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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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0小时前
在《刘晓波纪念文集》 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2017年12月10日）——作为老朋友，我至今仍很难相信，刘晓波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刘晓波永远活在人心之中。这部《刘晓波纪念文集》就凝结了我们的这一心愿。 在读完廖亦武的《六四·我的证词》后，刘晓波写道：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 然，二千年前那个生於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天安门大屠杀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缺少挺身而出 的道义巨人。 刘晓波就是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就是一个殉难者。我们的义务就是让刘晓波以及其他一些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让这些殉难者，提升人的精神品质，改 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刘晓波还够不上道义巨人。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刘晓波是否够得上道义巨人－－我当然认为他够得上，而且我们 还有不少这样的道义巨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有多少人还愿意追随道义巨人的脚步？殉难者还能不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在今天， 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道义良知的信心。他们认为，良知是无力的，理性是无力的；对付共产党这个流氓要靠流氓才行。我当然知道，在为正义而战的队伍里并非都是 道德君子，而那些不是道德君子的人也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我坚信，正义的事业必须要有浩然正气，必须要有道义巨人的榜样，必须要有殉难者精神的激励。因 此，正是在今天这样堕落的时代，我们纪念刘晓波格外必要，也格外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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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1小时前
胡平：《刘晓波文集》导读（2010年12月10日） 作为当今中国争取人权运动的重要象征，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可谓实至名归。 刘晓波著作等身。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并发表了很多文章（单单是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刘晓波文选” 栏目下就收录了784篇），此外还有大量的、难以统计次数的采访。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领略刘晓波思想之精要，独立中文笔会的几位同仁商议，决定选编一部刘晓波文集。我负责选编他的政论、文论和时评，晓波的妻子刘霞负责选编他的诗歌，然后交廖天琪女士增删整理和定稿。到目前为止，这部文集的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等十几种语种的翻译和出版都已经在进行。中文版则交给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这里，我不妨对刘晓波的文章，主要是对他的政论文章与时事评论做一番简要的介绍，并附上我的一些理解与说明。 （一） 刘晓波不仅是自由理念的阐述者，而且也是践行者。正如晓波所说：“在当今大陆，对自由的言说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但是，对自由的践行反而倒退向无所作为的困境。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陆知识界的整体都奉行一种自觉的心口不一、说和做完全背离的生存策略。” 六四之后的中国，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各种非官方的思潮应运而生。在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就有十好几种。例如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三民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思潮，大多数都并不否认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尤其是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更是达到相当广泛的共识。很多人都能背诵伏尔泰那句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面对着每天都在发生的强权侵犯自由的罪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却宁肯掉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一声不吭。他们也不会接受榜样的召唤和良知的激励，更不会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耻辱，有的甚至还自鸣得意。 我早先讲过：自由民主这套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什么是信？信不只是认知，信更是意志。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诚如晓波所言，“自由的力量在于践行”。对于晓波，自由不只是文章里的漂亮词句，更是他勇敢捍卫自由的践行。每当强权侵犯自由，晓波都挺身而出，从不缺席。晓波不但写下了大量文章，从理论上对自由的理念做出有力的阐释，而且还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公开信和签名信活动，对现实中发生的侵犯自由的案例及时地表示抗议。晓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践行自由的典范。 （二） 从投入八九民运至今，二十一年来，晓波始终坚持非暴力。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运动。说来很有讽刺意味：在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国家还没有一个用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当时，国人都对非暴力怀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到了六四以后，到了今天，苏联与东欧一系列共产国家都通过非暴力抗争而实现了和平转型，按说人们应当对用非暴力战胜共产专制更有信心了，在中国，反而有很多人对非暴力失去了信心。 针对这种情况，刘晓波写了不少文章，反复阐明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即使是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有效的，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暴力抗争则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玉石俱焚；再者，专制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有形资源，反对者的力量则在于人心与历史发展的趋势。晓波认为，在共产专制下，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表现是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它的基本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专制政权。 晓波强调，非暴力抗争所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反抗者应体现出秉持正义，直面暴虐，忍受危险、痛苦与屈辱的超常道德勇气。他深以为憾的是，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或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因此，他对六四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包括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抗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的抗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晓波尤其推崇天安门母亲运动。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却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三） 讲到刘晓波的非暴力思想，我们不能不提及他在“最后的陈述”里所说的“我没有敌人”。 刘晓波这句话引起一些非议。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晓波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早在八九民运时，晓波就在他起草的那份六二绝食宣言里写到“我们没有敌人”。 我们知道，非暴力抗争是以柔对刚，以柔克刚。从事非暴力抗争的人们不应该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把双方的关系认定为你死我活。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告诉我们：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应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与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要专制统治者在和平抗争面前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必不可少，那就是让他们相信，虽然此前他们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现在放下屠刀，转而接受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罪行进行追究。