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价

冯学荣:第三只眼睛看汪精卫 问:从历史的角度说,你怎么看汪兆铭(精卫)这个人? 答:我觉得谈汪兆铭(精卫)这个人,至少要将他的《艳电》、他在汪伪时期的一系列公开演讲文字、他的遗书、他和日本鬼子屡次的和谈条款都细细耕读一遍,才有资格谈这个人,否则就没有发言权。不但要熟悉史料,而且 还要眼界开阔,要有横向(世界)、纵向(历史)的眼光,才可以将历史看准,否则就只能在狭隘史观的周遭打转、跳不出来。 问:你觉得汪兆铭(精卫)是不是一个“汉奸”呢? 答:普罗大众将汪兆铭(精卫)定义为“汉奸”,我并无异议,但我是写历史的,我需要对我的读者负责任,而且我也要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没有义务给汪兆铭(精卫)扣上任何的帽子,我只需要将他的想法、他的所为搞清楚,而至于怎样定义这个人,则悉随尊便,那不是我的份内事。史家只是调查员,评判是非则是法官的职责。 问:现在有一些声音认为汪兆铭(精卫)这个人很难评价、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答:所以我认为不要给他下定义。在所有的问题都能公开讨论之前、在所有的事情全部弄清楚之前,作为一个严谨的学问人,最好不要急着给任何历史人物下定义、戴帽子。在我看来,没有必要给汪兆铭(精卫)戴什么“汉奸”、“烈士”、“卖国贼”、“侠客”、“英雄”一类的帽子,汪兆铭(精卫)就是汪兆铭(精卫),汪兆铭(精卫)就是一个人,这个人一生中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具体每一件事如何评价,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必要对整个人下一个脸谱化的定义。就像我们的法官撰写判决书一样,你只需要在“本院查明”一段写明白你所查明的事实、然后在“本院认为”一段写明白犯人所应受的刑罚就够了,没有必要在判决书的最后一段还要绞尽脑汁给犯人下一个什么“杀人狂”、“无耻之徒”、“人渣”之类的定义,没有必要,实际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这种做法。 问:汪兆铭(精卫)从重庆出走之前,他主要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 答:人的想法本身是无法探知的,但好就好在汪兆铭(精卫)死后留下了大量的演讲文字实录、还有遗书等,这为后世人探究他的思想,还是留下了可靠的依据。总的来说,汪兆铭(精卫)从重庆出走之前,他有三点重要的思想:1、中国打不过日本;2、即使打赢了,中国也会赤化;3、日本摆出的条件是可以谈的。这三条,在汪兆铭(精卫)的公开演讲资料、《李时雨回忆录》、汪兆铭(精卫)遗书《最后的心情》等诸多史料,都能看出来。 问:我们逐个来谈。首先第1条(中国打不过日本),蒋介石又是怎样想的? 答:蒋介石早就知道中国打不过日本,他自始至终都知道。蒋介石在重庆陪都时期的心态是“苦撑待变”、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家的援助或者卷入战争。 问:蒋介石的最坏打算是什么? 答:蒋介石在重庆年代的最坏打算,是一旦重庆沦陷,则进一步向西撤退,为此,戴笠已经在四川西昌建了楼房,准备到万一之际,国民政府将西迁到西昌办公、继续坚持抗战。再进一步就是退到苏联去,当流亡政府。 问:第2条呢?“即使打赢了,中国也会赤化”。汪兆铭(精卫)为什么会这样看?他这样看的依据是什么? 答:汪兆铭(精卫)已经看到了赤军在抗战中壮大,而且也看到了赤潮在未来五十年很有可能席卷亚洲的景象,他认为赤潮在当时是个潮流,赤俄输出革命的能量太大,国民政府是没有力量单独抵御赤潮的。 问:也就是说,汪兆铭(精卫)在抗战中期,就已经预见到,国民党用尽全力将日本势力赶出中国之后,中国必然会走向赤化? 答:是的。汪兆铭(精卫)在抗战中期,已经很准确地预见到,国民党尽管侥幸抗战胜利、将日本势力赶出中国之后,精疲力尽的国民党将独立对抗赤俄,但是赤俄更是一个强敌,所以届时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的全面赤化。 问:看来汪兆铭(精卫)的预言还真的灵验了? 答:的确是真的灵验了。战后历史的走向,正如汪兆铭(精卫)所预言的,一模一样。非常准。 问: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未能预见这一点,蒋介石的眼光很差? 答:不能这么说。蒋介石预见了美国参战,而且也灵验了。所以说,蒋介石也有其高明之处。相反,汪兆铭(精卫)没有能准确预见美国参战,所以汪兆铭(精卫)也有眼界狭窄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凡人,没有必要跳大神。政治家看问题是有远见,但却并不见得一定准确。有灵验的时候,也有失灵的时候。不必神化。对任何人都不必神化。 问:我们说第3点吧。汪兆铭(精卫)认为“日本摆出的条件是可以谈的”,那么日本在1938年末,提出了什么谈和条件? 答:梅思平和日方代表于1938年夏秋之际在香港谈判,日方初步确定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和平条件。梅思平转告了汪兆铭(精卫)。汪兆铭(精卫)考虑之后,决定出国、呼吁中日和谈。汪兆铭(精卫)去了越南河内之后,1938年12月1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内容为:1、日中亲善;2、共同防赤;3、经济合作。 问:紧接着汪兆铭(精卫)就发表了《艳电》? 答:是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仅仅17天之后(12月29日),汪兆铭(精卫)发表了《艳电》,呼吁中日和谈。 问:为什么叫“艳电”? 