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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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我的老同学、北京大学哲学系78级研究生班的梅京，元旦凌晨于麻州林肯的临终关怀医院离世，享年75岁。谨表悼念，并向梅京同学的妻子黄频频表示慰问。附：追忆梅京：一生与学术相伴｜纪念（胡舒立）链接：

1个月前

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新加坡联合早报2025年7月8日新闻：中国官方通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先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转任湖北省政协前，周先旺原为武汉市长，在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时，因反应迟缓饱受批评。这明显是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自200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2020年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习近平对周先旺秋后算账，从反面证明。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才是隐瞒疫情的责任人。

1个月前

按照著名美国黑人学者托马斯索维尔，正因为美国提供了兜底福利，反而导致更多人堕入兜底。作为一位保守派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索维尔一贯批评美国的福利制度，认为它不仅未能有效缓解贫困，反而通过创造依赖性（dependency）和负面激励，导致许多人陷入长期贫困的陷阱，无法自力更生。索维尔认为，福利制度使贫困变得“更舒适”，但同时惩罚那些试图通过工作摆脱贫困的人。因为一旦收入增加，福利补贴（如食品券、住房补助）就会减少，这相当于对努力工作的“隐形税”。他指出，这比明面上的税收更致命，导致人们宁愿依赖政府而不是自立。历史比较证据：索维尔经常对比黑人社区在奴隶制结束后100年与1960年代“大社会”福利扩张后50年的情况。1940年至1960年，黑人贫困率从87%降至47%，进步显著；但福利制度扩张后，单亲家庭比例飙升（从少数到多数），犯罪率和贫困陷阱加剧。他认为，福利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和工作激励，比种族歧视或奴隶制遗留问题更有害。

1个月前

訃告驚悉中國海外民主運動資深人士曹晗先生不幸于2025年12月31日十時，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63歲。曹晗先生1963年生於福建，早年投身民主事業，長期活躍于海外民主運動。他先後擔任民聯陣主席、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組織聯絡部長、中國民主黨美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等重要職務，是民主中國陣線美國分部的重要成員，是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的奠基者之一，他以堅定的信念和無私的奉獻，為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做出了突出貢獻，是海外民主運動的積極追隨者和骨幹力量。曹晗先生的一生，秉持正義、堅持理想，深受同道敬重。他的離去，不僅是家人親友的巨大悲痛，更是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的重大損失。我們深切緬懷曹晗先生的不朽功績，願他的民主精神永存，繼續激勵後人前行。特此訃告。中國民主黨海外委員會主席宋書元副主席王國興及全體黨員泣告 2025年12月31日

1个月前

2020年2月6日深夜，李文亮因新冠肺炎离世，年仅35岁。李文亮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新冠肺炎病毒的大规模扩散绝不仅仅是天灾，它也是人祸。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则是元凶。李文亮的遭遇引发千千万万人的共鸣。法学家张千帆倡议，设立2月6日为中国言论自由日。张千帆说：“此次灾难向我们每个人显示，压制言论就是国家犯罪 ———这一点应该成为每个合格公民都明白的宪法常识。”

1个月前

中国有句老话，“人在福中不知福”。这话常被理解为一种批评，意思是说人在福中不应该不知福，人应该知福。其实，这话无非是道破一种人之常情：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不会感觉幸福。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人的欲望总在提升，水涨船高，既得陇复望蜀，总是不知足呢？所以有“知足常乐”之说。然而，知足未必常乐。我们呼吸到足够的空气，我们对此已然满足，但我们会因此而快乐吗？满足，通常只是消除了痛苦或难受的感觉，它未必直接产生快乐的感觉。不痛苦、不难受不一定就快乐。叔本华说人生是钟摆，一端是欲望得不到满足时的痛苦，一端是欲望满足后的无聊，幸福只存在于从这一端向那一端摆动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瞬间。波普认为幸福是个极嗳昧的概念，追求社会改革者应以减轻痛苦为目标，而不应以增进幸福为目标。

1个月前

我们没有自己的歌（胡平）——在国内的唱红歌运动中，主要参加者是文革一代人。按说，这代人受文革之害最深，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喜欢红歌，那么留恋红歌的时代？当然不是。对大多数唱红歌的人而言，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在红歌声中长大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共同熟悉的歌只有红歌。就连海外民运人士也不能免俗。有时候，海外民运人士聚会，不少人也喜欢唱当年的革命歌曲，唱样板戏，而且还往往是一人唱，众人和－－这看上去很讽刺，一群反共的人却在那里高唱共产党的歌。歌声是和青春相伴随的，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歌多半是青春时代的歌。衣不如新，歌不如旧。人越是上了年纪，恐怕越是喜欢青春时代的歌。再有，唱歌者无不希望获得听众的共鸣，当你唱的歌是大家都熟悉都会唱的，唱的人和听的人都会更来劲更感动更水乳交融。因此之故，尽管大家都知道那些红歌不好，尽管大家现时的心情理念都与红歌大相径庭，但是他们还是要唱红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歌可唱。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歌。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是著名的美国黑人剧作家。当年，他凭着一部《玛兰尼的底层黑人》（Ma Rainey’s Black Bottom）跻身百老汇，而后又以《隔阂》（Fences）一剧赢得普利策奖。长期以来，威尔逊致力于展示20世纪各个年代的黑人的戏剧作品。威尔逊很喜欢蓝调音乐。他说他在蓝调音乐中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歌。记者问威尔逊：“你仍然在写我们每个人寻找自己的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呢？”威尔逊回答道：你总归会找到的。你吟唱着一首歌，细细地品味着，然后突然有种感觉：对，就是它。你的感觉是对的。这就是属于你的歌。威尔逊反复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歌。而我们的悲哀，就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歌。当然，我们是到后来才发现我们没有自己的歌。早先不是这样的。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我们早先误以为这个时代是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歌就是我们的歌。只是后来的风云变幻，一次又一次地击碎了我们的幻想。当知青一代离开城市，离开政治舞台，下放到穷乡僻壤，他们不得不发现，原来那些他们以为属于自己的歌，不论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无论是“拿起笔作刀枪”，“老子英雄儿好汉”，或者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其实都不是属于自己的歌，以往有过的认同不过是一场误会。在乡下，有些知青爱唱50年代的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是对一去不返的天真童年的怀念与凭吊；有些知青爱唱苏俄歌曲，象“三套车”、“山楂树”、“喀秋莎”，那是“生活在别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也有知青决意自己谱写自己的歌，无非是表达了思乡之情，表达了失落和惆怅，就被打成“反动歌曲”，招来牢狱之灾，而这些歌的流传范围也相当有限，远远没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以，作为整整知青一代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歌。然而，那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年代，不是一个无歌的年代。相反，那是一个高音喇叭的年代，是革命歌声响彻云霄的年代。就那么些红歌和样板戏，天天往你耳朵里灌，到头来，最不爱唱歌的人也都对这些红歌和样板戏耳熟能详，再反感这些歌的人也无法从脑海里排除那些旋律的纠缠。正像《如焉》里的卫老师所说：“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无意间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当时阴郁的心情有关，我突然发现，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对于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卫老师说：“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看清楚。”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了：看看今日国内的红歌潮。虽然很多唱红歌的人并不认同那些红歌，但是，他们齐声高唱红歌这件事本身却是在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并进而产生一种错误的影响。 2011年12月5日。RFA首发