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有的批评者认为，“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如果是出自宗教家之口，那是展示其宗教情怀，因此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刘晓波并非宗教家，他说这句话就站不住脚。这种批评未见妥当。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提醒我们，“神圣”这个词常常被很多人严肃、而且十分认真地使用，但是这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杜威（John Dewey）主张把作为名词的“宗教”和作为形容词的“宗教的”加以区分。他拒绝前者而肯定后者。照杜威看来，一个人若是对某些事物抱有一种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友谊或爱情的活动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就可以说是宗教的。依照此说，“神圣”和“神”也可以做出区分。一个人可以不信有神，包括不信有来世之类，但信神圣，或者说有终极关怀，也就是认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如果说林昭的牺牲精神来自于她的基督教信仰，并非宗教信徒的遇罗克不是也做到了视死如归？ 在“最后的陈述”里，晓波表达了他要致力于消除敌对意识，用最大的善意化解政权的敌意。而早在1997年1月，人在狱中的他在写给妻子刘霞的信里就表示，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他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晓波说，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是不断地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走向终极的存在。你可以怀疑晓波是不是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但你不能说这种态度压根不成立。你可以对他“没有敌人”的立场提出异议，你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但是你若是因此而上纲上线，指责刘晓波是在向专制者献媚，那就是极大的曲解，那无疑就太过分了。 （四） 晓波有本书，书名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书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一直坚持的民间立场。 所谓坚持民间立场，意义有二：一是说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间，二是说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国人要坚持体制外立场，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晓波并不否认体制内人士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也希望促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他坚信，唯有立足于民间，唯有发展壮大民间力量，才是促成体制内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也才是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在促进民间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刘晓波很注意反对精英主义，大力主张精英与草根的结合。以国人经常采取的签名信活动为例，一方面，很多签名信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权益遭到侵犯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参加签名的人也不限于名流和精英，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常常和普通网友并列。晓波对此深表赞同并大加鼓励。 如果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中“刘晓波文选”栏目里的将近八百篇文章的标题浏览一遍，你会发现，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关于普通民众，关于弱势群体的。例如城市职工问题和下岗工人问题，农民和农民工问题，访民与网民，基层选举问题拆迁问题，天灾人祸的无辜死难者，罪恶的劳教制度和收容审查制度；还有太石村事件，瓮安事件，汕尾事件，杨佳事件，黑窑童工，结石宝宝，以及起自草根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凡此种种，无一不被晓波所关注。尽管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总是用他那支锋利的笔及时地发出呼吁和评论。 在讲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时，晓波着力强调普通民众的高贵表现，告诉世人不要忘记那些普通的死难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仍在狱中的无名者，包括那些所谓暴徒。晓波是国内知识分子中最早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在08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刘晓波即与王力雄共同发起，提出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 （五） 在异议群体中，刘晓波常常被归为温和派。比方说，由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就是一份很温和的文件。不过你要是阅读刘晓波的有些文章，你又分明感到它们是那样尖锐、透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己写文章是一回事，组织一次集体行动是另一回事。组织集体行动，你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尽量降低不必要的风险，力争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对于非暴力集体行动而言，没有数量就没有力量。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一种诉求具有温和的形式或外貌，未必就不具有对专制统治的致命杀伤力。言论自由该是很温和的了吧。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专制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不久前，中共官方刊物《求是》发表文章，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由此可见，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是完全正确的，那种以空泛的高调贬低这套维权策略的观点则是十分肤浅的。 综观晓波多年的时评，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时局的判断不但很敏锐，而且很清醒。他密切追踪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拓展都有很深刻的观察与阐述。与此同时，他又不曾陷入盲目的乐观或焦躁。晓波从未一厢情愿地幻想上层会自动地推行政改，也从未预言中国马上就要崩溃或者是民间力量一夜之间就掀起风潮冲垮专制。事实上，不少异议人士之所以采取更激进的策略，那往往是出于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六） 晓波赞成经济改革，但是他不认为经济改革会自动地引起政治改革。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否则流弊无穷。 以产权改革为例。晓波指出，在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推行产权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贵私有化，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时至今日，权贵们已经把属于全民的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瓜分殆尽。中国的贫富悬殊并非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因此，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只靠强化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而是必须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 晓波正确地指出：在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质区别，在于如何面对权贵私有化的既成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清算，主张对不义之财实行既往不咎的一刀切式的无条件赦免。晓波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反驳。他强调实行清算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之一。清算应该主要针对国家公职人员，要以法治的手段进行清算，不要搞运动式的清算。不错，权贵者们恐惧清算。但晓波认为，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们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们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为底线。尽管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实行清算的现实可行性相当渺茫，但是自由主义者也决不能放弃批判，向不义现实投降。 