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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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前

胡平在3月8日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7周年线上大会的发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线上，纪念西藏自由抗暴67周年。这里，我要专门谈一谈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的系统性摧毁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进一步强化推行对藏族的文化灭绝政策，特别是对藏语的强制边缘化。这不是孤立的举措，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战略的一部分，通过教育、语言和文化控制，从根本上抹除藏人的身份认同。过去，中国政府对藏人的很多方面进行打压，例如对藏传佛教的打压，但是在藏语学习、藏语教育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1994年通过的《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明确规定学校应以藏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并逐步完善藏汉双语教学体系。在那个时代，藏语在学校中被视为核心，汉语仅作为附加语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藏人的高考都分为两种，一种是民考汉，也就是各科考卷都用汉语；另一种是民考民，各科考卷都用民族语言，如此等等。然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宽松的局面被迅速扭转。中国政府在推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名义下，把包括藏语在内的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视为对国家统一的威胁，进而采取步步紧逼的挤压。在今日西藏，名义上还打着双语教育的招牌，但实际上藏语被不断的边缘化。新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删除了允许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主要教学媒介的例外条款，明确学校必须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并强制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在今天的西藏，汉语成为主导语言，藏语降为选修课。各种核心科目，如数学、科学和历史，全部用汉语授课。高考也取消了民考民，只有民考汉；藏语不再是大学入学考试的核心科目，仅限于申请藏文专业的考生。尤其严重的是，中国政府把100万藏族儿童强行送到寄宿学校，寄宿学校只用汉语，禁止使用藏语。藏族儿童被迫与家庭相分离。与此同时，又强行关闭了私立藏语学校，教师被拘留或失踪。在今天的西藏，公立学校几乎没有藏语教育的存身之地，藏人想办私立的藏语学校也不允许。移民美国的华人可以在美国办中文学校。移民美国的藏人可以在美国办藏语学校，可是藏人却不准在自己的家乡办藏语学校。 2026年即将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进一步要求学前儿童学习普通话，到义务教育结束时“基本掌握”，并淡化和弱化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对藏语权利的保障。新法甚至增加跨境追责条款，针对境外“破坏民族团结”行为。这些政策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联合国少数群体权利特别报告员2026年报告警告，这种“语言抹除”构成“文化灭绝”风险，甚至应被视为“灭绝种族”行为。记得六年前，2020年，以习近平的发小马晓力为首的一批红二代发表公开信反对中共当局在内蒙强推汉语教学。公开信写道：“我们是一群曾经在内蒙古草原插队的老知青。近日在内蒙古地区突然发生的：关于在全区小学实行全国汉语统编教材的决定。一石激起千重浪，此事在蒙古族同胞中引起轩然大波和极大的恐慌。令我们这些年届七十有余的老知青非常震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次《汉语》统编教材一事，已引起蒙古族同胞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作法非常不认同和十分抵触”。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公开信联署的还有宋彬彬，就是那位在文革初期红八月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公开信提出五点建议，但是当局一条也没有采纳。六年过去了，当局在强推汉语挤压民族语言上越走越远，变本加厉。我们知道，一种民族的语言，是这种民族的文化的载体。消灭这个民族的语言，就是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今天，我们在线上集会，强烈抗议中国政府的文化灭绝政策！我们呼吁： 1、立即废除强制寄宿学校系统，让藏族儿童回归家庭和社区教育。 2、恢复藏语作为核心教学语言的地位，允许私立藏语学校存在。 3、撤销2026年起排除藏语作为高考核心科目的决定，保障藏语在教育和公共领域的合法使用。同时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加强监督，推动联合国独立调查西藏人权状况。首先，我们向我们的同道、向我们的朋友呼吁，通过各种方式，传播我们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声音。

4周前

孤陋寡闻。苏东剧变后，有不少流亡海外几十年，有的根本是海外生海外长的人士，回母国参政，取得成功，甚至当选总统。至于说受害者叙事，还有流亡海外的学者和作家的著述，在被母国封杀几十年半个多世纪后回归母国，受到关注的更是不知其数。。。。

#苏东剧变 #流亡海归 #政治参与 #总统 #学者回归 #封杀解除

4周前

纪念遇罗克殉难56周年：贫瘠恶土中生长出的思想之花——遇罗克与《出身论》

#遇罗克 #出身论 #纪念日 #思想 #历史

1个月前

如此高龄，如此高产，我相信，这在中文世界是创下了历史纪录。——胡平：人间奇迹有续集——郭罗基《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评介——93岁高龄、身患癌症的郭罗基先生，于去年1月推出《郭罗基访谈录》（溪流出版社），上下两大卷，一百多万字，被我的老朋友高伐林誉为“人间奇迹”。人间奇迹还有续集——10个月后，郭罗基又推出《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博登书屋，2025年11月），也是上下两大册，共85万字。郭罗基告诉我，他的下一部书稿是《同时代人物录》。如此高龄，如此高产，我相信，这在中文世界是创下了历史纪录。我对《郭罗基访谈录》做过评介。这里我再谈谈郭罗基这本《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翻开《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开篇是“文端公自序”。文端公是郭罗基的无锡先辈老乡、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谥号。郭罗基曾被胡乔木、邓小平先后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 / 代表人物的帽子，若以文言名之，就是文端公的意思。所以郭罗基这个东林后学，人还健在，就以文端公自称，并且把自己的这部言行录命名为《自由化冒尖录》。书名特地注明“1976-1982”，因为自1982年起，郭罗基就在中共高层的压力之下举家南迁，调离北京大学到了南京大学，并被明令不得任领导、不得发文。这部《自由化冒尖录》写的就是从1976年到1982年这段期间的文章及其故事。郭罗基在“文端公自序”里写到：“本集中，有些文章之拙劣连我本人都不忍卒读，实在不愿再让别人来读。‘良工不示人以补’。心想，我怎么会写出这样蹩脚的文章？但这些蹩脚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的，屡遭批判。我的文章的价值，就在于有人反对；不断地反对，才使它不断地增值。别人反对，本人不服，进行辩驳，所以叫‘有争议’。‘有争议’的文章，往往引出一个故事。现在看来没这些文章本身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就是文章引出的故事还有点意思。后来，邓小平不许我发表文章了，‘有争议’的文章的故事也没了；但我作为‘有争议’的人物，故事还在继续。我就来讲一讲这些故事，对于研究思想史的后来人，或许会有一点用处。”（上册，第4页）八十年代的过来人都知道，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11月《人民文学》杂志，荣获1978-1979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它改编成广播剧，进一步扩大影响。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刘心武本人晚年坦承，以现在的文学标准看，《班主任》的审美价值“越来越微弱”，它更多是表达一种思想观念，而不是在文学性上有深入拓展。《班主任》的地位主要在于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而不是纯文学成就。同样的，郭罗基在1976—1982年发表的有些文章，尽管在今天看来很拙劣，但是在当年却很轰动。我要补充的是，郭罗基当年写的文章，有些在今天看来也很精彩。郭罗基的文章在当年能引起那么广泛的热烈反响，除了他的观点之外，也和他的漂亮文字有关联。《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是一部大型的回忆录兼思想史文献。这部书的写法极有创意。一般来说，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有三种：一是官方的叙事档案，一是学者的专著，一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官方的叙事档案往往缺少开放性，学者的专著常常失之于抽象论述而缺少细节，个人回忆录则限于视角单一。郭罗基这部书结合了“案-文-人-制”这四个方面，“案”是指政治事件及过程，“文”是指有关各方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文字与言说，“人”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以及相互关系，“制”是指制度、机制以及结构性约束。这四种材料不是孤立呈现，而是交叉比对，校正偏差，彼此印证，相互解释，不但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一般读者、尤其是那些未曾亲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读者可以感受到当年的思想氛围和语境。郭罗基这部《自由化冒尖录（1976-1982）》不但对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后来人是必备之书，就是一般读者也不妨读一读。学物理学工程的人没必要去读物理学史工程学史，但是学哲学学文学的人很有必要去读哲学史文学史；同样的，要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很有必要去读当代中国的思想史。读郭罗基这部《自由化冒尖录》，不但可以让你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可以让你了解当代中国思想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可以让你了解应该如何了解当代中国的思想。

1个月前

BBC：美国以色列联手攻击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丧生，伊朗发动报复性空袭——我们目前知道什么？

1个月前

考察实现了民主转型的共产国家可以发现，没有一个是经过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壮大-民主转型的。

1个月前

不同意蔡慎坤先生说的“郭文贵在2016年（是2017年，不是2016年）精准放料就注定终结了王岐山的政治生命”。2017年9月6日，中共在北京举行了纪念王岐山岳父姚依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和其他同级别的党国领导人诞辰纪念活动相比，纪念姚依林诞辰活动的规格明显偏高，有多达四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栗战书主持，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2017年9月20日，王岐山会见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按说，和外国总理级领导人会见是轮不上中纪委书记的。这次会见是个特例。这两件事发生在十九大前的敏感时期，明显是向外界传递出王岐山地位稳固的信号。十九大，王岐山裸退，被不少人解读为王已垮台。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这种解读是错误的。1、中共在2014年有个新规定，明文规定了七上八下，王岐山69岁，按规定该退下来。其他到年龄的几个常委，俞正声、张德江、刘云山和张高丽也都“裸退”，可见他们的裸退都属正常。2、我当时预测，王岐山接下来可能出任其他要职，主掌国监委是不可能的，因为国监委一把手应是政治局常委，至少也应是中央委员，而王岐山已经裸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故而不可能出掌国监委。我当时说王岐山最可能的是出任国家副主席，因为国家副主席既无年龄限制又不要求必须有党内职务，连非党员都可以。南华早报2017年12月1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王岐山列席了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会议。注意：此时的王岐山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介平民，在政府内也没有任何职务，却竟然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可见王岐山的地位何等稳固，并且也预示将在2018年两会出任国家副主席。两会召开，果不其然，王岐山成了国家副主席。两会一结束，就举行了政治局常委会，王岐山列席，被媒体称为第八常委。以上事实均有力证明郭文贵爆料终结了王岐山的政治生命一说不成立。

1个月前

当时有不少人分析说，王岐山功高震主，引起习近平猜忌，所以习会暗中派人爆王岐山的料，打压王岐山。我当时就说，王岐山功高但并不震主，因为他的功不是平定内乱外敌，也不是治国有方，而是为习清除异己集中权力（据说王曾对旧友说过，对高级官员，他只是送材料，整谁不整谁，都是老大划勾）。这种功再高也不会震主。功高震主，要看是什么功，王岐山反腐的功，好比斯大林大清洗时内务部的功，好比文革时期中央文革小组的功，这种功是完全依附于最高领袖的权力，没有独立性，绝无震主的可能。王深知，如果没有习撑腰他必遭百官群殴，习深知，否定王就是否定反腐运动就是否定他自己。

1个月前

在美国之音2017年4月19日对郭文贵的专访中，郭文贵说，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给他打电话，要他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与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并直言这是习近平下的命令。郭文贵提供了电话录音，傅政华的声音经过变音处理。这事一看就知道是编造的。 1、如果习近平真的要暗地调查王岐山，他必定会去找一个他更信任并具有更好专业能力的特工，怎么会找到郭文贵呢？ 2、如果习近平要找郭文贵调查王岐山，他就该派人面授机宜，怎么能让傅政华打越洋电话告知呢？郭文贵人在美国，难道中共方面就不担心电话被窃听被录音吗？ 3、就算习近平确实要傅政华打越洋电话给郭文贵要郭文贵调查王岐山，郭文贵怎么能在VOA直播专访中对全世界公开讲出来呢？习近平要调查王岐山，这应是机密中的机密。执行这一任务者，最起码的要求是对外守口如瓶。除非事情完成，当局自己已经讲出，并往往是在上面同意的情况下，执行者才可以公开说出，可是郭文贵居然当时就通过VOA公开告诉全世界了。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1个月前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副局长的约瑟夫·R·德特拉尼2026年2月18日在《华盛顿时报》发文，标题为“中国为何突然赞成朝鲜世袭继承制”。德特拉尼先生认为，“北京希望金正恩的女儿向中国而非俄罗斯寻求指导”：韩国国家情报院上周披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选定其13岁的女儿金珠爱为接班人。尽管金正恩相对年轻，年仅40多岁，但据报道他患有心脏病，体重超标，并且嗜酒。。。。我在2023年2月10日发文“金正恩女儿高调亮相说明了什么？”，写到：金珠爱很可能已经被金正恩选为接班人。金珠爱现在还不到10岁，金正恩就把她推到舞台中央，这说明现在还不到40岁的金正恩身体不佳，所以才迫不及待。。。

