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4天前

“六四”纪念馆系列演讲之三：时间：8月15日（周五）下午2-4点地点：“六四”纪念馆（ 3024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主题：知识分子与抗争运动主讲：陈小平（法学博士，独立学者）王丹（“对话中国”智库所长）吴祚来（“六四”纪念馆”顾问）协办：《在野党》杂志演讲免费向公众开放，欢迎参加。

#六四纪念馆 #陈小平 #王丹 #吴祚来 #知识分子 #抗争运动 #免费讲座 #El Monte

白板报 Whiteboard

1周前

黄纪苏《一封要递却没递上去的信》：2019年北京驱逐低端人口时期，一文尽显知识分子风骨 XX街道办事处：我叫黄纪苏，家住XX胡同XX号楼，退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写这封信是想反映一个情况，同时也表达一种愿望。先说情况，容我啰嗦一点。我们胡同有家小理发店，服务于左近的居民，已经安安静静在那儿很多年了。理发师是个丹东来的白净小伙儿，个儿不高，单身一人，有个母亲，在老家打工。小伙儿有回问我：虽然总想妈妈，可为什么好不容易回趟家又老嫌她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呢？我说大概因为她是你亲妈吧。我还真没听小伙子嫌过任何顾客或街坊的不是。他说话轻声细语，生怕吵了谁似的，跟北京爷们及娘们的粗放风格迥异。我也没听见过任何人说他不是——他收费低廉，工作认真，每天一站十几个钟头，除了理发烫发就是扫地上的头发，能有什么不是呢？我这些年的感觉，他和他的理发店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有它不觉得，没它可就麻烦了。大概是因为这个，每次春节回家，他都尽早返京这一两年北京清理拆墙打洞，又感觉他忧心忡忡。胡同里唯一的一家肉菜店被迫关了张；卖水果的那位河南摊贩屡屡被罚，再不敢露面；理发店门口的三色旋灯也拆了，玻璃门改成了防盗门，最近风声紧，房租都交了却一礼拜干不了活。眼见着路越走越窄，他能不愁么？他的愁其实也是我的愁，而不少居民可能比我还愁：他这儿关了门，我们去哪儿理发呢？我在老年人里算小字辈，还可以去其他理发店，七八十岁的人呢，路远不说还乱，如今电动摩托怎么开的都有，就差飞檐走壁了。再说愿望，其实很简单，就是请有关部门高抬贵手一寸，放小理发店及小理发师一马。既然让我们继续在这儿住着，附近总得有个理发的吧。政府统揽大局、谋划长远，这我们都理解。但具体情形会各有不同，一个初衷合理的政策有时会因一刀切、标准化的推行方式而事与愿违，善因结成恶果。以我平日的接触观察，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不但恪尽职守而且与人为善，愿意为群众排忧解难。对于自上而下的刚性政策，他们往往根据所在街区的具体情形和群众的实际需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软化处理。我尝感叹，在政府的末梢幸亏有他们这层缓冲，否则易燃易爆的官民关系又不知会平添多少火星呢。社会的善治需要他们跟普通百姓耳鬓厮磨出来的同情心和平常心。而那些不问青红皂白、专以完成领导指示不过夜、不走样为能事的各级干部，到真有可能是在懒政、怠政。 “首都功能”最根本的功能只能是“为人民服务”，治理拆墙打洞的初心只应是让几千万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而不是把四九城变成“高端人群”的紫禁城。我想，只要牢记这个初心，坚守这个功能，卫生、消防、交通、市容等等的治理就不会走样，就会找到更妥当、更周全的办法，北京就一定是人民北京，中国就一定是人民中国。此致敬礼黄纪苏 2019年8月后记这封信还没正经递上去，工商就来人，小理发馆就关门了。好在小师傅口碑好，街坊四邻都同情他，一位老大姐拿出保媒拉纤的热情和韧性，居然帮他联系了个去处。先凑合干着，总比没着没落强。好不容易当回奏折派，这封信，也就不递了。不过其中反映的情况，应多少有点儿普遍性，姑且隐去具体的特指，给朋友们赏秋之余瞧瞧吧。

