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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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前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反复强调，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一种权衡（trade-offs）。他认为，任何政策或法律的实施都会带来收益与成本的博弈，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在不同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

#托马斯·索维尔 #法律政策 #权衡 #收益与成本 #平衡

1周前

胡平：谈谈“中国特殊论”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里写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他比较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价值观。基辛格说：“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是传教式的。美国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传播其价值观。”相比之下，中国特殊论则体现在文化上：中国不会试图改变他人的信仰，也不会声称其制度“适用于中国之外的世界”，但往往会“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相似性，来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附庸国”。在这里，基辛格提到中国特殊论。我们知道，所谓中国特殊论有好几种，分别涉及不同的问题。这里说的中国特殊论，是指中国对自身之外的世界的特殊态度。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从古代起，中国人的确十分强调中国（或华夏）与夷狄之分；但是，所着重点分野，不是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不同。传统上，中国人把生灵分为三类：中国人、蛮族和禽兽，认为中国人是其中最有文化的，其次是蛮族，兽类则是全无文化的……中国人不着重民族意识，正是因为习惯于从‘天下’来看问题”。因而，“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分自身与外族（‘化外’、‘夷狄’）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其他国家，又拥有古老的文明，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里，中国人很难设想，居然还有其他民族，也拥有发达的文明，而在生活方式上却与中国人全然不同。因此，中国人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倾向于蔑视并且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在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那时叫“天下”）的中心。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文化，乃至于唯一的文化，乃至于就是文化本身。对于中国之外的地方，中国人都视为蛮夷；它们的开化程度则依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收程度而定。对于所谓蛮夷，中国人并不总是热衷于征服占领；就是在已经征服已经占领的地区，中国人也并不总是热衷于去把别人同化。通常，只要对方承认其“天朝”的至尊地位，也就可以了。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特殊论，大体上就是上面这些意思。对于上述中国特殊论，我要指出两点：第一，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未必没有对外扩张征服的冲动。从秦代到清代，中国的疆域增加了好几倍，基本上都是对外扩张与征服的结果。只是限于古代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国才没有把自己的版图伸展得更远；但是在古代帝国的兴盛时期，在中国人可直接感知的范围内，中国无疑是天下唯一的强权，再没有其他在文化上军事上可以相匹敌的强权。第二，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也不是没有同化他人的冲动。用古人的话，叫“以夏变夷”。不错，在不少时候，中国的统治者即便对它治下的某些边远地区也没有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的困难。如此说来，和世界上其他帝国其他强权相比，中国也不是那么特殊，不是那么例外。无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有多么特殊或多么不特殊，重要的是，上述心态只属于古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自己、以及对自己以外的世界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鸿章有句名言，他把当时中国受西方冲击而造成的巨大变化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何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少人解释说，那是因为中国被西方的蛮夷打败了，打得割地赔款。不对。在历史上，中国不止一次被所谓蛮夷打败，而且好几次败得很惨。例如蒙古人和满族人，岂止是打败了中国，而且还占领了中国，统治了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人依然保持了文化上的高度自信。因为蒙古人满族人在占领中国之后依然接受了认同了中国的文化。不是中国人被蒙化被满化，而是蒙人满人被中国化，而且还是自愿地中国化。可见中国文化仍然是最好的文化，最高级的文化，乃至唯一的文化。可是，和西方的冲突就不同了。在和西方的冲突中，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原来天外有天；中国的文化并非唯一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西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不是最好最高级的文化，至少在某些方面，西方的文化更好更高级（最起码也是不差，是不分上下）。于是，中国人失去了那种“唯我独尊”、“天下第一”乃至“天下唯一”的文化自信或曰骄傲；所谓“天朝”心态从此瓦解。这种冲击与震撼之大，现在的我们，恐怕连想象都很难想象了。伴随着那种天朝心态的丧失，上面提到的那种中国特殊论也就不复存在了。今天的中国人，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可能千差万别，但都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古代的天朝心态。基辛格讲的中国特殊论，就算有道理，也只存在于古代。因此，把这种中国特殊论套在今日中国人头上，并用来预言今后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想法和做法，是靠不住的，是错误的。《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特殊论 #基辛格 #文化差异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文化自信丧失

1周前

北京之春---从一篇不为人关注的回忆录揭穿中共 “假抗日、实卖国、真内战”的肮脏面目

#北京之春 #中共 #抗日 #卖国 #内战

1周前

八年前，川普决定打贸易战。我在支持之余提出：“川普说他的原则是‘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可是美国是自由开放的国家，不可能闭关锁国，因此很难做到这两条。打贸易战很难避免‘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例如，对中国商品课重税，势必会引起物价上涨，影响一般消费者、首先是下层消费者的利益；把美国公司迁回本土，由于本土的成本高，势必会降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此等等。由于各种力量的牵制，川普的贸易战，搞不好会是雷声大、雨点小。在今天，美国的实力仍胜过中国。打贸易战，美国手里的牌更多。可是另一方面，中国方面的承受力可能更强。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政府可以把内部的不满与异议强力打压下去——只要这些不满和异议还没有冲破临界点从而倒逼改革。美国是民主国家，只要川普的若干措施在短期内不见成效还招致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美国人就可以用这种那种方式投下反对票，使得这些措施半途而废，难以为继。这就是说，川普发动贸易战，要打出预期的规模很不容易，要打出预期的效果更不容易。换言之，川普看到了问题，决心解决问题，但是对问题的认识不清，还想用传统的老办法（打贸易战）来解决问题，因此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