1个月前

有人说海外民运比共产党还坏，有人称海外民运是在野共。且不说共产党掌权后干了多少坏事，就拿共产党在野时期来说吧，撇开战争不说，在野共：1、对“阶级敌人”的屠杀：以土改、打土豪、分田地为名，对地主富农及所谓“反革命”实施肉体消灭，明目张胆地夺取他人财产。2、党内清洗：以“肃反”“反AB团”“反改组派”“反社民党”“清除特务”等名义，摧毁了成千上万革命同志的生命。海外民运四十年了。我无法想象，怎么有人居然把海外民运比作“在野共”，说海外民运比共产党还坏！

1个月前

张爱玲：忆胡适之（发表于 2026 年 02 月 20 日由 wy）【“我认为，张爱玲有一篇文章写得最好，就是《忆胡适之》，收入《张看》。一般人不会在意这篇文章，可是我看了这篇文章有一百遍。”——《董桥谈写书、读书、藏书》，《上海书】评》】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郑重收藏，但是这些年来搬家次数太多，终于遗失。幸而朋友代抄过一份，她还保存着，如下：爱玲女士：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Ｅ嗤*Ｅ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１３１—１３２页写的那条棉被，如１７５、１８９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１８９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书中１６０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２０５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７６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匆匆敬祝平安胡适敬上一九五五、一．廿五（旧历元旦后一日）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讲到加杠子，二 ○、三○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着，所以侥幸还在：适之先生：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您指出７６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添，那原因说起来很复杂。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这对于我是加倍的困难，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用英文写过东西，所以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写完之后，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寄去给代理人，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两章（原文是从第三章月香回乡开始的），叙王同志过去历史的一章，杀猪的一章。最后一章后来也补写过，译成中文的时候没来得及加进去。１６０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２０５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兵士哀告的时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化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我应当在书中解释一下的。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一本小说集，是十年前写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写的，我这次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匆促，一本也没带，这是香港的盗印本，印得非常恶劣。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我发现迁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祝近好张爱玲二月廿日同年十一月，我到纽约不久，就去见适之先生，跟一个锡兰朋友炎樱一同去。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们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她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不大会说了。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我还没进门就有的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我姑姑有个时期跟我父亲借书看，后来兄妹闹翻了不来往，我父亲有一次扭怩的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我姑姑也有一次有点不好意思的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还有一本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德国出版的，她很喜欢那米色的袖珍本，说：“他这套书倒是好。” 她和我母亲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她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天我跟炎樱去过以后，炎樱去打听了来，对我说：“ 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Ｊｕｎｇ）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我后来又去看过胡适先生一次，在书房里坐，整个一道墙上一溜书架，虽然也很简单，似乎是定制的，几乎高齐屋顶，但是没搁书，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子纸。整理起来需要的时间心力，使我一看见就心悸。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个话题。我只记得自己太不会说话，因而梗梗于心的这两段。他还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时候我虽然经常的到市立图书馆借书，还没有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适之先生一看，马上就又说到别处去了。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祖父死的时候我姑姑还小，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着问：“怎么想起来问这些？”因为不应当跟小孩子们讲这些话，不民主。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综，一看到关于祖父的野史就马上记得，一归入正史就毫无印象。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没有买。又说正在给《外交》杂志（“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写篇文章，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 我后来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录，看有没有登出来，工作忙，也没看。感恩节那天，我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人很多，一顿烤鸭子吃到天黑，走出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乐，但是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刚巧胡适先生打电话来，约我跟他们吃中国馆子。我告诉他刚吃了回就吐了，他也就算了，本来是因为感恩节，怕我一个人寂寞。其实我哪过什么感恩节。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Ｔｈｅ　Ｂｏｗｅｒｙ）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谁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进去，看着只好无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我心里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我当时也没有琢磨出来，只马上想起他写的他在美国的学生时代，有一天晚上去参加复兴会教派篝火晚会的情形。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我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请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ＡＰ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是海边山谷里一个魅丽的地方，前年关了门，报上说蚀掉五十万。我写信请适之先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写了封短信去道谢后，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译《海上花》最明显的理由似是跳掉吴语的障碍，其实吴语对白也许并不是它不为读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亚东版附有几页字典，我最初看这部书的时候完全不懂上海话，并不费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亚东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样绝版了。大概还是兴趣关系，太欠传奇化，不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英语，意为感伤的）。英美读者也有他们的偏好，不过他们批评家的影响较大，看书的人多，比较容易遇见识者。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乔治 ·包柔（Ｇｅｏｒｇｅ　Ｂｏｒｒｏｗ）的小说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进去——但是迄今美国常常有人讲起来都是乔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要是告诉他们中国过去在小说上的成就不下于绘画瓷器，谁也会露出不相信的神气。要说中国诗，还有点莫测高深。有人说诗是不能译的。小说只有本《红楼梦》是代表作，没有较天真的民间文学成份。《红楼梦》他们大都只看个故事轮廓，大部分是高鹗的，大家庭三角恋爱，也很平常。要给它应得的国际地位，只有把它当作一件残缺的艺术品，去掉后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结局的考证。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钓游鱼”，忽然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起来，此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最奇怪的是宝黛见面一场之僵，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满不是味。许多年后才知道是别人代续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借口，解释他们态度为什么变了，又匆匆结束了那场谈话。等到宝玉疯了就好办了。那时候我怎么着也想不到是另一个人写的，只晓得宁可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做诗行令部分。在美国有些人一听见《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说：“这么晚……差不多是新文艺了嘛！”也像买古董一样讲究年份。《海上花》其实是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负的结构，倒是与西方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极度经济，读着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胡适先生的考证指出这本书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会一笠园。我想作者不光是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诗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会写大观园似的气象。凡是好的社会小说家 ——社会小说后来沦为黑幕小说，也许应当照ｎｏｖ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ｎｅｒｓ评为“生活方式小说”——能体会到各阶层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别，是对这些地方特别敏感，所以有时候阶级观念特深，也就是有点势利。作者对财势滔天的齐韵叟与齐府的清官另眼看待，写得他们处处高人一等，而失了真。管事的小赞这人物，除了为了插入一首菊花诗，也是像 “诗婢”，间接写他家的富贵风流。此外只有第五十三回齐韵叟撞见小赞在园中与人私会，没看清楚是谁。回目上点明是一对情侣，而从此没有下文，只在跋上提起将来“小赞小青挟资远遁”，才知道是齐韵叟所眷妓女苏冠香的婢女小青。丫头跟来跟去，不过是个名字而已，未免写得太不够。作者用藏闪法，屡次借回目点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极准，这是唯一的失败的例子。我的译本删去几回，这一节也在内，都仍旧照原来的纹路补缀起来。像赵二宝那样的女孩子太多了，为了贪玩、好胜而堕落。而她仍旧成为一个高级悲剧人物。窝囊的王莲生受尽沈小红的气，终于为了她姘戏子而断了，又不争气，有一个时期还是回到她那里。而最后飘逸的一笔，还是把这回事提高到恋梦破灭的境界。作者尽管世俗，这种地方他的观点在时代与民族之外，完全是现代的，世界性的，这在旧小说里实在难得。但是就连自古以来崇尚简略的中国，也还没有像他这样简无可简，跟西方小说的传统刚巧背道而驰。他们向来是解释不厌其详的，《海上花》许多人整天荡来荡去，面目模糊，名字译成英文后，连性别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换了一批人。我们“三字经”式的名字他们连看几个立刻头晕眼花起来，不比我们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视觉上有色彩。他们又没看惯夹缝文章，有时候简直需要个金圣叹逐句夹评夹注。中国读者已经摒弃过两次的东西，他们能接受？这件工作我一面做着，不免面对着这些问题，也老是感觉着，适之先生不在了。来源：新世纪

1个月前

在米兰冬奥会上，美国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刘美贤勇夺双金，成就大满贯；继日前赢得团体赛金牌后，今日又赢得单人滑金牌。祝贺刘美贤。祝贺刘俊。我早先在《论体育精神》一文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抄录如下：体育运动在古希腊的社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创始于古希腊。当年奥运会的盛况今人自然已不可复见，但仅仅是看到奥林匹克竞技扬的宏伟遗址，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到昔日的惊人壮观。据记载，每逢到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节，即使是正在交战的各国也要暂停战事，脱下铠甲，换上运动衫，非常“费厄泼赖”地共同走上绿茵场。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兄弟双双在奥运会上夺魁，一位邻人匆匆赶回去将此喜讯告诉他们的父亲，并大声叫道：你现在就死了吧！由此观之，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在奥运会获胜竟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为人父者，能有两个奥运会冠军的儿子，简直就是达到了幸福的顶峰，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经历了这等幸福后，再活下去还有什么劲！

1个月前

体育运动在古希腊的社会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创始于古希腊。当年奥运会的盛况今人自然已不可复见，但仅仅是看到奥林匹克竞技扬的宏伟遗址，我们也很容易想象到昔日的惊人壮观。据记载，每逢到了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节，即使是正在交战的各国也要暂停战事，脱下铠甲，换上运动衫，非常“费厄泼赖”地共同走上绿茵场。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兄弟双双在奥运会上夺魁，一位邻人匆匆赶回去将此喜讯告诉他们的父亲，并大声叫道：你现在就死了吧！由此观之，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在奥运会获胜竟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为人父者，能有两个奥运会冠军的儿子，简直就是达到了幸福的顶峰，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经历了这等幸福后，再活下去还有什么劲！

1个月前

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提醒以下几点：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只要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过美国了。拿台湾作比照。台湾的人均GDP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还可以比照南韩。南韩在二战结束后又爆发了韩战，直到1953年才停火，此后只过了三十几年，到1990年，韩国的人均GDP就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象台湾一样，那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该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最能说明中共改革开放特点的，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是2007年中国通过物权法。我们知道，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关贸总协定签立于1948年，中国（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本来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只是到了1949年中共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取消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退出了关贸总协定，直到52年后，中国又改掉计划经济恢复市场经济，于是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就是说，中国在兜了50多年的一个大圈子之后，回到1948年，回到“解放前”。再说物权法。1993年提出、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但我们不要忘了，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就已经制定了一部物权法了。只是到了1949年中共发动消灭私有制的革命，废除了物权法，直到5、60年后才又承认了私有产权，重新制定了物权法，转了个大圈子，回到了“解放前”。不错，40年来，中国的脱贫率世界第一。但那是因为此前的30年，中国的造贫率世界第一。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立刻取得经济上的迅猛增长，秘诀就一条，那就是当年官方媒体所说的“松绑”。中国人过去被捆绑住手脚，迈不开步子，一旦松绑，立刻大步前进。于是很多人惊叹：这个人走路的速度怎么增长得这么快呀。真是奇迹！这就是说，如果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在1949年武装夺取了全国政权，那么，中国将不会有残杀几百万地主的血腥土改，不会有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不会有消灭私人企业，不会有反右运动，不会有人民公社，也不会有文革浩劫，也不会等到30年后才加入全球经济，中国早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至少提前三十多年。先谈这几点，接下来还有很多可以谈。。。。。。