晓波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认清今日中国的问题以及应对未来的转型，都是很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 （七） 1993年初，刘晓波第二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这时的刘晓波，已经坐过一年多的监狱，又被剥夺了教职。他完全可以留在自由的西方，但是他仍然选择了回国。 为什么要回国？晓波在接受《中国之春》记者亚衣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晓波说：“我没有说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处境的考虑，做哪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愿，我更舒服。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哪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 注意，在这里，晓波首先不是用“为中国民主”，而是用“生活得舒服”来解释自己回国的动机。当然，这里的“舒服”不是指物质丰盛，春风得意，而是指自在，即英文里的at home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成长在一定的地域和群体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记忆，并由此而产生出家园感、归属感。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一点。晓波是出过国的，加上他又很敏感，能体会到一个用中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孤独寂寞。这里的所谓孤独寂寞，不是说没有人和你相处，而是说你周围的人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对你的感受缺少共鸣。晓波清楚地知道他是属于中国的。换言之，晓波首先是从归属感的意义上解释自己回国动机的。其实，这正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即那种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斯土斯民的那种天然的情感和难以割舍的依恋。 上面这番说明，我以为很重要。因为晓波一向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晓波写过一本批判中国民族主义的书，把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单刃毒剑”。晓波说：“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这显然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概念的多义性有关。倘若按照上面所说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晓波无疑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当然，他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至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以及“三百年殖民地”的惊人之语，则使人联想到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鼓吹全盘西化，主张废除方块字，打倒孔家店，赞美租界，等等；其目的却还是为了中国好，为了自己所属的民族进步。正像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即便人会反对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个变样，他还是属于一个源源不断的传统，他还是从自己的那条河而来。 （八） 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二天，刘霞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晓波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联想到早年刘晓波的狂傲张扬，自我中心。我们不能不感叹今日的刘晓波，已经完成了怎样惊人的自我超越。 我以为，晓波身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对自我有极高的追求，也有极强的反省能力。作为六四幸存者，晓波时时为负罪感所困扰。对于自己曾经在压力下违心地写悔过书，他总是觉得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认定，只有重新投入抗争，重新面对压力，重新承受苦难，才能赎回先前的罪过，才能换回良心的安宁。无论现状多么令人灰心，也无论自己的处境多么险恶，他都要求自己必须坚守，即使再度坐牢也在所不惜。在写给廖亦武的一封信里，他表示，“坐牢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良知”。是的，他的反省有时也失之偏颇，但他能通过进一步的反省纠正自己，从而达到更深刻的领悟。晓波不只是一名异议者或民主斗士，他对社会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他不只追求事业的成功，他更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如今，晓波被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那也意味着被推上精神领袖的崇高地位。没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体现在对完美的不断追求。我们期望晓波能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更大的作用。 —————— 《刘晓波文集》，刘霞，胡平，廖天琪编选，鲍彤序，胡平导读，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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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2小时前
丧钟为谁而鸣——这是一个悲哀的时刻：2017年7月13日下午5点35分，刘晓波因肝癌延误治疗病逝于中国沈阳。全世界眼睁睁地看着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在中共暴政之手而无可奈何。仅仅是在刘晓波过世之后，西方领导人才在公开讲话中提到刘晓波的名字并表示致敬，但他们没有对把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囚禁至死的中国政府提出严正谴责。在中国，由于当局持续多年的压制，只有一小批人在为刘晓波哀悼，多数人则不关心或沉默。于是在不少人看来，刘晓波投身的事业只不过是中国主流社会之外的一小股泡沫。 不，不，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不要忘记，28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就在刘晓波从纽约飞回北京的那一天，爆发了四二七大游行，十里长安街成为人潮与旗帜的海洋，一眼看不到尽头。八九民运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只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首先是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共同愿望。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用超乎世人想象的残暴手段镇压民运，导致了中共统治集团空前的大分裂，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就在这一年，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自由民主力量取得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在那时，人们普遍相信，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指日可待。 然而，28年过去了，中共专制政权并没有垮台；它站住了，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尤其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超出一般人的预料。同样超出很多人预料的是，中共政权并没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它甚至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变得更柔和更宽容，而是变得更蛮横更霸道，并且在国际事务中也不再韬光养晦，而是变得更高调更咄咄逼人；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却遭遇到种种麻烦。就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普世价值的最严重的挑战。 刘晓波在十年前写道：“我的担心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国家中国，现在的西方人可能再犯一次大错误。”刘晓波向国际社会忠告：“国际主流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事实是：今日的独裁中共与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君不见，钱包鼓起来的中共政权正在全世界展开金钱外交，它已经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它用经贸利益来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场来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而面对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独裁大国，如果它的独裁崛起得不到来自外在的强力制约，继续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采取绥靖主义，就将重蹈历史覆辙，其结果，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将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进程。所以，要遏制独裁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自由世界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从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叱咤风云到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孤独离世，刘晓波的命运绝不仅仅反映出中国民主的困境，它也是对世界的警报。28年前，谁能想象到今天的世界竟变成这般模样。照这样的趋势下去，28年后的世界不堪设想。丧钟为谁而鸣？但愿刘晓波之死能成为扭转的开端。 2017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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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天前