中美贸易谈判再进一步，框架协议能否终结贸易战？· 356 条信息

中美贸易战：清仓式出口与格局重塑· 83 条信息

中美贸易协议达成，关税战走向缓和？· 323 条信息

#川普贸易战 #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经济 #专制 vs 民主 #贸易战影响

2周前

胡平/芮朝怀：天安门抗议35年之后的反抗问题（《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二期。2024/04/15）编按：35 年前，声势浩大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中国与第三波民主化擦肩而过。重视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才更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那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如何看待公民抵抗在香港所遭受的严重挫败？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非暴力抗争作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手段？如何改进我们运用这种抗争技术的技能，从而提升成功的机会？《中国民主季刊》芮朝怀就这些问题，与《北京之春》荣誉主编、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胡平先生做了以下对谈。芮朝怀（以下简称芮）：首先，您认为八九民运有哪些非常成功的地方或者说成就？它又有哪些重要的战略或策略失误与其最终的失败有关系？还有，您认为 35 年后的今天，89 民运的经验教训是否已经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呢？胡平（以下简称胡）：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第一，它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近代以来，中国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些是宗教的，有些是民族主义的，有些是反对政府的，这些并不是追求自由民主，但中国的八九民运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第二，参加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第三，这么大一场运动，始终坚持非暴力，令人惊叹。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所表现出的崇高、热烈、真诚、团结，以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与悲情，实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么纯真、那么美好、那么让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你既然曾目睹它飞掠高峰，你就该知道它不是鸡，它是鹰。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民族失去信心。非常不幸的是，八九民运虽一度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最终失败了。从民运这边反思，民运在策略上的主要失误，简言之，就是没能做到见好就收。相比之下，让广场上的学生撤离广场的难度反而要小得多。八九民运把最难的都做到了，把不太难的反而没做到。可见不是做不到，是当时的我们缺少博弈的概念，缺少政治是妥协的概念。我写《八九民运反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强化这些概念。这样我们在下一次就可以做得更好。芮 : 您也将“见好就收”用在了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分析中。据我所知，不少香港朋友也不认同您的批评。您认为反送中运动在什么节点上应该“见好就收”呢？“勇武派”崛起后，温和一翼决定不“割席”，对此您如何看？勇武派的“勇武”到底意味什么，是否就是诉诸暴力？胡：关于香港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需要多说几句。6 月 15 日，港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就是明显的“好”，民运就应该见好就收，而且反送中运动没有采取占领中心广场一类的方式，因此不存在撤离不撤离的问题。但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出现了勇武派的暴力。反送中运动的失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上。港人本来有着强大的、深入人心的非暴力抗争的传统。可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却出现愈演愈烈的暴力，需要说明的是，勇武派的暴力不是暴力革命，不是武装起义，不是打游击。勇武派的暴力是低度暴力，主要不是针对身，而是针对器物，针对政府象征物，比如立法会大楼外墙，还有地铁设施、亲共商铺之类，有些勇武派向警察扔砖头、扔燃烧物。勇武为什么在反送中运动中得势了呢？其实是出于一个严重的误判。港府要推行送中条例，港人强烈反对。6月9日，港人举行 100 万人大游行反对，但特首林郑月娥在第二天仍然说要推行送中条例，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要在6月12日二读审议。在12日那天，从凌晨起，就有大量港人，主要是年轻人，包围了立法会，然后和前来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有抗议者往警察扔砖头，警方则发橡皮子弹和瓦斯，场面火爆，导致立法会很难进行，主席梁君彦宣布推迟二读。三天后的6月15日，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例。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在9日的百万人和平游行之后，林郑还说要修例，而在12日的暴力冲突之后，林郑就改口了，说暂缓修例了。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和平游行是没用的，要来点暴力才行。纽约时报 17 日发表的新闻分析“习近平治下中国最大的政治让步是如何发生的？”，引用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 的话说，“一周前的那次适合家庭的游行不足以传递一个信息。”“不对当局施加一点暴力和政治压力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勇武派声威大震，很多和理非也对勇武刮目相看。但这是严重的误判。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港府之所以让步，就是因为百万港人的和平游行。因为百万人和平游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尤其是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芮 : 为什么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国际社会有哪些重要反应？胡：就在 6 月 9 日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昨天几十万港人的和平示威明确显示公众反对修例建议。美国认为修例可能破坏香港的自治。如果通过修例，美国将考虑香港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独立关税区）地位，等等。紧接着，6 月 11 日，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也发表声明，高度赞扬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并指出，港府修例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6 月 12 日，川普在白宫还专门讲到 6 月 9 日港人大游行，说，那真是 100 万人大游行啊，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的游行。另外，德国政府也作出强烈反应并表示，如果香港与大陆签订引渡协议，德国将考虑停止它原来和香港的引渡协议。如此等等。其实，北京方面自己也承认，它之所以让步，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据香港建制派媒体《香港 01》6 月 16 日的报道，中联办专门派人到香港，给建制派解释为什么要让步，说：这次修例的初心正确，但外国势力一共有 67 次声明，企图加入干预及抹黑，令事情变得复杂，所以要暂缓修例。港府和北京之所以在 6 月 10 日、11 日美国国务院和国会都发出警告之后，依然按原计划准备在 6 月 12 日立法会二读，那只不过是他们暂时还没掂量出美国警告的份量，很快他们就权衡出来了，所以在 15 日就宣布无限期暂缓了。由此可见，港府和北京让步是港人和平抗争，以及和平抗争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结果，不是 6 月 12 日勇武行动的结果。可惜的是，很多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送中运动初期的成功使很多人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勇武才有用。接下来，抗议者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受到鼓励的勇武派把他们的行动进一步升级。7 月 1 日，一些勇武派撞碎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大门，一度占领立法会。这时，从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后难堪的沉默了半个月的林郑马上站出来，宣称要“止暴制乱”。我那时说，港人提出的诉求，有些可以通过和平抗争实现，不需要加入暴力元素，有些诉求和平抗争达不到，加入暴力元素也达不到。港人的勇武抗争在道义上固然有其正当性，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其副作用，尤其是被当局利用、反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可能性。芮：勇武抗争的副作用表现何在？胡：7 月 1 日勇武派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美国前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就发表讲话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昨天立法会出现的暴力与破坏感到失望。英国外交部官员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但这些话勇武派都听不进去。很多港人还是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勇武才有用。一句“是你们教我们和平抗议没有用”的口号很是流行，连一些和理非的代表人物都常提这个口号。 7 月 24 日，美国学者戴雅门（Larry Diamond）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提出，港人应该见好就收，转而为长期目标的谈判和接下来的区议会选举作准备。戴雅门对运动的渐趋激进化感到很忧虑，他尤其担心少数人从先前的非暴力策略转向了针对财物的暴力。戴雅门说，虽然香港不是大陆，但当局仍然有能力强力镇压。一旦北京决定出重手以掌控局势，“西方社会将没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港人应见好就收。有一些要求得到了解决，就暂时结束，然后再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再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也说港人应当见好就收，坐下来对话解决问题。戴雅门和松田康博都提到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的失败教训。一些资深的民主派领袖，如李柱铭、黎智英、朱耀明，都对勇武派的行为表示反对，担心这会招致当局的强力镇压。李嘉诚在报上刊登广告反暴力，警告“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但仍有很多人相信和理非没用，不升级不勇武不行。这时有人提出，民主派要团结，不要内斗，不要互相批评；应该“不割席”，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文的也来武的也来不是更好吗？那时还有人提倡去中心化、无大台，提倡运动应该像水一样无定形，如此等等。这些说法一时间很流行，不少人还自以为发明了什么社运的新策略呢。芮：您为什么不赞成“去中心化”、“无大台”？胡：我对这些流行说法都非常不赞成。“去中心化、无大台”，其结果就是木桶定律 --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木板 -- 运动的结果取决于最激进的少数人，也就是最激进的少数人绑架了大多数人。“不割席”是奢侈品，只有在高度法治的地方才行得通 -- 警察在打压暴力行为时能严守分际，不去打压和理非。港府和北京哪会这么好？港府和北京一旦决定严厉打击搞暴力的勇武派，它一定会把和理非一锅煮了。再接下来，一些勇武派提出个大计划，叫“揽炒”，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他们要用不断的街头暴力，破坏公共设施，制造交通堵塞，干扰政府施政。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长期混乱下去，到头来就迫使当局二者择一：要么作出让抗议者收获的让步，要么严厉镇压。他们又认定，当局一旦残暴镇压，必定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制，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损失，甚至引爆中共统治危机，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我一看到这个策略就反对，因为很明显，如果实行揽炒策略，当局很可能选择严厉镇压，那固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制裁，但是当局能够承受这个代价，民运却承受不起那样的镇压，到头来玉焚了，石却没焚。后来，北京直接出手，全国人大通过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一不做二不休，接下来又修改香港的选举规则，剥夺了民主人士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资格。最近又通过了 23 条。香港全面沦陷。回顾整个过程，香港民运转胜为败，从民运方面检讨，败就败在不知道见好就收，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抗争。芮：也有香港朋友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见好就收。胡：这完全是在重复先前为八九民运失败辩护的论调。反送中运动重蹈了八九民运的覆辙，都是因为没有见好就收而失败，然后又都是拿群众运动不可能自我控制来辩护。港人没有吸取大陆民运的经验教训，我们海外民运自己就没有认真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如果海外民运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对港人提出忠告和建议。但是这么做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呐喊助威。这使人想起圣经故事里的一句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但什么也没有学会。” 芮：我们回到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问题上来了。人们都知道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但并非所有“总结”、“反思”都是正确、有益的。胡：六四之后，我最大的担心就是，一般人会从消极方面吸取经验教训：就是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是没有用的。问题在于当人们认为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并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转而进行暴力的抗争。因为在今天中国的这种现实条件下，由一般的民众进行暴力抗争是缺少现实可行性的，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从而放弃了非暴力抗争，他们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说明，在中国就算面对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以前包括八九民运遭到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这和我们民运方面自己的策略失误有很大的关系。不少人同意我对八九民运的分析，也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败确实并不是必然，如果能够做到见好就收，那完全可能取得成功。但有些人又说，你要求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这根本是做不到的。按照这种说法，民运好比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那还有多少人肯坐上来呢？我们不要小孩子玩火，就因为小孩子控制不住火势，到头来往往是把自己也给烧灼了。要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那结论就该是以后不要再搞什么民运，免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那篇《八九民运反思》很长，有 8 万多字，在《中国之春》月刊上连载 8 期才发完。当时有些批评者表示很不耐烦，他们说，也许，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反思呢。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正确的反思，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 30 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再也没有发生。照这样下去，今后民运也很难发生。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再次提出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必须认真总结过去民运的经验教训，努力恢复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芮：具体地说，从八九民运和反送中运动，我们可以怎样总结教训，怎样改进？胡：两场大运动都遭到大失败。我们必须总结教训。“国际非暴力冲突研究中心” (ICNC) 总裁哈迪 • 梅里曼（Hardy Merriman）归纳出非暴力抗争成功的三大要素：一致抗争、规划和非暴力纪律。他强调一定要有战略策略的规划，要有非暴力纪律，防止某些参加者的暴力行为。而反送中运动期间提出的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和理非与勇武不割席”、去中心化、不要大台，条条都是和这三要素对着干的。这怎么搞得成？至于八九民运中广场学生总是撤不下来，基恩·夏普总结的教训是，“非暴力占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对于抗议者来说毕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移除。”香港 2014 年的占中运动也是采用了占领的方式，结果也是在该撤的时候撤不下来，导致最后被当局强行清场，整个运动黯然落幕。为了避免这一错误，在未来的抗争中，除非我们事先建立起退出机制，否则不要采用占领这种方式。芮：在海外，您和王天成等人都强调要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可是当局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重回极权高压，高科技监控技术的发展，也给当局的控制提供了新的方便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怎么才能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呢？胡：现在当局的控制相当严密，不过在江胡时代，还是比较宽松的。在互联网大普及的初期，再加上维权律师群体的出现，人们发表异议的空间比八十年代还大。举一个例子，79 年审判魏京生，魏京生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都是保密的。是一个在官方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在法庭现场偷偷录了音，然后民刊的朋友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油印成传单，在街头散发，但很快就被当局逮捕判刑。可是到了胡温时代，民运人士在法庭受审，他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词马上就上了互联网广泛传播。这说明曾经一度，在中国，表达异议的空间比八十年代还大。问题是，虽然空间比原来增大了，但是缺少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参与。也举一个例子。2000 年六四前夕，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江绪林在著名的三角地贴出海报，呼吁大家纪念六四十一周年。那时候的北大学生大都是知道六四的，在那时，校园里是可以公开讨论自由主义的，可是没有人响应江绪林的呼吁。江绪林还提出建立学生自治联合会，也没有人响应。那时北大校方并没对江绪林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江绪林后来还是毕了业，然后还去香港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还能在上海的华东师大担任教职。这说明，一定的空间是有的，敢带头的勇士是有的，缺的是广大民众的响应和参与。 1998 年 5 月，印尼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苏哈托专制政权黯然下台。在那以前印尼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你关你；十万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你谈判。”过去这 30 多年间，一小批勇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止，可歌可泣，但遗憾的是，大规模的、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却再也没有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民运方面没有突破，而统治者就抓紧时间去加以修补，把它镇压的技巧加以提升，当局的控制愈加严厉，非暴力抗争的空间被严重压缩，但这种控制不可能天衣无缝，一定的反对空间总还是存在的。白纸行动的发生就是一个例子。关键问题是参与的人太少，以及一般人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芮：现在海外有不少人主张暴力抗争暴力革命，他们说非暴力此路不通，只能暴力革命了；有的说非暴力和暴力不可偏废，我们既要非暴力也要暴力，等等。胡：不要以为这种声音这种主张现在才有，以前早有过了，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就有过了。这类声音国内有，当时没有互联网，这类声音外界听到的很少。海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听到很多。六四后不久，一个来自台湾在美国当理工科教授的张系国，也是个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自费在《世界日报》上登广告：“悬赏十万美元，捉拿邓、李、杨，死活不论。”有些民运人士嫌老的民运组织不带劲，又成立新组织，成立党，宣称要推翻中共，不排除暴力，除了搞学运搞工运，还专门提出要搞兵运，策动兵变。王炳章在 98 年出版了一本《中国民主革命之路》，除了讲和平斗争、合法斗争之外，还用了很大篇幅讲暴力革命，讲武装起义、军事政变，还讲到绑架、暗杀等行动。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主张暴力革命的朋友们提出的种种行动方案，没有一条付诸实行。不是他们不想实行，而是实在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手段和工具，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他们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证明了他们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芮：也有人争辩说，过去 30 多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暴力抗争，比如杨佳、张扣扣；又比如有些地方的村民反强拆，他们集合起来，拿起家伙对恶势力以暴抗暴，有的还取得了成功。请谈谈您的看法。胡 : 我们谈的暴力非暴力抗争，主要指的是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像杨佳、张扣扣，以及反强拆的村民对基层恶势力以暴抗暴，不属于这个范畴。《水浒传》里的不少好汉，在投奔梁山之前都干过这一类行动，但是只有他们上了梁山和众好汉聚集在一起，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这才算开始了他们的造反事业。你注意到了吗？没有民运人士去当杨佳当张扣扣，也没有民运人士集合起来拿起家伙和政府的爪牙们干。可见这种区别当事人是明白的。芮 : 您在文章里提到过，搞政变、兵变是别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您也谈到，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实际上手里没有枪，没有办法来真正搞暴力革命，所以说只剩下非暴力抗争的选项。但是我也看有人提倡说，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努力方向用于促进政变或者兵变？如果我们把精力和资源去投入到促进兵变和政变上，会不会有可能成本反而会更小呢？胡：搞政变必须是接近最高权力的高层官员，搞兵变必须是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军人。如果你是华国锋，是叶剑英，如果你是林立果，那另当别论。我们是平民，我们是民众。我们没法搞政变搞兵变。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文章和讲话，用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去影响那些高层的人，影响那些军人，并且通过和平的集体行动展现我们的意志和力量，向统治集团施加压力，促使其分化和变化。这对我们来说还是非暴力。需要说明的是，高层政变、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非暴力抗争问题专家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政变和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芮：最后，可否请您谈谈，在纪念八九民运 35 周年之际，反对阵营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是什么？胡 : 我以为，我们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改进自己，如何把对的事做对。如果从民主墙运动算起，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已经有 45 年了。回顾以往，我们曾经有过令人激动的高峰，有过令人鼓舞的拓展，有过对未来的高度乐观与坚强信心。然而到了 45 年后的今天，我们却不能不发现，我们陷入了令人悲痛的低谷，曾经有过的那些成果都荡然无存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自己在哪里没做对？无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以改进之处。我们做的事是对的，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我们没有把对的事做对。如果在“六四”35 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那就是辜负了 35 年的光阴。波兰的瓦文萨在讲到为什么偏偏是波兰，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时说：“因为我们比所有人更精明，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瓦文萨说：“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可以战胜的！那取决于你用什么武器，什么方法，抑或是盲目冲动。我以前常坏事，就因为我常常冲动——什么？不行？天啊，这怎么行！然后就被对方一拳打在下巴上。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不是办法。我输了，证明我的方法一定不对。所以我后来改变战术。我想，嘿，我今天打不过你，好的，后会有期。改天换个方式再来，不行的话再换个方式，再换一个。如果我还是落败，就说明我还没学乖，或者没有选对武器。相比之下，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不断反省、不断改进的精神。八九民运遭到严重的挫败，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中共——不是我们没做好，而是中共太坏了；要么就是去怪民众，去批判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那又怎么样呢？既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是给定的事实，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而不是在另外的假想的条件下，推进自由民主。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自己，我们也只能改进自己。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把对的事做对。芮 : 谢谢您。今天对谈的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希望将来的抗争能做得更好，达成结束专制、建立民主的目标。芮 :“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是您对 89 民运一个著名的反思性结论，您可否解释一下这个提法的意思？您认为 1989 年民运在什么节点上可以见好就收？在非暴力抗争的某些培训课程中有一个说法，叫“宣布阶段性胜利”，如果将“见好就收”重新表述为“宣布阶段性胜利”，是否更容易被理解？胡：所谓“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也就是博弈论的“一报还一报”。是的，见好就收就是宣布阶段性胜利的意思。我在文章里讲过：民运不是一锤子买卖，不可能一步到位，民运需要积小胜为大胜，因此需要在一定阶段提出一定的阶段性的目标，去实现阶段性的胜利。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 1989 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这就是我所说的“见好就收”。另一位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在他那本专门研究如何用非暴力方式打败独裁者的书《革命蓝图》（Blueprint for Revolution）里，把“见好就收”当作非暴力抗争的重要策略原则。波波维奇说，非暴力抗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胜利”即见好就收。波波维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有人说，在八九民运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好”。当然不是。在八九民运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好”。单单是当局表示愿意和学生领袖、而且是学生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的领袖坐下来对话，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了，还能不算“好”吗？在八九民运中，有好几个节点可以见好就收。例如 5 月 16 日阎明复到广场和学生对话，又如赵紫阳 5 月 17 日代表政治局五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如果在这些节点上，民运见好就收，八九民运的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芮 : 但那场运动的许多亲身参与者并不认同您的看法，包括您说的这些节点。他们不认为在您说的这些节点上应当撤，而且，许多人认为大的群众运动很难做到当收就收。胡：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广场上的学生有好几次差一点点就撤了。真是功败垂成，所以特别遗憾。我当然知道，群众运动不比军队，很难做到令行禁止。群众运动要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八九之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在 88 年写文章提到，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运动总是以失败而结束？我的回答是，因为它不失败就不会结束。一般来说，群众性的非暴力运动要取得胜利，离不开两条。一是要有严格的非暴力纪律，避免暴力行为，二是能见好就收，在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八九民运极其出色的做到前一条，做得太出色了。拿北京为例，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一次又一次的游行集会，长达 50 余天，居然没发生打砸抢，甚至连小偷都宣布“罢偷”。事后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简直是奇迹。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156 条信息