1个月前

在作家一平离世一周年之际，推出《一平诗文全集》。郑重推荐。《一平诗文全集》编后语◎张裕：这部九卷本的《一平诗文全集》（电子版），从今年元月开始筹备，经一平夫人周琳多方辑稿，包括蒐集、整理、甄别、校正，以及众多朋友的协助，终于可以在今年一平忌辰（12月30日）推出前四卷，以资纪念。其他各卷将于明年元月起陆续发行。本全集已收一平1980-2024年共四十五年的各类诗文六百多篇，共二百多万字。不过前二十年的作品及遗稿，大量发表在不同报刊书籍中，或散存各处，一时难以收齐，还待补遗。全集按文体分为九大卷： 1）诗歌：短诗近四百首，长诗和组诗八首； 2）剧本小说：剧本六篇，短篇小说五篇，中篇小说一篇； 3）散文随笔：七十篇； 4）人文评论：诗评十二篇，文评二十篇，艺评五篇； 5）时评政论：时评四十篇，政论十六篇； 6）历史评论：十七篇； 7）文化专著：一部； 8）书信笔记：一百多篇； 9）补遗：待统计。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各卷序导的其他作者们：林莽、雪迪、万之、刘路、蔡铮、刘怀昭、陈奎德、裴毅然、蔡楚等，为全集各添异彩。 2025年12月28日于斯德哥尔摩

1个月前

在作家一平（李建华）离世一周年之际，推出《一平诗文全集》。郑重推荐。主编前言（胡平）：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会员、前理事一平（李建华）先生，在美国纽约上州伊萨卡小镇居住二十多年，在2024 年末突发重疾，于12月30日骤然离世，享年72岁。对一个作家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出版他的文集。在和张裕、周琳一道整理一平的作品时，我发现，一平真是个杂家。何谓杂家？按照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杂家是诸子百家之一，意思是博采各家，杂糅众说。按照邓拓的说法，杂家就是有广博的知识、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我说一平是杂家，是因为一平写作的体裁异常多样，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有剧本、还有时评和政论，还有学术，等等；另外，一平写作的题材也十分广泛，有历史、有现实、有神话、有生活、有政治、有文化、有艺术、有中国、有外国，等等。因此，无论你称一平是什么家都有遗漏。因此我称一平是杂家。《一平诗文集》我们决定出两个版本，一个电子版本“全集”，一个纸质版本“选集”。“全集”尽可能的收进一平的各种文字，按照体裁分类有九大卷：1）诗歌，2）剧本小说，3）散文随笔，4）人文评论，5）时评政论，6）历史评论，7）文化专著，8）书信笔记，9）补遗。再出一本“选集”，从各类文字中精选出代表作。这两个版本也都收入一些亲友的纪念文章。一平的写作领域如此宽广，要我对他的文字做一全面的评介只怕力有未逮。已经有笔友为他的文学类作品写了评介。我可以对他的时评政论和史论一类文章说几句话。一一平属于“问题中人”（梁漱溟语）。一平写文章是出自对现实问题的深切感受和寻求解决。他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的问题。一平的评论，平实而有锋芒，深刻而不尖刻，既有理论深度又紧贴现实。一平的文章以分析见长。以《走上祭坛的刘晓波》一文为例。一平引用大量刘晓波的原话与历史细节，深刻剖析了刘晓波从1980年代“黑马”式的叛逆知识分子，到“六四”事件中的参与者，再到后期拒绝流亡、坚持民间抵抗、直至在狱中病逝的“殉道者”历程；其中对刘晓波内心冲突的挖掘可谓细致入微，令人信服。他写的几篇关于非暴力抗争的文章，结构完整，逻辑严谨，从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到各国非暴力抗争的实践，进而联系中国的经验与现实，从价值理念与抗争策略这两个维度，对非暴力抗争给出了系统的论证与深刻的阐述，为未来的民运再出发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文本。在2012年10月4-6日，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在纽约举行了一场名为“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平提交的论文是《警惕中国逆向改革，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一平指出：“随着习近平上台，老红卫兵一代全面掌控党、政、军、经主要权力，特别是军队。这一代人无信念，但崇尚强权和实利，他们是毛的后人，无法无天，特别是他们有青少年红卫兵的经历，残酷无情。作为红色王朝的后代——共同的红色血统，是中国最有凝聚性的政治力量。在国家处于危机的关头，他们很可能强制实行法西斯化。”一平解释说，“法西斯”的概念有些简单化，这里仅是类比。一平的意思就是“由后极权向极权的回归”。回想十三年前，围绕着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向，习近平上台后会推行什么路线，中文舆论场、西文舆论场都有很多议论，左派右派、体制内体制外、国内国外，华人洋人，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多数人都对习近平抱某种善意的期待，期待中国从后极权转向宪政民主，有些论者对习近平不看好，但也没料到习近平竟然会、竟然能大开倒车。唯有一平预见到习近平会倒行逆施，会把中国从后极权重新拉回到极权。一平不只是泛泛而谈，他甚至列出了习近平上台会做的几件事，包括：“1、强化国家政权，特别是军警力量；2、搞一批民生工程，收拢民心；3、清洗一批贪官和富人，为新权力立威；4、镇压反对派，清除异议；5、加强控制媒体和舆论；6、宣扬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7、扩军，对外扩张——甚至发生战争，转移内政危机”。——习近平上台后不正是这么做的吗？十三年后再读一平这篇文章，你不能不承认一平那一骑绝尘的先见之明。一平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对美国的事也很关心，也写过一些评论文章。我以为其中最出色——可能也是最会引起争议的——的是那组系列文章《“政治正确”及美国的衰落》。一平的系列文章《“政治正确”及美国的衰落》发表于2017年。我们知道，在2016年大选中，政治素人川普异军突起，出人意外地赢得总统大位，那是和他在竞选过程中对“政治正确”的放言无忌的批评大有关联的。一平的文章以2016年美国大选为背景指出，“政治正确”已成为美国社会撕裂的核心议题，其重要性超越选举本身，因为它触及到“美国是谁的美国”、“美国立国的基础是什么”以及“美国未来的走向”。一平结合历史叙事、哲学反思和社会评论，探讨了“政治正确”在美国社会中的起源、演变及其负面影响。所谓“政治正确”，包括种族平等、女权、LGBT权益、移民保护、劳工福利、社会福利、多元文化、全球化、环境保护等价值理念。这些理念大多来源于左翼思想，自1960年代起成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媒体、学术和娱乐界。一平指出，“政治正确”的兴起，绝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而是对美国历史上诸多不公的克服：从废奴到民权法案，妇女的参政，同性恋的去罪化，等等。这无疑是文明的伟大进步。但问题是，“政治正确”一旦确立为意识形态，就趋向教条化和绝对化，不顾人性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导致乌托邦化，从文明进步的果实蜕变为国家衰落的毒药。一平写道，“政治正确”的那些价值理念本身都很好，但凡事都有“度”，在一定限度之内是好的，“过‘度’则欲益反损”。例如在名校招生的问题上，消除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搞过了头，结果是成了对白人的反向歧视，成了对亚裔和其他族裔的歧视。例如在LGBT权益的问题上搞过了头，结果出了跨性别厕所和生理男性运动员硬是参加女子比赛这种荒唐事。一平说，在消除种族歧视的问题上，美国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几乎已经做到了极致，黑人能选上总统就是一个证据。然而在今天的美国，黑白矛盾依然存在，不同族裔的矛盾依然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矛盾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一平说：人对种族、肤色有天然的认同性及排斥性。全然消除种族、肤色间的差异，实行全然大融合，于人类是没有可能的。美国著名的黑人学者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90岁近作里也讲到：“1960年代我们以为只要把法律歧视扫掉，黑人就会像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那样，用两三代时间跟上来。60年过去了，我们发现这事比想象的难得多，不是因为歧视还在，而是因为很多差异根本不是歧视造成的，也不是法律能解决的。” 美国传统上自称“大熔炉”（melting pot），意指移民逐渐完全融合、形成统一美国文化；后来更常用“大拼盘”或“沙拉碗”（salad bowl），强调多元文化并存、各族裔保留独特身份，而非彻底融合。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与学术研究，这些年来，“熔炉”的成分在降低，而“拼盘”的成分显著增加。以至于很多社会学家都认为，“拼盘”才是对今日美国的准确描述，“熔炉”的比喻业已过时。除了不同种族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之外，再加上如今的移民更容易通过互联网、廉价旅行保持母国联系，保留自己的语言、传统和宗教，且不说还有文化多元主义和身份政治等理念的推波助澜。历史表明，多种族/多文化的国家更容易发生冲突和分裂。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美国的前景恐怕不乐观。一平这篇文章发表于2017年，当时的中文世界还很少有这样深入讨论政治正确的文章。8年来美国政治情势的巨大反复与变化，更显示出这篇文章的份量。就拿不同种族的移民大量进入美国这件事来说，我们看到，川普第二次当选总统以来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驱赶非法移民，大力收紧移民政策。不只是美国，最新报道，欧盟27个成员国批准大幅收紧移民政策，连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在收紧。一平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不同凡响。托马斯·索维尔指出，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本质上是一种权衡（trade-offs）。他认为，任何政策或法律的实施都会带来收益与成本的博弈，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只有在不同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一平反复强调要把握好“度”，就是权衡的意思。一平首先高度肯定“政治正确”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然后又指出“政治正确”搞过了头，引出新的弊端与危险，因此应该也必须大力纠正。一平强调要把握好“度”。这自然也意味着，在纠正时也需要把握好度，要避免在纠正一种极端的同时又引出另一种极端。无论你对一平的这个观点或那个观点有什么异议，但是他提出的“度”的原则总是正确的。二接下来，我再谈谈一平的史论。亲身经历毛时代和八十年代改革风潮，目睹苏东剧变，见证“六四”以及中国由后极权转向极权，一平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共产主义与当代中国的问题。他的史论大部分是围绕这个主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入的思考和有启发性的见解。出于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关注，一平也对近代中国的某些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写了一篇长文《为“中体西用”辩》。在这篇文章里，一平首先澄清“中体西用”的本意。很多人以为，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只学西方的技艺，不学西方的政事。不对。张之洞说的很清楚：“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可见“中体西用”的本意，不只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政事。换句话，张之洞也是主张政治改革的。不过在张之洞那里，“西政”特指西方国家在治理层面的一些实用制度和措施，如学校、地理、度支、赋税、厘金、刑律、商务、兵政等；不包括政体。张之洞反对“设议院、兴民权”。这一点是必须指出的。一平对“中体西用”给予较多的正面评价，那是和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尊重分不开的。一平谈到他对“全盘西化”的看法。一平说，“全盘西化”作为盼望中国进步的激愤之言，可以理解。“全盘西化”不是不好，但是做不到。一平强调传统的价值。如果硬是要把传统彻底打倒，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由此引出中国传统帝制与“新中国”的毛极权的关系问题。很多人总是把中国当代极权统治和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混同一起。如果你是指桑骂槐，借批古代帝制批当代共产极权，那固然不错，但若是真的把两者当成一回事，把中国当代极权统治看成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延续或变种，否认它们之间的原则区别，那就错了。一平说：“‘新中国’之灾难，并非是由于继承了中国五千年的‘封建传统’，反之倒是摧毁中国传统文明的结果。”一平的这些见解，对今天的读者仍不无启迪。三最后，我要讲讲一平的一部专著《困惑的王国——语言和人的讨论》。这本书的署名是一平的本名李建华，出版于1989年，是《文化开放丛书》之一种。这套丛书的主编是方鸣和谢选骏，一平也是编委之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一股丛书热，如《走向未来丛书》、《传统与变革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文化开放丛书》也是其中的一种。这些丛书的作者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以老三届为中坚。哲学家陈嘉映和一平同龄（都是1952年生）同届（都是初中68届）。陈嘉映在《我们这一代》这篇文章里写道：“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的时代”。所谓“最后一个有共同文本的时代”，意思有二：一是说我们的时代是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那时候没有或很少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手机，读书几乎是吸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另一个意思是说在当时，我们能够找来读的书很少，大家读的几乎都是同样的书。因此，这一代有着最多的共同语言，彼此间最容易有共鸣。我也属于这一代，因此读一平的文字总是感到很亲切。一平这本小书，揉化了他对中西哲人著述的研读和自己的思考与感悟。他有一个极好的比喻：把生命比作船舶，把语言比作木浆。用语言之浆推进生命之舟。这既是一平的哲学思考，也是他的自我写照。四一平是一位相当优秀的作家，可惜在生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应有的评价。我们出版他的诗文集，不只是表达对他的敬意，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阅读他的作品。感谢众多的笔友热情捐款，为我们编辑出版一平的诗文集提供了足够的支持。红石榴出版社和鹿津出版社愿免费分别出版一平诗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谨向两位出版者刘路和廖平先生致谢。

