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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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周前
胡平觀點：「九二共識」存在嗎？「一中各表」是什麼意思？
#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政治 #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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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3周前
一般人都偏爱忧郁的诗，因为他们总是在忧郁的时候才想起读诗，所以他们自然总是找忧郁的诗来读。另外，人也常常是忧郁的时候才想起写诗。
#诗歌 #忧郁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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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4周前
中國勞工通訊解散聲明 Statement on the Dissolution of China Labour Bulletin 中國勞工通訊解散聲明-statement-dissolution-china-labour-bulletin
中国劳工通讯因资金短缺宣布解散，工人权利捍卫者遭遇困境· 8 条信息
#中国劳工通讯 #解散声明 #工人权益 #劳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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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4周前
有句网络流行语：“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在集体博弈中，无论是战场、商场、体育赛场，还有政治的博弈，都不乏这样的事例，一方的失败，不是因为对手强大无敌，而是自己一方有人犯了重大策略失误。这一点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没见有人反对。蜀汉失了街亭，诸葛亮追责马谡，还自贬三级，大家都理解，没人责怪诸葛亮：你怎么追责马谡呢？街亭明明是被魏军夺走的，马谡英勇杀敌，司马懿是罪魁祸首，你怎么责怪马谡，这不是替司马懿开脱吗？这层道理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就懂。可是一谈到八九和六四，很多人就矢口否认了。谁要说八九的失败和民运方面的策略失误有关系，他们就说你是为杀人的政府开脱罪责。 现在很多人，中国人、外国人，分析和预测中国形势，要么是谈高层内斗，谁谁谁失势了，谁谁谁和谁谁谁斗起来了；要么是谈美国、谈川普，要对中国怎么样怎么样了，等等。基本上没有人谈民运，谈民运东山再起，促成变局。基本上没有人还把民运当成一股现实可能的力量了。这让人感到很痛心。 这就和很多人错误的吸取八九民运的教训有关。六四屠杀使很多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对平民大众而言，暴力革命又缺少可操作性。于是，大多数人在无比愤怒之余，就会转入沮丧，转入消沉，从而放弃抗争。这样一来，那少数继续坚持抗争的人就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那个罪恶的政权也就可以继续赖在台上混下去了 不少民运朋友总是说，八九民运遭到中共镇压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中共的残暴本质所决定的，无论我们民运的策略激进或温和，到头来都一样，都免不了被镇压的结果，撤不撤都一样。想想看，如果大家都相信了这种观点，还有谁会去参加民运呢？还有谁会站出来反对中共专制呢？除了极少数甘愿当烈士，甘愿殉道的人，大多数民众就不会了。有些民运朋友也承认，假如在八九期间，民运方面能见好就收，结果将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又坚称，以为群众运动能做到见好就收是完全不现实的。本来，非暴力抗争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才可能构成压力，然而很多人又反复宣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根本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就是脱缰野马，就是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就是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势，到头来往往把自己给烧了。想想看，如果大家都这么想，以后还有谁参加民主运动呢？ 正因为很多人不是正面的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而是负面的吸取经验教训，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没有发生民运，照这样下去，未来也不可能发生。八九民运成了绝响。先前很多人的牺牲，在这个意义上就付诸东流了。如果我们不甘心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正面的吸取和总结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
#网络流行语 #神一样的对手 #猪一样的队友 #集体博弈 #策略失误 #蜀汉 #街亭失守 #诸葛亮 #马谡 #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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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六四是政变 ——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六四的书籍。其中，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杜导正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和先前出版的赵紫阳谈话相比，这本《改革历程》讲出了不少新内容。这里我只提一件事。 在6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研讨会上，八九民运知识界代表人物、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严家祺问：当赵紫阳的温和路线在政治局常委会遭受挫折时，他为什么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呢？在当时，支持赵紫阳的中央委员明显占多数。如果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赵紫阳完全可能反败为胜。严家祺举到当年赫鲁晓夫的例子。1957年，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遭到保守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突然袭击，被逼下台。赫鲁晓夫拒不接受，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反倒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严家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诚然，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先生宁肯下台，也不肯用武力镇压民众；宁肯被软禁到死，也不向强硬派低头认错。这是极其令人感动令人敬仰的。但是也一直有人批评赵紫阳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车呢？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自从颁布戒严令，赵紫阳就失去自由，就只是消极抵制而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了。