1个月前

讲到对邓的评价，有人说应三七开，有人说应七三开，又有人说应五五开或四六开。我对这种评价方式很不以为然。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ugh Cecil）讲得好：“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於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必须指出，所谓三七开一类评价方法，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苏共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为之辩护，提出对斯大林要七三开。後来邓小平也说对毛泽东要七三开。一个医生做了十场手术，成功了七次，失败了三次。你可以称之为七三开。但手术失败是一回事，蓄意杀人是另一回事。七三开之说的要害是混淆错误与罪恶的原则界限，混淆犯错误与犯罪的原则界限。其实，这条界限在毛、邓那里还是很清楚的。在毛、邓那里，七三开一类方法主要是用於评价“自己人”。譬如说，他们对希特勒并不“三七开”，甚至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们也不“三七开”。林彪集团里的黄永胜，当年是解放军的一员猛将，为中共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文革中投靠林彪。林彪坠机身亡後，中共将黄永胜逮捕判刑，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关入监狱。照中共看来，不管你黄永胜在过去为革命作过多少贡献，现在你成了反革命，性质变了，你就必须受到惩罚。充其量，在量刑轻重时，考虑到你过去立过大功，或许可以判得轻一点，但是，你犯了反革命罪，你成了反革命的罪人，这一定性的判决则是不可更改的。由此可见，在毛、邓那里，犯错误和犯罪这两码事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他们对何谓错误、何谓罪恶的定义与我们大不相同。回到评价邓小平的问题上来，关键在於，六四屠杀是犯罪行为，抑或仅仅是“犯错误”？有些人也承认六四屠杀是犯罪，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者是罪犯、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了许多好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这是道德储蓄银行的逻辑。这是治好了一百个人就可以抵消害死十个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人类行为的道德底线被抹杀了，区分无罪者与罪人的基本界限被抹杀了。至於说到我的观点，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我无非是坚持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

