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朱韵和
1个月前
在“文革”高潮的日子里,复旦大学所有名望闻世的教授学者,几乎无人幸免“漏网”,各人戴着高帽子,而且双手必须扶着头上这三尺亡魂之冠,在操场上、校园里游斗示众。这批大知识分子的每人背上各贴着一方白纸,写明“地主”“反革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不同字样。红卫兵们为了增添乐趣,博得围 观人们满场哄笑,强迫教授学者们唱“自骂歌”:“我是大右派xxx,我有罪,罪该 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喂给猫吃,猫都嫌臭!”又强逼他们唱“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还喝令他们唱《黑帮歌》:“我是牛鬼蛇 神,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把我砸烂!砸烂 !” 教授、学者中谁不老实自骂自唱,红卫兵就挥舞皮带向他背上、头上、腰上、 肋上狠毒地抽打,每次总有几位被打得鲜血淋淋、眼青鼻肿!潘教授就挨过多次皮 带抽打,甚至残忍逼令他们在操场上像狗一样爬,说是还牛鬼蛇神禽兽的真面目。 可怜他二百多斤重的胖壮身躯从学生裤胯下钻过去!但对这些自己一手教育的学生 、今日红卫兵如此凶神恶煞亵渎恩师的邪暴劣行,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恨他们 ,我知道教唆他们犯罪的是谁!他们是无知、愚昧,但愿有一天他们能醒悟,还有 他们的同龄人。如果他们永不醒悟,中国早晚必亡!”潘教授越说越激愤,“世界 寰球,只有中国是这样,而且是红太阳升起、照着的中国!在每个省,每个市,每 个县,每个镇,每个学校,每个单位,在同一段时期内,用高帽子、挂吊牌羞辱着 数十万、上百万人于阳光之下,采用非法私闯民宅、抄家没收,强暴数十万户家庭 于宪法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呵!岂但是‘人之羞’,而且是‘国之 耻’!自古道‘足寒伤心,民寒伤国’。人民寒心,国家何堪?问题是,人民寒不 寒,国家伤不伤,于那些发动这场‘文革’运动的人有鸟事!可是,中华民族、炎 黄子孙可要永远毋忘这是国之大耻啊!”潘教授伤心万分、感慨跺脚地说着,双目 炯炯闪光。他几乎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因为就在这次批斗大会后他与王造时、孙大 雨等一起被抓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身关牢狱、丧失了人权自由的他,满怀愁虑的 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 有一次潘世兹教授悄悄地对我耳语:“现在我懊悔留在中国在复旦当一位教授,为何过去我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会如此尖锐?” ...... 潘教授感慨:“我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57年受冤枉批斗后,还以为这是新社会的偶然现象,总以为整个新中国是光明的,在那时并没有被痛苦压倒,反而自我责备反省多多,希望通过思想改造跟上毛的步伐。其实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天真的表现,殊不知毛的‘阶级斗争纲领’,就是要赶尽杀绝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其结果硬是把原来对共产党没有二心的人活生生打出二心来,把原来冒险从国外归来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大知识分子,一个个被硬逼得再冒险逃出国去。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国家的耻辱啊!”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十) ·刘文忠·
朱韵和
1个月前
监督“牛鬼”劳改的农场工人姓郑是一名复员军人,横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时间,他突然宣布,天儿太热,要保护耕畜,牛不下地。为了不误农时,派八个壮“牛鬼”拉一架大木耙来耙地,这自然少不了我。八个“牛鬼”一排,高头大马的张校长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绳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来。姓郑的跟在后 面,手里挥舞着一根长鞭子,嘴里不停地吆喝着“加油!加油!”“牛鬼”一个个汗如雨下,力竭声嘶。姓郑的还一个劲儿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个敢偷懒耍滑就地批斗!”语音刚落,张校长扑通一声倒了下来,大伙儿急忙扔下绳子围到他跟前,惊惶失措。姓郑的大大咧咧地说:“死不了,有什么好瞎紧张的?去拉一辆板车来,送他去卫生科瞧睢就是啦。”