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从小处着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海外华人动不动就是一个过渡政府,连兵都没有你建哪门子政府?我们之前用打火机烧配电箱,粉红笑我们小打小闹,现在燃烧瓶也有了炸药也有了,他们又不吭声了。政治与军事一样,都是高度实践化的学问。熟读战争论,却连最基础的小型伏击都不知道怎么组织,让他们排兵布阵,估计就是整个圆形包围圈,估计压根都没想过对向火力可能误伤自己人的问题。 没有真正带过兵打过仗,不能称之为军事家。没有真正策划组织实施过社会活动或地下工作,不能称之为活动家。理论与实践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河流。 比如暴力与非暴力。 聊到暴力,来不来就是对抗飞机坦克大炮到底现实不现实,对面有核弹怎么办?要么就是搞个大的,攻占县城,振臂一呼,各省独立…… 这是现在该探讨的么?我们该聊的是怎么安全保密的发展与联络,怎么囤积汽油等化合物,制作并藏匿燃烧瓶、汽油弹等工具,如何侦察和挑选目标,如何在破坏目标后消除现场痕迹进行反侦察等等。 聊到非暴力,动不动就是全民上街再现六四,绝了,最该做的不是应先在你们已经被渗透的千疮百孔的圈子里挑选真正可靠的伙伴么?自己篱笆扎牢了,再研究怎么在中国发展地下网络,继而组织街头运动实施软对抗。 与武力派不同,防渗透是非暴力派的致命短板。而我们甚至都不需要用真正的破坏行动去考验成员,单一个九三阅兵前的燃烧瓶测试,就让渗透人员抓了狂。连这种低等级行动,领导干部们都没人敢冒政治风险批准,导致渗透工作前功尽弃。但换做非暴力组织,无论是坐而论道,还是上街举牌,特务们实施起来都毫无压力。 如果不能防渗透,就不能有效的开展地下工作,非暴力运动就只能停留在外网舆论里写文章做节目,或上街喊一喊……仅靠这些,翻不了共产党的天。 再比如推墙,怎么削弱墙国的言论审查? 大家献计献策,呼吁呐喊也有年头了,好像作用不大,墙越建越高,审查也越来越变态。是不是该换个做法了? 等我们的实力过了那个门槛,时间上也到了以人员为目标的阶段,我们可能会拿网信办和各大网络公司开刀。 管你是政府机构,还是腾讯新浪字节跳动这些巨无霸公司,上至领导老板,中至高管,下至员工……所有人员、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目标。这种打击可能远比政府的罚款整顿惨烈,我建议相关负责人到时不要抗拒我们的要求,当我们发出具体要求的那一天,绝对是有把握让你再也花不了万贯家财的那一天。 建立一个平行世界取代旧世界,不仅仅是用新的社会、思潮、方案……去取代旧的,其实也包括用新的权威取代旧的权威。 这种权威表面看是行政权威,是影子政府,但内里的逻辑是强制力,是对旧政府垄断暴力的打破与取代。 换言之,你需要有意愿与能力,惩罚敌对者和抗拒者。
美国会步罗马共和国的后尘吗?中国的民主转型能彻底吗?我曾以为独裁专制只是落后的社会形态,终会被文明潮流淹没。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除了老生常谈的经济社会等原因,原来人性弱点,亦是专制的温床。犹如渣男的甜言蜜语更易俘获芳心,群众和精英也更易被独裁者们拉拢。所谓权力制衡,在拥有巨大声望、财富、民意支持的个人面前,往往不堪一击,特别是当军队也站在这些人身后时。 我认为,对于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人来说,罗马共和国的覆灭应当是一节必修课。 拥有悠久法治和制衡传统的罗马共和国,作为过去的灯塔,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熄灭的?不了解这段活生生的历史,没看过这幅深刻的历史画卷,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可能都会过于空泛和抽象。 在那个年代,罗马人已经把对暴君的防范做到了极致:公民大会、元老院、护民官、两名执政官的相互牵制、对军队指挥调动的节制、令后世惊叹的严谨细致又庞大的罗马法体系和无数精英律师…… 罗马共和国,就是古代的美国。 然而,这一切都挡不住共和国的覆灭。军队擅自渡过卢比孔河视同叛国的传统看似是不可逾越的雷霆禁忌,却在第一名下水士兵迈开的第一步面前,静悄悄的倒塌了。 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并不是从凯撒开始,在他之前,苏拉等人就已经挖了共和国的墙角,千疮百孔的共和之柱,只待最有野心又最聪明的人,来推最后一把。 那些拥有巨大声望、财富的人,当他们用收买、许诺来拉拢群众和精英时,当他们广植党羽安插心腹时,所谓的民主政治,所谓的权力制衡,有时显得多么不堪一击。 你们需要投票才能授权?没问题,群众支持他。 你们需要议员、法官去制衡他?不好意思,精英们现在已站在他这一边。 至于那些老政敌?可能不用出兵就已经被愤怒的群众收拾了。为什么?因为暴君常玩的诡计就是把自己打扮成阴谋的受害者,借此挑动群众的怒火。 如果这些人再利用军事胜利为自己赢得无上荣耀,令军队也坚定站在身后,那试问,当他们要覆灭共和制度时,谁能挡住他们? 有时就连刺客都不行。刺杀凯撒只是共和国最后挣扎的哀歌,凯撒的部将和盟友继续埋葬着共和,直到屋大维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同样的情况若出现在美国,美国能挡住吗?当原本以为不可能的情况发生时,当财富、声望、民意、精英、军队……都向一个野心家俯首称臣时,美国拿什么抵挡自己的覆灭? 川普支持者不要觉得我在暗示川普是这个野心家,川普显然不是。 虽然有此一问,但对美国的前途,还是可以乐观的,美国毕竟不是罗马。 但对中国,恐怕就不能这么乐观了。 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前景堪忧。 本应承担起责任的知识分子精英,相当一部分人,却迟迟克服不了自身缺陷。长于空谈、惰于行动,宁可一直安全的在线上割流量,也不愿在线下冒险行动,还喜欢用政治正确装点门面,在推翻一个政权必然无法回避的军事问题上,一味逃避甚至反对,在中国境内没有一兵一卒一枪一弹,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能力。就算你们把辛亥革命贬得一文不值,把孙文骂成汉奸国贼,单论人家实枪实弹的实干精神,就差了十万八千。 更差的是,许多人只有私交,没有公义,心胸狭隘,各种撕咬,一言不合就记恨在心,无论对方所行之事是否公义,也要想方设法破坏。但一遇到那种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能把情绪价值给他拍满的人,比如周恩来这种社交高手,又一个个心悦诚服甘作帮凶了。 这样的人组成的反对派,能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吗? 历史关口,最缺行动人员。 知识分子中,知行合一能文能武者太少,少数勇于行动的理想主义者,往往又是第一批倒下的人,那些精致利己只喜动嘴者,又总是不愿填补上去,把行动拱手让给那些草莽。 等那些草莽建立了政权,这些“读书人”又要感叹什么原地踏步专制循环了,试问当初要真刀真枪拼杀时,你又躲哪里去了?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你不动手,光靠嘴吗? 像我们这样愿意去行动又心存宪政理想的人,随着斗争的残酷化,可能会先后离开,我们不在时,面对当局和草莽革命者,手无寸铁的你们,想好怎么办了吗?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伦理?需要怎样的反抗阵营?需要借助哪些群体的力量?只要诚实正直的君子吗?只依靠异议、维权、媒体、NGO…等进步力量吗?要像历次革命那样联合各路黑帮乃至朝廷鹰犬吗?需要“纯洁”队伍吗?需要平衡善恶吗?我们要的究竟是一场净化道德的宗教运动,还是海纳百川的社会运动? 我向来反对无原则的妥协与“团结”,有的人有的圈子,是没必要对其无底线退让来换取团结的,如果要打造一支有代表性的反抗组织,则更是如此,包括其领导层,应尽量志同道合诚实正直(对人性弱点也要理解宽容)。 