答:所谓“艳电”,不是汪兆铭(精卫)向日本鬼子“搔首争艳”的意思,“艳”字只是“29日”的电报代码,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特别的意思。当时的电报员,如果打“二十九日”,需要打四个字,而打一个“艳”字,只需要一个字,就代表了“二十九日”的意思。当时电报费用贵,从简效率高。 问:据说《艳电》并不是组织伪政府的宣言? 答:这是世人最误解汪兆铭(精卫)的地方之一。事实上大多数历史爱好者都没有读过《艳电》的原文。其实汪兆铭(精卫)在《艳电》里仅仅是说了一个意思:呼吁中日和谈。汪兆铭(精卫)在《艳电》里,既没有主张向日本投降、也没有主张建立傀儡政府。 问:那么,当时的日本人有没有诚意? 答:有没有诚意这是心理活动,很难断定。但是要了解近卫文麿这个人,也不是没有资料,大家可以读他所著的《日本政界二十年:近卫手记》。但问题是:近卫文麿有没有诚意并不重要,因为《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就倒台了。 问:当时的汪兆铭(精卫)在哪里? 答:当时汪兆铭(精卫)人在河内。近卫文麿倒台的消息对汪兆铭(精卫)打击很大。这个时候,汪兆铭(精卫)和他的幕僚们就在河内产生了犹豫。 问:犹豫什么? 答:犹豫的就是,近卫文麿倒台了,之前的《第三次近卫声明》,继任的日本内阁还认不认账呢?很犹豫。整个团队都很犹豫。汪兆铭(精卫)在这一段日子里,曾经打算去法国、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撒手不管了。 问:汪兆铭(精卫)有法国关系,倘若他纯粹是为了自己,其实他在法国可以过一个安稳的后半生。 答:正是。所以说:汪兆铭(精卫)投敌不是出于名利动机。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问: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断然决定投敌呢? 答:关键就在于“河内刺汪”一案的爆发。1939年3月底,戴笠派出陈恭澍远赴越南河内,刺杀汪兆铭(精卫),将汪兆铭(精卫)的心腹兼亲戚曾仲鸣杀死。从此之后,汪兆铭(精卫)停止了犹豫、开始了和日本鬼子合作的历程。 问:也就是说,汪兆铭(精卫)在河内的时候,仍然没有决定要当汉奸,而只是在犹豫当中,其实是蒋介石的刺杀行为,使汪兆铭(精卫)大受打击、并果断走上了汉奸之路? 答:正确。河内刺汪案件发生之后,汪兆铭(精卫)就没有退路可走了。自己已经在蒋介石的刺杀黑名单上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伤透了心。关于汪兆铭(精卫)在这一段日子的思想和行为举止,大家可以读高宗武的《深入虎穴》、陈公博的《苦笑录》、陶恒生的《高陶事件始末》等资料。 问:汪兆铭(精卫)最后是不是被日本人毒死的? 答:这种说法早就已经被汪兆铭(精卫)的女儿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所断然否认,不值得采信。汪文惺与何文杰在汪兆铭(精卫)最后的日子里,一直陪伴在汪兆铭(精卫)的身边,他们最有发言权。事实上,日本方面给汪兆铭(精卫)治病的,都是当年日本国内的名医、是教授级的专家。诸位可以读一读高伐林采访汪文惺、何文杰的文字记录。 问: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历史,被汪兆铭(精卫)言中了。 答:是的。赤化是当时亚洲和东欧的大潮。汪兆铭(精卫)当年和日本合作,相信并希望扭转这个历史大趋势,是他的重要动机之一。 问:投敌之后,汪兆铭(精卫)承认了“满洲国”,他的心态是怎样的? 答:没有办法。他的心态是“壮士断臂”——与其全国赤化,不如放弃满洲。蒋介石的心态就与其不同,蒋介石是——既不要全国赤化,也不能放弃满洲。结果汪兆铭(精卫)和蒋介石,一个是清誉扫地、一个是败退台湾。 问: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历史,我们发现在1920-1930年代,无论是谁当中国的领袖,似乎都搞不好? 答:是。恐怕是谁都搞不好。当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凶险,既要对抗殖民主义,又要抵御赤色大潮。很难办。我们中国走到今天,它的历史脉络是很清晰的。历史总有其合理性所在,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哲人说得对——存在就是合理。
“上山享福,下山摘桃” 毛泽东和官方书刊都指责蒋介石抗战时期在峨眉山上享福,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抢占抗战胜利果实)。事实是否如此呢? 事实是:抗战期间,蒋介石从未上过峨眉山。他曾亲临上海、汉口战场督战,在其后的多次战役中,他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赴战区开会和指导作战,他在武昌、柳州 、桂林等地召开军事会议,曾因消息泄露,日寇派大批飞机跟踪轰炸,他的卫兵被炸死不少,蒋多次幸免于难,而他到战区督战的习惯不改,反映了他宁死不屈的精神。他还忙于处理外交内政,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他要处理中印缅战区国军与盟军的调度配合,军援物资的分配,还曾到印度、缅甸视察。每晚入睡前总要写一篇日记,检讨当天工作思想的得失和今后如何改进。即使在工作紧张的战时,他也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习惯,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的夫人宋美龄在他影响下,也多次冒险赴战地壕堑慰问将士,一次还翻车受伤。她在后方主持慰问救济伤病士兵和战争孤儿的活动,还曾赴美国访晤罗斯福总统和在美国国会与各地演讲,呼吁美朝野援助中国抗战。 至于毛泽东,据苏共弗氏记载,毛抗战期间从未离开延安清凉山,从未到部队去视察和慰问,他干些什么呢?