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谈起——1975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运动：评《水浒》。这件事现在很多人恐怕不知道或是淡忘了，不过当时毛讲过的几句话很多人却记住了。 毛泽东评《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这话一想就不对。想那宋江，当初以戴罪之身发配江州，在浔阳楼还醉提反诗，曰：“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怎么到了在梁山汇集天罡地煞一百单八将，当上寨主，反而倒老想着受招安，反而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 不错，宋江当上寨主后，确实老想着受招安，但其他那些不想招安的领袖，又有几个是想着争天下夺皇位呢？实际上，大多数好汉只是满足于占山为王而已。 王伦时代的梁山泊，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平日只是干些打家劫舍、小打小闹的勾当，皇帝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地方政府也懒得倾力围剿，或许还有养寇自重的小算盘，借机多向朝廷要维稳经费。等到宋江一伙先后上山，梁山的实力迅速增长，宋江也名列四大寇，在皇帝那里挂了号，于是梁山就面临被朝廷大军征剿歼灭的巨大危险。与此同时，梁山的发展似乎也遭遇瓶颈，看不出有燎原之势席卷天下取而代之的气象。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宋江才打起受招安的主意。你可以说宋江才具不够，没有呼风唤雨改朝换代的本事，但你不能说他主观上就没有过取而代之的野心，主观上就甘心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其实，在历史上，外国的造反者才往往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的造反者动辄就连皇帝一起反。 在外国，不论是欧洲还是俄国，再有亚洲的日本、印度、泰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比较强，极少有造反者拉起大旗公开宣布反皇帝的。虽然也发生过对王位的争夺，但争来争去还都是在王室的家族内部倒腾。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间造反是普加乔夫领导的，而这位普加乔夫却还是冒充沙皇彼得三世。 中国的历史就不同了，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君权缺少神圣的光环。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来年历史，改朝换代，江山易姓竟多达二十几次，可见你不能说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见毛泽东评《水浒》实在是皮毛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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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天前
安琪：巴黎「自由谈」沙龙首次举办艺术家跨国对谈活动 7月5日，巴黎「自由谈」沙龙特邀台湾艺术家、实验声音表演策展人廖芊乔博士，和重“隐形劳作”与“自反性”观照，在空间中发现被遮蔽的存在的当代艺术家赖志盛先生，莅临沙龙演讲，题目是「艺术语汇的力量──非意义之意义和无游戏规则之游戏 」。。。。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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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4天前
胡平：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 (1)一党制即一党专制 所谓一党制， 并不是指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而是指由一个政党长期执政。譬如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问题是，从1949年至今，中国一直是由共产党执政，所以中国是一党制。 但是，一党制又不同於所谓一党独大。在很长一段时期，日本一直是自民党一党执政，民主化後的台湾，至今（1999年）仍是国民党执政。问题是，在日本和民主化後的台湾，不但存在着其他的政党，而且这些政党也能够以政党的名义和执政党进行和平与公平的竞争；在理论上，其他政党完全有上台执政的机会。象日本和台湾的情况可以称为一党独大，但并不是一党制。 因此，所谓一党制，其实就是指一党专制。在一党制下，并不是没有别的党，而是不准有别的党；并不是没有别的党向执政党的地位挑战，而是不准有别的党向执政党挑战。“没有”是一回事，“不准有”则是另一回事。一党制下的一党长期执政，实际上是执政党用暴力禁止其他政党出现，禁止其他政党平等竞争权力的结果。常听到这样一种为共产党专制做辩护的论调——“毕竟，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当然了，既然它拼命地扼杀“唯二”、“唯三”。 (2)关於两党制和多党制 自由民主制必然会是两党制或多党制。 所谓两党制，并不是指一个国家之内只有两个政党，而是只有两个政党势均力敌，轮流执政，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也有第三党，第四党以及其他政党，但它们一般不具有和两大党分庭抗礼的实力，基本上没有执政的机会。多党制是指一国内政党在三个以上，而没有一个政党具有绝对优势，法国即为一例。 美国学者雷(D.W.Rae)提出过一个简明的分类标准。他把在国会中两个最大政党所占席次的总和占90%以上，且无任何一党的席次超过70%以上者，称为两党制；如果有一党的席次超过70%以上，叫一党独大制；如果无一党席次超过70%以上，两大党席次总和也未超过90%以上，叫多党制。 需要说明的是，其实，并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两党制或叫多党制(或一党独大制)。政党的出现乃是民主制下自由结社的产物，其间并没有数量的规定或限制(在只有两千多万人的台湾，登记注册的政党就多达七十几个)。在相关制度都不变的情况下，选举的结果完全有可能发生变化。譬如在民主化後的台湾，国民党有好几次赢得70%以上的席次，因此依照雷的标准，你应该把台湾叫做一党独大制；但在另 外几次选举中，国民党的席次低於70%，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席次总和超过90%，这又成了两党制；新党一度异军突起（后来又有亲民党、民众党），再加上其他力量，也出现过把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席次总和压倒90%以下的局面，那岂不是说又变成多党制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里，究竟是容易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还是两党争雄的局面，抑或还是多党角逐的局面，也不是纯粹偶然的。它和两个因素的关系很大，一是该社会的歧异程度，一是选举制度。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有比较严重的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地域或意识形态等冲突，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多个其实力不相上下的政党，这就会呈现多党角逐的局面，也就是平常人们说的 多党制。如果该社会内部的歧异性不显著，那么比较可能成为两党相争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两党制。但这又和选举制度有关，如果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仍有可能成为多党制。 (3)选举制度对政党多寡的影响，杜维热法则 我们知道，选举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曰单一选区制，一曰比例代表制。另外还有一些选举制度介乎二者之间，如半比例代表制(包括限制连记投票制)和混合制。限於篇幅，我这里只讲前两种选举制。 按照单一选区制，每一选区只选出一个人。在这种制度下，小党的候选人当选机会极小，原本支持小党候选人的选民为了不使自己的一票白白浪费，通常会把票转而投给其政纲政见比较接近的某一大党的候选人，於是就容易形成两党对峙的局面。按照比例代表制，各政党根据得票多少的比例分配席次，小党也有分得少数席次的机会，故而容易形成多党的局面。上述选举制度与政党关系的规律，一般人称之为“杜维热法则”(Duverger's Law，按：杜维热是一位法国政治学家)。 需要补充的是，如上所述，在单一选区制下，容易形成两党对峙的局面，如果各选区的歧异不大，那么，各选区的两党将大致上是同样的两党，於是全国就成了两党制。比如说，假如在绝大部分选区都是甲党和乙党争雄，那么整个国家就将是甲党和乙党争雄的两党制。但假如各选区的情况差别很大，在一些地区的两党不等於就是另一些地区的两党，比如说，在有些地区是甲党和乙党争锋，而在另一些地区是甲党和丙党、或乙党和丙党、或丙党和丁党争锋，因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并没有哪两个党特别占优势，则全国仍可能呈现为多党制的状态。不过，这後一种情况并不常见。以美国为例，美国内部的歧异性不可谓不大，照说很容易成为多党制，但美国正是典型的两党制。我们知道，美国实行单一选区制，可见，选举制度会对政党多寡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然，美国之所以成为两党制而没有成为多党制，还有其他的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早先，在美国，有权参与政治的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白人，而且主要是新教徒，内部歧异性并不大，更加上单一选区制之助，故而形成两党制。後来随着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发展和民主的扩大，其内部歧异性显著增加，但由於先前的两党格局已经形成，而美国的政党又一向讲实用不拘泥，善於吸纳新生力量，大部分新生力量也乐得采用直接进入原有的两党格局的办法实现自己的要求，所以美国的两党制就这样成功地一直维持到现在。 常有人抱怨，说中国人不善团结合作，搞政治总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其实，“宁为鸡首不为牛後”乃人之常情，非独中国人为然。杜维热法则告诉我们，在小党也有胜算的情况下，一般人都宁可坚持小党，彼此之间不肯轻易妥协合并成大党；只有在小党不可能获胜的情况下，理念接近的小党才愿意合并成大党。这就是说，理念接近的小团体是否愿意整合成大团体，那和所谓民族性或文化传统的关系较小，倒是和政治态势及政治体制的关系更大。 摘自《民主转型期的政党——中国政党政治展望》，1999年12月《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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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4天前
