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

一百年的老问题 中国的问题在制度还是在国民性?胡适斗鲁迅,至今还在斗。 法律工作者大多是制度派,如前辈胡适,主张拿来主义,只要把西方制度拿来就好。 鲁迅也主张拿来主义,但他不认为只要几个领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好制度就能拿来,前提是必须先改造国民性,不然拿不来,侥幸拿来也会毁掉。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观点。 我们这代人大概年轻时都是制度派,年轻气盛,只争朝夕,希望在自己手上创造历史,后来许多人转为国民性派,认识到不更新国民性看来真不行。 看看那些小流氓不停地骚扰王全璋等709律师,最近在骚扰四川勇士陈云飞,不就是今天的王胡、小D、阿Q吗?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或者不大的威胁就可以为官府做狗,对着义人汪汪叫,甚至撕咬,太可恶也太痛心了。 这样的人是少数吗?不,肯定是多数,至少占90%,95%,甚至更高。鲁迅说过,这样的国民见了好人就撕咬,见了狠人就温顺,他看得太透彻了。这样的国民能建成文明制度吗? 中国人的国民性如此糟糕,大概是从元朝加速恶化的,元人覆宋人口锐减十分之四,有血气的大概都被杀光了,剩下的都是懦夫的子孙,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懦弱和卑劣。后来被朱元璋这个流氓家族又收拾了近三百年,一点没有好转,且别说更坏了。后来八旗下江南,常常一个旗兵就能俘虏上百个南方人,他们叫蛮子,尽管没见多少蛮性。这样的不堪民国时代南京城陷时重演,而且是军人。X朝三年疫情再演,不管管控手段多粗暴恶劣,敢反抗的极少。 客观地说,中国人、中东人、非洲人,跟欧美人的国民性真是差距很大,不承认不行。只有欧美左派死不承认,甚至为此迫害DNA学说的发明人。必须直面现实,如果连现实都不敢直面,仅凭着一腔热血做事,成功肯定十分遥远。 时代当然需要勇者,需要敢于牺牲的勇士,但不等于不需要反省国民性,不需要国民性的更新,包括勇者在内。鲁迅先生是看到了问题,但他指错了方向。他以为反掉传统文化就好,不知道由此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流氓和暴民。至于方向在哪里,需要大家共同思考。不可取的是不思考,拒绝思考,甚至不许别人思考。
蔡慎坤
3个月前
“中国人就喜欢耍小聪明,狡辩说自己没得选,都是中共逼的。”这句愤怒的呐喊,近年在觉醒者群体中屡屡出现。尤其当你看到九千万中共党员、七千万共青团员的数据,再想到当年跟着“打土豪分田地、睡地主小老婆”的“革命群众”,一种扎心的判断便浮出水面: “中国人与中共互为一体,不可分割。” 这确实是许多人在巨大的失望与痛苦之下得出的结论,也道出了中国社会某种深层的集体责任问题。但必须警惕,这种论断背后潜藏着一种危险的整体主义逻辑。它可能将一个民族、一整代人,一刀切地推入道德黑洞,滑向集体羞辱式的否定,从而阻断了理解、反思与改变的路径。 一、不能只看沉默,更要看未被暴光的抵抗 是的,今天的中国确实是千疮百孔,是人心沉沦,是集体犬儒的温床。但若因此得出“中国人无一无罪”“中国人与中共本就是一回事”的结论,不仅不公正,更会抹杀那些在极权体制下仍坚持抗争、坚守底线的群体与个体。 中共自建政之前与之后,就如同满清入主中原前后一样,始终缺乏起码的王朝更替传统所要求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正因如此,从它诞生之日起,抵抗与起义就从未停止过一天。无论是在体制之内,还是在民间底层,总有人在奋力抗争——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这不是宽容,而是历史的真实。 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刘晓波,他们以笔为剑;赵紫阳、胡耀邦、李锐等体制内良知派,为人民、为未来在沉默中坚持;丁家喜、许志永、彭立发、郭飞雄、王炳章至今仍为自由身陷囹圄;还有无数你从未听过名字的人,在社区、学校、教会、工厂里默默坚持——他们,代表了中国仍未熄灭的灵魂与希望。 二、人性不是借口,但制度制造恶的机制 批评中国人“软弱、投机、犬儒”,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行为为何会普遍发生?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劣根”,而是中共政权用70多年的制度化恐惧与利益诱导,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助长恶行的环境。 这个体制鼓励举报、奖赏告密、宣传谎言、压制真话,让人一步步学会了装傻、沉默、说谎和出卖。那些愿意说真话、坚持原则的人,代价巨大,有的甚至失去自由与生命。 正因为我们承认“人人皆有原罪”,才必须认识到,在一个用恐惧与谎言控制社会的制度中,人性之恶不是借口,而是被激活与利用的工具。 三、从情绪化归咎到结构性反思,是进步的开始 很多人气愤于国人“主动加入中共”“积极配合镇压”“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人被打压”,但愤怒之后,若不深入分析其背后的结构逻辑,只会让人陷入更深的绝望与否定。 为什么说真话更危险? 为什么保持独立思考反而会被举报? 为什么顺从与沉默被视为“聪明”?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民族性”中,而在制度与文化土壤里。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将整个民族彻底归类为“恶”,而要追问那个让大多数人“选择做恶”的环境是怎么建构出来的——并找到瓦解它的方法。 四、真正的改变,不靠辱骂,而靠启蒙 真正想改变中国,不是靠羞辱、宣判与放弃,而是靠一代代人的启蒙、唤醒与行动。 靠教育,重建独立思考的能力; 靠榜样,传递道德勇气的可能; 靠制度设计,让做好人不再是“高风险”选择; 靠言说,哪怕是以微光抗衡黑暗,也不放弃发声。 改变历史的,从来不是愤怒的围观者,而是那些在愤怒之后仍愿意肩负使命的人。 结语:原罪与希望并存,沉默之外是血与光 是的,我们都有原罪。中国这个社会,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被裹挟其中。但这不是彻底放弃的理由,而是重新出发的原因。 请记住,那些你看不见的反抗者,那些被消音的声音、被污名的志士、被冷落的忠魂,他们是真正支撑中国不至完全沉沦的光。 扎心的,是表象的堕落;但更震撼的,是那些未被暴光的血泪之光。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能放弃。 哪怕身处黑夜,也要说一句: “我们不曾沉默,我们还在抵抗。”