他不断向部队发指令,指导部队创建根据地,扩充军力,消灭抗日的国军,却从不对抗日作任何部署。在党内,他发动“抢救运动”,把从各地投奔延安的青年和学生,几乎全部扣上国民党或日本特务的罪名,施以酷刑,投入监狱,制造恐怖气氛,使大家对他害怕。他长期开展整风运动,把对他有不同意见的王明、博占、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加以残酷批斗,逼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只有毛的主张是正确的。对一般干部,则要求学习毛的著作,把毛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通过整风,扼杀了党内民主,树立了毛的绝对权威。王明不服批斗,毛就对他下毒手,一次王明患病,毛派医生为王开方治病,王服药后病情越来越重,竟致生命垂危,经弗氏把药方送莫斯科检查,才发现药物中含有甘汞,久服会送命。经弗氏干预,王明改服苏联医生开的药,才救了王一命,毛的谋杀王明的阴谋终于败露。对此苏共弗氏说:“毛泽东是没有感情的,他专心致意的热情,只是为夺取权力,这使他成了一个危险的巧取豪夺的人,没有一点人性,凡是与他权力相背的事,就当作反对中共的事,这是毛的最终信条。” 毛的私生活也很糜烂,他经常喝酒,喝得面孔通红,他是每周跳舞会的常客,他不断与一些漂亮的女人调情,与吴莉莉、江青等随便上床。一次他的夫人贺子珍闯迸他的房间,发现他正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调情,贺就与史撕打,反被史摔倒在地,贺哭喊:“你看着老婆被洋姨子欺侮,你是什么共产党员!”毛叫卫兵把贺抬出去。贺不断为这些事吵闹,毛说她有精神病,就把她送苏联去治病,随即与第三者江青结婚。江青在毛的影响下,也从未去过部队,除了唱歌、拍照、骑马,过悠闲的日子,就是与“特务头子”康生一起监视众多的苏联同志,阻挠他们与高干们接触,封锁信息,防止他们把中共内部情况向斯大林报告。 究竟谁在山上享福,不干抗日的事,抗战胜利后却下山“摘桃”?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顾雪雍:被掩盖的抗战真相――蒋介石毛泽东在抗战中的表现
毛泽东在生涯中没有庆祝过抗日战争胜利 没有让教南京大屠杀 在≪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也没有看到一次任何形式的关于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活动。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国不是“打倒日军而诞生的国家”。如果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简直就是在“歌颂国民党、歌颂蒋介石”。 毛泽东生前, “不愿意触及南京大屠杀,也没有放在教科书上。因为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前后,毛泽东等共军逃到国民党军和日军都去不了的大山里面。那是陕西省延安一带的山地。在南京最前线和日军交战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 毛泽东原本接到在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前事变的报告时,高兴得说道“这下国军的力量会被削弱”。1938年4月4日为止在延安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在≪我的回想≫中有记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中,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日期栏里只有一句“南京失陷”的四个字。≪毛泽东年谱≫记录毛泽东一生共九卷,是总共达6000页的庞大资料,但整个年谱中没有出现一次“南京大屠杀”的字样。如果触及这块,害怕暴露中共军和日军没有正面交锋的事实吧。因此,在毛泽东生前,基本上在教科书没有让记载南京大屠杀。 综上所述,站在“毛泽东和日军共谋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不可思议的言行”的根据全部水落石出。 ---中国建国之父毛泽东与日军共谋 远藤 誉(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
孙文广:为何不出毛泽东全集? 1976年9月毛泽东去见马克思。 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并通报全国。 毛泽东死了27个春秋,至今仍不见《毛泽东全集》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死后出了全集。 创建“苏联”的列宁出了全集,后继者斯大林也出“全集”。 甚至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毛泽东的忠诚战士,只活了21岁的雷锋,也在2003年出了“雷锋全集”。 而被中共尊为“伟大领袖”“伟大导师”,誉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有众多崇拜者的毛泽东,为何仍不见“全集”影踪呢? 中共党章曾把毛奉为中共党的缔造者。在中国现行宪法中,多处写有毛泽东的名字,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对这样一个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伟人”,不出“全集”,难以向世人交代。何况现在中国政权牢固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出版资源完全由共产党控制。 