生时，我还在成都当临时工。未能躬逢其盛。成都没有"四五"，但成都有个"三五"。1976 年三月五日这一天，重庆钢铁公司的技术员白智清，专门坐火车从重庆赶到成都，在市中心的盐市口贴出了他早就写好的六千多字的大字报，点名批判张春桥，顿时引来许多观众。我前后两次赶到现场。尤其是在晚间，盐市口聚集的人群数以万计，群情激愤。当时我有个强烈的感觉：如果中国就只是成都，如果是在冷兵器时代或者是热兵器的初期阶段，那么今晚人们就完全可能演出攻打巴士底之战！当年康有为游历欧洲发表感想说，欧洲之所以容易发生革命或政变，是因为欧洲的皇宫的城墙要比中国的低矮的多。此论引起不少人的讥笑。其实不然。在历史上，当其它重大因素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常常是细节决定成败，是一些技术性的因素决定了事情的难易。关于北京的四五运动，我是从收音机里知道的。虽然官方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但是我和我的很多朋友还是一下子就明白了天安门广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种激动真是难以形容。无论如何，我们毕竟有了这一天，在暴君还活着的时候就对他大声地说出了"不"。紧接着，四月七日八日两天，在中共当局的命令下，全国各地举行游行集会，演出了一场"举国上下亿万军民愤怒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大闹剧。可以想见，有很多人前两天刚参加了四五，后来又被迫参加对自己的"声讨"。这该是何等的荒诞。中共能如此地玩弄亿万人民于掌上，其实靠的就是垄断媒体，禁止人们的言论自由。这使我更加确信，言论自由是极权专制庞然大物的阿基里斯之踵。唯有争取言论自由，才是对极权专制的釜底抽薪。

#四五运动 #天安门事件 #周恩来 #四人帮 #毛泽东 #邓小平

3小时前

祝贺全球第一家中文网刊《华夏文摘》创刊35周年。 ZT：2026年3月6日《中国新闻电脑网络》创立37周年；4月5日《华夏文摘》（网址：）创刊35周年，已发1823期。1991年的发刊词如下——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的《华夏文摘》杂志今天正式创刊了! 《华夏文摘》是海内外第一份通过电脑网络传送的综合性中文杂志。这是我们为促进中文信息电脑化、自动化、网络化所作的一个新的尝试。目前，世界范围的电脑联网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学校、政府、企业之间最重要的信息传输手段之一。《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HINA NEWS DIGEST )于1989年3月6日正式建立，每天为海外中国留学生、各大学图书馆及各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提供便捷迅速免费的新闻服务(英文)。经过两年的发展完善，《中国新闻》的读者已经达到一万多人，遍及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此基础上，《中国新闻》编辑部决定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华夏文摘》中文网络。这将是一个周刊型”电脑杂志”，主要选摘海内外各大中文杂志的精彩之作，在每个周末通过全球电脑网络传送给读者。《华夏文摘》是一个微型的综合性杂志，力图包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选稿的原则将注重新闻性、趣味性、知识性和资料性，使读者在周末消闲的时光中得到收益和享受。当然，由于电脑传输容量的限制以及目前稿件来源还不够宽广丰富，在开始阶段还难尽如人意。《华夏文摘》所刊载的文稿主要取自海内外各家中文刊物。由于人力所限，我们目前只联系了北美和欧洲的数家中文杂志，并得到了转载文章的许可和具体协助。下一步我们将努力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知名刊物建立联系，不断拓展稿件来源，把《华夏文摘》办成一个真正丰富多采的杂志。在此，我们谨向海内外支持和赞助《华夏文摘》的各家中文刊物致谢! 我们热诚欢迎读者投稿。同时我们也鼓励您把您所读到的好文章推荐给我们，以便更多的读者一起分享。如果您能帮助我们与更多的中文刊物建立联系，那将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中国新闻电脑网络》(英文)和《华夏文摘》(中文)是由一群中国留学生创办和运作的，所有编辑人员都没有任何报酬，全部是志愿工作者。我们愿尽我们有限的力量，竭诚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今天是中国的清明节。十五年前的今天，悲壮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发出了当代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先声。现在我们谨以《华夏文摘》的诞生作为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华夏文摘》编辑部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

23小时前

明天是四五运动50周年。

1天前

这段引述有误。卡特不是对计划生育的人权问题，而是对移民自由问题。真实情况：卡特提到自由移民相关话题，邓小平做了“给你几千万/1000万中国人”的回应（带调侃意味）。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总统多次会谈。其中一次（涉及最惠国待遇/MFN立法时），卡特提到了移民问题（当时美国国会讨论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主要针对苏联限制犹太人移民，但也涉及中国）。卡特指出，如果只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而不给苏联，会造成不平衡，因为中国在移民问题上不像苏联那样受严格限制。邓小平回应说，中国和苏联在移民问题上不能等同对待，然后半开玩笑地补充：“如果你想让我放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我乐意之至。”（原文大意："if you want me to release ten million Chines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d be glad to do so."）当时在场的人都笑了。这段对话记录在卡特的回忆录（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中，大约在第213页左右。官方会谈记录（如美国国务院历史文件）也确认了类似内容：邓小平提到愿意“送”1000万中国人（或记者等），并带有幽默意味）。

1天前

还有更惊人的！1994年9月《参考消息》整版报道了国民党情报局长张式琦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媒体采访，说1965年前后，林彪与陶铸密函蒋介石，他们通过黄埔军校同学（林彪四期，陶铸五期）萧正仪（字文灼）秘密赴香港，转交另一位在港的黄埔四期同学周游一封信。全信如下：铁兄：久未通信至念，回忆当年共砚黄埔，恍如隔世。兄天姿明敏，正应为国家效力，乃退闲蛰处，殊为可惜。兹因文灼兄南行之便，特修寸楮致候，祈加指示。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肺腑之言唯乞代陈为感。此颂道安。学弟尤铸同启十一月一日 “尤”指林彪（字尤肋/尤勇等说法）； “铸”指陶铸； “铁兄”指周游（字铁梅）； “校长”指蒋介石； “多疑猜忌之主”暗指毛泽东，暗示两人处境不安，寻求“自拔之机”（投奔或联系国民党）。周舵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位国民党的情报局长张式琦是他父亲姑姑之子，周舵说他在2001年访美时专程到洛杉矶看望张式琦并当面求证。83岁的张式琦居然能把那封信从头到尾背诵一遍。周舵说他曾两次问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第一次陶斯亮笑着说：是吗，有这回事吗？第二次则坚决否认。。。。。。。