1个月前

不少年轻人之所以成小粉红，是因为过去中国发生的很多事，其荒诞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

1个月前

如果刘晓波还活着，今天就70岁了（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在中共严密监控下逝世。他甚至不能对公众留下遗言。好在我们还有刘晓波当年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其中，刘晓波用散文诗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梦想、他的期待。刘晓波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读刘晓波这段陈述，不禁使人联想起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马丁.路德.金讲到：“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无论是在思想内涵还是在文字表达上，刘晓波的最后陈述都可以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相媲美，甚至还更厚重。未来，它也必将和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一样编入中学生课本，代代相传。在《我的最后陈述》里，刘晓波写道：“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早在大学时代，刘晓波就萌生了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的理想，并决心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付诸于公开言行。不错，乍一看去，言论自由很温和，但是它却对共产专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刘晓波说：“无论于官于民，推动大陆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可是只要有了言论自由，专制统治就随之瓦解。刘晓波说：“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据此，刘晓波提出，民间维权应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把争取言论自由当作战胜极权统治的第一步，继续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这就是刘晓波留给我们的政治遗言。

1个月前

ZT刘虹：与王康书（）

1个月前

观韶山纪念毛诞景况有感——电影导演彭小莲当年在美国纽约大学留学期间，交上了一个德国裔的男朋友。这个德国裔的男朋友在听彭小莲讲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时，大惑不解地问：希特勒再坏，他害死的主要还是犹太人和外国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害死那么多中国人呢？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有史以来——而且还是在和平时期——害死最多中国人的毛泽东，至今还被一些中国人奉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还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据中共官媒报道，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生地湖南韶山人潮涌动。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迎来了来自各地的祭拜者，铜像下花篮满地，焚香区烟雾缭绕。人们举着红旗，高唱《东方红》，纪念毛泽东诞辰131周年。其实这也只是近些年才有的现象。在八十年代，毛泽东的故居门庭冷落。就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即便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几天，开往韶山的巴士上也坐的是农民工，没有几个朝圣者。总的来说，毛泽东热的复兴是在“六四”之后渐渐发生的，到了习近平这个总加速师大大加速，于是就有了这些年12月26日韶山的这幅荒诞的场景。韶山是毛泽东的家乡，在毛时代固然是隆恩厚重，备受眷顾。但即便如此，毛时代的种种灾难，韶山也未能幸免。例如大饥荒，韶山也饿死了很多人。 1961年4月14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湘潭)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截至1962年，中国有2075个县——引者注），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 胡乔木这份调查报告收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了普遍的饥荒，并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8月，中共举行庐山会议。在开会之前，毛泽东也多少了解到不少地方发生了吃不饱、甚至饿死人的现象。本来毛泽东是打算反左，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的。只因为彭德怀在会上给毛泽东提交了一封万言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毛泽东感到自己的绝对权力受到挑战和威胁，于是就祭出路线斗争的法宝，把彭德怀等打成反党集团，把反左变成了反右。到头来，原先的左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火上浇油，变本加厉，终于导致更多人活活饿死的大悲剧。胡乔木的调查报告显示，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高峰。其后，在刘少奇等务实派的努力下，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调整政策。中央也对庐山会议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小干部甄别平反。但毛泽东出于对彭德怀的忌恨，硬是给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继续压在阴山之下。到了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被软禁的彭德怀，派彭德怀到西南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看上去是要重新启用彭德怀。谈到庐山会议，毛泽东还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但就是与此同时，由江青幕后策划，上海的姚文元执笔写作《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话：“《海瑞罢官》的要害是 ‘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早已被打倒的彭德怀再踏上一只脚，就是要把彭德怀置于死地。和彭德怀一样要被置于死地的还有刘少奇。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贴出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的提到中央的领导同志，提到1962年的右倾。这就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要对当年纠正毛自己犯下的极其严重罪错的务实派反攻倒算。毛泽东在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中写得很清楚，“要善于团结大多数，特别是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有人在此句下面加上一条注：对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同志务必要坚决打击，置于死地。毛泽东的邪恶狠毒，即便在古今中外的暴君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2024年12月31日

