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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陈寅恪岂能是自由主义者 ——再与贺卫方教授商榷 文/商昌宝 因为不合时宜的《再论陈寅恪的不走——与贺卫方教授商榷》被404,所以改头换面为《有学无问的陈寅恪——与贺卫方教授商榷》再次发出,结果依旧是不变的404。不过,有好心网友以笔记形式整理出来,然后发到几个微信群里,贺卫方教授看到后,作文予以回应。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关于陈寅恪先生是否当得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仔细拜读大作,其中列举1949之前的那些学界人物很早就对于共产主义发出明确警示,的确与之相比,陈较少参与这类议论。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他兴趣不在此,那些年他完全沉浸在对于隋唐历史的研究中,哪怕是一些在钱锺书看来过于琐屑的事情他也充满乐趣。在清华的课堂上,《长恨歌》的第一句就讲了七八个学时,可见他是多么一个兴趣支配型的学者。 我觉得,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首要标准倒不在于他是否系统地研究或发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作品(那是政治学家的工作),或是否热衷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独行,去政治化,超越商业功利,不党不售,就是知识人自由与独立的典范。 关于他的不走,我相信并非因为他对于新体制的乐观,而是源于他的某种特别的乐观或自信——谅你拿我也不能怎么样。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他过于自信了。不过,我坚信,他在岭南一隅的存在,对于当局而言,就是隐然敌国,他绝无一字颂扬当轴,却“反诗”迭出,他的“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的讥讽,他在双目完全失明之后凭口述写就的《柳如是别传》,其中表彰的浩然气节,更不必说他那致郭沫若的信,那是对于威权的悍然挑战。 凡此种种,设身处地,这是需要怎样的精神力量才能达到的境界。横向比较,七十年代末之前留在大陆上的哪一个知名学者可以如此? 最近我想,他诗中表现出对于鼎革之际没走的悔意也许更多地是出于他连累夫人与女儿的歉疚,而不是后悔个人选择留下。如果他出走,则哪里有这样的炼狱让他以身示范,经历这样的磨难而不坠其节?综合看他的立德立功立言,把他视为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我还是认为是十分妥当的。(以下简称《答文》) 其实,不论此前的《陈寅恪不师宣尼浮海事》,还是前段时间就“胡适1949年前是否可以看作(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争议,都可以体现出贺卫方教授一向宽厚的历史之同情心态,这一点作为后学十分理解,但也的确右不同意见。 必须要明确,不才对贺教授《答文》中的“一个兴趣支配型的学者”,“视为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等评语是完全赞同的,也对陈氏敢于写“反诗”,“对于威权的悍然挑战”持欣赏和佩服的态度。不过,是否就此给陈氏戴上自由主义的帽子或光环?如同《答文》中所说的“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敢苟同。 关于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主义(这里仅适用于汉语语境,若置换到英语语境就需要明确区分和界定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的概念和内涵,不才不想在这里查阅政治哲学类的教科书或系列经典著作——尽管那样似乎更专业一些,只想就其中说的“衡量一个学者是否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主义者,首要标准倒不在于他是否系统地研究或发表了有关自由主义的作品(那是政治学家的工作),或是否热衷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他是否真正特立独行,去政治化,超越商业功利,不党不售,就是知识人自由与独立的典范”等描述,给予有针对性的回应。 首先,贺卫方教授大概混淆了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前者是一种个人意志、思想、情感愿望和人格塑造的体现,简单概括说就是属于形而上的精神和思想层面的念头——与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还不在一个层面上,如果不由内化转变成外化的方式存在和体现,那么就不能直接与自由主义进行构想和联系,因为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概念,是应用于国家和社会等公共领域的一种思想主张、政治理念以及贯彻到实践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其核心要旨最简约的概括就是:宪政分权(而非独裁和全权主义)+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法治社会(而非人治社会)+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 贺卫方教授淆乱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理解,因为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的内在与外化、个人与公众之间,至少在精神和理念上是相通的,或者说作为阶段性的描述,外化离不开内在的驱动力,公众也离不开个体的努力汇聚。