3天前

胡平：在谢维勤先生告别式上的讲话——沈晓蓉女士、谢思远女士、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和谢维勤先生告别。今天是4月16日，也是谢维勤先生75岁生日。我代表中国民联，代表中国民联的广大成员，在这里，和谢维勤的家人一道，和谢维勤的友人一道，送谢维勤最后一程。向我们的好战友，我们的老朋友谢维勤先生表达我们的怀念，表达我们的敬意。向沈晓蓉女士和谢思远女士，表示由衷的慰问和同情。愿谢维勤一路走好。 3月29日，老友朱学渊发来短信，告诉我谢维勤病重，已经进入弥留状态。我心情很沉重，也很焦虑。我随即转告大纽约地区民运的朋友，转告民联的朋友，包括远在澳洲的民联主席钟锦江先生。我和于大海通话，打算31日到泽西城医疗中心看望谢维勤，后来因临时状况，决定改在4月2日。那时，我看到了谢维勤的一段短视频，看到他鼻子插着管子，贴着胶布，看到他在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痛苦，但是脸上气色很好，两眼炯炯有神，以为他总还能再支撑些时日，没想到就在3月31 这一天的傍晚，得知谢维勤离世，我和于大海最终也没能见上谢维勤最后一面，非常遗憾。我第一次和谢维勤相见，应该是1987年或88年。我去爱荷华大学讲演，这样和谢维勤相识。30多年来，我和他多次在大纽约地区的民运活动上相见，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5年前，在纽约中领馆前民运举行的纪念六四的会议上。他坐着轮椅，我们一起交谈。我问到他的身体，他告诉我他的病情，我听了心里很难受，看到他坚毅的神情，非常敬佩。谢维勤是资深民运人士，也一直是中国民联的好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1987年1月我来到美国，正赶上留学生发起签名，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开信，针对胡耀邦被迫辞职和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整肃，提出严肃的批评。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征集到两千多个留学生的签名，其中四百多人用的是真名真姓，这是自中共当局开放西方留学以来一次空前的壮举。在这次签名新活动中，就读于爱荷华大学的谢维勤不但自己以真名实姓参加了签名，而且由于他的带动，爱荷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一共有65个参加了签名，是全美各大学里签名最多的。这封签名信，包括签名人的完整名单，当时就发表在中国民联的刊物《中国之春》上，后来又收进《中国之春文选》。谢维勤先生还参与了学自联的创建，是学自联的重要骨干。 30多年来，谢维勤先生始终站在民运的行列中，从不退却，民运高潮时他在，民运低潮时他也在。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在他身患重病，行动不便时，他仍然坚持参加民运的活动，坐着轮椅也要参加。让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谢维勤先生很早的时候就对中共专制的罪恶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对自由民主理念就有深刻的认识。任凭形势怎么变幻，他都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理想主义精神，他的坚定，执着，矢志不渝，永远值得我们敬佩，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愿谢维勤先生安息。 2023年4月16日

3天前

毛泽东说宗教是毒药，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解。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把宗教比作鸦片，是取其麻醉、镇痛之意，不是指通常的毒害之意。鸦片被归为毒品，但它和砒霜一类毒药不是一回事。鸦片属于drug，不属于poison。有时，中共干脆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画蛇添足，改成“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无形中把narcotic（麻醉的）变成了poisonous（毒害的）。可见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歪曲与误解。谈到宗教，中共当局大概只记得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就是对这句话，他们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错误的。查马克思原着，马克思讲的是：“宗教是受苦难生灵的叹息，是没有感情的世界的感情，是没有灵魂的世界的灵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难看出，这段话与其说是批评性的，不如说是解释性的。马克思认为，在无情无义的社会，人民需要慰籍与希望，于是宗教便应运而生。这是解释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宗教能使人民的感情和希望有所寄托。这是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即便我们接受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比喻，我们也得不出全盘否定宗教的结论。如果痛苦在所难免，麻醉麻醉有何不可？你总不能要求大家都学关云长刮骨疗毒，连麻药都不打吧。众所周知，宗教声称灵魂不死，这对痛感生命有限的人类无疑是有安慰作用的。无神论者有个大遗憾，那就是缺少临终关怀的语言。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临终者的卧榻前，作为他的至爱亲朋，如果是无神论者的话，不管平日如何能说会道，善解人意，此时都发现简直找不出任何适当的语言能给临终者慰籍。他只好尽量撒谎，说“不会死，会好的会好的”。他明知已经到了最后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有多少心里话要向对方倾诉，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可是他总是迟疑着不敢切入主题，因为他不愿意让对方直面死亡这个大黑洞而陷入无边的空虚和恐惧。在这时，他忍不住会想，要是对方相信天国相信来世，要是彼此都相信天国相信来世，那该多好。信一点算一点，信一点好一点。不错，马克思是反对宗教的，因为他主要关心社会问题。马克思认为宗教使人民陷于幻想，逆来顺受，从而放弃改变不合理社会的现实斗争。疼痛是疾病的征兆，服用麻醉剂可以减缓对疼痛的感觉，但也可能使人忘却疾病的存在，倒不去治病了。马克思反对宗教，并不是要把人民推入没有慰籍的苦海，而是要鼓舞人民起来革命。马克思说：“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籍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籍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 顺便一提，在六十年代，西方兴起一股吸毒风。据说服用某些毒品可以产生奇妙的幻觉，使人忘却现实，飘飘欲仙。于是，有人把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加以颠倒，声称“鸦片是人民的宗教”。

5天前

如果没有北方的威胁和入侵，宋代大有可能把中国引向自由与宪政的方向。宋代的政治制度被视为文官政治与制度理性的高峰，其中包含若干“宪政萌芽”（如权力分立、监督机制、相对宽容的言论空间）。如果没有北方游牧民族（如辽、金、蒙古）的持续威胁和入侵，宋朝确实有较大可能性推动中国向更注重“自由”（相对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与“宪政”（制度化权力制衡、法治元素）方向演进。

#宋代 #宪政 #北方威胁 #自由主义 #权力分立

1周前

中国出版1984、古拉格群岛，比所有的共产国家都要早若干年。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很多人已经忘记了那个时代，忘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所以才感到奇怪。