然而，《改革历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改革历程》这本书里，赵紫阳讲到：在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了决定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赵紫阳就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但是赵本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在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明确提出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在5月19日戒严令公布后，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并拦阻军车。据赵紫阳说，5 月21日，乔石到赵紫阳处谈了这些情况。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赵紫阳说，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赵紫阳找到了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并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据赵紫阳说，在这之前，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就已经找过赵紫阳谈话，说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专程到玉泉山找彭真，彭真也赞成。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改革历程》第52－53页）。 赵紫阳之所以想到通过人大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因为人大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属于温和派。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讲到：“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改革历程》第41页）。如此说来，倘若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六四屠杀就可以避免，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述谈话第一次透露了赵紫阳在戒严令颁布后做的大量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19后，大批党政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乃至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恐怕也和赵紫阳的努力分不开。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0 条信息
#六四 #赵紫阳 #改革历程 #回忆录 #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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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中共休要撒谎 国人不要上当 ——中共官媒是怎样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词汇上公然造谣撒谎的（2020.06.03）——这几天，中共开足马力，针对美国目前一些地区出现的暴力骚乱把美国说成一片漆黑，尤其是抓住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词汇冷嘲热讽，大做文章。 中共官媒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一词汇最早出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口，她曾在去年针对我国香港地区发生的非法集会和骚乱活动作出如此评价。《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说：“华盛顿的一些政客怎么敢把外国的骚乱公然定义成‘美丽的风景线’”。胡锡进写到：“我就是想说，‘亮丽的风景线’从香港延伸到了美国。这个词是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说给香港骚乱的，并且得到美国政客们的集体欢迎，中国人有权利把这个词在今天这个时候还给那些美国政客。至于那是不是‘亮丽的风景线’，请他们自己去面壁反思。中国人用不着上赶着帮他们圆场吧。” 这是移花接木，断章取义，是造谣栽赃。 去年，佩洛西确实两次说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根本不是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街头暴力，而是针对港人的和平抗争。一次是2019年6月4日，佩洛西在一次听证会中赞扬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a beautiful sight to behold）。另一次是6月19日，在6月16日香港两百万人和平大游行之后，佩洛西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赞助的早餐会上批评中国政府违反一国两制，赞扬香港的和平示威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后来，在大多数抗议者继续坚持和平抗争的同时，出现了少数抗议者的某些暴力活动。佩洛西发表讲话，一方面赞扬港人追求民主的非凡勇气，另一方面敦促抗议者坚持非暴力路线。佩洛西明确地说：“当你们继续进行抗争时，我敦促你们保持安全，维持非暴力，请记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成功范例。”白纸黑字，有案可查。可见中共官媒如胡锡进等的说法纯属移花接木，造谣栽赃。 众所周知，自从去年6月港人展开反送中运动以来，美国就对港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巨大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个美国官员或议员表示过对街头暴力、对骚乱的支持。 7月1日，在香港立法会发生了冲击立法会和损坏器物的现象。第二天，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就表态说：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于昨天立法会出现的暴力与破坏感到失望。 📷2019年9月18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等人，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举行新闻发布会。黄之锋、何韵诗等人参加。（视频截图）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惊叹不已，但是对后来出现的暴力现象则大不以为然，称之为“骚乱”。美国副总统彭斯在10月24日华盛顿一家智库发表演讲时多次提到香港。 彭斯说：“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和平示威以捍卫自身权利的香港人，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你们鼓舞了我们，我们敦促你们坚持非暴力抗议的道路。 ” 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对香港政治动乱和暴力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他强调，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都不可接受。去年11月，在国会正在讨论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前夕，参议员克鲁兹专程到香港表达对港人抗争的支持，但同时又提出勇武派应该停止街头暴力。克鲁兹说，如果勇武派继续街头暴力，不会促进法案通过而会阻碍法案通过。 去年11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也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案》修正案，该修正案涉及美国与香港的双边关系。法案的标题本来有一句写的是“支持在香港自由集会与抗议的权利”，修正案特地增加了“和平”二字，改成：“支持在香港自由集会与和平抗议的权利”。其实，原来的版本没写“和平”二字，但意思就是指和平抗议，修正版特地加上，更突显出国会的立场。胡锡进说美国政客们为支持骚乱集体欢迎，毫无依据，纯属撒谎。 又有人乱发诛心之论说，虽然美国人在表面上说不支持街头暴力，但其实在暗地里是支持的。这种说法也同样毫无根据。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刊物《民主》的主编、斯坦福大学教授戴雅门讲的很清楚。早在7月，戴雅门教授就表示，对反送中运动的渐趋激进化感到忧虑，对参加运动的少数人从非暴力转向某种暴力感到忧虑。戴雅门说，当你转向暴力，可能会使得社会中一些原本支持抗争者的力量转向反对，并且使得安保部门更为强硬，带来更多的压制。可见，不论是美国政界还是学界都认为，采用暴力方式对运动本身不利，对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也不利。这无疑是十分诚恳的。 中共休要撒谎，国人不要上当。