尤其是在无神论的观念中,人毕竟是思想或观念的动物,是一个通行的认知。但要注意的是,当个人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仅仅作为内在精神时,尤其是仅仅作为一种个人心性时,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也包括学者,就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只有当内在意志外化后,也就是要将内心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作为现实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则和价值付诸实践时,怀有这样想法的人也包括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成为自由主义者。 换句话来说,不是每一个向往和追求自由、独立的人也包括学者,都可以成为或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比如前些年知识界关于鲁迅是否是自由主义者就曾争论过,虽然双方互不认同,但如果以自由主义的几个核心要旨作为考量指标,鲁迅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即便如此,谁也不能否认鲁迅真正向往自由、独立,或者说民国时期还没有几个人比鲁迅更向往自由、独立。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学者成为自由主义者,是否需要系统性地研读自由主义的理论书籍、撰写文章或经常发表政治言论呢? 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如果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是不需要做太多功课的,只要认同自由主义那几个核心要旨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作为或被树立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标杆人物、思想导师或精神领袖时,那就需要考核一下此人的思想背景、理论水准了。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很容易名不副实,甚至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比如前段时间跟贺卫方教授和林建刚博士讨论过胡适1949年前是否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话题。不才当时旗帜鲜明地宣称不是,因为胡适那时还对苏俄的计划经济认知模糊,还不能严格区分拉斯基的费边社会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说白了也就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不那么信服。如此认知水平,如何配得起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呢? 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是,当中国人抬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时,不仅仅是一个关起门来自我认可的问题,还需要接受学界和世界的检验。在此情形下,相比于洛克、斯密、休谟,相比于伯克、亚当斯、柯克,相比于米塞斯、哈耶克、诺奇克,甚至相比于拉斯基、凯恩斯,胡适即使在宽泛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理建树方面,也实在是囊中羞涩,不然其弟子辈的殷海光也不会发表几近蔑视的言论了。 当然,如果从聊胜于无的角度出发,那民国时期的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当然首选胡适。或者说1949年鼎革前,胡适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而非精神领袖,那不才也就不会再发表反对意见。 结合上述两个方面来看陈寅恪,他是否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者呢?尤其是当很多人在谈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时,还要赋予堪称或比拟胡适一样的光环,这个问题就必须认真讨论了。 参照自由主义那几个核心要旨来看,相比于鲁迅,显然陈寅恪的自由主义者色彩要更淡一些。即便是鲁迅死得很及时,没来及接受极权主义的考验,但就陈寅恪来说,起码在鼎革那个大历史选择当口,在现实认知方面就不够,这也是不才撰写《有学术无思想的陈寅恪》的出发点。至于鼎革后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想,就是坊间流传的那几段耳熟能详的事例,这也恰是贺卫方教授等学人服膺和赞叹所在,然而在不才看来,与其说陈寅恪的那些表现属于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儒家士子的操守和所谓的浩然正气更贴切一些。