#北京 #驱逐低端人口 #小理发店 #知识分子 #民生

1周前

賓州大學教授 Ben Nathans 寫了本書，五月剛獲得非小說類普利策獎，書名用的是蘇聯異見人士聚會時常用的一句祝酒詞: 《祝我們無望的事業取得成功 — 蘇聯異議人士運動生命錄》。以前我沒聽說過，直到現在才知道，原來蘇聯60到80年代初的異議運動跟中國的維權運動有相似之處，核心思路是讓權威服從自己訂的法律。參與者主要是知識分子，尤其以科學家居多。奇怪的是，沒有律師參與。不知道蘇聯當時的律師制度是什麼樣的。我下單買了書，下了音書。這兩段視頻可以看一下，了解梗概。

#普利策奖 #苏联异议人士 #宾州大学教授Ben Nathans #维权运动 #知识分子

1周前

🔥 文革不僅屠殺了中國的精英、消滅了中國傳統文化，報復有文化的知識分子！還將人的肉體、靈魂、尊嚴一並摧毀殆盡😱！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135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157 条信息

#文革 #屠杀 #知识分子 #传统文化 #负面

2周前

胡平：为什么成王败寇？1、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日本人并不曾像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支持和认同中共呢？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2、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祇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祇有一代人的时效。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祇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 3、确立合法性概念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路子上去了。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祇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祇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祇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们知道，祇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北京之春》 2006年7月号

#成王败寇 #政权合法性 #文化认同 #历史反思 #知识分子

2周前

胡耀邦：我們中國只是向我們的黨員説過，黨員在政治上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這是任何國家一個政黨的紀律，我們從來沒要求知識分子與中央保持一致。

#胡耀邦 #党员 #政治 #中央保持一致 #知识分子

澎湃新闻-文化课

3周前

独家专访｜王尧：每个时代都有难题，知识分子既清醒也困惑

#王尧 #知识分子 #时代难题 #清醒 #困惑

3周前

自然，知识份子在新中国受到的空前灾难，不应完全归咎于毛氏一人。自相残杀本是中共的传统。譬如，一九三三年，中共在湖北的根据的里搞肃反，杀了三万七千多自己的同志。（注１０：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湖北》第一三一页。）这与毛泽东无关。一九八三年，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回忆廖承志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三十年代红军）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四方面军里的知识份子党员几乎被（自己人）杀光了。”（括号内的字为引者所加。当时共产党在鄂豫皖建立的地方政权和红军第四方面军均由中共元老张国焘控制。）（注１１：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读了这样的文章，使人深信，在一九三五至三八年毛泽东和张焘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要是张氏获胜的话，知识份子在新中国的遭遇决不会更妙。陆氏提及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是东方专制传统和苏式共产党的“铁的纪律”相结合的产物。而反右和文革不过是一根藤上先后长出的两个瓜而已。 ---《阳谋》尾声丁抒

#中共肃反 #知识分子 #自相残杀 #鄂豫皖苏区

3周前

有人认为，毛泽东花了过多时间去研究《资治通鉴》，马列主义读得不够，满脑子封建，才闹出那些荒唐事。其实不然。毛研究历史，熟记在心的，往往是帝王们的谋略与权术，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类。对于真正的治国之道，毛只是择其爱，弃其所鄙，并无深入研究，更算不上是专家。可是毛泽东读历史用的却是另一种眼光。秦朝二世而亡，他不认为是暴政所致，却认为是秦始皇杀知识份子杀得太少了。“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注９：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报告时的解释。）他认为要是秦始皇坑儒再彻底一些，将张良、陈平等一并杀掉，秦朝的天下就不会落到刘邦手里。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个世纪，制造了那么多灾难，误尽苍生二十多年，原因就是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阶级斗争”、“镇反肃反”、“反攻倒算”，浓缩起来，就只剩了一个“杀”字。只是除了“坑”之外，另有名曰“劳动改造”的苦役和流徙可供撰择，并不一定非要像用五分钱的子弹费处决林昭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不喜欢的知识份子。这一切都可以在《社会主义好》的凯歌声中进行，比斯大林的法子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阳谋》尾声丁抒