毛泽东做为一历史人物,在他离开人间27年之后,我们应该还他的本来面目,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评论。而客观的评论最重要依据就是史实,是“毛泽东全集”。出版毛泽东原始发表的全部著述,也是中共对民众的一个交代。 1978年我在狱中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批评毛泽东错误的信》,信中指出“中国人民有权利议论一位已经去世的历史人物的功与过”(见《狱中上书》P54),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出版毛泽东全集,可能有失毛泽东的光彩,有些史实可能与中共对毛泽东的宣传大相径庭。 出版《毛泽东全集》是对中共的一次考验。考验中共能否面对历史,面对现实。中共常以“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人,“唯物”按理应该尊重史实。 回顾中共的历史,回顾在27年前出版“毛全”的承诺,新的领导班子应该考虑,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向公众展现真实的毛泽东,开放对毛泽东的研究,破除对毛泽东的神化,破除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这将有利于推进思想解放,促进政治改革。 1977年5月我在监狱中写了《为出版毛泽东全集给党中央信》。当时希望尽快出版该书,使国人看到毛泽东的很多荒谬思想和言论,使人们认识毛泽东的真实面目。那时我关在单人牢房,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待判决,我如直批毛泽东,可能要处死,所以有些真话还不能说。 2003.6.26于山东大学
朱韵和
2个月前
在1997年11月,,法国出版了一部厚达八百多页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该书记叙了实行共产制度的各个国家以及发生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重点是共产国家的专制与暴力。黑皮书指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一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两千万,中国六千五百万,越南 一百万,北朝鲜两百万,柬埔寨两百万,东欧一百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拉美十五万,等等。按绝对数量,中国死的人最多;按相对比例,柬埔寨最高。当然,上述数字不一定可靠,因为许多国家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譬如中国的死亡数字,有人估计比六千五百万更多,大约在八千万上下。有人估计不到六千五百万,但一般认为不会低于五千万,因为仅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就超过四千万。 一讲到共产制度下的政治迫害,人们立即会想起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等。其实,在共产中国,政治迫害并不只限于政治运动期间,它始终存在于每一个时期,只不过在政治运动期间表现得格外强烈、格外集中罢了。正如黑皮书序言作者古尔多瓦所说,共产国家是“把镇压变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讲的迫害或镇压,是指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历史上有过许多政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过一旦政权到手,一旦对手放弃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不以夺得政权为满足,共产党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改造世界改造人,于是就有了更大规模的各种名目的迫害和镇压。共产革命犹如一头贪得无厌的怪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后来吃自己。历史上其他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却好像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记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评价共产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胡平:共产主义与中国
朱韵和
4个月前
