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

老万病故,十分哀痛。重贴旧文,谨表悼念。血要热 头脑要冷 骨头要硬——推荐万润南回忆录《商海云帆——四通故事》(2014/02/25):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恐怕就是自传,就是回忆录了。 大约从2006年起,万润南--我们都叫他老万--开始在网上陆续发表他的回忆文章。按时间段分为几部份,有“童年记忆”、“中学时代”、“清华岁月”、“四通故事”和“我的1989”;据老万说,他还要写“流亡生涯”。用老万自己的话,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交代”。 去年6月,香港的天语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商海云帆》,副标题是“四通故事”,其实,这部《商海云帆》收入的内容并不只是“四通故事”,还收入了“我的1989”。 毫无疑问,创办四通和参加八九,是老万一生中最精彩最辉煌的两段经历。这两段经历已经载入了史书。如今我们又可以看到当事人的自述,其意义自然非比寻常。 四通创办于1984年,是八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在四通成立的当年,销售额是980万元,到了1988年就达到10亿元。根据1988年全国信息产业的排序,四通名列第一,四通一家的销售额就占了这个序列前十家的三分之一。如今鼎鼎大名,不久前刚刚收购了摩托罗拉的联想,那时候排在第八位,销售额是1亿4千万。在四通前前后后的领导层中,被人指指点点的不乏其人,唯有老万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尊重。这不仅是做事的成功,也是做人的成功。 四通创办不久就闹过一次家变,有人要另起炉灶,带走了一批人,卷走了一笔生意。老万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原则,和出走的一方友好分手,宁可在生意上吃哑巴亏也不忍苛责对方。还有一个下属搞财务欺诈,好在被及时发现,没造成实际损失。公司里很多人主张对犯事者起诉,送进监狱,老万不肯,老万担心那样做就会把这个年轻人的一生都给毁了。对于当年的同事,合作伙伴和下属,老万总是说好话,至少是不说重话不说狠话。这纵然不全是出于性情,也是出于教养。 老万在八九期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企图促成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另一件是企图劝说学生适时离开广场。无论是在原则上还是在策略上,这两件事都做得很正确,可惜这两件事都没能成功。尤其是劝说学生适时地离开广场这件事,有不止一次几乎成功,但还是失败了,留下千古遗恨。 老万认为我提出的策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实际情况是见‘坏’有人上,见‘好’非但不收,反而变本加厉,蜂拥而上。”可是老万自己就强调,应该从1989年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而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要会妥协,要让党内改革派赢一回。这不是和我的意思一样吗? 有人说,万润南在1989年那场风暴中是“头脑膨胀”,“错估形势”,“野心勃勃”,“政治投机”。老万对此一笑了之。老万说:“人心里都有一道坎,这道坎我过不去。” 事实上,八九民运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民主运动。正是在5月19日当局宣布戒严令之后,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和各种背景的华人的参与达到最高峰。在人类历史上,你找不出第二件事,象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赢得全世界一边倒的支持。因此,现在不是要问老万和我们当年为什么要参加,而是要问嘲笑讥讽老万的人,当年你为什么不参加。其实,现在嘲笑老万的人,绝大部分当年也是参加了的;因此,那些嘲笑老万当初押错了宝的人,十之八九不过是在朝自己的脸上吐唾沫罢了。 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说几句软话。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这个年龄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了。”这话说得平淡,然而也很坚决。老万平日讲演或写文章,都不那么豪言壮语--除了写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老万写过一首“六十述怀”:“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读这首诗和老万其他的诗,你可以了解到,除了温文随和之外,老万也有慷慨激昂。 老万在书中几次提到,心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我想,这既是他的自我期许,也是对我们读者的期望。
朱韵和
1个月前
冀朝铸:毛泽东是魔鬼的材料 我的下放在一个秋天清凉的早上突然结束了。当时,我坐在一辆马车的稻草堆上,正摇摇摆摆地向着农地出发。公社的大队长,一个中年汉子,从后面赶上来,气急败坏地说:「快走!你要立即向外交部报到。有车子在等你。快!」 我匆匆拿了一些尚未清洗的替换服以及一张和向同 (译按:冀的妻子)合影的照片,便被推进了车。汽车绝尘而去,只见两旁是弯下身作活的农民。我没有向司机询问原因,司机也没有说话。这是有其道理的。我们的规律非常严格,因为我的动向很可能被利用,以知悉周总理的行踪。我从不对外人透露我的工作,即使向同也知得极少。她知得愈少,麻烦也愈少。 我只能推测,我突然被传召,和当天的庆典有关,因为这天是十月一日,是建国十周年,有大型庆祝活动进行。不管怎样,我不能像刚从稻草堆上爬下来的样子出现在工作的地方。      汽车高速驶到我住所的空地停下。我立即飞奔入我的简陋的房屋,脱下我的田地衣裳,换上较为整齐的衣服鞋袜。向同不在家里。我倒出热水瓶的水,清洁手和面,以及擦去脸上的泥屑。我梳理好头发,并再三检查我没有连衣架都穿在外衣里,而左右鞋子都属同一对。(译按:冀以前曾摆过这样的乌龙。) ...... 就这样,我成为站在毛泽东右面的人。我较毛略高 -- 就中国的标准来说,毛是个高大健壮的人。我有意识地垂下头,以免过份突出。我不知他跟谁在说话,而所说的是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大概是无关痛痒的闲话。但当我靠近毛的右耳复述客人的第一句说话时,毛猛地向旁闪开,阴阴地向我瞟了一眼,说:「你声音太大了!」 为了翻译得清楚,我开始的时候确是音量较大。我吸了一口气,把声音降低,侥幸再没有乱子发生。在这一次,以及以后十多年无数次为毛的翻译中,毛都只是当我是一副说话的机器。不能说他是无情的人,只是他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和周恩来的当我是一个人,完全不同。 「优雅」,是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形容词。他烟不离手,但却不是疯狂抽烟的人。他动作缓慢,从容自得,有帝王之状。我留意到一些其他的领导人,试图模仿他的表情。他的眼睛经常半眯着,好像静静地想着遥远的事情。他前额非常宽阔,表现得有大智慧。而他的皮肤,对于一个快将七十岁的老人来说,是十分幼滑,唯一例外是他左下颔的那颗著名的痣。正如一个外国作家的描写那样:「和其他人相比,他似乎用不同的材料构造。凡人的情感不能进入他的心中。」毛泽东真是一块魔鬼的材料,像许多共产党人那样,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十二分的邪恶充满了他们的全部生命。 ---(译自:冀朝铸《在毛之右的人》Ji Chaozhu:The Man on Mao's Right) 图:1970年12月,毛泽东(右二)与斯诺(左一)在天安门城楼上,左二为冀朝铸
