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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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胡平：美台建交　此其時也臺灣的最大苦惱莫過於缺少國際人格。臺灣人民最大願望莫過於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對於臺灣人民而言，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具有雙重意義：它不但能給臺灣人民帶來尊嚴，而且還能給他們帶來安全。目前，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意味著，如果大陸對台動武，國際社會都會認爲那是中國內政而袖手旁觀，頂多口頭上抗議兩句，就像對待俄羅斯打車臣；只有美國政府可能依據臺灣關係法而拔刀相助。反過來，如果臺灣能得到廣泛的國際承認，大陸對台動武，就會被看成是北韓打南韓，整個國際社會就會出面干預，聯合國就可能通過決議出兵制止。這就是說，只要臺灣得不到國際承認，它就處在中共武力威脅的陰影之下；只有贏得國際承認，才能增強臺灣自身的安全。台灣獲國際承認的兩種方式臺灣要獲得國際承認，可以有兩種方式。一、修改憲法，將其領土劃定在台澎金馬。這就表明臺灣和大陸不是一個國家。如果修憲後的臺灣繼續叫中華民國（簡稱華獨），那就是兩個中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中華民國；如果修憲後的臺灣改國號為臺灣共和國（簡稱台獨），那就是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簡稱一中一台）。既然包括美國在內的絕大多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其先前的有關政策都是建立在「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1971年上海公報）這一認知之上，而修憲後的臺灣已然否定了這一點，那麼，它們就應該改變其先前的政策，轉而考慮在繼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也承認中華民國或臺灣共和國。但問題是，中共反復宣稱，它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臺灣獨立」；並宣稱「台獨就是戰爭」（這裡所說的「台獨」也包括「華獨」）；如果臺灣宣佈獨立（即修憲正名），中共動武怎麼辦？有些台獨或華獨人士相信，如果臺灣宣佈獨立，中共並不會對台動武——因為中共推測，它一旦動武，美國很可能會捲入，美國很可能會站在臺灣一邊抗擊中共，中共自忖無法取勝，所以只好從一開始就放棄動武。不錯，美國並沒有說過它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保護臺灣。通常認為，美國基於臺灣關係法承諾保護臺灣的安全，是以臺灣不率先單方面改變現狀為前提。美國政府過去還多次宣佈它不支持台獨，這等於是說，如果臺灣因率先單方面改變現狀宣佈獨立（無論是台獨還是華獨）而招致中共動武，美國未必會出兵保護臺灣。但是這些台獨或華獨人士相信，儘管如此，美國到頭來還是會幫助臺灣的。他們相信，如果臺灣宣佈獨立，中共對台動武，美國不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觀。他們的邏輯是：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怎麼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專制政權武力消滅一個民主社會而不出面制止呢？這和俄羅斯打車臣還很不一樣。車臣本來就隸屬於俄國，臺灣卻從未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美國兩黨既然都已經認識到它的最大對手就是中國，因此美國決不能在中國面前示弱。為了維護自由民主的價值，為了維護超級強國的威信，為了維護美國的戰略利益，不管美國多麼不情願捲入台海戰爭，到頭來它還是會捲入，會協助臺灣抗擊中共。有道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如果螳螂事先就知道它背後還有黃雀，它就知難而退，不會去捕蟬了。因此，按照這些台獨或華獨人士的推斷，如果臺灣宣佈獨立（台獨或華獨），中共並不會對台動武。所以臺灣完全可以和平獨立。中共未必不清楚這些台獨或華獨人士的盤算。他們也知道，台獨（或華獨）的這套計畫看起來是冒戰爭的風險，實際上卻是為了實現和平的獨立。在這套計畫中，臺灣只是希望美國發揮一種威懾與嚇阻的作用，並不是要真的把美國拖進戰爭。於是中共發現，要防止台獨實行他們的計畫，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作出強硬姿態，讓別人相信，一旦臺灣宣佈獨立，中共將不計一切代價對之宣戰，哪怕招致和美國開仗也在所不惜。美國人越是相信一旦台獨中共必將動武，從而會把自己捲入戰爭，它就越是會勸阻臺灣獨立。「不處理台獨會被十三億人民推翻」能當真嗎習近平說：十三億中國人民不會同意台獨；我們如果不處理台獨，會被十三億人民推翻。所謂「我們不處理台獨會被十三億人民推翻」一說自然不可當真，習近平說這話的意思無非是表明，在台獨問題上，中共絕無妥協的餘地。《環球時報》發表過一篇社評，聲稱，臺灣如果踩到反分裂法的紅線，大陸必將「以武力手段徹底拔除『台獨』的毒瘤」。社評說，解放軍有能力在以小時計算的時間內摧毀台軍的抵抗力，並快速奪取整個臺灣島，在美國的「馳援」到達之前就基本結束戰鬥。社評最後寫道：如果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和中國攤牌，中國會堅決奉陪，「而且我們相信，中國人民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到底。但我們不知道，美國選民會允許共和黨政府這樣玩多久」。《環球時報》社評無疑含有虛張聲勢、虛聲恫嚇的成份。但臺灣方面若是宣佈台獨或華獨確實有相當大的風險。大多數臺灣人是不是願意冒這份險呢？這是一個問題。再者，臺灣若是想台獨或華獨，需要走一套民主程序，因此很可能，當臺灣方面剛剛啟動相關程式，中共就會全力文攻武嚇，同時向美國施壓。既然美國不願意被捲入和中共的軍事衝突，它就很可能像過去一樣向臺灣施壓，勸阻臺灣不要搞台獨。這樣一來，一些台獨或華獨人士主張的和平獨立的計畫就胎死腹中了。習近平說：十三億中國人民不會同意台獨；我們如果不處理台獨，會被十三億人民推翻。（湯森路透）二、其實，要打破中共對臺灣的無理封殺，使臺灣擺脫國際孤兒的不公正局面，並不需要臺灣改憲法乃至改國號，只要美國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建交就行了。美國的角色非常關鍵我們知道，臺灣（中華民國）之所以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是因為中共的封殺。說來中共的殺手鐧也就一招，那就是：誰承認中華民國，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跟誰斷交。本來，許多國家是願意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承認中華民國的，臺灣自然歡迎別人採取雙重承認，可是大陸卻擺出「有他無我、有我無他」的架式，逼迫外國二者擇一，由於大陸和臺灣在國際交往中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外國政府覺得和大陸斷交的代價太大，便紛紛選擇大陸而拋棄臺灣。唯有美國可以打破這種局面。因為斷交是柄雙刃劍，你和別人斷交，你也要付出代價。如果美國在保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的同時，也承認中華民國，中共將如何反應？宣佈和美國斷交嗎？中共自己也要付出沉重代價。是不是肯付，是不是上算呢？如果美國還能拉到幾個重要國家一道和中華民國建交，中共就更難辦了。假如中共不敢和美國斷交，其他國家就可能接二連三地效仿，這樣，臺灣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國家的承認，獲得應有的國際人格了。如果美國直接和臺灣建交，中共頂多只能和美國斷交，不可能採取更激烈的反應。這是有先例的。例如尼加拉瓜、聖露西亞和諾魯，本來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式邦交，後來又宣佈承認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即宣佈與之斷交；但也僅只是斷交而已。中共不可能因此就去打臺灣，因為臺灣沒有做任何改變現狀的事，中共要動武師出無名；萬一動武，美國依據臺灣關係法出面保護臺灣則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中共也不可能對美國做出什麼激烈的行動，畢竟，別國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純屬其內部事務，中共除了和別國斷絕來往，還能拿別國怎麼樣呢？眾所周知，中共之所以要和與臺灣建交的國家斷交，其依據無非是它的一個中國原則。然而我要指出的是，在臺灣維持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法理現狀的前提下，如果美國政府決定和中華民國政府建交，那其實並沒有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美國可以明確告訴中共：美國的政策是「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因此仍然屬於「一個中國」。美國可以理直氣壯地反問中共：你們不是也早就不反對「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了嗎？中共早就不反對「一中兩府」是的，中共早就不反對「一中兩府」了，見之于中共領導人講話和國台辦檔。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對於中共當局在兩岸關係問題上的這一微妙而重要的變化及其意涵，無論是美國還是臺灣，似乎都沒什麼人注意到。中共對兩岸關係究竟是如何定位的？我以為我們不妨從解讀中共國台辦的白皮書入手。國台辦的白皮書有足夠的權威性，論述完整，條理分明，用語也較為嚴謹，是瞭解中共有關政策的理想文本。國台辦前後發佈過兩份白皮書。