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

**李志绥话暴君** 李志绥先生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他在毛的身边20余年,他对毛的了解最为真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总理会谈时,毛明确表明,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 ,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毛这样告诉尼赫:‘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的人。 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P120 有一个案例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残暴的个性,据李志绥先生回忆: “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时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见李志绥“回忆录”P116 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暴君的模式,他专制独裁,杀功臣,要人民对他三呼万岁,他的一言一行,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甚至同意他的意见,不紧跟也不行。 他实行领袖终身制,死前指定接班人,他有享受不尽的特权,行宫遍于全国,身边一群美女,他选妃子,公款养妃子,耽于女色。 他利用职权,在工作时间差使秘书、文胆,为他动笔抄稿、整理,通过会议,讨论他的文稿和发言。然后编书强制全国购买,敛取数以千万计的“稿费”。从行行总总来看,他不是当代的红色暴君,千古罪人又是什么? ---孙文广:红色暴君 帝王路
建国吧。 让我们名正言顺的拥有军队,去拦截36年前在长安街上隆隆行进的坦克,把王丹的同学从枪口下救回来。 让我们能象以色列营救人质那样派出特种部队,救出黄之锋,救出编程随想,救出彭载舟。 让我们能象乌克兰人一样英勇地战斗,象乌克兰一样寻求国际援助。 或者至少让我们能象台湾一样据守海峡。 建国吧,我们需要拥有这种足以抵御暴君的,建制性的,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维权凭据。我们不能止步于建党,不能永远停留在以中共帝国海外逸民,以被帝国放逐的孤臣孽子自居的尴尬境地。 蛆国不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不止是异议者。 我们是被那个蛆国认证过的“国家的敌人”,是国与国争战中的一方。 当我们需要维护不被蛆国承认的权利,需要维护生而为人的权利,并因此被蛆国贴上“汉奸”、“反贼”、“美分”、“邪教”、“恐怖分子”、“港独黑暴”的标签,指为“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的罪犯时,除了高竖反旗,用争取独立建国来展示决心,我们已别无选择。 而且我们有资源。 被蛆国逼到绝境的每个人都会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今天还没有军队,但手握兵权的人会加入我们,我们今天还没有金融,但手握财权的人会加入我们。 已被蛆国贴上“敌人”标签,和将被蛆国贴上“敌人”标签的人,没法不加入我们。 被贴上标签的人已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的队伍正越来越壮大。 海外华人将不得不加入我们,在他们既受到现居国的怀疑,又受到中共的污名化,被诬指为“间谍”之后,不论是长居海外的移民还是暂居海外的留学生,都将不得不“选边站”。 沦陷区内的牛马也将不得不加入我们,“红色中国”正在膨胀,挤压着“改开中国”残留给他们的生存空间,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生存资源,人们只能从“官逼民反”到“官逼吏反”到“官逼官反”。 必然受中共过剩产能冲击的国际社会,各国政界商界也会发现,他们只能加入我们,因为面对蛆国的威胁,谁都不能束手待毙,而还手,就意味着被贴上“蛆国敌人”的标签。 最终整个世界都会是蛆国的敌人。 Covid-19病毒的全球传播和巨大危害,只是源自蛆国的全球安全威胁中,不那么可怕的序幕。 