Daniel Fang
5个月前
陶鑄是十年文革前的中共中南局書記,文革開始時一度奉召入京,後被打成「劉、鄧、陶反黨集團」的第三號人物而被整死。陶鑄的夫人曾志熬過中共十年文革浩動,出版了回憶錄,揭露被中共稱之為「革命聖地」的延安如同地獄,中共在此殺人放火,以及集體嫖娼的齷齪往事。 1933年5月,陶鑄在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時被捕,被送進南京監獄。陶鑄的夫人曾志當時在閩東任中共臨時特委組織部長,陶鑄被整死未能留下隻言片語。他女兒陶斯亮以一篇紀念父親的文章成了名作家。 曾志則寫了一本題為《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回憶錄,於1999年底問世,2000年初加印。 回憶錄披露,中共在被其稱之為「革命聖地」延安殺人放火,以及淫亂共妻的生活。 她描述,有一位做過地下工作的老人叫易繼光,被審查時,有人用皮帶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襖都抽破了。遍體血漬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塊。有一次用繩子隻吊他兩手兩腳各一個指頭,高高吊在窯洞的樑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 還有一位被斗的女人被打昏過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卻說她裝死狗,反而用腳死命踢她。另一女人被打得口鼻流血,滿臉儘是血污。月經來了,也照斗照打,結果褲子都湮濕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一大塊。 而上吊自殺的好像叫周風平,他是來自白區的省委書記…… 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燈如螢火般閃爍的昏黃燈光,四處靜悄悄,只有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粱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 還有一些場面雖然沒這麼鮮血淋漓,卻淫亂不堪。例如,有個叫危拱之的女人,大革命時留蘇,參加長征,後來當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她被審查時用褲帶自縊,被人發現時已七竅流血,但一條命算是揀了回來,此後半瘋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體宿舍裡當著別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個宿舍後,又召來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摟來抱去,滾作一團(此人曾是葉劍英的妻子)。 當時,林彪的夫人葉群也被關起來受審查,和曾志關在一起,她不上廁所,大小便就拉在臉盆和飯碗裡,然後往門外一潑,臭氣四溢,甚至有時她直接拿曾志的臉盆來方便。 曾志直書共產黨殺人放火 據稱,曾志參加所謂的「革命」時只有15歲。當時,毛澤東對外把延安形容成是一處「革命聖地」,誘惑了無數純潔的青年男女上當受騙跑到延安。 曾志回憶道:面對如火如荼的所謂革命形勢,「我熱血沸騰,再也坐不住了。我從一個深居簡出的教員家眷,一下成為拋頭露面的知名人物。我還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長的頭髮又剪短了,脫下旗袍,換上了男學生裝,包紮上紅腰帶,有時頭上裹了塊紅頭巾,背著紅纓大片刀,人稱紅姑娘。」 所謂的革命是什麼呢?曾志說,「革命」就是抄家分浮財,包括放火:「那時,我身上有一種紅的狂熱、革命的狂熱。最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過城門樓,突然覺得這龐然大物太可恨,于是,一陣熱血衝動,我一人抱來一堆乾草跑上城樓,把二樓給點著了。」朱德看見她的這一行動,居然笑了。 當時和她一起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晚上回來卻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 這些男女亂交的「革命青年」和土匪一般的「省委特派員」發動的「革命」就是實行焦土政策,強迫農民把自己的房子燒掉,牲口宰掉,跟著這夥瘋瘋癲癲的男女去推翻舊社會。 結果農民奮起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動員大會上,這些所謂的「革命者」成了憤怒的農民的刀下鬼,他們逃到哪裏,哪裏的農民就高舉大刀長矛從村裡衝出來,高喊殺共產黨。 當中共軍隊趕來鎮壓時,一個領頭的農民被抓住了,「被捆起來後還破口大罵共產黨放火殺人」。 被趕得四處亂跑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她「拿起梭鏢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閃身沒刺著。我又向別人要了一把大刀,連砍了幾刀,但砍不深,還死不了。用腳一踢,他倒在地上。我還是不解氣,再用梭標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亂扎,隻聽他發出呼呼的喘氣聲和哼哼的呻吟聲,那種聲音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作者閑雲野鶴說,共產黨一直聲稱國民黨污蔑它「共產共妻,殺人放火」,但曾志在回憶錄書裡,把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卻件件落到了實處。過去弄不懂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為什麼那麼喜歡造反,少男少女們打砸搶和用皮帶抽老師的那股幹勁又是從哪來的?現在茅塞頓開了。 共產黨共產共妻 2012年,大陸期刊《同舟共進》曾發表文章,披露上世紀30年代,中共高層在大西北集體嫖娼。 1933年5月,陶鑄在位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工作時被捕,被送進南京監獄。當時,陶鑄的妻子曾志在閩東任中共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因同時與宣傳部長葉飛游擊隊長任鐵峰勾搭成姦,遭到了處分。 對此,曾志非常不滿:「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隻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 高崗看到中共省委官員竟然到妓院嫖娼。起初高崗感到很驚訝,但很快便隨波逐流了。 1934年1月,高崗因姦淫女性受到嚴厲處罰,但他依然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共中央紅軍到達延安後,高崗看到中共一些高官與他一樣淫亂不堪,自然更不會收斂,甚至有所發展。 隨著高崗在中共內權威上升,部下投其所好,還有女人投懷送抱,高崗從西北一直放蕩到北京。其妻李立群曾多次向中共高層哭訴。