#毛泽东 #历史研究 #帝王权术 #秦始皇 #知识分子

3周前

我看李泽厚先生李公以温情读孔子，虽不至亦不远也。晚年以政治哲学读老子，突破了自己和时代以庄解老的传统，可惜没有继续深入，没看见老子政治哲学可以通往欧美近代政治理念。居美二十多年不进教会，形同入宝山而空归，不出胡适藩篱。晚年版权之争暴露了知识分子言与行的乖离，尤其是无神论知识分子。他曾经领先时代，又带着时代局限，复有无神论知识分子的缺陷，是为我眼中的李泽厚先生。

#李泽厚 #哲学 #政治哲学 #无神论 #知识分子

3周前

（转）沉痛的伤疤：文革中逼上绝路的100位精英文/千山老余十年文革，惨案无数，这些精英走向死亡之路的共同之点，就是悲壮二字。在没有全面普查、没有开放档案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这种“举一知万”的办法，来记录历史。梳理这一名录的过程，是令人压抑和沉重的。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自戕，都是让人悲痛的；何况那么多国家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之材，其中不少还是所在领域的权威、泰斗、大师级人物！他们的离去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带来的损失，更是无可估量的，那是历经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都无法弥补的！图1 白辛 1920年生，吉林永吉人，赫哲族，原名吴宇洪。著名剧作家。1939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创作了多部抗日剧作。1945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调到哈尔滨话剧院。他先后创作或改编了20多部歌剧、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影响较大的有《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焦裕禄》等。文革开始，《冰山上的来客》被打成“大毒草”遭受批判，1966年9月在松花江边自杀。图2 曹亨文 1910年生，浙江临海人。新闻史学家，教授。193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新闻学硕士，并参加反帝大同盟，宣传抗日。1939年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主讲中国和外国新闻史。文革中被诬为“英国间谍”，遭迫害，1968年6月19日自杀。图3 陈邦宪 1914年生，江苏嘉定人。著名医学教授。193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在重庆等地从事医务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卫生局防疫保健处处长。1947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随后回国，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仁济医院院长。还参加上海第三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并担任第十大队队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受到迫害。1968年4月15日，受清队运动影响，陈邦宪跳楼自杀。图4 陈昌浩1906年生，湖北武汉人。原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失败后转辗到达延安，1939年去苏联。1952年回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开始后不断被揪斗，1967年7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文革 #知识分子 #迫害 #历史 #悲剧