#中共 #美国骚乱 #官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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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六四”屠杀与美国的骚乱岂可相提并论（2020年6月24日）——今年六月四日，是“六四”31周年。恰逢此时，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间发生了带有暴力性质的骚乱，也发生了警察与抗议者的冲突，特朗普总统一度提出要派军队平息暴乱。于是，不少人就把当年的“六四”屠杀和今天美国的骚乱相联系相比较。 这其实也不新鲜。早在2005年，台湾作家李敖应邀在北京大学讲演。李敖在讲演中列举了自1932年以来，包括美国、德国等多国政府以军队镇压示威群众的 事例，强调政府无法容忍民众占领中央政府广场。李敖痛斥道：“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有人说，李敖这句话暗含着批判中共“六四”的意思， 但也有人指出，李敖把“六四”和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清场行动相提并论，实际上是在为中共开脱。都是王八蛋，等于都不是王八蛋。 记得1992年洛杉矶发生暴乱，时任总统的老布什动用叛乱法，出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四千多人平息暴乱。当时离89“六四”很近，人们记忆犹新，没有人把老布什这件事和“六四”相提并论。 毫无疑问，把中共的“六四”屠杀和民主国家的政府派出军警平息暴乱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在美国等民主国家，民众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还有定期的民主选举，因此，他们完全可以通过上述方式和平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以至于 更换政府。在这一前提下，如果有抗议者做出危害秩序、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政府当然有权用强力制止。在这里，民主政府制止的只是示威抗议活动中的违法部分 或危害社会秩序的部分，民主政府只是维护秩序，并不是要镇压和剥夺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通过选举更换政府的权利。中国则不同。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在中国 大陆，民众根本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更没有通过选举更换政府的权利。 第二，八九民运是一场和平的抗议运动。在八九民运期间，偌大的北京城，没发生过一次抢劫，甚至连小偷都宣布罢偷。戒严令后，当局一度将警察撤离，学生和市 民立刻自发组织起来维持秩序。这些当时都有记载。中共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才不得不镇压。有些人信以为真，因为的确有军人被杀。正如原中国 政法大学教师、历史学者吴仁华指出的那样，先暴乱还是先开枪这是一个有关六四真相的关键问题。吴仁华从考证“时间”入手证明，是军人杀人在先，民众抗暴在 后；军人杀人是因，民众抗暴是果。6月3日晚十时前军人开枪杀人，没有军人死亡于6月4日凌晨一时之前。吴仁华说，反驳中共和五毛的谎言很容易：请提供6 月3日晚十时前死亡的军人例证来。反观美国92年洛杉矶暴乱以及这次抗议活动，其中确实发生了多起打砸抢烧等暴力事件。这和八九民运有根本的不同。 第三、“六四”的问题决不只是清场的问题，也决不只是执行戒严令的问题。因为，中共当局使用了坦克机枪等重型致命杀伤性武器。“六四”不是清场，而是屠 杀。当局不但对广场上的学生市民大开杀戒，而且还对不在现场的民众大肆逮捕通缉关押。这就决不仅仅是清场，而是明目张胆的镇压。谈到执行戒严令，且不说戒 严令本身的非法性，问题还在于，戒严令只是针对“北京局部地区”，但是随之而来的大镇压却不但针对北京局部地区，而且针对全国各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 论沿海还是内地，无一处幸免。在这场全国性的大镇压中，不说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是和平抗争而不曾涉入任何暴力。对于那少数“暴徒”当作 何评价是另一个问题，我另有论述，此处不赘。我这里只是指出，即便从平息暴乱的角度出发，“六四”也不是平暴而是屠杀是镇压。 第四、从事件之后看，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六四”之前的中国，人民就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六四”之后，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遭到进一 步的剥夺。31年来，在中国，“六四”一直是“敏感词”，是禁忌，公开场合提都不准提，网上一出现就屏蔽就删除。国人不准就“六四”问题公开讨论，更不准 公开进行独立调查。不错，美国历史上也发生过政府出动军警强力清场并造成死伤的情况，但是在事件之后，美国依然是完整的民主国家，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新 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各项权利都依然存在，美国人民可以对政府平暴一事公开讨论、公开报道，进行独立调查。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而选票就是最有 力的问责工具。这次特朗普总统一度提出要派军队平息暴乱，不过后来并没有那么做。按照美国的体制，总统是有权动用叛乱法派遣军队平息暴乱的。问题在于，这 么做有无必要？另外，使用武力是否符合比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就算特朗普总统派出了军队，那么无论此举会被如何评价，它都不可能改变美国的自由民主制 度，不可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民主性质。美国依然会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人民依然会继续享有各项自由以及选举的权利。这和中共仍然是天差地别。 综上所述，把中共的“六四”屠杀和美国的骚乱相提并论是完全错误的。
#六四事件 #美国抗议 #李敖 #社会动荡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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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何瑞恩：川普總統是否追求勢力範圍？
#川普 #势力范围 #美国政治 #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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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这也是文革十年废除高考导致强力反弹的结果。