#天安门 #八九民运 #非暴力抗争 #见好就收 #香港反送中

2周前

纽约时报：美投资者专家讽川普是"经济文盲" 终将由美消费者埋单 Our President Is Economically Illiterate 链接： ... well-economics.html The New York Times 2025/08/04. 美国总统川普拥有宾州华顿商学院学历，但从他执意祭出的关税看来，川普根本漠视最没争议的基本经济学原则。前美国「汽车沙皇」直言川普是个「经济文盲」，通用汽车（GM）和福特（Ford）强烈反对川普2.0关税，其来有自。曾在欧巴马政府时代督导通用和克莱斯勒重整的拉特纳（Steven Rattner）5日撰文指出，经济学家一再告诉川普，关税本质上就是一种销售税，终将由美国消费大众埋单，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关税川普2.0关税实施以来，美国整体通膨率仅小幅攀升，但许多进口产品的价格已经节节上扬。进口货占比甚高的项目，例如家具和家用耐久设备，6月价格上涨1.3%，涨幅是逾三年来最大；休闲产品与车辆涨幅0.9%，是去年2月来最大。关税可能也已导致就业成长减缓。上周五宣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成长远比预期弱，以致过去三个月合计只创造10.6万个工作，远低于近几年的平均水准。川普的反应是？开除劳工部劳动统计局（BLS）局长。贸易逆差川普的无知也远超过「关税即一种税」的范畴。他相信，贸易逆差等同于把钱「输」给其他国家。殊不知「输」钱是，钱包里少了比方说100美元；但花100美元买中国大陆制的耳机，不表示钞票飞了。再者，川普加征关税也毫无逻辑可言。不然，对贫穷的老挝重课40%的关税是何道理？关税订得再高，能强迫本就没什么财力的国家向美国扩大采购吗？川普笃信关税，似乎源自于1980年代，当时日本车泛滥成灾，重创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然而，同一批汽车制造商，例如福特和通用，如今反对川普关税的声浪最高亢。最新一季财报显示，这些汽车公司今年盈余可能因川普关税而损失10亿至40亿美元。利率政策川普对经济的无知也展现在其他方面，可能造成更严重后果。近来最夸张的例子，便是严厉抨击联准会（Fed）的政策，并辱骂Fed主席鲍尔。川普坚称，美国利率水准太高，应降至与欧洲一样低；目前欧洲利率2%，美国则是4.5%。但在川普夸耀美国经济「世界最强」的同时，他也下意识道出美国利率维持在高档的一大理由：强健的经济需要高利率来抑制通膨。通货膨胀然而，川普似乎不懂通膨。他一再宣称美国「没有通膨」，但事实上，美国6月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年增幅为2.6%，仍稍稍高于Fed的2%目标，或许正在加速上扬。利率居高不下的另一理由，是美国背负庞大的预算赤字，从川普1.0延伸至川普2.0的减税措施，使赤字更加恶化。川普的「大而美」减税与支出法案，据估计将使未来十年美国赤字平添3.4兆美元。一旦明年鲍尔Fed主席任期届满，川普又钦点某个不负责任的人选坐上这个经济要职，可能轻易把金融市场乃至于整个经济搞得天翻地覆。川普1.0曾试图任命几位显然不够格的Fed理事，连共和党众多议员都无法接受，以致这些提名人知难而退。供需关系川普显然也缺乏经济学最基本的「供需」观念。他宣称要降低油价，同时鼓励能源业「钻油吧，宝贝，钻吧」，殊不知油价下跌势必削弱业者钻油意愿。事实上，美国营运中的钻油平台总数已随油价疲软而持续减少。同理，川普虽承认关税会造成进口车涨价，但他认为美国民众会买国产车以避免关税。实际情况是，一旦进口车价上扬，国内厂商便能恣意调涨价格，他们通常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美欧关税战：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 375 条信息

特朗普关税：欧盟拟反制，市场渐麻木· 1257 条信息

#川普 #关税政策 #经济文盲 #通货膨胀 #贸易逆差

3周前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临终前留下一首《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陆游死后不到七十年，“九州”倒是“同”了，但不是王师北定中原，而是北方的蛮夷灭掉了南宋。你说说看，家祭如何告乃翁？是啊，家祭如何告乃翁？陆游的在天之灵，究竟是会为统一战胜分裂而欣慰，还是为文明毁于野蛮而痛心？统一与文明都是好东西，问题是何者优先。陆游当然是把文明置于优先，否则，以当时北强南弱，蛮夷益怀吞并之志，南宋唯有偏安之心，陆游若是视统一为优先，乾脆号召投降算了。由此可见，统一未必就是善，分裂未必就是恶。事实上，没有人会主张统一至上。统一不可能至高无上。在统一之上，必定还有更高的原则：统一，用什么原则统一？谁统一谁？如果你说统一至高无上，用什么原则无关紧要，谁统一谁无关紧要，那么，你无非是主张成王败寇，主张谁强大就站在谁一边；你无非是理直气壮地趋炎附势罢了。