正像夏中义教授在《自由观念的中国面孔——论陈寅恪、吴昌硕对陶渊明思想的认祖》中质疑王元化时说的那样:在陈寅恪的自由意志因子里面,中国面孔显得面子要大于西学那张脸。 说句私底下的话,不才在攻读博士期间就选择了知识群体之作家部落在鼎革之际人人都需要洗心革面的课题,几百万字的检讨书和批判书读下来后,真真失望于作家群体塌方式的堕落。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不才还曾经努力从一些名家的日记、书信里,试图能够找到关于全权主义的反思和反省的私密文字,包括人们普遍称颂的巴金的《随想录》,然而依旧是无尽的失望。 失望之余,不才就想,怎么说“五四”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算上晚清的徐继畬、郭嵩焘、严复、梁启超等睁眼看世界者、现代文明的盗火者,也有百余年了。怎么知识界的判断力、认知水平和思辨能力,如此之低,甚至几近不堪了。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原本作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胡适、被树立为知识分子抗争典范的陈寅恪,逐渐地被降低了维度。 一旦怀有这样挑剔的想法,再来重看陈寅恪时,就会有一些不小的发现,比如坊间流传1953年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覆》:“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这段长引文,经常被学人朋友们引用,而且作为最直接、最有力的自由主义者的证据,但是整段话有个前提,那就是句首和句末的“学术研究”。在这一关键词下,包括评价王国维在内,意思就是学术研究要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非扩展意义上的人的思想、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如果说这个材料的说服力还不够,再来看陈寅恪1954年的《论再生缘》。他这样说道:“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第一。……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当这番话说过后,再来回看此前的一句话:“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应该就不会那么令人振奋了。因为但凡要义,需要注意语境,特定情境中的话,如果随意剪裁或任意摘引,就会造成断章取义。 学术研究要讲究和遵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普世要求,陈寅恪评价王国维也好,自我期许和要求学生也罢,并没有将此意泛化和扩大之意。当然,作为读者,尤其是有所期待的读者,例如1990年代初的王元化,接下来的陆健东,以及后来各路怀有自由主义朴素理想的学人,纷纷跟上,包括影响巨大的畅销书作家岳南、北京某中学的石国鹏老师以及袁腾飞兄等,不经考证,随意演绎一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轶事,添砖加瓦,锦上添花。这些出发点和愿望是好的,用心也可谓够良苦,但是乾坤大挪移式的泛化和夸大到近似造神的地步,也是需要反省和反思的。 或者更直接的回应可以这样:如果说陈寅恪是自由主义者,那么自沉太平湖的老舍算不算?同样选择昆明湖的王国维算不算?如果老舍、王国维也算,那么倡导维新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算不算?谭嗣同、康梁和再此前的郑板桥、陶渊明、商山四皓、伯夷和叔齐算不算?呼喊过民贵君轻和浩然之气的孟子算不算?这样的追问当然比较苛责,但如果没有边界地泛化,也不是没有追问的道理。 最后说一句,如今这学术界,认真的商榷只能通行于同道之间,作为后学,在文章匆匆而成之际,真心感谢贺卫方教授的不吝指教,因为他是不才经常“寻衅滋事”中比较宽心的少数几位。
聊聊暴力循环,说点你可能从未想过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有着怎样的结构性缺陷?儒家文明辐射的东亚圈,为何只有日本,一个未严格采纳文武官制度,知识分子阶层长期由武士集团兼任(类似骑士阶层)的国家,在学习西方上做的最好?在此之前,先提一个权游中的人物——龙母,分析下奴隶解放者是如何走上暴君之路的,在“屠龙者变恶龙”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上,龙母这个虚拟角色反而比众多类似的历史人物更加典型,就像是作者刻意雕琢的一个集合体,所以我们用她举个例。 龙母几乎是权游剧中魅力值最高的人物,领袖魅力几近拉满,所以当她没有迎来大团圆结局,像观众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哲人王式的完美统治者,反而变成暴君被小刀刀了时,观众的不满可想而知。这个转变确实仓促潦草了些,可能与剧本泄露有关,但从解放者到暴君这种戏剧性变化,未必不是原作者马丁的本意,龙母本来的身份、性格、能力、遭遇以至深层的结构设计,其实都在指向暴君之路的结局。 疯王的血统,被驱逐后再回来导致在两个大陆都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外来者局外人”身份,都是马丁刻意的伏笔。而作为凡人根本毫无翻盘机会的龙母,又被作者赐予了龙这种不在人类正常权力游戏内的东西,属于规则之上的规则,类似中西方统治者都爱搞的君权神授,受命于天那套超自然力量在人间代言人的设计。