一份發佈於1993年9月1日，標題是《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另一份發佈於2000年2月1日，標題是《一個中國原則與臺灣問題》。兩份白皮書在某些提法上有差異。這些差異說明了什麼？以下是我的辨析。在1993年的白皮書裡，有如下一段話：「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行，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一國兩府』，反對一切可能導致『臺灣獨立』的企圖和行徑。」我們知道，在1972年2月28日簽訂的《中美聯合公報》裡，寫道：「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從那時起，中共當局一直都宣稱，中國政府堅決反對的，包括「臺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一國兩府」。可是，在2000年的白皮書裡寫的卻是：中國政府「反對所謂『臺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注意：在2000年的白皮書裡，在中國政府「反對」的賓語中，「一國兩府」被去掉了。換言之，從2000年起，中共當局只提反對「臺灣獨立」、「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不再提反對「一國兩府」了。中共當局不再提反對「一國兩府」，最早出現在1995年1月30日的江澤民講話《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其中講到「堅決反對一切『台獨』和分裂的言行」；還講到「反對臺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沒有再提反對「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即一中兩府）。中共展現微妙的模糊中共領導人的最新表態，習近平在2019年1月2日《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致詞中講的也是「堅決挫敗各種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臺灣獨立』的圖謀』，其中仍然沒提「一中兩府」。如上所說，中共對「一國兩府」只是不再反對了，那並不等於它接受了，但是那也不等於它不接受。這就是說，中共對「一國兩府」既沒有接受，也沒有不接受，而是刻意造成一種微妙的模糊。中共的很多奇怪表現，其實就是出於這種微妙的模糊。兩份白皮書還有一處差異，值得辨析。在1993年的白皮書裡寫道：「中國政府歷來反對用處理德國問題、朝鮮問題的方式來處理臺灣問題。」可是，在2000年的白皮書裡卻只說「兩德模式不能用於解決臺灣問題」，即，仍然反對兩德模式，但沒有再提反對兩韓模式。這一改動看上去令人不解。因為在一般人看來，兩德模式和兩韓模式是一樣的性質，過去人們也總是把兩者相提並論，那為什麼在2000年的白皮書中，依然反對兩德模式卻不再反對兩韓模式了呢？因為兩德模式和兩韓模式不一樣，兩德關係是兩國關係，兩韓關係是一國兩府。先談兩德關係。兩德關係是兩個德國，是兩國關係，或曰是兩國論。 1949 年5月，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頒佈了基本法，作為過渡時期相當於憲法的法律。當時的西德之所以沒有制定憲法，理由之一是，德國的憲法理當由全體德國人共同制定，既然現階段東德人無法參與，所以現階段不可以制定憲法，所以只能制定一套基本法。這表明，西德堅持認為，東德是德國的一部分，只有一個德國，東德和西德都屬於德國。我們不妨把這種立場叫做一個德國原則。這就是說，西德是堅持一個德國原則的。東德則不然。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開始就制定了憲法。東德的第一部憲法公佈於1949年10月。應該說這部憲法仍然堅持一個德國，因為該憲法第1章第 1條明確規定：「德國是由德國各州組建的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這裡的「各州」顯然也是把西德包括在內的。1968年4月，東德頒佈了新憲法。新憲法第 1章第1條，去掉了原來的「德國是由德國各州組建的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這就有放棄一個德國的跡象了。不過新憲法第1章第1條寫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德意志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西德也是德意志民族，這就等於說西德也是德國的一部分，因此新憲法也還是保留了一個德國的意思。 1974 年9月，東德通過了憲法修正案，移除了德意志民族的內容，把第1章第1條改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工農社會主義國家」。這就表明東德已經放棄了認同東德為更大的德意志國家一部分的理念。在修正過的東德憲法中，已經沒有任何字句明示或暗示東德和西德同屬一國。這就意味著東德已經放棄了一個德國原則，確立了獨立的東德國家認同——我們可以叫做東德獨。在這時，雖然西德仍然在堅持一個德國原則，但是東德已經放棄了一個德國原則了。在這以後，東德和西德的關係就不再是一國兩府，而成了兩個德國，成了兩國關係。兩德與兩韓關係的不同下面再看兩韓關係。乍一看去，南韓和北韓的關係就是兩國關係，就是兩個韓國。難道不是嗎？南韓和北韓各有自己的國號，各有自己的土地、人民、政府與軍隊，各有自己的貨幣、海關。南韓和北韓都可以以國家的名義參加有關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南韓和北韓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都和很多國家建立了正式邦交，有150個國家（包括中國）都是既承認南韓也承認北韓，在奧運會上，南韓運動員和北韓運動員都可以各自打著自己的國旗出場，贏了金牌都可以各自奏自己的國歌，如此等等。這和兩個國家有什麼區別呢？區別還是有的。南韓憲法第三條規定：「大韓民國之領土，在於朝鮮半島及其附屬島嶼。」注意：這裡說的是整個朝鮮半島，而不只是朝鮮半島的南半部。北韓憲法第五條規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在北半部實現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並在全國範圍內排除外來勢力，于民主基礎上和平地統一祖國，爭取完全的民族獨立而鬥爭。」這就是說，北韓所說的全國，是包括南半部在內的；而它目前實際管轄的地盤，只限於北半部。在這裡，南北韓在講到自己的領土範圍時都講的是整個朝鮮半島，也就是說都把對方實際管轄的那半壁江山算入其內。由此可見，南北韓雙方都堅持只有一個韓國而不是有兩個韓國。但是在一個韓國之內有兩個以中央政府自居的政府，這就叫一國兩府。但與此同時，雙方又都承認自己在現階段的治權即實際管轄權只限於自己這半壁江山，並且尊重對方對它那半壁江山的實際管轄權。上引北韓憲法講得很清楚，在現階段，北韓實際管轄權只限於北半部。南北韓雙方尊重與承認分裂分治的現實，允許對方進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和外國建立正式邦交，並表明在未來和平統一的意願。這就叫「一個韓國，兩個政府」（或曰一國兩府）。如果未來某一天，南北韓雙方（或其中一方）不再堅持只有一個韓國，在談到自己的領土時不再把對方那一部分包括在內，並對未來的統一與否不置一詞，那才叫「兩個韓國」或兩國論。當然，中共只是不再提反對兩韓模式，這不等於接受兩韓模式，但是也不等於不接受兩韓模式。這就意味著為接受兩韓模式留下了可能的空間，否則它就會乾脆說「兩韓模式不能用於解決臺灣問題」了。我們知道，兩韓模式就是「一國兩府」。「一中兩府」的前提是一中在大陸，早就有官方的兩岸問題專家表達過「一中兩府」的主張了。 2005年4月1日，中國社科院臺灣所研究員王建民在強國論壇網站與網友對話，其中有如下兩段問答：網友黃河飛流：王建民嘉賓，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能否理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同屬一個中國？王建民：這個問題提的有水準，有觀察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這樣理解的。有網友老灰貓問：咱當時為什麼不和臺灣討論李登輝提出的「一中兩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嗎？王建民答：你的觀察力不錯，大陸不少學者也提出了這種觀點，只是我們對臺灣問題的認識有個過程，過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覺得也有不少遺憾。但歷史不能重複，我們希望我們以後把握好歷史機遇。另外，2011年6月，北京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楚樹龍在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發表文章，明確提出「一個中國內的兩個中央政府」概念，希望為兩岸政治架構找尋一條新的出路。楚樹龍說，無法正視兩岸間有兩個平等的政府使兩岸關係無法正常化。兩岸關係要維持長期的正常穩定發展，雙方必須承認彼此都是一個中國之下的合法政府。王健民的回答表明，既然「一中兩府」的前提是一中，因此它並不違反一中原則。那麼按照中共領導人的表態「願意在一中框架下進行平等協商」，「一中兩府」就應該是一個選項。楚樹龍更進一步指出，要使兩岸關係正常化，必須承認「一中兩府」。儘管楚樹龍的意見還不是主流，並不代表中共官方，但是並沒有超出中共官方立場給定的那個模糊空間，因此有助於我們瞭解這種模糊的內涵，從而也就瞭解了中共的立場。回到兩岸問題上來，一國兩府即一中兩府，即，一個中國，兩個政府。這就是說，在臺灣維持現狀－－包括維持現行憲政體制的法理現狀－－的前提下，美國就是在維持和大陸邦交的同時，又和臺灣正式建交，即，對大陸和臺灣實行雙重承認，即，一個中國兩個政府，既然其前提仍是一個中國，因此也是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因此中共也無話可說：既然北京可以既承認北韓政府又承認南韓政府，那麼，華盛頓為什麼不可以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又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呢？ 2019年5月15日