1个月前

（接上）10.评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既然邓小平的赞颂者都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视为邓氏的莫大功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再说上几句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若和俄国以及若干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成就甚至还显得很突出。这似乎印证了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论断：专制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能够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譬如在前苏联，由於戈尔巴乔夫倡导新思维和公开性，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应运而生，不同政见争执不休；反对既然成为合法，政府的权威难免不大打折扣。有关经济改革的方案、政策，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反过来，一个专制的政府，如果它幸运地具有从事经济改革的决心和眼光，因为它“更有能力抵制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的反对”（亨丁顿语），所以更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将改革推向前进。然而，事情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简单。不错，专制政府确实“更有能力抵制公众的压力”，可是，凭什么说它更有能力抵制“既得利益的反对”呢？毕竟，政府不是悬空之物。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的支持者——那首先就是权势集团自身。换言之，一个专制的政府可以置其他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於不顾，但它必须最大限度地照顾权势集团自身的利益。所以，专制政府推行改革，往往会采取最有利於权势集团的方式进行。这就意味着，当专制政府要进行化公产为私产的经济改革时，它与其说是建立私人资本，不如说首先是建立官僚资本。所谓“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不可避免地会是让官僚们“先富起来”。有人说，为了让改革顺利进行，就让官们先富起来又何妨？撇开这种做法在道义上的问题不谈，仅从经济着眼，这里也有几种不同的改革方式。当年农村搞分田单干，不少干部分田多，分好田，占了便宜。好在分田以後，产权分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更重要的是，分田之後，原有的人民公社解体，社队干部变成了和别人一样的个体农民，不再是官。这等於是赎买，其结果是权钱分离，故而问题还算不大。可是，城市的经济改革基本上采取了另外的方式。那便导致了官商的泛滥成灾。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官商的泛滥乃是一个最引人注目也最招人诟病的现象。何谓官商？官商并不是泛指官员兼做生意。官商是特指官员利用官的权力去增加自己从商的利益。一个市长兼经营地产，这不一定就叫官商。如果他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国家的土地用低价买进，再抛向市场以高价卖出，这就叫官商（或官倒）了。不难看出，官商的存在要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产权不明确，其二是官员有特权。在中国，两个条件齐备，无怪乎官商丛生。 11.官商与官僚资本一直有人为官商和官僚资本积极辩护，曰“官商是改革旧体制的先锋”，“官僚资本是带动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级火箭”。其理由无非是：一、因为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二、官员们利用职权化公为私，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好象成了资本家，这样，他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先前的既无公正、又无竞争的旧体制相比，如今至少引入了竞争机制，虽然它在起点上和规则上都很不公正，但是，不公正的竞争总比既不公正又不竞争要略胜一筹。三、由於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於整个经济的发展。四、只要整个经济能以较高的速度发展，那么，社会上大多数人均可受益，包括许多下层民众，其绝对生活水平实际上也会有所提升；如此等等。我不否认官商和官僚资本可能有某种积极作用，不过我要强调的是，他们更具有消极性和破坏性。首先，官商们既然是靠特权致富，靠贪污腐败致富，因此，他们很可能更重视眼前的享受消费，奢糜挥霍，不重视生产，更不重视长期建设。其次，官商们发财，凭的是权力而不是本事，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老板、成了资本家，但未必有相应的才干，未必善於实际经营，所以未必有利於经济的发展。再有，不义之财令人心虚，这就导致了资产的大量外流。许多大型国营企业的负责人和“太子党”的成员们发现，要把国有资产大张旗鼓地，名正言顺地据为己有，一是不方便，二是不安全，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把国有资产流出国外，其数额、其速度都已达到惊人的地步。因为官商横行，权力可以带来额外的私利，於是很多人就会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去谋求官位。这些精力物力既然不是用在生产上，显然是极大的浪费。与此同时，它还导致了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而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本身就对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许多私营企业的负责人虽然自己不去谋求官位，但为了在瓜分国有资产上插上一脚，因而要花很大的气力去和官府拉关系，从请客送礼到聘请官员的子女和退休官员在企业内担任要职，这类精力物力的耗费无疑也是消极的，不具建设性的。正常的市场经济应该有法制，可是，官商们本来就是利用法制不健全才发的财，所以他们很可能要阻挠法制的建立；又由於他们手握大权，官官相护，法律对他们没有多少约束力。更糟糕的是，上述种种消极作用，很难随着改革的持续进行而自行缓解，相反，它们倒很容易象癌症一样不断扩散，越益恶化。如前所说，官商是半吊子改革的产物。唯有在公产制业已瓦解，私产制又未确立，产权既不明确，特权又未消除的状态下，官商才会出现。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这批人就宁肯使改革永远停留在半吊子的水平上。他们固然不愿意退回到旧体制，因为在旧体制下只有官没有商，但他们也不愿意建成新体制，因为在新体制下官是官，商是商。现在，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宣称不走回头路，一方面又宣称决不搞私有制。有人以为後一句话只是掩耳盗铃，虚晃一枪，我看未必。再有，邓小平一方面鼓吹加速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一方面又坚称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少人也以为後者无非是门面话，其目的仅在於应付保守派，我看也不尽然。道理很简单，既然眼下这种把“资本主义”混合在“社会主义”之中的半吊子状态最对特权集团的胃口，实在算得上官商的天堂，那么，他们又何苦不继续坚持下去，而非要搞什么真正的私产制不可呢？ 12.改革的代价应该由谁来付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它使得平民的产权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它导致了平民的经济利益受到剥夺。近年来急速增长的失业工人大军便是这种改革的典型受害者。有人说，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败，因此失业乃不可避免的现象，故而不值得同情。他们还进一步论证道，失业者要求得到政府的照顾，实际上是想回到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所以是保守的、反动的。也有人认为政府应该给失业者必要的经济补助，尽快地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其他保险制度，可是在现有的形势下，这点微少的补助实在是杯水车薪，根本遏止不住越来越多的失业工人陷入相对贫困以至绝对贫困的危险趋势。不过，这些人又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必然的阵痛，因而劝说失业者务必要顾全大局，共体时艰。依我之见，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必须看到，现今中国的经济体制，既不同於原先的公产制指令经济，也不同於真正的私产制市场经济。在真正的私产制下，人们或许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但是享有充分的自由。在原先的公产制下，人们被剥夺了自由，但起码在理论上享有保障。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在理论上”，因为在现实中，很多人连保障也没有，例如我自己就当过好几年的“待业青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农村，是由那些最贫苦的农民发起，因为人民公社这个大锅饭让他们无饭可吃；在城市，则是由待业者和无业者发起，因为铁饭碗没有他们的份。所以旧体制罪莫大焉，不改不行。不过我们总要承认，旧体制确实曾经使得许多人享有过保障。自经济改革後，铁饭碗、大锅饭被打破，保障没有了，或者是降到很低很低，这就给许多人带来困难。当然，你会说，经济改革使人们获得了自由，因此我们应该为之欢呼而不应该对之抱怨。自由（这里只是指经济自由）与保障之间的关系有如熊掌和鱼，两者都是好东西，但无法同等实现。自由多了，保障就会少；保障多了，自由就会少。毫无疑问，我们是主张自由优先的，所以我们坚决支持经济改革。然而，对那些老工人来说，他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在最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到如今，他们年老力衰，最需要保障，偏偏又失去了保障。这难道是公正的吗？你可以争辩说，这是改革的必然代价。我承认改革要付代价。问题是这笔代价应该由谁来付。公产制、指令经济这一套既然是中共当局一手推行的，那么，由改革引出的代价就应该由政府来付。邓小平经济改革的特点是，它把共产党几十年来强力推行共产制的灾难性後果，全部转嫁到对此後果毫无责任的民众身上。不错，天下不应该有不能破产的企业，不应该有不能解雇的工人，但首先，天下不应该有不能反对的政府，不应该有不能下台的执政党！如果我们对犯下滔天大错还拒不负责，不准批评更不准改选的政府不置一词，却反过来指责无辜受害的民众“不识大体”，“不肯承受必要的改革代价”，岂不是怕硬欺软、颠倒是非？需要指出的是，公产制固然效率低下，但由於大家的努力，几十年下来毕竟也累积了不少财富。官商们借改革之机而一夜暴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权力；可是权力本身并没有点石成金的魔力。说到底，官商们无非是把大家创造的财富强归己有罢了。如果说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一个特点是把政府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过去中国实行低工资制，这等於是工人预付了高额的保险金。现在，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经济窘迫，缺少基本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那些官员们吞掉了他们的这笔保险金。顺便驳斥一种论调。某些私营企业者，通过和官员建立特殊关系，从而在瓜分国有资产时也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做法美其名曰“挖共产党墙脚”。他们忘记了共产党并不是基金会，共产党自己并不创造财富，挂在国有资产账下的财富何尝不是人民的血汗。“共产党墙脚”自然是该挖的，但决不是这么个挖法。你可以说，横竖是大家的财产，与其让当官的独吞，不如我们也来捞一把。这就要求你必须积极推动民主的实现，以便於产权公正而明确的界定，大家的财产大家分。否则，你无非是参与官商们对民脂民膏的巧取豪夺而已。 13.产权与公正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许多前共产国家在经济改革中要制止中国式的“化公为私的私有化”（或曰“官员的私有化”），而大力推行“全民分股，一人一份”式的大众（证券）私有化。“右派”上台要这么做（如捷克），“左派”上台也要这么做（如保加利亚的“前共产党”）。尽管这种做法在短期内未必能取得什么惊人的经济效益，但是，因为它有利於实现公正明确的产权界定，因而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象捷克，推行大众私有化相当彻底，甚至在短期内便大见成效，其经济发展迅速，人称“中欧之虎”。联系到中国改革产生的越来越严重的各种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反思。也许，有人会抗议道：“全民分股，一人一份，大家财产大家分，这不是又搞平均主义了吗？”不对。我们这里讲的是公正而非平均。想当年，共产党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打倒（兼以肉体迫害）地主资本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动员（并兼以强迫）农民及其他民众交出自己的土地或其他资产，实现了空前彻底的国有化或曰公产制。尔後，假定人们决意改革，变公产为私产，那么，产权的首次分配将如何进行呢？从原则上讲，无非以下五种办法：（1）。物归原主（譬如以共产前为准），退赔。（2）。全民分股，一人一份。（3）。招标拍卖。（4）。共产党独吞。（5）。混战一场，谁抢着算谁的。在这四种办法中，（5）是强盗逻辑，（4）等於是改头换面的强盗逻辑，只有（1）、（2）、（3）才合情合理。乍一看去，“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确有平均主义之嫌，但问题是，既然公产制下的资产在理论上属於全体人民，谁也不比谁更占优势（官员们或许享有较多的管理权，但从没说过他们享有较大的所有权），那么，要解散公产制，大家平分就不失为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之一。在这里，我们不是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所以去平分公产；我们是根据公正的原则发现，将原先的公产分给其名下成员的最公正的办法之一是平分。对於原先并不属於人人有份的公产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赞成将之平分，所以我们不是平均主义。讲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产权首次分配问题，应该说共产党也并没有公然采取自己独占或谁抢到算谁的这两种原则。大凡出台的产权界定方案，理论上还是较多地采取了物归原主（例如私房归还原主）、大家平分（例如农民分田）和招标拍卖（例如承包制）的原则。但是，由於共产党坚称不搞私有制，因此，全面的、明确的私有化方案无从提出，更无从贯彻。这就使得若干国有资产继续处於无主的混沌状态。与此同时，共产党又要搞市场经济。於是，不少官员便利用特权，对那些“妾身不明” 的国有资产上下其手，变相地据为己有。一方面，当局从未承认官商为合法为正当；另一方面，它又为官商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为什么当局一直高喊反官商反腐败，而实际上官商和腐败却总是反不掉，反倒越来越昌盛的原因。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官商与腐败问题的消极作用。他们主张冲破意识形态的禁忌，正大光明地搞私产制。这样一来，先前模糊不清的那部份产权势必将予以明确的界定，官商寄生的社会条件被清除，官商自身也就衰败了。