决定一个社会能否民主化,一个国家能否现代化的,到底是制度还是文化? 这是个曾引发多次争论的问题。 但真相是,制度告诉人们怎样做事,文化告诉人们怎样做人,二者均会影响社会的存在状态。 真相是,当制度是短板的时候,文化的倾向性无法一锤定音,当文化是短处的时候,制度会在实践中荒腔走板。 制度和文化需要互相配合,在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制度可以先行,但文化必须随后跟上,以源源不断培养出能捍卫制度的人和能维护保养制度的人。 试图推动改革者也可以让文化先走一步,但没有制度的保障,文化的柔性影响无法独立存续,人们总归要用由游戏规则决定的最佳策略指导自己的生活。 众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模仿由美国开创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能保障繁荣的现代政治制度。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只能学个“形似”,却无法学到“神似”。 真正的原因,正在于制度先行后,这些国家没能在文化领域迅速跟进,尤其是没有意识到,想改变社会状态、改变人口素质,需要削弱本国文化传统中的伤害链逻辑成分对家庭的影响,对下一代的影响。 他们培养出了能按章办事的新生人口,但这些孩子,还是在原生家庭里从小看惯了等级压制、利益勾连那套做法的孩子,还是把上位者破坏规则欺压下位者当成天经地义的孩子。 还是在家庭里从小被培养出了对暴力的信仰,对特权的信仰的孩子。 还是被期待着成为伤害者的孩子。 他们在伤害链式的家庭里延续族群,在产业链式的制度环境里谋生糊口,这令双链争持的观念战争,隐然成为新生代与父母老人间代沟的实质。 而且新生代在与父辈的争执中常常会失败,虽然每一代人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观念更新。 当双链争持的大势,走到以美国为首的产业链阵营开始盘整自身,开始在动荡中寻找新的平衡,当感受到安全威胁的欧美列国开始本能地强化其自维持机制,也就是本能地重振曾被削弱的产业链文化,发展中国家的新生代,那些对本国本族的传统文化充满困惑的孩子们,那些对伤害链文化带来的痛苦心存不满的孩子们,将获得强援。 告诉人们,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应该让自己成为创造者、保护者,成为生产者、合作者,而不是伤害者的产业链文化,将重新兴起。 告诉人们,即使在家庭内部你也该做创造者、保护者、生产者、合作者,而不是伤害者的观念,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而且会在所有试图靠拢美国的发展中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欧美列国将学会警惕那些不断培养伤害者的文化传统,学会警惕那些让孩子们把“输出伤害获得奖赏”当成成功秘诀的文化传统,学会警惕那些在家庭内部强迫女性生育,让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男性可以怎样不尊重妇女,上位者可以怎样凌虐下位者的文化传统。 学会警惕接受了伤害者培训,随时准备向自己输出伤害的,说谎的“合作者”。 人们将学会警惕各种传统文化中的伤害链逻辑成分。 是的,你可以说文化没有优劣之分。 但你需要承认,若从是否鼓励伤害行为尤其是对至亲的伤害来区分,若是从是否积极培养伤害者的角度来区分,不同文化的“含伤率”显然不同。 你可以从不同的文化培养出的伤害者比例,受不同文化主导的社区的暴力犯罪率来观察到这些不同。 你更应该从人类文明仍在持续演化,各国各族的文化均是“活体”,不会一成不变,仍在吐故纳新的角度,认识到每个正走向现代文明的国家和民族,都正在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适应性调整。 正在学会减少内卷内斗内耗。 正在学着更珍视与家人的良好关系,更爱自己的孩子,更尊重自己的伴侣。 这就是各国各族嬗变中的文化传统在不再匮乏的新时代,在不再需要人吃人的新时代,在合作能力越强越容易赚到钱的新时代正在做的事。 双链争持,阵营分化。 我们会迎来一场文化之战,我们会看到不同阵营都开始强化自己的自维持机制,都开始反思并强化自己的观念体系。 那些能更快意识到文化对社区建构的决定性作用,对培养下一代的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和民族,那些能在这方面抓紧“补课”的人,和那些能在这方面成为“补课者”的人,能抓住市场痛点,创作出有“补课”效用的文化产品的人,会成为赢家。 那些告诉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该如何改变旧的思维方式,如何面对代沟,如何让家庭变得更温暖,让家人之间减少内耗的文化产品,会成为爆款。 双链争持并不只发生在国际社会、国家层面,并不只发生在政治、经济领域。 它也发生在文化领域。 因为它真正的战场,在每个家族中间,在每个家庭内部,在每个人心里。 而被卷入大战的人们,需要获得胜利,需要赢得属于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