1个月前

ZT：黎胖脸书—— 因為讀書會的關係閱讀了這本報導文學（中文书名：底层网红。英文书名：Get Rich or Lie Trying），讀完後覺得十分精采！透過實際案例，作者描繪出自2008年金融海嘯、2019武漢肺炎對世界經濟和工作模式帶來的衝擊，同時遇上社群網站的崛起，使人們的心態與價值觀產生變化和擴散，並形塑他們的行動和判斷由此所產生的影響。概括書中描繪出來社群時代的價值觀，其實如同書中所言：「平凡無奇是一種罪」。社群網站如FB、IG乃至於Tiktok抖音等放大了人們的感受，擊中人的弱點，無止盡擴大出名的慾望，創造了以流量換錢的可能性，也擴散了各種謊言、詐欺、偏見，形塑並統合了許多人的價值觀，使之對於過往所謂的正當工作、穩定生活、互相包容等價值觀進行即使非全面、也是巨大的否定。特別是在疫情後網路和社群使用率產生爆炸成長，加上經濟模式轉變、生活困難，人們開始尋求更多、更快且輕鬆的發財、出名、尋求自我、情感探索、身心解放等方面的方式，不再願意接受過往認為正當正常的工作，而社群網站提供了一個平台，人們趨之若鶩。然而在這後面，科技巨頭、各式廠商、販賣夢想的老鼠會、詐騙集團、直銷、以夢想、社會運動與理念包裝銷售自己產品的網紅也善於運用這一個新媒介，透過各種模式、話術來形塑和貼近人們對於怎麼賺錢的看法，利用懷抱著當代上進夢，即只要能紅、能賺大錢甚麼都無所謂的男女們，透過新的媒介平台，讓這些人去吸收身旁相近的人們，為他們賺大錢。這些男男女女都是作者所謂懷抱想輕鬆爆紅和發財的「微型網紅」，被盯上是因為廠商等群體都知道，這種人身旁接觸、追蹤他們社群網站的人，多半是價值觀相似的真粉，所以藉由這些人來幫自己打廣告，更有機會為這些廠商、老鼠會、直銷、詐騙乃至大型網紅去吸收更多真人來獻金。在這過程中，不論是雲端頂層還是微型網紅們，熱愛使用當代流行思潮（書中提到財富自由、身體自主、女性主義、黑人的命也是命、情感自主等等）和話術，加以改造成商業素材，來增加自己的流量曝光度，在這種商業運作下，網路上流竄的流量形塑了人們的認知和框架，大家都認為靠這條路能發財。另一方面，這些被利用的人對此許多深信不疑，或者雖然有懷疑，但說服自己這樣才是對的，因為他們認為，很多人都這樣成功，他們沒有理由不可以，儘管他們最後賠上了積蓄、借款、親友的信賴甚至是自身的健康與尊嚴。而這些被利用的人多數更會隱瞞真實情況，因為他們深信不疑此路能發財，所以仍要靠這樣賺錢，既然如此就不能說出來，而他自己既然被這樣詐走錢財，那他也可以反過來用這樣的方式去賺別人的錢，像是身旁的親友、網路上的人、單純的年輕人等等，並自我催眠一定要走這條更輕鬆、出名、發大財的路，認定自己一定會成功，以致於無法制止，甚至對於質疑者大表憤怒。例如其中一章談實況直播網紅，以病態方式經營，藉此滿足網路有犯罪、霸凌等慾望的酸民，藉此賺錢，例如透過讓酸民大舉霸凌、攻擊自己，害自己陷入窘境來賺錢，甚至讓酸民惡意檢舉他，儘管沒有犯罪，但酸民看到警察出動亂抓那個網紅，能浪費國家資源他們就很爽，實況主就藉此賺進大筆抖內。同一章也提到，裡面有黑人、女性去作賤自己，讓自己被嚴重地侮辱，甚至崩潰，但這對他們來說也是賺錢、變紅的手段，儘管被如此對待，那些人自己認為這樣沒錯，比起朝九晚五穩定工作但沒甚麼錢，他們這樣可以得到很多錢，可以紅，所以他們非常否定過去那些正當職業和價值觀，他們認為自己現在才是紅人，是逐漸往金字塔上爬，這是真正的「上進」。而同樣地，很多人在社群上被詐騙、被老鼠會直銷吸納，然後轉過頭來變成這種人，繼續去詐騙別人，形成惡性循環卻仍深信不疑。也有些人是為了得到更多關注，藉此換取跟廠商合作的機會，所以去土耳其等密醫盛行的國家，整形成可以得到流量的身材與臉孔，結果許多人醫美手術後身體組織潰爛甚至差點死亡者均有，並因為他們是去外國醫美，因此求助無門，身體每況愈下，然而他們卻又覺得唯有這條路能走下去，因為只要有名有流量就能帶來錢，生活和身體就都能救回來，只能繼續走下去。也有提到因為社會思潮與社會運動崛起的網紅，例如美國因BLM崛起的網紅，在種族議題上逐漸走歪、內鬥，只為了自己的流量和發財；或者主張女性主義、獲得大量女性粉絲追蹤的網紅，隨著聲名鵲起，逐漸採取使用各種矛盾但能讓追蹤者「共感」的話術，利用支持者的信賴，去認同他有些矛盾的說詞與價值觀、購買他的書、參加他高額門票的講座，購買他業配的產品等等，讓他大發其財，他更灌輸支持者要瞧不起平凡、樸實、尋求伴侶的男男女女，鼓吹女性要想盡辦法榨乾男性，男性被榨乾後就趕快換下一個，如果男性提出偶爾像是互相負擔，就應該立刻甩掉，再找一個新的有錢男性。如果有人質疑，他就會鼓動支持者去攻擊看法不同者，如果是女性甚至會被當作是背叛者，遭受更猛烈攻擊。看完這本書，感受到因為社群與流量塑造並放大了慾望，加上各種修辭技巧、表演、影像、話術等方式，所以使得人們一方面越來越趨同，另一方面也因為社群特性，越走越極端，也與上一代越來越不同。而當代許多人所言的「上進」觀，在本書也有了更明確的描繪，即是「有名又有錢，有錢有名後要更加有錢又有名」。因此不擇手段賺錢成為主流，有錢就是一切，而書中呈現的樣貌，即是當代不管詐騙也好、利用也罷，甚至讓人羞辱、傷害自己，自我作賤，只要能紅、得到抖內，就都是對的方式。作為讀者感受當代潮流下，在想如果作者採訪台灣的例子，可能也包括賣國吧。這種在社群上崇尚的價值觀，讀完當下，也覺得這套觀念和上進看法或許是詐騙集團永不歇的原因之一，而對詐騙反感的人，可能同時在其他層面上崇尚這種價值觀，所以不管政府怎麼遏止甚至跨國聯手合作，詐騙也不可能根絕，因為這就存活在人們的價值觀裡面。不過，本書書名雖然用底層網紅，其實還是有提到一些比較成名的人，只是多數案例是有很多幾百幾千追蹤的微型網紅，就是被成名者、有錢人利用的人，因為這些人會吸引價值觀類似的真粉，所以只要施以小惠和成名的誘惑，就能利用這些人吸引到更多人被捲入各種騙局之中，傾家蕩產且難以自拔，成為有錢人更有錢的墊腳石，但是這也是社群網站和智慧型手機誕生後社會和經濟型態的特性，所以這個趨勢現今仍然如此對當代社群網紅議題和社會心態現象有興趣的朋友，會很推薦這本書，會從中得到許多收穫，甚至可以用來觀察國內如果有網紅突然轉變，本書也可以提供熟悉的軌跡與模式，作為觀察現象用的書籍，也是十分趣味。況且本書不厚又有豐富案例，是一本相當有趣的時事報導書籍，與大家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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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我们认识的刘晓波（徐友渔、胡平、陈军、何频、陈小平。2017年6月26日）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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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那几天在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前前后后，我写下了几篇短文。现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发表如下：（一）2010年10月6日记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是最热门的人选。其实，晓波自己真没追求过这个奖。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奖。另外，晓波著作等身，但翻译成西文的很少。晓波认识不少西方汉学家和记者，和很多流亡异议人士是好朋友，但他好像没花过什么功夫托人把他的著述翻译成西文。直到他去年圣诞节被判重刑之后，才由中国人权把判决书提到的6篇文章和他的自辩词与最后的陈述一道翻成英文，刊登在今年第一期《中国人权论坛》（中英文双语季刊）上，算是第一次把他的思想观点向西方读者作集中的介绍。今年夏天，我和几个笔会的朋友商议，觉得有必要编选一部刘晓波文集，把它翻成西文，让国际社会对他的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了解。我负责编选他的政论、文论和时评，刘霞负责编选他的诗歌。我对晓波的著述非常熟悉，按说选起来应该不费力气；然而一旦着手编选，才发现这项工作很不好做。第一，晓波的著述太多，11本书，近千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要从这么多著述中选出二、三十万字的一部文集，如何取舍就是个大问题。第二，晓波写文章，总是面对中国读者，尤其是大陆的读者。由于文化差异，更由于语境的差异，外国人读他的文章是不是能读明白，能准确领会，挑选哪些文章更合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再有，对晓波这样的人物，一般读者不但对他的思想观点感兴趣，而且也会对他的生活经历感兴趣。然而晓波虽写过几百万文字，却没写过自传，也缺少别人给他写的传记。这不能不是个缺憾（顺便一提，不少人有种印象，以为晓波热衷于在国际社会打个人知名度，这并非事实）。在颇费了一番心思后，刘晓波文集的编选工作终于完成。笔会也联系好了英文德文的翻译以及出版，但书的上市，最快也要等到明年了。晓波无疑是当今中国异议运动的一面旗帜。晓波是中国异议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以及发生的重大事件，晓波总是迅速地作出反应，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始终注视着这些事件并及时地发表评论。哪怕你不读完他的文章，只消你看一看那上千篇文章的标题，你就会发现，很少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或事件被他遗漏。晓波也是中国异议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多年以来，中国的异议群体发表了大量的公开信、抗议信、呼吁书以及纲领和宣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晓波起草、发起或组织的。这不但是因为他思想敏锐，笔头快，而且也因为他声望高，人脉广泛。晓波交游广阔，国内的海外的，华人洋人，体制内体制外，老年中年青年，学术界文化界法律界新闻界，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独立作家，很多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愿意和他合作。虽然说对晓波不满者也不乏其人，但平心而论，在异议阵营中的头面人物里，又有几个——如果有的话——比晓波拥有更多的人脉呢？我和晓波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早先在国内时（我是87年月离开中国到美国的），晓波作为文学界的黑马，已经暂露头角，不过那时我们没见过面。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那是在89年3月，晓波结束了在夏威夷大学的讲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记得是贝岭把他领到我家来的。我们一道参加了一些会议。晓波一度还有意加盟《中国之春》杂志。八九民运爆发，晓波毅然回国。临走那天，时任《时报周刊》总编辑的杜念中先生（现在是台湾《苹果日报》总编辑）开车到我家接他，送来两套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的著作。95年初春，晓波第二次访美，又来到我家。期间，我和陈军还一道陪他去波士顿。96年刘霞也来过一次美国，也到过我家。互联网的发明，使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自从我和晓波都上网之后，彼此的联系一直很频繁。除了互发电子邮件，我们更乐意用SKYPE聊天。晓波是夜猫子，他常常是在北京时间的深夜给我来电话，这恰好消除了两地时差的问题。有时我们还和军涛等其他朋友连线，那感觉真好象就近在身边。本来，刘霞根本不上网，听说她连手机都不用。晓波被捕后，刘霞不得不承担起和外界联系的事而开始上网。晓波这是第三次被关，刑期那么长，晓波又不再年轻。这不能不让我十分挂念。诺贝尔和平奖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奖项。但这个奖毕竟是挪威人颁发的，而他们对中国的事情很难有透彻的了解。刘晓波实际上早就在中国扮演起了异议群体的领袖角色，但直到今年才第一次被提名。据说在过去十几年中，有好几位中国人进入了评委会的短名单，但都未能获奖。还有一些优秀的人物从未被提名。哲人曰：“我们未必能得其所值，但我们应力求值其所得。”如果晓波今次获奖，我相信那是值其所得。（二）2010年10月8日记 9月21日，我在网上读到哈维尔等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请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立即转发给刘霞，并附言：“尽快告诉晓波。”接下来，我又参与了苏晓康和张祖桦发起的致诺贝尔委员会的签名信。以后每一天，我都密切关注此事的发展，把读到的每一件好消息都转告给刘霞。我想，无论得奖不得奖，这些好消息总会给晓波和刘霞带来喜悦和欣慰。到了9月27日，媒体上发表了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龙德斯塔的讲话，我顿时预感到：这次诺贝尔奖是晓波的了。？我的推理很简单：龙德斯塔透露，中国副外长傅莹在今年6月访问奥斯陆期间对他说，如果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将会损害挪威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这么做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它一向是这么做的。意味深长的是，由于这次中国政府施压是私下进行的，挪威方面本来不需要公开讲出来。但是龙德斯塔却主动讲出来了，这样，假如到头来挪威诺奖委员会没有把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岂不会使外界责怪挪威诺奖委员会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诺奖委员会显然不愿意外界产生这种印象，所以我推测，诺奖委员会已经做出了颁奖给刘晓波的决定。我把我的判断告诉刘霞，请她做准备应对即将蜂拥而至的记者，发表感言。刘霞虽然觉得我的判断有道理，但依然无法相信。此后，估计还有不少人也告诉刘霞晓波这次会得奖，刘霞也慢慢相信了，只不过她总是“进入不了状况”。这也难怪，多少年了，我们生活在失望之中，用刘霞的话——“只是想坏事发生，从来没想过美事。”我们已经习惯于失望，在失望中继续坚持。我不禁想，古今中外，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境界，大概很多就是这样，在长期的逆境中磨出来的吧。除了告知刘霞，我也通知了纽约的朋友和媒体，10月8日下午举行庆祝会。随着时间的临近，情况越来越明朗。到了10月7日晚间，我以为已经毫无悬念，于是按时就寝，不打算熬夜等待那宣布的一刻。殊不知一觉醒来，看一眼闹钟，正是4点54分，赶快披衣而起，打开电脑上推特，美东时间5点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获奖。