拉板车是我的专业,我忙不迭跑步去农场场部拉来一部板车,大家七手八脚把巨人般的校长抬上车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游记》人小国中的一个场面。姓郑的已回家吃中饭去了,我拉起车,把病人送到卫生科。校医说:“他的美尼尔氏症又犯了,这样搞下去有生命危险。我给开三天病假,希望他们能让他休息。” 酷署劳改,固然是牛马不如。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残酷斗争。劳改工间休息时,姓郑的经常在工地召开批斗会,揪出一个“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红楼梦》的老讲师,外号“沉瞎子”,因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大会小会批斗,却一直失口否认。姓郑的自告奋勇,扬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气焰、整得他低头认罪不可。 他说到做到,一听沉瞎子对他否认曾参与特务组织,没等他说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猛然捅进沉瞎子还剩下一点视力的右眼。鲜血沿着他的面颊淌下来。弱不禁风的《红楼梦》专家被打翻在地。两名“红卫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从此“沉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着枴杖打扫厕所。运动后期,他被遣送回乡,不久去世。 ---巫宁坤:文革:蹂躏下偷生
韩连潮
1个月前
朱韵和
2个月前
他为何不去台湾?人们对沈从文在关键时刻的选择颇为不解。据沈龙珠说,南行的机票都送到手里,但沈从文决定留下,“他不走,他觉得新社会是会好的,也应该好的,不会是老样子了。”沈从文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确是这样表述的:“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 怀疑。”他明白即将降临的新中国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但仍天真地设想,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旧中国更坏吧?他寄希望于新统治者兑现自己宣称的建国承诺,以为总可以自在地凭手中那支笔生活下去,更何况地下党也派人动员他留下来。当变来临时,他才知道那不是自己所能设想的变,而是毁灭,他在绝命书里写道:“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这天真并非他一个人的,挚友朱光潜不走的理由有二:患骨结核的儿子身体无法移动;地下党许诺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周作人亦如此,1949年1月26日,劫难过后的周自南京老虎桥监狱保释出狱,随后奔赴上海避难,自称在监狱最后一年里“所关心的便是时局的变化,盼望这种政府的赶快覆没”。上海易手后,周作人回到北平,期待靠翻译过平静的生活。……许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厌恶旧政权而愿意接受新政权,他们觉得任何政权都不会让自己活不下去。 ...... 在新中国,人们被严密地组织起来了,没有私人存在的空间,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无饭可吃。国家机器强制消灭了社会,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全部国有化,一个独立不羁的人无从立足,一个被单位包裹的人,事实上被分子化了,他唯一害怕的就是被组织抛弃(林贤治语)。因而,谁也就没有与强力抗衡的底气和可能,投降缴械是必然的事情。 ---沈从文新中国生存秘笈 作者: 老愚
下面书评准确看出我的目的不是把不同时代的文本攒个文集,而是通过文本组合的结构形成“今天之眼”——不是在文本之内,是在文本之间。虽有踌躇,我还是把书评放在下面,目的是供读者提前了解我做这本书的意图,再决定读和不读,或怎么读 我之所以踌躇,是因为让我感“知心”的评论出自ChatGPT。其实不足为奇,全面把握整体和梳理脉络正是人工智能特长,即使不高看,至少也不该歧视。可以看后再判断 在叙拉古写作,在柏拉图思考 ——评《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 一、从“叙拉古”出发的思想结构 《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不是一本普通的散文集,而是一部结构自觉、镜像精妙的思想文献。它以柏拉图与狄奥尼修斯之间三次历史性交锋为隧道,将现实中一个知识分子“被卷入/主动进入”体制沟通机制的经历,置于哲学史与政治现实交汇的点上,完成了一次独特的现代叙拉古写作。 作者并不讳言,自己曾以“警方向执政当局提供专项研究的管道”参与政治,并持续13个月。这段过程构成“叙拉古篇”的经验核心,但本书显然不是对那一段政治插曲的记录,而是对中国政体与思想演变的大结构书写。