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很舒心。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毛泽东在延安所畅想的这条新路在执政掌权后，并没有真正带领人民去偿试，一直到今天，仍然纠结于老路新路与邪路，没有把中国引向普世公认的民主之路，这是历史的宿命，还是中国的劫数？ 当年毛泽东闹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解放了劳苦大众，推翻了蒋家王朝，赶走了帝国主义，把外国资本从中国大地上清扫干净。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更让我们看清了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以1949年为界，清朝及民国政府敞开国门吸引外资，甚至在重要门户口岸设立租界，被毛泽东称之为丧权辱国，毛泽东闹革命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民国政权，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以暴力革命为手段消灭有产阶级，并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且不说这个阶段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仅文字狱就残害了无数正直的人，在那个年代，只要文字或者言语表达了或者疑似表达了对体制乃至社会的质疑或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动派就是牛鬼蛇神，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被残酷的抹去。而几乎所有的施暴者没有任何负罪感也没有被追刑责，似乎是干了一桩桩道德高尚无比光荣的事。 1976年之后，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才有了邓小平强推的改革开放，自1979年开始，邓小平提出先富理论大力引进外资，被誉为中国新时代的总设计师，毛泽东用革命摧毁的制度，又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得以复活。 持改良主义的胡适曾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 “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长期反贫困策略”一致），这个理论却遭到梁漱溟以及一批名流猛批。 梁漱溟等人认为胡适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所谓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毛泽东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等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更令人困惑的是，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新中国后30年被改革开放彻底否定；而改革开放炫耀的伟大成就，比如经济市场化、所有制多元化、财产私有化等等又是1949年之前就存在并得到保护的，只是被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彻底摧毁推翻罢了。也就是说，70年来，中国无非是在不断的颠覆自己否定自己打倒自已，走完了一道历史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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