推特上一片欢腾。我浏览了一番，然后上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回笼觉。这天（10月8日）下午，我们按照原计划举行了庆祝会。（三）2010年10月11日记 10月9日，刘霞探望了刘晓波。据刘霞说，当晓波见到她时，神情慎重，很不安，晓波说，这个奖是献给六四亡灵的，他们用生命捍卫了和平，民主，自由和非暴力。刘霞说，当说起六四亡灵时，晓波哭了。听到这段描述，我深受震撼，极其感动。说实话，以我对晓波的了解，我原先也想到过，晓波得知获奖的喜讯后，很可能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起六四死难者。不过我又担心，我对晓波的这种期待是不是太高了。毕竟，晓波以54岁的年纪被重判11年监禁，在与世隔绝的孤寂中已经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还不知要熬到何年何月，他的心情也可能经常地陷入灰暗，陷入沮丧。一旦他得知世上最崇高的荣誉竟然不期而至地落在了自己头上，一时间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兴奋得流下眼泪，那都是合情合理的，是完全正常的。宠辱不惊已经是非常高的境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而晓波非但做到了宠辱不惊，在如此巨大的荣誉猝然降临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六四亡灵，他的泪水是为死者而流的。这该是怎样的境界，怎样的胸怀，怎样的责任感！正像苏炜先生诗词中所说：“宠辱经心冰炭惯，此晶冠，乃为吾民设。轻小我，真豪杰。” 我知道，晓波自己本来没想过得诺贝尔奖。从2002年起，他就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而大声疾呼。这次晓波是在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就在被捕的几天前，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尽管几个月来，在国际社会，刘晓波获诺贝尔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在监狱里的他却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也就是说，这次获奖对晓波而言，是意外，是突然；晓波本人并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再说，晓波身处狱中，周围也没有人帮他设计公关形象，以便对外显示出最美好的姿态。这就是说，晓波在得知获奖后的反应完全是自发的，自然的，是出自内心的。如果我们再联想到早年的晓波，联想到那个很有些狂傲张扬、爱慕虚荣、自我中心的刘晓波，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此时此刻，我们再去读晓波的有关文章，不能不有更深切的感受。在《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这篇文章里，晓波写到了作为六四幸存者的自己，是怎样的时时为负罪感所困扰，他忘不了那些普通的死难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仍在狱中的无名者，包括那些所谓暴徒。晓波总是在自责，在内疚，在不断地反省自己，从而也就不断地超越自我，一步步地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难能可贵的是，晓波把巨大的荣誉化成巨大的责任。我期待并且相信，在未来的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晓波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四）2010年10月22日记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一决定的伟大意义以及它引起的强烈反响，已经有很多评论和报道，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这里要讲的是另一个问题。仔细阅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公告，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着一个重大的疑问。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严厉打压，这二者到底有着何种关联？一方面，公告写到：“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长足进步。该国目前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已经脱离了贫困线，参与政治的范围也扩大了”；另一方面，公告又指出：“中国一直在违反着她所签署的一些国际协议，以及自身法律中有关政治权利的规定”。那么，这两方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公告没有说明。从公告的语气来看，诺贝尔委员会多半是认为，中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当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是这还不够，中国政府还应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也许，诺贝尔委员会是想通过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的方式，指出中国政府的缺点，鼓励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权的问题上迈开步子。但问题是，中国政府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呢？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公布后，中国政府发言人和官方媒体都做出激烈反应。可惜这些反应都太官样文章，不值一提。倒是某些官员在私下的讲话，值得我们分析考究。 10月11日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发表了一位名叫彼得.佛斯特（Peter Foster）的文章。文章作者说，几个月前，他曾经遇到过一位中共高级官员。这位官员一口咬定刘晓波就是危险份子。他说，想想疯狂的毛时代，个人崇拜，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再看看今天的中国，大城市高楼林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惊人提高，文化教育的普及发展，如此等等。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都是史无前例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并不是靠的你们西方人所说的民主（看看印度搞得有多差劲），而是靠的纪律严明、坚强有力的一党制。照这样下去，再过三十年，中国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到2040年或2050年，中国也会实现民主，但那会是新加坡式的民主，而不是你们西方式的民主。应该说，这位中共高级官员私下的的这套说辞，要远比官方的公开讲话更能揭示出目前当政者们的真实思想（当然仍有很多隐瞒和粉饰，这一点下面会有所提及）。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当局为自己辩护，主要仗恃的就一条：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即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这里的逻辑是：因为我们搞好了，可见我们搞对了。既然目标得以实现，所以手段就得到肯定。于是，集权、高压乃至屠杀都一跃而成了正面因素。国际社会的很多人总以为，中国政府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人权的改进；但中国政府心里却想的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正是建立在对人权的压制之上的，那我们怎么能放弃对人权的压制呢？如果我们放弃了对人权的压制，就是放弃了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的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岂止是经济发展不起来了，而且还很可能陷入危机，陷入混乱。只不过这些想法中国当局不敢和盘端出，如果和盘端出，等于是承认了自己的反人权反普世价值的本质。那也无异于告诉世人，现在中国当局选择的道路，就是一条与人类主流文明相对抗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下去，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共统治集团只会变得更自信，更骄横，更迷信强权更迷信暴力，更蔑视正义更蔑视人权；因而必将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危害。我们注意到，在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公布后，各民主国家政府首脑和民间都热烈地表明态度，那不只是对刘晓波个人的支持，也不只是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切，而且也是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强烈质疑与忧虑。中国政府自己的一系列收紧和打压的做法又正好从反面证实了国际社会的疑虑。几个月前，我曾经写文章，希望就中国模式展开世纪性大讨论；而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则为这一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2025年7月13日刘晓波逝世八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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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的政治遗言（2017年7月17日）——刘晓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逝世。他甚至不能对公众留下遗言。好在我们还有刘晓波当年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其中，刘晓波用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梦想、他的期待。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读刘晓波这段陈述，不禁使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马丁.路德.金讲到：“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无论是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字表达上，刘晓波的最后陈述都可以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相媲美，甚至还更厚重。未来，它也必将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一样编入中学生课本，代代相传。在《我的最后陈述》里，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早在大学时代，刘晓波就萌生了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理想，并决心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付诸于公开言行。不错，乍一看去，言论自由很温和，但是它却对共产专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据此，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需要说明的是，争取言论自由，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毫无畏惧地讲出自己的全部观点。它只要求，每当言论自由遭到侵犯，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2009年年底，刘晓波被判重刑。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向她的知识界文化界同仁发去询问，请他们谈谈对刘晓波案件的看法；有些人没有回复，而几乎所有的回复者都对刘晓波被判刑表示反对。有些回复者声明他对刘晓波的观点并不赞同，甚至强烈反对，但是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刘晓波以言治罪。有的人干脆引用伏尔泰那句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反对刘晓波的观点。或许有些人本来是赞成的，但不敢明说，甚至还要假装说不赞成，免得给自己惹麻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捍卫了刘晓波的权利，维护了言论自由。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秘诀－－低风险。因为你并没有表示你赞成那种危险的“反动观点”，你甚至还表示和反动言论“划清了界限”，当局怎么好整你呢？这点风险一般人都承受得起，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也很简单。而只要有更多的人坚持了这样一种立场，言论自由就得到捍卫，就接近实现了。