这是傅国涌发表在1996年8月号《北京之春》上的长文“民主阶段论”。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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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5天前
都说人类社会是有机体。此话也对也不对。无孔不入的商品交换，无远弗届的信息交流，早把世界联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但是，人类社会又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眼睛里落入一粒细微的沙子，牙齿里长了一个小小的 洞穴，内脏中混进了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病菌，你就会全身不自在。然而，在人类社会呢，当一些人被抢劫被剥夺，被殴打被监禁，其余的人却未必都会感同身受。几家欢乐几家愁，饱汉不知饿汉饥。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以及并不是都能得到及时制止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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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5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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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6天前
胡平：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 胡平：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转世法律争议引发中央政府干预讨论· 4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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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6天前
吴思先生善于发明新概念。他提出的几个概念，例如“潜规则”，如今已经成为流行词。吴思的书富于启迪兼妙趣横生。吴思常常提出一个大观念，试图用它来解释历史和社会－－起码是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不过你要是不同意作者的大观念也没关系。你依然会认为吴思的书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刺激你的思考，另外也因为吴思的书经得起拆卸：即便吴思的思想作为一台整体的机器不能运作不能成立，但其中很多部件还是很闪光很灵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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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如果政教合一，中央政府有权干预转世，否则无权干预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 洪磊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十四世达赖喇嘛并不是经当时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事实是，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遴选过程中，民国政府确实表示过想干预的愿望，但西藏政府没有理会。事实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从遴选到确认到坐床，都是由西藏摄政王和僧团完成的。在举行坐床仪式时，民国政府派遣蒙藏委员会的吴忠信前去主持。但阿沛阿旺晋美在1989年讲话中明确说到： “没有吴忠信主持坐床仪式的事，他是作为国民政府代表‘观礼’的。” 为什么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希望参与达赖喇嘛的转世确认呢？因为当时的西藏是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是西藏地区政府的首脑。对国民政府而言，作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怎么产生和我们无关，我们管不着，但作为政治领袖，作为西藏地区政府首脑，达赖喇嘛怎么产生，这就和我们中央政府有关系了。中央政府就有权参与其产生过程，即便达赖喇嘛完全按照他们藏人自己的规矩产生出来，起码也还该得到我们中央政府的认证吧。否则怎么体现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呢？否则怎么体现你是地方政府、我们是中央政府呢？这是国民政府的思路。可是那时的藏人想的不一样，不少藏人并不认为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不认为他们和中央政府有从属关系。他们并不买中央政府的账。到头来，国民政府想参与没参成，只是出席了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国民政府的代表自认为是来主持典礼的，也是这么回去向中央政府禀报的，但人家藏人却只把你当作观礼的贵宾而已。 应当承认，当年民国政府想参与转世确认，多少还有一定道理。因为那时的西藏是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但是这条道理在今天就不成立了。因为今天的藏人已经是政教分离，达赖喇嘛已经退出政治，不再兼有政治领袖的身份，而只是宗教领袖。既然如此，现今的中共当局又有什么理由去参与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呢？
达赖喇嘛转世法律争议引发中央政府干预讨论· 4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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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里所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其独特性在于，以西藏为例，在清代，西藏既不像四川、山东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省，也不像朝鲜、越南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藩属国。在清代，西藏和满清王室是供施关系。满人信喇嘛教，清帝尊西藏法王为上师，为西藏提供保护；藏人则把清室当作施主。相比之下，这倒有些类似现在的英联邦的某些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独立国家，都尊英王为共主，故而成为英联邦的成员。考虑到英王并不尊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领袖为上师，历史上澳、新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西藏并不曾是中国的或满清的殖民地，说明当年的西藏的地位还要更高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藏人坚持认为，在清代，西藏也是独立国家。 在这种关系中，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藏人和清帝的关系之上的，如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联邦的关系是建立在它们和英王的关系之上的。如果英国废除君主制，那么它们就不再是英联邦成员了，就和英国没有关系了。同样地，如果没有了清帝，西藏就和中国没有关系了。这层关联，康有为等立宪派非常清楚。立宪派说：“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立宪派知道，唯有保留清帝，才能留住西藏。废除清帝，西藏就脱离了。这正是立宪派坚持君主立宪的目的之一。 然而等到武昌起义枪声打响，后来又南北议和，清帝发布退位诏书，宣布把“满、汉、蒙、回、藏完全领土”全数交给中华民国，西藏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清帝国的一部分成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貌似完成了无缝对接，可是这种无缝其实是有大漏洞的。当然，如果藏人愿意接受这种对接，那就不是问题；问题恰恰是，藏人从来没有接受过。 当清帝在退位诏书中把“满、汉、蒙、回、藏完全领土”全数交给中华民国时，并不曾征求过藏人的意见。起初，藏人对他们“被代表”甚至不知道。后来藏人知道了，立即表态拒绝。1913年，流亡归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和蒙古签订《蒙藏条约》（注），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几次申述对西藏的主权，也曾派官员进藏，但西藏政府都未接受。 （注）2007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史伯苓（ Elliot Sperling ）在俄国的布里亚特（Buryat）的档案馆中发现了《蒙藏条约》正本，该条约的前言明确写道：“蒙古和西藏已经从满王朝解放，并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据史伯苓教授说，这件历史文物一直不公开，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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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国民政府希望参与转世确认呢？因为当时的西藏是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是西藏地区政府的首脑。国民政府想，作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怎么产生和我们无关，我们管不着，但作为政治领袖，作为西藏地区政府首脑，达赖喇嘛怎么产生，这就和我们中央政府有关系了。中央政府就有权参与其产生过程，即便达赖喇嘛完全按照他们藏人自己的规矩产生出来，起码也还该得到我们中央政府的认证吧。否则怎么体现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呢？否则怎么体现你是地方政府、我们是中央政府呢？这是国民政府的思路。可是藏人想的不一样，不少藏人并不认为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不认为他们和中央政府有从属关系。他们并不买中央政府的账。到头来，国民政府想参与没参成，只是出席了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国民政府的代表自认为是来主持典礼的，也是这么回去禀报的，但人家藏人却只把你当作观礼的贵宾而已。
