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3周前
自我离开中国后的15年间,数位师长离世,他们都曾是我思想的引领者: 1,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先生去世。 梁先生和他的太太方晶女士曾送我很多书,告诉我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残酷历史真相;中国作家余世存曾建议我,请这些知名人士题字,并收集起来。我不想这样做,我也反感请名人提字的做法,但我把他们如孩童一样纯粹的笑容珍藏在我的记忆里。遗憾的是,他们送我的书都被国保抄家时抄走,因为被认为是禁书。 2,2010年11月22日,中国宪法学家蔡定剑教授因病去世,我虽不是他的学生,但视他为恩师。 2007年,他开始筹备《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项目时,邀请我加入,而同项目组都是教授级人物,他没有看中这些,我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2009年,这本书出版,我是第十章的作者; 2008年512地震后,我赴四川报道及做义工,看到最惨烈的现场,包括豆腐渣校址上遗落的书包和作业本……我也因这些创伤患上抑郁症。 后来,我离开北京到深圳生活和休养。期间蔡教授到深圳出差,深圳体制内官员也有他的拥趸者,是中共一位所谓的改革派官员吕日周的门生,蔡教授不喜官场人士的饭局,反倒与我们一群小朋友饭聚,当时发现他的脸色不好,就请教授一定要好好检查身体,他回北京后很快检查出身患癌症,后来就是治疗过程。2010年我遭警察抄家后被迫匆匆离开中国,当年8月我到达德国,我一直打听蔡教授的病情,甚至希望他到海外治病,直至当年11月最冷的一天,噩耗传来,我大放悲声。 我是个中国教育体制内的另类,从小到大挑战着僵化的教育体制,甚至直接与老师直接对抗;我从来不是老师们喜欢的学生,感恩蔡教授看到了真实的我,我也看到原来在已变得浑浊的校园里,真实有着以前只在书本上才能看到的踏实做学问、不媚权的学者。 3,2014年10月21日,陈子明先生因病去世。 我自2010年8月开始在德国之声工作,当时有一个栏目是北京观察,陈子明先生是这个专栏的作者,而我是责编,我会打电话向包括他在内的师长们约稿。这是他们在中国被噤声后的自由发声平台,当然他们也因此可能承担政治风险。 遗憾的是2014年8月,我被德国之声亲共台长开除,《北京观察》栏目也遭关闭,我没能保住这个平台,愧对诸位师长。 4,2014年11月28日,中国宪政法学家曹思源先生去世。 与曹先生最后的一面是在2010年5月11日北京医院的朱厚泽先生告别仪式上,他和姚监复、江平先生、陈子明先生在一间小屋里,对我说:希望在年轻一代。 就在他去世那一年的2月,中国近百位自由派人士聚会,曹先生还曾在在演讲中要求重新定性八九学运和问责中共当局在“六四事件”中向平民开枪的镇压行为,要求公布“六四事件”死难者人数。 当时正是两会前夕,我打电话给他,他说起草了一份一万三千字的《宪法修正草案》,在自由派人士集会上的演讲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认为作为一个宪政学者,有责任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哪怕官方“动”的希望渺茫,他希望中共中央修改宪法,将《宪法》第一条中的“专政”取消,他说“专政等于是对所有人实施暴政,没有任何合法性。” 4,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被肝癌」去世,无须赘述这段历史。我是零八宪章签署者,自此后,我践行了我的承诺:纪念逝者,照顾生者; 5,2022年11月9日,鲍彤先生仙逝。 我无数的采访过他,他对时政的观点表达如此精准,总是一语中的。 有一次我请他注意身体,他说:小雨桐,你不能回北京,我不能出国,也许到我死时我们都无法见面了; 还有一次,听说他做眼睛手术,还因吸烟咳嗽,我说:鲍老,不许抽烟了。他说:还不许死!然后大笑。 他毫不避忌的谈论死亡,是那种中国人中罕见的坦然迎接一切的态度。得知他离世的消息,请在美国的朋友帮忙做了纪念网站,纪念的是一位老人,是一段历史。 6,直到这一次,听到章立凡先生的去世,觉得这个夏天好冷。 章先生总是耐心接受我的采访,或是帮我分析中国的政治动态。在2014年我遭德国之声开除后,他还给予了我最多的鼓励,甚至在亲共作者泽林被我称洋五毛后,威胁提告我之时,章先生帮我甩出洋五毛的一大堆证据,那就是泽林在香港与中国大陆的七个注册公司和机构。 我曾建议章先生和杨洁女士到欧洲做学问和生活,早年间他说家有高龄老母,后来老母仙逝,他又被琐事耽搁,再后来又是疫情……总之他没有来到曾心向往之的欧洲。 感恩他在逼仄的政治环境里,依然保护优雅高傲的态度,决不与肮脏者同行,他微笑着拒绝司马南的握手请求,正是他对独裁政权一以贯之的立场,他给了我最好的关于学者、公知的美好释义。 有一天,我和我的教授通话时,谈及师长们的离去,他告诉我:我们年龄也到了,总有这么一天,你们还年轻,但你不要总是拼命做事,还要照顾好自己。惊觉他与曹思源先生对我所说的如出一辙,他们不仅是恩师,还像父辈。 我的父亲与这些师长中的一些人是同龄人,比其中一些师长晚一代,我总是遗憾不能捧一束花现身在他们生前的医院或他们身后的墓前,他们的离去让我一次次落泪,也许所有的落泪,都是一次次与我父亲离别场景的重复,如果有一天,我的父亲离世,我仍不被允许到中国,我将如何自处?