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继续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这就是刘晓波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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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敌人”并非只是出自刘晓波一个人之口，还有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也说过同样的话。例如：秦永敏，这位资深民运人士，两年前被当局以“颠覆罪”重判13年。自1979年民主墙运动至今41年中，秦永敏先后四次被判刑和劳教，失去自由时间累计超过31年，人称“坐牢王”，是文革结束40多年来已知坐牢时间最长的异议作家和政治犯。秦永敏说：“民主人权事业没有敌人，从七十年代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以来，我们就坚持这种看法。” 著名的异议人士兼维权活动家郭飞雄也讲过“无敌人”。他说：“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象太石村模式昭示的那样，在中国大陆推动法治下的政治改革，渐进、有序地实施宪政民主。我们的手段也非常明确：“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 八九民运参与者、自由作家刘水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纪念六四17周年的文章，题目就是“我没有敌人”。 2017年刘宾雁良知奖得主谭作人宣称：“没有敌人和仇恨。” 海外民运人士王策在1998年10月闯关回国，在杭州被当局逮捕。审问他的一个国安对王策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海外“敌对组织”的头子，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是针对你们这些人的！王策平静地回答说：“在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敌对’的观念，我们也没有把你们当作‘敌人’，我这次回来是要同你们沟通对话的。” 1999年5月，浙江民主党人吴义龙杭州市收容遣送站里起草《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时，写下“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没有敌人”。 2009年3月，在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人查建国起草了一篇《非暴力讲真话呼吁书》，签署者有胡石根、刘贤斌等23名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政治犯思想犯，他们的刑期加起来超过160年。呼吁书提出 “我们没有敌人，我们没有仇恨”。有这么多在国内第一线直面暴政，坚持抗争，甘付代价、百折不挠的异议人士都宣称“没有敌人”，你怎么能说这句话就是懦弱是下跪，是献媚是软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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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解读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写在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获奖10周年（2020年10月10日）今天，2020年10月8日，是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获奖10周年。这里，我再来谈谈我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句话的理解。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引起两极化的反应，一方面是广泛的赞扬，另一方面是猛烈的批评。有批评很正常，只不过有些批评是基于对事实的无知或漠视，基于对刘晓波这句话的误解乃至扭曲，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一）“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敌人”可以是指“以敌意待我之人”，也可以是指“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在很多情况下，敌人是相互的，敌人就是彼此为敌：你把我当敌人，我也把你当敌人；你以敌意对待我，我也以敌意对待你；你恨我，我也恨你。但也有这种情况，即：你把我当敌人，我不把你当敌人；你以敌意对待我，我不以敌意对待你；你恨我，我不恨你。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显然属于后者。刘晓波在《最后的陈述》里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刘晓波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中共当局把我（刘晓波）当敌人，以敌意对待我，恨我，而我不把中共当局当敌人，我不以敌意对待他们，我不恨他们。《圣经》里有句名言“爱你的敌人”。严格说来，“爱你的敌人”和“没有敌人”，这两句话的意思还是有区别的。“没有敌人”只是说你不把对方当敌人，也就是说你不恨对方；但“不恨”并不等于“爱”。如果把人的感情比作光谱，那么，爱和恨分别位于光谱的两端，在它们中间还有一系列其他感情状态。马丁 · 路德 · 金说：非暴力行动的核心原则是爱。但是，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 · 夏普（Gene Sharp）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极端。恐怕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基恩 · 夏普强调的是，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这对于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换句话，“没有敌人”这种态度可以出自大仁大爱的精神，也可以出自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二）“我没有敌人”不是向暴政献媚有人批评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是向暴政献媚，是懦弱是软骨头。这种批评是不成立的。首先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在2009年12月被审判时的《最后的陈述》里，刘晓波才讲出“我没有敌人”，早在20年前的1989年《六二绝食宣言》里，刘晓波就讲出“我没有敌人”了。那些批评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是屈膝投降、是软骨头的人根本没弄清状况。让我们看一看《六二绝食宣言》的有关文字。《六二绝食宣言》第一句是：“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 在“绝食的目的”一节中，刘晓波写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在“我们的基本口号”一节里，刘晓波写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从《六二绝食宣言》里，我们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我没有敌人”有“向暴政献媚”的意味。（三）有很多坚持一线抗争、英勇不屈的异议人士都讲过“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敌人”并非只是出自刘晓波一个人之口，还有不少中国的异议人士也说过同样的话。例如：秦永敏，这位资深民运人士，两年前被当局以“颠覆罪”重判13年。自1979年民主墙运动至今41年中，秦永敏先后四次被判刑和劳教，失去自由时间累计超过31年，人称“坐牢王”，是文革结束40多年来已知坐牢时间最长的异议作家和政治犯。秦永敏说：“民主人权事业没有敌人，从七十年代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以来，我们就坚持这种看法。” 著名的异议人士兼维权活动家郭飞雄也讲过“无敌人”。他说：“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象太石村模式昭示的那样，在中国大陆推动法治下的政治改革，渐进、有序地实施宪政民主。我们的手段也非常明确：“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地扩张公民权利运动。” 八九民运参与者、自由作家刘水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纪念六四17周年的文章，题目就是“我没有敌人”。 2017年刘宾雁良知奖得主谭作人宣称：“没有敌人和仇恨。” 海外民运人士王策在1998年10月闯关回国，在杭州被当局逮捕。审问他的一个国安对王策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海外“敌对组织”的头子，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是针对你们这些人的！王策平静地回答说：“在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敌对’的观念，我们也没有把你们当作‘敌人’，我这次回来是要同你们沟通对话的。” 1999年5月，浙江民主党人吴义龙杭州市收容遣送站里起草《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时，写下“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没有敌人”。 2009年3月，在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人查建国起草了一篇《非暴力讲真话呼吁书》，签署者有胡石根、刘贤斌等23名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政治犯思想犯，他们的刑期加起来超过160年。呼吁书提出 “我们没有敌人，我们没有仇恨”。有这么多在国内第一线直面暴政，坚持抗争，甘付代价、百折不挠的异议人士都宣称“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谁敢说他们都是言不由衷，是虚假，是懦弱，是献媚是软骨头？（四）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受到广泛的赞扬原香港政论刊物《开放》杂志的蔡詠梅女士说：在香港的朋友交谈中、网络言论和公开讲话中，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持批评的立场，相反在香港民主派中，这种表述还获得很大敬意，他们认为这种“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是人类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一位后半生在监狱和监视中，在政治迫害中度过的人，一个最有资格去仇恨的人，可以达到此境界，是非常了不起。香港一个常用激进抗争手段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联”的一位活跃成员唐婉青（长毛梁国雄的助理）有次聚会时碰见她身穿印有晓波头像和“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文字的 T恤。她对我说，刘晓波没有敌人的精神真是太伟大了。香港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刘晓波追思会上甚至说刘晓波是上帝派来的圣者。在前年7月15日纽约举行的刘晓波追思会上，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先生发言，高度评价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他说：“慈悲没有敌人。”贡嘎扎西特地讲到一个例子，一位在中共劳改农场被关18年的南捷寺僧人，当他来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后，被问到在劳改期间最担心的是什么，他说：“在劳改农场，我最担心的是，我怕对汉人產生嗔恨，而失去对他们的慈悲心。” 在西方，人们普遍肯定和赞扬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在2010年12月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著名挪威女演员朗诵的就是刘晓波那篇最后的陈述“我没有敌人”。哈佛大学出版的英译本刘晓波文选，书名就叫《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别说这都是“白左”。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就不是白左。史密斯是共和党，是天主教徒，是标准的右派、保守派。他在讲到刘晓波时，也是高度肯定他的“我没有敌人”，并且把这句话和刘晓波的和平抗争联系在一起。（五）关于宽恕前面讲到，“没有敌人”，意味着对敌人予以宽恕。关于宽恕，有必要多讲几句。著名香港记者程翔，被中共当局以“间谍罪”拘押监禁，2008年2月5日假释回港。程翔把他这段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本书，书名是《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程翔本来是唯物论者、无神论者。早年，程翔就读于教会学校，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基督徒。程翔不信主，但照样活得很积极、很正派、很理想主义。2005年4 月，程翔被中共当局诱捕于深圳，后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判处5年徒刑。在囚禁中，程翔精神一度濒于崩溃，他原有的精神资源不足以支撑，其后通过《易经》卜卦和阅读佛、道、儒三家学说而走出低谷，但仍不能消除心中的戚戚然之感。最后，通过重读《圣经》，触动灵魂，感极而泣，于是皈依基督，由此解除心结，放下仇恨，恢复自信，化消极为积极，并学会了在苦难中经常保持喜悦的心态。