1周前

问：宋代既然文明高度发达，为何又兴起女人裹小脚之风？ GROK答：悖论的本质宋代是中国古代最接近“近代化”的王朝（市场经济、文官理性、思想多元），但也正因为商品经济发达 + 城市文化繁荣 + 文人闲暇审美极端化，才催生了这种“以残害为美”的时尚。它起初是上层自愿的“奢侈品”审美（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束腰、今日的整容），后来才异化为对女性的系统压迫（明清才真正全民化、骨折化）。一句话：宋代缠足的兴起，不是“文明发达的反噬”，而是高度发达的都市闲暇文化 + 病态性别审美 + 身份炫耀的副产品。它提醒我们：文明高度发达，并不自动带来性别平等；有时恰恰相反，富裕与闲暇会放大人类最扭曲的欲望。真正终结缠足的，是近代启蒙、医学常识与民族觉醒，而不是宋代理学本身。宋代文明高度发达（经济繁荣、科举成熟、文官政治精致、思想百家争鸣、印刷术普及等），却偏偏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缠足（裹小脚）的风气，这确实是个历史悖论，但并非“文明发达反而导致女性地位下降”的直接因果，而是多种社会、文化、审美因素交织的结果。关键要区分：宋代的缠足与明清极端的三寸金莲有本质区别，而且并非理学（程朱理学）推动的。缠足在宋代的真实面貌起源与时间：主流史学考证，缠足起源于北宋后期（约11世纪中后期），兴盛于南宋。宋以前几乎没有明确缠足记载（唐代多为对“小脚”的诗意赞美或鞋饰，而非真正裹骨变形）。考古实证：南宋墓葬（如福建黄升墓、江西德安周氏墓、福州茶园山墓）出土小鞋（长14–15厘米左右）和裹脚布，证明南宋已有缠足，且多见于上层家庭（宗室、状元家眷、贵族）。宋代缠足的特点：当时主要是**“纤直”而非明清的弓弯断骨**（所谓“三寸金莲”）。宋人称“快上马”“纤直”，脚趾向上翘、脚型瘦长，行动尚可（能“马上快”），远没有后世那么残酷。鞋子多为尖头翘头弓鞋，但不是极端的高弓。流行范围：起初限于宫廷、贵族、官僚阶层和妓女/歌舞伎。普通农家、劳动妇女基本不缠（要下地干活）。苏轼《菩萨蛮·咏足》“涂香莫惜莲承步……须从掌上看”就是咏这种“宫样”小脚，带有文人病态审美。为什么恰恰在“高度文明”的宋代兴起？这不是文明“发达”导致的，而是宋代社会某些“发达”侧面意外催生了这种畸形审美：上层社会闲暇 + 审美精致化宋代经济极度繁荣（城市化、商业发达、海外贸易），士大夫和贵族生活奢靡、有闲。宫廷舞蹈、歌舞、词曲文化高度发达（如教坊乐妓、青楼文化）。小脚最初是为了配合尖头翘鞋跳舞更显“凌波微步”“回风舞雪”的纤弱婀娜，类似于现代高跟鞋的“性感”功能。文人词人（如苏轼、秦观）大量咏叹“弓鞋”“纤足”，把这种畸形美推向时尚巅峰，形成“以小为美、以弱为媚”的病态审美。性别符号的强化与“柔弱”崇拜宋代士大夫文化强调“文弱”“雅致”，男性以“弱冠”“书生”自居，女性审美也向“柔弱”极端化。小脚象征“不能劳作、不能远行、只能深闺”，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缠足后女子步态摇曳（“弱不禁风”），激发男性保护欲与征服感。这与宋代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形成反差：思想自由，但性别审美却趋向病态。社会流动与“身份区隔” 科举制让大量寒门进入上层，他们模仿贵族/宫廷风尚（“宫样”“官样”）。缠足成了身份符号：裹了小脚=不用劳动=富裕家庭=有闲阶级。靖康之难后南宋偏安，汉族士大夫更强调“文化正统”，缠足在南方向下层扩散（但仍非全民）。与程朱理学无关，甚至相反很多人误以为“程朱理学=裹小脚+吃女人”，其实完全相反：程颐（程伊川）家族妇女世代不缠足、不贯耳（元代笔记《湛渊静语》）。朱熹再传弟子车若水在《脚气集》痛斥缠足：“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这是中国史上最早的反缠足檄文。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但主要是约束士大夫和君主道德；对妇女的“三从四德”要求在宋代远没有明清严苛。真正把缠足与“贞节”捆绑、强制全民的是明清（尤其是清代汉人以缠足作为“文化抵抗”满族剃发令的象征）。