至於说产权界定所凭借的原则会是什么，我可以相信，公正原则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任何公开端出台面的产权界定原则都不大可能是强盗逻辑，它不能不在形式上较多地体现社会公正。只是由於没有权力的制衡，它们在付诸实施时势必会扭曲变形，向权势者严重倾斜。 14.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然而，正象我在第11节指出的那样，因为眼下这种既非公产、又非私产的半吊子状态最对官商们的胃口，他们就宁肯使改革永远停留在这种半吊子的水平上。冲破私产制禁忌是大好事，可是，靠什么力量去冲破呢？这就要靠民主化之力了。前苏东各国，有些在经济改革上比中国起步更晚，一旦实现民主转型，很快就迈入正大光明的私产制建设。可见，若依民意的主流，那是指向私产制的。某些人总把老百姓视为经济改革的阻力，这恐怕是弄反了。譬如许多目前改革的受损者，你若只让他们在目前这种半吊子状态和先前的公产制二者之间作选择，他们或许会被後者迷惑；但若是加上货真价实的私产制这个选择，我以为他们更可能选择私产制，起码是更容易被说服去选择私产制。我提到一些前共产国家采取的“大家分股，一人一份”的私有化模式。我并不是说这种模式就一定是最佳的模式，我也不是说中国可以无条件地照搬这种模式。重要的问题是公正。某些人否认公正的意义（或者是把公正和平均主义混为一谈），声称在现阶段不应当强调公正。这无异於赞同强盗逻辑，赞同权势集团肆意掠夺。另外有些人则附和当局，以稳定为由反对政治开放，这实际上是掩护权势者在经济改革的名义下巧取豪夺。在这里，六四又是一个关节点。六四之前，民气高涨，官商腐败既在初期且多有忌惮。如果在当时便着手宪政改革，此类现象尚不难处理。六四之後，民意受到严厉打压，官商腐败遂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又有苏东巨变的警示，权势者对未来没有信心，於是更加紧眼下化公为私的步伐。这就促成了官商腐败的恶性发展。与此同时，部份受剥夺民众的处境急剧恶化，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已然出现。仅以北京为例，就发生过数起失业工人自焚事件和暴力反抗事件。这在一方面进一步突显出深化经改和开展政改的迫切性，一方面又增加了它的困难度。众所周知，菲律宾和南朝鲜在民主转型後，马科斯、全斗焕等先前靠权势聚敛的不义之财受到清算，这难道不让今日中国的马科斯、全斗焕们对民主改革加倍恐惧加倍抗拒？说来也是，倘若政改不是过份地滞後於经改，腐败不至於发展到如此恶劣的程度，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予以包容，把它视为赎买，视为换取政治开放的不算昂贵的代价。可是，腐败一旦太过份，而且这种过份的腐败恰恰又是在残暴高压的保护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血腥镇压民众的人同时又攫取了惊人的由民众创造的共同财富，这又如何能让民众包容呢？不难想见，如果中国实行政治开放，这种人多半是要被追究的，而如何把握这种追究的方式和分寸也会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当然，我也可以设想，中共当局继续采取只经改不政改的邓式路线，横竖老百姓造不成反，所以目前这种状态还大可持续一段时间。我甚至还可以设想，在经历一两个世代之後，不法之财由於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以至某种法治秩序竟也可勉强建立。且不说此等设想还何其遥远，何其不确定，生於当代的我们，面对眼前发生的巨大不公及其恶果，难道就该放弃批判？邓小平的只经改不政改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利弊交错，越到後期越是突显弊端，因此，我们不能不越来越增加批判的比重。 15.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负面意义在评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人们常常要想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深感识别真伪即判定人的主观动机的困难，不过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未必那么重要。因为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不一定总是和他的主观动机相一致。尤其是那些大的行为，就算当事者的动机路人皆知，假如他刚做了一半就死掉了，其行为的客观效果就更可能和他的动机不一致。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为此他必须振兴德国的经济。假如希特勒在振兴了德国的经济之後，还没来得及发动战争就死掉了，而他的继任者们又放弃了他的战争计划并把德国转变成了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那么，尽管我们明知希特勒振兴经济的目的是邪恶的，但我们也要承认他使德国的经济得以复兴，在客观上总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反过来，希特勒敢於发动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正在於他有造孽的本钱，那就是他振兴德国经济，获得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个人威望。这时再回过头去看，我们还能对他一度振兴了德国经济一事表示称赞么？如众所知，邓小平晚年无非做了两件事，一是改革开放，一是六四屠杀。通常认为这两件事一是正面，一是负面，因此一般人在对邓盖棺论定时便感到很困难，很矛盾。当然，这两件事在邓小平那里从来就是统一的，邓小平的既定方针从来就是只改计划经济不改一党专政。我们甚至可以说，邓小平之所以推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其目的正在於维护政治上的一党专政。但无可否认的是，直到六四之前，邓氏的半吊子改革，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客观上还起到了某种为民主运动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暴露的时候。由於改革，人们对旧制度的朦胧不满迅速地上升为明确的共同认识，这就使得人们对整个旧制度的正当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由於改革，人们的欲望和自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而对更具根本性的改革产生了强烈的要求。尽管说在这段期间，邓小平并没有放弃对民主运动的打压，但由於种种原因，这种打压并不十分严厉，它未能遏止住民运一浪高过一浪的前进势头。据邓小平後来说，他早就对八九民运的爆发有预感，大气候加小气候，肯定要出事，幸亏有老同志在，否则後果堪忧。我们很有理由设想，假如邓小平死在六四之前，六四事件便很可能不至发生，中国的民主化便很可能早於其他许多共产国家（或者是与之同时）取得突破性的胜利。倘如此，那么我们就该说，邓小平的改革，就象历史上许多专制政权的自我改革一样，到头来反而是加速了专制的终结，虽然其主观动机原本是为了延缓它的寿命。六四事件使经济改革的意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做大坏事常常需要有大本钱。邓小平能下令开枪杀人，别人未必有这个能耐，因为邓拥有别人比不上的权威，而邓的这种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他推动经改的功劳。古今中外的大暴君差不多都是既做过大好事又做过大坏事，所以一般人在评价时才觉得很困难。殊不知大暴君之所以能做下大坏事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做过大好事，所以才积累起了足够的资源和威望去做出别人做不到的大坏事。第二，六四开枪这件事严重地损耗了邓小平的政治威望，与此同时，苏东发生巨变，人们对专制的不满情绪相当强烈，只是迫於高压，一时难有公开的反抗。就在这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推动起又一波经改热潮，中国的经济出现巨大的发展。相比之下，民主化後的俄国和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却遭遇困难，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内战。於是，不少人的思想开始转向了。他们开始说服自己六四杀人这件事或许真是不得已，否则中国不会有後来的稳定和繁荣。这样，或多或少，或假或真，在一些人那里，经济改革的成就公然变成了开枪杀人和维护专制的理由。正是在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共官方的立场才日趋强硬，它公开宣称，如果不是在六四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就没有今天的安定繁荣；如果今後发生类似事件，一定还要采取同样的“断然措施”。和那些好心的人们的设想相反，起码是到目前为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共的一党专政非但没有软化，而是变得更强横、更顽固。经济发展本身是好事，但如今它却被中共用作支撑专制的最大借口。这是我们在评价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义时决不能予以忽略的一个方面。 16.再论道德底线我们不得不再回到道德底线的问题上来。按照某些人的观点，六四屠杀诚属不幸，但也是必须，非如此不能实现社会稳定，无稳定则无经济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持此观点者承认六四受害者是无辜的，但他们认为，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无情，总要以牺牲来换取前进。现阶段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什么言论自由，更不必说民主参与，在眼下都是不重要的，是可以牺牲的，必须牺牲的，因而也就是应该牺牲的。如果有谁不识时务地坚持这些东西，他就是违背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自外於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所以他的牺牲甚至不值得同情。不难看出，上述观点无非是重复那套臭名昭著的老调：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观点主张统治者有权将少数人当作牺牲品。它认为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它不把人当作人。这种观点本不值一驳，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打算再说上两句。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我们每个人有时都免不了为了自己的整体利益而牺牲局部，例如拔掉痛牙，例如动手术割除半个胃，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牺牲掉少数人呢？问题在於，痛牙、半个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生命。牺牲它们是为了保存人的生命。社会不是这样。社会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整体。社会并不是放大的人。社会是由不同的个人组成，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各自独立的，而生命於每个人只有唯一的一次，因此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即便有了复制人也是如此，因为一个人的复制品依然不是他本人。“另一个”永远不是“这一个”。所以，任何人——无论数量多寡——都无权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某一目的的手段。我完全承认，有时，以少数人作牺牲可以有效地促进多数人的利益。我敢断言，如果把少数癌症患者和一些健康人抓来作活体解剖，以便找出根治癌症之道，其效果一定比把白老鼠做实验灵验得多。这无疑是造福多数之事。莫非你认为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吗？我讲到道德底线。需要强调的是，在道德底线的问题上，进一步的论证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因为它直指人心，它直接引起人性的永恒的共鸣。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句话为什么被奉为人类道德的黄金律，就因为它引起了整个人类不约而同的深刻共鸣。假如你硬要说“我不乐意被人杀，但我就是以杀人为乐”，我们无法和你再作争辩。我们只能说你丧尽天良。 17.再论自由与秩序还有一种更精巧的辩护之词。辩护者们说，道德底线确实无可置疑，但人类的处境是如此复杂，有时，我们不是在善与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小恶与大恶之间作选择。六四杀人固然是恶，但那是为了避免天下大乱这个更大的恶，因此情有可原。抽象地讲，上述观点不是没有道理，但用来替六四辩护则大谬不然。我们知道，八九民运只是争取最基本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并始终采取和平的方式。如果连这样一种抗争也应该血腥镇压，那么，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还有哪一场抗争不应该镇压呢？有人说，再坏的政府也胜过无政府。这等於说再坏的政府也不应该反对。好政府倒是可以反对的，因为好政府同意把和平反对纳入体制之内，纳入正当的秩序之中，因此反对好政府没有社会脱序的危险，越是坏政府才越是反对不得。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不错，确有个别共产国家在结束一党专政後，社会陷入动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那里发生动乱的根由正是先前的专制势力。这一点在前南斯拉夫表现得很明显。再说，社会在步入民主时遭遇困难，这决不证明先前的反专制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迄今为止，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走回头路，更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六四。你或许会说，八九民运虽然不是动乱，但任其发展下去中国非乱不可。我且不说你这个“非乱不可”的假设缺乏根据，退一步讲，就算“任其发展下去”会导致动乱，那么，到那时再制止便是，也只能到那时才制止，并且，也只能制止到那个程度。好比赛球，你不能说某人可能要犯规就预先罚他下场，你只能在他实际犯规之後才去罚他，而且只能根据事先宣布的明确规定，犯到什么程度罚到什么程度。既然民运并未变成暴乱，所谓“平暴”就毫无道理。六四镇压说是执行戒严令，为什么对宣布戒严令之外的地区也大肆镇压？为什么对那些并没有直接违反戒严令的异议人士也大肆镇压？为什么对那些与戒严令无关的和平表达异议的行为也大肆镇压？清场的本意无非是强行将人们逐出有关的现场，谁规定过宣布过可以开枪枪杀人？难道不正是当局自己事前还几次三番地宣布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学生对付老百姓的吗？象这样的卑劣残忍，举不胜举。凡此种种，都表明六四事件和其他那些稍有人性的政府平息街头群众运动的事件决然不同。这里，我尤其要强调言论自由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有言论自由，人民可以公开地表达不同政见对政府实行舆论的监督，有人要采取更强烈的抗争方式，造成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并实行法律边缘策略，对社会秩序构成一定威胁，政府感觉紧张，做出过度反应，甚至发生某种流血冲突，但不论事前事後，言论自由均未遭受侵害，那么，政府的行为尚可望得到最起码的辩护。反观中国的六四，事件之前就没有言论自由，事件之後更没有言论自由，因此，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就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看做是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其动机、其效果都只是维护那个赤裸裸的野蛮专制。倘若这样的行为可以辩解，天下还有什么暴政不能原谅？假如你硬要说，为了社会稳定，必须牺牲言论自由。这就使人想起奥威尔（<一九八四年>一书作者）讲过的一句挖苦话：“要结束战争，最快当的办法是投降。”谁说不是呢。（未完待续）