但高崗如此淫亂,其仕途未受到影響,反而一路走強。 事實上,共產黨的共妻是有淵源的,1990年第十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中、低層的革命者,在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們領袖的後頭,歷史學家緬古諾夫說,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個情人,革命者隨意強姦沒有護衛力量的婦女。  這個城市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內政委員波羅斯登給「公有化」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姦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當地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頭頭,也發放這樣的許可證。 波羅斯登給他的一名助手一張這樣的許可證,該助手就憑此證「公有化」強姦了10個姑娘。以下是這類許可證之一: 持有這分文件的卡馬謝夫同志,有權在葉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10個16至20歲的姑娘。卡馬謝夫同志可任意挑選看中的姑娘,被選中者不得違抗。 共產黨黨史顯示,共產黨是靠流氓起家,當初巴黎公社就是一幫流氓造反。而共產黨領袖們個個荒淫糜爛。馬克思婚外生子、列寧死於性傳播神經性梅毒、斯大林霸佔歌星被控訴、毛澤東縱情聲色、江澤民淫亂…. 。(转)
六四是政变 ——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胡平)——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六四的书籍。其中,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杜导正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和先前出版的赵紫阳谈话相比,这本《改革历程》讲出了不少新内容。这里我只提一件事。 在6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研讨会上,八九民运知识界代表人物、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严家祺问:当赵紫阳的温和路线在政治局常委会遭受挫折时,他为什么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呢?在当时,支持赵紫阳的中央委员明显占多数。如果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赵紫阳完全可能反败为胜。严家祺举到当年赫鲁晓夫的例子。1957年,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遭到保守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突然袭击,被逼下台。赫鲁晓夫拒不接受,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反倒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严家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诚然,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先生宁肯下台,也不肯用武力镇压民众;宁肯被软禁到死,也不向强硬派低头认错。这是极其令人感动令人敬仰的。但是也一直有人批评赵紫阳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车呢?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自从颁布戒严令,赵紫阳就失去自由,就只是消极抵制而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了。然而,《改革历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改革历程》这本书里,赵紫阳讲到:在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了决定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赵紫阳就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但是赵本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在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明确提出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在5月19日戒严令公布后,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并拦阻军车。据赵紫阳说,5 月21日,乔石到赵紫阳处谈了这些情况。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赵紫阳说,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赵紫阳找到了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并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据赵紫阳说,在这之前,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就已经找过赵紫阳谈话,说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专程到玉泉山找彭真,彭真也赞成。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改革历程》第52-53页)。 赵紫阳之所以想到通过人大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因为人大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属于温和派。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讲到:“5 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改革历程》第41页)。如此说来,倘若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六四屠杀就可以避免,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述谈话第一次透露了赵紫阳在戒严令颁布后做的大量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19后,大批党政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乃至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恐怕也和赵紫阳的努力分不开。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