1周前

纪念文革60周年：北京八中文革初起，书记华锦受辱自杀（苏　平）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宣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要彻底铲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晚上８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自此，开启了十年文化革命的历程。这一场文化革命，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文革的教训和经验，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进行了自创立以来的最大的自我调整，从而开始了崭新的征程。在文化革命中，社会中最早最积极起来响应的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子女。这些人的父母跟随主席历经艰险，付出巨大牺牲，建立新中国，取得了丰功伟绩。他们的子女一心要向父母学习，为中国人民建功立业。当领导父母们的主席，又一次发出革命的号召，这些人都以父母为榜样，以极大的激情投入进去。随着文化革命的一步步深入，明朗化，斗争的矛头从基层的领导到中层的领导，最后终于指向了自己的父母，而各种罪名又确实不符合事实。这些在运动初期带头站出来，写出了“三论造反精神”的青年，开始了对文化革命的抵制，批评中央文革的错误做法。他们被打压下去，为后来的新的造反力量取代。这一部分人并不是后来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他们有优越感，但不是来自父母的权势，也不是来自父母的钱财，而是来自父母在革命斗之中所做的贡献。对这些革干革军子弟，准确科学的称谓，应当是“革二代”“红二代”。这些人心中有的，是革命的理想，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很少听说这些人有腐败的。反过来却有很多所谓的寒门子弟，走上了腐败的道路。《人民日报》的社论，吹响了文化革命进军的号角。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牛鬼蛇神在哪里呢？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出了方向，就是在各个单位的党的领导中。八中的同学们开始考虑八中党支部的工作，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从第二天开始，学校里出现了给校党支部提意见的大字报。班主任老师（共产党员，工人家庭出身）找到我，跟我说应当用高一（３）班团支部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支持八中学校党支部，肯定八中党支部一直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工作中和班主任一直配合的很好，也没多想，也从来没想过八中党支部工作有什么问题，觉得写这样一个大字报也没有什么。就马上组织了班上的同学写稿，用毛笔抄写出来贴到了中厅墙上。贴完大学报突然看见陈小鲁，我就去和他打招呼，顺便讲了我们支部的大字报。小鲁说你们贴的有点急了，文化革命需要发动群众起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通过发动群众，摆出支部的成绩和缺点错误，通过充分的讨论，最后才能给支部的工作做正确的结论。运动一开始，就着急下结论，有点过于匆忙。我一听很有道理，现在就下结论，党支部是执行的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不就是等于八中的文化革命不用搞了吗。我有点后悔，小鲁说没关系想通了就好，你们的大字报就放在哪吧，可以继续分析支部以前的工作，看看有没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去和班里同学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看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党之部确是急于想表明自己执行的是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基层组织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很强的，很快的学校里肯定校党支部工作的大字报就占了上风，提批评意见的大字报就很少了。一天早上又碰到了陈小鲁，他说咱们应当组织起来。我问他怎么做，他说团章里有规定，只要有三分之一以上团支部共同要求召开团委扩大会议，就可以开。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广大的团员就应该执行。我们只要找到三分之一的有相同观点的团支部，就可以开会，讨论通过相应的决议，引导学校下一步的文化革命。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办法，觉得小鲁很有政治头脑。我知道高一（２）班团支书也赞成我们的观点，告诉小鲁我们高一有一半的团支部同意发起会议，剩下的你再去找。下午放学之前，小鲁说已经联络了８个团支部，开会的数目已经够了，已向团委会和党支部申请，定于明天下午开会。第二天下午，在学校大会议厅召开了有全体团委委员和全校支部书记参加的校团委扩大会议。党支部指派了新团委书记王鲁军参加，他在会上只是记录，从头到尾没有发言。王鲁军是王力的儿子，就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王力。他是上一届八中高三学生，毕业时被团委书记动员，服从了组织需求，放弃高考，留到八中工作，刚被任命为团委书记。在会上，大家讨论下一步八中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小鲁提了一个建议，我们应当成立一个“八中学生革命委员会”，大家都很赞同。经过选举，选出了八个革命委员会委员，小鲁被选为主席。我们支部因为是促成开会的成员，我也成了八委员之一。革命的形式发展就是迅猛，会还没开完，会场外就想起了锣鼓声，是几个年轻的老师来送大字报。祝贺“八中学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从这一刻起，八中的运动完全脱离了党支部的领导，全校的师生都站到了学生革命委员会的旗帜下，在革命委员会，一会儿这个同学来找，一会那个老师来叫，出去自己也没什么主意，就是和大家商量着处理。晚上也不能回家了，就睡在会议室里的大桌上。６月的天气也不冷，就是睡觉没褥子，桌面硌的身上疼，老也睡不安稳。一天我们八个委员，围坐在会议桌前讨论事情，周小川和我哥哥走进会议室。那时事情很多，小鲁就找来好多他们班的同学帮忙。小川看到我坐在那里开会，开我玩笑，拉我说：“你坐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让开，让你哥坐这儿。”小川的父亲也在一机部工作，都是一个部的子弟。一直很熟。一天晚饭后，四中的薄熙勇来革委会找小鲁。他是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的哥哥。他说听到了上层内部消息，中央决定为了不影响文化革命的开展，今年的高考准备暂停。女一中已写了一个革命倡议，要取消资产阶级的高考制度。四中八中也应当联合写一个这样的倡议，抢先发表。小鲁没同意，我心里也赞成小鲁的意见。搞革命就要老老实实的去干，这不是投机吗。过了两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北京四中、女一中的两篇革命倡议，要求取消分数挂帅的资产阶级的高考制度，并且正式公布今年的高考停止。看来薄熙勇没拉动小鲁，四中自己还是投了个机。我哥哥是当年高三的学生，我姐姐前一年己考上了清华。废除高考制度，我们哥仨的清华梦就破灭了。直到１１年后，邓小平重新恢复高考。我弟弟７７级才又考上了清华。而我１７年后才圆了清华梦。我哥哥希望从政，７８级才重新有机会考上了人民大学。那时革命小将热情焕发，都纷纷开动脑筋，想要找到“破四旧”的突破点。有人提出了革命倡议，中国革命是在红旗的引领下前进的，可是红灯停绿灯走，违背了革命精神，应当改成红灯走绿灯停。最后还是总理亲自出面，邀请革命小将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一起讨论。讲明了红色看得远，红灯停安全，这才收回了这个倡议。八中学生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批评党支部的大字报就越来越多了。一件事使八中的文化革命产生了巨大的转折。西门传达室有一个工友老黄，因为工资不够用，生活困难，定期卖血。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事件。同学们群情激愤，聚在中院，让老王在台上血泪控诉。这不就是地主资本家的校领导，迫害工人阶级吗？同学们把校领导也都拉到台上接受批判，场面几近失控。小鲁在台上维持，我们在台下稳定群众的情绪，一直到晚上同学们才慢慢散去。这下，八中是走资派掌权，是阶级敌人就铁板定钉了。也不能让校领导回家了，既为了防止走资派逃跑，也为了防止群众的过激行为，就把校领导们都扣在了学校，由高中的同学在办公室门前看守。那时候脑子里想得很少，以后文化革命后，陈小鲁代表同学向校领导和老师道歉时，才提到人权的问题。那时高中同学脑子里主席的话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不能打骂。而初中低年级的同学，记得主席的讲话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我有一次从学生宿舍楼梯走下来，站在楼梯上，看见一个初一的小女孩，对着楼下的镜子在练习骂人。八中为了搞十年一贯制的教育改革，招收了实验二小和育才学校实验班五年毕业的小学生，再学五年毕业考大学。那年是八中第一次招了女生。那个小女孩在练习骂“他妈的”。只见她对着镜子不停地“他妈的”“他妈的”，不断调整口型和脸上的表情。练了半天也没满意，走了。这些小同学的脑子里，就是觉得自己太温良，不够粗野，没有革命者的气概，“他妈的”都不会骂。几天以后出事了，关在学校里的党支部书记华锦自杀了。她是抗日时期的女干部，据说没看住，几个初中的学生进去把她打了。？她是用皮带自杀的，挂在窗子的插销上，身子在窗台下，脚着地，身子几乎平斜，脖子和头离地不到半尺。这种姿势，在任何时候想要终止，都可以用手扶一下地，挽回自己的生命。但她没有，就这样屈辱地走了。〔作者简历：苏平，北京八中６８届高中毕业生。１９６９年去吉林白城镇莱县插队。吉林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清华大学工程力学博士。本文原题为“人生的路（之七）”〕 □　来源：《新三届》