2个月前

陈寅恪岂能是自由主义者 ——再与贺卫方教授商榷文/商昌宝因为不合时宜的《再论陈寅恪的不走——与贺卫方教授商榷》被404，所以改头换面为《有学无问的陈寅恪——与贺卫方教授商榷》再次发出，结果依旧是不变的404。不过，有好心网友以笔记形式整理出来，然后发到几个微信群里，贺卫方教授看到后，作文予以回应。文章不长，照录如下：关于陈寅恪先生是否当得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仔细拜读大作，其中列举1949之前的那些学界人物很早就对于共产主义发出明确警示，的确与之相比，陈较少参与这类议论。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他兴趣不在此，那些年他完全沉浸在对于隋唐历史的研究中，哪怕是一些在钱锺书看来过于琐屑的事情他也充满乐趣。在清华的课堂上，《长恨歌》的第一句就讲了七八个学时，可见他是多么一个兴趣支配型的学者。我觉得，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首要标准倒不在于他是否系统地研究或发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作品（那是政治学家的工作），或是否热衷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独行，去政治化，超越商业功利，不党不售，就是知识人自由与独立的典范。关于他的不走，我相信并非因为他对于新体制的乐观，而是源于他的某种特别的乐观或自信——谅你拿我也不能怎么样。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他过于自信了。不过，我坚信，他在岭南一隅的存在，对于当局而言，就是隐然敌国，他绝无一字颂扬当轴，却“反诗”迭出，他的“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的讥讽，他在双目完全失明之后凭口述写就的《柳如是别传》，其中表彰的浩然气节，更不必说他那致郭沫若的信，那是对于威权的悍然挑战。凡此种种，设身处地，这是需要怎样的精神力量才能达到的境界。横向比较，七十年代末之前留在大陆上的哪一个知名学者可以如此？最近我想，他诗中表现出对于鼎革之际没走的悔意也许更多地是出于他连累夫人与女儿的歉疚，而不是后悔个人选择留下。如果他出走，则哪里有这样的炼狱让他以身示范，经历这样的磨难而不坠其节？综合看他的立德立功立言，把他视为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我还是认为是十分妥当的。（以下简称《答文》）其实，不论此前的《陈寅恪不师宣尼浮海事》，还是前段时间就“胡适1949年前是否可以看作（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争议，都可以体现出贺卫方教授一向宽厚的历史之同情心态，这一点作为后学十分理解，但也的确右不同意见。必须要明确，不才对贺教授《答文》中的“一个兴趣支配型的学者”，“视为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等评语是完全赞同的，也对陈氏敢于写“反诗”，“对于威权的悍然挑战”持欣赏和佩服的态度。不过，是否就此给陈氏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或光环？如同《答文》中所说的“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敢苟同。关于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这里仅适用于汉语语境，若置换到英语语境就需要明确区分和界定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的概念和内涵，不才不想在这里查阅政治哲学类的教科书或系列经典著作——尽管那样似乎更专业一些，只想就其中说的“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首要标准倒不在于他是否系统地研究或发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作品（那是政治学家的工作），或是否热衷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独行，去政治化，超越商业功利，不党不售，就是知识人自由与独立的典范”等描述，给予有针对性的回应。首先，贺卫方教授大概混淆了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前者是一种个人意志、思想、情感愿望和人格塑造的体现，简单概括说就是属于形而上的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念头——与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还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不由内化转变成外化的方式存在和体现，那么就不能直接与自由主义进行构想和联系，因为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是应用于国家和社会等公共领域的一种思想主张、政治理念以及贯彻到实践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其核心要旨最简约的概括就是：宪政分权（而非独裁和全权主义）+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法治社会（而非人治社会）+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贺卫方教授淆乱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的内在与外化、个人与公众之间，至少在精神和理念上是相通的，或者说作为阶段性的描述，外化离不开内在的驱动力，公众也离不开个体的努力汇聚。尤其是在无神论的观念中，人毕竟是思想或观念的动物，是一个通行的认知。但要注意的是，当个人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仅仅作为内在精神时，尤其是仅仅作为一种个人心性时，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也包括学者，就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只有当内在意志外化后，也就是要将内心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作为现实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则和价值付诸实践时，怀有这样想法的人也包括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自由主义者。换句话来说，不是每一个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的人也包括学者，都可以成为或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比如前些年知识界关于鲁迅是否是自由主义者就曾争论过，虽然双方互不认同，但如果以自由主义的几个核心要旨作为考量指标，鲁迅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即便如此，谁也不能否认鲁迅真正向往自由、独立，或者说民国时期还没有几个人比鲁迅更向往自由、独立。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学者成为自由主义者，是否需要系统性地研读自由主义的理论书籍、撰写文章或经常发表政治言论呢？