如果连最有代表性最有可能成功的反抗组织,其领导层都没有足够含量的诚实正直品质,则整个运动会被领向何方?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但对整个运动,以及参与运动的人来说,我们不能用泛道德主义去指导政治实践,并以此为由搞什么“纯洁队伍”,这些始于狂热终于卑鄙的操作,到头来无一不演变成排除异己的悲剧与闹剧。 作为运动或组织的领导者,在把握总体方向不变质的前提下,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实力才能落实目标。而组成实力的,不止有光明,也会有黑暗,不止有台面上的呼吁和呐喊,也会有台面下的脏活与交易。孙中山黄兴等人,不与外国做些交易,哪来的钱和枪,光凭募捐?不靠洪门会党这些“黑社会”,哪来的足够人力发动起义,单靠书生? 再比如我们许多人认识的已离世的华涌,其生前有许多胆大妄为的计划,包括绑架黑产老板筹集经费,这是否就能将其从反抗者定义为恐怖分子?现在许多人抨击的某位“假庇护经济犯”,据我所知,为华涌提供了不少经费,那么华涌将其用作革命经费,又要如何评价?革命经费只能干干净净,君子们是这么认为的么? 嘴巴上当君子是容易的,十指不沾阳春雪,把自己羽毛梳理得光鲜亮丽也不难,但行动上真正做事的,做的越多越深入,越明白现实的游戏规则有多残酷,明知如此却依然去做,哪怕为此承担恶名,这些人,在我看来,更具有内在的道德勇气。 然而越是做事的人,越常被责难。言论当然是自由的,做事的人也不应对外界批评如临大敌。但责难他人的人,是否也应该自己去做做实事,体验一下其中的难处,免得自己的批评如空中楼阁无的放矢? 比如我们那些在中国境内承担巨大风险却自愿参与地下工作的兄弟,哪一个单拎出来不是响当当的英雄好汉?那些敲敲键盘就冷嘲热讽之人,你们是怎么好意思像小丑一样在那儿指手画脚品头论足的? 国内的人直面抗争是可贵的,海外的人利用安全的环境更大的活动空间去做事同样是可贵的,无论他/她们是为国内发声、还是针对中共的经济、政治、军事…进行分析评论、是参加或组织示威抗议等活动、还是记录时代的人与事……都是在汇聚抵抗极权专制的洪流。 而这些人,却面临着最多的责难。有的责难,是合理的质疑与监督,有的责难,却是恶意的诋毁与污蔑。 除了公共领域的责难甚至构陷,面对个人生活、感情、家庭……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们却依然要分心去处理,在那些你看不见的地方,他们可能已咬牙坚持走了一段很长很远的路。 我们都会讨厌一些人,抨击一些人,但有时,我们也应尽量心存善意。即便对于中共当局,无论会有怎样的残酷斗争,但对其中的个体,即便曾是你做梦都想干掉的政治对手,时候到了,你该和解还是得和解。 作为政治活动者乃止未来的活动家,你需要有这个胸襟。 而反抗运动本身,也需要让人看到胜利的气象,这气象不来自于天天悲情呼吁的受害者心态,也不来自于净化队伍挥舞道德大棒的狂热,而来自于沉静,一种沉着冷静海纳百川的,“天下人”器量。
中推果真各种X。盛雪单挑张淑凤、伍雷舌战众金刚、十二热狗酿惨案……一圈下来,每个人都义正严辞甚至义愤填膺,且对立双方的情绪都不像装的。对各位看官来说,我推荐你们一部电影:《罗生门》。真相的绝对与相对、主观与客观、以至真相与沟通的关系,都可在电影中触发些许思考。我也有经历过因沟通导致的关系破裂,深知沟通极易误解,误解又常被错当真相。 在《罗生门》中,一起凶杀案的目击者和相关人物——强盗、武士的妻子、武士的灵魂以及樵夫——各自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故事版本。每个人的讲述都受到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和限制。 主观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动机——自保、羞耻、荣耀或其它……而客观上,每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角度、时间线……也会影响他们看到或听到的“真相”。主客观叠加,不同的人就会选择不同的叙述方式,导致说出的真相无法一致甚至截然对立。真相究竟是什么?若没有能令公众作出一致判断的确凿证据,仅靠口头陈述,有时似乎无人能给出确凿答案。 这种现象在日常沟通中同样常见: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背景、情感和意图去解读和表达信息,结果导致同样一句话,在不同人耳中变成不同的版本。 比如你的领导或同事,对你说一句:“你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在不同人耳中可能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有人高兴觉得是鼓励,有人却愤恨认为是批评。每个人对语言的理解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也受到环境乃至参与沟通者本身身份等不同因素的影响。 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每个人成长环境不同,心理的雷区、戒备程度不同,沟通时的心情也不同……同样一句话,对不同的人说,在不同的时间说,可能都会触发不同的观感,甚至被认为含有恶意。 我曾在一次沟通中,因为等待时间太长,又不好直接说,便用半开玩笑的方式调侃,结果直接导致关系炸膛。事后回顾,应该是踩到了雷区,让对方觉得形象被那句话描述得很不堪。虽然我根本没那意思,但没有考虑到对方这方面的禁忌,被炸也只能认了。这种时候,即便你平常把对方看得很重,哪怕愿意为其炸了地球,也救不回来了。 无论是在线聊天时的一个标点,还是线下面谈时的一个眉头,都会被不同的交流者作出不同解读……这实际上揭示了一个常见现象——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极易失真。 这种失真,除了上面说的,受到不同立场、动机、情绪、认知……以及不同位置、角度、时间线等因素的影响外,还有一些其它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比如科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在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下,可能会发生无意识的篡改或错位,而这种改变并不是当事人有意为之,他/她并未意识到记忆已发生偏差,故而会坚定不移的认为,自己凭记忆讲述的过去才是真相。 所以,我们在追寻真相过程中,既不轻口供,也不能盲信口供,而更应以证据为准绳,当证言与证据冲突时,以证据为准。 当然,在这个立场先行撕逼满天的环境里,你就算拿出证据,很多人也会无视。比如我自己的故事,任何有正常智商和常识的人都能作出正确判断,还不是一样有人恶意诋毁,还要定期定时来辱骂🤣……我都不知该怎么劝了,只能用玄学善意提醒:算命大师说了,我是新政权缔造者之一,所以别白费心机了,还是当心你们自己吧~ 总之,《罗生门》不仅可以归纳为一种现象,也可以概括成一种效应,它揭示了真相的绝对与相对、主观与客观……的高度复杂的二元性;它提醒我们,真相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重视角交织而成,而陈述各自视角的信息,又会在传递过程中因加工与过滤而失真。有时,不沟通就没有真相,但一沟通,也可能立刻就踏入了“罗生门”的迷雾。 尽管过程充满挑战,但我们仍要努力沟通并追寻真相。无论是对朋友还是敌人,还是对第三方,有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是否真的理解了对方的意思?对方是否也理解了我的心意? 或许,这正是走出“罗生门”的第一步。