#陆游 #示儿 #统一与文明 #民族气节 #价值选择

3周前

写浦志强最好的文章是这篇——萧瀚：讼界悲心浦志强说起浦志强律师，有人会以为他仅仅是一堆概念的组合——“公益律师”、“维权律师”、“大律师”…，但跟他接触过，就会发现，至少没那么简单，并且要有趣得多。志强的个头，我看足有1米9，古代章回小说里常说某豪杰“身长八尺，腰大十围”，他基本合乎这个标准；《麻衣神相》里还论及“声如洪钟”，这一条，他也合格。因为抽烟太多，他的声音常带着沙哑，而且平时说话常常会拖长了音节，很厚，瓮瓮的，像从肚子里发出来。他那张标准的国字脸，说得俗一点是“天庭饱满、地廓方圆”，看人的时候，眼神炯炯的，但总脱不了顽皮的味道，因此仿佛很有点稚气，有时是一种假冒伪劣的玩世不恭，很悲惨——这玩世他从来没装像过。有人第一次见他，就跟我说：“志强高高大大，声音又字正腔圆的，一看就像电影上的好人。”确实，他像是按照古代小说家和相师所定标准长的。因为是律师，所以志强总是一身的西服，出庭的话当然还有领带，除了藏蓝色，我没见过他穿其他颜色的西装，他的风衣好像都是黑色的，敞着扣子，远远走过来，颇有点银幕硬汉的味道，挺潇洒。他的皮鞋是黑的，电脑是黑的，包还是黑颜色的，还有他的车是藏蓝色的，我想他可能就是喜欢深颜色的东西。认识志强年头不算很长，我们正式见第一面之前，文交、以致神交已久，所以都不记得具体见面的时间。2001年的时候，我写过几篇文章，探讨美国对言论自由的制度性保护，以及中国当代该领域的问题，正好他在诉讼过程中能够用到一些，后来的交往也多与我们的本行有关。因为工作，我们有过不少合作，一起讨论案件就不必说了，我们也一起出庭。《财经》杂志的一篇报道让某利益集团恼羞成怒，引来一场名誉权诉讼，志强和我一起代表《财经》杂志，2004年初，那时天气还很冷，在戒备森严得像监狱的北京东城法院，在那个小法庭里，志强和对方律师展开了唇枪舌剑。这次庭审过程，我想可算个不错的律师职业技术课堂，虽然这并不是他最精彩的一次。志强的工作建立在扎实的调查和材料功夫上，所以根本不需要用那些下三滥的所谓技巧，他是我见过台风最正的律师之一，他尊重对手的人格，即使对手的辩风很猥琐。法庭上的志强，辩才是一流的，多有急智——这是我根本没有的东西，所以特别佩服，他常常在对方的陈述中，找到他们自己疏忽了的大漏洞，把对方逼得嗫嗫诺诺很难堪，在那种情况下，有些不入流的律师常常会被激出他们本性中的流氓劲儿，强词夺理。时间过得太久，我记不起细节，本来可以举点有趣例子的。有时我想，志强的这种特征好像有点“人来疯”，听审的人越多，他会越来劲，发挥得越好。庭下，他常像个懒猫，一上了庭，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十八般武艺抡开耍。他的法庭风格完全是英美派的，他用常识诉诸人的善良天性和情感，所以往往很动人，法庭陈述常常就是一篇精彩的演讲词。如果对方千方百计回避人的正常情感，就会很厌恶他的这种风格，甚至嫉恨他，而这正是他能成为公益律师的基础。如果把律师仅仅看作一种职业，而且按照据说现在最流行的“利益最大化”——所谓经济学解释，志强是个傻律师，余秋雨诉肖夏林名誉权案、《中国农民调查》的名誉权案、奥美定美容案、广州电动车案…，他都是免费代理人，说他是维权律师，是因为他总是代理弱势一方，这当然也是他被认为当代杰出“公益律师”的原因之一。对许多人来讲，志强首先是个侠客，其次才是律师。在奥美定诉讼案中，当张慧琴女士感到完全无助的时候，志强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你的案子我接了，免费代理。”张女士万分感激——她在深圳找过三个律师，都被拒绝了，据说经历了那三个律师之后，她很悲哀，觉得在深圳 2300个律师里，怎么就没人能帮她？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不必详举，受惠于志强的无助者又何止于张女士一个呢？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散财童子”，见到人家有困难，就会看不过眼，随机资助别人那是常有的事，他的心原本是颗慷慨之心。志强的侠性造成他性格中特别稀见的一种特性，与人交往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没什么来往，有事了才会找你，而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他肯定不会缺席。他经常会问朋友们需不需要帮忙，如果需要帮忙，他会很及时，想尽办法。去年夏天就有一次，他在西安出差，一个北京的朋友有急事找他化缘，他没办法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帮着解决，而且回来后立刻补上。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至少可以说明，志强要是说帮不了忙，那就一定是真的，祇要他还有点机会就不会拒绝。当然他也是那种嫉恶如仇的人，要是瞧不上谁，别说帮忙，这人还会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轻慢。即使和陌生人交往，他也几乎完全没有防范之心，这确实很少见——当然并不是说他容易上当，而是他与人交往几乎过度的善意预设，前段时间他还在博客上声称有骗子打他主意，想想挺好玩的——骗到大律师头上了，呵呵。志强有侠心，更有童心，我想这两样从来都是孪生的。他大大咧咧，跟女性朋友在一起，把人家当哥们，没啥温柔的“绅士风度”；他有时无所顾忌，说话带锋露刺的，有一回就当很多人面说其中某某人办案子不行，祇适合搞理论研究——这符合事实，因为那个人不喜欢律师职业；他的办公习惯凌乱不堪，到法庭上常常找资料找半天，有种人就是这样，他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具体行动的时候却一锅粥，但居然不出错；他最有意思的习惯是，动不动就要带点自嘲地自吹自擂，这种习惯要放别人那儿就是过于自恋，但在他那儿却并不叫人厌烦，反而增加他的魅力，这真是件古怪的事——他成天“臭美”，人家也跟着“臭美”他，变得跟他一样“弱智”？不是的，这种表面上的自吹自擂，骨子里并没有当真，他祇是觉得好玩，是那种孩子式的既单纯又笨拙、全无机心的玩笑虚荣心，所以人不会腻味，倒有点审美意趣。这一切在他的同事们那里都成了宠他的理由，由着他胡闹，他在事务所是个“屡教不改”的顽皮“一霸”、“胡闹”大王，一定程度上，他们把他当孩子疼，我猜。侠心与童心确乎是同在的，志强不仅仅在做律师，做公益律师，他还常常是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的公开评论者，像那个说“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的孩子，所以不能发表、发在网上被删除，自然也是常事。在律师界，志强的文字能力要算相当好了，机趣、有想像力、有表现力，能感性，也能理性，但是有一个阶段，他的文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有时不必要的枝蔓过多，我直接跟他提过，建议他的语言方式与文体应该协调。志强是个从善如流的人，不多久，他的文字又恢复到原先的状态了，而且更见内敛、凝重。最近他的那份《就广州电动车维权行动的个人声明》就很具典型性，严肃、庄重、心存善意但坚持原则，感情充沛但文采适度，且保有一份相应的职业性矜持，即使面对如此……（我现在尽量克制粗口）的地方政府，他也态度友善，这很不容易。是的，一般而言，他对谁都是友善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有时候东西厂会派人关心他，一个冬天的早晨，志强出门上班，看到楼道里躺着他们的人，他心疼这些人的辛苦，歉意地跟人说：“我又不会跑，你们昨晚干吗不打个招呼？回去睡就是了！”他眼里没有敌人，孟子所谓“仁者无敌”，我想该这么理解。所以呢，仅仅说志强有侠心是不够的。《南华早报》的记者吴薇女士告诉过我，说她采访志强的时候，他谈起过一个案件，当事人被当地政府戕迫得几乎山穷水尽，吴薇说志强讲着讲着，“黄豆大的泪珠，啪嗒啪嗒地一颗颗往下掉”，我能想像当时他拿烟的手一定是颤的。吴薇说她当时很震惊，完全想不到一个 40多岁的彪形大汉，竟然会为了别人如此常见的事落泪。虽然我未曾亲见，但我相信这是真事。我也不想去问志强，因为男人之间是不能打听眼泪的。他身上有高于侠心的东西，便是佛门所谓悲心，就是儒家所谓的悲天悯人，它是侠心的起点。正因为如此，他表面上大大咧咧的背后，藏着敏感和细腻——他会放过那些庸常的细节，却不会忽视需要他关心和帮助的小事。志强最大的缺点是像个“劳模”——完全没有闲暇，他祇有工作，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处在工作状态，几乎没有生活，这是我最不习惯、也最不赞成的，我认为拔刀相助、行侠仗义的事业祇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是全部——虽然我知道不能求全。我曾说过，并不是哪个律师都有资格被冠以“大”字称号的——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此之谓大，志强正走在这条“远大路”上。虽然离功德圆满还早，但大律师的“初级阶段”，他早已到达。有时我想，浦志强这人该说是个既复杂又单纯的人——这是杰出律师最重要的素养，如果给志强画幅漫画，该是怎样？ ——板寸头、黑风衣、叼着烟，眼睛有点被烟熏眯着，眼神里盈着笑意——再加点顽皮和微微的嘲讽就全了，左手端着《大悲咒》，横在胸前，右手捏着《宪法》，垂在大腿边…。可惜我不会画画，祇能写点散感，给想了解他的人留点印象，毕竟这个时代大律师太少了。（2007年1月18日于追远堂）

#浦志强 #公益律师 #维权律师 #悲心 #侠义

3周前

VOA：时事大家谈: 柏林墙与逃港潮(1) VOA：时事大家谈: 柏林墙与逃港潮(2)

#柏林墙 #逃港潮 #历史事件 #政治 #VOA

3周前

胡平：中共派系的寿数——《三国演义》里写道：诸葛亮临终前，刘禅从成都派人询问他，百年之后，谁可接替丞相之位？诸葛亮说蒋琬；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替？诸葛亮说费祎；然后再问，费祎之后呢？诸葛亮没有回答，一看已经断气了。其实，就算诸葛亮还没断气，要他说出第三代接班人，他也说不出来。道理很简单，未来的第三代接班人现在还只是个小伙子，还没有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还不可能进入诸葛亮的视野；更别说第四代了，第四代还没生出来。诸葛亮权力再大，他能指定的接班人也就两代而已，这是被寿命所决定的。拿这个观点看中共派系可知，中共的派系也有其寿数，通常只有两代，顶多两代半，然后就自然消失。因为中共的派系不是立足于观点，而是立足于关系。某人身居权力顶端，于是就有权提拔亲信，这就形成了一个派系。按照年龄代，他能提拔的亲信通常只有两代，顶多两代半，等到他提拔的最年轻的一代亲信到年龄退休后，他的派系也就不复存在了。例如江派。从十五大江泽民第二个任期开始，江派就成为中共上层最大的派系。在整个胡锦涛时代，接连两届常委，江派都占多数。甚至到了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十八届常委会，江派依然占多数，可是到了十九届，江派就只剩下一个（韩正），顶多一个半（如果你把王沪宁算半个江派的话），未来二十大能留下半个就不错了，等到二十一大，江派就绝迹了。再看邓派，邓派无疑是个很大的派系，可是十八届常委会只有俞正声可以算邓派，十九届就没有邓派了，这不是习近平打压邓派排挤邓派，而是因为邓派自己已经自然消亡。胡锦涛上台晚，其派系形成也晚，现在势头不小，但是按照年头算，胡派的寿命只怕比江派还要短，因为习近平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强势，他会更快地、更大幅度地提拔自己亲信上位，所以胡派的衰亡也会更快，习派独大的局面也会更快的形成。习近平可以不象江胡那样不得不接受别人指定的接班人，习近平可能延长自己的任期，他可能会自己指定接班人，甚至可能象邓小平那样指定隔代接班人，因此习派的寿命可能比江派－－更不用说比胡派－－的寿命都长，但是顶多也就是达到邓派的程度即两代半。每次中共开党代会，外界都要对新的人事布局分析评论，大多数评论都是以派系斗争作为分析框架，着眼于各个派系的起伏消长，指出其中的派系斗争及妥协，最终达成某种派系平衡。我这里说的是，既然中共的派系不是立足于观点而是立足于关系，因此每个派系的寿命都只有两代或两代多一点，因此如果到了某阶段，某一派的人马少了或者消失了，那未必都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该派系的自然消亡、寿终正寝而已。把十九届常委会和十八届相比，你会发现，邓派在消失，江派在萎缩，胡派略有增长。这与其说是派系斗争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三代人的新老交替。我想，在分析中共上层派系斗争以及高层人事布局时，记住中共派系有其寿数这一点应该是很重要的。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团派。如果我们把出自团中央的官员称为团派，那么，因为团中央作为一个机构持续存在，因而团派似乎也就持续存在，没有例如邓派江派那样的寿数。但实际上，早先的团派是胡耀邦派，后来的团派是胡锦涛派。两者并非一回事。同样的，通常我们说的上海帮，其实就是指江派。但是，随着习近平的亲信李强主政上海，未来的上海帮就会是习派，和原来的江派是两回事了。这就是说，我们描述中共内部的派系时，用机构的名字（如团派）或地方的名字（如上海帮）来称呼都不准确，因为这种说法会掩盖其内涵的变化，还是用人的名字（如江派、胡派、习派）来称呼更合适些。 2017年11月15日