达赖喇嘛转世法律争议引发中央政府干预讨论· 4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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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建设与达赖喇嘛退出政治及政教分离 简而言之，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流亡状态下所实践的、以及他们希望未来在西藏实行的，主要就两条：一是民主政治，政府和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二是政教分离，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达赖喇嘛只是宗教领袖，不是政治领袖。 早在五十年代，达赖喇嘛开始亲政，就有改革传统体制的愿望，但当时未及推行。1959年3月拉萨事件后，达赖喇嘛率众流亡印度。在这一年年底举行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就提出要建立民主制度。第二年9月2日，西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议会（流亡）宣告成立。流亡藏人实行一院制。第一届人民议会共有议员13名。此后，议会又进行了多次改革，增加了议员名额，扩大了议会权力。 2011年3月我和苏晓康应邀访问达兰萨拉，正赶上第十五届流亡议会的选举。这一届议会共有44个议员名额。议员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再有流亡政府即行政班子的选举。早先，流亡社区草创之初，由于条件不具备，流亡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流亡政府的各个部长（通常是7个，包括首席部长）都是由达赖喇嘛任命的。其后，由达赖喇嘛提出14名人选，经议会投票选出7名。2001年，首席部长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然后由当选的首席部长组阁，提出其他部长的人选，经议会表决批准。第一届民选首席部长是桑东仁波切；2006年连选连任，2011年任满下台。桑东仁波切是僧侣，也是学者，当时（2011年）72岁，在年龄上和达赖喇嘛是一代人。 2011年3月是第三届首席部长选举。由于候选人多达十几位，选举分两阶段进行，先是预选，产生三名正式候选人，然后决选。整个选举过程相当开放，相当民主。 首先，候选人不是由“上面”指定的，而是由“下面”自己推出的。各地区、各教派、各寺院、各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议员候选人和首席部长候选人。其次，选举很富有竞争性。有演讲会、辩论会、答辩会、研讨会；尤其是三位首席部长的正式候选人，不仅走访各社区，还在自由亚洲电台举行了电视演讲和辩论。一批知识分子还创办了报纸专门报道选举盛况。在选民方面，参与热情非常高，投票率创纪录。据了解，北美地区的投票率高达78%。考虑到选民居住是那么分散，投票并不方便，这个数字的意义更不容低估。 在这次首席部长选举中，三位正式候选人洛桑桑盖（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丹增特桑（前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现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和扎西旺迪（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事务部部长，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都不是僧人。当选的洛桑桑盖是平民出身，当年（2011年）才43岁，和王丹、吾尔开希等天安门一代是同龄人。现任首席部长叫边巴次仁，先前曾担任议会议长。 2011年3月，达赖喇嘛正式宣布退休，即不再担任政治领导职责。这一决定意味着藏人在民主化上的重大推进，是政教的彻底分离。事实上，自2001年民选首席部长以来，达赖喇嘛就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除了在一些文件上作象征性的批示之外，全部实权都交给了首席部长，很像是一个虚位的君主，其权力早已虚化，到2011年则是把那份名义上的权力也交出来了。 早先，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之所以被称为流亡政府，其法理依据是，它本来就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只是因为发生在1959年3月的非法事变，失去了对本土的统治权力。以达赖喇嘛为首，其主要人员被迫流亡境外，继续以政府自居，故曰流亡政府。所谓流亡政府，就是政府在流亡的意思。在这里，有没有外国政府的承认固然很重要，但是从原则上并不影响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定位。 我们知道，西藏原来的制度是政教合一，达赖喇嘛既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又是政治的最高领袖。对此，中国政府也是承认的，有“十七条协议”为证。这就为流亡中的西藏政府保持其合法性提供了法统依据－－只要流亡政府是以达赖喇嘛为其最高领袖，它就可以声称它是西藏的合法政府。原来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英文名字是：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这个名称突出地显示该政府是达赖喇嘛的政府，并由此而将自身表述为西藏合法代表的政府。 2011年，达赖喇嘛正式宣布退出政治，西藏流亡政府也改名为“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西藏流亡政府网站”也改名为“藏人行政中央网站”。其实，早在2010年5月，达赖喇嘛在接受采访时就讲过，“流亡政府”主要是别人叫出来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正式官方称谓。桑东仁波切先前则说过，如果流亡藏人能够回到西藏，行政班子和议会都将解散，新的政府和议会将由包括回去的流亡藏人在内的全体西藏人民选举产生。 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达赖喇嘛仍将继续保持其宗教领袖的地位，但因为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达赖喇嘛不会是西藏地区的政府首脑。未来的达赖喇嘛也会如此。 简而言之，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流亡状态下所实践的、以及他们希望未来在西藏实行的，主要就两条：一是民主政治，政府和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二是政教分离，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达赖喇嘛只是宗教领袖，不是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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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达赖喇嘛转世，是人家达赖喇嘛的事，是人家藏传佛教的事，和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根本无关。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今年7月6日，是达赖喇嘛九十岁诞辰。达赖喇嘛早前说，他将在今年7月生日前后，澄清有关自己继任的问题，比如根据藏传佛教信仰，他是否会转世，以及将在哪里转世等。在3月11日出版的新书《为无声者发声》中，达赖喇嘛表明，他的继任者将诞生于“自由世界”，即在中国之外。达赖喇嘛说：“既然转世的目的是延续前任的事业，那么新的达赖喇嘛将会诞生在自由世界”。 在3月11日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提出的达赖喇嘛在他的新书中说他的继任者将出生于中国之外这个问题时说道：“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有固定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达赖喇嘛活佛传承世系形成发展于中国西藏，其宗教地位和名号也是由中央政府确定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十四世达赖本人就是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寻访认定，报请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继位的。中国政府颁布有《宗教事务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按照‘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产生。”2011年9月26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达赖喇嘛转世有一套完整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从来没有上一世达赖认定下一世达赖的作法。” 中共当局的说法不值一驳。 不错，在清代，有几个皇帝用金瓶掣签的方式介入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但实际上也只有一两位达赖喇嘛真正经过金瓶掣签认证，多数达赖喇嘛，包括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即十四世达赖喇嘛，都是没有经过金瓶掣签程序就得到确定的。 