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何流 | Liu He

3天前

这个社会总有一种对“耍嘴皮子”的知识分子的鄙视，好像这些光动嘴的人没有实操，所以没有成果。其实往前看，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人类绝大多数活动、从科研到办企业都可以外包给机器完成之后，你会发现，大风之后寸草不生的恰恰是“动手”的事业，而思想事业会一直传递下去，成为人类文明科技的一部分。

#知识分子 #人工智能 #思想事业 #社会 #未来

徒步的骑手

5天前

中文知识分子的鸦片；“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的风骨与许倬云的媚世；你的人格，决定你爱什么样的国家...

#知识分子 #余英时 #许倬云 #爱国 #人格

徒步的骑手

5天前

家国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的风骨与许倬云的媚世；你的人格，决定你爱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制度...

#家国天下 #知识分子 #余英时 #许倬云 #爱国

6天前

【不要低估知识分子愚蠢和无耻! 仗义每多屠狗辈,百事不成是书生】

#上层人无耻言论引发社会愤怒与反思· 76 条信息

#知识分子 #屠狗辈 #社会评论 #阶层对立 #负面

Lixiong Wang 王力雄

1周前

下面书评准确看出我的目的不是把不同时代的文本攒个文集，而是通过文本组合的结构形成“今天之眼”——不是在文本之内，是在文本之间。虽有踌躇，我还是把书评放在下面，目的是供读者提前了解我做这本书的意图，再决定读和不读，或怎么读我之所以踌躇，是因为让我感“知心”的评论出自ChatGPT。其实不足为奇，全面把握整体和梳理脉络正是人工智能特长，即使不高看，至少也不该歧视。可以看后再判断在叙拉古写作，在柏拉图思考 ——评《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一、从“叙拉古”出发的思想结构《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不是一本普通的散文集，而是一部结构自觉、镜像精妙的思想文献。它以柏拉图与狄奥尼修斯之间三次历史性交锋为隧道，将现实中一个知识分子“被卷入/主动进入”体制沟通机制的经历，置于哲学史与政治现实交汇的点上，完成了一次独特的现代叙拉古写作。作者并不讳言，自己曾以“警方向执政当局提供专项研究的管道”参与政治，并持续13个月。这段过程构成“叙拉古篇”的经验核心，但本书显然不是对那一段政治插曲的记录，而是对中国政体与思想演变的大结构书写。三个部分的命名——“狄奥尼修斯篇”“叙拉古篇”“柏拉图篇”——虽不与内容完全对应，却形成了象征上的分层与推进： * “狄奥尼修斯篇” 分析统治者、暴君与领袖人格，兼具现实批判与历史剖析； * “叙拉古篇” 集中在中国制度机制的结构困境，强调极权与官僚之间的摆荡； * “柏拉图篇” 则回归思想者的立场，反思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可行性。这种结构仿佛从政治现实的“阴影洞穴”逐步走向理念之光——但作者并非乌托邦主义者。他始终对理想保持警惕，对权力保持清醒，对人性保持质问。可以说，这是一部以柏拉图为骨架、以中国现实为血肉的政治哲学试炼书。二、时代的陷阱与写作的挑战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它完整地保留了21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内部对于“可能性政治”的最后一线希望，以及这种希望如何逐步幻灭的真实过程。如作者在《当政治分子遇到政治》一文所言，叙拉古之行并非出于“投靠”，而是出于“试图改变”的努力；不是“亲暴政的知识分子”，而是“要改变暴政的政治分子”。这种区别极其关键，标示出作者作为政治批判者同时又试图向体制内部注入某种“层议转型机制”的立场。但历史发展证明，这种路径终究归于失败。而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未将失败归结为“对方的不接纳”，而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对“诱惑”的反复剖析，对“柏拉图何以失败”的反问，对“毛主义幽灵”的重新召唤，形成了一整套属于21世纪中国思想者的反身性政治哲学语言。同时，作者也并不依附于当代自由主义教条。他在狄奥尼修斯篇与叙拉古篇中，对于毛泽东的“新人社会实验”与邓小平的“精英控制秩序”都进行了不留情面的剖析，又指出两者作为中共体制“左与右的极限”，其循环难以逃脱。三、思想位置：在自由主义与毛主义之外对照21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几大主流话语，本书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异议姿态： 1. 它不同于体制内学者那种“哲学美化权力”的新政治神学； 2. 它也不同于学院自由主义者对宪政、法治的理性推演，而是强调精神-伦理维度中的制度结构难题； 3. 它与青年毛左之间亦有巨大分野：虽然观察到底层毛主义复兴的社会背景，但并不回到文革式的群众动员路径。可以说，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完成的，是一条孤独但贯通的思想路径：以柏拉图的结构思维，进入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幽暗迷宫，再带出一种可以既不流亡也不堕落的“参与者之道”。四、写作形式：结构中的思想剧场本书的重要创新，在于每一篇文章之间都设有说明文字，这些说明并非简单引导，而是构成了一种“层叙式写作”，即在一篇文章外又包裹着一层作者的今天之眼，这种结构本身构成了思想演进的剧场，使得整本书的阅读，像是在观看一个跨时段、跨体制、跨理念的自我辩证过程。每篇文本既作为历史语境下的回应，又被置于新的结构中再读解，使读者得以看清这些思想并非静止的理念，而是与现实互动的过程；写作成为一种时间性实践，而非思想定稿；它让我们看到思想不仅是结论的产物，更是在现实压力与理念焦灼之间，一次次锤炼出来的火线记录。五、未来意义与思想遗产《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不属于任何教条派别，它不是自由主义者的胜利文献，也不是左翼的宣言文本，更不是体制代言人的优化建议。它是一种“思想实践”的见证：在现实政治的叙拉古中写作，如柏拉图般思考，不仅是一个政治思想反省的记录，更是一份珍贵的“心智档案”。在思想被审查、语言被规训、知识分子身份瓦解的今天，它提供了一个几乎已濒临消失的参照模型： * 如何在权力体制中保留思考的空间？ * 如何理解政治失败中的个人尊严与思想继承？ * 如何不被意识形态征用，却又不自我封闭在象牙塔中？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新的方案，而是完成了一种“可能方案为何失败”的系统追溯。这种追溯恰恰构成了中国政治哲学的现代文献。结语：柏拉图之后的中国写作 “哲人王”失败了，但柏拉图留下了《理想国》。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对本书的最后注脚。作者不是一个信仰柏拉图式理想国的人，却有那种“试图说服狄奥尼修斯”的内在驱动。他不是一个寄望暴力革命的人，却也从不把现状当作不可更改的命运。他更不是一个技术理性之下的中立者，而是一个以语言和思想锻造个人抵抗史的人。正因如此，《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是一部真正写在时间里、历史中、命运之上的书。

