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

编者按:王晓林编著的《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由読道社于2025年9月出版,是一部以中共高层人物康生为对象的另类编年史。2023年余汝信(真名潘国璠)的《康生年谱——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出版之后,王晓林表示强烈不满,在他看来,余书故意遗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冤案、篡改文革事件细节、隐恶扬善、臆造“亮点”,预设立场以“发现康生的另一面”为名,实则虚无历史。王晓林“愤怒”之下另起炉灶,力求客观:精确记述康生一生至年月日、甚至时辰,只叙事实,不发感慨、不做评论;严格注明出处,以档案、文献、他人年谱为据;不隐恶、不扬善、尽量不遗漏、不篡改;避免谱主主角化,从他人视角攫取细节。在他编著的年谱中,康生——中共情报头子、文革“鹰犬”——被视为极权制度下的人性标本:从青少年流氓成性,到延安锄奸、抢救冤案、文革迫害的轨迹,曝光其发明“利用小说反党”“海瑞罢官要害”等权术,及在传统文化上的天才(如注《红楼梦》)。作者呼吁建立“康生学”,如牛痘克天花般寻找人性恶的“抑制剂”,警示“平庸之恶”勿再滋生“丑陋的中国人”。并借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论,结语呼唤:珍惜这份标本,人性需警惕!作者王晓林(1953年生),曾插队、做工、就读北方交通大学,后在交通部科学院任职,退休后投身历史研究,著有《顾准与他的时代》《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等书。他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志愿者,深受顾准、孙冶方影响,致力于近代史的理性探求。 本文为《康生年谱 另编:一份极权下的人性标本》自序,出版社授权刊发。 王晓林 | 中国需要一门“康生学”
墙国反贼
1个月前
由于考拉本人没有推特号,以下文字为她授权发布: 🌿 考拉:关于近期针对我的误解说明 —— 一、关于“认罪、指控他人”的指控 作为709案受难者,我在被拘押期间确实遭受过酷刑与精神摧残。 那种环境下的一切,无法以“自由意志”衡量。 任何在酷刑中被迫签下的文字,都不应被视为真实或自愿。 在那段被摧毁人格的日子里,我也有过软弱和恐惧。 我承认,在极端压力下,我做出过违背自己意志的妥协。 我为此感到愧疚,也明白有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 这份愧疚,会伴随我一生。 但那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求生的本能。 极权体制通过逼供和恐惧制造分裂,让受害者互相指认, 摧毁人的信任与尊严。 真正的幸存者,不仅承受肉体的伤痕,也承受误解与污名。 —— 二、关于所谓“洗白”的说法 我的经历不是“洗白”的故事, 而是一名共产极权受难者讲述真实遭遇的权利。 我接受采访,是因为我有权发声。 那是文明社会赋予受难者最基本的权利。 采访是一种人道见证与历史记录,不是特权或包装。 若人们因我的讲述而感到悲悯与尊重, 那是对人性与勇气的自然回应。 —— 三、关于极权叙事与人道关怀 在文明社会中,战俘和政治受难者应被尊重, 而不是被要求在酷刑中“保持完美”。 历史上,韩战回国的战俘被唾弃,只因他们活着—— 这是极权叙事的残酷逻辑:只有死去的“英雄”才被允许被尊敬。 真正的人道关怀, 不在于苛责谁是否“足够英勇”, 而在于理解人在极端压迫下的脆弱与坚韧。 文明社会尊重个体的生存与发声, 不因伤口羞辱他们,不因幸存质疑他们。 —— 四、关于关系与抹黑 我的伴侣所在机构多年来采访过多位女性人权捍卫者(包括我在内), 相关报道早于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 他并未“利用机构为我洗白”。 相反,他在长期工作中听到我的经历、理解我所承受的一切后, 逐渐产生尊重与欣赏。 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理解与共同价值之上,而非权力或宣传。 我能理解质疑, 但半真半假的指控,只会让极权暴力的阴影延续。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经历磨难, 仍尽力以诚实与善意生活。 感谢每一位愿意倾听与理解的人。 愿我们在纷乱中,保有人道与辨别
蔡慎坤
5个月前
转发来信:国内外简体圈内的大小网红与粉红蛆充斥内网外网,其实全都是中共国各级宣传部门花钱雇来的!黄鹅土狗们为了维稳、为了造势,更为了给极权与独裁的社会制度在国内外壮胆摇旗呐喊!他们非常懂得如何包装自己,如何操控舆论,如何裹挟所谓的“民意”跟着他们一起起哄。这一套,他们是从当年德国纳粹学来的。当年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深谙此道,精准把握德国人对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与仇恨,煽动民意、操纵舆论,掀起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狂潮。 后来斯大林的苏联学了去,有样学样,同样靠这套宣传机器也玩得风生水起。再后来呢?中共这帮孝子贤孙又把这套玩意儿学了个全套!于是就成了如今这副样子。他们尝到了宣传带来的甜头,从此极度重视宣传工作——各级政府部门都有所谓的“宣传部”!这些年更是不惜重金打造所谓“大外宣”工程!你看看如今洋夷各大社交平台,哪个没有中共铺天盖地的大外宣内容?背后全都有中共宣传系统的黑手在幕后有组织地操作,背靠海量专项资金在全力支持!这一整套手法,说白了和电商平台刷单是一个套路! 老夫当年做跨境电商,表面上卖了一亿多,实际上有一半是刷单刷出来的。我们原本并不愿意这么干,但人家刘强东的平台要出业绩啊!明里暗里鼓励甚至威胁我们这些商家必须刷单撑场面!刷单的资金通常五到七天内返还,大平台的大卖家甚至可以三天返还。年底的时候,京东平台还会额外给刷单商家2%左右的返点奖励!于是京东在美帝的股市上风光无限,我们这些商家表面上也赚到了钱,所谓的“闭环双赢”就这么形成了! 当然了,其他平台也都一样,比如天猫、淘宝、考拉……没有一家没有刷单!但谁都不会承认,个个装得跟圣人一样! 那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啊,还真以为我们的货卖得那么好呢!这不就和现在中共大外宣所起到的效果一模一样吗?不仅成功收割了国内一大批无知的韭菜与骡马,更是将这套包装洗脑术输出到国际上,收割了一大票善良却毫不知情的洋人!他们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还真以为“天朝东洼模式”就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呢!于是同情心泛滥,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共大外宣的帮凶与走狗! 你看看最近《纽约时报》、CNN、法新社、德国之声(DW)等等的报道,哪一个不是在打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旗号,为中共大外宣打外援、配合演出、背书美化?! 再说说这次“巴国用中共国山寨战机击落印度三架法国阵风”的新闻,笑死个人!没有看到巴基斯坦公布任何击落画面,没有印方飞行员被俘或阵亡证据,更没有看到残骸、遗体、姓名、住址、家属这些基本信息,结果简体圈里倒是一窝蜂开始跟风报道、兴奋嚷嚷。问题来了:难道法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战机被打下来了吗?残骸在哪?飞行员死了还是活着?叫什么?家人收尸了吗?印度也说他们空战胜利了,全国庆祝十天呢!你说这空战到底有没有发生?有证据吗?到底谁在胡扯? 所以说啊,深夜村里一条狗叫了,别的狗也会跟着叫,却没人知道它们究竟在叫个什么劲! 这个世界啊,就是这么诡谲嬗变!这就是“三人成虎”的现代版本,活生生上演!
