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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慎坤
1个月前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很舒心。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毛泽东在延安所畅想的这条新路在执政掌权后,并没有真正带领人民去偿试,一直到今天,仍然纠结于老路新路与邪路,没有把中国引向普世公认的民主之路,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中国的劫数? 当年毛泽东闹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解放了劳苦大众,推翻了蒋家王朝,赶走了帝国主义,把外国资本从中国大地上清扫干净。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更让我们看清了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以1949年为界,清朝及民国政府敞开国门吸引外资,甚至在重要门户口岸设立租界,被毛泽东称之为丧权辱国,毛泽东闹革命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民国政权,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消灭有产阶级,并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且不说这个阶段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仅文字狱就残害了无数正直的人,在那个年代,只要文字或者言语表达了或者疑似表达了对体制乃至社会的质疑或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动派就是牛鬼蛇神,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被残酷的抹去。而几乎所有的施暴者没有任何负罪感也没有被追刑责,似乎是干了一桩桩道德高尚无比光荣的事。 1976年之后,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才有了邓小平强推的改革开放,自1979年开始,邓小平提出先富理论大力引进外资,被誉为中国新时代的总设计师,毛泽东用革命摧毁的制度,又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得以复活。 持改良主义的胡适曾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 “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长期反贫困策略”一致),这个理论却遭到梁漱溟以及一批名流猛批。 梁漱溟等人认为胡适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所谓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毛泽东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等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更令人困惑的是,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新中国后30年被改革开放彻底否定;而改革开放炫耀的伟大成就,比如经济市场化、所有制多元化、财产私有化等等又是1949年之前就存在并得到保护的,只是被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彻底摧毁推翻罢了。也就是说,70年来,中国无非是在不断的颠覆自己否定自己打倒自已,走完了一道历史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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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閑人
1个月前
马列主义本就不是中国的传统思想,而是从苏联搬来的舶来品,中共最初也是苏共一手扶植的,目的是推翻国民政府。 而这样一个政党,在夺权之后,害死了几千万中国人。转 美国对中共越来越看的透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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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 中共对千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在中国,日本战犯共经历两个时期,一个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国民政府时期于1945年冬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2月15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成立,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日本战犯 和其他日本战犯。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7年5月,中国国民政府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经南京和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处军事法庭的分别审讯。 其中谷寿夫、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川岛芳子等149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国民政府依法判处死刑。696名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检察机关起诉判刑,400多名日本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共对千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1945年日本投降,有些日本军人被中共收编,三年内战时为中共服务打国民党,中共对他们极为优待,中共不会对他们收审。 1949年中共窃国后,开始接收国民党政府所处置的日本战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日本战犯要以“感化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因而所有被国民政府判刑的战犯竟获得中共特赦。 中共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回国的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捕获的969名日本战犯,和由中共政府在内地捕获的日本战犯(共982名),被押解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加上其它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共计1062 名。 周恩来遵照毛泽东指示,很快召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部长史良,指示:“我们把这一批日伪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在1062名在押日本战犯中,每人都犯有战争罪,但罪行类别杂乱。 1955年末,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工作汇报时明确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向全世界公布: 1062名日本战犯中,只对45战犯进行起诉,对其余人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分成三批释放回国。而这45名罪行严重的分别从宽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罪大恶极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予以提前释放,至此在中国的日本战俘已全部释放,并且29人在刑期期满前被释放。 ---国军战俘劳动改造 日本战犯潇遥快乐 编写: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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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抗战征兵不等于“抓壮丁” 把征集抗日兵员等同于“抓壮丁”是绝对的荒谬,不是恶意污蔑就是愚蠢无知。须知“抓壮丁”绝不是国民政府的征兵政策,国民政府从来就是严令禁止强迫征兵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以国难日亟,开始规划建立现代兵役制度,1933年6月17日颁布《兵役法》,1934年8月又颁布《兵役法施 行条例》,1937年9月发布《战时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编成办法》。国民政府军令部1940年颁布《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办法》,1942年又颁布《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征兵政策,对募集抗日兵员的程序作了具体规定。根据中央部署,1938年7月15日,四川省颁布《四川省统一兵员征募办法》,又颁布《四川省非常时期征集兵员第一次抽签实施办法》,1939年9月颁布《四川省征集兵员第二次抽签办法》。根据这些办法,四川省把征兵工作分为壮丁身家调查,抽签、征调、交拨等步骤,在中央直接督导下由专职兵役人员在乡保长配合下将适龄壮丁姓名、年龄、住址、文化、健康等情况登记在册。第二步是壮丁抽签,根据身家调查资料,以乡为单位举行抽签仪式,由县长主持,由保抽户、由户抽丁的抽签办法决定服兵役名单,从而制止了乱抓壮丁,买卖壮丁,冒名顶替等不法行为,以及壮丁逃跑等到现象。第三步是由乡征集各保壮丁,然后向上级兵役部门交拨。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征兵工作,是在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级政府通力协作,最后由乡保长完成的有序过程,是实施抗战兵役动员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乡保长们的历史功绩,绝对不能用“抓壮丁”三个字来诋毁、丑化、攻击。这项工程,因为征兵量大,涉及面广,任务之艰巨,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特别是那些偏僻落后,信息闭塞,地方势力强大的地区,漏报、谎报、隐匿、逃避等事时有发生。如果没有乡保长们在基层的细致工作,征兵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被中共有意抹黑歪曲的抗战中的乡保长 作者: 陶渭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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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肯定是多种因素凑成的,佐尔格、尾崎秀实、中共,中国国内的各军阀土匪、还有史达林,他们好像都在往一个目标上努力。“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如果处理得当,也不会爆发全面的中日之战。事变之初,蒋介石没有对日宣战,他还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但由于当时希望中日火拚的各方势力太 多,日本和中国国民政府几乎丧失了控制战争的主动权。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就兴高采烈地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全国人民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短短十来天的时间里,中共上蹿下跳,全心全意的要把中国带入战争的血海。7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收复失地,坚决抗战,并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等九名红军将领暨全体红军指战员再次通电全国:“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说:“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自由解放。” 这些都表明中共希望中国的合法政府能够同日军大打,持久的打,全面地打。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在整个抗战史上,中共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同日军要过仗,他在看着国军“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无论是“反蒋抗日”还是“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目的都是要把中国拖入战争,用战争消耗国民政府实力,达到借乱夺权的目的。 ---日本侵华背后共产国际的巨大黑手(下) 作者:曹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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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神
3个月前
抗战胜利,台湾🇹🇼重回中国版图是什么鬼?抗战胜利不是光头领导的国民政府干的吗?那是还没有中共国呐😂 王毅直呼台湾省,看来是准备一国一制,连特区都不是,就是说,中共准备5️⃣🪣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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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李江琳:六十多年前,中共大军西进,完全有能力拿下西藏的时候,西藏是什么状态?西藏名义上的宗主国大清王朝早已覆灭,后来的继承者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被挡在门外,千方百计想要同西藏建立某种关系,西藏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享有国际藏学界公认的“事实独立”地位,西藏就是一个国家,具有一个国家所 有的一切。当时解放军是有能力打进西藏的,但是打进去的话,那就是一种“入侵”,就是“侵略”一个事实存在的独立国家。所以,解放军先在昌都打一仗,打败了藏军,然后放下身段,请西藏政府派人谈判,以军事为后盾,以武力占领为威胁,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协议的基础是邓小平起草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的意见”,发给中央的秘密电报中说明:“如果谈判不成,需要战斗进军,只要在第三、五条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变),就可以作为公开宣布的约法十条。”邓起草的第三条是“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五条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从文本上来看,除了国防军入藏,西藏一切不变。达赖喇嘛接受了这个协议,于是有了宣传中的“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地方政府(这是中共在谈判中坚持这样称呼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当年入藏和制定西藏政策,邓小平是一个主要操盘手。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宜粗不宜细”的“小平风格”清晰可见。协议越简单、越模糊越好,以便为日后留下操弄的空间。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规定,权力如何划分、权益如何保障、冲突如何裁定,邓小平不要英国式的详尽规定。