1个月前

今天是邓小平去世29周年。重贴29年前旧文：用良心裁判权力，还是用权力裁判良心？——评邓 1. 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邓小平死了。从这些天海内外的各种评论来看，对邓的评价虽说是有褒有贬，但大体上还是褒多於贬。这不足为奇。记得毛泽东去世时，海内外的评价也是如此，而且褒扬者更舍得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斯大林去世时也是如此。这是权力的逻辑即成王败寇的逻辑。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後呢？讲到对邓的评价，有人说应三七开，有人说应七三开，又有人说应五五开或四六开。我对这种评价方式很不以为然。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ugh Cecil）讲得好：“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於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必须指出，所谓三七开一类评价方法，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苏共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为之辩护，提出对斯大林要七三开。後来邓小平也说对毛泽东要七三开。一个医生做了十场手术，成功了七次，失败了三次。你可以称之为七三开。但手术失败是一回事，蓄意杀人是另一回事。七三开之说的要害是混淆错误与罪恶的原则界限，混淆犯错误与犯罪的原则界限。其实，这条界限在毛、邓那里还是很清楚的。在毛、邓那里，七三开一类方法主要是用於评价“自己人”。譬如说，他们对希特勒并不“三七开”，甚至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们也不“三七开”。林彪集团里的黄永胜，当年是解放军的一员猛将，为中共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文革中投靠林彪。林彪坠机身亡後，中共将黄永胜逮捕判刑，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关入监狱。照中共看来，不管你黄永胜在过去为革命作过多少贡献，现在你成了反革命，性质变了，你就必须受到惩罚。充其量，在量刑轻重时，考虑到你过去立过大功，或许可以判得轻一点，但是，你犯了反革命罪，你成了反革命的罪人，这一定性的判决则是不可更改的。由此可见，在毛、邓那里，犯错误和犯罪这两码事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他们对何谓错误、何谓罪恶的定义与我们大不相同。回到评价邓小平的问题上来，关键在於，六四屠杀是犯罪行为，抑或仅仅是“犯错误”？有些人也承认六四屠杀是犯罪，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者是罪犯、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了许多好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这是道德储蓄银行的逻辑。这是治好了一百个人就可以抵消害死十个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人类行为的道德底线被抹杀了，区分无罪者与罪人的基本界限被抹杀了。至於说到我的观点，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我无非是坚持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批判不能改变过去，但它有可能影响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对“六四”元凶坚持严厉批判立场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後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後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於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後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2. 强权与舆论上述道理，一点也不深奥，本来用不着我一再论证说明。想当初，六四枪响，举世惊骇，海内外同声谴责，绝大多数人都认定邓小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从此成了千古罪人。可见，要对这样一桩显明的罪恶作出基本的道德判断根本无须呼任何高深的知识或复杂的推理。然而，令人诧异的是，为什么过了七年多——这离“千古”还很远很远——以後，邓小平本人并不曾有过任何悔过的表示，而许多在当年义愤填膺痛加声讨的人却反倒改变观点了呢？对於舆论的这种变化，我想邓小平大概事先多少就料到的，所以他当年才敢不顾舆论的巨大压力，悍然下令开枪。我在八九年八月写的<法拉奇再访邓小平——虚构的对话>一文中，让邓小平讲出这样的话：“历史上，搞小屠杀的人都失败了，搞大屠杀的人有些反而获得了成功”。“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杀了二十万共产党，当时世界舆论都骂他是屠夫，可後来怎么样？他站住了，站稳了，印尼没有再乱，经济也上去了，人们照旧要尊重他。这就是现实的政治”。暴君总是蔑视舆论的；但是，如果我们知识分子、我们民众自己就不尊重自己的道德感，不尊重自己的良知，朝三暮四，反复无常，那岂不活该被暴君蔑视？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对舆论的这种变化痛心疾首乃至愤世嫉俗。我的态度要乐观一些。因为我相信眼下看上去流行的那派意见其实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舆论。如前所说，斯大林、毛泽东去世时也曾赢得一片赞扬。这无非是成王败寇的逻辑。伏尔泰说：“聪明的暴君都能寿终正寝。”我可以补充一句：寿终正寝的暴君往往还能得到一时的舆论的赞扬。因为权力压下了抗议的声音。这次邓小平去世，中共当局如临大敌，表现的十分紧张。天安门广场一类敏感地带密布军警便衣，对民间自发悼念活动严加限制，甚至连官方自己举办的悼念活动也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以防不测。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听不到响亮的抗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样严厉的控制下，仍然有些勇敢的人们努力发出另一类信号。例如有人鸣鞭炮，有人扔小瓶子，还有人秘密贴出标语“大快人心”。北京有学生公开打出一幅横标“小平走好”。这话顺着读，意思是“小平好好地走”；换种读法就成了“小平走了，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总有一天——而这一天决不会太远，中国人民将摆脱恐惧，发出其内心真正的声音。我相信，对“六四”的严正谴责必将重占上风，历史罪人终究还是会被确认为历史罪人。退一万步讲，就算民心如水，本无定向，朝东暮西，反复无常。那么，今天它能变过来，难道明天它不能又变过去吗？我敢说，至少邓小平本人是不怀疑这一点的，否则，他为什么要在临终前嘱咐将遗体火化，连骨灰也不保存，洒入大海呢？你真以为他有那么浪漫吗？ 3.驳“不得已” 有一种为“六四”辩护的论调，曰“不得已”。根据海外流传的一份所谓“邓小平遗嘱”，其中写到：“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情我感到难过，那就是八九年的事。那个时候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执政几十年，没见过，眼看我们共产党人用无数鲜血和生命牺牲所换来的政权就要被颠覆，就要垮台，很危急，所以开了枪，结果死了很多人，有的是解放军，有的是年轻的学生娃娃。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後来也想过，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但当时的决定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 “不得已”一说实在不值一驳。道理很简单。要知道，人世间各种大的过错或罪恶，十之七八都是为了掩饰或拒绝改正先前的一件过错，一件较小的过错而“不得已”犯下的。例如强盗，强盗本来只想掠走财物，强盗本来并不打算杀人。强盗只是因为害怕失主上来争夺才“不得已”杀死失主，害怕目击者前去告发才“不得已”杀死目击者，害怕警察把自己抓进监狱才“不得已”杀死警察。因此，要看一件所谓“不得已”之事是否情有可原，关键是看在这场冲突中你是有理还是无理。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压制不同政见，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邓小平顽固坚持专制立场，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而不惜开枪杀人，这只能是错上加错或曰罪上加罪。不错，在民主运动中，我们既要敢於进攻，也要善於妥协。如果我们只知进攻而不知妥协，对方在情急之中便可能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一旦对方作出过於极端的行为，那固然加深了对方的罪孽，但同时却也使得己方蒙受过於重大的损失，其效果反而不好。基於这层考虑，我们确实可以说，在八九民运中，示威者未能“见好就收”是一大失策。不过这决不等於说邓小平在情急之中下令开枪就是“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因而便不再是犯罪。我要强调的是，所谓“没有选择”的情境其实都是有选择余地的，只不过可供选择的余地更小、更难而已。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就是指在某些极端的情境中，当事人要比在其他情境下更容易做出不可挽回的错事。当我们说某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时，那语气常常带着遗憾的感慨，因为我们充分理解当事人的困难处境；可是，千古恨就是千古恨。你或许可以为邓小平在六四下令开枪一事表示某种遗憾，但遗憾的前提必须是肯定那终究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行。 4.邓传下卷为何难产记得两年前，邓小平女儿毛毛来美，为她写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英文版）一书促销；提及六四，毛毛称之为悲剧，也说那是“不得已”。不过毛毛没有讲明她所谓的“不得已”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共产党搞专政，搞镇压，从来都把自己说成是被动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照这套逻辑，共产党专政既是天经地义，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共产党“不得已”只好镇压。假如毛毛说的“不得已”就是这个意思，那自然不必多说。但平心而论，我看毛毛还不是这个意思。说来也是，毛毛写的邓小平传的上卷已经出版好几年了，但其下卷却拖到今天尚未面世。原因何在？当然，下卷很不好写，尤其是六四这段故事不好交代。无非是两种写法。一种写法是说，从八九民运爆发之初，邓就打定主意要坚决镇压，可是赵紫阳却拼命反对，致使镇压之令迟迟不能落实，民运得以坐大，最後“不得已”而动用机枪坦克。不过依我之见，这种写法未免有悖情理。不错，在八九民运中期，当局的态度一度较为温和，但那不可能只是赵紫阳一派之力，除非赵派同时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或默许。据当年的<南华早报>和<明报>透露，四二七大游行之後，赵紫阳赶到北戴河见邓小平，提议对学生采取软办法。邓对赵说：“你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稳定局面，……如果局势稳住了，你可以执行你的方案，如果它可行的话，不必管我曾说过的话。”这里，“我曾说过的话”应是指四二六社论，该社论是邓授意写的，其中把学运称为动乱。赵紫阳在五四讲话中，态度温和，只字不提“动乱”二字。赵在五一七代表政治局五常委的书面讲话中，更明确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说，赵在这段期间采取的态度，是得到邓的同意或至少是默许的。因此，所谓“不得已”的另一种写法是，在八九民运期间，邓一度同意作出某种让步，以求得息事宁人。但是，让步的结果没能换得息事宁人，反而成了惹火烧身，最後“不得已”重新采取强硬措施；由於民运已经借机演成燎原之势，要扑灭就不得不动用极端手段，所以是“不得已”。我估计，在未来的邓传下卷中，讲到六四这段事，毛毛大概会采用第二种写法。另外，毛毛大概也会写出邓家子女在八九期间的所作所为。例如在学运兴起之初，邓家子女如何找学生带话，劝学生适可而止，“给老爷子留个面子”；例如在戒严令下达之初，他们又是如何劝告父亲千万别对学生开枪。当然，到最後，邓家子女大概都站到了父亲一边，赞成采用强硬手段平息“暴乱”，不过那是在他们进行多方努力而皆告失败之後的“不得已”。只有这样写，毛毛才可能为他的父亲作某种辩解，也才可能为自己作某种洗刷。倘若事情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邓传下卷为何难产的原因了。如果人们从毛毛写的书中了解到，原来邓小平也曾经有意作出让步，原来邓家子女也曾经不赞成对学生开枪，那对於修补邓和邓的家人的形象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就有可能激起人们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以及对六四造成的後果如何加以补救的问题。就算当初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那么，事後呢？现在呢？难道你们不该努力做些什么去弥补弥补吗？当然，我们都知道，事情一旦破裂，要重新回到原点便相当困难。但是，难道就该将错就错，一错到底吗？六四过去七年多了。邓氏本人，邓的家人，中共当局，有足够的时间为疗治六四的伤痛做点什么。有些事其实很好做。譬如给六四受难者亲属一些经济赔偿，要说自己不便出面，政府不便出面，以别人的名义总是可以的吧？譬如以某大款的名义，以海外某华人或某洋人的名义，以这个或那个慈善机构的名义。三国演义里的大奸雄曹操，掌握权势後常常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得已”借别人的人头一用，但曹操至少还知道事後厚待其家属，此所以奸雄之为奸雄。邓氏呢？六四屠杀之残酷，自不必说。六四之後的狂抓滥捕，连基辛格看了都觉得过分。讲到六四受难者亲属，他们不仅蒙受失亲之痛，其後还要蒙受来自当局的巨大政治压力，别说得到什么补偿，就连海外人士提供的一点人道帮助也要受到当局的刁难，到头来许多亲属连这点钱都不敢去领。难道这也都是“不得已”吗？ 5.关於“邓小平遗嘱” 毛毛在访美期间讲出“不得已”三字，虽是欲说还休，但仍然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这次海外流传的邓小平遗嘱，中共当局出面辟谣，说是海外异议人士“恶意捏造”。依我之见，捏造或许真是捏造，但绝非出自恶意。恰恰相反，这种捏造纯出善意，不仅与国人为善，而且也是与邓氏为善。假如邓小平果真对六四一事怀有歉意，那难道不会使国人对邓氏多一份谅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是邓小平在弥留之际都生不起这么一点悲悯之情，夫复何言？夫复何言！我希望邓小平遗嘱是真的，遗憾的是，它看来不是真的。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言，假若邓氏果有歉意，他为什么不在生前做些补救之事？再说，以邓小平的权势及其精明，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向国人致歉，难道他还能让别人一手遮天封住自己的口不成？秦始皇没料到自己死那么快，所以他的遗诏才给赵高、李斯做了手脚。邓小平身陷病榻久矣，焉能不为後事早作筹谋？固然，所谓邓小平遗嘱读来似乎合情合理，但问题是暴君自有暴君的逻辑。那逻辑就是，一件事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到底，绝不改口。越是错误，越是不能改口。暴君耽心的是，一旦改了口，哪怕只是含糊其词的说了声“不得已”，别人就会认为你虚了，你弱了，别人就会趁机发难，大举进攻。口子一开，江河横溢，以後的事态就很难控制得住了。至於说暴君的过错造成的严重後果以及无辜受害者的悲惨遭遇，那对暴君而言永远是次要的、从属性的问题。不难想象，对邓和邓的家人而言，六四总是块心病，私下不免会谈论，也可能感到歉疚。但是，如果他们不把这种歉疚外化为具体的言辞或行动，如果受害者一方丝毫感受不到他们的歉疚，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6.关於“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中共当局将邓小平誉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此话出自中共当然不足为奇，他们的惯例就是把一切功劳和荣誉都归於党，归於最高领袖。有趣的是，这种美誉竟然也被其他许多人所认可或接受。这就值得我们探讨一番了。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始於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则始於农民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搞分田单干。一个决非秘密的事实是，农民的这一举动并非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也不是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设计。相反，农民们是自觉地违抗党的方针，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动自发地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凡对中国改革进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群众走在领导的前头”。天下哪有张三自己修起了房子，却把後来的李四称为房子设计师的道理？其实，即便在中共领导人中间，我们也不应片面夸大邓小平的作用。譬如说，赵紫阳对经济改革所作出的贡献就绝不亚於邓小平。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积极靠拢中共领导，为改革出谋划策。赵紫阳身边就有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幕僚群。但邓小平周围却并没有这样的幕僚群。这不单单是因为邓的地位太高，旁人无从靠近，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实际上并不管改革的方案设计问题。由此观之，称邓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名不副实。回顾中国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支持农民分田单干，还是展开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都不是第一推动者。邓小平唯一的“创造”就是提出“四个坚持”——这其实是毛泽东“六条标准”的翻版。在邓那里没有什么改革的计划或蓝图，邓只是意识到过去的体制有问题，不改不行，但对如何改却心中无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说，不论怎么改也不能改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也就是说，只要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白猫也好，黑猫也好，姓社也好，姓资也好，不论怎么改都行，都不妨试试，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可见，邓并不是什么改革的设计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倒不一定全是坏事。 7.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我这样讲并非贬低邓在改革中的作用。因为邓享有最高权力，任何改革，只有获得邓的支持或容忍才能得以实行。包括当初农民自发地搞单干也是有赖於邓的容许才得以存在。这就是邓的作用所在。若和古代的商殃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相比，邓在改革中的作用更象秦孝公和宋神宗，而不大象商殃与王安石。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专制制度下，一切改革都只有通过最高统治者方可实现，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把改革的伟大功绩首先归给最高统治者呢？我曾经讲过：“什么是专制？专制并不是只想做坏事，专制的本意倒是在於要做好事。专制就是要垄断一切做好事的权力。专制就是只准自己干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专制就必须要去压制那些想要独立地做好事的人，这样它就做起了坏事。”邓小平的改革可以包容一切，唯独不能包容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就是要承认人人都有权利做好事，承认人人都可以和平地竞争做好事的权力。邓小平垄断了做好事的权力，唯有邓小平才能做好事，於是人们就很容易把做好事的功劳统统记在邓小平的账上。如果你说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这话并无大错，它只是一句事实判断；如果你歌颂邓小平在改革中的的丰功伟绩，因为它已然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成份，它包含了对专制权力的阿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上述这层区别十分重要，我不妨多讲几句。休谟早就指出，价值判断不同於事实判断，从“是如何”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应如何”。波普（Karl Popper）强调，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乃是讨论和评价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的基础。遗憾的是，一般人恰恰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某些专制的辩护者就是从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大角色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歌颂邓小平的结论。另外一些人本能地对这个结论不满，却又苦於说不出不满的理由，因为他们发现若要批评这个结论似乎便有不顾事实的嫌疑。殊不知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正需要我们的解释和评判。试举例言之。江泽民宣称，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改革今日的成就。我说未必，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换成别的某个人，只要我们赋予他同样的权力，完全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很可能还更辉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仅仅是因为专制者用强力排除了别人占据同样权位的机会。仅就中共上层小圈子而论，我看万里、赵紫阳、胡耀邦就不逊色；且不说在野的“黑马”。再以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为例，都说那次讲话如何伟大，问题是，这究竟是那几句话太高深，别人谁也讲不出呢，还是因为那几句话极平常，只不过在现行制度下，别人谁讲了也没用？你霸着舞台不准别人上，然後又宣布这戏只有你才唱得好，众人能服气么？但若说没有乔丹，芝加哥公牛队就不可能多次蝉联NBA总冠军，这话就很有道理了。因为不管你换上什么人，哪怕你付给他同样的年薪，他就是打不了乔丹那么出色，奈何。乔丹成为公牛队的後卫，但他没有用强力排除别人占据此一位置的机会。这就是自由竞争和专制垄断的区别。作为事实，我当然知道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评价，我也乐於承认他还干得不错，有他的功劳。毕竟，这事也不是任谁都能做成那个样子的。但是，象江泽民的赞词以及诸如此类，我却绝不认同，因为它暗含着对专制的肯定。 8.改革即自我否定讲到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伟大功绩，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去年<读书>杂志登有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山西老农的话：“俺们村原来就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那时後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七八年，邓小平下令为五十几万右派份子平反。如今一批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人们倒很少提起这份功绩。这也难怪，且不说邓小平的平反右派做得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尽人皆知，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正是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因此，邓的平反至多是赎罪补过而已，谈不上什么功绩。那么，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呢？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消说，邓小平心目中的第一次革命是指四九年的那次革命。问题是，这第二次革命究竟是第一次革命的发展呢，抑或是第一次革命的否定？现在我们都可以看的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改别的，恰恰就是改掉四九年的那场革命，就是恢复到四九年之前的状态。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自我否定。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肯定第一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二次革命；如果我们肯定第二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一次革命。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可以既否定第一次革命，也否定第二次革命；但他绝不能既肯定第一次革命又肯定第二次革命。有趣的是，现在偏偏就是有不少人既歌颂第一次革命，又歌颂第二次革命。譬如说，他们歌颂邓小平早年投身共产革命，担任中共高级领导人，为推翻“旧社会”建成“新社会”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按照这些人今天的标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个硬道理，市场经济优於计划经济，等等；当年的邓小平不正是地地道道的“动乱精英”么？他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货真价实的“颠覆政府”，而且还是“用暴力颠覆政府”么？更何况这场“暴乱”的目的正是要摧毁原有的一点自由（包括经济自由）而开辟“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语）。这难道是应当歌颂的吗？也许有人会辩解说，虽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信奉的观念确有不少问题，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精神仍是可歌可泣的。这就怪了，说起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强调其理想主义，而不管其理想本身包含多少谬误，也不管他们为了实现其理想采取了何等恶劣的手段；说起现今的中共领导人，你们又大力称赞其务实精神，而不管其腐败与残酷。两种标准任意倒换使用，天下的便宜事都给他们占全了。当然，邓小平等既能翻然醒悟，重新复辟被他打倒过的资本主义，那总是值得欢迎的。若单就改革这件事而言，我当然是赞成的，支持的，但若论及对邓的评价，我们不能不结合他一生的全部作为，因而是否还应给予高度的赞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只因为中共搞革命，搞共产这一历史性的错误，中国人民付出了几千万人生命和整整几代人青春的沉重代价，这是决不应当忘记的。 9.为什么还心存感激记得在七八年十月，我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心中确有意外的欣喜。本来，我在初试复试中均名列前矛，但由於家庭出身属黑五类，连自己事先都没抱什么希望。中央恢复高考制度，一大批青年获得了进大学深造的机会。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和讲话，感谢华主席，感谢邓副主席。我那时也问过自己是不是该感谢，我认为不必感谢，因为那是我们应有的权利，而且它迟来了整整十年。我联想到列宁的故事，列宁的哥哥因参与刺杀沙皇而被处死，但那丝毫不影响列宁在第二年顺利地考入喀山大学。列宁在校期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开除，但那并不影响他後来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大学文凭。列宁为什么不感谢沙皇呢？如今，不少朋友都说，多亏邓小平，否则我们怎么能有机会出国留学。可是，当初邓小平们到法国留学，他们又是否感谢过那时候的政府呢？鲁迅早就发现，我们很容易一边吃着大亏，一边还很高兴。这种事在文革中实在屡见不鲜。好端端一个人，被打成反革命，被关入牛棚罚苦役，後来宣布“解放”，於是便感激涕零。我十分理解这种感情。不管怎么说，被解放总是好事吧，莫非你还会生气不成？更重要的是，正象有人反问的那样，要是邓小平不下令恢复高考，我们的境况岂不是更糟？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对统治者的某些举措心怀感激，并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额外的恩惠，我们无非是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是，由於统治者权大无边，他们完全可以不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也毫无办法，而他们却竟然给了，不感谢行么？五十年代不少地方举行婚礼，单位里的党领导常常奉为上座，新郎新娘致词时首先要“感谢组织的关怀”。这话让今人听了一定觉得很奇怪：你们恋爱结婚，组织又不曾牵线当月老，凭什么要感谢组织？问题是在当年，你们结婚是要组织批准的，组织不批就结不成。组织可以不批而却居然批了，你能不感谢么？现在结婚不要组织批了，所以现在人们结婚对组织也没有感谢之情了。成语“作威作福”，如今人们都当作贬义词，用来批评权势者蛮横霸道，为所欲为。如果我说邓小平作威作福，想必有人不同意，认为我对邓批评太过。可是，依据“作威作福”一词的原意——“一切权力统统归王所有，一切恩惠唯有王才能施与”，用在邓这位独裁者身上，不是正合适么？如果“作威作福”一词後来衍申出强烈的贬义，难道不是很正确的吗？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人民会把已有的一切都看做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专制统治者深明此理，所以主张对老百姓要恩威并施。如果你光给人民好处，人民会认为那都是该的，人民不见得会领你的情。要让人民知道感恩，你就必须让人民知道你的厉害，要让人民知道那些好处你是随时可以拿走的，你是完全可以不给的。邓小平的名言“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个动词“让”字用得极其准确，暗示着那个不露面的主语，谁让？当然是他邓小平，是共产党；有“不让”才有“让”，能“让”意味着也能“不让”。无怪呼人们要感谢邓小平了。当年的列宁、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能够考大学和出国而感谢那时的政府，我们这代人却因为得到同样的东西而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心存感激，这究竟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优越呢，抑或是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更低劣？也许，你会争辩说，邓小平革除了许多弊政——即使他也曾经是若干弊政的制造者——总是好事，对此我们总该感谢才是。这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不过我要提醒的是，真正的解放者应做之事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还给人民，因为这些权利本是人民应有之物，所以他们很容易习惯，很容易把它认作理所当然，到头来反而不见得会有多少感激的心理。倒是那些半吊子的解放者，由於他们不是把权利当作权利而还政於民，而是当作恩惠——例如当作权力之下的政策——施与，从而造成受惠者长时期的仰赖心理（但愿邓公长寿，但愿邓的政策稳定不变），那往往反而能赚得更多的感恩戴德之情。撇开六四一事不谈，仅就邓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它在我们心中引起若干感谢之情的话，那么，其中究竟是哪一种因素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必须深长思之的问题。（未完待续）