1个月前

今天是12月26日。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这是伟大的、历史性的一天。像很多重大历史日期一样，这一天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成为一个箭靶子，被赋予了很多它本来没有的意义，就像中国的“五四”，把很多不是发生在这一天的事情也挂在了这一天的账上。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苏联解体意味着苏联这个红色帝国的消亡，意味着二战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其实，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第一、说苏联是红色帝国，那是指苏联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可是在1991年12月26日苏联宣布解体时，苏联早已经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了。早在1990年3月，苏联召开了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宪，就取消了一党专制，开始了多党民主制。很多人把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的转型混为一谈。事实上，苏联的解体是一回事，苏联的转型，即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转型，是另一回事。后者要比前者早得多。第二、说苏联解体意味着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束，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因为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已经瓦解了。当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指除开苏联之外，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6个国家。事实是，上述6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是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摆脱了和苏联的从属关系或结盟关系，结束了一党专制，实行了民主转型。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土崩瓦解了。再者，严格说来，苏联也不是在1991年12月26日这一天解体的。在此前18天，苏联就解体了。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终止存在。因此我们应该说，实际上在这一天，苏联就解体了。毫无疑问，在苏联的转型与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一口咬定，苏联就是让戈尔巴乔夫给整垮的。他们说，共产党国家，像苏联，除了共产党自己能够整垮自己，其他谁能整垮它？这话当然不对。说起共产党整共产党，共产党自己整自己，谁能比得过斯大林、毛泽东呢？斯大林搞肃反，毛泽东搞文革，多少共产党的老干部被整得死于非命，家破人亡。在斯大林时代、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疯狂地整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并没有被整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整共产党了，共产党反而垮台了。中共总是说，苏联共产党是让戈尔巴乔夫整垮的。这话完全不对。戈尔巴乔夫整谁啦？一个都没整。共产党专制就是靠整人过日子，不但整党外的人，也要整党内的人，整自己人。哪一天共产党不整人了，哪一天共产党不整党外的人也不整共产党了，也就是说，哪一天共产党不因哪个党外的人，也不因哪个共产党员发表了不同政见就剥夺别人自由，就不让别人说话，哪一天共产党就垮了。