更可怕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揭露。 以蛆国为源头向全世界各国输出的腐败,输出的愚昧,向各个领域输出的“假冒伪劣”,财务造假,学术腐败,对供应链的恶意操纵,对网络平台进行的渗透,对舆论氛围的蓄意毒害,低质低价营销策略对欧美小微企业创业者的隐形打压,这些手段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被觉察。 但这些手段造成的危害足够巨大,终将大到无法掩盖。 人们终将认识到,蛆国,是世界之癌。 蛆国,则会与世界为敌。 而在蛆国与全世界的争战中,我们当然会站在前列。 不会再有暧昧不清,不会再有摇摆迟疑,我们将不再需要区分“爱国”和“爱党”,我们只需要决定,是爱蛆,还是爱人。 我们是建国者,是决意推翻蛆国的统治,决意在从蛆国那里夺回的土地上亲手创建自己祖国的新兴国家公民。 我们既不忠诚于“红色中国”,也不贪恋“改开中国”留下的繁荣虚影,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不属于“中华民族”。 在需要维权的时候我们不会跪下,不会向蛆们哀求,不会再幻想在蛆国的宝座上高高稳坐的只是个听力不大好的明君,不会再幻想有哪个青天大老爷来拯救冤民。 我们是未来的上海共和国的公民。 也是未来的,中华沦陷区土地上所有新兴国家联盟的一员。 “蛆国的敌人”这罪名总有一天会成为荣耀之冠,而我们,将共享之。 从上海共和国到东突厥斯坦,到图博特、南蒙古,到巴蜀、湖湘、荆楚,到台湾、香港,到江浙闽粤,到各国的海外华人社区,到欧美国家被蛆国“认证”过的各制裁对象,这荣耀之冠,我们将共享之。 我们是蛆国的“安全威胁”,既然它这么认定了,那么我们就是。 就是它的掘墓人。 我们,曾经的牛马们,我们,这些被吸血被欺辱的,被迫失去生计,失去生活,失去至爱亲朋,失去一生想望的人,我们这些终于醒悟到所有的失去都源于自己没有祖国的人,要和所有的“蛆国敌人”联合起来,要和所有不甘失去的人站在一起,战胜那个曾经的“祖国”,夺回我们真正的祖国。 然后终于可以对36年前,长安街上的死难者说一声,“安息吧”。 终于可以在维多利亚公园重燃烛火,不止纪念“六四”,也纪念曾年复一年在那里点亮心灯的人们。 终于可以恢复上海滩欧战胜利女神的荣光,重现昔日的繁荣胜景,让远东第一欧洲城市的房价、平均薪酬和营商环境得到最坚实的政治支撑。 终于可以在每个新兴国家,在属于自己的祖国里,把曾经的奢望化为寻常。 终于可以让历史的声音拥有回响: “It’s my duty!” “Yes, me too.”
聊聊暴力循环,说点你可能从未想过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有着怎样的结构性缺陷?儒家文明辐射的东亚圈,为何只有日本,一个未严格采纳文武官制度,知识分子阶层长期由武士集团兼任(类似骑士阶层)的国家,在学习西方上做的最好?在此之前,先提一个权游中的人物——龙母,分析下奴隶解放者是如何走上暴君之路的,在“屠龙者变恶龙”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上,龙母这个虚拟角色反而比众多类似的历史人物更加典型,就像是作者刻意雕琢的一个集合体,所以我们用她举个例。 龙母几乎是权游剧中魅力值最高的人物,领袖魅力几近拉满,所以当她没有迎来大团圆结局,像观众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哲人王式的完美统治者,反而变成暴君被小刀刀了时,观众的不满可想而知。这个转变确实仓促潦草了些,可能与剧本泄露有关,但从解放者到暴君这种戏剧性变化,未必不是原作者马丁的本意,龙母本来的身份、性格、能力、遭遇以至深层的结构设计,其实都在指向暴君之路的结局。 疯王的血统,被驱逐后再回来导致在两个大陆都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外来者局外人”身份,都是马丁刻意的伏笔。而作为凡人根本毫无翻盘机会的龙母,又被作者赐予了龙这种不在人类正常权力游戏内的东西,属于规则之上的规则,类似中西方统治者都爱搞的君权神授,受命于天那套超自然力量在人间代言人的设计。只不过龙有着现实的武力值,多次挽救龙母于水火,换别人早输了。 从制度伦理和逻辑上,龙母的权力源头来自于神一般的超自然,具象化而言,就是几近无敌的暴力——绝对的权力,而不来自于人民的选举授权,这种权力来源和结构的单一性,也决定了她无需向任何人负责,也没有任何机构能真正制约和监督她,这已经赋予了她暴君这一选择,而龙母成不了明君,还与其它因素有关。 比如她坎坷的经历,被迫流亡沦为奴隶……这导致她极度缺乏安全感,并心怀怨恨和复仇。