2周前

胡平：谁是大兴县血案的罪魁祸首？——文革初期1966年红八月，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当时，各公社领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说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要杀死地富及其亲属。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这场大血案在严家祺与高皋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里有记载，遇罗文（遇罗克之弟）也写过专题调查。还有一位张连和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五进马村劝停杀”。张连和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文革初期被选为文革组长。张连和回忆道：“‘8.31’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后，张连和写了一首“七绝：马村停杀无辜”：五进马村劝停杀，三十四众去无家。留存一百单八将，阴转多晴把党夸。读张连和的回忆文章，我们发现有几个地方很奇怪。首先，这场大屠杀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政府不是被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是很快就掌握了情况。但奇怪的是，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是听任事态发展。屠杀是从8月27日开始的，可是政府直到31日才赶赴现场制止。也就是说，政府听任屠杀进行了整整四天之久。另外，政府的制止方式也非常奇怪，出动了大批干部，包括县委书记、以及县委办公室、监委、共青团、武装部、派出所等干部，甚至连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市公安局长刘坚夫、市卫戍区张益三等都亲赴现场。奇怪的是，去了这么多干部，却没有带什么军警。按照张连和的记叙，当他们一些县委干部来到马村村口时，竟被马村的民兵阻挡，在费了一番唇舌后才得以进村。到了作案现场，凶手都在那里，人证物证俱在，政府却并不下令逮捕凶徒，而只是对其口头劝说。对方居然还不买账，还和他们争辩，以至于他们去了一趟又一趟，一共去了五趟，对方才勉勉强强地答应下来。按说，政府既然是政府，那就应该当场抓人，如果对方敢拒捕，那就该当场开枪制服；可是政府却只是一味劝说，和凶徒们不断地谈判，只求对方放下屠刀。这哪像是政府所为呢？政府之所以叫政府，就因为政府拥有强制力。政府可以运用它垄断的暴力工具，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制止非法暴行。可是在这里，政府却是把它的强制力弃而不用，宁可像个手无寸铁的牧师那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这不是太奇怪了吗？其实，说怪不怪。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此后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这事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根据严家祺、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记载：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就开始了对黑五类的大屠杀，直到9月1日才结束。原来如此！原来大兴县的屠杀并不是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的自发行为，而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暗示、怂恿、鼓励，以及纵容和放任。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再去读张连和的诗句“阴转多晴把党夸”，你不能不感到格外的悲哀。是啊，这些地富及其亲属明明是被共产党杀害的，可是到头来却还要感谢共产党，还要“把党夸”。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些可怜的黑五类们只有引颈就戮，要不是张连和等干部前来搭救，他们就死于非命了。在那样的时候，那样的处境下，他们对党感激涕零实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看清楚，在这场大屠杀中，罪魁祸首还不是公社干部贫下中农，而是共产党，是中共中央，是政府。正如文革史学者宋永毅指出的那样，象大兴县血案一类暴行，实际上是“国家机器行为”；包括组织杀人行动的公社干部和动手杀人的民兵，都是国家机器的延伸。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大兴县血案看上去不是政府直接出面而是群众直接动手，但这正是政府在借刀杀人。是政府故意地让一些人不受法律的约束，让另一些人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导致一些民众打杀另一些民众的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政府自己并没有出面，这就使得很多人把暴行都归咎于动手的民众，再加上到后来，政府还对一些行凶者实行了某种惩处，因此有很多人还会把政府当成好人。其实政府是在借刀杀人，政府，或者准确地说，最高当局才是罪恶的元凶。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1月号