#文革 #高考 #强力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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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2011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黄之锋：后生可畏 后生可爱—— 香港民众反对国民教育运动一浪高过一浪。9月7日夜晚，12万港人，身穿黑衣，聚集在港府总部广场，声势浩大，场面壮观。 9月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死限，由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教科目以及如何开办。港人的抗争终于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的胜利。 香港民众的这场抗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最早推动这一抗争的是几个中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黄之锋，就读于基督教汇基堂主办的汇基书院，1996年10月出生，现在还没满16岁。 早在去年5月，黄之锋就和几位同学一道，建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学民”的意思是，学生也是公民，也有公民的权利，也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思潮”这个词来自五四运动。组织者决意以当年的学生运动为榜样，追求民主与科学，坚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而不只是盲目的爱国情怀。 学民思潮的宗旨就是反对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他们认为，港府计划推行的所谓国民教育，实际上是管制学生思想，浪费上课时间，浪费公帑，因此必须撤销。 除了大力推动反对国民教育运动之外，学民思潮也关心其他社会议题，积极参加其他的社会活动。从学民思潮组织成立至今，黄之锋一直是这个组织的发言人。 三个多月前，我发现了黄之锋和学民思潮，在推特上加了关注，转发他们的推文。那时，反国民教育运动的规模还不大。吸引我注意的是这些中学生的公民意识，对思想自由的坚持，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以及责任感。 如今，黄之锋已经成了公民运动的明星。我看了他的一段电视采访，应答如流，理念清晰，措辞准确，语调从容。主持人李鹏飞问：你们为什么那么反对国情教育与国民教育？黄之锋回答说：因为我看到现在香港政府推行的国民教育，已经交给中国共产党党员教授编写。我认为香港的教育应该由香港人编写课程，而不应该由共产党员编写。现在的国民教育课程，竟然写中国的执政集团是“进步，无私，团结”，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国民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直到中学六年级。小学生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要是从小学一年级就灌输这些意识形态，后果很令人担忧。 港人的反国民教育运动，在大陆人中引起强烈共鸣。在大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灌输更广泛，更严重，后果更恶劣。不错，在互联网时代，大陆人也不难接触到不同的声音；当局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朝令夕改，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也使得他们那套体系千疮百孔，已经丧失了大半的欺骗功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灌输就已经完全没了功用。在今天，共产党依然不遗余力地向国人灌输它那套谁都不信了的谎言，其目的就是迫使大家对谎言麻木不仁，迫使大家习惯于生活在谎言之中，从而丧失对真理对正义的信念与追求。 现在，黄之锋已经变得很有名了，难得的是他还能保持冷静和清醒。他并不以领袖自居，他把自己定位为群众之中的推动者。不少长辈和旁观者为他担忧，小小年纪，暴得大名，会不会挨整？会不会跌倒？黄之锋笑着回答：“他们想多了。”黄之锋表示，他没想过做政府工，也没担心被秋后算帐。他说：“我觉得做一件事，不是先去考虑后果，或最终结果；我是考虑那件事应不应该做。” 黄之锋的事迹给人的最大鼓励是－－“15岁中学生都可以，你们也可以。” 还记得两个多月前的什邡事件，也是一大批中学生冲到了第一线。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欢呼90后壮丽登场。后生可畏，后生可爱。 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巨变前夜。自由民主大业拥有这样的新一代，它必将赢得未来。 2011年9月10日
#香港民众 #反对国民教育运动 #黄之锋 #梁振英 #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抗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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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你知道吗？八九民运期间，李双江差点参加刘晓波等四人发起的六二绝食。——近来（说明：此文写于2011年9月），由于儿子李天一仗势行凶一事，年近七十的军旅歌唱家李双江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 余杰在推特上披露一件往事：根据八九年的史料记载，六月二日下午，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先去侯德健家中会合，李双江也在，强烈要求也参加绝食，周舵劝告说，你是军人，要杀头的。李双江这才放弃。 这条推文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这位如今讴歌盛世的李双江当年竟是如此积极地投身民运，还差点参加六二绝食呢！ 其实，象李双江这样的情况千千万万。现在中国的那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不论是学界商界还是文艺界或其他行业，但凡五十岁以上者，有几个当年不曾积极地参加过八九民运抗议过六四屠杀呢？包括现在的毛派新左派。甚至也包括现在的一些官员。据说，如今出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王晨，六四后本来是要退党的，正要上人民日报大楼作此宣布，碰巧遇上一位朋友，劝了几句，这才没退成。 海外也是如此。例如杨振宁，当年也曾和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诺贝尔奖得主一道发表联名信，严厉批评北京戒严“违反宪法”。六四屠杀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学自联，强烈抗议六四屠杀，愤怒声讨邓李杨，来自洛杉矶的丁健，观点激进，上台竞选主席；然而就是这位丁健，几年后回国，积极参与了官方的以钳制信息自由为目的的金盾工程。 这里，我们不得不向这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提问：既然你们当年也曾积极地支持民运抗议屠杀，为什么二十二年以来却一直保持沉默，不再抗议了呢？忍一年两年是忍，忍十年二十年二十多年，那就不是忍，那就是放弃，就是屈服了。如果仅仅是出于害怕而不敢发声，固然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又要回过头去，对那个杀人的政权表示认同表示拥护，去歌颂什么盛世赞扬什么模式呢？ 如果有人宣称他真的是出自内心地改变了观点，那你们为什么不现身说法，讲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呢？也好帮助我们这些依然“执迷不悟”的人“迷途知返”嘛。我还要说的是，就算你真的改变了观点，你也应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和慰问他们的亲属。就因为你当年曾经和他们肩并肩，手挽手，你比谁都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你当年曾经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倒下了，共产党还在他们尸体上泼污水，你怎么能心安理得，甚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都不去表示一点悼念呢？ 我希望这些人能对我的提问作出回应。我也希望有人能对这些人的转变做调查做心理分析。除非人们不再自欺欺人，除非人们敢于诚实地面对自我，否则只会继续堕落，继续沉沦。在中国重建道德，这也是一个切入点。 2011年9月
六四事件：对话、镇压与未竟的真相追寻· 230 条信息
#八九民运 #李双江 #刘晓波 #六二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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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真的吗？我和章立凡是VOA时事大家谈的老搭档，不过他一直是用电话发声，本人不出镜。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他到美国来开研讨会，我们见过。他还到我家来过，互相赠书。前些年他偶尔上推，我见到就转。真不愿相信。
章立凡先生去世：讣告风波后的深切追忆· 16 条信息
