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西安事变,张学良是功臣还是罪人? 李肃:西安事变最后的结果是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有什么记载? 郭岱君:日记有很多记载。他对西安事变的日记我们后来看起来就像看小说一样精彩。首先他为什么要去西安?已经有人警告他,西安不稳定,不要去。他还是去,因为他相信张学良,待张学 良如“子侄”。去了以后,当然张学良、杨虎城希望抗日。但故事中还有故事,因为中共在张学良这边已经做了很久的工作了,就是希望能够胁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想要抓蒋介石的意思。可是前天晚上张学良去跟蒋介石讲,说你不应该花时间打内战,应该抗日等等。蒋介石觉得你是我的晚辈,于是拍桌子把张学良大骂一顿。张学良火了,回去以后就兵谏了。蒋的日记也很精彩。他说突然间外面枪声大作,他就要侍卫去看发生什么事情。侍卫回来说大事不好,他马上就说赶快从后面的窗户跳出去。侍卫先跳下去,他接着跳。他在日记中说跳下去以后三分钟站不起来,因为他不晓得后墙是里高外低,外面是一个沟。所以他跳下去以后脊椎跟腿都受伤了,侍卫只有背着他往山后走。那么后面怎样搜索,怎样抓到他,日记中都非常的精彩。这里面就谈到中共在事件中的角色。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蒋介石本人,国民党还有宋美玲写的有关西安日记,都否认在西安见到了中共的代表。可是等到宋子文档案开放,非常清楚周恩来来了,而且见了两次。蒋介石日记里面也非常清楚,周恩来来见两次。蒋介石的日记很感人。有一天他就写:“十时三十分,余已就寝,妻携周某来见。多年不见故人,宁无感慨乎?”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失望,愤怒,对张学良如此不能原谅呢?是因为他已经打算一切都布局好了,迁都完毕之后,陈诚和卫立煌的军队已经在百灵庙准备一举歼灭红军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差两个礼拜了,结果发生了西安事变。所以他写道:“汉卿误我大事矣”,“汉卿坏我一盘好棋”。 李肃:起码这件事把蒋介石剿共灭共的企图被打掉了。 郭岱君:第一个就是剿共灭共的企图被打掉,第二个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他本来希望有60个师,事实上没有,结果很快就仓促应战了,1937年就跟日本宣战了,整个的训练都还没有完备,有很多的遗憾。 ---日记中的蒋介石:剿共为名,抗日为实 来源: 美国之音 作者: 杜林 萧雨 昱杉
1934年2月11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基会第八次董事会议以后,乘火车返回北平。上车后遇上许多熟人,其中有一个名叫王化一的人对他说:“在张学良的保险箱里,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50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银元。” 王化一曾经担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古北口警备司令,是一位东北籍将领。王还说 :那张收条是张学良赞助一位日本议员参加竞选的费用,后来该议员竞选失败,这5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至于那块银元,则是张学良“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 杨宇霆是东北军的重要人物,他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步入军界。由于他智足多谋,很快受到张作霖的重用,并在东北军中有“小诸葛”之称。在杨宇霆的帮助下,张作霖实力大增,使日本人在东北不敢轻举妄动。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被谋杀以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最高统帅。于是杨宇霆就像周公那样,主动承担起指导少帅的责任。他不仅规劝张学良要戒除毒瘾,还批评他只顾玩乐不问政事。 对于杨宇霆的这种做法,张学良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说杨宇霆颇有野心,是张学良身边的最大隐患,应该及早除掉。至于张学良本人,虽然也想去除这心头大患,只因杨是前朝重臣才不忍下手。于是,那块银元便成了是否杀害杨宇霆的关键。 据王化一说,有一天夜里,张学良在卧室里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便取出一块银元,想用占卜的方式做出决定。他的设想是如果袁头向上则杀,向下则不杀。没想到连掷三次,都是“袁头向上”,于是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看到丈夫落泪,于凤至十分诧异。经过再三追问,张才说出事情真相。这时于凤至也拿起银元丢了两次,没想到都是“袁头向上”。丢最后一次的时候,银元掉到床上,她俯身一看,也流下泪来,原来这一次还是“袁头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终于下了除掉杨宇霆的决心。 听了王化一的这番话,胡适不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还在日记中写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其实,胡适一直对张学良很不满意。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经多次劝张学良辞职,然后把军政大权交付中央。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听从劝告,但是却始终没有兑现。1932年热河事件爆发后,胡适又在信中对张学良说:“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然而张学良就是听不进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 ---张学良的保险箱 作者: 智效民
朱韵和
5个月前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 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卒使汪先生所 受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复我:“我死尚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陈公博自白书 选自《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上
朱韵和
6个月前
智效民:张学良的一块银元决定了东北四省的命运 1934年2月11日,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基会第八次董事会议以后,乘火车返回北平。上车后遇上许多熟人,其中有一个名叫王化一的人对他说:“在张学良的保险箱里,只有两件东西,一件是50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银元。” 王化一曾经担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 委员、古北口警备司令,是一位东北籍将领。王还说:那张收条是张学良赞助一位日本议员参加竞选的费用,后来该议员竞选失败,这50万元也就打了水漂。至于那块银元,则是张学良“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 杨宇霆是东北军的重要人物,他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步入军界。由于他智足多谋,很快受到张作霖的重用,并在东北军中有“小诸葛”之称。在杨宇霆的帮助下,张作霖实力大增,使日本人在东北不敢轻举妄动。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火车站被谋杀以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最高统帅。于是杨宇霆就像周公那样,主动承担起指导少帅的责任。他不仅规劝张学良要戒除毒瘾,还批评他只顾玩乐不问政事。 对于杨宇霆的这种做法,张学良很不高兴。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不断挑拨他们的关系,说杨宇霆颇有野心,是张学良身边的最大隐患,应该及早除掉。至于张学良本人,虽然也想去除这心头大患,只因杨是前朝重臣才不忍下手。于是,那块银元便成了是否杀害杨宇霆的关键。 据王化一说,有一天夜里,张学良在卧室里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便取出一块银元,想用占卜的方式做出决定。他的设想是如果袁头向上则杀,向下则不杀。没想到连掷三次,都是“袁头向上”,于是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看到丈夫落泪,于凤至十分诧异。经过再三追问,张才说出事情真相。这时于凤至也拿起银元丢了两次,没想到都是“袁头向上”。丢最后一次的时候,银元掉到床上,她俯身一看,也流下泪来,原来这一次还是“袁头向上”!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终于下了除掉杨宇霆的决心。 听了王化一的这番话,胡适不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还在日记中写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其实,胡适一直对张学良很不满意。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经多次劝张学良辞职,然后把军政大权交付中央。张学良也表示愿意听从劝告,但是却始终没有兑现。1932年热河事件爆发后,胡适又在信中对张学良说:“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然而张学良就是听不进去。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