#文革 #大兴县血案 #1966年 #阶级斗争 #红八月

2周前

这就是为什么要搞群众运动—故意放纵所谓群众去做政府不好直接出面去做的坏事。

2周前

那时候出去讨饭是要开介绍信的。

#讨饭 #介绍信 #历史

2周前

胡平：数人头胜过砍人头（2000年5月）一千两百多万台湾老百姓，在一张张小纸片上轻轻画上一笔，於是台湾就完成了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当选举结果刚刚揭晓，国军随即宣布效忠新总统。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见鬼去! 举世瞩目的台湾总统大选终於落幕，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获胜。这是台湾人民的选择，全世界一切珍视自由民主的人民无不对此表示尊重。我们从胜选者的衷心感言和落选者的可敬风度，从广大选民的激情投入和整个选举过程的和平有序，再一次目睹到台湾民主的成熟。不论你对几位候选人有什么倾向性，不论你对选举结果是欢欣还是遗憾，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反对党人士通过选举赢得最高权力，执政党和平交出政权。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你杀我，我杀你，骨肉相残，灭门灭族，好战黩武，血流成河。更不必说中共执政这五十年，仅仅是因为所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勤务员”自己疑心生暗鬼，生怕别人要“篡党夺权”，就把几百万、几千万手无寸铁的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渊，不管你是共和国主席，还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未能使大陆的政治变得多一点人性、多一点宽容，倒是把屠杀人民的武器从大刀长矛变成了坦克车机关枪。民主制纵有千般弱点万种缺陷，单单就凭它用“数人头代替了砍人头”这一点，就胜过专制一万倍一万万倍。民进党历经多年奋斗，这次终於赢得了总统大选，可喜可贺。自不待言。不过在这里，我愿意对败选的国民党多讲两句。国民党这次败得很惨，可是在国民党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刻象今天那样引起我由衷的尊敬。国民党败得光荣。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本不足奇。问题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国民党是第一个服从选票的裁决，将最高权力拱手相让的执政集团。国民党的这一次失败，甚至比它以前的许多胜利还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深长的是，当国民党以自己的失败写下这历史的一页时，舆论似乎并没有给国民党多少热烈的赞颂。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人们早就对国民党的民主品质深信不疑，从而习以为常。在投票前夕，各类人等都对台湾大选的前景猜测纷纷。不少人忧心忡忡，担心中共动武，担心股市狂跌；但是，我不曾见到有任何人担心如果国民党落败会拒绝选举结果，会军管会戒严，会把坦克车开到大街上——连中共也没担这份心。国民党自身的民主转型已经成功到如此程度，以至於没有什么人再把它看做优点，而是视为当然。这无非是证明了，国民党能达到今天这等成熟的民主品质，并非一朝一夕之变，实在是百年来优秀的国民党人长期努力的结果。我们当然不能把台湾今日的民主完全归功於国民党，这中间有整个社会——尤其是反对人士——的巨大功绩，但是，我们决不会忘记国民党的特殊贡献。台湾民主的成功实践，是民主的胜利，是文明的胜利。在此一时刻，任何对台湾的威胁恐吓都是对台湾民意的公然挑战，也是对人类主流文明的公然挑战。有些人把今天的两岸关系比作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方与北方的关系，比作俄罗斯的车臣问题。这种比喻根本是错误的。两岸关系首先是专制与民主的关系，统独问题则是次要的问题。事实上，台独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好是被中共专制逼出来的。台湾当局早就呼吁两岸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促成统一，中共当局却置之不理。在这次台湾大选期间，几位候选人对两岸关系都表现得温和务实，中共却发表了白皮书，提出第三个“如果”，使两岸关系骤然升温。可见，台海形势的紧张，主因在中共一方。唯有向中共施加压力，加速大陆的民主化，两岸关系才可能缓解，和平统一也才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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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追思何家栋——2006年10月17日早晨，我打开电脑，看到澳洲的丘岳首发来的一封短信，告知何家栋先生病故。我想这个消息不会是假的，其实我早些时候就知道何家栋先生身患重病，以他的高龄，估计来日无多，但还是忍不住一再向国内的朋友询问。离国久矣，昔日的朋友大都只活在记忆中。偶然得知某人去世的消息，那反应也很有些特别。平常有接触的人死了，你马上就意识到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本来就20年没见到老何了，所以他的去世很难使我产生强烈的“再也见不到”的感觉。而由于他的去世，有力地激发起我对他的思念。他的音容笑貌比以往还更频繁地浮现于我的脑际，栩栩如生。记不清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有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报家门：“我是何家栋。”我喜出望外：“你好啊，老何。你在哪里呀？”我心想，莫不是老何也到美国来了，是探亲还是访问？“我在北京，在《战略与管理》编辑部。”还没说上几句，电话断了。我赶快找到号码打回去，没有回音，只得作罢。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老何的声音了。我是在85年86年和老何相识的。我第一次听到何家栋的名字是因为刘宾雁那篇《第二种忠诚》，这篇报告文学首发于《开拓》杂志，刚一发行就遭到禁止，而《开拓》杂志的主编就是何家栋先生。其后不久，陈子明他们创办中国行政函授大学，请来何家栋当校长。在那时，平民办学还是新生事物，政治风险本来就很大，再加上主办者陈子明是四五运动、民主墻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中的民运三朝元老，更免不了受到各种明枪暗箭。亏得子明神通广大，居然请到一大批老干部老学者给函授大学站台，但由于子明的敏感身份，据说也有不少人打退堂鼓，差点开不了张。其中，支持陈子明最坚决有力的就属何家栋。我虽然没有参加函授大学的工作，但是对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还是知道内情的。由此更增添了我对何家栋先生的敬重。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和何家栋相识，第一次见面是在六铺炕工人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在场的还有高瑜。老何操着一口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十分朴实，既没有当官的架子，也没有作家的派头。想想也是，老何虽是高干，又写过多部畅销书，但是他过去1、20年却都是在社会底层。当然这也和老何的随和个性有关。1986年8月，陈子明、李盛平们在烟台组织了一场讨论会，我和老何都参加了。我们一伙人一道乘火车同去同回，再加上几天的会同吃同住，大家混得很熟。老何的平易宽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年的夏天，武汉的《青年论坛》杂志发表了我的《论言论自由》，紧接着，9月5号，又在北京召开了一场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的研讨会。何家栋提交了一篇书面发言，开头一句就是：“胡平的文章写得雍容典雅，富有理论魅力，称它为现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似乎并不过誉。”读到这样的赞美，我自然深受感动。感动之余，又很是遗憾。我的《论言论自由》是1979年初发表在民主墻上的，如果在那时就有一批像老何这样的人站出来大力支持，那该多好。在这篇书面发言里，何家栋自己对言论自由也作了很多精彩的发挥。他把载入宪法的言论自由比作黄金，比作金元，把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提出的口号或方针政策，例如“言者无罪”的口号，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例如“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比作纸币，比作钞票。何家栋说，如果我们把金元放在一边不用，总是用钞票去流通，那么，钞票印发的越多也就越贬值，甚至会成为废纸。何家栋说，与其鼓励“言者”去做冒死进谏的烈士，不如对那些惯会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行者”略施管教，不说搞得他“别姬”，只消处几天拘留，相信双百方针的推行就会顺利得多。最后，何家栋写到：“中国有许多委员会，打苍蝇蚊子，有爱国卫生委员会；禁止随地吐痰，又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独独缺少一个促进宪法实施的委员会，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在那时，何家栋想来还不知道民主国家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功能或宪法法院，然而他却无师自通地触及到了这个重大问题。老何的悟性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作为异议运动的践行者，我们势必要面对体制，这就免不了要和一些体制内的官员打交道。我们对那些在体制内多少有一席之地的人的期待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你在我们面临可能的迫害时是否出面维护我们。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就在于整人与不整人。不整人的就是好人，反对整人的就是大好人。老何自然属于大好人。难得的是，老何不但维护我们，而且还赞成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那时我认识了不少以思想解放著称的共产党官员，其中不少当过右派当过右倾分子当过黑帮当过走资派，挨过批斗住过牛棚或蹲过秦城监狱。他们的人品和学识都很不错，对我很友善乃至有几分器重。我对他们也很尊敬。不过说实话，在当时，我对他们还不是没有保留。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共产党那一套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因此我吃不准如果这些老干部们了解到我的全部思想还会怎样对待我。但是我对何家栋就没有这种疑虑。我相信何家栋属于我们一路人。何家栋很推崇李慎之。不过在公开支持自由化的问题上，老何其实还先行一步。我和李慎之认识得更早。1979年秋的一天，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比较活跃的年轻人——包括我和王军涛等民主墻成员——开座谈会，闵琦特地介绍我和坐在他旁边的一位长者相识，他就是李慎之。那时，我和闵琦最志同道合，我在《沃土》上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后，他在《北京之春》上发表了《论出版自由》。按说李慎之早就了解我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可是他并不曾对我们表示过支持鼓励。以当20年右派的痛苦经历，李慎之那时的谨小慎微自然无可非议，何家栋的果敢则不能不令人钦佩。所以，我对何家栋后来的所言所行丝毫不感觉意外，例如他主持《经济学周报》，积极支持89民运，以及从90年代后期和李慎之等人一道弘扬自由主义。让我惊叹的是，老何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西方有句谚语说“老狗学不了新花样”。老何却不然。何家栋本来就没上过几天学，以前替他人捉刀代笔写下一系列被称为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那已经就够令人称奇的了；殊不知到了6、70岁后老何竟写起大块头理论文章来，而且出手不凡，颇见功力。老何对新知识新概念新理论吸收得很快，一点没有老年人常有的固步自封，什么现代后现代，什么现代性全球化，他都有所涉猎而且有所领会；与此同时，老何又决不赶时髦，凭着自己的阅历和悟性，老何对世事很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清清楚楚，实实在在。老何虽老，但后劲十足。就在去世前不久，一班朋友为他张罗出文集，老何还不大愿意，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文章还不满意，因为他认为他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诚如诺齐克所说：“死亡有多不情愿，取决于你还有多少事情未完成，取决于你还有多少做事的精力和能力。”人生苦短，志士常悲。死者渺渺，生者惕惕。首发北京之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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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安琪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与述评：民间艺术的传承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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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有些院士不肯去台湾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台湾能免于被侵占。