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如果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是不需要做太多功课的，只要认同自由主义那几个核心要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作为或被树立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标杆人物、思想导师或精神领袖时，那就需要考核一下此人的思想背景、理论水准了。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容易名不副实，甚至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比如前段时间跟贺卫方教授和林建刚博士讨论过胡适1949年前是否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话题。不才当时旗帜鲜明地宣称不是，因为胡适那时还对苏俄的计划经济认知模糊，还不能严格区分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说白了也就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不那么信服。如此认知水平，如何配得起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呢？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当中国人抬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时，不仅仅是一个关起门来自我认可的问题，还需要接受学界和世界的检验。在此情形下，相比于洛克、斯密、休谟，相比于伯克、亚当斯、柯克，相比于米塞斯、哈耶克、诺奇克，甚至相比于拉斯基、凯恩斯，胡适即使在宽泛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理建树方面，也实在是囊中羞涩，不然其弟子辈的殷海光也不会发表几近蔑视的言论了。当然，如果从聊胜于无的角度出发，那民国时期的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当然首选胡适。或者说1949年鼎革前，胡适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而非精神领袖，那不才也就不会再发表反对意见。结合上述两个方面来看陈寅恪，他是否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呢？尤其是当很多人在谈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时，还要赋予堪称或比拟胡适一样的光环，这个问题就必须认真讨论了。参照自由主义那几个核心要旨来看，相比于鲁迅，显然陈寅恪的自由主义者色彩要更淡一些。即便是鲁迅死得很及时，没来及接受极权主义的考验，但就陈寅恪来说，起码在鼎革那个大历史选择当口，在现实认知方面就不够，这也是不才撰写《有学术无思想的陈寅恪》的出发点。至于鼎革后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就是坊间流传的那几段耳熟能详的事例，这也恰是贺卫方教授等学人服膺和赞叹所在，然而在不才看来，与其说陈寅恪的那些表现属于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儒家士子的操守和所谓的浩然正气更贴切一些。正像夏中义教授在《自由观念的中国面孔——论陈寅恪、吴昌硕对陶渊明思想的认祖》中质疑王元化时说的那样：在陈寅恪的自由意志因子里面，中国面孔显得面子要大于西学那张脸。说句私底下的话，不才在攻读博士期间就选择了知识群体之作家部落在鼎革之际人人都需要洗心革面的课题，几百万字的检讨书和批判书读下来后，真真失望于作家群体塌方式的堕落。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不才还曾经努力从一些名家的日记、书信里，试图能够找到关于全权主义的反思和反省的私密文字，包括人们普遍称颂的巴金的《随想录》，然而依旧是无尽的失望。失望之余，不才就想，怎么说“五四”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算上晚清的徐继畬、郭嵩焘、严复、梁启超等睁眼看世界者、现代文明的盗火者，也有百余年了。怎么知识界的判断力、认知水平和思辨能力，如此之低，甚至几近不堪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原本作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胡适、被树立为知识分子抗争典范的陈寅恪，逐渐地被降低了维度。一旦怀有这样挑剔的想法，再来重看陈寅恪时，就会有一些不小的发现，比如坊间流传1953年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覆》：“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这段长引文，经常被学人朋友们引用，而且作为最直接、最有力的自由主义者的证据，但是整段话有个前提，那就是句首和句末的“学术研究”。在这一关键词下，包括评价王国维在内，意思就是学术研究要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非扩展意义上的人的思想、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如果说这个材料的说服力还不够，再来看陈寅恪1954年的《论再生缘》。他这样说道：“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当这番话说过后，再来回看此前的一句话：“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应该就不会那么令人振奋了。因为但凡要义，需要注意语境，特定情境中的话，如果随意剪裁或任意摘引，就会造成断章取义。学术研究要讲究和遵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普世要求，陈寅恪评价王国维也好，自我期许和要求学生也罢，并没有将此意泛化和扩大之意。当然，作为读者，尤其是有所期待的读者，例如1990年代初的王元化，接下来的陆健东，以及后来各路怀有自由主义朴素理想的学人，纷纷跟上，包括影响巨大的畅销书作家岳南、北京某中学的石国鹏老师以及袁腾飞兄等，不经考证，随意演绎一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轶事，添砖加瓦，锦上添花。这些出发点和愿望是好的，用心也可谓够良苦，但是乾坤大挪移式的泛化和夸大到近似造神的地步，也是需要反省和反思的。或者更直接的回应可以这样：如果说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那么自沉太平湖的老舍算不算？同样选择昆明湖的王国维算不算？如果老舍、王国维也算，那么倡导维新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算不算？谭嗣同、康梁和再此前的郑板桥、陶渊明、商山四皓、伯夷和叔齐算不算？呼喊过民贵君轻和浩然之气的孟子算不算？这样的追问当然比较苛责，但如果没有边界地泛化，也不是没有追问的道理。最后说一句，如今这学术界，认真的商榷只能通行于同道之间，作为后学，在文章匆匆而成之际，真心感谢贺卫方教授的不吝指教，因为他是不才经常“寻衅滋事”中比较宽心的少数几位。