退一步讲，清朝皇帝那么做，好歹还有点道理，因为这些皇帝都信奉佛教，并且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满清皇帝那么做是基于他们与西藏的特殊关系，即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中共当局一不信仰佛教，二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凭什么也要来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呢？ 达赖喇嘛早就讲过：“现在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将佛教视为愚昧、落后的表现，而且总是不遗余力的指责我是魔鬼，如果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还说得过去，但现在是中共吵着要自己找魔鬼的转世。我总是说，如果中共政府想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然后先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转世找出来，那样再来插手我的转世，就比较合理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当然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来插手。”“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謂達賴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誰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 另外，所谓“十四世达赖喇嘛是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这种说法并非事实，而是谎言。1989年7月31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第五届西藏自治区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实际上，并没有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事。 再有，2013年6月，香港《亚洲周刊》（第27卷22期）发表了纪硕鸣的一篇专访：“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其中靳薇讲到：“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句话非常重要。历史上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是个事实的问题，不是观点的问题。凡是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确有其事。 达赖喇嘛转世的制度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期间不是没有改变，今后仍然可以改变。而决定变不变和如何变的权力当然在达赖喇嘛本人，在藏传佛教的机构和信众，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问题，或许对我们理解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有帮助。 我们知道，在11世纪前，罗马教皇是经世俗君主或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的。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后于1059年决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须得到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位者的认可。直到1179年第三次格拉特会议和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两次确认后，又正式规定教皇可以单独地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不过仍须承认法、西、奥三国君主对教皇候选人具有否决权。20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了这种世俗君主的否决权。1914年，本笃十五世就成为没有世俗权力介入而单由枢机主教选为教皇的第一人。 从罗马教皇继承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早先，世俗权力对教皇的继承有很大的发言权，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归零。 早先，世俗君主之所以对教皇的继承有发言权，是因为当时实行政教合一，君主们都信仰基督教，尊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在那时，教权与王权之间关系密切，干预也是相互的。一方面，新教皇的产生要经过世俗君主的参与和认定，另一方面，世俗君主登基，要由教皇加冕，以体现君权神授。 以后政教逐渐分离，教皇继承制度也多有改变。教皇继承制度的改变是由教皇决定的，是由教会决定的，不是世俗君主决定的。 现在的欧洲，政教已经彻底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无须世俗君主的任何介入；世俗君主登基也不再需要教皇加冕。 这就叫政教分离。所谓政教分离，意思就是，国家机器对宗教机构没有权威，不予干涉；反过来，宗教机构对国家机器也没有权威，不予干涉。 达赖喇嘛多次阐明转世的观念、转世制度的来源和转世灵童的寻访方法。他强调：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是宗教事务，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权干涉。达赖喇嘛关于转世问题的声明和讲话，不论是从藏传佛教本身的传统，还是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都是十分合理的，完全正确的。简而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人家达赖喇嘛的事，是人家藏传佛教的事，和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根本无关。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延续，排除外部干预· 20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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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指：中国在海外开展“跨国镇压”＿中国利用红色通缉令追捕贪污与异议人士 马云亦曾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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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周前
今天是7月1日。中共正在大张旗鼓纪念建党104年。中共宣布它拥有一亿党员。对中共，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要批判。这里我只说一点：中国共产党是骗子集团。 昔日苏联有这样一则政治笑话，说的是：诚实、聪明和共产党员，三者不可兼得。如果一个人既诚实又聪明，那么他一定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他既诚实又是共产党员，那么他一定不聪明；如果他既聪明又是共产党员，那么他一定不诚实。 我以为，对今日中国而言，“聪明”这一条已经完全可以去掉了。我们完全可以说，在今日中国，诚实与共产党员，二者不可兼得。如果一个人诚实，那么他一定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一个人是共产党员，那么他一定不诚实。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别的不必多说，单说《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说在二、三十年前还有人对这句话信以为真，那么到今天，傻瓜也知道这是一句大谎言。如果你身为共产党员却对这一巨大谎言安之若素还对它信誓旦旦，那还有什么诚实可言？就凭这一条，谁敢说中共不是骗子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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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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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赵鼎新：中国“儒法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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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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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周前