1个月前

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福利是偏低的，但兜底没问题。

1个月前

从美国的无家可归者谈起——1、连没有到过美国的人也都知道，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大城市，有无家可归者，也就是俗话说的流浪者、流浪汉，英文叫homeless。几年前，一位中国人权问题专家在访问美国后回国作报告，特地讲到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以此证明美国的人权状况是如何恶劣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批评是何等虚伪。不久前读到陈燕妮的采访录《美国之后》，其中一位受访者、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李陀对美国存在著大量无家可归者这一现象提出尖锐批评。李陀说：“在美国这么富有的国家还有几百万无家可归者，这其实是一种灾难。如果美国一些有钱的人拿出一点钱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拿出这个钱来。因为美国是私有制国家，优胜劣汰，大家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天经地义的。” 刚好在前两天，美联社发出如下一则消息： “美国纽约的无家可归者为一名在上个月拒绝逮捕流浪汉的警察筹集了三千美元，作为圣诞礼物。 “这位警察叫德拉克鲁斯，他曾经拒绝执行让他逮捕一名擅自在曼哈顿一间车库睡觉的男子的命令，他对上司说，这个男子别无选择。此后，德拉克鲁斯受到了在圣诞节之前无薪停职三十天的处分。 “为了表示对德拉克鲁斯的感激，纽约的街头露宿者决定集资相助。一些无家可归者的组织为德拉克鲁斯和他的六口之家筹措了这笔资金。 “这笔资金的来源包括无家可归者从路人那里讨的钱和他们出售可供回收的瓶瓶罐罐所攒下的钱，一些流浪汉甚至拿出了他们的部分福利金。 “德拉克鲁斯说，他一直向他的上司清楚地表明，他反对逮捕无家可归者。 “纽约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一直在持续上升，人们对警方的应对之策的辩论也逐步在升温。 “今年十一月，一个志在帮助无家可归者的团体提起诉讼，指称纽约市警察局专挑无家可归者加以搜捕。 “警方则否认他们有通过逮捕露宿者的方法来净化纽约街头的任何计划。” 读到这则消息，恐怕很多中国人都会感到愤慨：怎么？别人无家可归，不得已躲在车库里过夜；政府非但不给别人提供住处，反而要把别人逮捕。太不象话了！这是误解。第一，政府修建了不少收容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但是，有些流浪汉不愿意去收容所而宁肯在街头逗留。第二，如果你在街头等公共场所过夜，警察通常并不干涉；但是，车库不是公共场所。警察逮捕流浪汉是因为他非法侵入了别人的地方。 2 在美国，常常有人针对无家可归者的人权问题向政府提出批评，只不过他们批评的缘由和坚持的原则常常和一般中国人的“想当然”截然不同。譬如在前年冬天，在纽约，围绕著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就有一些人权人士对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提出批评。猜猜看，朱利安尼做了什么事招致人权人士的不满“人权人士为什么要批评朱利安尼”人权人士要求的是什么“根据的是什么” 那还用说“肯定有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就会断言，那一定是朱利安尼对流浪汉不闻不问，天这么冷，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冻死怎么办”人权人士打抱不平，要求市长采取措施给流浪汉提供住处，安全过冬。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嘛。错了，错了，刚好猜反了。事实是，那一年的冬天，纽约特别冷，市长朱利安尼特于日前发出新闻简报，提醒市民注意保暖御寒，勤于问候和照顾老弱邻居，呼吁房东充足供暖，并提醒室内暖气不足或没有热水的市民向房屋局投诉。由于天气酷寒，朱利安尼提出街头流浪汉必须到室内避寒，否则警察或社会工作人员可以不需要征得流浪汉的同意，强行把他们移送到收容所。有些流浪者不干，坚持要留在大街上，不愿意被强行带往收容所；一些人权人士则认为政府无权对流浪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我们知道，早在一九九九年，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就开始清理街头流浪者。当时是本著改善纽约市生活质量的立场，要求流浪者离开公共场所，到收容所居住。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人权人士和不少流浪者的批评。其理由是，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公共场所既然是公共的，别人当然有权在那“塈b著，想走动就走动，想休息就休息。政府无权干涉。如果政府竟然禁止人们流浪，禁止人们露宿街头，那就是对人权的干涉或侵犯。这次，针对朱利安尼的强制性措施，纽约市公民自由协会的负责人西格尔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说：法律上没有哪一条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力，只因为天气寒冷就可以把别人从大街上拉走。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素以铁腕著称，他宣布纽约市进入“紧急防寒状态”，派出额外人力，授权警察可以强行把街头流浪汉遣送到收容所避寒。朱利安尼说：在平时正常状态，除非流浪者有违法行为，否则是不可以强行把人带走的。接连好几天，警察开著面包车满街转，把流浪者送到收容所。纽约市政府有一个无家可归者服务部，这些天也十分忙碌。朱利安尼说：纽约的收容所绰绰有余，即便在圣诞节那天晚上，还多出了六百多个单身床位和一百多个家庭收容处。但是，并非所有的流浪汉都领市长这份情，有些无家可归者表示“坚守街头阵地”，不愿意去收容所。有个记者采访一位名叫刘易斯的四十出头的流浪汉，劝说他去收容所。记者说：“我不愿意有人给冻死，哪怕他自己愿意也罢。”可是对方执意不从。记者问，那你今天晚上在哪儿过夜呢“流浪汉回答：别以为我会告诉你们，纽约这么大，可去的地方多啦，你们来追踪我吧，谁也找不著我。我就是要呆在大街上。当然，有些人权团体反对朱利安尼的措施，也不仅仅是出于反对强制、维护自由的立场，他们还认为政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服务设施有待改进。如果条件好了，人家自己就愿意来，用不著你去强制了。我见识过一两个收容所。照我的标准，其服务设施应该说还算可以，吃饱住暖、洗热水澡都不成问题，有为单身者准备的房间，有为拖家带小者专门准备的房间；收容所里有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服务管理。为单身流浪者准备的房间，有时候住的人多些，不过比起我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住的研究生宿舍还是要宽松。当然，依照美国的富裕程度，收容所的条件都还有改进的余地，然而也有人怀疑，遇到象刘易斯这种流浪汉，恐怕条件改进了也未必来。 3 谈到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事情并不象李陀先生批评的那样，美国人并不认为无家可归者现象的出现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公众关心的一个焦点话题。手头正好有一本书，书名就叫《无家可归者》（《The Homeless》），是从我所居住的街道小区图书馆借来的，估计这本书在全美各地的小区图书馆都可借到。该书由加州圣地亚哥的格林黑文出版社（Greenhaven Press）于1996年出版，全书共240页，收录了31篇文字，其中有讲演，有单篇文章，有从长文章或书里的节选。这些文字按内容分为五章，五章的标题分别是：一、无家可归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二、无家可归的原因何在？三、何种住房选择方案对无家可归者有利？四、社会可以怎样帮助无家可归者？五、政府可以怎样帮助无家可归者？在每一章里，又分几个小问题，而每一个小问题都有两种不同意见，而且常常是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好象唱对台戏。在这里，编者的意图很明显，正象这本书封底上的一句话：“那些不了解相反意见论据的人，对自己的观点也不会有完整的了解。” 在这本书的后面有两个附录，一个是参考书目，多达69本；一个是相关组织名单，共22个，其中有进行过专题研究的著名研究所，有专门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基金会，有关注无家可归者人权问题的人权组织，有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教育、职业培训等）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也有无家可归者自己成立的组织。浏览这本《无家可归者》，读者可以发现，在美国，民间和政府都为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另外，我们也会发现，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实际上未必都是没房子住的问题，它更多地是其它社会问题的反映。根据书中引述的1993年的一项研究，无家可归者中，83%有吸毒、酗酒或精神病的问题。在无家可归者中，单身男性占多数，也有拖家带口的，其中，97%的户主是女性，平均年龄22岁，87%未婚，高中毕业的只有37%（美国的高中教育是义务教育），平均文化程度只相当于小学五年级，有工作经验的只有40%，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曾经工作过一年以上，78%的小孩在六岁以下。这就是说，所谓拖儿带女的无家可归者，绝大部分是未婚少女，生了孩子，离家出走；而这些单身少女母亲之所以要离家出走，那多半又和家庭关系不和睦有关。其实，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主要不是房屋短缺的问题。还记得七十年代中国的房荒吗？那时候，象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四平方米；祖孙三代同堂者比比皆是；许多婚龄男女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或者是结了婚仍然没有自己的栖身之所。为什么在那时的中国，街头上你却看不到什么无家可归者呢？这层道理想明白了，很多问题就清楚了。《无家可归者》属于《对台戏》丛书（Opposing Viewpoints Series）。这套《对台戏》丛书有好几十本，涉及到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吸毒问题、爱滋病问题、自杀问题、堕胎问题、枪支管制问题，等等。 4 美国是自由世界，是开放社会。在这里，没有什么问题是能被压制被掩盖的，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公开讨论的。在这里，总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理想主义者，为消除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和消极现象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弱势群体中，也总会出现各种类型的领袖人物把大家组织起来争取自身的权益。美国社会当然有它的很多问题，不过，只要我们稍微作一番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和我们最初想象的其实很不一样。 2003年3月