#陈寅恪 #自由主义 #学术争议 #评论 #知识分子

2个月前

毛泽东有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他对自己的政敌一个不杀，也很少逮捕，甚至还要把“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毛泽东及其同伙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份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派份子，时时刻刻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他的打击会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而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这个党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中国的年轻人或外国人恐怕很难理解，被为右派份子的人当年所揭示、所抨击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所提出的主张也能证明是远见卓识。那么，为甚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认了罪，顺从地接受了长达二十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九五七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个城市便有三十余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众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声讨”右派份子，一时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阳谋》序言刘宾雁

中共统治下：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 891 条信息

民生维艰：欠薪蔓延，底层挣扎· 1202 条信息

民生凋敝：欠薪潮激化社会矛盾，底层陷生存危机· 1228 条信息

多地欠薪维权频发，底层民生困境难解· 1508 条信息

#反右运动 #毛泽东 #知识分子 #政治迫害 #言论自由

Eric.V 前特工/V字旅创建者

2个月前

聊聊暴力循环，说点你可能从未想过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有着怎样的结构性缺陷？儒家文明辐射的东亚圈，为何只有日本，一个未严格采纳文武官制度，知识分子阶层长期由武士集团兼任（类似骑士阶层）的国家，在学习西方上做的最好？在此之前，先提一个权游中的人物——龙母，分析下奴隶解放者是如何走上暴君之路的，在“屠龙者变恶龙”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上，龙母这个虚拟角色反而比众多类似的历史人物更加典型，就像是作者刻意雕琢的一个集合体，所以我们用她举个例。龙母几乎是权游剧中魅力值最高的人物，领袖魅力几近拉满，所以当她没有迎来大团圆结局，像观众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哲人王式的完美统治者，反而变成暴君被小刀刀了时，观众的不满可想而知。这个转变确实仓促潦草了些，可能与剧本泄露有关，但从解放者到暴君这种戏剧性变化，未必不是原作者马丁的本意，龙母本来的身份、性格、能力、遭遇以至深层的结构设计，其实都在指向暴君之路的结局。疯王的血统，被驱逐后再回来导致在两个大陆都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外来者局外人”身份，都是马丁刻意的伏笔。而作为凡人根本毫无翻盘机会的龙母，又被作者赐予了龙这种不在人类正常权力游戏内的东西，属于规则之上的规则，类似中西方统治者都爱搞的君权神授，受命于天那套超自然力量在人间代言人的设计。