只不过龙有着现实的武力值,多次挽救龙母于水火,换别人早输了。 从制度伦理和逻辑上,龙母的权力源头来自于神一般的超自然,具象化而言,就是几近无敌的暴力——绝对的权力,而不来自于人民的选举授权,这种权力来源和结构的单一性,也决定了她无需向任何人负责,也没有任何机构能真正制约和监督她,这已经赋予了她暴君这一选择,而龙母成不了明君,还与其它因素有关。 比如她坎坷的经历,被迫流亡沦为奴隶……这导致她极度缺乏安全感,并心怀怨恨和复仇。虽然开挂般崛起,但这种心态不仅没有因地位上升得到缓解,反而因一次次的背叛不断强化,唯一让她维系人性的,是她屈指可数的几条情感纽带,比如侍女弥桑黛、爱人雪诺……但情感纽带本身就很脆弱,弥桑黛被敌人砍了头,爱人雪诺突然被发现血统上比她更有合法性继承铁王座,这一切都导致了其人性温和面的崩塌。 而在面对危机时,龙母的能力不足导致她只能更加依赖暴力,这必然导致暴虐思维占上风。为何说她能力不足?比如在弥林,她出于理想主义废除奴隶制,以为马上就天下大吉了,对造成的权力和社会真空一无所知,没有用任何替代机制去填补,最终引发叛乱,而对这一切,她又毫无应对之策,只有用暴力夷平反抗这一个办法。在后续遭遇的问题上,她越来越依赖暴力,哪怕是对待不愿投降这种稍具政治手腕就能解决的问题上,她也采用烧死处决这种简单粗暴之法,其实到此处,她的暴君之路已昭然若揭。 再加上维斯特洛人民和贵族对她的冷漠和孤立,军事上的挫折和失利,这一切让以救世主自居的龙母深感失落和时间紧迫,到弥桑黛被砍头之时,她也就彻底放下了原来对人民进行解放的责任感,开始了无差别屠城,完成了从解放者到征服者的转变,一个暴君正式诞生了。 历史上所有从理想主义走向暴君的人,几乎都能在龙母身上找到影子,无论是尴尬的身份、个人的遭遇、信任的危机、情感的脆断还是能力的不足…… 但最基础的,还是权力的来源。 暴力,作为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要素,也是权力最天然的来源(没错,比选举更天然,超出人类社会遍及所有生物种群),在中国社会,长期把持在大大小小的龙母手中,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暴力循环的重要原因。 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又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结构性缺陷有关。知行合一文武双全的王阳明只是少数,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文轻武,手无缚鸡之力,往往只能知,不能行。你可以说这是统治者有意为之,但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早已成了刻在基因里的东西。 厌恶暴力,回避暴力,以至于无法使用、掌握和引导暴力,就这样,改变政治格局最基础最核心的要素,主动加被动的,从知识分子身上被剥离,并拱手让给了那些无意于文明进步的群体。 而欧洲的骑士阶层,日本的武士集团,兼具文武功能,当这些武装起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社会需要变革时,就能以极强的行动力和政治能量,迅速并较为彻底的推动局势变化。这当中的关键点,就在于他们能够运用武力破除阻碍落实认知。 要知道有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无法靠呐喊和改革去除,只能使用武力。 而武力,并不绝对掌握在某一群体手中永享万年,它既可以被夺取,也可以被创建。武力的博弈,并非简单的公式计算,它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非对称的,正如孙武所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如果,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能正确看待和运用武力并将之牢牢置于控制之下,那么将来即便取得某些成果,也会如过眼烟云,很快,就会被龙母们推翻。
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实蛮容易受到中共的分化和拉拢。为什么这么说?不是说读书人更好收买,而是读书人更不屑站队,更加清高也更重理念。中共对这个群体的弱点早在内战时就已洞若观火。若以为统战仅是拉拢,实在是小瞧了对手。就算你本来反共,但只需稍调姿势,即便不来拉拢,也可能引得你动摇归附。 讲其中一点很多人就能体会到。 都说中共黑箱操作最怕真相,天天都在捂人嘴巴,但在某些议题上,其实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谎言被揭穿——只要真相被复杂化,只要与其针锋相对的说法被解构,对他们就是有利的,就是乐见其成的。 这个世上,有很多灰色地带,同时有很多缺失的细节,这就意味着越重大越复杂的历史事件,其呈现维度就越多元,所谓的真相就越可以从多个角度去陈述并能自圆其说,甚至,都是有道理的。当复杂到一定程度,就没人能用一个单一的价值观逻辑去总结出一个定论式的真相,因为它可能包括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价值逻辑,但每条逻辑的展开都有其合理的历史路径。 真相有时只有一个,但有时,真相也不止一个。 我们不能无视那些超出预计的复杂性。 但在政治活动中,特别是反对暴政时,我们其实能够看到,邪恶的力量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纳粹甚至曾多次运用相关手段对反抗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分化瓦解。