读了李鹏《六四日记》后,我想此本日记乃是“后来”编写的,加入了“后来得知”的情节与分析。不过,此日记的价值在于李鹏提供了一些有利于自我表扬和诿过于人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自作聪明,傻乎乎地揭发了邓小平的十大罪行与恶行。对于这些事实,我相信是真的。李鹏提供了把邓小平钉在历史的耻辱十字架上 的十根铁钉。 现摘录李鹏《六四日记》中揭露的邓小平十大罪行与恶行部分内容如下: 一、李鹏揭露,邓小平说要准备流点血。邓小平是“六四”开枪杀人的罪魁祸首,犯反人类罪。 在李鹏《六四日记》中揭发,正是邓小平杀气腾腾地多次讲到“不怕流血”、“打压”、“快刀斩”。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李鹏透露,邓小平说:“我们必须是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支持地方放手处理”、“采取把动乱打压下去”、“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 ““傍晚,温家宝电话请示邓小平讲话中有些敏感问题是否先不传达,李鹏当即表示同意。”因此,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谈话的“敏感问题”肯定是比“打压”、“斩”等更狠的手法,希望李鹏能全文公布,忠实于邓小平原文。” “四个坚持中有一个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手段要用起来。当然,要运用得当,注意缩小打击面。”“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说:“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流血!”这是手狠心辣的邓小平的语言,也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动员令和军令。这样,“六四”在中国进行的血腥屠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李鹏日记》供出了重要罪证,可以肯定邓小平是“六四”屠杀平民的罪魁祸首,犯了反人类罪的。 二、李鹏揭露,邓小平调军进京早有预谋,并且早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已调动军队进入北京。 邓小平任军委主席后,只有经邓下令才能调动军队,才能进京。李鹏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透露,“为防止万一,军委调三八军一个团进驻中南海。”“从驻防在保定的三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中抽调一千五百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一个团进驻中南海,其余兵力布置在中南海四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抽调的都是老兵,赤手空拳,不带武器,以避免与学生发生流血事件。” 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我们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怕什么?” 四月二十八日李鹏去尚昆处,他认为局势仍然紧张,已调入北京的三八军武装力量还不能撤回。 因此,在和平时期,调动国防军进入首都的大事,并不是在五一九戒严以后,而是在此之前,早在四月二十一日三八军战士噎进京的既成事实了。这是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决定,此事没有经过政治局、军委、人大、国务院、党中央正式开会研究通过。因此,按《李鹏日记》调军队进京是由邓小平个人负责的。 三、李鹏揭露,早在一九八八年九月,邓小平、李先念密谋要搞赵紫阳下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李鹏说:“我也听到一些传闻,说去年(一九八八年)九月开妇女大会时(后面又说工会大会),在大会堂休息室小平同志和先念同志单独谈话,议论到赵是否应下台的问题。但小平同志说苦于无人替代,下不了决心。” 四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三月下旬会见外宾就不点名地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不满。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这个难题在三年前就出现了苗头。如果把现在克服困难的措施放到三年前,问题就不会这么大,解决起来会好办得多。” 李鹏揭露,邓小平、李先念早在一九八八年就准备把赵紫阳搞下台,不过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借口与替代人选。因此,“六四”是早有预谋的。 四、李鹏揭露,邓小平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按要求写出引发争论的“四二六社论” 四月二十五日去小平同志处。他听完我们的简单汇报后,讲了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尽快地加以制止。“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成为以后这场斗争的争论焦点。)社论认定,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场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不坚决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场动乱,有后台,有黑手,方励之夫妇是个典型。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予以处理。” “现在的性质变了,我们必须快刀斩乱麻,为的是避免更大的动乱。……只有态度鲜明,措施坚决、支持地方放手处理,就能及时把这场动乱制止下去。” 这样,四?二六社论,以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为标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制造了一九八九年新的社会矛盾,挑起长期争论和不断升级的冲突。邓小平罪责难逃。 