#章立凡 #VOA #反右运动 #研讨会 #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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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希望之声》川普證實：普京將回應烏打擊行動 中共封鎖手段駭人聽聞 嘉賓 北京之春 榮譽主編 胡平 先生、財經專家 時事評論員 秦鵬先生 主持 薛然【實事大家談】（2025年6月4日）
俄乌僵局：停火难，美俄角力持续？· 1016 条信息
#川普 #普京 #乌克兰 #中共 #封锁手段 #胡平 #秦鹏 #薛然 #实事大家谈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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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不应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胡平）指望1989年的赵紫阳做出1991年叶利钦的举动，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因此是很不恰当的。 第一，叶利钦粉碎苏共保守派政变是1991年8月，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是发生在1989年4月到6月，中间相隔两年多。这两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两年。就在这两年之间，苏联和东欧，以及蒙古，先后都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其中若干国家民主派还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在这两年之间，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复地变化，人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两年后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去要求这两年前的赵紫阳。 第二，在1991年8月19日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时，叶利钦早已脱离苏共，并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民选总统，俄罗斯已经宣布为主权国家，在俄罗斯境内，俄罗斯的地位至高无上，俄罗斯的军队首先效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苏联。另外，在那时，苏联本身也已经不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而且，作为联邦，苏联在当时就已经名存实亡，叶利钦在当时已经是全苏联最有权力的人，他的实际权力已经超过了戈尔巴乔夫，超过了当时已经是空架子的苏共中央。当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叶利钦可以以俄罗斯民选总统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联军队；保守派领导人顿时就成了孤家寡人，毫无还手的余地。简言之，当年叶利钦所拥有的权力，和89年的赵紫阳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第三，本来，在八九民运期间，直到赵紫阳下台，大多数学生对赵紫阳的评价都不高，并没有把他看成自己的联合对象，否则，他们早就和赵紫阳联手，共同对付强硬派了。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赵紫阳后来的表现抱太高的期望呢？事先对赵的估计那么低，事后又对他要求那么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最后，第四，不错，我们可以批评党内开明派表现得不够大胆、不够果断，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检讨的是我们学生和民众方面的策略过失。如果你说，八九民运中，学生方面、民众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很好了，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这岂不是等于说，民运要避免失败、获得成功，民运自身如何改进都不是关键，归根到底还有赖于出个好皇帝么？讽刺的是，那些认定八九民运输就输在赵紫阳没当叶利钦的人，十之八九，又是最认为民运不应该对共产党领导人抱幻想的。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指望89年的赵紫阳去当91年的叶利钦。
#赵紫阳 #叶利钦 #历史事件 #八九民运 #六四天安门事件 #苏共政变 #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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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胡平：海峽中線默契的前提是九二共識兩岸一中
#海峡中线 #九二共识 #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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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台民调：六成六民众认为特朗普会出卖台湾
#特朗普 #台湾 #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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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胡平 |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
#米奇尼克 #胡平 #人物采访 #思想文化 #社会变革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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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我家后院发现一条蛇蜕。看来这条蛇还不小，但没发现这条蛇，也不知这条蛇栖息何处。
#后院发现蛇 #蛇蜕 #野生动物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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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在学潮兴起之初，赵李之间就显示出重大的路线分歧，照理说双方就该为争夺主导权而较劲，为什么赵还要离开北京去朝鲜，自愿把大权交给李鹏？包括田纪云、李锡铭在内的不少人都劝赵推迟对朝鲜的访问，赵却不听。李鹏那边的反应也很奇怪。按说，赵离京赴朝，让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这岂不是正中李鹏下怀？为什么李鹏却感到很不高兴，还要抱怨赵给自己留下烂摊子，居心不良？ 可见在那时，赵李都把学潮看作烫手山芋，谁也不肯站在第一线。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赵紫阳担心的是，以温和方式处理学潮，如果学潮迅速蔓延，到头来会不会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赶下台，成第二个胡耀邦？李鹏则担心自己以强硬姿态站在第一线，如果学生不怕，引起反弹，或者是导致流血，舆论哗然，又假如邓小平不支持，自己岂不会落得两头不待见，就像邓力群那样？毕竟，在学潮兴起之初，赵紫阳和李鹏都对用自己那套办法处理会造成何种后果没多大把握，所以都不肯站在第一线。 根据卢跃刚的《赵紫阳传》，赵紫阳出国访朝的第二天，李鹏即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但这个会并不是李鹏主动召开的，而是万里打电话建议召开的。
#学潮 #路线分歧 #赵李斗争 #李鹏 #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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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要缓和台海紧张，要和大陆对等交流，只消赖清德总统说出一句话：“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同属中华民国”——也就是把中华民国宪法和《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的相关条文照着念一遍。
