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本來要下水划艇,雨从早晨落到中午,断断续续,喝一杯,讲个雨天的故事吧。那是十七岁时候的事了。我在一所铁路中学上高中,马路对面是一座部队医院,周围是菜地和苹果园。上高一不久,高中学制由两年改成三年,大部分同学不愿多上一年,要求进两年班,三年班的学生太少,学校强行把我们划过去一批。高二时,成绩差,问班主任能不能跟着二年班毕业。他说研究研究,一学期过去,二年班的同学已经快毕业了。那时候,只想早点走向社会,到铁路局干临时工,或者运气好的话,当列车员。两位最要好的同学毕业了,我还要再念一年。他们都在铁路局工作,一位成了水暖工、一位成了列车员,后来成了列车长。 高三开学,班主任问有没有人愿意学文科,我和另一位部队医院的同学说愿学,其余都学理科。校长说,按照上级指示,文科班和理科班都要办,但也不能专门为了你们两个配老师开课,还是自学为主吧。学校派英语老师当我们两个的班主任,兼代地理和历史课。老师去家访回来,说你在家也没有学习的地方,要补的课这么多,还是想办法住校吧。学校没有学生宿舍。那是一栋建成不久的教学楼,每层都有厕所,从来没有使用过,平日锁着。他去学校要了钥匙,找到一张门板,搭在两条板凳上当床,又从教室搬来一张废弃的课桌,就成了一间宿舍。 回家带足两三天的伙食,有时候也跟老师搭火,就能糊弄一周。有几名同学到教室上晚自习,都是理科班的学生。他们回家后,一栋教学楼就只剩我一个人。秋夜处处是起伏的虫鸣,有一晚门口传来嘻嘻索索的声音,原来是一只刺猬。老师很少来,他的宿舍在校园的另一端,门前是一片长着荒草的牡丹园,他有时晚上跟朋友喝酒到半夜。那时候,他刚被落实政策不久,资格比校长老,解放前就读于一所交通大学,曾试图投奔延安,被国军拦截下来。有次他喝了酒,说被几个兵带到长官那里审问,长官操着鲁南口音说不老实交代,拉出去枪毙。一交代,知道是菏泽老乡,连夜把他放了。 老师的身世都是一些片断,像洒落一地的剪断的黑白电影胶片。反右以后,他被送到中苏边境的劳改营。听人说,他前妻带儿子去了美国。他收养了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住在几公里外的镇上。理科班有位女生,爱说笑,她有三个哥哥,大哥二哥已经结婚,三哥是镇上的问题青年。 深秋的夜晚,风雨大作,她跟另外一位女生困在教室。雨后,她来敲门,问能不能送她们回家。那时候,没有手表,也不知道几点钟了,可能十点或十点半吧,平日她们八点多钟就回家。从学校到镇上要穿过一个村庄和几公里两边是玉米地、果园和菜地的公路。雷雨后的深夜,两位女生走那段路肯定会害怕。外面仍然飘着细雨。我找到自行车,就跟她们往镇上骑。她们有雨衣,我穿件汗衫,上路后很快就淋湿了,开始觉得冷。她家住得比另一位同学远,在离铁道不远的一个平房区。送下另一位同学后,就剩下我们俩。雨已经停了。她不像平时爱说笑,我冷得发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问,你知道同学怎么说你和英语老师么?我说不知道。她说,他们说你就像英语老师的儿子。我没作声。她说,我知道他们是嫉妒,你可别在意啊。快到她家的时候,她嘱咐说,进了院子别出声。我冷的发抖,像梦游一样跟她进了院子。她父母和三哥住在正面的平房,那种铁路职工分配的标准住房,右侧有一间自己盖的小屋。小屋门挂着竹帘,她推开门,回头见我站着发呆,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进去。她的手湿润而温暖。黑暗中,她塞给我一床毛巾被,说你给自己擦干了。然后,就出门去了。听到外面的水声。不久,她进来,已经换了衣服,黑暗中看不清色彩。 她给我一件长袖衫和秋裤,说是她三哥的,可能小点儿,将就一下吧。