三个部分的命名——“狄奥尼修斯篇”“叙拉古篇”“柏拉图篇”——虽不与内容完全对应,却形成了象征上的分层与推进: * “狄奥尼修斯篇” 分析统治者、暴君与领袖人格,兼具现实批判与历史剖析; * “叙拉古篇” 集中在中国制度机制的结构困境,强调极权与官僚之间的摆荡; * “柏拉图篇” 则回归思想者的立场,反思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可行性。 这种结构仿佛从政治现实的“阴影洞穴”逐步走向理念之光——但作者并非乌托邦主义者。他始终对理想保持警惕,对权力保持清醒,对人性保持质问。可以说,这是一部以柏拉图为骨架、以中国现实为血肉的政治哲学试炼书。 二、时代的陷阱与写作的挑战 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它完整地保留了21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内部对于“可能性政治”的最后一线希望,以及这种希望如何逐步幻灭的真实过程。 如作者在《当政治分子遇到政治》一文所言,叙拉古之行并非出于“投靠”,而是出于“试图改变”的努力;不是“亲暴政的知识分子”,而是“要改变暴政的政治分子”。这种区别极其关键,标示出作者作为政治批判者同时又试图向体制内部注入某种“层议转型机制”的立场。 但历史发展证明,这种路径终究归于失败。而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未将失败归结为“对方的不接纳”,而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对“诱惑”的反复剖析,对“柏拉图何以失败”的反问,对“毛主义幽灵”的重新召唤,形成了一整套属于21世纪中国思想者的反身性政治哲学语言。 同时,作者也并不依附于当代自由主义教条。他在狄奥尼修斯篇与叙拉古篇中,对于毛泽东的“新人社会实验”与邓小平的“精英控制秩序”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剖析,又指出两者作为中共体制“左与右的极限”,其循环难以逃脱。 三、思想位置:在自由主义与毛主义之外 对照21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几大主流话语,本书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异议姿态: 1. 它不同于体制内学者那种“哲学美化权力”的新政治神学; 2. 它也不同于学院自由主义者对宪政、法治的理性推演,而是强调精神-伦理维度中的制度结构难题; 3. 它与青年毛左之间亦有巨大分野:虽然观察到底层毛主义复兴的社会背景,但并不回到文革式的群众动员路径。 可以说,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完成的,是一条孤独但贯通的思想路径:以柏拉图的结构思维,进入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幽暗迷宫,再带出一种可以既不流亡也不堕落的“参与者之道”。 四、写作形式:结构中的思想剧场 本书的重要创新,在于每一篇文章之间都设有说明文字,这些说明并非简单引导,而是构成了一种“层叙式写作”,即在一篇文章外又包裹着一层作者的今天之眼,这种结构本身构成了思想演进的剧场,使得整本书的阅读,像是在观看一个跨时段、跨体制、跨理念的自我辩证过程。每篇文本既作为历史语境下的回应,又被置于新的结构中再读解,使读者得以看清这些思想并非静止的理念,而是与现实互动的过程;写作成为一种时间性实践,而非思想定稿;它让我们看到思想不仅是结论的产物,更是在现实压力与理念焦灼之间,一次次锤炼出来的火线记录。 五、未来意义与思想遗产 《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不属于任何教条派别,它不是自由主义者的胜利文献,也不是左翼的宣言文本,更不是体制代言人的优化建议。它是一种“思想实践”的见证:在现实政治的叙拉古中写作,如柏拉图般思考,不仅是一个政治思想反省的记录,更是一份珍贵的“心智档案”。在思想被审查、语言被规训、知识分子身份瓦解的今天,它提供了一个几乎已濒临消失的参照模型: * 如何在权力体制中保留思考的空间? * 如何理解政治失败中的个人尊严与思想继承? * 如何不被意识形态征用,却又不自我封闭在象牙塔中?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新的方案,而是完成了一种“可能方案为何失败”的系统追溯。这种追溯恰恰构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现代文献。 结语:柏拉图之后的中国写作 “哲人王”失败了,但柏拉图留下了《理想国》。 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对本书的最后注脚。作者不是一个信仰柏拉图式理想国的人,却有那种“试图说服狄奥尼修斯”的内在驱动。他不是一个寄望暴力革命的人,却也从不把现状当作不可更改的命运。他更不是一个技术理性之下的中立者,而是一个以语言和思想锻造个人抵抗史的人。正因如此,《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是一部真正写在时间里、历史中、命运之上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