只不过龙有着现实的武力值，多次挽救龙母于水火，换别人早输了。从制度伦理和逻辑上，龙母的权力源头来自于神一般的超自然，具象化而言，就是几近无敌的暴力——绝对的权力，而不来自于人民的选举授权，这种权力来源和结构的单一性，也决定了她无需向任何人负责，也没有任何机构能真正制约和监督她，这已经赋予了她暴君这一选择，而龙母成不了明君，还与其它因素有关。比如她坎坷的经历，被迫流亡沦为奴隶……这导致她极度缺乏安全感，并心怀怨恨和复仇。虽然开挂般崛起，但这种心态不仅没有因地位上升得到缓解，反而因一次次的背叛不断强化，唯一让她维系人性的，是她屈指可数的几条情感纽带，比如侍女弥桑黛、爱人雪诺……但情感纽带本身就很脆弱，弥桑黛被敌人砍了头，爱人雪诺突然被发现血统上比她更有合法性继承铁王座，这一切都导致了其人性温和面的崩塌。而在面对危机时，龙母的能力不足导致她只能更加依赖暴力，这必然导致暴虐思维占上风。为何说她能力不足？比如在弥林，她出于理想主义废除奴隶制，以为马上就天下大吉了，对造成的权力和社会真空一无所知，没有用任何替代机制去填补，最终引发叛乱，而对这一切，她又毫无应对之策，只有用暴力夷平反抗这一个办法。在后续遭遇的问题上，她越来越依赖暴力，哪怕是对待不愿投降这种稍具政治手腕就能解决的问题上，她也采用烧死处决这种简单粗暴之法，其实到此处，她的暴君之路已昭然若揭。再加上维斯特洛人民和贵族对她的冷漠和孤立，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让以救世主自居的龙母深感失落和时间紧迫，到弥桑黛被砍头之时，她也就彻底放下了原来对人民进行解放的责任感，开始了无差别屠城，完成了从解放者到征服者的转变，一个暴君正式诞生了。历史上所有从理想主义走向暴君的人，几乎都能在龙母身上找到影子，无论是尴尬的身份、个人的遭遇、信任的危机、情感的脆断还是能力的不足…… 但最基础的，还是权力的来源。暴力，作为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要素，也是权力最天然的来源（没错，比选举更天然，超出人类社会遍及所有生物种群），在中国社会，长期把持在大大小小的龙母手中，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暴力循环的重要原因。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又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结构性缺陷有关。知行合一文武双全的王阳明只是少数，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文轻武，手无缚鸡之力，往往只能知，不能行。你可以说这是统治者有意为之，但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早已成了刻在基因里的东西。厌恶暴力，回避暴力，以至于无法使用、掌握和引导暴力，就这样，改变政治格局最基础最核心的要素，主动加被动的，从知识分子身上被剥离，并拱手让给了那些无意于文明进步的群体。而欧洲的骑士阶层，日本的武士集团，兼具文武功能，当这些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需要变革时，就能以极强的行动力和政治能量，迅速并较为彻底的推动局势变化。这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他们能够运用武力破除阻碍落实认知。要知道有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无法靠呐喊和改革去除，只能使用武力。而武力，并不绝对掌握在某一群体手中永享万年，它既可以被夺取，也可以被创建。武力的博弈，并非简单的公式计算，它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非对称的，正如孙武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如果，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看待和运用武力并将之牢牢置于控制之下，那么将来即便取得某些成果，也会如过眼烟云，很快，就会被龙母们推翻。