1个月前

关于美国是否存在“斩杀线”？只讲一件事。众所周知，美国人很少存钱的习惯，原因之一就是有起码的福利政策兜底，不担心没饭吃没衣穿没栖身之地。

1个月前

高尔泰：英雄迟暮——第一次听到刘宾雁的名字，是1978年我平反归队之初，在兰州大学校园里的麦克风下。声量之大，真箇如雷贯耳。作为中央党报记者，能正视党内弊端，关注底层疾苦，以天下为己任，敢于为民请命，在当时独一无二。大诗人邵燕祥先生有句云： “鸦雀无声雁有声”，不是虚言。宾雁因此，被广大群众视为“包青天”，纷纷向他鸣冤叫屈。被貪官酷吏视为眼中钉，频频告他寻衅滋事。乘着毛死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的东风，他无往不胜，成了八十年代中国的风云人物，美国时代周刊上的 “亚洲英雄”。他的新闻报导，叙事通透，文字生动犀利，开 “纪实文学” 先河。那时任何一本刊物，只要目录上有他的名字，一出来就会卖光。不仅群众欢迎，也得到作家们的推崇。甚至突破政治禁忌，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巴金）。他宣称，他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是为了帮助党发现问题改正错误，是对党的“第二种忠诚”。我原以为，这是避雷针、擦边球、穿靴戴帽一类反叛者的自我保护，和他们之间的密码式沟通方法。后来熟悉了，读了他的自传，才知道这是误会。他的出生地东三省，受北方强邻和日本的影响很深。哈尔滨像一个国际城市，文化相对活络。从泛斯拉夫俄国到马列主义苏联，从东正教信仰到唯物主义功利意味的人本主义，再到列宁斯大林基于一统霸业的丛林话语，互相对立又都有其共同的、价值系统的基因编码——以社会群体为本位。视献身于群体信仰为个体存在的意义。他根红苗正，对此深信不疑。二十来岁入党，深受信任，一九五零年 “新政府”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有他。后来访问瑞士西欧，也有他。受党信任，对党真诚，合情合理，也合乎传统道德，无可质疑。至于这个党是好是坏，是否值得信赖，那是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与个体的人格无关。他写道，入党后发现，党内也有他不能称之为同志的人，为了党，他必须改造他们。但是那些他不能称之为同志的人，也不以他为同志，为了党，也要改造他。是非没标准，老大说了算。结果是后者把他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强迫劳改。二十年后平反归队，他依旧不改初衷，把与党内恶势力的斗争，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八九六四”的杀戮，标志着后者的胜利。他和我们和许多人一起，都离开了党天下中国。我的逃亡，是在出狱之后，比他晚五年。九二年一到香港，就被报刊上中国流亡者们连篇累牍互相扯皮抹黑的文章弄糊涂了。特别是，看到刘宾雁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社长任上，被指控以权谋私摊开两手向记者 “吐苦水” 的照片，更困惑。带着国内的记忆，我想他必有委屈。打听到地址，去信问候。我说当今中国的青年一代，有谁没有呼吸过刘宾雁的英雄气息，有谁不是在刘宾雁人格力量的感召下成长起来。怎么当初同一战壕，一出来就成了仇敌？他回信让别担心，说海外民运正在酝酿大联合，要成立统一组织，选举共同领袖。区区团结问题，应该不难解决。后来大联合未能实现，内斗反而加剧。我说这是生存条件使然，劝他不要生气。他回答说，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你不要从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口风很强势，其实是无心的。往昔互有旧知闻，相识虽新有故情，在回答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的问题时（注一），说我是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三名”。抬举得太过分了。我只能视为一种，佛家的所谓 “语言施” 。但佛家语言的布施，不费本钱。他这种，付出的代价大了：被指信口开河，扶植亲信，连诚信都成了问题。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和小雨从香港来到洛杉矶，受佛教宗师星云上人关照，住到一处信徒捐献给他的山顶别墅。视野开阔，空气清新，水电房租全免，以每幅千元的润笔，为佛光山画一百幅禅画。很幸运，很感恩。宾雁提醒我别忘了祖国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给我介绍了几个在洛杉矶的朋友，拉我参加了一些民运会议。我不喜欢应酬交际集体活动，更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只因珍重宾雁错爱（他喜欢我的作品），心念旧恩（八三年中宣部清除精神污染，我处境危殆，他发文支持，感如雪里送炭），都照办了。第一次去开会，是参加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旧金山会议。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会场拥挤嘈杂，上台发言的，都是菁英领袖黑手先知，或谁谁谁的智囊幕僚老部下老同事。叙事宏大，调子高亢。混迹其中，我局外人感强烈。决心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了。但还是又参加了一次，中国学社主办的民族主义研讨会，并按要求提交了一篇《民族主义——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会上读了一遍，没有任何回响。期间在宾雁家住了几天。他送了我一本他在台湾出版的自传。文笔生动优美，是历史，也是心灵史，我读之，有一种审美享受。但是他把汪精卫称为大汉奸，使我感慨万端。我告诉他，为什么汪精卫是我心目中的悲剧英雄和真情诗人。他大大吃惊，说，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儿时父亲教读诗词，中有汪的两首(“檞叶深黄…”和“初阳如月…”)，我喜欢，至今能背。抗战胜利后回到城里，才听说他是大汉奸，蒋介石炸掉了他的坟墓。后来阅读稍广，才知道当时主和的人很多，胡适、陈寅恪诸公，也一度如是想过。汪精卫他们强调的是，战争消耗国力，“必将使中共坐大”。战争“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不知蒋公到了台湾，想起过这些忠言否？读宾雁自传七年之后，香港出版了汪的《双照楼诗词藁》，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考证此事甚详。我建议宾雁看看，他说他没那份兴致。他精通俄语、英语和当代汉语，不谙中国古文，我替他遗憾。在普林斯顿开会那阵子，正值克林顿政府对华搞 “和平演变”。与之相应，华人舆论的主流，也是“告别革命”、“良性互动”、“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类。期间我在《世界日报》等中文媒体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广受批评。在回答《北京之春》记者亚依的提问时，我说我在被鳄鱼咬住时只想逃脱。逃脱了只想别再被咬。没有对等实力，没有共同语言，说甚互动？！宾雁看到报导，说我看问题太简单化、也太情绪化了。我说和情绪没关系。现在全世界都来喂养这头鳄鱼，我是细思极恐。他说以后有了时间，得要找个机会好好聊聊。一九九五年初，我和小雨完成百幅禅画，得到十万美元报酬，告别星云，开车到纽约上州的鹿野苑，一处山上林中老屋住下，想静静写点儿东西。宾雁和夫人朱洪，带着孙子东东来访，住了几天。朱带孩子出去钓鱼，小雨打理吃喝，我俩在炉边茶话。他一支烟卷在手，說不完对中國命運的焦慮。我听之，发现这位中国的右派，到美国成了左派。本世纪以来，在欧洲工党和社民党政治左风的不断吹拂下，美国文化界的政治光谱一直在向左移动。柏林墙倒后更快，早已成为大学校园里政治思想的主流。宾雁的倾向，与之不谋而合。谈话中好几次对資本主義秩序下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巨大，表示强烈愤慨。说他还是更认同民主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则。这种正义感是一贯的。他在社会主义祖国所反对的，也都是人间的不平。流亡中放眼世界，从着眼于具体的人权个案，上升到着眼于政治经济秩序，视野更开阔了。多年来一直为中国的改革，留意各种有益的参照系：从北欧福利国家，到新加坡半独裁模式；从越南的党内民主试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旋风、到南非德克勒克同曼德拉的对话…… 他说，所谓的左倾思潮，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秩序下种种弊端的反弹。中国党内改革派有条件承认宪政民主的初衷，不也就是要消除这些弊端，建立普世可行的，共同的秩序吗！我说初衷很好，关键在于 “有条件” 三个字。说白了条件就是党的领导。他们绝对不会任由时代潮流把党变成三权分立多党民主制中的一党。所以在任何不确定性到来的时候，他们都要把 “坚持党的领导” 作为一切改革的前提。有这个前提，有这个“四项基本原则”，还说什么宪政民主初衷？他说连君主立宪都可以，怎么党主宪政就不能？！我说民主制度下的君主是一个象征性的虚位，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的领导可不是。他说党不是铁板一块，党内也有好人。你能说彭德怀不是好人？你能说胡耀邦不是好人？我说他们不是被弄死了吗。在那个无数人为服从谬误而死的时代，他们是为要纠正谬误而死。他们到死都不明白，党制定的秩序，不如无秩序。党控制的社会，不如丛林。他说我这是发泄情绪，不是理性地讨论问题。党内最了解危机严重程度和时间紧迫性的，还是最高领导人。不管谁上台，即使仅仅只是为了把权掌下去，他们也非改革不可。赵紫阳当总理时，很保守。一当上总书记，就想改革了。那两年半里，他做的好事，比胡耀邦还多。那些好的做法，也得到党政军内不少高级干部的认同。问题是顽固派比他们强大，他们需要支持。现在的中国，还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代替党的领导。我们也只有支持党内改革派的努力，才是最现实的出路。我不相信在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相背驰的状态中寻求平衡的努力，会有任何结果。去外面搬了些木柴，把老旧的黑铁炉子烧旺。他往里丢进一个空香烟盒。我很抱歉，自己不抽烟，没为客人想。好在家里有一瓶酒，饭桌上一放，他就眼睛一亮，说是好酒，几百块一瓶，问哪来的。我说是日本学者犬伺和雄托顾晓阳带给我的。他问顾还在“导报” 吗？我说现在是《今天》编辑。他说他从来不看《今天》，看不懂。我说那是北岛搞创新试验。顾晓阳已经改变了那个风尚。宾雁说，他读过 “导报” 上我和温元凯的对话，他认为温元凯和严家其的观点，比我的正确。我说，不说那些了。他说，现在外面有舆论，说你一出来就到和尚庙里画菩萨，是丧失斗志。我说，“鸟得辞笼不择林”么。他说，凭你那点儿钱，做得起自由鸟？！别说十万块，就是二十万、三十万，也是死钱，用一个少一个。过日子，没点儿活水进账能行？这房子老得很了，容易停水停电漏雨，还有车子坏了什么的，你会修么？大雪封山的時候，下不去買東西，你们吃什麼？难不成叫警察，派直升机来救？这可是真问题，也确实很严重。宾雁建议我们搬到普林斯顿附近居住，等着加入中国学社。他说中国学社，是“六四”后一位美国老头出钱设立、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协助监管的团体，编制十二人，月薪两千多，免税，有医保。他当社长，想办成一个能推动中国改革的战斗团体。但社员成份复杂，有的不能写作，有的不是民运人士。他想辞退几个白拿钱不做事的，换能做事的人来做。我想这很自然。每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心的人都会如是想，何况一贯以天下为己任，使命感很强的宾雁。后来我才知道，事情比他说的复杂。八九六四后的大逃亡潮中，捐款资源丰沛，民运山头林立。十二个人的松散团体，够小，内部还不团结，成员互为陌路。