1个月前

看来这次军中大清洗发端于彭博社（Bloomberg）于2024年1月6日发布的那篇文章《US Intelligence Shows Flawed China Missiles Led Xi to Purge Army》。该报道援引熟悉美国情报评估的人士称，美国情报显示，中国火箭军（PLA Rocket Force）内部腐败严重，导致导弹燃料箱中装的是水而不是燃料（针对液体燃料导弹，如可能涉及的DF-5系列），以及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silo）的井盖（lids）功能缺陷，无法有效打开或运作，从而影响导弹发射。这被列为腐败影响军队现代化和战备能力的具体例子之一。看来这就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大规模清洗的直接原因。

1个月前

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就是那位凭着他讲过的一句话──“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而名传后世的思想家）所说：自由的真正友人实际上并不太多。自由主义者想取得胜利，必须要善于结合其它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虽然不象少数自由主义者那样把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意识到争取自由将有助于获得他们更为重视的其它目标。因而便可能热情地投入自由民主的事业之中。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专制的政权在加强政治压制的同时，能够差强人意地满足这些其他要求，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主运动的压力。

1个月前

今天过年。照中国习俗，过年就是长一岁。年纪越大，越觉得日子过得快。不过陆游说得好：“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1个月前

ZT：雷达：王府大街六十四号——最近，我到王府大街六十四号去过一趟。这其实是老门牌，现在早不这么叫了，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人称“文联大楼”，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我去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门开的一瞬，我几乎有点眩晕。我很害怕地窥探着，寻找着，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不再是什么小礼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格局未变，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大厅里没有人，很空旷，我甚至觉得很荒凉。蓦地，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咆哮声，然后，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的一声巨响。我赶快逃也似的返身跳下楼梯，冲出大门，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大街平静如故。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像无始无终的时间。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我的心还在扑扑地跳。到底怎么了？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且来自遥远的时空，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的惊跳起来。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好久才平静下来，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我是一九六五年分配来这里的，那年我二十二岁。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我就感到惊讶，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像《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剧本》、《戏剧报》，还有《人民音乐》、《曲艺》、《民间文艺》等等，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王府大街六十四号”？那个年代刊物寥寥，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定然个个气度不凡，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对一个僻处大西北，读着中文系，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真是心向往之，却又高不可攀。然而，造化弄人，怎么也没想到，我本人的毕业分配，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六十四号。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中国摄影学会。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像美协、摄协等都在外面，离得倒不远。报到那天，我一瞥见这座大楼，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神圣，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马上说，好啊好啊，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你就到那儿去吧。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心里自然发紧。我急忙嗫嚅着，我学的不是这个……话音未落，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呢？那时“组织”就是命令，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叫人不得不服。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才知道把谁分配到哪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故作口吃地说，我高度近视，对不准焦距啊，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弄得人家无可奈何，遂滑将过去。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好在，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到一年，文革爆发，大家全都卷进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什么创作啊，艺术啊，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而是个个可疑，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当年，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困难时期，政治空气一度松动，此处也曾开茶座，唱评弹，吼川剧，办舞会，笙歌不息。但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两个批示先后下达，风声越来越紧，小礼堂开不完的会，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两次，不是听周扬的传达，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讲的人皆一脸晦气，听的人则忐忑不安，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果然，到了一九六六年七八月间，风暴突起，势如狂飙，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所向披靡，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推上了浪尖，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说来不信，那时小礼堂内外，每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字报铺天盖地，很像现今的庙会、博览会、商品交易会，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连客。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这儿在斗冰心，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小将们斗起来格外起劲，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报馆”这个旧词，大骂其反动。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她已被剃光了头，不知说了什么话激怒了小将，被连推带搡从楼梯滚了下来，摔伤了。小将们固然虔信革命，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且可随时拎来观摩、批斗，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一天，一彪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佩红袖标的男女小将闯了进来，围住几个“黑帮分子”批斗，喝令他们“自报家门”：报名字、头衔、出身、罪行。有一老戏剧家，高举罪牌，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绝不停顿，紧接着大声补充道：“我老婆是贫农！”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不老实，全愣住了。我想，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那意思是，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你们斗我就有斗“贫农的丈夫”之嫌。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呵斥道：“混蛋，谁问你老婆了！”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平时就没大没小的，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现在，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制造了一个冷幽默，至今想来令人苦笑。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当时或稍后，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黑帮丈夫”辩护的小字报，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红小鬼”说起，说的全是最革命的话，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虽极恼火，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只好大骂其嚣张，或念叨“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类。多少年过去了，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我还是佩服的。有时，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出没在这里的“牛鬼蛇神”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除了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在外单位，不时可提来批斗外，像田汉、阳翰笙、光未然、邵荃麟、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冰心、臧克家、陈白尘、张天翼、严文井、侯金镜、吴晓邦、吕骥、李焕之、冯牧、葛洛、韩北屏、戴不凡、屠岸、贾芝、陶钝、张雷等等，都是本楼的人，那无异身在囹圄，插翅难飞。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洗去满脸污垢，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又有几人能够安眠？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受，二十二岁的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可是，在如此不堪的场合见面，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狈，又有种见到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那时受难的绝不限于所谓“黑帮分子”，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文艺报》的朱某，刚毕业的大学生，戴一副黑边眼镜，挺文气的，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我真羡慕，觉得他太幸福了。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视线要能拐弯，还会一直目送下去。那时他正忙于“造反”，不料有人秘密举报，说他在“毛选”上搞“眉批”。这太骇人听闻了，用当时的话说，叫狗胆包天。而事实是，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他搞“反动批注”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说是马上要逮捕，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因为太多了，逮捕不过来。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他推说要上厕所，进去不再出来，待冲进去一看，手表搁在窗台上，人不见了。与此同时，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发出巨响。大家忙出去看，见他趴在地上挣扎，还在找眼镜呢。看他疼得满地打滚，有人说“活该，反革命”，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因为他是“畏罪自杀”者。不一会儿，他就死了。生命啊，卑微如一片落叶，着地无声。还有一场面，我每一思及，便不寒而果。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刘芝明已是垂暮老人，晃悠悠地站着，垂首静听批判。突然，会场外冲进一人，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现已发现，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他胆敢用我们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包鞋”！此言既出，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伏，像一口沸锅。只见这人二话不说，冲到刘的面前，抡起鞋底，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我不忍看，却没法不听。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嘭的击打声，好像就在昨天。有时我会好奇地想：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好像呼过，不，一定呼过。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振臂髙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锲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现在的我，也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六十四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一九五〇年代后期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宏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六十四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做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吧。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地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睛，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实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愤，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去，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绝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力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內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六十四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本文选自《皋兰夜语》，雷达／著，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8月第1版。来源：私人史

1个月前

胡平：全球生育率下降与避孕药革命——避孕药的发明导致全球生育率的降低，未来的技术发展或许可以逆转这一趋势——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生育率（TFR，总和生育率）经历了断崖式下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生育率从1960年的4.7-5.0降至2025年的2.2-2.4。其中，美国从1960年的3.65降至2025年的1.6-1.79，欧洲许多国家同期从2.5–3.0降至1.4，东亚同期下降的幅度最大，从1960年的5.0-5.5降至2025年的1.0-1.03。导致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技术因素，是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以及堕胎技术的进步与合法化）。这使得人类第一次把“生不生孩子、生多生少”变成了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十月怀胎很辛苦，养育子女很劳累。我在《论体育精神》（1986年）一文里写到：“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为了使人类能很好地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大自然给我们心中注入了爱情。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出于对相爱和快乐的追求而互相结合，生儿育女的目的反而被放到了第二位，结果是使繁衍后代的任务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在过去，很多男人和女人并不是为了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而相互结合的，他们结合只是为了满足爱的需求和性的需求，生儿育女常常是副产物。一旦有了安全、可靠、简便又廉价的避孕技术和堕胎技术，满足爱与性的需求和生孩子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件事，那就难免会有人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于是生育率就降低了。过去也发生过生育率降低现象，由于战争、瘟疫或灾荒。战争、瘟疫或灾荒除了大量减少了育龄人口之外，战争造成不少男女分居，聚少离多；瘟疫与灾荒造成人的生理机能衰退，如此等等。但这次生育率降低不一样。这次生育率降低是发生在和平时期，繁华岁月，富裕国家。本来，欧美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出现生育率大幅提高（即所谓“婴儿潮”），但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却发生了生育率的急速下降。这就不能不归因于避孕药的发明与普及。1960年，美国的食品用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第一款口服避孕药Enovid，其有效率超过99%。它首次将性行为与生育相分离，从而使得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育自主权，一方面催化了性解放运动，一方面降低了总和生育率。避孕药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此巨大，所以有人称之为避孕药革命（The Pill Revolution）。从现在的情况看，全球生育率降低这一趋势还会持续下去。那么在未来，这一趋势有无可能改变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既然现在的生育率下降基本上是避孕药的发明这一类技术因素造成的，那么未来也可能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使得生育率回升。近些年来，人类生育技术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例如试管婴儿、冻卵、代孕。不过这些技术主要是帮助不孕夫妇或延迟生育者，对“不想生”的人没多大意义。真正可能对提升生育率起作用的技术是人工子宫。据专家估计，完整的人工子宫（从胚胎到足月全在体外）的技术可望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实现。完整的人工子宫可以使女性免去十月怀胎之苦。这就会使得一些原先因为怕受十月怀胎之苦而不肯生育的女性选择生育。当然，人工子宫不可能像避孕药一样廉价，因此很不容易普及。要降低人工子宫的成本需要更多的时间，也许还要加上一定的政府补贴，才可能使生育率有所回升。此外，养育孩子的辛劳也可以借助AI技术的发展而减轻。未来技术的发展，既可免除十月怀胎之苦，又可以降低抚育子女之累，这就有可能使得生育率回升。毕竟，人想传宗接代、复制自己的基因，想亲子之乐、舔犊之情，也是出自本能的愿望。这种愿望既然会出于对成本高昂的顾虑而抑制，也会出于成本的降低而激活。至于说生育技术的发展会引发怎样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另当别论。此处暂不论及。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生育率降低，貌似是出于对生儿育女的成本高昂的顾虑。但讽刺的是，生育率降低不是发生在穷国而是发生在富国，在一国之内，也不是发生在贫穷的人群而是发生在并不贫穷的人群。所以，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生育理念改变的问题。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生育率降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一旦人口降低到某一程度，人类的生育理念又会改变，又会自愿的提高生育率了。 2026年2月11日