虽然开挂般崛起,但这种心态不仅没有因地位上升得到缓解,反而因一次次的背叛不断强化,唯一让她维系人性的,是她屈指可数的几条情感纽带,比如侍女弥桑黛、爱人雪诺……但情感纽带本身就很脆弱,弥桑黛被敌人砍了头,爱人雪诺突然被发现血统上比她更有合法性继承铁王座,这一切都导致了其人性温和面的崩塌。 而在面对危机时,龙母的能力不足导致她只能更加依赖暴力,这必然导致暴虐思维占上风。为何说她能力不足?比如在弥林,她出于理想主义废除奴隶制,以为马上就天下大吉了,对造成的权力和社会真空一无所知,没有用任何替代机制去填补,最终引发叛乱,而对这一切,她又毫无应对之策,只有用暴力夷平反抗这一个办法。在后续遭遇的问题上,她越来越依赖暴力,哪怕是对待不愿投降这种稍具政治手腕就能解决的问题上,她也采用烧死处决这种简单粗暴之法,其实到此处,她的暴君之路已昭然若揭。 再加上维斯特洛人民和贵族对她的冷漠和孤立,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让以救世主自居的龙母深感失落和时间紧迫,到弥桑黛被砍头之时,她也就彻底放下了原来对人民进行解放的责任感,开始了无差别屠城,完成了从解放者到征服者的转变,一个暴君正式诞生了。 历史上所有从理想主义走向暴君的人,几乎都能在龙母身上找到影子,无论是尴尬的身份、个人的遭遇、信任的危机、情感的脆断还是能力的不足…… 但最基础的,还是权力的来源。 暴力,作为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要素,也是权力最天然的来源(没错,比选举更天然,超出人类社会遍及所有生物种群),在中国社会,长期把持在大大小小的龙母手中,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暴力循环的重要原因。 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又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结构性缺陷有关。知行合一文武双全的王阳明只是少数,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文轻武,手无缚鸡之力,往往只能知,不能行。你可以说这是统治者有意为之,但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早已成了刻在基因里的东西。 厌恶暴力,回避暴力,以至于无法使用、掌握和引导暴力,就这样,改变政治格局最基础最核心的要素,主动加被动的,从知识分子身上被剥离,并拱手让给了那些无意于文明进步的群体。 而欧洲的骑士阶层,日本的武士集团,兼具文武功能,当这些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需要变革时,就能以极强的行动力和政治能量,迅速并较为彻底的推动局势变化。这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他们能够运用武力破除阻碍落实认知。 要知道有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无法靠呐喊和改革去除,只能使用武力。 而武力,并不绝对掌握在某一群体手中永享万年,它既可以被夺取,也可以被创建。武力的博弈,并非简单的公式计算,它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非对称的,正如孙武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如果,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看待和运用武力并将之牢牢置于控制之下,那么将来即便取得某些成果,也会如过眼烟云,很快,就会被龙母们推翻。
很多人对未来没有信心。 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很少能有人对“获得幸福”有足够的把握,而且确实,我们常常遇到挫折。 在中华沦陷区建构起现代化的国家政治秩序,是个象让起点极低的年轻人寻得幸福一样渺茫的梦。 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寻梦。 而且,即使对寻获幸福没有把握,我们也有把握结束痛苦。 我们有把握斩断伤害链的传承,只要我们不“滥生无辜”,不在暴君治下为他生育小奴隶,就算这片土地仍要承受蹂躏,往后的蹂躏也可以和我们无关,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无关。 我们可以拒绝以“即使活得不象个人样也要活下去并且生儿育女”为信仰,拒绝把它当成必须让自己和晚辈一体遵循的人生信条,我们可以让传承了数千年的伤害到此为止,可以过一种没有软肋的人生。 