#暴力循环 #知识分子 #儒家文明 #东亚 #日本 #文武官制度 #骑士阶层 #西方 #龙母 #奴隶解放 #暴君 #屠龙者变恶龙 #权力的游戏

Jacobson🌎🌸贴贴BOT

2个月前

网友分享：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气节

#年代 #知识分子 #气节

不明白播客

2个月前

数百万人在看的方方日记，为何突然成了“递刀子”的工具，白睿文和方方遭遇了什么，背后谁在操纵？白睿文认为，这件事“有杀鸡儆猴的效应，很多知识分子看到方方最后的下场，他们也不敢发声了”。点击收听白睿文对“递刀子”事件的完整讲述： #不明白播客精选

#方方日记 #递刀子事件 #白睿文 #知识分子 #操纵

2个月前

郭罗基回忆：文革后要推翻毛泽东对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黑线专政和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都不行。直到1977年10月在缴获迟群笔记本上找到毛1971年6月谈话记录：“对17年不能估计过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坏的是少数。”公布了语录，“两个估计”才作废。

#文革 #毛泽东 #两个估计 #教育改革 #知识分子

2个月前

知识分子和工人面对暴政有什么不同。

#暴政 #知识分子 #工人

2个月前

胡平 |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

#米奇尼克 #胡平 #人物采访 #思想文化 #社会变革 #知识分子

Eric.V 前特工/V字旅创建者

2个月前

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实蛮容易受到中共的分化和拉拢。为什么这么说？不是说读书人更好收买，而是读书人更不屑站队，更加清高也更重理念。中共对这个群体的弱点早在内战时就已洞若观火。若以为统战仅是拉拢，实在是小瞧了对手。就算你本来反共，但只需稍调姿势，即便不来拉拢，也可能引得你动摇归附。讲其中一点很多人就能体会到。都说中共黑箱操作最怕真相，天天都在捂人嘴巴，但在某些议题上，其实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谎言被揭穿——只要真相被复杂化，只要与其针锋相对的说法被解构，对他们就是有利的，就是乐见其成的。这个世上，有很多灰色地带，同时有很多缺失的细节，这就意味着越重大越复杂的历史事件，其呈现维度就越多元，所谓的真相就越可以从多个角度去陈述并能自圆其说，甚至，都是有道理的。当复杂到一定程度，就没人能用一个单一的价值观逻辑去总结出一个定论式的真相，因为它可能包括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价值逻辑，但每条逻辑的展开都有其合理的历史路径。真相有时只有一个，但有时，真相也不止一个。我们不能无视那些超出预计的复杂性。但在政治活动中，特别是反对暴政时，我们其实能够看到，邪恶的力量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纳粹甚至曾多次运用相关手段对反抗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分化瓦解。为什么那么多额头饱满学富五车甚至颇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会同情甚至站在纳粹一边为其辩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来源于真相的多维度解读。法西斯们并不追求完全符合他们官方的叙事，只需要将其复杂化，将针锋相对反对他们的叙事削弱解构，就是一种胜利。而本就弱于反动当局的反对派们，需要的是一种相对简单可以进行道义动员的叙事，以此来平衡双方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叙事往往是沉浸在复杂学术研究中的知识分子们所不满意的，他们会觉得那些东西不够严谨过于简单瑕疵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某些人会越来越无法忍受这些在他们眼中不够正确的东西，结果往往导致他们转向当局的官方哲学中寻求解脱。无论是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都有一套能自圆其说的闭环理论，其哲学和逻辑的缜密，不是简单的道义批判能轻易驳倒的，这让部分知识分子在对比下最终折服于前者。比起“科学性”，道德上的反人性反而不那么令他们不适，他们甚至会主动承担起辩护的职责来…… 我想，部分知识分子的这种堕落路径，对我们已经并不陌生了。但我们又不能简单的去否决和批判，因为这既是知识分子的阴暗面，也是他们探寻未知世界的本能，是好与坏一体两面的天性，是这个群体注定要背负的十字。只不过，黑暗与邪恶的一方更懂得如何诱惑和利用这些阴暗面罢了。作为反对与反抗的一方，能做的，也只有提醒他们，揭露当局，并争取在道义动员之外，构建出自身的强大理论，并足以在哲学与逻辑上，与黑暗的一方相抗。

#知识分子 #中共 #统战 #内战 #分化拉拢

2个月前

🔥 “他们”是哪个混蛋王八旦⁉️ 通过革命，他们战胜了资产阶级；通过卖地，他们战胜了中产阶级；通过膨胀，他们战胜了无产阶级；通过文凭，他们战胜了知识分子；通过金钱，他们战胜了道德良知；通过篡改，他们战胜了历史事实；通过组织，他们战胜了法律公义‼️👎

#革命 #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 #无产阶级 #知识分子 #金钱 #道德良知 #篡改 #历史事实 #组织 #法律公义

3个月前

张颖婕 | 困局无解体制无救有时候被人问，你们北大的学者能否说几句公道话，让上面的人听到。但事实上，知识分子什么都做不了。如果非提方案，大抵是和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市场主体、甚至体制内大部分人所期待的一样，那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北大 #知识分子 #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 #体制改革

3个月前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给中央的信，“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加张扬的。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共历史 #延安整风 #薄一波 #历史回忆 #知识分子 #抢救运动

3个月前

《民主启蒙对话录：许良英、李慎之通信集》最近上市。两位中国自由主义的标杆性人物，持续1800天坦诚、深邃的思想交流，探讨中国命运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本书由在美国创办十年的壹嘉出版社出版。壹嘉网址：本书新书在线发布会，将于5月4日举行。有关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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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中年危机始终存在，女性比男性严重，知识分子更严重，叠加世界及时代危机的中年知识分子最为严重。对抗中年危机最好的办法，在我看来是阅读和行走，永不停歇地阅读，以及永不停歇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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