#台海关系 #赖清德 #两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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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中华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读《历史的大爆炸》有感（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在国内，六四仍然是头号禁区，一切有关六四的言论都被严加封杀。在海外，则出版了一大批六四的书籍。《历史的大爆炸》就是其中很引人注目的一本。作者张万舒是新华社高级记者，六四期间担任北京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作者亲身经历了上层斗争的全过程，又直接处理了新华社驻全国各地记者现场采访的第一手资料，以每日大事记的方式，生动而详实地记录了“六四”事件的全貌。 赶在今年“六四”前夕，这本书由香港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全书约45万字，分九章，前八章的标题分别是：1、大悲痛，大愤怒；2、大打压，大爆发；3、大转机，大阴谋；4、大恶化，大声援；5、大进军，大对抗；6、大动向，大转折；7、大决战，大镇压；8、大逮捕，大清洗。最后一章，第九章，标题是“军人笔下的真相”。《历史的大爆炸》这本书，史料完整全面，真实可靠，是研究六四事件的一部珍贵文献。 读《历史的大爆炸》，令人感慨万千。八九民运，其参与的人数之多，动员的范围之广，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整个运动的和平理性，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所表现出的崇高、热烈、真诚、团结，以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比的义愤与悲情，实在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么纯真，那么美好，那么让人感动。我相信，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 然而，问题也在这里。一场有千千万万人自发参与的声势空前的伟大运动，怎么在一阵枪声之后就那么快地化为泡影了呢？当年曾热烈追求民主的民众，怎么一下子就把民主扔在一边，变得只知道追求金钱了呢？据《历史的大爆炸》一书的记载，在89年5月中旬，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10位大学校长，全国文联、全国青联、全国妇联都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合理要求，要求当局与学生平等对话。在戒严令发布后，张爱萍等7位开国上将表态，反对军队进城，强烈要求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4位华裔学者、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明这次在北京戒严是“违反宪法”的；香港的人大常委霍英东对不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表示失望；如此等等，举不胜举。问题是，这些头面人物怎么到后来却对血腥屠杀一声不吭，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对六四都沉默不语，有不少甚至反过来对那个杀人的政权公开表示认同，讴歌起太平盛世来了呢？ 我注意到，20年来继续对六四问题讲话写文章的人，几乎都是依然坚持民主理念、依然谴责六四屠杀的；而那些改变了自己立场的人则不约而同地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这说明，他们知道他们的转变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也不愿意面对六四，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 诚如作者所言，六四事件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遭受的“一场历史性的大创伤”。不医治好这一创伤，我们民族就不可能真正的复兴。不少人夸耀六四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声称中国人的头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世界上抬得这么高。但问题是，一个民族把自己的物质利益建立在几百几千的爱国青年的生命之上和血泊之中，这个民族的道德何在？这样的民族希望何在？再者，如果一个群体的头颅需要依靠一个残暴的政权用机关枪去扫射和用坦克车去碾压自己的同胞后才能在世界面前高高地抬起，这些头颅又价值几何？这样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相信，一个丧失了记忆与正义感的民族，不论它在其他方面取得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终究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要再次堕入深渊的。这就是《历史的大爆炸》等有关六四事件的书籍和文章的巨大意义。只有通过对这些书籍文章的阅读，我们才可能找回我们民族失去的记忆、良知和勇气。 RFA首发。2009年12月9日 链接： 📷
#六四事件 #历史的大爆炸 #张万舒 #新华社 #北京 #国内新闻 #政治纪实 #言论封杀 #天安门 #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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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七、关于‘秋后算账’——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当局是否可能‘秋后算账’的问题了。 有些朋友断言，不论广场上的运动在何种情况下收兵，当局都会对民运分子‘秋后算账’。这种论断的依据是，他们相信，中共强硬派在内心深处早就打定了镇压的主意，随着广场上运动的结束，百万民众化整为零，正好让当局各个击破：外界舆论一旦失去了集中关注的焦点，便很难对事变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失去百万民众的坚强后盾后，必然成孤零零的靶子，中共当局一定会本着枪打出头鸟的原则杀一儆百。人们都注意到，当局方面一直拒不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而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学生就无法在以后遇到某种事变时迅速地发起统一的后援行动。如此等等。 应该说，人们的这些考虑都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事件的另外一面。 首先，在这次运动中，中共领导人，甚至包括若干强硬派领导人，都公开作出了不秋后算账的承诺。 有人一定会说，难道你以为他们的承诺是有用的吗？ 对于这个貌似有力的反问，我们正可以提出另一个反问：假如你们认定当局的承诺没有用处，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求他们作承诺？你们为什么要当局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为什么要当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为什么要当局宣布高自联是合法组织？难道它们不会是同样的毫无用处？倘若如此，我们何苦要提出它们？而当局又何苦不满口应承（这后一点尤其值得大家深思）？当百万民众雄踞广场之时，当局何不立即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骗得大家满心欢喜地撤离广场，然后再来个分而治之，秋后算总账？ 显然，我们需要考虑得深入一些。 粗浅地说，我们应该懂得：有承诺总比没承诺好。苏索不及钢索束缚力强，但总胜过没有绳索。作出承诺而后又违反承诺，且不说在道义信誉上丢分，而且它本身会构成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从而客观上会起到动员民众一齐起来反对的作用。 深入地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在权力和诺言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联。在相当程度上，权力是受制于它的公开承诺的。