由于时差,没参与这场空间讨论,不过听了下录音。这种讨论,当然事后少不了质疑与批评,以及聚焦在嘉宾个人身上的声音,比如打倒周锋锁打倒李老师……这中间还提到了今月。说“打倒”不算夸张,因为这些批评自然不是为了帮助当事人改正,而是为了彻底否定。有的批评,还算有的放矢,有的批评,则是断章取义。一些附和者也不愿自己去听听上下文语境,就开始跟着批判。现在节奏都这么好带了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见识及性格上的局限性,在这种公开的即时的讨论里,有些话说错了,或者有些观点本来就不对,亦或是情绪波动导致口不择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揪其一点不论其余,也不管人家平常做的事有没有可取之处,就全盘否定一棒打倒,这到底是去讨论问题,还是要批判个体,或只是秀秀优越?发泄情绪? 大大小小的空间讨论,给了中国人一个难得的自由交流环境,在不断的议事中,为将来议会的诞生提供了孕育的土壤。议会议会,就是要各种议,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非议。对方若果真是恶人,那别说质疑了,搜集证据送其入狱都是应该的。但平心而论,有些人真是这样的恶人么?反过来说,即便是真正的议会,各种非议和诽谤恐怕也是常态,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对此应当有所准备和磨练。 今月一事上,我支持对肇事者的质疑、批评和追责,就像很早前说的那样,越线的人,理应付出代价。但是,有个逻辑我们要明白:不是好人当然也可以批判坏人,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批判坏人的人不一定就是好人。比如那个批斗纽约时报,跟批傅希秋,把自己打扮得很正义的赵兰健,但凡了解点他的人,就知道其人是个什么底色。我们追究网暴今月的责任人,应用扎实的证据说话,同时也不应逼人表态。比如李老师那个账号,定位就是传播国内新闻,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共当局,不愿就民运圈内部表态置评,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立场,没为甲发声也并不代表就站在乙的一边。这方面类似的情况,以后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对此应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包容。 还有一些批评这些讨论是和理非老调重弹的声音,我个人是不太赞同的。这些朋友都知道我对和理非的某些观点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但我并不主张停掉和理非,相反我很清楚和理非同样是对当局施压的重要斗争方式。就像一阴一阳一文一武,我批评的更多是张文废武只阳不阴,只择其一而忽视甚至否定另一方的作用。只有文武并举,才是取胜之道。 而且作为公开的公众人物,在武的方面比较谨慎有所回避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真正做起来你就会知道,有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还不是共产党的针对,而是所在国的限制,你要真搞点什么,可能不等中共出手,所在国政府就已经来摁住你了。 有的事,不便做,做了也不便说。就像我手头有些东西,就不便公布,当然我以后肯定是要找合适时间公布的,到时大家就知道,我们这些人干的事有多么胆大妄为,大概能够得上你们定义的武装革命了。 只是不知,对极少数借武装革命故意攻击他人的人来说,你们—— 有胆儿加入么?
有的人,对党国畏之如虎也就罢了,居然还由此引申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说法,什么中共是中国人应得的福报,应让他们关起门自己玩,反共没意义个人脱支才是真反共……这些奇谈怪论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那就是中共无敌反共无效。有一个常识本不想提,但这些人太怂了,也许是时候让他们恢复常识了。拿徐炎钧为例,堂堂十几年的老国安了,都处级干部了,犯起蠢来比普通人还蠢,自己把自己的资料全丢给苹果云了,方便美国政府一键取证了属于是。 类似徐炎钧这样的官员,很多,很多,很多…… 之前我就说过,他们这个群体,近亲繁殖拉帮结派腐化堕落一个都不少,素质参差不齐,有厉害的,也有草包的,后者居多。在外人面前,一个个面色深沉装逼得很,真的亲临一线,金口一开就露了馅。 在海外,没了众多科技辅助,没了随心所欲的数据调取,那更是拉垮,只能在交朋友一栏里深耕,玩一玩威逼利诱的老把戏。要是在电信等部门交不到朋友,那想调取目标资料,可费老劲了。 那些或主动或被动,帮助党国塑造无敌神话的人,还当什么反贼,直接去当网评员好了。 至于那些谬论,其实都不值得费力一驳。你把中共换成纳粹法西斯,那些说法的可笑自然显现。难道人类应该天真的幻想让纳粹们关起门来自己玩?反对纳粹法西斯没有用,没必要反对,个人逃到国外照顾好自己就够了? 这么一换算,那些论调的荒谬程度、极度自私、不负责任……就无所遁形了。 常言道,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其实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原因之一,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常被人忽略的常识—— 革命者往往比当局可怕多了。 这个可怕,看你怎么理解,你可以理解为更能干更精明,也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 确实,路线错了,革命者可能几十年都在原地打转,但一旦路线对了,上道了,革命者比当局要可怕多了。 虽然前期会不断遭受损失,但在一次次的学习总结中,革命组织的严密程度也会逐渐进化,过了那个临界点,那就根本不是专制当局的秘密系统可以相提并论的了。当局养的那些人,求的无非是一个养家糊口或者立功受奖,前期又无性命之忧,长期养尊处优,结果就是退化到极度依赖科技辅助与特情线人。反观革命者,除了坐牢不乏性命之忧,压力之下进化也快,而且很多人就是出于理想理念,跟当局拿钱养的那帮人,本就不同。 所以我们能看到,但凡那些专制国家,是由长期博弈的反对派主导推翻的,那么后者的秘密网络,水准一定远超当局的秘密警察。 再说点政治不正确的话,如果革命者没那么和平,想要杀得当局人仰马翻,那太容易了。单单就那漫长的交通线,当局守得过来么?革命者心狠一点的话,搞出些死伤惨重的大新闻那简直不要太容易。还有那些配合当局作恶的人,比如某些公司高管,处理他们不比攻击军营容易多了。在民众中散播恐慌,会严重打击当局的统治秩序与威信,这种革命恐怖主义对颠覆政权的特效作用,当年共产党的老祖宗列宁就已系统论述过。 若不是为了文明进步,只是单纯改朝换代打江山的话,并没有难于上青天一说,反贼若无底线,要搞死当局,杀到他们崩溃,多的是阴招。 别说什么共产党杀人如麻有多可怕,当年他们是反贼时,也比当局可怕,但现在他们成了当局,有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和官僚系统,已经没办法回到过去的造反状态了。 所以,那些怂人,一天到晚在怂些什么? 那些协助中共作恶的人,最好尽快恢复那个历史常识。 之所以共产党现在显得更可怕,纯粹是因为新一代的反贼,目标更高尚罢了。为了实现文明进步,大家不想再重复原地转圈的改朝换代了。否则中国人再来一次传统意义上的造反,能杀到共产党的徒子徒孙们在未来一千年里都肝颤。 但既然反对共产党这个法西斯犯罪集团,我们自然不能再做法西斯。 总之,别怕,该怕的是他们。 我们要做文明人,但不能做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文明人。