1个月前

胡平：解析“中国模式”——一、中国崛起挑战普适价值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一家网站有人写了下面四句话： 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过去，毛泽东争了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没争上，如今，老大的头衔却自己掉到中国的头上，因而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不过随后邓小平就讲了“不当头”，接下来1992年南巡又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等到了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上面四句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揭示出，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在中国，在世界发生的惊人变化。23年前，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断言自由民主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在那时，很少有人想到中共的一党专制还能维持到今天；13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一党专制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谈美国的衰落，预言中国将在未来10年左右超过美国；而这个在未来更加强大的中国却很可能依然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这无疑构成了对普适价值的严峻挑战。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如何解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解读中国模式。现在，中共当局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无非是经济发展， 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其实，以中国的庞大人口和资源，共产党并没有多少理由那么骄傲。据说，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中国的GDP都是世界第一。现在，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多一点，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倍，只要大陆的人均GDP到达台湾的一半多，总量就超过美国了。因此我们很可以断言，如果共产不成，民国犹在，中国的 GDP早就世界第一。更何况，今日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源与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腐败横行，人心堕落，不一而足。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0多年来确实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果说，衡量一国之贫富主要看人均GDP，那么，衡量一国之强弱，则主要看其GDP总量，看其综合国力。因此，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崛起的意义。二、“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现在，中共当局坚持专制统治，拒绝自由民主，挑战普适价值，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它在经济上的成就，即所谓“中国模式”下的“中国奇迹”。关于“中国模式”算不算得上模式，它到底有多大典型意义，能不能效仿能不能复制，这些问题都大可商榷。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我们不妨针对“中国模式”的内容做一番解析。考察今日中国，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人们很难给它安上一个恰当的名字，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极权主义还是后极权主义？如果说它是威权主义，那么它是左翼威权还是右翼威权？我们发现，不论用哪一个概念去套都不足以说明问题。按照传统的极权主义定义，今日中国在对经济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毛时代的中国可以算作典型的极权主义，那么邓时代及邓之后的中国显然不能再叫极权主义。哈维尔曾经把1957年起义失败后的匈牙利称为后极权社会，不过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镇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来解释后极权主义。不少中国人把“六四”后的中国称作后极权，我以为不够准确。因为1957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国（苏联）军队镇压下去的，而中国的“六四”是被中国自己的军队镇压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后，柏林墙倒塌，国际共产阵营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这种国际环境和“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六四”后中国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也远非当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如此等等。换句话，今日中国和“八九”前的苏联东欧很不一样。倘按照哈维尔的定义，今日中国也很难叫后极权主义。另一种说法是右翼威权主义，也有人称之为市场列宁主义。当然，市场列宁主义这种说法有点文字游戏的意味（在英文里，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m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Lininism 在字形上和发音上都很相似）。现在，把中国称作右翼威权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右翼威权主义这种定义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很多人从这个定义一下子就联想到民主化前的台湾、南韩、印尼、菲律宾等原生态的右翼威权主义。和前述地方相比，中国（大陆）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血腥的共产，而且直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在宣称“五不搞”，从原则上还在拒绝宪政民主。假如说今日中国在很多方面更像右翼威权，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今日的右翼威权是从它的对立面，是从昨日的左翼威权直接变过来的，因此它既不能再叫左翼威权，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右翼威权。由此可见，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弄清楚“是如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弄清楚“如何是”。三、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中国的改革始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物极必反，正是毛时代犯下的滔天罪错，形成了改革的最初动力。中国的改革包括诸多方面，这里我们只谈经济改革。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这不等于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这里不妨讲两句邓小平。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傅高义写《邓小平传》，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再有就是1957年反右，邓实际上是前线总指挥。如此等等。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本人一定是清楚的。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打倒的东西。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一方面，邓小平深知必须实行经济改革，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实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无异于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所以他提出两手都要硬：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手要硬，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自由化这一手也要硬。我们知道，在80年代，中共内部也有一大批怀疑或反对经济改革的保守派。其实，这些保守派与其说是反对经济改革，不如说是担心经济改革的政治后果，担心经济改革动摇共产党统治。据说一些老革命去参观深圳特区，看到遍地高楼、灯红酒绿，不禁忧心忡忡：这还能叫社会主义吗？接待者使劲解释：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老革命听了依然疑虑重重。最后有人干脆说：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就叫社会主义。于是，老革命们就放心了。 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反自由化，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还引出了一个后果——腐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四、“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像“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据罗小朋说，早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他们几个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已经提出私有化方案，和后来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一样的。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于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当然，造成“六四”的原因很多，其中也包括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八九”民运的失败并非命中注定。有关这个问题，我先前写过不少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谈到中国与苏东各国改革路线的差异时，很多人说，苏东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是，苏东是激进，中国是渐进。其实这些说法根本不得要领。导致中国与前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分道扬镳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什么苏联解体，什么东欧剧变，无非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而已。五、“六四”后中国改革走入歧途 “六四”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20余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压制，“六四”问题始终是个禁区。一般人先是不敢提，不能提，久而久之，这个问题就淡出人们的视野，变得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把从1978年直到今天的改革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六四”只是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例如卡玛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在拍完“六四”之后，又拍到邓小平92年南巡。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是“六四”一度中断了改革进程，但是92南巡重新启动改革，于是前面和后面就又接上了，中国的改革再度走上了它的征程。我要强调的是，“六四”给中国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例如，“六四”造成了犬儒主义的流行（参见拙著《犬儒病》）。就经济改革而论，“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歧途。“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人们应该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引发民主力量，担心危及共产党统治。如今，党内的民间的民主力量横竖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他们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六、屠杀与奇迹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六四”后中共的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分，三是卖。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的共产既然共错了，现在就该把共别人的产退还给别人。退赔又有两种方式，一是退实产，张三家的工厂就退还给张三或其后人，李四家的土地就退还给李四或其后人；一种是退钱或是发给赔偿券。捷克、匈牙利和东德等国就采取过“还”这种办法。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分”和“卖”这两种办法。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捷克和苏联就采取了“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未必会增加，还很有可能降低。另外，“全民分股，一人一份”的办法虽然使得每个人都拥有等值的股权，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投资知识与投资机会。因为一般老百姓既没有任何投资的经验，又对各个企业运营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应该如何投资呢？普通民众和“内部人”（某些政府官员以及企业的上层管理人员）彼此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很不对称的。于是到头来，不少民众手中的那一股很快就打了水漂。如果你担心投资失败因而急着把自己的那一股去兑换成现金，那也不一定更保险些，通货膨胀一来，钱就不值钱了。与此同时，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内部人”则利用其信息优势和关系，合法地和非法地迅速地聚敛起巨大的财富。这就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与反对。捷克的全民分股搞得还好一些，俄国的就搞得很差。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匈牙利的国营企业改革就大量地采取了卖的办法。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也许有人会说，在国营企业卖给私人之前，能否做一些改革，使国营企业本身多一些活力呢？譬如说让企业自负盈亏。可是这种办法在道理上很讲不过去。因为国营企业是属于全民的，让它们自负盈亏等于是把它们变成企业内部员工自己的了。企业与企业之间差别很大。有的企业设备新，产品对路，有的企业设备陈旧，产品也不合乎市场需要。一旦实行自负盈亏，有的企业不必花多少气力就能赢得巨大的利润，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迅速地富了起来；有的企业拼老命也无法不亏损，员工们连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问题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差别不是出于企业自己的决策，而是当初政府统一安排配置的；包括员工，也是政府统一分配的，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些盈利少和亏损的企业的员工自然会质问政府：“既然当初的一切决定都是你们作出的，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恶果呢？”再者，自负盈亏能否提高效益也很可怀疑。因为在这里，企业仍然没有交到真正的个人手里，因此仍然难以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足够的刺激。出卖国营企业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这种办法的困难是，它给政府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较多机会。有权者如将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亲友或暗中行贿者，便可大捞一笔。由于资产并无客观准确的价值，别人对他们这样做还很难挑出毛病。另外，如果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匈牙利就把大量的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要惊呼：“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吗？”除开这种批评之外，匈牙利式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还会造成较大的贫富分化，那也不免引起很多不满。以上分析说明无疑是相当粗略的，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不论你采取哪一种办法都会造成一大堆麻烦，因此总会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种种责难。人们会采用言论、集会、罢工、结社以及投票等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新生的民主政府面对着这些棘手的问题，很容易要么议而不决，要么决而难行，而且还难免时不时地作大幅度的修改。在私有化改革的初期阶段，很多国家的总理都等不到做满任期就被换掉了。这就有可能使得整个经济形势处于某种摇摆不定和动荡不安，令外资望而却步，裹足不前，那又反过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一波三折，步履维艰，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想想也是，正像有人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有穷人和富人，社会主义有穷人和更穷的人。”社会主义要改成资本主义，那就是要在一个大家都是穷人的社会里，尽可能迅速地造就一小批富人；而又要尽可能地让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可。这该是何等艰难。七、中国模式的本质——持枪抢劫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分、卖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大功告成了。那么，为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某些干部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干部，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简单说来，“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的铁腕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巧取豪夺，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党委书记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这样，他们就比过去更加关心企业的效益，热心经济的发展。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于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只好回过头来自谋出路，从头干起。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持枪抢劫的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正如秦晖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八、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以上所说，至浅至明。徐友渔说得好，观察今日中国，不需要望远镜显微镜，凭肉眼即可，用常识就行。就以国企改革为例。长沙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么浅显的道理有什么难理解难把握的呢？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决不能只靠改进税收政策，多收富人的税用来补贴穷人；而必须首先把权贵们掠夺的财产归还给人民。（未完待续）

1个月前

美国也有一些人民公社一类的团体，一些人自愿过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自愿加入的人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充公，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什么时候你不愿意了，可以再退出来。把自己原先那份财产再带走。我参观过一个。东夫在写四川大饥荒的书里写到：“1980年底，因反对大跃进极左路线而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前温江地委农工部部长申培林，终于解除变相监禁，首次走上温江街头，巧遇当年的一个初级社社长，两人打开了话匣子。末了，老社长长叹一声：‘哎，三十年啊，冤冤枉枉转了一大圈，如果象你当初说的，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不晓得今天是啥样！’” 秦晖精辟地把中国的集体化称作“被集体化”。我们可以断言，如果有退社自由，就绝不会有“被集体化”，就绝不会有大饥荒。还要提醒一句，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实行退社自由。不要忘了，当年集体化，农民可是带着属于自己所有的那份土地入社的，真要实行退社自由，谁要退社，就该把谁那份土地再退还给谁。现在吵吵嚷嚷的什么新土改，什么土地流转，其实都不得要领。说到底，不就是承认不承认农民有退出权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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