穿上长袖衫和秋裤,紧紧箍在身上,慢慢恢复了干爽的感觉,肩旁和胯下的确有点紧,她三哥比我瘦小。桌上有一只闹钟在黑暗中哒哒走动。我坐在床沿上,像做梦一样。她把我换下的汗衫和长裤拿到外面拧干水,拿进来搭在椅子背上。她在我身边坐下,我们的手碰在一起,然后拉住。也不知道说什么,心砰砰地跳动,被她的温暖包裹着,越加渴望她的温暖。她说,你就在这里睡吧,三哥的摩托车不在,这时候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她可以去他那里睡。我说,我还是回家吧,离这里不远,这么晚了,学校传达老头肯定不会给开门。 她说,她知道我家住哪里。又问我有没有家里的钥匙。我说有。她说,你这么晚回家,爹妈问你,你怎么说?我说,就说去送你回家,淋湿了,多呆了一会儿。她在我手上掐了一下说,你敢?沉默了好久,也不知道是走还是留。她说,你还是睡一会儿吧。她爹妈五点半才起床,她把闹钟定在五点,我可以趁天不亮离开去学校。我们躺着聊天。她说对考大学没信心,是真由美约她去上晚自习 — — 真由美是她給今晚另一位女同学起的外号。我说,她好象比你有信心。她说,她也没有信心,但跟父母关系不好,是继父,不愿在家,还有…她喜欢一位上晚自习的男生。我问她想考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可能会报考高级中专,或者技校,做技术员、化验员什么的。 雨后的秋夜,虫鸣连成一片。一只蟋蟀在窗下叫的格外嘹亮,就像在枕头边一样。灵魂和肌肤让她的温暖包裹着,昏昏睡去。闹钟响的时候,起來换上湿冷的衣服。 她说,你还是把三哥的海军衫穿走吧,有点紧巴,骑车看不出来。黎明前,离开了她的温暖,进入了冷寂的黎明,慢慢骑车回学校。那件长袖衫蓝白条纹相间,晨曦中渐渐清晰起來。知道了她为何说是海军衫了。 那天周六,睡到午后,有人轻轻敲门,知道是她。她站在门口,脸一下就红了,像燃烧的炭火,手里提着一个硕大的铝皮饭盒。她把饭盒塞给我,也不说话,就扭头离开了。饭盒在手中沉沉的、暖暖的。自那以后,她在同学中不像以前那么说笑了,我们都在时,她更拘谨。那個秋天的一些黎明,我们在乡村泥土路上跑步,跑跑走走停停,两边是等待收割的玉米。 初雪之后,就不再跑了。年初一,她说几位同学要去給老师拜年,下午到了英语老师在学校的家。其他住校的老师都回老家去了,学校只剩下他和传达室老头。他留我们吃饭,拿出一瓶泸州老窖。第一次看她喝白酒,脸色炙热得像炭火。天黑的早,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同学渐渐散去了,只剩下我们俩跟老师。我说,要回宿舍拿东西帶回家。她就在老师家等。回来的时候,见她站在老师家门外,寒风中哈着气,用兩只硕大的棉手套捂住脸庞,看残雪覆蓋的牡丹和杂草发呆。我们的话越來越少,只有两个人的时候,经常是沉默。她在同学中,成了沉默寡言的人。 清明过后,铁路局招工,要通过初中文化考试。她三哥报了名,但她觉得他考不上,说他的实际文化水平可能相当于小学吧 — — 她是她家文化最高的人。我说,我替他去考吧,如果能混过去,他就有正式工作了。她说,你们长得又不像,准考证照片一眼就能看出來。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反正他也考不上,你帮他一把,就看他的运气了。 那天考试,监考的老师也不仔细看准考证,像放羊一样把考生放进考场。 題目做的飞快,我正在为侥幸得逞暗自高兴,校长进來了。我把头压低,脸几乎貼在桌面上。校长的脚步停在我旁边,两只黑皮鞋在水泥地板上一动不动,然后拿起桌上的准考证。“你怎么回事?” 他的声音低沉而严厉:“滚出去!”。 她三哥在考场外等著,看这么快就出来,知道砸锅了,就说:“没事儿,没事儿。去喝一杯吧。”庆功宴成了一席闷酒。