慵懒的阳光,适合发个呆。突然觉得在澳的生活有点封闭,接触的人大多跟政治有关,过于单一了。考虑花钱上个学,学习之余还能认识不同族裔的同学,除了苦大仇深的政治,生活中的快乐也应该多拾捯拾捯。当然,这不是说同志们单调,现在我们的同志,有懂编程的、爆破的、无人机的……人才组合丰富。当局对我们的爆破专家尤其上心,上了很多手段,这场汤姆抓杰利的游戏犹如电影桥段般惊险,以后有机会会讲。 小粉红当然对此嗤之以鼻了,我们每发布点东西,他们就会跑去发布一些自以为幽默实则低龄低智的言论。发个点火紧张出错的视频,他们大笑那是小孩子放烟花,发个手枪射击视频,他们说都是假的塑胶袋都没打穿……果然都是上帝视角还能看到塑料袋底部穿没穿。 当局对涉枪行为的重视程度,有的小粉红是装作不了解,有的则是真的一点概念也没有。那个视频一公布,专案组就会成立,或并入到已有的V字旅专案侦察里,然后一帧一帧,反复回看。但凡了解点政法系统有点常识的,都清楚有的事有多敏感。 我在想,等哪天我们发点燃烧瓶,或是炸弹呢?粉红们会怎么嬉笑否认?或者,直接炸了某个地方,亦或是…… 不过也别慌,我毕竟受到很大限制,有的事不会做,做了也不会说。除了所在国的限制,还有策略上的考虑,我自己的理念和追求也不支持某些事。恐怖主义与暗杀狂热,很早之前我就表过态不支持,通过武力施压争取和平转型,是各方都代价最小的路径。 但小粉红也别会错意,觉得我是温良恭俭让的书生。有些粉红傻乎乎的在那戏谑留下大名,有些则采取了某些毫无意义的攻击性动作。我们正在推进建设自己的情报系统——秘密组织中的秘密组织,并已经开始了对当局的渗透,虽然我曾说碍于资源限制这一工作会后期开启。 我们会找到所有对我们实施了进攻性敌对行动的人,并依轻重缓急进行处理。我曾非常善意的提醒,不要卷入一场本可置身事外的斗争,这场斗争未来可能会变得血腥起来。我在克制整个组织避免开杀戒,因为万一避无可避,我们固然会遭受严重损失,但某些人同样也会被杀到妈都不认识。 虽然我表现得比较“好战”,强调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但我也非常清楚暴力可能带来的法律及政治方面的连锁后果,一个人必须同时了解暴力的作用与后果,才谈得上正确的评估、运用及管制,才谈得上真正客观审慎的处理有关问题。 同时,人性是复杂的也是可怕的,手握暴力而保持克制,需要的不仅是理念,还有巨大的意志。我承认在看到某些事某些人时——包括某些厚颜无耻的五毛头子,内心曾闪过杀念,这种杀念需要很大的能量方能压制。有的人,将来也许能体会到那种他人生死在你一念之间所带来的内心冲突。 所以,也许我需要认识一些不那么政治化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亲情、友情和爱情赋予我更多人性的温度。 我想,每一个从事反抗运动的人,多少也需要点这些。
关于现金的秘密交接:之前聊地下工作,提过要讲下这一块儿,配图则是我派驻泰国期间,在掩护公司刚开始接触现金交接的记录。现金交接有多种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但也算常用的了。此方式完成交接需要三个人,我们以A、B、C称之。假设,A与C是交接双方,则B是协调者。现金汇总在C处的话,A要去取,则由B分别联系两者,但A与C也互有联系方式。 B确定时间,分别通知A与C,并由A提前随机抽取纸币一张,将纸币编码(单号)拍照,发给B,B记录备案后,再发给C。 A指定地址,并直接发给C,不通过B。 到了约定的时间地点,A出示之前的纸币,由C核对编码(单号),核对无误后,将现金交割给A,然后双方迅速离场。 现场不清点金额,而是由A带回安全地点后再清点,若金额有误,则由C负责。 清点后现金入库,A告知结果给B进行登记,该次现金交接完成。 这就是现金秘密交接的常用流程之一。当然,一开始,会比较严格的走流程,但你们都懂得,等ABC相互间成了熟人——则什么流程都成了走过场。 所以重要的金钱交接,有的岗位,人比较固定,有的岗位,则人比较流动,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换个新人。ABC这种组合只要来了一个新人,则流程又会重新严格一阵,直到大家又“熟了”。 我要额外说的是:对抗专制极权的地下工作,可不能犯上面这种毛病,相互一熟络就开始走过场,流程都成了摆设。 当局可以这样,反抗者不行,干的越大越不行,前者犯错,可能无人追责,后者犯错,后果可能很严重。 对反抗运动来说,地下工作的要求与纪律都需要有更高标准。 别怕麻烦,造反这种事,脑袋别腰上,怕麻烦的,就别玩。 但是我可以确信的是:如果反对派真的能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能在与秘密警察的较量中占得上风,则夺取政权,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纵观各国包括东欧剧变中的反抗运动,许多领导人都富有先见之明和必要常识,能认识到在对抗极权时地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并组织专门的学习,培养专门的人才。对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反对运动在这方面就稍文弱了些。抽空我会先讲讲地下工作中现金的秘密交接方式,今天则先从整体上厘清一点问题。 早在2020年,我在V字旅第一个视频《武装革命个人准备工作的三个方面》里(有兴趣的朋友可回看下:),就讲到了双方的优劣势,包括中共维稳的一些新旧特点,旧的比如人力谍报上的丰富经验,新的比如大数据网格化维稳。由此提到了三个需要注意和锤炼的方面:信息安全、野外适应、数据建档。 当然,这里面有的内容比如野外适应,是针对准备武装活动的人说的,是要求他们直接跳出当局维稳力量最强的城市,跳出天眼大数据网格化维稳的天罗地网,直接转到对手力量薄弱的地带;再比如针对漫长的交通线进行防不胜防的破袭活动……以上这些并不适合目前只打算以地下工作实现社会链接与动员的较温和的反对派人士,所以我后面也会为他们稍作调整。 我今天要厘清的首要问题,是对待中共秘密系统的正确态度,你也可以推而广之,视之为对待整个维稳系统的正确态度,那就是: 既不轻视,也不神话。   不轻视,是因为秘密系统里确实有很多能人,不单有阴险狡诈之辈,也有智慧甚至私德颇能服人的人。再加上西方传来的各种现代科技加持,中共当局把数字极权算是玩溜了。在锁定个体方面,他们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切不可掉以轻心过于轻视。但这不是我要强调的重点,因为对中共数字极权的畏惧,早已深深植入许多人内心,令他们恐惧到甚至不敢动弹,这是完全没必要的另一个极端,也是我们要彻底打破的神话。 以下强调👇   不神话,是因为秘密系统与党国其它系统一样,都深受专制体制固有的弊端困扰,且根本无法自行革除。比如特务系统,除了腐败,还有两个普遍性因素一样对其影响显著。一个因素是派系,不止警官之间有派系斗争,会相互倾轧,他们监管的特情们——各类线人、特工、间谍……也会因派系斗争上下沉浮,不是受到重用就是受到排挤。工作能力并不决定一切,你是谁的人,你属于哪一派,有时反而决定了你的命运。另一个因素则是僵化的官僚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一线的人往往缺少足够的权限,常常大事小事都要上传下达让领导拍板,而领导们为了仕途,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就导致工作中一些突发状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应,“反射弧”过长。所以特务们在面临一些重大问题时,很难当场拍板,不得不打哈哈拖延时间,因为他们需要得到上级的指示才敢作决定。 腐败就更不必说了,我个人签6万的经费单子,能真正拿到手的,有两万就不错了。警官们碍于审计,各种自己报销不了的经费,都拿来让我签字,挂在秘密经费的账上,连款待北京领导的吃喝费用,退休警官的飞机票(退休警官有的也会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但有些钱难以审计报销),都算在我头上……我想我的老同行们应该对此深有感触吧?是不是说多了都是泪? 中国的警察系统,也有近亲繁殖现象,不止有什么父子都是警察甚至都在一个系统这种血缘关系,也有上面提到的派系裙带。这就导致相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乃至整体偏低。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有的事甚至难以置信,比如我未涉足秘密工作之前,受各种文学影视影响,觉得这些人应该都是专业大牛厉害非凡,实际接触下来,才知并非如此。有些工作上最最基本的东西,比如死信投递,密码加密……居然是我在教他们!尼玛的你敢信?