1个月前
利用 AI 提取了播客中一些闪光的洞见,分享给大家 🔽 ------------------------------------------------------ 纷繁的世事中,关于金钱、欲望与幸福的迷思,常常困扰着我们。以下是从播客中淬炼出的几颗思想宝石,它们或许能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内心,找到更澄澈的生活之道: 一、“足够”的边界,由内心而非外界定义 查尔斯·费尼(Charles Francis Feeney)在拥有巨额财富后,主动定义了自己的“足够”,匿名捐出 80 亿美元,找到了内心的自由与平静。 与之对比,阿道夫·默克尔(Adolf Merckle)在损失部分财富后,尽管仍拥有 80 亿美元,却因无法摆脱“还想要更多”的执念而走向绝望。 也许真正的“足够”并非一个客观的数字,而是一种主观的认知状态。当“足够”由不断膨胀的欲望和外界比较来定义时,人会陷入无止境的追逐;当它由内心的需求和价值审视来定义时,则成为通往自由与平静的基石。 二、欲望的“被制造”与幸福感的“伊斯特林悖论” 现代消费社会不仅制造商品,更擅长制造“渴望商品的心”。我们购买的往往不只是物品的使用价值,更是其承载的符号与身份认同。 经济学家伊斯特林发现,虽然在同一时间点上富裕与幸福感正相关,但长期来看,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并未带来幸福感的同等提升,甚至可能下降,其原因在于“社会比较”和“享乐适应”。 我们许多“想要”并非源于真实需求,而是社会系统精心构建的结果。幸福感并非简单与物质拥有量成正比,它更深受社会比较和自身适应性的影响。警惕被制造的欲望,理解幸福的相对性,有助于我们从消费主义的符号游戏中解脱出来。 三、“雄心”与“贪婪”的一线之隔 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一条微妙的分界线。在此之前,我们由“雄心”(Ambition)驱动——好奇、热爱、自我成长、内在驱动;越过此线,则由“贪婪”(Greed)主宰——外部评价、攀比心、占有欲、排名。 区分驱动我们行动的根本动力至关重要。以雄心为燃料,我们能享受过程,获得内在满足;被贪婪裹挟,则容易陷入焦虑与迷失。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在追求“更多”的路上,都应时常审视自己是否跨越了这条界限,Enough 在哪里? 四、注意力是我们最宝贵的隐形财富 “如果你总是需要查看点什么,那就算不上真正的富有。(If you are constantly checking something, you are not rich.)。” 真正的富足并非仅指物质财富,更关乎内心的自由与平静,以及对注意力的自主掌控。 无论是频繁查看股价、社交媒体点赞数,还是其他即时反馈,本质上都是在用外部信息确认安全感。 我们最稀缺的资源是注意力。将其从对外部评价的依赖和即时反馈的焦虑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真正珍视的事情、内在的成长与创造上,才能获得更深层次的富足感。 五、真正的美好,从不刻意寻求关注 (Beautiful things don't ask for attention) 查克·费尼匿名捐赠 14 年不为人知,以及电影《白日梦想家》中摄影师肖恩对待雪豹的态度,都体现了这一智慧。 源于内心的富足与美好,无需外界的聚光灯来证明其价值。当行动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热爱与内在的指引,而非为了获取他人的赞赏或艳羡时,我们便接近了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