#院士 #台湾 #安全担忧 #政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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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1986年这次讲话后不久就被元老逼下了台，并随即开展反自由化运动。不过按照GROK提供的信息，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中共中央确实明确说过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人士（包括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最直接的官方依据是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7〕4号文件）。这份文件是当时规范反自由化运动范围、政策和方法的核心文件，其中明确规定：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有关党组织要及时向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通报情况，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建议，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农村不搞。党政军机关、城市企事业单位和军队主要是对广大党员进行正面教育。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份通知由赵紫阳主持制定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是为了防止运动扩大化、重复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时的“左”的错误而专门作出的政策界限规定。赵紫阳在多个场合（包括1987年1月28日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和春节团拜会讲话）反复强调：反自由化要尽量缩小范围，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严格限于思想政治领域，不涉及经济和改革，不涉及农村，不涉及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在反自由化运动初期有一些左的倾向和扩大化苗头（例如个别地方或单位试图向外延伸），但中央文件和赵紫阳的表态是明确的：只对党员（特别是极少数公开鼓吹自由化、影响大的党员，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不涉及党外人士。这个界限在当时起到了相当大的约束作用，也正是因为赵紫阳等人坚持这些政策，才使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最终未能全面铺开、迅速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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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而言中”的预言与沉重的警钟——评秦晖新著《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一）秦晖教授的《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美国鹿津出版社 2025年4月）是一部杰作。这部书对当今世界最重大的问题给出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解答。《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是一部先知书。作者的基本观点早在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作者说他并不想当预言家，作者从来不认为未来可以预测，但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如今的言论场，众声喧哗，怪论蜂起。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你都可以发现早有人做过某种预言。但秦晖并非只是做过预言，重要的是，他对他的预言给出了平实的说明与强大的论证。可惜他的见解未能在当时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他的洞见“不幸而言中”的今天，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所谓第三波民主潮，是指1974年至199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大规模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浪潮，以葡萄牙、西班牙和平转型为起点，以苏东剧变为高峰。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间，有30-60个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自由民主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以至于被称作“历史的终结”。然而，根据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报告》系列评估，从2006年开始，出现了民主的衰退或自由度的持续下降。包括被很多人视为灯塔的美国也出现了民主的倒退。与此同时则是威权主义回潮，尤其是专制中国的崛起。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历史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二）《拯救德先生》一书，汇集了秦晖20年来对民主危机、全球化、低人权优势等主题的讲座实录、对话和论文。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聚焦全球化下的结构性困境，下卷则回应最新事件如川普现象、乌克兰战争和AI竞赛。秦晖指出，当今民主世界正面临“四大危机”：经济社会危机：去工业化、贫富分化、民粹极化。中下层失业愤怒，福利体系难以为继。政治机制危机：代议制失灵、身份政治盛行、党派极化到无法妥协。国际秩序危机：民主国家内部分裂，威权国家通过“低人权优势”在竞争中占优，外溢影响全球。思想认识危机：对民主价值的自我怀疑、对威权“效率”的浪漫化想象。在秦晖看来，目前第三波民主遇到的危机，说到底与“全球化中的低人权优势”有关。关于全球化下的低人权优势，秦晖讲了一个“昂纳克寓言”。这是他在2009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研究会期间和前东德总理莫德罗交谈时讲的。秦晖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也就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成功地把东德的民主化镇压下去，柏林墙也还有，东德的老百姓也还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但是昂纳克跑到巴黎逛了一通红磨坊，跑到美国逛了一通拉斯维加斯，忽然觉得花花世界很好，他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他就开始搞开放，就是要跟西德搞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然后东德生产的商品可以过去，而且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不可能提供的那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比如说你看中那块土地，我就给你抢过来，你想赶走谁，我就给你赶走谁，比如说工人不准讨价还价，农民也不准讨价还价，国家财产想给谁就给谁，老百姓的财产想抢过来就抢过来，官商勾结什么的都可以做。如果昂纳克政府真是实行这一套，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很简单，西德的工厂就会一窝蜂地跑到东德来，然后把整个东德变成一片血汗工厂，然后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去覆盖西德的市场，那样一来，西德的工业就垮掉了。当然在东德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环境污染、血汗工厂、贫富差距、腐败，都会很厉害。但是假定东德人能接受，又假定西德也玩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秦晖认为，最后结果是，西德现在的这套社会制度将会完全崩溃。首先工会垮掉了，福利瓦解了，整个100多年来建立的所谓文明资本主义制度将荡然无存。面对这种困局，西德只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西德人搞自己的柏林墙，把东德的商品挡住不让进来，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你把自己的投资管住，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现在的西方就在这样搞，贸易保护主义越搞越厉害。但你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这套自由贸易制度本来是你自己倡导的，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二，如果你不修柏林墙，你就要把你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你就不能跟它竞争，福利和自由都要大大往下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向东德看齐。如果西德真的做到这点，老实说你也就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社会制度上讲你已经向它学习了。第三，西德在现行的体制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管是自由还是福利的减少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不要说别的，看一下现在的希腊，福利减一点，马上就有人上街，而且闹得天翻地覆，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如果你硬要这样干，西德就会发生社会动乱，那东德甚至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统一西德。当然，昂纳克寓言只是寓言。昂纳克寓言并没有在德国发生。可是，昂纳克寓言在中国发生了。其实，昂纳克寓言就算在德国发生了，后果也未必有那么严重——毕竟，东德很小，人口很少，只有1600万，而西德的人口有4600万，东德的人口还不到西德的三分之一。可是，在中国上演的昂纳克寓言就很不一样了。中国的人口有14亿，而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欧盟（把脱欧的英国也算上）、日本，还有韩国，加起来才只有10亿。中国能吸收多少发达国家的资本？一旦中国成了血汗工厂，那会对自由世界的经济、并进而对自由世界的政治乃至整个秩序造成何等的冲击？这些都不再是寓言，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已经是现实。昂纳克寓言在世界范围内正在上演。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两百年前由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那么到头来，交易双方都可以增进自己的利益。然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论前提之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生产要素在一国之内可以自由流动，在两国间则不能流动。在李嘉图的时代，国与国的自由贸易只限于产品。在当时，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是留在本国的。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却是在产品自由流动之外，还加上了资本和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人员的流动也增加了，不过人员的流动总有各种障碍，因而总是缓慢的、有限的；而资本的流动则易如反掌，十分快捷。既然比较优势理论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原先从比较优势理论推出的结论也就不一定还成立了。不错，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与贸易给两国的经济都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在一国之内，不同群体的受益情况却可以很不相同。在美国，跨国资本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失去工作的劳工则是相对的乃至绝对的受害者；在中国，最大受益者是政府。另外，两国的受益情况也不等同，总的来说，中国受益要比美国大。这就印证了昂纳克寓言。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劣币驱除良币，坏资本主义胜过了好资本主义。（三）那么，为什么昂纳克寓言没有在昂纳克的德国发生而却在中国发生了呢？其实，秦晖讲的昂纳克寓言本身就给出了解释。秦晖说：假如当年的昂纳克，成功地把东德的民主化镇压下去，然后又放弃了共产主义而搞起了改革开放，于是就会发生昂纳克寓言。但实际情况是，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没有镇压东德的民主化，东德是在与西德先实现了人权一体化之后才搞的经济一体化，所以德国没有发生昂纳克寓言。中国则不然。中国是在镇压八九民运之后再九二南巡大搞对外开放，所以就发生了昂纳克寓言。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会否发生昂纳克寓言，关键在于是否镇压民主化。在这里，“六四”事件是关键。秦晖并不是历史决定论者。秦晖并不认为，发生了六四，以后发生的一切就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秦晖讲到，尽管中共恋权者的倒退后来导致了1989年对民主诉求的惊世镇压，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经济改革，又导致了民主诉求的再起。而且与1989年前的民主诉求基本使用“体制内”话语（如“社会主义民主”）或“五四话语”（如“反封建”）来表达不同，1992年以后的民主诉求更多地向西方话语“接轨”，“自由主义”、“宪政”、“人权”“转轨”、“转型”、等等都成为热词，并与当时突破性的经济转轨相关联，诉求更加丰富，讨论与“争鸣”也更热烈。网络舆论的出现更促进了这一切。在中共掌握防火墙技术和网管、网警的控制严密化以前，网上舆论几乎全被“自由派”（不是美国语境下的自由派，而是指一切不满极权体制的人）主导，言论尺度横向比同一时期传统媒体、纵向比1989年以前都要大得多。那时的中国虽然还远谈不上言论自由，但直到2013年《南方周末》“宪政梦”被压制事件为止，在将近20年时间内，中国的言论空间之大，是1949年以来空前的，也是迄今绝后的。如秦晖所说，九二南巡导致民主诉求的再起，中国加入世贸推动了与世界接轨的呼声，也强化了政治改革的呼声。“六四”后这一波自由化虽然在后来遭到压制，但这一过程以及结果也并不是必然的。历史从来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只不过在某些大背景下，一种或然性要比另一种或然性更大，存在着路径依赖，但并不是命中注定，而在关键时刻的某些关键人物的行为可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正像昂纳克寓言所预言的那样，美国果然打起了贸易战，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可是，传统的保护主义放在今天行不通。传统的保护主义（主要是高关税壁垒、全面进口限制等）在当今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取得预期的正面效果，搞不好还适得其反。因为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全球化，因此，川普仍然采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贸易保护主义也无法解决今天的全球化造成的问题。（四）秦晖这本书对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同时也提出了拯救民主的若干方案。相比之下，前者是重点。毕竟，知难行易。我们首先要对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有正确的认知，包括充分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尔后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应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秦晖这部书是一记沉重的警钟。 2026年3月10日首发：自由钟双月刊杂志2026年3月号总第10期。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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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黎智英被特赦的可能性很大。因为1、川普多次讲到黎智英，包括在去年10月釜山和习近平会见时当面提到黎智英。2、如果黎智英被判的刑期不长，被特赦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可是黎智英被判刑期长达20年，反而增加了被特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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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是否可能在川习会前夕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及送到美国？有港府官员说，香港没有保外就医的法律。照此说，黎智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的可能性很小。但香港的基本法有规定，如果被判刑的人年老体衰而被判的刑期又很长，以至于很难活过刑期，特首有权给予特赦。看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黎智英 #川习会 #保外就医 #香港基本法 #特赦