单表替换或多表替换这些加密常识,普通人也许不清楚,但你拿去问中国安全系统的警官们,一样大把的人懵逼。更别提写时政文章了,就我这种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水平,就算把全国的国保警官拉出来,恐怕也没几个能达到,很多人能把一般的作文写通顺就不错了。至于诗词,呵呵呵呵。 说完人,再说令许多人畏之如虎的数字极权,什么天眼大数据网格维稳……说实话,这些新名词代表的东西其实并不新鲜,以德国为例,别说东德的斯塔西了,纳粹的盖世太保早就在玩类似的了,把异议人士甚至整个社会人群,分门别类按区划分,不就是网格化管理维稳的早期形态么。无论是街上密布的监控探头组成的天眼,还是网上你的各种痕迹轨迹形成的大数据……是很强,但也不是无敌的,你要想刻意规避,并非难如登天。我接触过情报中心的数据联动,比如一个手机号码输进去,你的身份户籍地址工作……连你家煤气用了多少都一清二楚,那又如何?黑市上很多个人信息就是官方流出去的,比如许多收债公司找人,那些个人及车辆行动轨迹哪儿来的?这些我也接触过,所以知道若目标们真想躲,拿到这些也照样不好找。 所以,别轻视,也别神话,心要细,胆也要大。 总之,无论是和理非还是武装革命,对政治反对派来说,没有成功的地下工作,就没有成功的政权颠覆。 切切。
这个企业主提到的中国境内政治结社的困难与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代表性。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广泛又常见的沮丧情绪:在极权监控下,中国没有地下结社和活动的空间——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以自己发展中国境内秘密组织的经验讲下这个话题,顺便说说中共当年地下党的做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要想完全阻止在中国境内发展秘密组织,做到一条就够了:拦截并破解所有通讯。而这显然不可能。你随便下几个加密通讯,就足以对抗国家机器的破解。当然也不是这样就高枕无忧了,一会儿说。 先说那个企业主提的问题。他去发展团体,但觉得年轻人一则又悲观又极端,二则缺乏行动力与合作态度,所以他很迷茫。 我说点可能令他意外的话:幸亏你没发展起来,不然这些年轻人早晚得交代在你那儿。 换做是我,不会参与这种团体,参与了,也不会行动。为什么?很简单,这些团体没有一个能逃脱秘密警察的视线,都是池子里的鱼,养到能立案了,就会被警察拿去宰掉用来立功受奖。 要记住,自从有秘密政治警察这个职业以来,通过合法团体顺藤摸瓜查找异议分子,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手段之一。 所以,对国内有的人,我不建议他们搞小团体,假借各种合法名义实则搞政治活动,以为如此便可骗过当局……没用,别当对手是三岁小孩。我甚至不建议他们去接触那些出名的,或任何已在当局视线内的异议人士。你去接触,极大可能会暴露自己。 但有的人请随意,因为他们走的是公开斗争路线,不怕暴露,也不怕承担对应后果。这种,也是斗争方法之一,我不反对,自己想清楚就好,不是每个人都真的能承担那个代价。 我在中国境内发展组织,不是让人去送人头的,而是隐蔽下来,搜集情报,伺机而动,通过物理行动,尝试给予当局实质性的打击与压力。 所以,这个组织的严密程度是罕见的,连我都不知道中国境内成员的真实身份,更别提他们相互之间。就算把来往电邮都摆在警察面前,他们想确定对方身份恐怕都得费一番老劲儿。 当然,这样做除了安全,也正像我之前所说,是给新人们一个来去自由的机会。任何想退出的人,随时可退出,不必担心被报复。而我们,只需留下意志最坚定的人——兵在精。 很多人视造反为逆天改命之机。没错,赌对了,不止你,可能连着几代人命运都会改变。但造反可不是谁都能做到那个份上,中途退出淘汰的太多了,能坚持到最后的,都是牛逼人,改命只是附赠福利了。所以,有人悲观退出,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以前我说过警察破案,无非靠人力侦察和技术侦察,前者就是各种特务线人,统称特情,也包括走访摸排等等,后者定义可宽可窄,宽的话摄像监控也算。 人力侦察方面,我是不担心特务渗透的,数不清的投名状在等着他们。基本到第二关,他们就全卡住了,只能拖延,或找借口变通一下。没关系,变通可以,那也得给我整点东西出来,只要整出来,你是哪儿的特务都没关系,假装不知道就完了。反正每个人都是独狼,谁也出卖不了。 这里面有条很简单的计算标准:如果这个人是特务,他报告当局带来的损害,与他执行我们投名状带来的收益,哪个大?前者大,止损断联;后者大,继续游戏。 我可太清楚特务工作的底线在哪了,所以对不起了各位,让你们第二关就这么难熬。当然,这个底线会根据威胁变动,比如英国人为对付爱尔兰共和军,甚至允许他们的关键间谍杀掉自己的军警……这恐怕是间谍边界线的天花板了。 这种特殊待遇我倒不担心,我们又没开杀戒,不至于,就算有,也别想在我这儿轻易蒙混过关。说到这儿,我不禁想到将来会给我扣的帽子。假的、骗子……这些帽子已不好使了,事实可不好扭曲,我的黑料也不好搜集杜撰,将来能拿得出手的,大概就剩恐怖分子+残暴的恐怖分子了。之前公布了两个新兵点火,紧张出错的视频,他们就开始定性这是恐怖主义,可见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按捺不住了。我要以后真取了谁的命,那完了,这帽子得叠成千层糕。 想起以前有女人说,我这人,表面硬邦邦,内里很柔软,对人无恶意,就一大男孩。不知为什么,女人似乎看我比男人更准更快。我这“恐怖分子”其实不恐怖,真的,王婆卖瓜一下。 扯远了,再说到技术侦察。这个我倒有担心。本以为protonmail的加密通讯足以,但最近收到的信息令我略感震惊——当局竟凭技术手段成功缩小了查找范围,离我的某些成员蛮接近了。所以,别大意。翻墙软件、路由器、输入法……等等都可能成为安全漏洞,务必留意。最好,整个海外版的苹果,别下国产软件,用于安全联系,且没事别乱带,在安检口遇到查手机的,难保不得自己乖乖解锁。别图方便用邮件app,网页登录,用完退出,随时清空邮件。 我开头还说要讲讲中共地下工作的一些东西,比如交朋友、建阵地、扩外围的常规三部曲,中共的地下组织比很多人想的更绵密,脉络层次也很清晰,核心的领导与骨干隐蔽指挥,外围才是锋线,且花样繁多,而学习社,就是外围的一种。 写到这儿发现篇幅不够了,改天再聊吧。发展地下组织是个大学问,希望更多人能掌握它。
盛雪这事,透着点怪。我不赞同盛雪的很多言行主张,但要说盛雪勾结国保出卖资料,这一点有些不合常理。 虽说国保会有些空降的草包领导,但很多具体业务仍是由有经验的老警察在经办或参与。是,肯定会犯低级错误,但有些基本工作原则,不大可能明知故犯。比如——对特情的保护。再细化一点,就是对特情的掩护,遮蔽或混淆情报来源,以最大程度上不让特情受到怀疑。 为了实现这层保护,在许多行动实施之前、之中、之后,都可能开不止一次的会议,或小范围的讨论,来识别可能的暴露风险并加以规避。世界上任何作情报工作的组织都对风险高度敏感,特别是自己情报人员暴露的风险,更是重中之重。 像故事里这样的描述——寻求庇护者只把材料发给了盛雪和她的代理人,结果四五天后国保就上门,还专门把一模一样的申请材料摆在寻求庇护者面前……导致该人自此对盛雪咬牙切齿愤而爆料…… 这情节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如果盛雪或该代理人是国保的人,国保又怎么可能这样做?还特意把材料摆在人家面前,生怕对方怀疑不到盛雪及其代理人头上是么?这都不叫低级错误了,这是故意扔自己乌纱帽呢。 更可能的几个可能是: 该人的网络活动本身就已被监控,或盛雪与其代理人的邮箱等已被攻破。 公安通过技术上的侦察,或要求相关网络公司提供配合,从而得到了当事人发送的邮件副本,再打印出来,上门质证,故布疑阵。 你要说,难道他们不怕当事人想到这是故意为之吗?他们还真不怕,事做到这一步,怀疑的种子已撒下去了,当事人无法直接求证鉴别,就算想到了,也只能任由怀疑的种子一天天发芽,终有一天,会忍不住对外透露。 说简单点就是:即便手段很低级,他们也不认为你们有这个智商和定力能免疫。 所以,我为何不看好所谓抓特务运动,话说糙点就是——太业余了。