按照程翔的记述，读《圣经》，最难理解和接受的莫过于要蒙受冤屈的自己放下仇恨，宽恕和善待伤害过自己的人。平常我们说的宽恕，是有条件的宽恕，是对方认错道歉之后我们才表示宽恕，而基督教倡导的却是无条件的宽恕；另外，一般人说宽恕，暗含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拥有报复对方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报复而自愿选择不报复，那才谈得上宽恕。像程翔那样，身陷囹圄，对施害者无能为力，而施害者非但没有认错道歉，而且还在继续对自己施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宽恕，怎么能宽恕呢？正是基于这层道理，尼采对基督教很不以为然，对基督教大加抨击。尼采把基督教道德称作奴隶道德。按照尼采的分析，基督教道德实际产生于怨恨精神。受压迫者由于没有能力反抗，故而心生怨恨，然而借助于一种迂回的、狡诈的方式，他们由怨恨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发明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怯懦屈从一跃而成为善良与宽恕。尼采挖苦道：“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不过，尼采后来对宽恕的看法有些改变。他注意到宽恕有助于克服怨恨，在生理上是有益的。说来也是，当你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而你确实又没有力量去惩罚对方，你就必然心生怨恨，你就只好隐忍。“忍字心上一把刀”——这把刀本来是应该刺伤对方的，但因为你把它插在心上，它首先刺伤的就是你自己，使你的心不断流血。尼采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怨恨的情感更快地耗尽一个人的精力。” 宽恕的好处是，它可以使你从怨恨中解脱出来，不再为无法释放的情感耗尽自己。无条件宽恕是对怨恨的克服与超越。程翔在他的书里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程翔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道理。程翔说：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是一个人遭遇冤情后实行心理自疗的一个关键步骤，如果这个包袱放不下来，心理自疗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自己的心境终究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第二，这是一个人能否面对未来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假如终日受自己的冤情影响，从而影响自己的正常思维和判断，则等于自己仍然是生活在过去的痛苦之中，仍然生活在冤情的黑影之下。” 程翔写道：学会以宽恕化解仇恨，以善意化解敌意；如《圣经》所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觉得，这种态度使我人生能够更加积极，做人能够更快乐”。程翔说：“《圣经》还教导我，要把眼前的灾难看成试炼，并欣然接受这种磨练，以成就更大的荣誉。” 需要指出的是，程翔之所以能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更积极更快乐地坚持善，坚持公义，并把受苦看作试炼看作光荣，那又是和他信了“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一点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那是和他相信有全能的上帝主持公道分不开的。因为信主使他获得了自信、平静以及坚持理想的勇气。其实，不一定非信主不可。在中国，有很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像程翔一样遭受到严酷的迫害，他们并没有选择皈依基督教，但仍然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保持了内在的平和与积极的心态。例如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宣称的“快乐维权”。冯正虎由于维权而长期遭受打压，多次被软禁，被抄家，被绑架，甚至被警车撞击，正常生活屡次被粗暴地中断。换成一般人，气也给气死了，怎么还平和得下去，怎么还快乐得起来呢？参照程翔的记述，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本来，一个人受到他人无理的侵犯，尤其是当你为自由为正义而抗争时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产生愤慨，乃至产生仇恨，都是自然的、正常的、正当的。这种愤慨和仇恨并不是自私的情感，而是尊严意识的体现，是正义感的体现。但是，长期地深陷于这种情感首先对自己的身体不利，会对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你需要学会调整心态，需要学会放下那些强烈的负面情绪。当然，如果你选择屈服，选择放弃，你也不难放下愤慨和仇恨。“六四”枪响，举国愤慨。可是很多人由于恐惧，随后选择了放弃；而既然他们放弃了抗争，因而也就避开了迫害，那么不要多久，原来的愤慨也就日益淡化，以致消失了。如果一个人远离苦难，放弃抗争，而奢谈没有仇恨，没有敌人，奢谈宽恕，奢谈快乐，那自然是很容易的，但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一个人拒绝放弃，决心坚持，那么，他就不得不面对苦难承受压力，这就需要有更强大的精神支撑，才能使自己克服种种负面情绪。程翔靠的是宗教。那些不信宗教的人靠的是历史（对于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两者都坚信：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方，也是必将赢得最后胜利的一方；而对方则是站在错误的一方，也是最终必将失败的一方。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受苦看作是考验，看作是争取正义获胜所必须付出的牺牲，从而以此为荣。凭着这样的道义优越感，他们就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待那些施害于他们的人，根本不和对方一般见识，于是也就不再心怀怨气和仇恨。在2008年12月初被捕入狱前的一段视频中，刘晓波平静地说道：“在独裁国家从事反对运动，那么面对警察，坐监狱，就是你职业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就该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始终坚持一线抗争，把坐牢当作生活常态的志士仁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出“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六）自我克制与宽恕，乃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 · 夏普一再强调，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没有敌人”这种态度体现了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据说在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元老陈云在一次内部讲话里说：我们不能退让，因为我们过去杀人太多，人民不会原谅我们。陈云讲话表明，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认为，一旦他们今天作出退让，明天就会被抓去受审判坐监狱；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拒绝退让而做困兽之斗，用武力镇压抗议者。要专制者在和平抗争面前作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抗议的规模声势，其他民众对抗争的态度，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军警究竟对谁效忠，国际社会的压力，等等；其中还有一条是不可少的，那就是专制统治者相信，虽然他们此前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他们现在放弃了武力镇压，转而接受抗议者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暴行再进行追究。反过来，这也就是说，当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反专制争民主，他们需要让对方知道，他们要求的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惩办具体的人；他们要制止罪恶，但不是要制裁罪恶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宽恕那些原先干过坏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敌人。记得在1987年“中国民联”的一次会议上，王炳章就提出了要作“第一次宽恕”的倡议，就是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不再清算在专制时期那些执政者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以“第一次宽恕”来结束“斗争—复仇—斗争”的恶性循环，以宽恕来取代报复。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要给受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不清算罪恶的执行者。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中，安德鲁瑞格比指出：在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罪恶和罪恶的执行者区分开来。是的，罪恶都是人干出来的，制止罪恶而又不制裁罪恶的执行者，这看上去不符合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然而在非暴力抗争中，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由此可见，自我克制与宽恕，乃是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你参加非暴力抗争，你就必须坚持自我克制与宽恕。综观数十年来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地方，不论是南韩、台湾、南非和印尼，还是苏联与东欧，都没有对原先的专制统治者再进行政治清算。是的，有的专制者后来又被起诉甚至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而不是先前的政治迫害问题。也有个别人因为先前的政治迫害罪行而受到追究，但很快就被赦免了。饱受专制压迫之苦的民众对专制者心怀愤恨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当的。只是，非暴力抗争要求我们克制自己并宽恕敌人。再说，面对民众的非暴力抗争，专制统治者放下屠刀，接受和平转型，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赎罪了。即便在暴力革命（如辛亥革命）中，当对方放下武器，愿意并接受和谈，也就既往不咎了，更何况用非暴力方式争取和平的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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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晓波纪念文集》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2017年12月10日）——作为老朋友，我至今仍很难相信，刘晓波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刘晓波永远活在人心之中。这部《刘晓波纪念文集》就凝结了我们的这一心愿。在读完廖亦武的《六四·我的证词》后，刘晓波写道：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是偶然，哈维尔是偶然，二千年前那个生於马槽的农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人完成的。天安门大屠杀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缺少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就是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就是一个殉难者。我们的义务就是让刘晓波以及其他一些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让这些殉难者，提升人的精神品质，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刘晓波还够不上道义巨人。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刘晓波是否够得上道义巨人－－我当然认为他够得上，而且我们还有不少这样的道义巨人。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有多少人还愿意追随道义巨人的脚步？殉难者还能不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在今天，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道义良知的信心。他们认为，良知是无力的，理性是无力的；对付共产党这个流氓要靠流氓才行。我当然知道，在为正义而战的队伍里并非都是道德君子，而那些不是道德君子的人也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我坚信，正义的事业必须要有浩然正气，必须要有道义巨人的榜样，必须要有殉难者精神的激励。因此，正是在今天这样堕落的时代，我们纪念刘晓波格外必要，也格外有意义。