3周前

记得六年前，2020年，以习近平的发小马晓力为首的一批红二代发表公开信反对中共当局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老知青。近日在内蒙古地区突然发生的：关于在全区小学实行全国汉语统编教材的决定。一石激起千重浪，此事在蒙古族同胞中引起轩然大波和极大的恐慌。令我们这些年届七十有余的老知青非常震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次《汉语》统编教材一事，已引起蒙古族同胞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作法非常不认同和十分抵触”。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公开信联署的还有宋彬彬，就是那位在文革初期红八月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公开信提出五点建议，但是当局一条也没有采纳。六年过去了，当局在强推汉语挤压民族语言上越走越远，变本加厉。

3周前

今天是3月10日。67年前的今天发生了拉萨事件。我郑重向读者推荐这本书《1959：拉萨！》。作者李江琳原先在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工作，主持过多次大型讲演和讲座活动；两年前，李江琳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全力投入西藏问题的研究与写作。一年半后，李江琳就把这本《1959 拉萨》呈现于读者面前。李江琳著《1959 拉萨！》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2010年7月出版，正文前有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现居美国的阿嘉仁波切写的序言。全书分23章，共361页，并附有几十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为什么要选择1959年拉萨事件作为切入点呢？作者说，因为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有了答案。作者披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包括中共官方出版物以及汉藏双方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细心的梳理和独立的研究，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叙述。凡欲了解西藏问题者不可不读。 1959年3月10日上午，拉萨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了达赖喇嘛居住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按照原计划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随后民众举行和平的集会游行，喊出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和西藏独立的口号。接下来的几天，藏人和中共西藏工委、解放军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形势越来越紧张。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率领家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主要官员离开罗布林卡，经过两周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两天后，驻藏解放军和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关民兵向拉萨藏人发动猛烈攻击。如李江琳所说，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有两次解放军进城杀人，一次是1989年6月的北京，另一次就是1959年3月的拉萨。乍一看去，1959年拉萨事件是被一件偶然的事情引发的，那就是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藏人前去阻止，于是酿成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那么，为什么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担心那是一场鸿门宴，担心达赖喇嘛会被劫持被绑架。为什么藏人有这样的担心，因为自1956年以来，中共在西藏周边的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的藏区推行暴力土改和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迫害，激起了藏人的强烈反抗，然后遭到中共的残暴镇压，在这些地方，很多藏人首领就是被中共邀请开会或赴宴，结果一去不返。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都说，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一场“叛乱”；但李江琳通过她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公开的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根据作者的研究，拉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是普通藏民和少数藏人中下层官员，在抗议活动的高潮期，噶厦政府陷于瘫痪，达赖喇嘛也控制不住局面。换言之，拉萨310事件本来是一次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倒是中共方面，早就在寻找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放手把在内地推行的那套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310藏人的集会游行给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军区一个开打的理由；又由于中共方面经过长期策划，早已具备打的条件。再加上当时坐镇拉萨主持工委工作的谭冠三将军先斩后奏，擅自下达开打命令，在藏人的圣城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大屠杀。拉萨之战结束后，中共即派出大量野战军进入西藏各地平息“叛乱”，大开杀戒；与此同时，又凭借暴力，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给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西藏的历史从此改变，汉藏关系从此改变。 51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毛时代，中共推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1959年拉萨事件的是非曲直，应该说已经一目了然。邓小平上台后，着力纠正毛时代的种种错误。1979年，当局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接触，流亡印度20年的达赖喇嘛派出第一个访问团来到西藏。访问团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藏人涌上街头，恸哭着呼唤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这一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藏人的心是在哪一边。那天，李江琳对我说，她准备写一部流亡藏人史。我当即拍手叫好。自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率众出走印度，51年来，藏人谱写了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集体流亡。其艰苦卓绝、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与灿烂辉煌不亚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我殷切地期待李江琳的新著早日问世。 2011年1月5日 —— 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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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川普就要出访中国了。川普自己送上门来，中共要对之斩首易如反掌。中共做事从来没有底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么中共会不会对川普实行斩首呢？不会，绝无可能。因为中共很清楚，如果它敢这么做的话，立刻会招致美国的猛烈报复，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也不敢对习近平实行斩首，也不敢对金正恩实行斩首。斩首行动只能用于那些缺少强大报复力量的国家。

#川普 #中国访问 #斩首行动 #国际关系 #美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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