#中共派系 #派系斗争 #权力更迭 #江泽民 #习近平

3周前

胡平 | 《郭飞雄文集》序言：伟哉郭飞雄——2023年8月2日，郭飞雄在狱中度过了他57岁生日。这已经是他第5次入狱了。此前4次入狱，被抓的理由不消说都是十分荒唐的，但这一次被抓入狱的理由尤其荒唐，荒唐到超出想象。这一次郭飞雄被抓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想到美国来探望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妻子张青。中共当局不准郭飞雄到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就已经够缺德、够无人性的了，殊不料还要把郭飞雄拘押；外界本以为拘押几天也就会放了吧，殊不料当局还要给郭飞雄判刑，而且刑期高达8年。当局给郭飞雄按上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想出国探望生命垂危的妻子竟然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荒唐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超出了正常人类的想象。我是在2005年7月的广东太石村村民维权运动中注意到郭飞雄的。一场在小小的村庄里发生的维权运动，竟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原因之一就是有几个知识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其中之一就是郭飞雄。太石村维权运动堪称中国民间维权运动的里程碑，郭飞雄等人的行动树立了知识人与草根相结合，展开大规模集体抗争的榜样。10月号的《北京之春》发表了郭飞雄写的“太石村民主罢免和接力绝食运动概述”，我写了篇评论“坚决支援太石村民维权抗争”表示呼应。 2006 年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了几位来自中国的人权人士余杰、王怡和李柏光等，同时访美的郭飞雄却未能参加这场会见。这事在互联网上引发不小的争议。然后，余杰、王怡和郭飞雄都来到纽约出席活动。我和几个朋友共同邀请余杰、王怡和郭飞雄一道聚聚，面对面的交流沟通。郭飞雄和王怡都同意了，余杰没同意，结果也没聚成。接下来，我们和郭飞雄单独交谈。有人对他未能参加白宫会见感到不平，郭飞雄说不谈这件事。在这件事之后，我和郭飞雄一直保持联系，通电话通邮件。我发现他从不再提这件事，也从没见到他公开指责余杰和王怡。我从没听到他说过民运圈里的个人恩怨是非。他总是谈大事、谈理念，谈行动方案。他的襟怀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在那次和郭飞雄的单独交谈中，好几位朋友都劝他留下来，不要回国，回去太危险。郭飞雄坚定地表示，他一定要回去，再危险也要回去。郭飞雄回国后，接连不断地遭受当局残酷打压，也有朋友劝他出去。他说我不出去，出去就回不来了。郭飞雄回去后就立刻投身于维权抗争。8月，人权律师高智晟被捕，郭飞雄积极营救。9月30日，广州市公安局以“非法经营罪”将郭飞雄刑事拘留。海外民运人士随即发表公开信大力声援，呼吁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帮助被中共非法拘捕的郭飞雄及其妻儿，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收到捐款8千多美元。警方指控郭飞雄涉“非法经营罪”的主要根据是他曾於2001年在辽宁出版《沈阳政坛地震》一书。2007年1月20日，郭飞雄被转往辽宁省看守所关押。当时辽宁的省委书记是李克强。王军涛和我以北京大学校友的名义，于1月29日发表了致李克强的公开信，希望他责成办案人员严格依照法律，切勿对郭飞雄法外施暴，刑讯虐待。一个月后，有辽宁公安专程到广东郭飞雄家，向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展示一带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录像，说是知道家属怕郭飞雄在辽宁受刑讯逼供，所以特地把这带录像带来给家属看，以证明郭在辽宁并未受到刑讯虐待。辽宁公安方面的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的。这或许表明李克强读到了我们的信并且责成办案人员不搞刑讯虐待。然而其后不久，郭飞雄与律师会见，又揭露出他在辽宁受到残酷刑讯逼供之事。这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录像带只是一场骗局；要么，是另外一派权势力量对郭飞雄横施暴虐而李克强们却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同年11月，郭飞雄以“非法经营罪”被判5年徒刑。 2011 年9月，郭飞雄刑满获释，随即又投入新的维权抗争。2013年1月，郭飞雄参加了南周事件的街头声援。他在现场展示“新闻自由，宪政民主”的标语牌并发表演讲，把原本是同情、声援南周人的个案性诉求上升为全面的公民政治诉求，使这场街头集会成为直接争取自由民主的标志性事件。这就是郭飞雄。他总是站在人权抗争的第一线，并且通过他的努力，给群体性抗争赋予更鲜明的理念和更重大的意义，从而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这一年的4月，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八个城市有维权人士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以及要求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街头举牌行动。当局认定郭飞雄是组织协调者之一，于8月8日将郭飞雄刑拘，后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寻衅滋事”两条罪名判处6年徒刑。在法院开庭审判的那一天，美、加、英、德等国大使馆外交官员都到现场表示声援。郭飞雄在狱中受到残酷的虐待。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几次到监狱探视郭飞雄，发现郭飞雄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家属多次要求狱方为郭飞雄进行体检，但都遭到粗暴拒绝。再联系到此前郭飞雄被关押看守所时，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一次放风。象这样长时期的刻意的虐待，无异于慢性谋杀。这不可能仅仅是出自个别狱卒的恶毒，只可能是出自高层的授意。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当局实行一套名叫“拔旗”的行动计划，对各个领域中人权活动的旗帜性人物严厉打压。郭飞雄的遭遇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郭飞雄在狱中饱受虐待、生命垂危的情况曝光后，激起外界强烈反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女士发表《关于立即对郭飞雄进行诊断治疗的紧急呼吁书》，不到一周就征集到1360人的签名，国际人权组织也纷纷提出严重抗议。艾晓明教授还带头发起接力绝食，国内和海外多人响应。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也从美国德州飞到纽约，在联合国前绝食，声援在狱中绝食抗议侮辱性虐待的郭飞雄，并通过中国人权将抗议信转交给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 2019年8月7日，郭飞雄刑满释放。出狱后，郭飞雄的行动受到严格监控，连和外界联系都受到百般阻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郭飞雄仍然写下了多篇文章和时评，并不顾风险在海外发表。写郭飞雄，不能不写郭飞雄的妻子张青。2006年9月郭飞雄第一次被判刑入狱后，他们的一对儿女在广州遭受歧视，无法正常上学读书。张青被迫带着一个12 岁、另一个才5岁的孩子于2009年流亡泰国，后来在傅希秋的对华援助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张青落脚美国后，我赶快和她打电话。此后我和她一直保持联系。2012年1月，北京之春将自由先锋奖授予郭飞雄。张青携儿女从德州小镇米德兰专程来到纽约，代郭飞雄领奖。2016年5月，张青到纽约联合国前绝食，我们又一道举行活动。张青刚毅自强，到美国后学语言学会计，读完硕士又选修博士课程，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以伟大的母爱和无比的坚韧，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并且都送进了大学。我每次问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都说她能自己处理。只有一次，她从德州移居马里兰后，为了孩子选学校，打电话来问过我妻子。 2020 年年初，张青疑似感染新冠，年底又被诊断肠癌晚期，做了大手术。郭飞雄向中共当局呼吁，恳请当局允许他来美国陪伴张青。2021年1月28日，郭飞雄正欲启程赴美，但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拦截。郭飞雄宣布绝食抗议，随即被警察带走，与外界失联。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郭飞雄通过加密的电报群（Telegram）和我们建立起联系。他忧心如焚，一方面加紧申请出国，一方面和我们频频打电话发短信，为挽救张青的生命尽心尽力。2021年11月29日，张青发出了呼唤郭飞雄来美国陪伴自己战胜病魔《我的生命快到最后关头了》的公开信。就在郭飞雄尽一切努力争取赴美之际，12月5日，我们收到他发来的一则“我被抓了”的短信。一批关心中国人权和法治进步的中国和世界自由人士闻讯立刻发表联署声明，对郭飞雄和张青当下的境遇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 2022年1月10日，张青于马里兰州圣十字医院病逝，至死也未能见郭飞雄一面，陪伴在侧的只有她的儿女。由在美好友和同道组成的“张青后事关注组”，1月16日在张青病逝一周之际举行网上追思会，在缅怀张青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伟大一生的同时，也呼吁中共当局以基本的人道主义释放郭飞雄，允许他来自由地来美国与孩子一起悼念张青，处理后事。然而，中共当局却在1月12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郭飞雄正式批捕。2023年5月11日在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判，郭飞雄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郭飞雄不服判决，上诉。2023年6月26日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郭飞雄被关在广东四会监狱，狱中健康状况持续恶化。 20 年来，郭飞雄几番入狱，遭受多种酷刑，身心倍受摧残，但他矢志不渝，为推进中国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进步而舍生忘死、殚精竭虑。郭飞雄是当代中国人权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是名副其实的硬汉。郭飞雄不但具有巨大的行动能力、组织能力和道德勇气，而且还具有巨大的思想能力和论说能力。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包括面对审判而写下的辩护词、上诉书。郭飞雄一方面深刻地清晰地阐述了宪政民主的理想和理念，另一方面又对在中国如何推进人权民主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的和策略的主张和构想。郭飞雄写下了他深思熟虑的思想，做出了英勇非凡的业迹。我们的义务则是让他的思想和事迹广泛流传。当局妄图用监狱封杀他的存在，我们则是要让他的存在绽放出更大的光辉。 2024年5月15日 * * * * * * 《郭飞雄文集》主编：胡平杨子立吴绍平等纽约博登书屋出版，2024年8月欲购此书，可上亚马逊：

郭飞雄因探望病重妻子被囚，59岁生日在狱中度过· 4 条信息

#郭飞雄 #张青 #政治迫害 #人权 #狱中虐待

3周前

胡平：为什么成王败寇？1、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日本人并不曾像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支持和认同中共呢？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2、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祇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祇有一代人的时效。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祇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 3、确立合法性概念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路子上去了。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祇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祇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祇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们知道，祇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北京之春》 2006年7月号

#成王败寇 #政权合法性 #文化认同 #历史反思 #知识分子

3周前

“屁股决定脑袋”——这不就是毛时代教我们的阶级分析法吗？我对毛思想的质疑，首先就是从质疑这句话开始的。

#毛时代 #阶级分析法 #毛思想 #质疑 #负面

4周前

今年7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文革史研究专着，书名是《内蒙文革风雷棗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由两位作者合着，一位作者叫高树华，原内蒙师院教师，内蒙地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被称为"内蒙聂元梓"；另一位作者叫程铁军，原内蒙师院学生，80年代赴美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澳门大学任教。这本书由高树华口述，程铁军整理加工。全书共57章。正文之前有高树华写的前言，正文之后有程铁军写的后记。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2007年6 高树华前言的题目是"我的遗愿"，写于2003年6月，当时的高树华虽然还不满62岁，但由于遭受多年的政治迫害，身体十分衰弱，第二年就去世了。人之将死，其言也真。高树华在前言里写道："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真实。顿悟之年，大梦方觉，早已看透一切，所有褒贬毁誉，皆已退居次要位置。""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捍卫良知的传统，秉笔直书的太史公信条，不会泯灭，也不能泯灭。如果文革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最终能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的话，那么当事人的这种自我陈述，也许能够成为新时代新学科的搜索引擎。为此添砖加瓦，亦属幸运，吾愿足矣。" 读这本《内蒙文革风雷》，有三点给人印象深刻。首先，这本书恢复了造反派的本来面目。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文革中的造反运动确实含有反对政治迫害的合理成分。程铁军博士特地请提出"人民文革论"的民间文革史专家刘国凯先生为此书写序，更加突出了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第二，关于民族矛盾问题。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就被打倒。当时给乌兰夫定下的罪名，除了"修正主义"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民族分裂".其实这后一条纯粹是"莫须有".作者指出，在文革初期，也就是从文革爆发到革委会成立，内蒙文革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亲不亲，阶级分"："亲不亲，路线分".例如在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内蒙师范学院，大多数蒙族同学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和汉族同学并肩战斗。不是别人，恰恰是中共领导集团自己，骨子里却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中央派出滕海清出任内蒙第一把手，在内蒙地区发动了一场持续一年半的所谓揪"内人党"运动，制造了一个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大冤案。在这场运动中，有2万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的数量多达50万人以上，受迫害者的总数已经超过蒙族人数的20％。正象作者指出的那样：物极必反，经过这番折腾，原本比较和谐的民族关系不复存在。虽然到后来中共又重用乌兰夫家族，百般安抚和收买蒙族少数精英上层，但是蒙族人民已经识破了中共统战手腕，再也不给中共真心卖命了。民族意识开始抬头。"六四"之后，海外的蒙族人成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内蒙古人民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和中共开了个大玩笑。第三，高树华是内蒙师院教师，乌兰夫的第三个儿子力沙克也是内蒙师院的教师，两人本来是好朋友。在文革期间，乌兰夫一家都被打倒，高树华曾经冒很大风险秘密帮助过力沙克。然而等到文革之后，乌兰夫家族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力，高树华则被隔离审查。高树华的妻子向乌兰夫求援，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这件事表明，在文革的荒唐岁月，总还有些人，主要是平民，保持着某种善良的人性；它正和官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关于高树华暗中帮助力沙克一事，当时就受到各派的怀疑，但始终无法落实。直到高树华在晚年写回忆录，才披露了这段秘辛，否则这段历史悬案就永远也不可能澄清了。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但是，由于中共对文革历史的歪曲以及对文革研究的压制，文革这段历史的真相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水落石出，反而愈加扑溯迷离。文革的亲历者，即便是当年的"革命小将"，如今也多已步入晚年。抢救历史已是刻不容缓。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心人拿起笔来，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2007年6月28日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66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194 条信息