社长之外，还有两个执行社长。老头的捐款花光以后，是台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出钱。大同盟的头儿马树礼不光是金主，他还管事，规定每人定期向台湾交一篇政论。宾雁说，这是强人所难，哪能不问质量？但是他已经没有权威，说什么都不能算数。他之失去权威，我看不是偶然。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正义感使然。但是离开了那个中国式的党天下，原来的 “己任”已经失重。舞台道具不再和角色配套，难免尴尬。八十年代的鲜花掌声，留下的英雄情结发酵，他不自觉颐使气指，口风强势，引起周围反感，抗命挑错，麻烦不断。特别是，夫人朱洪取代一位女士进入学社，他被指以权谋私，更是被动。在上州山中那时，我们接受了宾雁的建议。他们回去后，帮我们在普林斯顿南边一小时车程的海洋郡杉谷湖，以五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买了栋两室一厅的老屋。地方偏僻，但是风景特好（是大西洋边的森林地带）。带我们看房那天，他指着一张原屋主留下的长餐桌说，这张桌子坐得下十来个人，买十几把折叠椅，来了人就方便了。又指着通向车库的阳光室，说，那里放几张行军床，客房也有了。我说，我这里没人来。他说，我们来呀。我需要一张画桌，餐桌做了画桌，需要一个书房，客房做了书房。他难免失望，但表示谅解。我喜欢独处，他喜欢热闹。经常来电话，让参加个什么，见个什么人，干个什么，我有我的事，一概谢绝。耳朵聋，接电话的都是小雨。不久外界盛传，说小雨不给我传达来电，让我与世隔绝。谣言荒诞无稽，但也传得很广，更拉开了我和他们的距离。没想到不久以后，宾雁就下台了，换苏绍智当了社长。没当几天，台湾撤资，学社解散，成员各奔前程。大都去了纽约和华盛顿DC，有的到拉斯维加斯做房地产生意。空留下社名和一个免税账号，不知做什么用。苏绍智和阮铭两家，搬家到海洋郡居住，和我们成了邻居。宾雁没离开普林斯顿。时或来家坐坐。说起旧事，满腹委屈。说，我没帮戈杨，他们骂不绝口。余英时拒绝李志绥求助，那些人一声不吭。说，好在李志绥够顽强，还是写出了那本回忆录，那是中国的幸运。三句不离中国，依然忧国忧民。争取到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继续在家里办着两份杂志：《大路》和《中国焦点》。老两口自编自印，自发行，继续他们的战斗事业。年事已高，身体不如从前，还带着一个孙子，十分辛苦劳累。办杂志信息阻滞，稿源稀缺，一份都难维持，何况两份！纵然经费充足，担子却越来越重。背不动还要背着，我替他们难过。我对刘说，放下担当情结，你就解放了。他说，犬儒没有担当，是不是他解放了？！我说不存在没有奴隶身份的犬儒，就像不存在没有镣铐的解放。他说你自由了，别忘了国内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说我们在国内拼命呐喊，声嘶力竭，没起丝毫作用。现在逃这么远，还能起什么作用？不起作用，活动就没有意义。他说不是人在国外，就不能影响国内。华侨是革命之母，这话是孙中山说的。自由欧洲电台不在苏联境内，你能说它对苏联解体没起作用？我说历史无序，不能类比。他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家说你丧失斗志，你不要不当回事。我说八十年代的我，现在已经过气了。他说我很奇怪你会这么说。中国那时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怎么会过气？！你不是过气，是泄气！我说，泄气才能吸气，这是生产性开支，起码比憋气好些。他摇头。停办杂志之后，想要叶落归根。时值胡锦涛主政。他几次上书，请求允许回国，都被悍然拒绝。我说，这也说明，他们依旧害怕你的影响，这是你的光荣。宾雁听了，笑得勉强。一杯在手，几声浩叹。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作者投稿华夏文摘第1812期（cm25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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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的知识分子多数偏左？200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收录了若干著名学者的文章，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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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何害怕讨论明清、王洪文？｜中国研究院（胡平，王军涛。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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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不打台湾的计划；日本会出手相助？北京不放过高市的关键原因｜中国研究院（胡平，王军涛。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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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去世。重贴旧文：没有神圣没有禁忌不知敬畏——评强制性计划生育——强制性计划生育是当今中国最有特色的一大暴政。古往今来，东方西方，可曾有哪个国家，动用政权的力量，强迫全国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没有，从来没有，只有当今中国。这当然是暴政。别的且不论，据一位长期从事此项调研的学者说，三十多年来，单单是被强制堕胎造成的死婴及孕妇死亡就在4000万以上。一般的暴政都是一部分人把一种反人性反人道的东西强加给另一部分人，唯有强制性计划生育却是强加给所有的人，连统治者自己也不例外。例如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结婚后正赶上一胎化政策实施，各自都只有一个孩子。赶上计划生育时代的中共官员，除非有私生子或离婚再娶的，大部分有子女的也都只有一个；超生的自然也有，但按比例却并不比下层民众高。讽刺的是，偏偏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少数民族在这件事上却享有某种特权，他们被允许生两个。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人不觉得强制性计划生育是暴政的原因了：既然统治者自己也要遵守一胎化，像这种自己加给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叫暴政呢？　　但是，强制性计划生育既然是对生育权和生命权的侵犯，不是暴政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最有争议的问题莫过于堕胎。正反两方针锋相对，壁垒分明。反对堕胎一方的依据是维护人权，保护胎儿的生命。支持堕胎一方的依据也是维护人权，坚称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应该说也很有道理。所以争论的双方总是相持不下。　　不过认真考察可以发现，其实双方还是有很大共同点的。双方都坚持人命关天，区别在于双方对人的生命的定义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就是对胎儿的评价不同：胎儿算不算人？多大的胎儿算人？有人认为应该从卵子受精算起，不过绝大多数起码都承认，6个月的胎儿无论如何要算人了。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Roev.Wade）中判决妇女拥有自由堕胎权。按照这项判决，直到胎儿成为独立的生命——也就是可以离开母体而存活——之前，女性有权选择是否堕胎。具体规定是妇女在怀孕头3个月里有自由堕胎权；在怀孕中期3个月里，如果保持胎儿有害妇女健康，妇女有堕胎权；在怀孕后期的3个月里，如果保持胎儿危及妇女生命，经过医生鉴定，妇女有权堕胎。据统计，在美国，90%的堕胎是怀孕3个月内，超过6个月的占1%。　　不难看出，在美国人那里，妇女有了孩子想生出来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有了孩子不想生出来才成其为问题。不可以强制堕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可不可以自愿堕胎才成其为问题。　　中国却相反。在中国，妇女有了孩子不想生出来自愿堕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这就是说，在美国人那里成其为问题的在中国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同样的，妇女是不是可以想生就生，这在中国成其为问题，在美国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这一点很可怕：我们的问题竟然是处在别人的道德底线之下。　　如前所说，强制性计划生育是施加于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体国民的。这一主张之所以能够公开提出，能够被立法机构通过成为政策乃至国策，并认真贯彻三十余年之久，那是因为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以及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自己大都赞成它接受它。　　他们赞成和接受的理由并不复杂。无非是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增长太快，而偏偏是那些经济水平文化水平都比较差的人口增长最快；所以，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为了保障人口质量，有必要采取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他们自己大部分本来就没有多生多育的欲望，所以他们没有什么被强制的感觉。　　应该说上述考虑并非毫无道理。但问题是，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别的国家顶多制定出一些诱导性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别的国家都不采取强制手段呢？　　道理很简单。别的国家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们几乎想都想不到用政权的力量去强迫执行计划生育。在他们看来，妇女的生育，胎儿婴儿的生命，乃是天下最自然最神圣的东西，用政权去强行管制简直是亵渎，是冒犯，是匪夷所思。　　强制性计划生育是当今中国最有特色的一大暴政，古今中外，独一无二。这不能怪共产主义，因为别的共产国家没这么干过；这也不能怪中国文化，因为过去中国，包括现在的港澳台湾也都没这么干过。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统治，摧毁了我们的道德底线，造就了这样一种可怕的文化：没有神圣，没有禁忌，不知敬畏。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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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在论及批评时说道：“我一见到恶意中伤就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一旦别人对你进行个人攻击，那就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理屈词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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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共特务混进海外民运散布错误观点怎么办？