那时候,街上盛开着鹅黄色的迎春花,太阳下暖融融的;背阴处北风吹过,仍感到嗖嗖寒意。她三哥骑摩托离开了,瘦小的身躯顶着一只硕大的头盔,像年画上的大头娃娃。 她说,他运气一直不好,又不用功,这不是你的错,別这么不高兴… 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帮过他… 还是让他去修摩托车好了 — — 他在一家个体戶摩托车维修店打工。其实我也不关心他三哥的命运,只是想做一件事让她高兴,结束了却谁也高兴不起來,垂头丧气地在街上走。从考场被赶出来,我心里想的是校长会不会把这件事告诉英语老师。我们在街上漫无目标地走,时而是温暖的阳光,时而是背阴处冷飕飕的寒风。她说,校长不会告诉英语老师的,他从考场赶出來十好几个替考生,能记住谁是谁?如果真告诉了英语老师,她就去跟老师说,全是她的主意。见我不置可否,她就不再说了。 话越來越少,走到黄昏,迎春花暗淡下來了。看着槐树和房顶上的落日,突然有一種混沌的预感,也说不上是什么,泪水涌出來。她是个敏感的女孩子,我在她面前显得木讷。为了不让她看到我流泪,就故意走快一步,她在后面默默跟著。 告別的时候,她说,有件事,你听了別生气。我问,有什么事这么严肃?她说,你要保证听了別生气,谁也別告诉。她见我看着她发呆,就不再让我下保证,说:“年初一那天,你回宿舍拿东西,老师说知道我们的事,说你将来肯定不会呆在这个地方,说他一辈子经历过很多人,知道你会远走高飞,不会再回来… 老师好象都快哭了,抓住我的手,一直握着……我开始害怕,就挣脱,跑到门外等你了。”她一口气说完,那种混沌的预感似乎清晰起來。泪水又开始不停地流淌。 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成了高考落榜生。不久,她通过了招工考试,去一家军转民的炼油厂工作了。那时候中学缺少老师,我就被划去一家教师进修学校进修,说是大专,其实是跟进修的民办老师一起上课。毕业的时候,学校发了一家济南师专的毕业证,但我根本不知道那家师专在哪里。 过了几年,我弟弟高中毕业,也去了她工作的那家炼油厂打工。那时候,家家户户用液化汽罐。一天,母亲说液化气快用光了,派我去炼油厂换。那本來是我弟弟做的事,他正谈恋爱,可能顾不上了。我把气罐绑在摩托车后座上,驮到炼油厂。到了厂区,到处打听,找换气的地方。猛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转身看是她。她穿著浅蓝色的工作服,满脸是笑,说:“远远看走路的样子,就知道是你。”我说,在找换煤气的地方。她说:“一看就知道你來干什么了,把罐留给我吧,换好了,我交給你弟弟。”我问,你认识他?她说:“他一來,我就知道他是你弟弟了。”她把空罐提到门口,像以前那么利落。我说,謝謝了。她笑起來,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客气?”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几年前,我回老家,几位中学時代的好朋友在城里相见,说当年班里的女生差不多都退休了。一位同学说了几个名字,说到她名字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呃,我们都还没忘记十七岁时的那段往事。