因为正是这种公开的承诺确定了发布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也就规定了掌权者（即发布命令者）的实际控制能力。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像五七年毛泽东的‘阳谋’，先是欢迎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后来又把提意见者打成右派？ 原来，共产党的承诺一向有个含糊其词的特点，这就给了他们以相当的灵活余地。四月三十日，李锡铭、陈希同向学生代表保证。为要求民主改革而示威的学生将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李、陈事后要搞秋后算账，他们只消说那‘一小撮’被抓捕的学生并不是为了要求民主改革，而是要推翻共产党就可以了。毛泽东的阴谋也是阳谋，正是出于同一个手法。 但是，李、陈的承诺还是要硬性一些。因为他们的承诺毕竟是对学生的这一次游行示威而作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学生们一再要求当局具体地、明确地肯定他们的这一次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因为学生——即使不是从上述理论层次上，至少是从经验直觉中——意识到，当局的承诺愈具体明确，其有效性便愈大。因为一旦给予了某一承诺以明确的界定。那多半就意味着对权力本身的一种限定。我们知道，到了五月份，有更多的中共领导人公开作出不秋后算账的承诺，其中，例如阎明复的承诺应当说是相当明确的。 大致上说，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承诺，抛开其有无诚意不谈，其效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承诺的公开性。 2．承诺的确定性。这两点的意思较明确，兹不详论。 3．承诺的被动性。假如统治者的承诺是在统治者的基础尚很巩固、统治者的气势犹处上风的条件下主动作出的，则承诺的效力就比较小。恩赐的权利常常靠不住，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反过来，如果统治者的基础业已动摇，统治者是在民众的沉重压力下被迫作出承诺，这种承诺的效力就会很大。因为监督这个承诺履行的方面有自信、有力量。统治者意识到，一旦违背承诺，只会激起人民更强烈更广泛的反抗．到头来必然失去得更多，因此只好履行承诺。我们注意到，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群众压力面前作出了让步的承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片面撕毁的。未必都是不愿，实在出于不能，出于不敢。 中共当局关于不秋后算账的承诺，一是公开的；二是比较确定的（但仍不十分确定）：三是在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下被动作出的。因此具有较大的效力。 假如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及民众，在充分显示了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理性态度，并赢得了广泛的团结与支持后胜利撤退，当局报复的可能性实际是很小的。一般说来，当局若要报复，只能采取以下三种较间接的方式： 1．对投身运动而又从事过比较广场上的人群主体更激进的活动的那些人，扣上诸如‘借学生运动之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或‘与反动组织或反动势力秘密勾结’一类罪名加以监禁。 2．对参加过运动的某些活跃分子，抓住他们在与运动本身无关的其它方面的过失进行惩罚。 3．给运动中的头面人物‘穿小鞋’，也就是从组织或行政而非专政的角度制造困扰。 对于这三种形式的报复，民运力量完全有能力进行防止与反击。因为我们拥有若干有利条件。 第一。由于上一次运动的凯旋而归，大大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民主觉悟、斗争勇气和成功的自信。 第二，凭借着在上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横向联络渠道和协调行动机制，我们不难再度发起大规模的统一行动。 第三，新的行动仅仅是针对着当局中强硬派的秋后算账，背信弃义，因此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且顺理成章。不但‘有理’，而且‘有节’，其诉求目标并未升级，这就使得当局比第一次时还更难于下手镇压。 第四，上次运动的‘见好就收’，必然会影响到中共上层的权力格局，强硬派地位会有所下降，温和派力量会相对上升，造就大大增加了新行动的成功率。 第五，上次运动的结果，还会对整个朝野双方的互动带来一种深刻的变化。当代政治学者提出的所谓‘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虽然并非规律，但确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政治行为特征。倘若整个八九民运是以‘见坏就上’（反四．二六社论为开始，以‘见好就收’为结局的话，那很可能从此开启了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新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它也就使得后来的互动沿着类似的规则前进。换句话，假如中共当局通过上一次运动发现，如果他们对民间的抗争采取恶劣打击的态度，那只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而如果他们采取对话和解的立场，则可能使事态较好地解决，那么在今后的冲突中，他们就更有可能采取对话的态度。包括一些原先持强硬态度的人也会转而采用温和的办法。 ——《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秋后算账 #政治 #中共 #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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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政治局五常委公开信发布后，广场上的绝食学生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也就是没有见好就收。
#政治局 #常委 #公开信 #广场 #绝食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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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我在1990年写的《八九民运反思》里就详细分析和反驳了这种观点。
#八九民运 #政治分析 #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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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胡平：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2009年7月） 继去年六四吴仁华推出力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今年六四，吴仁华又出版了一部厚达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此书一出，立刻引起广泛重视。作者在北美西欧举行了多场专题讲演，海外各大媒体，包括几大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和法国国际广播公司──都对此书作了专题报道。 吴仁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八九民运爆发，吴仁华是最早投入民运的教师之一。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镇压开始时，他就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属于最后撤出广场的一批。1990年7月，吴仁华跳海游泳至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 破解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问题 作者以八九民运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现场目击者的身份，本着文献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写下了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解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六四屠杀？