有冒充网民实为中共大外宣的人散布错误观点怎么办？这不是新问题。这是老问题。这是海外民运一开始就有的问题。那时，我和不少民运的负责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看法都一样。那就是对我们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展开正常的争论和批评。我们也无法确定散布这种观点的人就是有背景，也许那个人并没有什么背景，就是他自己的观点。只要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了，就把其可能造成的损害消除了，如果有背景有阴谋，也就把阴谋粉碎了。如果你觉得某人很可疑，可以报告FBI。热衷抓特务没有必要，而且难免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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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民日报》为何关注清史研究谈起——2019年1月14日，中共《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周群的长文“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作者周群是学术刊物《历史研究》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中共头号党媒拿出很大的篇幅，发表一篇谈历史研究的文章。这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一定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周群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作为距离现今最近的中国封建王朝，清朝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疆域。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些问题，有的是从清代发展、演化而来的，有的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清代的影响因子。尤其是一些涉及边疆、民族和宗教的重大现实问题，甚至与清代有着直接联系。这也使得清史研究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有着密切关系。还要看到，近些年来，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舆情，也往往与清代历史直接相关，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因此，如何看待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问题，而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 周群进一步点出：“极少数学者对西方学术思潮缺乏应有的警惕，将国外历史虚无主义在清史研究领域的理论变种引入国内，有意无意地与以‘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 ’‘内陆亚洲’等为核心概念的所谓西方清史学派进行‘对话交流’，影响清史研究走向。” 周群所说的“西方清史学派”，应是指所谓“新清史学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兴起了被称为“新清史”的研究思潮。按照这派学者的看法，清朝不是过去中国的改朝换代，清帝国不是传统的中国的帝国。清朝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且以西藏问题为例。中国政府说，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这里的“自古以来”，其实主要就是指自清代以来，明朝的版图不包括西藏。然而新清史学派告诉我们，在清代，西藏和汉人的内地没有关系，只和清帝有关系；藏人的主子不是中国，而是清室。在清代，与其说是西藏属于中国，不如说在清代，西藏和中国都属于清帝国。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历史观。它对当下中国官方的政治话语无疑构成尖锐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如此重视清史研究的原因。在我看来，新清史研究其实也不算新。鲁迅当年就对“我们的大清”一类说法嗤之以鼻。鲁迅写到：“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鲁迅的意思很清楚：大清不是“我们”的大清，是人家满人的大清；成吉思汗不是“我们”的一代天骄，是人家蒙古人的一代天骄。众所周知，当年孙中山闹革命，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辛亥革命，首先是排满。孙中山曾多次对日本人承诺：“满蒙不属中国，可任由日本取去”。孙中山革命最初的目标只是实行“中国本部十八省”的独立，不包括满蒙，也不包括西藏，不包括新疆。辛亥革命最初打出的旗帜叫做“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就代表中国本部十八省。所谓“恢复中华”实际上等于恢复明末版图。可见在当时这些革命派心目中，西藏不属于中国，藏人不属于中华。可是，事情后来又发生了变化。武昌起义枪响，随后又是南北议和，清帝逊位。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宣言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不驱除鞑虏了，改五族共和了。2月12日，宣统帝颁布退位诏书说： “仍合滿、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满清皇帝把整个大清帝国全部交给了中华民国。于是，西藏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清帝国的一部分成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可是上述转换有一个大问题。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一书里所说：清帝国是二元体制，汉地体系与满蒙藏体系。“这种二元体制是有清一朝独自发展的特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相似的个例”。其独特性在于，以西藏为例，在清代，西藏既不像四川、山东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省，也不像朝鲜、越南那样是清帝国的一个藩属国。在清代，西藏和满清王室是供施关系。满人信喇嘛教，清帝尊西藏法王为上师，为西藏提供保护；藏人则把清室当作施主。相比之下，这倒有些类似现在的英联邦的某些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独立国家，都尊英王为共主，故而成为英联邦的成员。考虑到英王并不尊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领袖为上师，历史上澳、新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而西藏并不曾是中国的或满清的殖民地，说明当年的西藏的地位还要更高些。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坚持认为，在清代，西藏也是独立国家。在这种关系中，西藏和清帝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藏人和清帝的关系之上的，如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联邦的关系是建立在它们和英王的关系之上的。如果英国废除君主制，那么它们就不再是英联邦成员了，就和英国没有关系了。同样地，如果没有了清帝，西藏就和中国没有关系了。这层关联，康有为等立宪派非常清楚。立宪派说：“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立宪派知道，唯有保留清帝，才能留住西藏。废除清帝，西藏就脱离了。这正是立宪派坚持君主立宪的目的之一。如此说来，从清帝退位诏书到民国总统宣言，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貌似完成了无缝对接，可是这种无缝其实是有大漏洞的。当然，如果藏人愿意接受这种对接，那就不是问题；问题恰恰是，藏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当清帝在退位诏书中把“满、汉、蒙、回、藏完全领土”全数交给中华民国时，并不曾征求过藏人的意见。起初，藏人对他们“被代表”甚至不知道。后来藏人知道了，立即表态拒绝。1913年，流亡归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和蒙古签订《蒙藏条约》（注），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几次申述对西藏的主权，也曾派官员进藏，但西藏政府都未接受。中共当局要求十四世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说，出家人不能说假话。事实是，西藏在历史上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是无法否定的，但无论西藏的历史地位如何，让过去的过去，不纠结历史，一切向前看，注重未来发展。达赖喇嘛主张中间道路，不寻求西藏独立，而致力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为全体西藏人民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极具前瞻性、建设性和现实可行性。达赖喇嘛说：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中间道路，中国政府方面还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但是，政府和人民哪个重要？当然人民更重要。虽然在专制政权下政府很有权威，但从长远看，还是人民更重要。达赖喇嘛说，他不是寄希望于中共当局，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当今中国有着巨大的变化，国内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多，汉人间支持“中间道路”的人也越来也越多，因此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一互利双赢的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终将取得成果。 —————— （注）2007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藏学家史伯苓（ Elliot Sperling ）在俄国的布里亚特（Buryat）的档案馆中发现了《蒙藏条约》正本，该条约的前言明确写道：“蒙古和西藏已经从满王朝解放，并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据史伯苓教授说，这件历史文物一直不公开，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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