五、李鹏揭露,邓小平动用二十万大军威慑人大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堵死反政变的渠道。 五月二十一日李鹏透露:“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想,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李鹏公开透露出的这个“六四”的绝密情报,揭发出邓小平调动二十万大军进京的阴恶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邓小平担心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军委、人大常委会中他得不到支持。没有二十万大军进京,难以“避免冲击和干扰”,会议“才能开得更有把握。” 调动大军进入北京,就是为了威慑、压制、控制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委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免受“冲击”、“干扰”。邓小平害怕朱可夫帮助赫鲁雪夫成功地反夺权的政治斗争局面再出现,本来在政治局莫洛托夫是多数,结果反而被赫鲁雪夫召集中央委员会把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因此,邓小平讲要调动大军,“才能开得更有把握”。同时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提出撤销李鹏的戒严令,计画六月二十日开常委会,多数委员长也支持,邓小平也担心。 而调动大军进京的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北京出现动乱,具体就是天安门广场有学生静坐。这样才能师出有名。而学生甯死不撤。赵紫阳五月十七日代表常委承认学生爱国,可继续对话后,学生仍坚持不走,结果给邓小平决定调大军进京提供了借口,事与愿违。当然,可能后面还大有文章,青年学生中了奸计。 六、李鹏揭露,邓小平决定戒严。 李鹏揭露: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小平同志提出了实施戒严的任务。邓小平说:“只有宣布戒严”。“戒严首先须保护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安全。”“戒严的风不能过早放出去,否则效果就差了。”“调一些部队进京”。李鹏还揭露:“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指出:“实行戒严,如果是我的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的帐上。””五月十九日邓小平又说:“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只有戒严才能保护人民。” 李鹏如实供出邓小平的原话,真是想把“六四”的帐,全写在邓小平的帐上。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各人有各人的帐,老百姓心知肚明。 七、李鹏揭露,邓小平诬陷无辜公民。 五月十七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我们:“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 “据赵紫阳《改革历程》回忆,李鹏在这次会上指出,鲍彤是坏人。后来鲍彤被捕,以泄露戒严罪判刑。但第二次法院宣判时,又取消了这个罪名。证明邓小平、李鹏对鲍彤犯了诬陷罪。” 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揭露,邓小平说:“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对头,什么“高自联”、“工自联”,都要宣布非法、取缔,绝不能手软。开一个名单,尽量全一点。” 五月三十一日《李鹏日记》透露,邓小平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他还说:“胡赵各有一个小圈子,你们以后不能学他们。” 邓小平绝不手软,按“尽量全一点”、“赵有小圈子”的名单,把清查变成肃反扩大化,迫害、诬陷大量无辜公民、党员、干部。这是一笔有待清算的血泪帐。《李鹏日记》提供的罪证,可以确认邓小平是主犯。 八、李鹏揭露,邓小平违反党章,指定江泽民为总书记。 李鹏揭露,江泽民不急于当总书记,担心胡耀邦下台,赵紫阳上台的非程式更迭、违反党章,为后人诟病。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李鹏日记》:“江泽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绝不能接受一九八七年初通过批胡耀邦同志,让赵紫阳上台的那种做法,总书记上台、下台都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免职和产生。所以,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 早在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就揭露了邓小平的霸道决定:“新班子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任这个责任。” 邓小平违反党章,自己作主一言堂以宫廷政变方式搞掉了两任党的主席、总书记华国锋和胡耀邦,一九八九年又以武装政变方式搞掉赵紫阳。但是,江泽民担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求经过中央全会正式组织手续再上台,而且避开了“六四”开枪杀人的领导责任,证明江泽民确实比起傻乎乎的李鹏多几个心眼。 