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

2个月前
毛泽东支持布尔波特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红色高棉”迅速发展壮大。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攻占了金边。“红色高棉”在丛林打游击时,重视团结群众,努力发展生产。西哈努克从中国秘密进入根据地访问时,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取得全国政权后,立即推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祸国殃民的结果。 在 胜利前夕,柬埔寨共产党意欲取消王室。病中的周恩来,对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乔•森潘(Khieu Samphan)、英•萨利(Ieng Sary)苦口婆心地劝说,希望他们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无效,他请出尊神毛泽东来做工作。乔•森潘、英•萨利与毛泽东谈话时,口口声声说布尔波特(Pol Pot)同志的指示如何如何。毛泽东明白了,原来潘总司令当不了家,上头还有政委。他问周恩来:“布尔波特系何方神圣?叫他来见我。”周说:“布尔波特同志不愿抛头露面。”毛说:“那就秘密访华。” 布尔波特秘密访华,由病重的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游泳池晋见毛泽东。布尔波特曾多次在中国南方的游击队训练基地学习,不但会说汉语,而且毛泽东著作读得烂熟。他一口气说了十几篇精读过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高兴了。他说,我相信了,我的几本小册子对于你们确曾小有帮助。布尔波特描绘了“柬埔寨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柬埔寨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宗教也不复杂,我们不准备搞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经济国有化,教育军事化,取消薪金制,消灭三大差别,争取在两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柬埔寨建设成为人人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更高兴了,视之为“知音”。他说,他的社会主义试验,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实行了,大部分失败了。他希望看到柬埔寨的成功。毛泽东本来是要说服布尔波特,反被布尔波特说服了。他说:“什么西哈努克,东哈努克,封建王室,去它的吧!人,我们仍替你们养着,免得放回去碍手碍脚。你们大胆地干吧。”周恩来在一旁目瞪口呆。 布尔波特刚取得政权,就大胆地干起来了。为了消灭城乡差别,一天之内将城市居民统统赶到农村。行动迟缓者,稍有不从者,往往遭到杀戮。“红色高棉”根据张春桥阐发的“全面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宪法。笼罩着恐怖的柬埔寨,就是比中国更彻底的“全面专政”的样板。“红色高棉”掌权的三年零八个月中,一百七十多万人死于非命,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东方佛国”成了血腥的杀戮场。在中国尚未充分展现的毛泽东的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在柬埔寨走向了极致;也可以说,柬埔寨人民分担了中国人民的灾难。 ---郭罗基: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
2个月前
文革中唯一坚持上课的大学生 纳拉迪波(西哈努克亲王之子)先是入芳草地小学,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中,在北大附中上高中。一九六六年中学毕业,免试进入北京大学,他选择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北大已经停课闹革命。但中国与柬埔寨之间有文化协定,这个学生的学习不能耽误 。北大的燕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个特殊学生的课堂设在友谊宾馆的套房里。友谊宾馆的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免受红卫兵的冲击,可以保证安定的学习环境。全国只有这一个大学生在坚持上课,还不是在大学的校园里。 北大从几个系先后抽调了九名教师,组成一个“王子教学小组”。九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大部分教师是中文系的。我从哲学系被调去当组长,人们戏称“太子太傅”。我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把关”。把什么关?我们的顶头上司不是教育部,而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时对外文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史怀璧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他涂得太红,太红了回国以后会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是“最、最、最”,“红、红、红”,“不要太红”,就必须把关了;而我被人们认为一贯思想右倾,所以适合于把“不要太红”的关。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太红,结果害了他。不是我们把他涂红的,而是在中国这个大染缸里染红的。 纳拉迪波住在东城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每天有专车接送,到西郊来上课。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很乱,公安部特地派一名带枪的随身警卫员。有时还会因道路堵塞,迟到数十分钟。 纳拉迪波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六七年,汉语说得很好,常与我们亲切交谈。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九四六年出生,在西哈努克的十四个子女中,排行第六。他的母亲,西索瓦•莫尼盖珊(Sisowath Monikessan)是西哈努克的第三任妻子,又是第二任妻子的妹妹,论辈分她们都是他的姨妈。在他们王室中,近亲结婚是常见的,甚至同父异母的兄妹也可以成亲。他出生时,母亲因难产去世了。小时候没有人娇惯他,使他懂得奋斗。他的大姐帕花黛薇(Bopha Devi)公主是王家歌舞团团长。他常与女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学得了女高音歌唱。 图:一九六一年,邓颖超接待西哈努克的两个王子和前首相黄意的三个子女以及有关人员。正中为邓颖超,左四为纳拉迪波,右四为凯玛努拉克,右一为庄则栋。 ---郭罗基: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