#内蒙文革 #造反派 #民族矛盾 #乌兰夫 #高树华

1个月前

感谢傅国涌、樊百华等合作写成了这本《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份子评传》(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1年12月)。这本评传勾画出当代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群体形象，概括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脉络，它本身就是对自由中国的一项贡献。 “六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发生大分化。在“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爲稻粱谋”的低迷气氛中，一批自由知识份子不甘屈服，挺身而出，勇敢地扛起自由主义大旗，书写下九十年代最光辉的篇章。固然，在表面上衆声喧哗的当今中国，他们的声音并不是最响亮的，但无疑是最重要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声音，外人、后人将怎样看待中国的知识界，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正象书名揭示的那样，他们是知识界的脊梁，是中国的脊梁。《脊梁》一书收有三十篇文章，介绍了现今活跃于大陆知识界的老中青三代自由知识份子共四十余人，其中有胡绩伟、吴祖光、许良英、李慎之、林牧、何家栋、吴敬琏、茅于轼、鲍彤、钱理群、徐友渔、萧雪慧、林贤治、秦晖、何清涟、朱学勤、谢泳、崔卫平、江棋生、刘军甯、胡石根、余世存、余杰、江绪林、摩罗、李永刚等。虽然免不了有遗珠之憾，但毕竟向读者展示出一幅广阔的画面。如果你想概略地了解今日中国知识界和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脊梁》是一本很好的向导。《脊梁》的写法很别致，几位作者采取笔谈的形式，各抒己见，你一段，我一段，讲这些知识份子的生平经历，思想观点，还讲到彼此交往的感性印象，有敍述有评论，角度富于变化，文字活泼流畅，从中不但能对被评介的人物获得多方面的了解，也能呈现出作者不同的个性。事实上，《脊梁》一书的几位作者(除开傅国涌、樊百华外，还有王天成、汤致平、狄沙、杨海、刘军和刘鹤守)本身就属于评传所描写的自由知识份子群体。因此，由他们来写这样一本书就带有如数家珍的亲切和实在。著名思想史家余英时教授爲《脊梁》一书写序。他强调，自由这一名词虽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自由作爲人的精神要求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余英时尖锐地批判了中国的老左派和新左派，指出两者殊途同归，都是服务于共产党一党专政。林牧则在自己写的序里讲到了老中青三代自由知识份子的特点，指出，老一代自由知识份子具有坚毅的人格力量，不过在思想转机的同时还有必要进一步知识更新；中青年一代自由知识份子正处于思想、学术和能力的鼎盛时期，其中，偏重理论的需要加强实践，偏重行动的需要加强学术功底。《脊梁》一书评介的四十几位大陆自由知识份子，如作者所说，“限于生活在中国大陆，在知识界活跃著，并对重大问题发言的自由知识份子”。那些在八十年代非常活跃而在六四之后相对沈寂的自由知识份子，那些流亡海外的自由知识份子没有包括在内。从著述的角度看，这种限定自然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不过，倘若作者能进一步对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承继关系以及国内与海外的互动关系也加以适当的论述，那就更好了。 2002年3月30日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156 条信息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 #脊梁 #傅国涌 #樊百华 #六四

1个月前

请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要不是几天前一位网友在推特上无意中提起，我还不知道《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在国内早就成了禁书。《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本来是一部学术著作，属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由北京的三联书店于2002年出版，印数只有7000册。殊不知发行时正赶上三峡工程建设的问题不断暴露，当局一看到“水库”、“电站”、“移民”、“上访”这些词就神经过敏，于是内部下令限制发行，于是不到半年，这本书在市面上就看不到了。不过这倒从反面提醒我们，这本学术著作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近十年来，全国各地由于征地而引起的冲突和群体事件成倍增长，官民矛盾日益加深。在今天，《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获得了更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讲述的是中国西南一个水库移民区长达20多年的集体上访的故事。本书中所说的大河电站建于1970年，属于直接由地区主管的中型水电站，库区移民方式主要为“就地后靠”，地区根据测量对库区淹没进行了零星补偿。但由于测量没考虑到淤泥、电站蓄水造成河床增高所增加的淹没面积，大坝建成蓄水后，上游严重超淹，下游更是发生了工程设计时根本未曾预料到的大规模土地冲刷，毁坏耕地很多，库区移民生活相当困难，要求得到追加的补偿。《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这本书，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了库区移民如何为了“讨个说法”而展开多种方式的抗争，讲述了基层政府如何为了“摆平理顺”而采取了各种手段的应对，以及民众和政府之间复杂多变的互动。作者应星现在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1997年7月，作者被派到平县，担任协助分管移民工作的挂职副县长。作者的学者身份，使他能够得到很多上访移民的信任和尊重，做了大量的访谈；作者的副县长身份，又使他能够接触到有关移民问题的重要文件和了解到基层政府的实际运作情况。再加上作者扎实的学术根柢和独立的治学态度，使得这本书既有可靠性，又有可读性，而且还很有启发性。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在现有的制度下，村民的处境是多么可悲，多么无奈。他们没有选票，没有媒体，没有和政府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又不准成立自己的组织。当他们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公正对待时，不能挑战政府的权力，不能挑战政府的决策，只能就下级官员的具体做法表示某种反对意见，就赔偿的具体数目争执一番。就算他们的抗争取得某种胜利，带头的人也常常免不了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惩罚，很难全身而退。在基层政府方面，按说他们也并非都是坏人，也不都是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侵占村民的利益。问题是，一旦他们在工作上出了问题，有了差错，为了维护政府的不容挑战的权威，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拖延，是不理睬，然后就是压制。就算到后来他们不得不进行某种纠正，由于他们害怕引起连锁反应，这种纠正也总是不完整的，而且总是大棒与胡罗卜并举，在纠正之余还必须要打击带头的村民，以免其他村民仿效。例如书中讲到这样一件事。白杨16组的村民要求重新丈量土地，这本来是很正当、很合理的，但是却遭到工作组的坚决拒绝。工作组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工作组在报告里写的很清楚：“如果16组这39亩地需重新丈量，其余的108个村民组也将要求重新丈量。1982年以前的征地，有的是丈量的，有的是按习惯亩计算的，田地中的荒石板、道路、河沟等没有斗硬。因此，全县、全省、全国绝大多数单位1982年以前的征地，现在如果重新丈量，都将出现盈余。如果我们在白杨16组退让，不但公然违背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而且将引起天下大乱。因此，工作组对这项要求坚决予以拒绝。” 这个报告清楚地告诉我们，基层政府分明知道原先他们对村民土地的计算是不准确的，村民是吃亏的，但是正因为这种错误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而是全县全省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害怕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干脆拒绝改正。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不可能让村民心悦诚服，于是他们就不得不举起大棒，就算他们到后来不得不对村民的正当要求做出一点很有限的让步，再多少给村民一点物质补偿，但与此同时，他们一定还要罗织罪名打击村民领袖，以震慑其他广大村民。《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不只是大河移民的故事，也是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故事。如果说八年前这本书出版时和现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今天，这种事更普遍更恶劣更严重。关心维权运动的人们，请读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2010年6月26日

#大河移民上访 #三峡工程问题 #征地冲突 #官民矛盾 #基层政府

1个月前

美国种族问题的疑难杂症；承认种族差异等于种族歧视吗？华人的玻璃天花板多厚？美国警暴多严重？ | 今夜很政经重播（胡平：202006025）

#美国种族问题 #种族歧视 #华人玻璃天花板 #美国警暴 #社会矛盾

1个月前

追思傅国涌。重温傅国涌旧作《民主阶段论》。链接：

知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9岁· 16 条信息

#傅国涌 #民主阶段论 #追思 #历史学者 #思想

1个月前

纪念傅国涌。重温傅国涌旧作《从我做起：和平抵抗》。链接：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156 条信息

#纪念 #傅国涌 #和平抵抗 #历史 #反思

1个月前

ZT：熊飞骏：十年寂寞傅国涌（ 2025 年 07 月 21 日）昨天，傅国涌走了，才59岁就英年早逝，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日益看不懂的人间。昨天的网络属于傅国涌的，数不尽的悼念文字围绕着他，依旧有那么多的人文精英懂他惜他。在傅国涌告别人世的第一天，网络总算又记起了他的光华，他已经被冷藏快十个年头了。十年前的博客时代，傅国涌的大名在文坛学界炙手可热，每隔几天就有一篇雄文在网络走红，被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如饥似渴的品读传送。他的博文点击量动辄几百万，那时的博文是没打赏的，否则他早已成亿万富翁。博客时代走出了一群真正的人文俊杰，他们的雄文有如十五的月亮，把漆黑的夜空照得通明透亮。他们是真正无私无畏的一代，在没一分钱打赏，创作收益多为负数的情势下，几百上千万言雄文在他们笔下倾泻而出，在文明沙漠点亮了恍若天上群星的午夜烛光，极大推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和胡适、鲁迅、陈寅恪这代人文巨匠等量齐观。 “进一步退三步”的文明密码，总是在历史关键时刻举起了它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代真正的人文俊杰，在近十年遇上了”上下合力”的文化沙尘暴，绝大多数被冷藏边缘化。他们的文章要么难于面世；要么没几个读者。不是他们的文字今不如夕；而是”社会文化品味”深陷滑铁卢。上面的导向”天意高难问”；下面的”逆淘汰”潮流也容不下真正的人文巨匠。段子、短视频专宠的文化快餐时代，思想深邃见识精微，真正能够推动文明进步的巨笔雄文，文化受众加速度缩水。阿Q在抖音上任性吼几嗓子，因为同声相求的缘故，很容易赢得过百万喝彩声。鲁迅的《狂人日记》如果能侥幸面世，点击量很难超过三位数。阿Q才是普罗大众真正的知音！傅国涌作为博客时代的人文巨匠，在彻底被动的文化逆流下，也一样被加速度边缘化。这个十年前博文点击量动辄几百万的文曲星，好不容易发出一篇新作，点击量不及好追时事热点写手的十分之一，四位数是常见的悲凉。十年前的傅国涌也是时评高手，但他基本不追时事热点，被边缘化是大概率事件。全民情绪化时代，搞笑和时事热点才是激活公众兴奋点的永恒题材。傅国涌因此逐渐淡出网络，偶尔冒个泡也波澜不惊，十年寂寞少人问。不只是傅国涌一人被冷藏边缘化，博客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文巨匠，都”十年寂寞少人问”。 2012年的”**三剑客”，有几人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好研读历史又不识时务，我和傅国涌有了很多交集，在华族近代史领域的共识，不只一次相互拍案叫绝。拙著《中国近代史的前车之鉴》，傅国涌声称通读过两次，还推荐给很多学界同仁，评价之高令飞骏惭愧汗颜。傅国涌的英年早逝，我和多数悼者是不一样的心境，更多感受出”不如归去”的解脱。他不属于文化快餐时代，不是他跟不上这个时代，而是这个时代配不上他的绝代风华。胡适、鲁迅如果活在阿Q受宠的快餐时代，也会强烈感受”天国很近！人间很远！” ………… 二○二五年七月八日