对此我们有100%的把握。 所以,这份把握,可以成为我们抗争的起点。 不为暴君生育小奴隶,不让暴君拥有更多人口基础,从而保证暴君的统治无以为继,保证暴君必将失败,暴政必将失效,就是我们抗争的起点。 如果你愿意把暴君的失败视为抗争者的胜利,那么请你记住,我们追求幸福的努力是以此为起点的。 当我们从延续了千百年的麻木愚昧状态中清醒过来,学会拒绝传承痛苦,我们就可以坚守住这份拒绝,并对自己承诺,只有能感受到快乐时,只有对自己的幸福有把握时,才试着去生儿育女,去诞育后代。 我们可以为自己树立这样的原则。 只传承幸福不传承痛苦的原则。 并用对这原则的坚守,让自己的人生稍微容易一点,同时让这个世界的苦难总量减少一点。 没有能力婚育,没有条件婚育,那就不婚不育。 不进入没有爱的婚姻,不生育没时间精力陪伴的子女。 养儿防不了老,那就干脆不养儿。 放下对传承的执念,放下对建立家庭的执念,只要这一生。 先把这一生活好,先允许自己少些痛苦多些快乐,在寻求幸福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想改变世界,我们先要改变自己。 想让这个世界不再充满痛苦,我们首先要令这个世界不再拥有伤害链的人口基础,并且,为了让这个世界拥有更多快乐,我们需要让自己成为从传承痛苦的链条中脱离出来投奔幸福阵营的链环,让自己从制造痛苦、感受痛苦的伤害链系统成员,转变为创造快乐、感受幸福的“新人类”。 由此令两大阵营的人口基础此消彼长。 这世界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可以改变的,人口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自己,也在相当程度上有能力改变自己家庭的人口结构。 手段并不难想到。 通过学习改变自己,通过调整生活习惯改变自己,通过把收入投资于自身而不是婚育改变家庭,这些都是手段。 同样既隐蔽又有效的手段,还有通过迁徙改变地区人口结构,例如搬到远离父母亲戚的城市去工作和生活,这既能改变自己个人的处境,也会在客观上改变地区的人口组成。 这些改变是每个清醒过来的人都做得到的,这几乎没有风险,因为当局无法分辨你这些举动里有没有政治含义。 但这些改变能重新塑造社会的人口基础,能重新设置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人口基础,从而令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为抓住历史机遇,建构与人口基础相适配的政治秩序做好准备。 寻求幸福的人可以抱团取暖,可以通过脱离充满伤害的家庭和社区,聚集到一起,来建构属于自己这类人的新社区,并让这样的社区成为城市主体,由此令这样的城市有条件成为建构新秩序的基地。 一切准备都可以是无声无息的。 这抗争可以长期持续,如果暴君的统治继续,那么就让生育率持续低迷。 而如果暴政被推翻,如果上天让寻求幸福的人群重新看到希望,如果在漫长的准备过程里,你终于学会了如何令自己快乐,如何与人相爱,如何找到幸福,那就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运用你的所学。 我们可以用拒绝传承苦难来结束苦难。 并用决心只传承幸福来增进这世界的幸福。 坦白说,要让世界发生真正的、深刻的改变,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学富五车,都完成社科理论上的准备,都完成全套的公民教育。 需要的只是作为社会人口基础的大多数人都接受生活的启蒙,激活趋乐避苦的动物天性,摆脱麻木愚昧,以延续痛苦传承的生育观念为信仰的牲人状态,作出“不快乐就不生育”的人生抉择。 并在建构新秩序时,以“是否能让我放心生育”为标准,去衡量每一项与己身利益相关的决策。 很多人说,中华沦陷区愚民太多,想完成社会变革是天方夜谭。 很多人都认为在沦陷区这样的环境里,不可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有能力建构新秩序的公民。 但人口基础是可以被改变的。 当不婚不育的年轻人聚居到对不婚不育者更友好的城市,当重视个人幸福,厌恶伤害链式家庭传承观念的年轻人搬往对他们包容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当暴君的剥削令盲目生育的家庭因贫困缩减子女数量,伤害链的人口基础走向消亡,而至少在局部地区,更适合新秩序的人口基础成为主体,在学会了拒绝痛苦的人群中,就会有人能学会寻获幸福,并把这样的经验、技能分享出去。 世界就是这样改变的。 由人组成的世界,将因人的改变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