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还有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 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部队？戒严部队如此之多，其公开任务当然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 开枪杀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队？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珠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京的空降兵第15军。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 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有没有开枪的命令？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下达的。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开枪命令来自军事博物馆的前进指挥部。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第一枪在五棵松路口打响，现知第一个死难者就是被打死在五棵松路口的。 屠杀发生在什么时间，主要在哪些地点？6月3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1点30分，屠杀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6月4日凌晨1点30分以后，屠杀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最惨烈的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南池子街南口。 在整个事件中，哪些部队表现得最恶劣最残忍？在六四事件中，最残暴的莫过于六部口事件。6月4日凌晨5点20分，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戒严部队竟然动用坦克车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却沿着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制造这一惨案的属于坦克第一师，指挥官是罗刚团长和副团长贾振禄，疯狂轧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哪些部队、哪些官兵表现消极乃至拒绝执行杀人命令？他们后来遭到怎样的迫害？确有不少军人不愿对人民开枪，例如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判刑5年；第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被降级调职，第38军步兵116师师长许峰丢掉了军职，还有更多下级军人当时官方声称失踪，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 作者还对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情况作了考证。因为中共在六四后一直对外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不得已才开枪镇压。吴仁华根据自己的调查指出，在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了15人，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可见军队镇压在先。 吴仁华分别列出了15名死者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其中，38集团军炮兵旅的6个士兵，在6月3号夜里接到紧急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翠微路路口翻车，结果油箱爆炸，无法挣脱出来而丧生；第24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在1989年7月4日，也就是六四镇压1个月以后，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他的死亡通知书上清楚地记载着心力衰竭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死因。第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是被戒严部队自己打死的。于景禄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时候，部队受到了群众的阻拦。于景禄急于想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不听别人的劝阻，换穿了便装，独自向天安门方向前进，结果在途中中弹受伤（戒严部队见拍照的就打），被群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以上8人的死亡与所谓“暴徒”毫无关系。另外祇有7人之死和所谓“暴徒”有关，那是在军队开枪屠杀之后，少数民众愤怒到极点，出手打死了几个行凶的士兵。 作者特地指出，祇要军队听从民众的劝阻，停止前进，民众就对他们非常友善。例如在天坛东大门墻外，有6、7万民众把3百多官兵层层包围，祇因为这些官兵没有开枪，也不再前进，就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相反，民众还给他们送吃送喝，还主动把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急救。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吴仁华这本书，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人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但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但我们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在中国，唯一能使坏人有所忌惮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将记入历史，被后人唾骂。吴仁华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查出六四屠杀内幕，查出戒严部队的番号和官兵的姓名，等等，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四事件迫使人们思考军人服从命令的问题。祇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不够的，正像美国的军人誓词里所说的，军人也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军人如果执行了不合法的命令，必须承担罪责。在美军中担任军中牧师的熊焱在《军人天职与六四屠杀》（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一文里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元凶。就凭六四这一滔天罪恶，邓小平就使自己名列史上最大暴君与屠夫。在这里，没有什么三七开或七三开。正像英国政论家塞西尔所说：“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 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人类道德底线的事。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100个病人，祇害死了10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10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后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于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后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这就是我读了吴仁华新书后的感想。
#六四事件 #戒严部队 #吴仁华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