在社民党我就见识了各种抓特务,社民党之外,那就更多更离谱了,包括那个抓特务专业户刘刚,总体而言,八个字就把他们概括了:捕风捉影盲人摸象。 你若没真正走过那个流程,没亲自经手不同行动从策划到实施的各个步骤,仅凭自己是国保的工作(镇压)对象,或与公安有些业务往来(重庆这种人我认识太多了),或哪个部门的谁谁谁是我好哥们……就觉得自己具备某种经验或专业,能识特务抓特务了,那只能说,普信的人群里,又一个蛇精病诞生了。 对海外反共运动来说,由于缺少足够的人才和资源,目前还远未到能抓特务的阶段。首先要学会的,是保密,不让自身行动因泄密而处处被动,才算得上立于不败之地。等到人才和资源具备了,再考虑主动出击,反向去渗透和侦察。必要时可能还要建立民主阵营自己的情报系统。 但现在,很多事还为时过早,因为海外这圈子里,烂事太多乱象频仍亟需清理。光一个政庇,就有多少上不得台面揭不得锅盖的丑事?真正有东西的人,完全可以自己去申请,又何必去求助那些组织,轻则受制于人,重则破财招灾。 虽然我们总在说,现代政治文明,不应将公德与私德混为一谈,但在实践中,无论在哪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参与政治或公共服务,私德仍是很重要的参考。德行是具有相关性和一致性的,说一个人私德很坏但公德很好,这种概率属实太低。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案例,其实主人公那些被人诟病的私德,更像是某种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的个人风格罢了,最多,把男女关系单独划出来,不过分苛责,已经算现代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包容了。 总之,尽量作个诚实和正直的人。 反共不是降低品行的借口,恰恰相反,面对一个本就爱栽赃抹黑的政权,反共,更需品行和风骨。
应朋友之邀,简要厘清一下对“和理非”及“非和理非”的看法和立场,希望有的同志不要为发泄而去攻击和理非提倡者。观点之争可以激烈,但不要偏颇。选择某条路线,不代表就要否定其它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很多因素是交错生效的。我批评和理非的某些观点,肯定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不代表我们的路线等同于鼓吹暴力流血。 反抗运动,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反对派政治,其博弈常态就是施压。如果说妥协是一篇文章的句号,那施压就是其中的逗号。 在中国的民主转型之路上,我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给予中共当局的压力不足。 而妥协方面,其实已经过剩了,愿意妥协,甚至明里暗里愿意投降的人已经太多,导致妥协本身,成了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共当局,或者说,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都不会与一个带不来足够压力的对手坐上谈判桌。 单纯的和理非路线,达不到足够的压力门槛。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非和理非的方式,补足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必须要“和理非”与“非和理非”共同施加,才能达到(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和理非”与“非和非”,因为非和平策略同样需要理性,甚至更需要)。 台面上的,公开的压力,很多都需要使用和理非的手段,无论是海内外的游行示威、抗议呼吁,还是协调国际舆论、外交声明…… 台面下的,秘密的压力,则更多的需要使用非和理非的手段,并且,常常要在和理非的掩护下才能完成,且要借助和理非的方式,完成后续施压,包括舆论上的。 单纯的和理非压力,或单纯的非和理非压力,当局其实都不太怕,只有二者结合,才能真正触动当局。特别是,必须让当局感受到非和理非的压力,才能促使他们坐上谈判桌并选择和理非的方式谈判解决问题。 这也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最好结果——通过施压,和平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 但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同时希望中共当局也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在西方国家面临着相当大的限制,很多工作不便推进,加上技术与实力的不对称,固然很难在军事上直接摧毁中共统治,但一个严密的全球性组织同样也很难被当局摧毁,在不断的学习、适应和发展下,它能给予中共的打击也会不断变强,并能与其它组织结成联盟共同施压。而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冲突变得更加常见,也许到了某一天,西方国家会从限制转为支持,那原本很多的不可能,也变得可能了。 江山、政权……说到底,没必要死守不放。对你们统治集团(同时也是特权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让中国和平完成转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避免流血,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若你们走出这一步,很多事情和东西,我们愿意不再追究及追回。若不信任我们,你们也大可以带着钱财定居国外安享晚年。 但若顽固坚持,堵死所有和平道路,那只能说,将来非和理非手段用得越多,留给你们的回旋空间越窄,最后的处理也会越严厉,而且极有可能,你们会被定为战犯,如此一来就算你们逃到其它国家,也会被追责。试想面对一个民主新政府的引渡请求,你们在世界上有多少可以立足之地?就算投靠昔日的独裁者朋友,没了利用价值,你们会有什么好结局么? 而对我们现在的反对派来说,需要做的,是让手里的牌,多起来,全面起来。不能说,我选择出这张牌,是因为我只想出这张牌,或者说,是因为我手里没别的牌。这样是可悲的,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几乎是必死的牌局。 拿住不同的牌,打出该打的牌,这就是既不同于单纯和理非,也不同于单纯暴力革命的,更加务实的——第三条道路。
伊朗政权更迭的经验得失,对中国确有一定借鉴意义。伊朗其实是个弱化版中国,机构间的权力斗争与制衡其实更利于反抗,所以才会有一轮轮大规模社会运动且激烈非常,而中国一次六四就基本偃旗息鼓了(白纸姑且也算上)。伊朗的海外“民运”跟中国的民运,演进与境况也差不多,所以,真没必要觉得中国人怎么这么不争气,真论起来,在造反次数和水平上,中国人已经算名列前茅的了。 各国流亡人士扎堆的,无非就欧美这些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吧,宣传的理念自是高尚的,但与专制国家之间,生意还得照做,合作还得照搞,所以都不支持颠覆他国“合法”政府,玩玩表面文章可以,别动真格别玩太大。而另外把握资源与话语权的,一个NGO,一个媒体,也是这个套路,揭露可以,鞭笞可以,疾呼可以……但除了义正严辞,真要玩颠覆政权的脏活儿,它们就不干了。 在政府、NGO、媒体的三方夹击下,逼得流亡人士们也不得不配合这场戏,或者说,被挂在这个已经高度产业化的链条上身不由己。 这就出现了两个现象: 一个,是必须站在道德高位上不断产出一篇篇文章,从理论上模糊那些颠覆一个政权所需的常识,将之斥之为不道德的,偏离宪政民主的,甚至从结果上就将其钉死成暴政的轮回。 一个,则是造成整个运动的贫血,进而导致内卷,诈骗泛滥。由于一味儿站在道德高地,导致不屑不敢不能去做那些造反需要的造血工作,无法造就和供养职业活动家,只能争抢有限资源,演化出各种利益撕扯甚至是诈骗,肥了极个别的伪君子。 