为什么那么多额头饱满学富五车甚至颇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会同情甚至站在纳粹一边为其辩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来源于真相的多维度解读。 法西斯们并不追求完全符合他们官方的叙事,只需要将其复杂化,将针锋相对反对他们的叙事削弱解构,就是一种胜利。而本就弱于反动当局的反对派们,需要的是一种相对简单可以进行道义动员的叙事,以此来平衡双方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叙事往往是沉浸在复杂学术研究中的知识分子们所不满意的,他们会觉得那些东西不够严谨过于简单瑕疵太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某些人会越来越无法忍受这些在他们眼中不够正确的东西,结果往往导致他们转向当局的官方哲学中寻求解脱。无论是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都有一套能自圆其说的闭环理论,其哲学和逻辑的缜密,不是简单的道义批判能轻易驳倒的,这让部分知识分子在对比下最终折服于前者。 比起“科学性”,道德上的反人性反而不那么令他们不适,他们甚至会主动承担起辩护的职责来…… 我想,部分知识分子的这种堕落路径,对我们已经并不陌生了。 但我们又不能简单的去否决和批判,因为这既是知识分子的阴暗面,也是他们探寻未知世界的本能,是好与坏一体两面的天性,是这个群体注定要背负的十字。只不过,黑暗与邪恶的一方更懂得如何诱惑和利用这些阴暗面罢了。 作为反对与反抗的一方,能做的,也只有提醒他们,揭露当局,并争取在道义动员之外,构建出自身的强大理论,并足以在哲学与逻辑上,与黑暗的一方相抗。
2个月前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道:“那时我母亲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 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当时把逼人承认是特务叫作“抢救”他们。)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杀往往是唯一的解脱。有的跳城墙,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杀死然后自杀。自杀几次才终于死去的为数不少,一个物理教师先吞火柴头未死,再悬梁自尽。自杀未遂的人受到的无情待遇,从三五九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可见一斑:“要一个同志来谈话,因他坦白后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实行自杀,督促他写检讨材料。” 自杀也是抗议的最激烈形式。一个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后,他的同志们把尸体埋在审判官的窑洞对面,含义很清楚:让死者的魂灵天天纠缠你们! 据中共负责青年工作的蒋南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给中央的信,“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的 新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很多人都明显或不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灰暗的心情,革命的锐气、青年的进取心,大大降落了。甚至有少数同志消沉失望,到了丧失信心的程度。” 但是毛泽东毫不发愁,这些人会继续为他服务,不管他们多么痛苦。他们已经陷在中共组织的这张网里出不去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好依靠信念过下去,为了过下去,信念反而更加强烈。毛很精明地利用他们的理想主义,说他们经历的一切冤屈都是为了救国大业所必受的考验,是崇高的、洗涤灵魂的牺牲。“为人民服务”就要有牺牲,毛说。以后人人皆知的这句话就是在此时被大加张扬的。 毛要把受害者们送上前线打蒋介石了。为了缓解他们的怨气、怒气,他在一九四五年春天作了几次公开道歉。在大会上,他或是摘下帽子鞠躬,或是举手敬礼。但他的道歉总是措辞巧妙,好像是在替人受过:“我代表中央道歉”,“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刀战,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好多人摔了一跤,希望爬起来,把身上灰拍拍干净,继续工作。”毛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毛说这些话时,听众常常流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泪,一口气终于松下来了的眼泪。他们中的大多数继续为共产党战斗,为这个残酷地冤屈他们的制度战斗。他们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来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靠磁力,归根结底靠的是恐怖。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3个月前