九、李鹏揭露,邓小平是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对照李鹏《六四日记》和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李鹏与赵紫阳一直都是真诚地相信,邓小平这个婆婆是真诚、坚决地信任和支持自己的。没有发现看透邓小平是地地道道阴险狠毒的两面派。 邓小平五月十七日常委会上对要求辞职、不同意戒严的赵紫阳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总书记还是你,赵紫阳。” 而李鹏《六四日记》揭露出的事实是,邓小平五月十九日噎确定:“我提议江泽民当总书记。”邓小平个人指定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李鹏日记》证实,邓小平真是两面派。 为了利用和稳住李鹏,五月十九日《李鹏日记》透露,邓小平说:“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邓小平)和赵紫阳。” 可悲的李鹏,为邓小平拼死拼命、出头露面打前锋,自认是代表邓小平的统帅,到最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时,李鹏还是李鹏总理,原地踏步。而总书记却是江泽民,不调军队没流血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天津李瑞环也捞上一个管意识形态的常委。李鹏心里不服气,从李鹏《六四日记》全书看,只为自己的一贯正确、评功摆好、涂脂抹粉,以镇压“六四”领导人自居,企图树个人权威。而错误全推给赵紫阳,镇压“六四”的责任和决定、全推给邓小平,李鹏似乎一点错误或悔恨都没有。原来自认为可以当上总书记了。无怪乎邓小平警告李鹏、姚依林,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领导人要有改革形象。而李鹏要出版《六四日记》,仍然是不服气的表现,还想在历史上争地位,但不料爆出邓小平的罪证来,邓小平如在世,定当训这个傻小子。至于赵紫阳,也太天真,至死还认为邓小平一直是支持他的。 十、李鹏揭露,戒严部队的真正指挥员不是杨尚昆、杨白冰,是XXX、迟浩田和周依冰。 五月二十一日李鹏《六四日记》:“十时,……城区戒严部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指挥,整个北京戒严部队由总参谋长迟浩田指挥。”(因此,戒严部队的实际指挥权是迟浩田,周依冰掌握。杨尚昆、杨白冰充当公开露面、中间传话,最后当替死鬼的可怜角色。有人认为,他们后面的督战官和戒严部队真正的指挥员是刘华清、迟浩田、周依冰。) 因此,无论“二杨”如何表现对邓小平的忠诚,最后免不了被废黜的可怜命运。因为邓小平一定掌握著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四─五月同杨尚昆密切联系,并得到支持的情报,利用完了再“烹走狗”。但是,杨尚昆并不甘心在历史上、政治上的死亡,在他的生命晚年向蒋彦永公开自己的内心想法:“六四”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错误,希望平反。杨尚昆最后也希望他的灵魂得到救赎。 杨尚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走了重要的一步,认错,要求平反“六四”。李鹏的《六四日记》,证明他至死也不想走这一步,拒绝认罪,拒绝忏悔,拒绝平反,决心为邓小平殉葬。愿上帝保佑李鹏平静地走入地狱。 至于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他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五月十七日决定戒严和六月四日,他领导的军人向平民开枪时,邓小平噎把自己钉在历史罪人的耻辱的十字架上了。 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从正面打入铁钉,把邓小平钉牢在十字架上了。现在李鹏的《六四日记》又从反面,钉上几颗铁钉,让邓小平更紧密地固定在罪恶的十字架上了。邓小平早有预见:“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的帐上。”不是将来,而是现在,赵紫阳和李鹏都把“六四”的帐,写在邓小平的头上了。 不过,“六四”的帐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邓小平一个人,而要看到一个坏的制度的强大作用。只要不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制度,中国还将出现新的“六四”,必将出现邓大平、邓中平。中国共产党的第N届总书记,也必将成为又一个被软禁终身的赵紫阳。 不是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制造了独裁制度,而是不民主的法西斯专制政治制度产生了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式的政治人物。因此,必须废除“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同最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形成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的统治”的极权主义制度(李慎之语),必须废除毛一代、邓二代,一代又一代延续至后代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制度。 ---读李鹏《六四日记》 作者:姚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