1个月前

胡平：《刘晓波文集》导读（2010年12月10日）作为当今中国争取人权运动的重要象征，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可谓实至名归。刘晓波著作等身。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11本书，并发表了很多文章（单单是在《独立中文笔会》网站“刘晓波文选” 栏目下就收录了784篇），此外还有大量的、难以统计次数的采访。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领略刘晓波思想之精要，独立中文笔会的几位同仁商议，决定选编一部刘晓波文集。我负责选编他的政论、文论和时评，晓波的妻子刘霞负责选编他的诗歌，然后交廖天琪女士增删整理和定稿。到目前为止，这部文集的英文版、德文版、日文版等十几种语种的翻译和出版都已经在进行。中文版则交给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这里，我不妨对刘晓波的文章，主要是对他的政论文章与时事评论做一番简要的介绍，并附上我的一些理解与说明。（一）刘晓波不仅是自由理念的阐述者，而且也是践行者。正如晓波所说：“在当今大陆，对自由的言说已经进入了‘准自由’的胜境，但是，对自由的践行反而倒退向无所作为的困境。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陆知识界的整体都奉行一种自觉的心口不一、说和做完全背离的生存策略。” 六四之后的中国，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各种非官方的思潮应运而生。在当今中国，较有影响的政治思潮就有十好几种。例如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权威主义或曰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三民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思潮，大多数都并不否认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尤其是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更是达到相当广泛的共识。很多人都能背诵伏尔泰那句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面对着每天都在发生的强权侵犯自由的罪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却宁肯掉过脸去，假装没看见，一声不吭。他们也不会接受榜样的召唤和良知的激励，更不会为自己的懦弱而感到耻辱，有的甚至还自鸣得意。我早先讲过：自由民主这套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什么是信？信不只是认知，信更是意志。信仰某种理念不仅意味着你知道那种理念是好的是对的，而且还意味着你要身体力行，你要兑现这种理念。诚如晓波所言，“自由的力量在于践行”。对于晓波，自由不只是文章里的漂亮词句，更是他勇敢捍卫自由的践行。每当强权侵犯自由，晓波都挺身而出，从不缺席。晓波不但写下了大量文章，从理论上对自由的理念做出有力的阐释，而且还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发起和组织了多次公开信和签名信活动，对现实中发生的侵犯自由的案例及时地表示抗议。晓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践行自由的典范。（二）从投入八九民运至今，二十一年来，晓波始终坚持非暴力。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运动。说来很有讽刺意味：在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国家还没有一个用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当时，国人都对非暴力怀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到了六四以后，到了今天，苏联与东欧一系列共产国家都通过非暴力抗争而实现了和平转型，按说人们应当对用非暴力战胜共产专制更有信心了，在中国，反而有很多人对非暴力失去了信心。针对这种情况，刘晓波写了不少文章，反复阐明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即使是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有效的，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暴力抗争则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玉石俱焚；再者，专制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有形资源，反对者的力量则在于人心与历史发展的趋势。晓波认为，在共产专制下，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表现是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它的基本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专制政权。晓波强调，非暴力抗争所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反抗者应体现出秉持正义，直面暴虐，忍受危险、痛苦与屈辱的超常道德勇气。他深以为憾的是，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或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因此，他对六四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包括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抗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的抗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晓波尤其推崇天安门母亲运动。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却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三）讲到刘晓波的非暴力思想，我们不能不提及他在“最后的陈述”里所说的“我没有敌人”。刘晓波这句话引起一些非议。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晓波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早在八九民运时，晓波就在他起草的那份六二绝食宣言里写到“我们没有敌人”。我们知道，非暴力抗争是以柔对刚，以柔克刚。从事非暴力抗争的人们不应该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把双方的关系认定为你死我活。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告诉我们：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应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与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要专制统治者在和平抗争面前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一条必不可少，那就是让他们相信，虽然此前他们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现在放下屠刀，转而接受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罪行进行追究。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有的批评者认为，“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如果是出自宗教家之口，那是展示其宗教情怀，因此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刘晓波并非宗教家，他说这句话就站不住脚。这种批评未见妥当。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提醒我们，“神圣”这个词常常被很多人严肃、而且十分认真地使用，但是这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杜威（John Dewey）主张把作为名词的“宗教”和作为形容词的“宗教的”加以区分。他拒绝前者而肯定后者。照杜威看来，一个人若是对某些事物抱有一种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友谊或爱情的活动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就可以说是宗教的。依照此说，“神圣”和“神”也可以做出区分。一个人可以不信有神，包括不信有来世之类，但信神圣，或者说有终极关怀，也就是认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如果说林昭的牺牲精神来自于她的基督教信仰，并非宗教信徒的遇罗克不是也做到了视死如归？在“最后的陈述”里，晓波表达了他要致力于消除敌对意识，用最大的善意化解政权的敌意。而早在1997年1月，人在狱中的他在写给妻子刘霞的信里就表示，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他永远不会是现存秩序的认同者和辩护士。晓波说，爱的首要和最后的依凭是一种坚韧的宗教情怀，是不断地向着完美的境界靠近，走向终极的存在。你可以怀疑晓波是不是能真正地做到这一点，但你不能说这种态度压根不成立。你可以对他“没有敌人”的立场提出异议，你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但是你若是因此而上纲上线，指责刘晓波是在向专制者献媚，那就是极大的曲解，那无疑就太过分了。（四）晓波有本书，书名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书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一直坚持的民间立场。所谓坚持民间立场，意义有二：一是说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间，二是说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国人要坚持体制外立场，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晓波并不否认体制内人士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也希望促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他坚信，唯有立足于民间，唯有发展壮大民间力量，才是促成体制内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也才是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在促进民间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刘晓波很注意反对精英主义，大力主张精英与草根的结合。以国人经常采取的签名信活动为例，一方面，很多签名信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权益遭到侵犯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参加签名的人也不限于名流和精英，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常常和普通网友并列。晓波对此深表赞同并大加鼓励。如果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中“刘晓波文选”栏目里的将近八百篇文章的标题浏览一遍，你会发现，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关于普通民众，关于弱势群体的。例如城市职工问题和下岗工人问题，农民和农民工问题，访民与网民，基层选举问题拆迁问题，天灾人祸的无辜死难者，罪恶的劳教制度和收容审查制度；还有太石村事件，瓮安事件，汕尾事件，杨佳事件，黑窑童工，结石宝宝，以及起自草根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凡此种种，无一不被晓波所关注。尽管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总是用他那支锋利的笔及时地发出呼吁和评论。在讲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时，晓波着力强调普通民众的高贵表现，告诉世人不要忘记那些普通的死难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仍在狱中的无名者，包括那些所谓暴徒。晓波是国内知识分子中最早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在08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刘晓波即与王力雄共同发起，提出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五）在异议群体中，刘晓波常常被归为温和派。比方说，由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就是一份很温和的文件。不过你要是阅读刘晓波的有些文章，你又分明感到它们是那样尖锐、透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自己写文章是一回事，组织一次集体行动是另一回事。组织集体行动，你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尽量降低不必要的风险，力争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对于非暴力集体行动而言，没有数量就没有力量。另外，我们也应看到，一种诉求具有温和的形式或外貌，未必就不具有对专制统治的致命杀伤力。言论自由该是很温和的了吧。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专制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不久前，中共官方刊物《求是》发表文章，称“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由此可见，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是完全正确的，那种以空泛的高调贬低这套维权策略的观点则是十分肤浅的。综观晓波多年的时评，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时局的判断不但很敏锐，而且很清醒。他密切追踪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拓展都有很深刻的观察与阐述。与此同时，他又不曾陷入盲目的乐观或焦躁。晓波从未一厢情愿地幻想上层会自动地推行政改，也从未预言中国马上就要崩溃或者是民间力量一夜之间就掀起风潮冲垮专制。事实上，不少异议人士之所以采取更激进的策略，那往往是出于他们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六）晓波赞成经济改革，但是他不认为经济改革会自动地引起政治改革。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否则流弊无穷。以产权改革为例。晓波指出，在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推行产权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贵私有化，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时至今日，权贵们已经把属于全民的国家资产和集体资产瓜分殆尽。中国的贫富悬殊并非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因此，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只靠强化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而是必须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晓波正确地指出：在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质区别，在于如何面对权贵私有化的既成现实。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清算，主张对不义之财实行既往不咎的一刀切式的无条件赦免。晓波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反驳。他强调实行清算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途径之一。清算应该主要针对国家公职人员，要以法治的手段进行清算，不要搞运动式的清算。不错，权贵者们恐惧清算。但晓波认为，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们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们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为底线。尽管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实行清算的现实可行性相当渺茫，但是自由主义者也决不能放弃批判，向不义现实投降。晓波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认清今日中国的问题以及应对未来的转型，都是很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七） 1993年初，刘晓波第二次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这时的刘晓波，已经坐过一年多的监狱，又被剥夺了教职。他完全可以留在自由的西方，但是他仍然选择了回国。为什么要回国？晓波在接受《中国之春》记者亚衣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晓波说：“我没有说我回国起了什么作用。我只是出于自己处境的考虑，做哪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愿，我更舒服。我在哪里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哪里去，没有一个为中国民主的起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回国做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都要比在国外成立那些民运组织有意义。” 注意，在这里，晓波首先不是用“为中国民主”，而是用“生活得舒服”来解释自己回国的动机。当然，这里的“舒服”不是指物质丰盛，春风得意，而是指自在，即英文里的at home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成长在一定的地域和群体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我们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记忆，并由此而产生出家园感、归属感。一个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一点。晓波是出过国的，加上他又很敏感，能体会到一个用中文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孤独寂寞。这里的所谓孤独寂寞，不是说没有人和你相处，而是说你周围的人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对你的感受缺少共鸣。晓波清楚地知道他是属于中国的。换言之，晓波首先是从归属感的意义上解释自己回国动机的。其实，这正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即那种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对斯土斯民的那种天然的情感和难以割舍的依恋。上面这番说明，我以为很重要。因为晓波一向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晓波写过一本批判中国民族主义的书，把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单刃毒剑”。晓波说：“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这显然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概念的多义性有关。倘若按照上面所说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本源，晓波无疑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当然，他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至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以及“三百年殖民地”的惊人之语，则使人联想到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鼓吹全盘西化，主张废除方块字，打倒孔家店，赞美租界，等等；其目的却还是为了中国好，为了自己所属的民族进步。正像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即便人会反对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个变样，他还是属于一个源源不断的传统，他还是从自己的那条河而来。（八）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二天，刘霞到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晓波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联想到早年刘晓波的狂傲张扬，自我中心。我们不能不感叹今日的刘晓波，已经完成了怎样惊人的自我超越。我以为，晓波身上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对自我有极高的追求，也有极强的反省能力。作为六四幸存者，晓波时时为负罪感所困扰。对于自己曾经在压力下违心地写悔过书，他总是觉得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认定，只有重新投入抗争，重新面对压力，重新承受苦难，才能赎回先前的罪过，才能换回良心的安宁。无论现状多么令人灰心，也无论自己的处境多么险恶，他都要求自己必须坚守，即使再度坐牢也在所不惜。在写给廖亦武的一封信里，他表示，“坐牢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良知”。是的，他的反省有时也失之偏颇，但他能通过进一步的反省纠正自己，从而达到更深刻的领悟。晓波不只是一名异议者或民主斗士，他对社会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他不只追求事业的成功，他更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如今，晓波被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那也意味着被推上精神领袖的崇高地位。没有人天生完美，完美就体现在对完美的不断追求。我们期望晓波能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发挥更大的作用。 —————— 《刘晓波文集》，刘霞，胡平，廖天琪编选，鲍彤序，胡平导读，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12月。

1个月前

丧钟为谁而鸣——这是一个悲哀的时刻：2017年7月13日下午5点35分，刘晓波因肝癌延误治疗病逝于中国沈阳。全世界眼睁睁地看着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在中共暴政之手而无可奈何。仅仅是在刘晓波过世之后，西方领导人才在公开讲话中提到刘晓波的名字并表示致敬，但他们没有对把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囚禁至死的中国政府提出严正谴责。在中国，由于当局持续多年的压制，只有一小批人在为刘晓波哀悼，多数人则不关心或沉默。于是在不少人看来，刘晓波投身的事业只不过是中国主流社会之外的一小股泡沫。不，不，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不要忘记，28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就在刘晓波从纽约飞回北京的那一天，爆发了四二七大游行，十里长安街成为人潮与旗帜的海洋，一眼看不到尽头。八九民运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只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首先是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共同愿望。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用超乎世人想象的残暴手段镇压民运，导致了中共统治集团空前的大分裂，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就在这一年，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自由民主力量取得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在那时，人们普遍相信，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指日可待。然而，28年过去了，中共专制政权并没有垮台；它站住了，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尤其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超出一般人的预料。同样超出很多人预料的是，中共政权并没有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改革，它甚至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变得更柔和更宽容，而是变得更蛮横更霸道，并且在国际事务中也不再韬光养晦，而是变得更高调更咄咄逼人；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却遭遇到种种麻烦。就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普世价值的最严重的挑战。刘晓波在十年前写道：“我的担心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独裁国家中国，现在的西方人可能再犯一次大错误。”刘晓波向国际社会忠告：“国际主流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事实是：今日的独裁中共与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君不见，钱包鼓起来的中共政权正在全世界展开金钱外交，它已经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它用经贸利益来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场来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而面对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独裁大国，如果它的独裁崛起得不到来自外在的强力制约，继续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采取绥靖主义，就将重蹈历史覆辙，其结果，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将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进程。所以，要遏制独裁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自由世界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从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叱咤风云到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孤独离世，刘晓波的命运绝不仅仅反映出中国民主的困境，它也是对世界的警报。28年前，谁能想象到今天的世界竟变成这般模样。照这样的趋势下去，28年后的世界不堪设想。丧钟为谁而鸣？但愿刘晓波之死能成为扭转的开端。 2017年7月14日·