致以骂川为业的中国知识分子 川普做事急于求成,确实可能出错。他的保守主义理念,也可能有把握不准的时候。但是你们没资格骂他,因为你们连什么叫保守主义都不完全明白。 你们满脑子都是百年以来从欧洲大陆灌输进来的激进启蒙思想,根本不知道西方有另一种启蒙,叫苏格兰启蒙。这个传统孕育了英国近代宪政和美国制度。所以你们所知的不过是半拉子欧洲,也是半拉子美国。 欧洲激进启蒙发端于法国,兴盛于德国,落地于俄罗斯,扩张到东欧和东亚,百年中国的国难都是这一潮流的恶果。 苏格兰启蒙发端于本土的约翰·威克里夫改教运动、瑞士约翰·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和受他们影响的英国清教运动,然后流传到美国,孕育了美国制度和文化。 两种启蒙最大的区别在于,激进启蒙是无神的启蒙,而英美启蒙是有神的启蒙。两种启蒙的结果也完全不同,激进启蒙最后走向大政府、社会主义和激进革命,英美启蒙最后走向小政府大社会、自由经济和渐进革新。 激进启蒙后来分化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已经失败,并在两个大国继续荼毒人民,欧洲社民主义二战后流向美国,以非暴力方式逐渐极端左化,打着DEI(多元、平等、包容)的旗号败坏欧洲与美国,直至斯坦化。 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这个差别,经常拿欧洲激进启蒙硬套美国,并拿这种误解的理念来批评川普,实是张冠李戴,关公战秦琼。 二战以来,美国的金钱进欧洲,欧洲的意识形态进美国,这种反向流动,一方面让欧洲经济从废墟上迅速崛起,另一方面让美国从保守主义慢慢走向极左。川普主义就是对极左文化的拨乱反正,即恢复英国流传过来的保守主义传统,抑制欧洲大陆流传过来的激进左派文化,包括其现代性和后现代。 正因为你们基本上不知道川普主义是什么东西,你们谩骂川普正在摧毁普世价值,岂不知你们思想中的普世价值是欧洲大陆的思想,它已经败坏了欧洲,差一点摧毁美国,川普清除这种思想,恢复立国的保守主义,得到半数以上美国人民的支持,有什么问题呢? 百多年来,欧陆启蒙思想已经害惨了中国,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从根源上认识这一问题,中国宪政之路将走不下去。不动脑筋地谩骂川普,不仅于他毫发无伤,还让自己在污浊的粪坑里不能自拔。 川普的乌克兰和平方案当然可以争议和批评,但是,我们有没有反省我们自己的问题呢?川普眼里有刺我们骂个不停,我们眼里有梁木,怎么一点反省也没有呢?多反省反省自己的问题吧,不然哪天川普拔除了眼中刺,而我们依然是瞎子。
3个月前
请少关心乌克兰,多关心杨改兰 一百年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会骗人。我们使用语言,如果不够小心,就可能被它欺骗。 一百年后,美国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说过:当心知识分子,他们因为远离信仰自以为义,会把人民带入灾难。 当代白左就操持着僵死的华丽的语言在骗人,而善良的人们不察觉。 美国就长期被这样的知识分子、政客和艺术家欺骗、玩弄、残害,所以他们两次选出一个几乎不会用三千个单词的川普做总统,才终于活出真实的自我,看到真实的美国,而不再继续被僵死而华丽的语言欺骗。欧洲人还没有觉醒,他们还在继续被这样的语言和熟练操持这样的语言的人物欺骗。 语言和知识分子对人民的欺骗是经常有效的,因为人民听这类语言成了瘾,无法自拔。一会儿不听,就痛苦不堪,虽然每次听后,都一再失望,甚至绝望。 比如最近发生的一个场景,泽连斯基在白宫“受辱”后来到英国,受到英国首相斯塔默英雄般的拥抱,并宣告要立即给乌克兰22亿欧元支持,并派兵进驻乌克兰,可是,晚上他就说:要美国同意并做领导。而且,这22亿还是俄罗斯的冻结资产。写到这里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欧洲政客已经连最不堪的戏子都不如了。 大家都知道泽连斯基以前是个演员,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欧洲政客和知识分子一直就是演员,天天都在演戏。 他们好日子过得太久了,太舒服了。漂亮话一筐又一筐,最终不过是剪点裙边给小泽,一次又一次重复,都不需要翻花样。 万里之外的中国键盘侠如何呢?一片声的打打打,他们出钱吗?不出。出人吗?不出。就会出声。 读他们的文字,个个爱心满满,义愤填膺,仿佛乌克兰人就是天下最可怜最无助的人,宁可三战爆发玉石俱焚人类灭绝也要支持乌克兰人打下去。实际上呢,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在他们身边,房外,街上,他们视如无睹置若罔闻。中国五亿农民法理上都是农奴,房屋无产权,身份无自由,老了只有可怜的一两百块养老金, 他们关心吗?不关心。以前经济繁荣,还可以打工挣钱,现在到处打工无望,只能回乡苦挨,他们关心吗?不关心。 再看看城市,多少年轻人、打工者无工可就,只能露宿街角、桥下、公园,他们关心吗?不关心。 多少小业主,小厂小店纷纷倒闭,背负巨债走投无路,一年自杀23万,比乌克兰战死的还多,他们关心吗?不关心。 多少人受天大冤屈,不得不反复上访,被人在大街上公然拦截,有几人伸出援手进行阻止? 多少人谋生无路摆个小摊被城管掀摊暴打,有几人相助? 但是,对一辈子没见过一个的乌克兰人,他们同情心爆棚,正义感顶天,这不合逻辑啊,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 我们像欧美人一样,都被僵死的语言、无信仰的知识分子和我们自己的麻木欺骗,通过键盘正义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活着。多关心自己身边的苦难吧,乌克兰自有欧洲人保护,只要他们真正勇敢和正义,都不需要美国人出手。而我们身边人的苦难才是我们应该关注和帮助的,否则苦难就会临到我们自己身上,而且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