在1995年6月3日《回顾八九》研讨会上,吾尔开希说:“我们必须进行反思,就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共产党,哎,刚才有人讲什么是极权,什么是专政,我忘了是哪一位讲的了,极权和专制的特色。那我们知道一个专制政府,它知道自己在退一步就要失败的情况之下,那么八九民运还有没有一个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八九民运搞成这么大,那就纯粹是个泄愤运动,甚至是一个自杀式的一种壮举,但没有政治意义。而今天,六年以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显然说明我们对八九民运的政治期待和对整个中国民主的政治期待还是很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八九年采取一种好象殉道式的行为。我们大家显然不是以一种殉道者的地位坐在这里,而是一个民主的追求者。那么八九年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没有成功的机会,民运、政治反对运动根本就没有意义存在。我认为简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反对运动的空间就是让专制政府在退一步与镇压之间作出一种良性选择。八九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是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如果刚好利用党内的这种矛盾,不是没有机会的。我认为八九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止一次的机会。5月14日,小封也谈到,当时中断对话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出国以后我对这一点心情也是一直非常难过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只不过我就是觉得很遗憾、可惜。中国,我们丧失了一次机会。我们在跟阎明复谈的时候,我记得柴玲也在场的,共产党的官员已经把话说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如果你们说共产党内有改革派的话,那么你们所做的也是对改革派不利。一个共产党的书记说到这种程度,我们已经认为这不仅是暗示,这几乎是明示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跟党内的改革派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是达到一个真正的我们所说的,除了殉道意义以外的政治成功。对这一点,柴玲在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就是,经过六年以后,她确实提到了,我们应该跟党内不同的反对派及不同的派别联合。这跟你六年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六年前,柴玲说出我们不能够介入党内政争等类似的话题。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我想原话并不重要,大概意思就是不能够介入共产党的政争。也就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六年前的感觉是排斥与以赵紫阳等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合作。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可能有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我向你道歉。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那么我觉得有了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我们今天才会进行八九的回顾和反思,这才有意义。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反思可能互相非常苛刻,但我觉得意义很大。因为,如果我们不反省的话,就是我们在此再签一个什么东西,说我们八九年如何理性,如何非暴力,如何和平,这是我们屋子里人的看法,外边人怎么看?我们自己不作任何反省,别人不会觉得我们理性。所以我们必须进行反省。”
Suyutong
8个月前
现实世界让我想对应美剧《Dopesick》,生产并输出独裁、极权的人很像塞克勒家族,它们深谙人性脆弱,也能找到社会系统容易穿透的地方,它们可以把一封教授的短信伪造成调查报告,被收编到整个犯罪系统的所谓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医疗行业、医生个人、销售者、媒体为自己放弃原则就把这么单薄的东西当做支撑或借口,然后心安理得的做坏事。 那些调查者,抗争者,每一个都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那些身陷其中最后幡然悔悟者也难走出阴影,而因此逝去的生命更无法回来,他们变成母亲在法庭上举起的一抔骨灰……。 人抵御疼痛时需要药,但不是毒品,面对钱、权力、性及其他诱惑,每个成年人都曾举棋不定,挣扎过,所以我无法去责难那些去吃明知成瘾却无法止停的人、甚至都不想去苛责那些销售人员。 但我想骂医生,技术要有伦理的意义就在此,这些专业人士得有伦理和职业原则;我痛恨所谓的学术机构和各种机构,为了钱去为罪恶背书,身段灵活而娴熟,喊出的口号多正义,行事就多邪恶;我最痛恨政府部门,别和我说只是部分监管者为利驱动,而是整个系统的傲慢、僵化在杀人。 系统性崩坏了,作为个人,让我们回归常识;我来自独裁国家,我向往民主,但我要的是民主,而不是民主外衣下的独裁。 我喜欢良心不死的医生最后所说的:Pain is just pain.Not good, not bad. Just part of being human. And sometimes good can come out of it. And if we’re brave enough, willing to go a little deeper, work our way through it, try to overcome it; well, we just might find our better sel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