在日前的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中，新秀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击败老牌民主党库默（Andrew Cuomo）。下面是两人的主要政见比较： 可负担性 库默：增加经济适用房供应；扩大平价医保范围；普及3-K教育、增加儿童保育选择；扩大交通折扣价范围；低收入和中产阶层减税；最低工资每小时20美元。 马姆达尼：成立市政府持有的公立杂货店；免费公交车；冻结租金；建设可负担房；严惩坏房东；支持房主结束房契盗窃；免费儿童保育服务；到2030年达到最低工资每小时30美元。 治安 库默：立即增聘5000名警察；投资纽约市警察局；严厉打击生活质量犯罪；加强管理电动自行车；打击地铁逃票；服务游民； 马姆达尼：2020年“黑命贵”运动中曾主张“撤资纽约市警局”，但目前似乎不主张准备对NYPD动手撤资；建立“社会安全局”和针对精神健康的外展部门以及控枪部门。 特殊高中考试及教育 库默：保留特殊高中入学考试（SHSAT）；支持小班制；增加课后班等。 马姆达尼：2022年曾批评特殊高中入学考试带有种族歧视偏见，主张废除SHSAT，不过在初选投票日前，有媒体报导，他又不废除或改变SHSAT制度了。 对待同性恋团体态度 库默：原来支持过同性婚姻；但在这次竞选中没有突出这个立场。 马姆达尼：要给包括儿童的变性医疗服务大量投资。 反犹太主义问题 库默：支持犹太人；主张在学校中严厉打击反犹太主义等。 马姆达尼：犹太人不应该有独立的国家。 移民立场 库默：支持移民；反对ICE蒙面抓人；赞成“庇护城市”地位；但称“非法移民”，后来因为对手兰德的讽刺而改成左派民主党通常使用的“无证移民”。 马姆达尼：废除ICE；让纽约市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庇护城市”；开放边境。 反川立场 两人都反对川普。 对于不太熟悉这两位纽约市长参选人的读者来说，您或可以简单地用“非极端的、老政客的”民主党人和“典型极左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党人来区分即可。 如果库默当选，他将成为第一个从纽约州长转为纽约市长的人；如果马姆达尼当选，那么他就将成为最年轻的、最社会主义的、首位穆斯林的纽约市长。 摘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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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周前
这篇文章提到工运人士曹茂兵、薛纪风、曾柒，以及北京异议人士王万星、上海异议人士王妙根等被当局打成“精神病患者”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胡平：《谁是疯子?》——政治迫害的新招术（2002年1月22日） 不 久前，持有美国绿卡的法轮功成员腾春燕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判处三年徒刑，其“罪状”是，腾春燕采访曾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法轮功成员和用数码相机拍摄在精 神病院的法轮功成员的情况并把所得信息送给境外记者。这件事从反面告诉我们，原来，有许多法轮功成员被当局打成“精神病患者”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 疗”，关于他们如何被打成“精神病患者”以及他们在精神病院中被折磨被摧残的种种情况，都被当局当做“国家机密”严禁外泄。其无法无天，暗无天日，惨无人 道，可想而知。 法轮功成员的这种遭遇并不是孤立的。就在几天前，根据海外的中国劳工观察报导，江苏阜宁工人曹茂兵因组织独立工会遭到当局镇压，被指为“精神病”，关进江苏盐城第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此前，还有一些工运人士如薛纪风、曾柒等也被当局以精神病的名义关进精神病院。 另据报导，早在八年前，中共当局就将北京的异议人士王万星定为精神病患者，强行关入北京安康精神病院，此外，上海异议人士王妙根也于一九九四年被当局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尚未获释。 把别人打成精神病患者关入精神病院实行精神摧残和变相监禁，这是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一种新招术。这一招是从当年苏联的克格勃那里学来的。七十年代，苏联著 名的异议人士麦德维耶夫写过一本书《谁是疯子?》，揭露了苏联克格勃利用精神病院折磨迫害各种异议人士的严重罪行。如今，中共继承其衣钵，变本加厉，虽然 眼下我们还没有完整系统的披露，但仅就我们已经知道的零星事实，足以令人触目惊心。 以精神病的名义实行政治迫害，这种迫害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罔顾法律，绕开法律，没有判罪的名义，却有判罪的效果。实际上是法外施刑，比那些以法律的名义 治罪的方式还更狡猾、更阴险、更无耻。第二，关进精神病院常常比关进监狱还更残酷，因为它可以在治疗的名义下用药物和其他物理手段(如用电棍进行所谓休克 治疗)直接破坏人的神经系统，摧残人的精神。事实上，它不是把精神病人治好成正常人，而是把正常人治坏成精神病。 若问，这些异议人士、工运人士或法轮功成员真的是精神病、是疯子吗?不是，肯定不是。如果真是疯子，当局倒不会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古 代常常有遭受政治迫害者装疯避祸的故事。譬如战国时期的孙膑，遭到老同学庞涓的陷害，于是装疯卖傻，最终得以逃脱虎口。水浒传里的宋江因为醉题反诗犯下杀 头之罪，也是靠着装疯的办法才免于大祸。古人对疯子的态度是很合情理的。如果别人有精神病，那就没 必要再对他追究，由他去吧。电影《芙蓉镇》的结尾，那个在文革中靠整人害人起家的王秋赦精神失常，成天沿街呼喊 :“七、八年了，再来一次哟!”开头还有小孩子哧笑模仿，后来人们都视若无睹，连理都不理了。可见，对于真疯子，人人都知道不用放在心上。 不错，精神病患者是需要治疗的，但只要患者不具暴力倾向，因此不对他人构成伤害威胁，就不必，因而也就不该在违反患者本人或家属意愿的情况下把别人强行关 在精神病院。这是古今中外都通行的规矩。中共把各种各样的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并不证明别人真的患了精神病，只是证明了当局自己的理亏心虚，色厉内荏， 外强中干，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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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2周前
说“岁月如梭”、“岁月如流”都不够准确，因为岁月不是匀速运动。岁月是加速运动，如高山滚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只觉得时间越过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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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周前
ZT：花架子--我的遗嘱故事(作者：曹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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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周前
昨收到曹旭云太太萌萌来信，得知曹旭云病故，十分意外，十分哀痛。请萌萌节哀顺变。附上一篇书评，谨表悼念。胡平 读《致命自由》 浮想联翩 在描写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文学作品中，曹旭云的《致命自由》（又名《爱尔镇书生》）别具特色。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在“六四”30周年前夕推出后就受到广泛好评。近来我重读此书，感慨良多，浮想联翩。 《致命自由》一书，时间跨度长，场景变化大，事件庞杂，人物纷繁。作者将个人的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结合起来，从个人的视角见证了历史的巨变。 曹旭云出生于江西湖口县，就读于九江师专，毕业后不甘于沉闷平庸的体制内生涯，主动辞去中学教师的铁饭碗，走南闯北，浪迹天涯。89年春，曹旭云离开海南一路北上来到北京，正赶上天安门学运爆发。曹旭云立刻全身心投入运动，当上了在广场上仓促成军的中华各界人士赴京声援团的团长，亲身参与了绝食抗议，亲眼目睹了“六四”屠杀。 《致命自由》有两大看点。一是对“六四”屠杀的现场见证，一是对作者个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心路历程的书写。民主墙时期的资深民运人士任畹町，和作者相识于“六四”前夕的天安门广场，为这本书写了序。著名评论家、作者江西九江师专的师兄吴洪森为这本书写了跋。 《致命自由》的最后一章，第五章，30年后忆故人。曹旭云记叙了几十位故人的故事和结局。作者写到：“当年那些生动的场景，有些渐渐模糊起来。当年那些鲜活的身影，个个也渐行渐远。有的发迹、有的沉沦、有的坐监、有的辉煌、有的放达、有的平庸、有的贵为卿相、有的贱如刍狗、有的撒手人寰、有的怨天尤人、有的依然奋斗、有的却又在黯然疗伤......”。 是啊，一场“六四”，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多少人抛离了原来的人生轨道而走上另外一条路；还有多少人貌似还在原来的路上，但是那心态心境已大不相同，俨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像“六四”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并不是第一次。文革是一次，改革又是一次。古今中外都很少有这样的一代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中，就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大的变化。 当代中国，变化巨大，变化频繁。当我们回首往事，试图给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贯性，它不象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连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没有变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在变，从场景到词汇。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观念，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以及彼此相待的态度与方式，都一再发生巨大的改变。 所以我常常想，我常常期待，有这样一部小说或剧本，就记下某个中学某个班的几次同学会，65年的一次同学会，75年的一次同学会，85年、95年、05年或15年的同学会，人大体上还是那些人，但是他们各自的思想与心情，遭遇和处境有多大的变化。有坚守也有逃避，有奋进也有消沉，有友谊有爱情，也有出卖有背叛，有升沉有起伏，有高光也有至暗。在不同年代的同学会上，大家交谈的话题会很不一样，各自的价值观会很不一样，彼此说话的口气也会很不一样，连流行的词汇都会很不一样。但是在这种种变化中又有着某种不变。通过这些复杂的变与不变，可以深刻地揭示人性，揭示时代。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我们的文化人知识人，理当贡献出这样的鸿篇巨制，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奋斗，也无愧于我们的苦难。借由这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我们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的未来。 RFA首发。202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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