他答应香港人民一国两制,“舞照跳马照跑”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却无说明只有“爱港爱国”的港人才可以治港,更无规定谁来确定此人是不是爱港,是不是爱国,万一爱港和爱国矛盾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要谁爱谁不爱由中央政府说了算,再漂亮的承诺随时都可能消失无踪的。西藏已有前车之鉴。 ---今日香港,当年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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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蒋介石借不到的书 毛泽东轻易借到了 合刊《二十四史》自清代乾隆以后才出现,至今流行的版本主要有三种:一,清乾隆时官刻的“武英殿本”;二,民国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三,1949后由中华书局印行的“点校本”。 《二十四史》历来为治政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为、治国安邦,士族文 人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 蒋介石、毛泽东二先生也不例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蒋介石想看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他亲笔写给马衡一张借条,命秘书陈布雷去找马衡借书。 马衡生于一八八一年,一九五五年逝世,浙江鄞县人,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精于汉魏石经,抗战期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工作。 当时,马衡看看蒋介石的借条,要陈布雷在条子上面签上“在一个月内归还”的保证,当即把陈布雷气走了。 陈布雷回去在蒋介石面前发牢骚说:“这《二十四史》是一个月内能看完的书吗?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 蒋介石苦笑着说:“哪里是刁难啊,就是明摆着不借给我嘛。” 三天后,马衡送了一部由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民国新版《二十四史》给陈布雷,说:“蒋先生要的书我给您送来了。” 陈布雷只气得眼直翻,他讥讽地问:“马先生,蒋公要的是这个吗?” 马衡当时不客气地说:“蒋先生要是看书,就是这个。蒋先生要是别有图谋,就是那个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马衡把陈布雷这位笔下生花,文坛老手抢白得张嘴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有小人在蒋介石面前搬弄是非,说马衡坏话。欲落井下石,取而代之。 蒋介石决然说:“故宫文物,只可托马衡。国宝由他保管,国人放心。” 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进北京城后,指示秘书田家英,也要他置一部《二十四史》。 毛泽东要看《二十四史》,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田家英费劲心力,终于在琉璃厂一家书画古玩店里,看到了一部一九二三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线装影印版完整的《二十四史》。他如获至宝,二话没说就买下来,兴高采烈地把书运到毛泽东的书房。 谁知毛泽东一看,大皱眉头。说:“你给我把它都搬出去,我不想看这种东西。我情愿看乾隆印的书,也不要看国民党印的书!” 田家英这才明白,毛泽东想要的,是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己费尽心力买下的民国版本的《二十四史》,是出力不讨好了。 于是,田家英第二天就来到故宫博物馆,找到馆长马衡。田家英向马衡说明来意,想为毛泽东要一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 不料马衡一听,数声冷笑后说:“真是异想天开,我这里每样东西都是国宝,任何私人都不能动。别说要,借都不行。此例一开,我这故宫博物馆,岂不成了私人宝库?” 马衡的一席话,当即把田家英说的面红耳赤,甚至有点无地自容。心里对马先生的敬业精神和骨气,钦佩不已。 可钦佩归钦佩,但这事是毛主席亲自交办的,还得交差啊。 田家英无奈,几次跟马老先生商量,委婉说出了自己的难处,也暗示了毛泽东非他人可比。 可马衡就是不买账,傲视君王的派头,一点不比毛泽东差。 就在田家英快要死心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马衡却被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离开了故宫博物馆。 马衡走后,田家英再去借这套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自然是一路顺风。 毛泽东如愿以偿,这部乾隆武英殿版本的《二十四史》,整整伴随他终生。据说,毛先生在上面即兴挥毫,抒发了很多感慨。可以推断,他认为天下宝贝物都是自己囊中私物。 不知道在毛泽东死后,故宫博物院敢不敢、能不能将这一国宝收为国有? ---作者: 半醉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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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个月前
民国三十四年(1945)南京光华照相馆摄制顾祝同、陈诚、白崇禧、胡宗南、范汉杰等抗战名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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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勃OC
5个月前
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么美国退出联合国,要么中国退出联合国 让中国大陆取代国民党政府加入联合国,其实就是一次冷战中对局势妥协而产生的巨大错误 大陆既不是二战的战胜国,也没有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一兵一卒;反而是站在国军百万主力牺牲尸体上剽窃战果,在苏联外援之下公然盗窃国 得国不正,对内已经没有正当性可言,对外却妄想获得美国承认。这样一个政府,如何进入联合国,如何代表中国? 另一方面,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至少需要满足人类文明的基本底线才能就任,比如外交部不能公然撒谎,统战部不能成为贿赂和渗透的工具;不能虐待自己国民,比如不能用封禁外网来封锁信息,比如不能封杀言论自由搞文字狱思想罪,比如有正常的政府轮换制度,比如可以投票表达民意等等 对这几个方面打分,100分为满分的话,中国大陆政权现在估计得分在10分以内,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门槛至少要在60分。而台湾政府至少能拿到90分。 把全球最重要安全事务交给连人类基本价值都不认可,对自己国民随意关押、随意边控、随意处决;对待历史随意篡改,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没有法律效力;对外随时要发动战争,输出混乱;对联合国规定的基本人权法案置若罔闻,劳动法都无法遵守,集会、游行、结社、记者、律师的自由都无法保障的流氓来决定 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吗? 这样的联合国组织是非法的,是违宪的,是可耻的,它注定解散。联合国的基本门槛应该是“流氓禁止入内”。每个国家的文明情况,2年一小考,4年一大考。对内镇压没人管的了,但不代表其他国家看不到你的罪行,看到了还会接受你。 希望下一代新型联合国组织能做到这一点,直接从G8+台湾政府组团开始就很好 不给流氓一点颜色,流氓们还真以为自己可以在地球上为所欲为,自动获得“合法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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