这两个现象又共同造就了一个结果:民主反抗运动在组织上的极度孱弱。 理论家们争论不休,从总体的意识形态,到具体的操作路径,都难以达成一致,更难以结成一个真正有纪律的政治组织。 这种组织上的孱弱性,又催生出一个新的口号——“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作为一种博弈策略,是有道理的,褪去其学术化的外衣,其本质,其实就是游击战的战术思想之一。 但是,若把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术策略上升为总体的政治战略和组织战略,恐怕可以这么说——任何以去中心化为战略指导的反抗运动,基本都会以失败告终。 我想这点,包括香港和伊朗在内的很多社会运动,已经给出了失败教训。 中国民主运动的唯一出路,最具参考价值的范例,应当是美国独立运动。 我们不仅在政治上不能去中心化,相反,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具有高度宪政合法性的政治中心。这个中心不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一言堂,而是各方求同存异,克制自高自大,相互尊重妥协,具备高度共识的联合体。 这个联合体的成员,不是自封的,他们要么经过民众投票授权,要么经过斗争实际考验,须是公认的反抗运动的杰出代表。 只有产生这样的联合体,才能凝聚一盘散沙的反抗运动,才能发布令人信服的纲领路线,才能统筹高度敏感的资金财务,才能管制复杂激烈的武装斗争,才能渗透铜墙铁壁的党国腹地,才能构建一呼百应的国内影响。 最终,才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制宪会议,和首任国会。
从两个信号来看伊朗的政权更迭问题。这两个信号,一个来自以色列政府,一个来自前巴列维王朝王子。前者呼吁伊朗人民起来推翻现政权,后者声称已有一些伊朗军官与他接触以便接管政权。 很多人对这两件事很兴奋,但我认为这两个信号反映出的并不算什么好消息。呼吁人民起来作某件事,往往意味着喊话者对这件事并没有提前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手里没牌。而王子宣称有军官与他接触,其实也透露出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做什么相关工作,与现政权人员的联结也十分薄弱,直到局势变化才有人来接触,并且大概率,是投机分子的投机之举。 现实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双方打了几天,伊朗既没有出现群情激昂,也没有出现揭竿而起。 很明显,以色列出于某种原因,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各方面准备周详的,颠覆伊朗现政权的计划。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色列并不信任伊朗反对现政权的各种势力,他们既没有与前巴列维王子等海外反对派保持接触,也没有投入心力去扶植伊朗内部反对派,而是采用传统的国家对国家的秘密策略,渗透策反现政权人员直接服务于摩萨德等以色列情报机构。 这充份说明以色列一直以来的优先目标,都是阻断伊朗的拥核之路。这次冲突,也大概率是某些情报显示伊朗的核武器进程达到了某个阀值,让以色列政府(无论出于国家安全还是政治需要)觉得该出手了。只不过,行动异常顺利,直接打掉了伊朗政权多位重要人物,在解决核威胁的同时,让以色列看到了彻底解决伊朗政权的某种可能性,所以才急急忙忙推出总理来一番号召人民起义的呼吁。 如果以色列早有颠覆的计划和决心,地面部队已经出动了。因为你要颠覆伊朗政权,光靠空袭是办不到的,必须出动地面武装。 至于以色列为什么不信任不扶植伊朗内部反对派,其实也很好理解。伊朗内部再怎么腐败无能,再怎么被渗透成筛子,对付内部反对派还是很容易的,这些反对派组织本身并不严密,当局只需要少量的卧底和线人,就能渗透进去。过去伊朗内部发生的多次抗争,比较活跃的骨干人物其实就那些人,都暴露得差不多了,也被抓得差不多了,没了这些活动分子的组织协调,要立刻发起大规模街头运动,是比较困难的,是需要时间的。 而前巴列维王朝的王子,如果现政权真的垮了,他倒是一个适合被推到前台弥合各方势力的协调性角色,但问题是现政权还没垮呢,而他自己显然不是那种能够领导反抗运动的人物。 事实上现在的局面,对伊朗哪个群体最有利?——军队的中下层军官。 高级将领接连被杀,临时继任者往往没有能镇住场子的那个威望。这时,如果有一小群比较得士兵拥护的中下级军官带头倒戈,机会反而比其他群体更大。如果一呼百应,能够迅速攻占一块地盘形成声势,那伊朗现政权的倒台,倒真有了几分看头。 伊朗的局势,对我们中国的反对派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反对政治,多少有点花瓶秀的味道。游行抗议演讲,呼吁呐喊悲情……外国的NGO和媒体也比较喜欢这些调调,大家各取所需,人人形象高大。至于怎么抵御中共渗透,怎么组织秘密网络,怎么破坏中共秩序……没多少人操心,也没多少人想担这个风险和恶名。 但真到了局势变化那天,靠那些悲情戏呼吁秀,是没办法更迭政权接管国家的。你到时真正需要的,是外国情报机构的资金和装备支持。 而要取得这种支持,你得有一整套截然不同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你得提前在境内铺设出一个严密可靠的秘密网络,你得知晓现政权的弱点和那些能撬动局势变化的人与物……而且在必要情况下,你得有决心和力量,消灭那些,关键的阻碍。
No Kings全美游行,比起其他族裔,大家都看到了,华人参与的比例低得可怜……什么原因呢?反映了我们这个族群怎样的政治逻辑?而这套逻辑,对中国的转型,或者说,下一次的“改朝换代”方式,又有着怎样的提前预示? 说起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首先,既然是反川,那拥川的自然不会参加,这就已经去掉相当比例的华人了,就是占一半比例也不奇怪。 其次,还得去掉没那么拥护川普,但同样反对左派讨厌左派的华人,这就又去了一部分比例。 最后,华人本身参与所在国政治的热情就偏低,上街游行更是不习惯甚至是比较排斥的表达方式,更何况此次游行的议题比较抽象,更多的涉及政治理想与政治伦理,而不是关乎切身利益的议题,华人就更没有多少兴趣了。还有些人惧怕政府,不想惹事,本身可能身份问题还没落地,担心反对政府会影响到自己。 综上所述,美国各族裔踊跃参加蔚为壮观创下纪录的大游行,便独独少了华人的身影。 其实你好好想想,真的不奇怪。世界上这么多国家,中国是为数不多的,且在大国里是唯一一个,没有大选的国家。它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来,从古至今,东方乃至世界上最顽固,最强大,并可能是最后的专制大堡垒,多多少少肯定与这个族裔的某些民族性有关。这与支黑无关,华人有自己的优点,只不过短板刚好踩在了专制上。 这个话题,元素太多,不去展开,但很多东西,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可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极端的功利性。 这种功利的极端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连宗教都干不过它。表面看,民间有很多信这个信那个的,搞封建迷信的也一大堆,但国人信神,多是求神:求神保佑、求神赐福、求神许愿……无论烧多少香磕多少头,普遍性的都是为了让神返利给自己。真正贯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屈指可数。 这也造就了另一个历史文化的奇观:中国不仅是专制堡垒,还是古今中外唯一一个,真正的世俗国家,超级世俗国家。 正是这种极端的功利主义,让我们看到了华人一些鲜明的特点且环环相扣:推崇丛林社达,把人视为利用的工具,对他人人格和生命本能的蔑视,对资源的掠夺性囤积,高度内卷,擅长阴谋诡计,互不信任,贬斥各种不能直接带来利益的理想主义…… 把这些串起来,你就会对为何单单是华人严重缺席各族裔大游行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了。