知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9岁· 16 条信息

#傅国涌 #英年早逝 #人文 #博客时代 #文化逆流

1个月前

谢泳：国涌二三事一九九六年，国涌在并“入就南冠之囚”，其时我常居太原，同案的陈平兄也是熟人，但平时来往不多，当时丁东兄因母亲腿疾，基本常住北京了。第一次知道国涌的名字，感觉这是一位勇士，在那样的环境下，以个人之力对抗，如无绝大信念和热血，断不会做这样选择。以后见之明推断国涌的选择，或许会说，青春和热血难免鲁莽，但我始终以为这是国涌的荣光，人生难得有这样的义举，多年后回想，吾虽不能，但面对敢为之人，我除了惭愧还是惭愧，国涌的名字，就这样深深印在我心中。过了几年，记不得是什么情景下，知道国涌开始写作，开始研究历史。前几年和陈平兄偶然谈及国涌，他还说，当时我给过你他的文章，你没有重视。我赶紧回答，失误失误。再见国涌，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了。他如来太原，只要我没外出，一定是提前沟通，当面交流。国涌待我极厚，虽过从不密，但他始终将我视为知心朋友，而我给他的具体帮助，实在太少太少。国涌早年出书，偶然会想到要我来写一篇短序，我虽能按时完成，但实在想不起在具体事务上对他有多少帮助。一般人印象，国涌是个文弱书生，不抽烟，不喝酒，不开玩笑，不好热闹，但他实际办事的能力极强，常常心细如发，令人感动。有一年，他和朋友联合投资编辑《中学人文读本》，约我和丁东参预，同时约了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山西大学王新龙，用意不言而喻。他约我们在杭州工作，事事周到，尤其报酬方面，即大方又让人感觉舒服，他的细心常在无言之中。还有一年，也是杭州，他负责开一个纪念胡适的小会，来的都是他的朋友，有丁东、智效民、李新宇、邵建等，往来一切费用也都是国涌包揽，但他从不多讲，一切云淡风轻。我有时候想，国涌算是一个错生了时代的人，如在合适时代，以他的情商和判断力，准是能做大事的人，可惜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似乎天生懂得怎么关照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助人，顾及朋友的面子和尊严，但又让朋友易于接受，润物细无声，这些品质或许与他早年坎坷的经历相关。二零一七年冬天，他组织英国游学，专门约我前往，我当时已被学校停课，他说要我讲讲储安平和拉斯基的关系，但实为安慰我。从英国回来，他还送了我一笔丰厚的讲课费。二零二三年，疫情刚结束，国涌就给我安排了一次到苍南中学讲课的机会，课酬优渥，但国涌却毫不刻意，只说老兄来帮我个小忙。国涌近年有时客居东京一段时间，他也多次约我前去小住，可惜我一直未能前往。他在东京期间，先完成了《一报一馆一大学》，约我写序，我及时写就，但因发到电脑邮箱里，而他那时已较少看电子邮件了，后来印出的书上无此短序，国涌除了表示歉意外，还说再印时一定补上。这本著作出版后，哈佛大学有个常规的学术沙龙，专门约国涌讲了一次，由《读库》主编老六主持，我以对谈方式参预。国涌还是一向的激情饱满，只是在视频上感觉他比以往消瘦了。今年五月间，国涌在太原出了一册《与世界对话——寻找母语教育的另一种可能》，责编孙茜女士，也是老朋友，当时我恰在太原，约他来小住几日，本来他都答应了，后来临时变动，殊料此一变故，竟成永诀。国涌在东京还完成了一部关于林昭的著作，他曾征求我对书名的意见，我建议还是以传记名之，他回答可以考虑。国涌写这本书时，曾向我借过北京大学的学生刊物《红楼》，还有反右时北大办的临时刊物《浪淘沙》《论坛》等资料，他为这个研究费心二十余年，谁知书稿已成，国涌竟为故人，痛哉痛哉！我与国涌相交近三十年，深知他的理想和心愿，他后来从事国语教育，虽是早年心事，实在也是无奈选择，他的理想远比这项事业高远。国涌是个有精神感召力的人，他有理想，有信念，凡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的真诚和激情所感染，我们这一辈里的人，能著述能演说还有做事能力的，虽也见过几位，但我最佩服国涌的人格和精神境界，他是那种有精神力量并能用这种力量影响人的学者。近二十年前，一度时期，国内高校略显开明，朋友们知道国涌口才绝佳，出口成章，脱稿演说，滔滔不绝，极富感染力，最适合当教员。东成兄在怀念国涌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们当年欲引国涌去教书，遗憾最后没有成功。此事我曾亲历，似亦可再多说两句。当时负责教务的是北大毕业的一位王女士，国涌先在学校演讲一场，反映极好。那时我恰也在北京，东成、丁东、小群、玉圣、中义、范泓、恒文等朋友，那几年可谓逢人说项，一直想让国涌和我能有机会到学校里去，可惜我们俩均无学历，不可强求，只能顺其自然。记得东成兄也为我安排了一场演讲，学校确有诚意，当时都要我体检了，但后来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此事过后，国涌兄或许就打消了再到学校的念头，而埋头著述。国涌以一无学历之人，凭才华和努力而成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完成数十部著作并且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他可以心安，亦可告慰家人和友朋了。他的著作不断被人阅读，慢慢影响着一代一代有理想的青年，就是在今日学院体制中，据我所知，国涌的影响也是一个巨大存在，他关于中国现代企业家、现代律师以及现代言论史的研究，多有首创之功，广为学者引用，只是碍于体制，没有彰显出来，今天在大学念新闻专业的人，很少有不曾读过他书的，他对民国新闻、出版和大学的研究广为人知。形骸终将消逝，而国涌的精神和著作可永存。二零二五年七月十六日于厦門

知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因心脏病去世，享年59岁· 16 条信息

#谢泳 #国涌 #学者 #友谊 #怀念

1个月前

ZT：刘燕子：一代人：使命未達 --悼念傅國湧弟兄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156 条信息