1个月前

从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谈起——1975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发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运动：评《水浒》。这件事现在很多人恐怕不知道或是淡忘了，不过当时毛讲过的几句话很多人却记住了。毛泽东评《水浒》，说宋江是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话一想就不对。想那宋江，当初以戴罪之身发配江州，在浔阳楼还醉提反诗，曰：“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怎么到了在梁山汇集天罡地煞一百单八将，当上寨主，反而倒老想着受招安，反而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了呢？不错，宋江当上寨主后，确实老想着受招安，但其他那些不想招安的领袖，又有几个是想着争天下夺皇位呢？实际上，大多数好汉只是满足于占山为王而已。王伦时代的梁山泊，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平日只是干些打家劫舍、小打小闹的勾当，皇帝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地方政府也懒得倾力围剿，或许还有养寇自重的小算盘，借机多向朝廷要维稳经费。等到宋江一伙先后上山，梁山的实力迅速增长，宋江也名列四大寇，在皇帝那里挂了号，于是梁山就面临被朝廷大军征剿歼灭的巨大危险。与此同时，梁山的发展似乎也遭遇瓶颈，看不出有燎原之势席卷天下取而代之的气象。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宋江才打起受招安的主意。你可以说宋江才具不够，没有呼风唤雨改朝换代的本事，但你不能说他主观上就没有过取而代之的野心，主观上就甘心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在历史上，外国的造反者才往往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的造反者动辄就连皇帝一起反。在外国，不论是欧洲还是俄国，再有亚洲的日本、印度、泰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比较强，极少有造反者拉起大旗公开宣布反皇帝的。虽然也发生过对王位的争夺，但争来争去还都是在王室的家族内部倒腾。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间造反是普加乔夫领导的，而这位普加乔夫却还是冒充沙皇彼得三世。中国的历史就不同了，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君权缺少神圣的光环。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来年历史，改朝换代，江山易姓竟多达二十几次，可见你不能说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可见毛泽东评《水浒》实在是皮毛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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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巴黎「自由谈」沙龙首次举办艺术家跨国对谈活动 7月5日，巴黎「自由谈」沙龙特邀台湾艺术家、实验声音表演策展人廖芊乔博士，和重“隐形劳作”与“自反性”观照，在空间中发现被遮蔽的存在的当代艺术家赖志盛先生，莅临沙龙演讲，题目是「艺术语汇的力量──非意义之意义和无游戏规则之游戏」。。。。链接：

1个月前

胡平：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 (1)一党制即一党专制所谓一党制，并不是指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而是指由一个政党长期执政。譬如在中国，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所谓民主党派，问题是，从1949年至今，中国一直是由共产党执政，所以中国是一党制。但是，一党制又不同於所谓一党独大。在很长一段时期，日本一直是自民党一党执政，民主化後的台湾，至今（1999年）仍是国民党执政。问题是，在日本和民主化後的台湾，不但存在着其他的政党，而且这些政党也能够以政党的名义和执政党进行和平与公平的竞争；在理论上，其他政党完全有上台执政的机会。象日本和台湾的情况可以称为一党独大，但并不是一党制。因此，所谓一党制，其实就是指一党专制。在一党制下，并不是没有别的党，而是不准有别的党；并不是没有别的党向执政党的地位挑战，而是不准有别的党向执政党挑战。“没有”是一回事，“不准有”则是另一回事。一党制下的一党长期执政，实际上是执政党用暴力禁止其他政党出现，禁止其他政党平等竞争权力的结果。常听到这样一种为共产党专制做辩护的论调——“毕竟，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当然了，既然它拼命地扼杀“唯二”、“唯三”。 (2)关於两党制和多党制自由民主制必然会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所谓两党制，并不是指一个国家之内只有两个政党，而是只有两个政党势均力敌，轮流执政，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也有第三党，第四党以及其他政党，但它们一般不具有和两大党分庭抗礼的实力，基本上没有执政的机会。多党制是指一国内政党在三个以上，而没有一个政党具有绝对优势，法国即为一例。美国学者雷(D.W.Rae)提出过一个简明的分类标准。他把在国会中两个最大政党所占席次的总和占90%以上，且无任何一党的席次超过70%以上者，称为两党制；如果有一党的席次超过70%以上，叫一党独大制；如果无一党席次超过70%以上，两大党席次总和也未超过90%以上，叫多党制。需要说明的是，其实，并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叫两党制或叫多党制(或一党独大制)。政党的出现乃是民主制下自由结社的产物，其间并没有数量的规定或限制(在只有两千多万人的台湾，登记注册的政党就多达七十几个)。在相关制度都不变的情况下，选举的结果完全有可能发生变化。譬如在民主化後的台湾，国民党有好几次赢得70%以上的席次，因此依照雷的标准，你应该把台湾叫做一党独大制；但在另外几次选举中，国民党的席次低於70%，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席次总和超过90%，这又成了两党制；新党一度异军突起（后来又有亲民党、民众党），再加上其他力量，也出现过把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席次总和压倒90%以下的局面，那岂不是说又变成多党制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里，究竟是容易出现一党独大的局面，还是两党争雄的局面，抑或还是多党角逐的局面，也不是纯粹偶然的。它和两个因素的关系很大，一是该社会的歧异程度，一是选举制度。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有比较严重的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地域或意识形态等冲突，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多个其实力不相上下的政党，这就会呈现多党角逐的局面，也就是平常人们说的多党制。如果该社会内部的歧异性不显著，那么比较可能成为两党相争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两党制。但这又和选举制度有关，如果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仍有可能成为多党制。 (3)选举制度对政党多寡的影响，杜维热法则我们知道，选举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曰单一选区制，一曰比例代表制。另外还有一些选举制度介乎二者之间，如半比例代表制(包括限制连记投票制)和混合制。限於篇幅，我这里只讲前两种选举制。按照单一选区制，每一选区只选出一个人。在这种制度下，小党的候选人当选机会极小，原本支持小党候选人的选民为了不使自己的一票白白浪费，通常会把票转而投给其政纲政见比较接近的某一大党的候选人，於是就容易形成两党对峙的局面。按照比例代表制，各政党根据得票多少的比例分配席次，小党也有分得少数席次的机会，故而容易形成多党的局面。上述选举制度与政党关系的规律，一般人称之为“杜维热法则”(Duverger's Law，按：杜维热是一位法国政治学家)。需要补充的是，如上所述，在单一选区制下，容易形成两党对峙的局面，如果各选区的歧异不大，那么，各选区的两党将大致上是同样的两党，於是全国就成了两党制。比如说，假如在绝大部分选区都是甲党和乙党争雄，那么整个国家就将是甲党和乙党争雄的两党制。但假如各选区的情况差别很大，在一些地区的两党不等於就是另一些地区的两党，比如说，在有些地区是甲党和乙党争锋，而在另一些地区是甲党和丙党、或乙党和丙党、或丙党和丁党争锋，因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并没有哪两个党特别占优势，则全国仍可能呈现为多党制的状态。不过，这後一种情况并不常见。以美国为例，美国内部的歧异性不可谓不大，照说很容易成为多党制，但美国正是典型的两党制。我们知道，美国实行单一选区制，可见，选举制度会对政党多寡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美国之所以成为两党制而没有成为多党制，还有其他的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早先，在美国，有权参与政治的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白人，而且主要是新教徒，内部歧异性并不大，更加上单一选区制之助，故而形成两党制。後来随着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发展和民主的扩大，其内部歧异性显著增加，但由於先前的两党格局已经形成，而美国的政党又一向讲实用不拘泥，善於吸纳新生力量，大部分新生力量也乐得采用直接进入原有的两党格局的办法实现自己的要求，所以美国的两党制就这样成功地一直维持到现在。常有人抱怨，说中国人不善团结合作，搞政治总是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其实，“宁为鸡首不为牛後”乃人之常情，非独中国人为然。杜维热法则告诉我们，在小党也有胜算的情况下，一般人都宁可坚持小党，彼此之间不肯轻易妥协合并成大党；只有在小党不可能获胜的情况下，理念接近的小党才愿意合并成大党。这就是说，理念接近的小团体是否愿意整合成大团体，那和所谓民族性或文化传统的关系较小，倒是和政治态势及政治体制的关系更大。摘自《民主转型期的政党——中国政党政治展望》，1999年12月《北京之春》

1个月前

这是傅国涌发表在1996年8月号《北京之春》上的长文“民主阶段论”。链接：

1个月前

都说人类社会是有机体。此话也对也不对。无孔不入的商品交换，无远弗届的信息交流，早把世界联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但是，人类社会又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眼睛里落入一粒细微的沙子，牙齿里长了一个小小的洞穴，内脏中混进了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病菌，你就会全身不自在。然而，在人类社会呢，当一些人被抢劫被剥夺，被殴打被监禁，其余的人却未必都会感同身受。几家欢乐几家愁，饱汉不知饿汉饥。这就是为什么罪恶可以发生以及并不是都能得到及时制止的一个原因。

1个月前

欢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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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胡平：中共当局无权干预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转世法律争议引发中央政府干预讨论· 5 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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