连带着,对很多人为何在政治上持极度保守甚至反动的立场,也应该有所理解。 国人的小算盘,基本都打在自己的小九九上了,而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又动辄杀头连坐,这种长期的调教,与国民性互为因果互相加强,导致华人趋利避害对政治冷感,实属正常。 这也导致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基本都是精英集团及其下属武装力量之间的对抗,而群众,只是在一旁沉默吃瓜的大多数罢了,少部分热血沸腾不愿吃瓜的,比如那些上街游行的,单凭自己很难改变什么。 过往血的教训我们就不去提了,单从华人在自由国家都对游行示威不情不愿这点出发,你其实已经可以意识到,那种期待全民上街推翻中共的想法有多么梦幻。在这块大陆上(还是被加建了信息高墙的大陆),指望启迪民智,依靠觉醒民众,这个打算,对反对派自身来说,其实有点危险。 很多人热衷于听床,热衷于政变兵变……其实倒也植根于这个国家改朝换代的传统。因为未来中共下台,很高概率,仍然是不同精英集团对抗博弈的结果。其表现形式,有可能就是政变兵变,就算是革命,也不过是参与人数稍多一点的变相兵变罢了。 很多人觉得不是全民上街,似乎就少了点道义制高,少了点轰轰烈烈,少了点一锤定音。 其实在成功率上,精英集团间对抗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某种程度上,它反而有利于力量本来不对称的造反一方。因为这意味着,纵然党国雄师百万军警无数,但真正愿牺牲自己也要捍卫党国的,其实只有那么一小撮。消灭了最顽固的这批人,诺大的党国,恐怕敢站出来挡路的,就真的……“再无一人是男儿”了。 到那时,借助政权这个核心工具,才谈得上慢慢改造国民性。 至于文化和制度之争,其实没必要浪费时间,无论你总结谁是因谁是果谁是主谁是次,你改造文化的每一个设想,还是得先将其制度化才能落地实施。 总之,如果你自诩为精英,就请多承担一点责任,中国的民主转型,恐怕最后还是得靠少数人来完成,别再把责任,推到“人民”这个抽象的箩筐里了。
聊聊暴力循环,说点你可能从未想过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有着怎样的结构性缺陷?儒家文明辐射的东亚圈,为何只有日本,一个未严格采纳文武官制度,知识分子阶层长期由武士集团兼任(类似骑士阶层)的国家,在学习西方上做的最好?在此之前,先提一个权游中的人物——龙母,分析下奴隶解放者是如何走上暴君之路的,在“屠龙者变恶龙”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上,龙母这个虚拟角色反而比众多类似的历史人物更加典型,就像是作者刻意雕琢的一个集合体,所以我们用她举个例。 龙母几乎是权游剧中魅力值最高的人物,领袖魅力几近拉满,所以当她没有迎来大团圆结局,像观众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哲人王式的完美统治者,反而变成暴君被小刀刀了时,观众的不满可想而知。这个转变确实仓促潦草了些,可能与剧本泄露有关,但从解放者到暴君这种戏剧性变化,未必不是原作者马丁的本意,龙母本来的身份、性格、能力、遭遇以至深层的结构设计,其实都在指向暴君之路的结局。 疯王的血统,被驱逐后再回来导致在两个大陆都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外来者局外人”身份,都是马丁刻意的伏笔。而作为凡人根本毫无翻盘机会的龙母,又被作者赐予了龙这种不在人类正常权力游戏内的东西,属于规则之上的规则,类似中西方统治者都爱搞的君权神授,受命于天那套超自然力量在人间代言人的设计。只不过龙有着现实的武力值,多次挽救龙母于水火,换别人早输了。 从制度伦理和逻辑上,龙母的权力源头来自于神一般的超自然,具象化而言,就是几近无敌的暴力——绝对的权力,而不来自于人民的选举授权,这种权力来源和结构的单一性,也决定了她无需向任何人负责,也没有任何机构能真正制约和监督她,这已经赋予了她暴君这一选择,而龙母成不了明君,还与其它因素有关。 比如她坎坷的经历,被迫流亡沦为奴隶……这导致她极度缺乏安全感,并心怀怨恨和复仇。虽然开挂般崛起,但这种心态不仅没有因地位上升得到缓解,反而因一次次的背叛不断强化,唯一让她维系人性的,是她屈指可数的几条情感纽带,比如侍女弥桑黛、爱人雪诺……但情感纽带本身就很脆弱,弥桑黛被敌人砍了头,爱人雪诺突然被发现血统上比她更有合法性继承铁王座,这一切都导致了其人性温和面的崩塌。 而在面对危机时,龙母的能力不足导致她只能更加依赖暴力,这必然导致暴虐思维占上风。为何说她能力不足?比如在弥林,她出于理想主义废除奴隶制,以为马上就天下大吉了,对造成的权力和社会真空一无所知,没有用任何替代机制去填补,最终引发叛乱,而对这一切,她又毫无应对之策,只有用暴力夷平反抗这一个办法。在后续遭遇的问题上,她越来越依赖暴力,哪怕是对待不愿投降这种稍具政治手腕就能解决的问题上,她也采用烧死处决这种简单粗暴之法,其实到此处,她的暴君之路已昭然若揭。 再加上维斯特洛人民和贵族对她的冷漠和孤立,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让以救世主自居的龙母深感失落和时间紧迫,到弥桑黛被砍头之时,她也就彻底放下了原来对人民进行解放的责任感,开始了无差别屠城,完成了从解放者到征服者的转变,一个暴君正式诞生了。 历史上所有从理想主义走向暴君的人,几乎都能在龙母身上找到影子,无论是尴尬的身份、个人的遭遇、信任的危机、情感的脆断还是能力的不足…… 但最基础的,还是权力的来源。 暴力,作为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要素,也是权力最天然的来源(没错,比选举更天然,超出人类社会遍及所有生物种群),在中国社会,长期把持在大大小小的龙母手中,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暴力循环的重要原因。 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又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结构性缺陷有关。知行合一文武双全的王阳明只是少数,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文轻武,手无缚鸡之力,往往只能知,不能行。你可以说这是统治者有意为之,但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早已成了刻在基因里的东西。 厌恶暴力,回避暴力,以至于无法使用、掌握和引导暴力,就这样,改变政治格局最基础最核心的要素,主动加被动的,从知识分子身上被剥离,并拱手让给了那些无意于文明进步的群体。 而欧洲的骑士阶层,日本的武士集团,兼具文武功能,当这些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需要变革时,就能以极强的行动力和政治能量,迅速并较为彻底的推动局势变化。这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他们能够运用武力破除阻碍落实认知。 要知道有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无法靠呐喊和改革去除,只能使用武力。 而武力,并不绝对掌握在某一群体手中永享万年,它既可以被夺取,也可以被创建。武力的博弈,并非简单的公式计算,它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非对称的,正如孙武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如果,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看待和运用武力并将之牢牢置于控制之下,那么将来即便取得某些成果,也会如过眼烟云,很快,就会被龙母们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