#刘燕子 #傅國湧 #悼念 #一代人 #使命未達

1个月前

给你看看我4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论体育精神》，首发于《走向未来》杂志，《新体育》杂志摘登了一部分。全文如下：运动员就是努力锻炼以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人吗？有这样一句俏皮话：运动员就是努力锻炼以把自己身体搞垮的人。这并非说笑话。从某种意义上讲，破纪录正是超越人体的自然局限。最优秀的运动成绩和良好的健康标准显然不是一回事。照说，人们从事体育运动的目的，本来在于造成强健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以便更好地去工作、去生活；然而，作一个专业运动员却意味着把体育运动本身当作工作、当作生活。手段变成了目的。如果你愿意，不妨把它称为“异化”。如果我们把上述俏皮话略加修正，改为：运动员并不是为了身体强健而进行锻炼的人，那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运动员之为运动员，正在于他进行锻炼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优胜。下述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即，一个运动员为了获得优胜，不惜牺牲健康。那么，为什么要争取优胜呢？你说，优胜意味着为国增光。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要问的恰恰就是：为什么跑得比别人快一点（实在是快“一点”，这“一点”有时要电子计算机才能够加以分辨），或者是能够比别人更准确地把一个大皮球扔进一个特制的网子里（很难想象这种本领在其它工作上有什么用处），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光荣呢？体育运动是积极的，还是荒谬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是一位好发怪论的奇才，他写过一篇名叫《运动的真谛》的短文。文中写道：人们说运动能够创造国家间的亲善，而且假如世界上各民族的普通人能够在足球场或板球场上较量，他们便不会有在战场上交锋的愿望了，我听到这话总是感到惊奇。即使你未曾从具体例子里获悉，国际运动比赛常会引起彼此间仇恨的粗暴行为（如一九三、六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也能从一般的行为准则中推断出来。几乎现今所举行的所有的运动都是竞争性的。你参加比赛就是想取胜，除非你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胜利，不然比赛就没有意义了。在村庄的草地上，你临时组成了比赛球队，不牵涉到地方观念，那么你可以仅仅为了娱乐和锻炼而打球；但是一旦出现了威望问题，一旦你们感到假如你们失败了，你们和你们的单位将会丢脸，那么最野蛮的好斗本性就爆发了，任何甚至像参加过校足球赛的人都懂得这一点。坦率地说，在国际比赛中，运动好像是一场战争。但是意味深长的东西不是运动员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在观众后面的对这些可笑的比赛的如痴如狂的各国人民的态度，他们一本正经地相信——至少在短时间内——跑、跳和踢球都是对国家美德的考睑。这段四百字的短文，简直是对一般人信奉的体育观的根本否定。联系到前面有关运动员的那句悖论，我们不能不怀疑：围绕体育运动而产生的一切，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有千万人为之献身并有亿万人为之兴奋的这项活动究竟有多少正当理由？它是人类生活中一个积极有益的方面，抑或只是一大堆荒谬与愚蠢？从这一个侧面出发，我们还能领悟到一些什么？拳击家或学者，谁能生活得更顺当？ “体育热]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比起体育竞赛所拥有的庞大数量的观众来，流行歌曲和通俗小说的读者群就未免是小巫见大巫了。有趣的是，许多抱怨流行歌曲和通俗小说败坏人们高雅趣味的人，一般倒不对体育热表示忧虑（井水不犯河水？）。体育竞赛由于和各国的语言差异全无牵涉（这是一首流行歌曲要想在操另一种语言的人们中流行开来不能不遇到的一道天然障碍），和各国的一般文化背景也关系不多，所以它显而更容易成为一种所谓”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超级体育明星的知名度往往超过大科学家、大艺术家或政府要人。一般来说，发达的市民生活是造就“体育熟”的一个基本原因。按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说法，市民生活的特点便是其丰富热烈的社会生活。市民们都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觉得被人注意，同时也注意观察别人。他们喜欢对别人的一切加以评头品足。有一个词叫“公众人物”，就是指那些被公众所注意、被公众所谈论的人物。公众人物的生活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即表演性，因此，那些最善于进行某种表演的人往往成为最时髦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刺激，使得一些具有某些特殊禀赋的人竭力发展他们的这些能力。没有体育比赛这种显然非实用的活动，恐怕不会有人肯为提高一厘米或缩短一秒钟而鞠躬尽瘁的。没有广大、热情的观众，就没有第一流的运动员。因此，只有社会活动兴旺的市民生活，才为体育热的兴起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知道了剑术大师公孙大娘在当时的长安是一个声名赫赫的人物。可以推想，对于当时长安的大部分市民而言，知道公孙大娘的人一定比知道杜甫的人为多。高俅靠着一身球艺而获得攀龙附凤的机会，无疑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体育上的佼佼者们的偏爱。最能说明市民生活与体育热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事例莫过于古代希腊了。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有着典型的市民生活，而体育运动在古希腊的社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创始于古希腊。当年奥运会的盛况今人自然已不可复见，但仅仅是看到奥林匹克竞技扬的宏伟遗址，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到昔日的惊人壮观。据记载，每逢到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节，即使是正在交战的各国也要暂停战事，脱下镗甲，换上运动衫，非常“费厄泼赖”地共同走上绿茵场（这和奥威尔文中提到的一九三六年奥运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它构成对奥威尔理论的一个有力反证）。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兄弟双双在奥运会上夺魁，一位邻人匆匆赶回去将此喜讯告诉他们的父亲，并大声叫道：你现在就死了吧！由此观之，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在体育竞技中获胜竟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为人父者，能有两个奥运会冠军的儿子，简直就是达到了幸福的顶峰，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经历了这等幸福后，再活下去还有什么劲！一般读书人都相信，以雅典鼎盛期为代表的那段古希腊的历史是人类文化艺术的黄金时代。喜欢怀旧的人遥想那段美好岁月甚至大有生不逢时之感。古希腊文化艺术的高贵、纯正、典雅、肃穆与庄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人们据此推论说，哲学家、艺术家一定是当时社会的宠儿。对比历史上其它许多时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上述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但是必须提醒的是，我们毕竟不要过于想入非非了。二十世纪的一位大哲学家怀特海说得很干脆：“如果把一个现代人放到希腊鼎盛时代去，生活得最顺当的也许是一个重量级拳击家，而不是牛津或德国的希腊学者]，他进而补充了一句道，[这点和目前的情形完全一样。” 很难说怀特海这盆冷水泼得毫无道理。一则为人熟知的轶事或许有助于说明这一点。著名的希腊七贤之一，思想史家公认的西方哲学的开山鼻祖泰勒斯，据说一度生活贫困。这就引起当时一般人们的嘲笑，以为那正好说明了哲学无用。为了驳斥世人的这一谬见，泰勒斯运用他的智慧和自然科学知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商业投机而赚了一大笔钱。这样，泰勒斯就向世界证明了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的一种。泰勒斯这一手干得真漂亮，亏得最早的一批希腊哲学家都是所谓自然哲学家，也就是都具有丰富的自然科举知识，否则他们只好以“君子固穷”自慰，那就很难避免“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这种讽刺了。然而反过来说，我们也很可以责备泰勒斯，批评他不该与俗人一般见识，和庸众一争输赢：既然你认定精神的富足是唯一有价值的富足，那就根本犯不上向世人证明你也有谋取物质富足的能力，因为即使你没有后一种能力也毫无关系！事实上，许多哲学家确实拙于生计，但，那又何妨？泰勒斯的故事可以引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不过此间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这个故事表明：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在当时的希腊并不那么吃得开。务实而不务虚的人在当时也和在现在一样更占多数。轻视精神上的富有决非现代社会特有的弊病。奈何？也许，最能印证怀特海论断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显明昭著的事实了（一般学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意义），这个事实就是：包括泰勒斯在内的许多希腊哲学家，我们对其生卒年月都知之不详，史学家们是根据当时某一届奥运会的所在年份，推断出造帮哲学家们的活动年代的。这就是说，我们只有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坐标，才能找出那些文化巨星们的大概位置。呜呼！那么，为什么在今人心目中，容易对昔日哲学家们的社会地位产生过高的印象呢？这个误会多半是由“历史”造成的，因为“历史”无非是文字的纪录，它们都是文人笔下的产物。如果我们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文人留其名”，那大致不会太离谱。文字的发明使人类得到了一种让自己获得不朽的工具。一般说来，文人的这种优势，与历史年代的久远程度成正比。在现代社会，把写作当成进入不朽殿堂的特许证者，依然大有人在。这虽然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文化普及，使得能写作已不复是一种特权。信息爆炸，世界早已以文多为患。随着文人数量的巨大增长，平均而言，每个文人的价值于是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大概也是今天的文人过份美化古希腊的一个原因吧。以上种种，无非是打算说明体育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只要有发达的市民生活，往往就会有所谓体育热。当今世界，生产的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的精力和余暇去从事或欣赏体育运动；等级壁垒的打破，把更多的人们吸引到体育活动中来；生活的都市化，使各地的生活都越发具有市民生活的特性，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影视技术异军突起，进展神速，对于体育热的兴起更有火上加油、如虎添翼的功效。黑格尔的理论：游戏比正经事更正经让我们对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试作解答。首先，我们要指出，“体育运动]这个概念，其实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是指为增进身体健康而进行的各种躯体的活动。其二是指各种竞技。许多人都不明白下棋何以要算是体育，因为它显然不是什么躯体的活动。但是在体育运动一词的第二种意义上，下棋确实属于体育。不过，那也只对以竞技为目的的棋手们才是如此。对一般人来说，下棋无非是娱乐，他们之不承认它是体育乃是完全正确的。前文所述对体育运动的种种非难，究其实，大部分都是针对作为竞技的体育运动的。因此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讨论。没有人会反对那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体育运动。可是问题在于，这种以健康为宗旨的体育运动总是很快就在其中产生了竞争的色彩，而且它马上喧宾夺主，倒把健康本身排挤到了次要的地位。这种现象的确是意味深长的。能不能从体育运动中完全排除竞技的因素呢？看来很难。且不说它意味着使比赛不再成其为比赛、运动员不再成其为运动员，即使它对于普通人的纯业余性的锻炼也是很难普遍实行的。这非但不是什么弊病，可能倒是个优点。人生有很多基本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人必须从事一系列活动。从一种极端的观点看，这些活动本身都没有独立的意义，他们只是为了满足那些基本需要而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一种活动仅仅具有手段的意义，那它们对于我们来说就势必显得是个负担。于是，人们必须发明一门艺术，使得那些作为手段的活动本身具有一种乐趣，使它们获得一种独立于原先目的之外的意义，换句话，就是使这些手段变成一种目的。在这方面，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为了使人类能很好地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大自然给我们心中注入了爱情。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出于对相爱和快乐的追求而互相结合，生儿育女的目的反而被放到了第二位，结果是使繁衍后代的任务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大诗人歌德深明此道，他说：“每走一步都走向一个终于要达到的目标，这并不够，应该每一步就是一个目标，每一步都自有价值。]发明体育竞技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体育运动取得了独立的价值和乐趣。谁都知道，坚持长跑需要很大的毅力，若是以打球的方式完成相同的运动量则要容易得多。要让一个人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爱上几项竞技性的体育运动。竞技性体育运动很类似于游戏，也有几分像艺术。有时候人们把它归为游戏或归为艺术，那是有道理的。在竞技性体育运动中，人们通过自由美丽的动作、通过对力量、灵巧、耐力和勇猛的尽力，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一件艺术品，并藉助于激烈的竞争，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夺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叫一个人原地蹦跳，跳不了几下他就腻烦，很快他就会感到累了。可是，递给他一根绳子，他就能跳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不容易感到疲劳。人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然后自己再去克服它。这岂不无聊透顶吗？但是，要让一件本来只具有手段性质的活动具有目的的性质，这种没事找事的多此一举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更妙的是，它是确有成效的。问题在于，体育运动中的种种障碍、困难固然可以是人为的，但是，由这些障碍和困难而激起的斗争意识却实实在在地是自然的，克服它们而产生的成功感却实实在在地是自然的。这就使那些本来没有意义的活动获得了意义。 “游戏人生]这句成语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个贬义词。把人生视为游戏显然是极不严肃的。那么，把游戏视为人生又好不好呢？一个专业运动员不正是把游戏当作人生吗？岂止运动员，所有那些从事非实用性的工作，并以全副精力追求那种工作的尽善尽美的人，难道不都是把游戏当作人生吗？在一般人看来，”游戏“就是”玩“，就是不正经、不当真。不过严格考究起来，”游戏“一词无非是指那些非实用的活动，它并不必然包含或意味着不正经、不当真的意思。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对那些非实用的活动抱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清朝词人项廷纪说过一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英国诗人拜伦在《唐．璜》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写诗填词一类活动都不干实用，它既不能抵吃、又不能当穿，真算得上是”无益之事].但是如果把这些“无益之事”统统从生活中排除掉，人生又将如何？那位无所不谈的黑格尔对于所谓游戏发表过如下一番议论。他说：“假如我们看看这些游戏内在的本质，我们首先会注意到‘游戏]同正经的事务、依赖和必需是怎样处于反对的地位。这种角力、赛跑和竞争不是什么正经事情！既然没有防卫的义务，也没有争战的需要。正经的事务乃是为某种需要而起的劳动。我或者[自然]必须有一个屈服；假如这一个要继续生存，那一个必须打倒。但是和这一种正经相反，游戏表示着更高等的正经，因为在游戏中间，’自然‘当被加工制造为[精神]，而且在这些竞技举行的时候，主体虽然没有进展到思想最高级的正经，然而从这种身体的练习里，人类显出了他的自由，他把他的身体变化成为[精神]的一个器官。] 黑格尔的思想很清楚，游戏比正经事还更正经，非实用性的活动比实用性的活动更高级，只有它们才是人类自由的真正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也表述了与此类似的见解，而且作了更透彻的发挥。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认为，实用性的活动，也就是通常人们认为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体现了人的目的。恰恰相反，它们多少只能算是一种手段。人类活动的本质在于发展自身的能力。照这种观点看来，体育运动，只有当它不是从属于某一个实用的目的，而是以自身为目的——譬如说，一个人跳高不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于战争和劳动的需要，却是为了跳得更高而跳高，把发展自己的跳跃能力当作目的——这时，它不是变得更无聊，反而是获得了更高的意义。 “活动”与“目的”的关系有两种，有一种活动是为了某一目的。另有一种活动，本身便是某一目的的体现。人们从事前一种活动，仅仅是为了得到它的最终结果；人们从事后一种活动，有时固然也是要得到其最终结果，但主要追求的却是那个活动本身、那个活动的过程。一般人把从事后一种活动叫作“无所为而为”，否认它有什么目的性，其实这是把目的性和实用性混为一谈了。有些活动没有实用性，这就是说，它们的最终结果完全无关紧要，但是这些活动本身却很有价值，它们本身就体现着人生的某种目的，而且是更基本的目的。事实上，只承认实用性活动具有意义不仅是片面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假如A的意义在于B，那么B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只有两种回答：一种是把B的意义归于C，然后，不可避免地再把C的意义归于D，把D的意义归于E，如此等等，于是引出了一个无穷后退的系列，到头来是谁也没有意义，万事皆空。那些只重视实用性活动的地方，每每流行着虚无主义思想，那绝不是偶然的。另一种回答则是认为B、或C，总之，是某一件事情本身就具有意义，它们不是“为它存在]的，而是”为自己存在“的。换句话，它们是非实用的。这意味着，实用性活动之有意义，正在于还存在着那些非实用的活动，正在于那些非实用活动本身即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在美国小说《海鸥乔纳森》一书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海鸥，名叫乔纳森。其牠海鸥也练习飞翔，但牠们练习飞翔完全出于实用，出于捕食和避害的实际需要。海鸥乔纳森却是为了飞翔而飞翔，牠为了能飞得更高更远而不断地刻苦练习，牠领悟到：宇宙间根本没有天堂这个地方，天堂既不是一种空间，也不是一种时间，天堂就是要成为完美。牠的人生观是：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努力把最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以此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实用，理论思维则一向不够发达。这种估计有多少正确性，此处不论。我们想说的是，在重实用与轻理论之间的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凡偏重实用者往往轻视理论。原因在于，理论的兴盛并不是完全出于实用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正好是远离实用的目的，在以自身作为目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倘若是为了实用，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面三五位一般也就足够了；只有在纯粹的求知的愿望刺激之下，人们才证明出丌的无理数性质并计算出小数点以后成千上万位的精确数值。固然，为了应用，必须认识。但是，为了应用而认识是和为了认识而认识很不相同的。大部分严格的科学理论都是为了认识而认识的产物，而不是为应用而认识的产物。但是，要说中国传统文化一概是只重实用，显然不符合事实。至少，诗歌艺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外。回文诗有什么用？苏东坡的“神智体”有什么用？难道它们主要不是一种文字游戏、一种智力游戏吗？按照前边对“游戏”的解释，这正是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赞颂。尽管受着“诗言志]、”文以载道“等观点的强大影响，但是诗歌艺术的历史表明，人们一直对”诗“本身的发展完善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写道：”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令，连朝连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者，又非仙而何？]这里的“诗魔”状态，正好与前文提到的为了破纪录而不惜搞垮健康的运动员的“儍劲”相似，这里的“诗仙]状态就是海鸥乔纳森的”天堂“。为了作诗而不顾其余一切，把作诗本身当成人生的最大追求。这种精神和体育精神是相通的。人们不是常常说到“事业心一吗？什么叫事业心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事业心正是为了一种活动本身的缘故而从事这一活动的愿望。那些为了消遣、为了强身而打球的人是谈不上有打球的事业心的，只有那些为了打球而打球的人才有事业心。当然，不少优秀运动员都具有为国争光的愿望，这个愿望十分崇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崇高的愿望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并不是非常必要的。并非所有的世界冠军都具有这种愿望，但是他们毫无例外地必须有为了打好球而打球、为了跳得更高而跳高的内在要求。乒乓球比赛，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输了呢？怀有为国争光的崇高愿望固然有助于促进运动员们攀登高峯，但那首先有赖于运动员具有运动员的天性：他们必须对所从事的活动本身抱着强烈的追求。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夺取体育运动的优胜会被当成一种光荣的道理了。因为它表现出人类为发展自身能力而做出的一种英勇努力和突出成就，那确实是值得骄傲的啊！未完待续

#体育精神 #运动员 #健康 #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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