民主是个过程,不是个事件——中国从来不缺单独的事件,但从来没有形成民主化过程。这就像一百多年前,严复讲的那样,“有其势,无其功”。折腾了几代人,中国仍然没有民主,是民主的叫花子,从民主观念到民主制度,一穷二白,但很多中国人却整天不是为美国民主指明方向,就是嘲笑美国宪政制度,说美国民主完蛋了,权力制衡完蛋了...这就像叫花子给地主家指明方向一样,也算是中文世界特有的一个认知奇观。 美国民主从来没按这些巨婴的想象运转过。这些小脑瓜想象出一个民主白雪公主,以为权力制衡就是公主跟王子跳舞。他们遇到现实中的恋爱,有阴晴圆缺,就说爱情完蛋了,就跑社交媒体上要死要活的。 美国换个总统,他们就跟祥林嫂一样念叨:“美国不能待了,得走”;日本换个首相,他们又跟祥林嫂一样念叨:“日本不能待了,得走”。好象他们去美国生活,是冲着哪个总统去的;去日本生活,是冲着哪个首相去的。 现实是,除非他们犯了什么事,美国和日本都没扣住不让他们走。如果他们在美国没有身份,是非法移民,还能从联邦政府领$3000路费,等于美国纳税人出钱欢送他们离开。据说已经有上百万人,领钱走人了。现实又不是不透明,何必这么矫情呢?走的时候,别忘了带好脑瓜中的辫子。 马克斯·韦伯说,政治是拿钉子钻透硬木板的工作,没耐心的人玩不来。连围观都需要耐心。但中文世界很多巨婴观众,心理年龄追赶不上生理年龄,他们看政治,就像少年儿童看成人电影,前两分钟就得分出好人坏人,前五分钟就得知道大团圆结局,否则民主就完蛋了。这种巨婴,别说搞民主,连像样的独裁都搞不出来。
【正义一迟到,一代人就蹉跎过去了】Google Play Books很了不起,可以找到一些在现实世界很难找到的书,比如1866年出版的《路易斯安那最高法院案卷汇编1861-1862》。几年前,写最高法院的著名判例Plessy v. Ferguson和Loving v Virginia,涉及混血儿的法律身份问题,去查一个没名气的案子Morrison v White,在GPB上找到这本书对判决的原始纪录。如果没有GPB,就只好看二手转述了。1857年案发时,Alexina Morrison是个15岁的金发碧眼女孩子,被放到奴隶市场上买卖。一位名叫James White的新奥尔良奴隶贩子把她买下来,把她的头发染成黑色,对外称她是黑人,名叫Jane Morrison。不久,Alexina逃跑,失踪几个月后,去法院状告White,说自己是白人,不是奴隶。她同时请求当地监狱关押自己,以免被White当逃跑的奴隶抓回去。案件审了三次,换了三个法庭,又上诉了两次,拖了五年。 White找到卖家出证明,主要是经手人和知情人的证词,把Alexina的身世从路易斯安那追溯到阿肯瑟,又从阿肯瑟追溯到德克萨斯,以证明她有黑人血统,不属于白人,属于奴隶。Alexina说自己是自由人的唯一证明就是她本人的长相。在法庭上,她的律师让陪审团看她的白皮肤、蓝眼睛和金色头发,问陪审团是相信自己亲眼所见,还是相信那些被告提供的可能造假的证词。当时,路易斯安那的法庭陪审团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妇女和有色男性没有资格担当。 第一次审判,陪审团意见不一,被法官宣布无效、重审。Alexina十七岁时,第二次审判,陪审团一致确认她是白人;被告上诉。路易斯安那最高法院认为审判庭处理被告证词不当,打回重审。Alexina二十岁时,第三次审判,当时正值内战,陪审团10票对2票再度确认她是白人;被告再上诉。不久,联邦军队占领了新奥尔良,法庭停止审理。Alexina从15岁到20岁,进进出出监狱,生了一个孩子,在监狱染上肺结核。法庭的纪录就此中止,Alexina或Jane Morrison就消失在历史中。 有作者去查此后的路易斯安那人口普查纪录,已经找不到跟她匹配的名字。她15岁之前的身世是个谜,20岁后的下落也是个谜。没有人知道,她是否活到了林肯发布《废奴宣言》,或者《宪法》增加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如果没有法庭记录,她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正义一迟到,一代人就蹉跎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