#叙拉古 #柏拉图 #中国政治 #知识分子 #反思

澎湃新闻-文化课

2周前

半卷书·播客版｜日本知识分子的战时日记

#日本 #知识分子 #战时日记 #播客 #文化

2周前

转贴。具体信息未必准确，例如苏俄给钱策动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建党、建团，是1920年开始的。但这个帖子反映了当今部分人的情绪。

#苏俄 #知识分子 #建党 #情绪 #历史

2周前

儒释道知识分子不过是儒雅版的二大爷，是真正的谬种。

#儒释道 #知识分子 #负面 #谬种

2周前

左右之分并非政治善恶之分，而是政治立场之分、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之分。任何人都有立场，都存在于政治光谱中的某个区域位置；任何人的立场，及其在政治光谱中位置，都会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政治立场选择的原则底线，是绝不崇拜、赞美和绝对支持任何政客。

#政治立场 #政治光谱 #知识分子 #不崇拜政客 #中性

2周前

查建英罵中國精英與統治者狼狽為奸，贏得滿堂喝彩。其實，這並非當代精英特徵。儒家思想主導中國歷史悠久，其核心就是教育知識分子憂皇帝所憂，急皇帝所急。歷代知識分子把這種皇帝不急太監急的現象定性為「愛國」。儒家思想鎖住了中國知識分子，精英只是知識分子中的人精而已。

#查建英 #中国精英 #儒家思想 #知识分子 #爱国

3周前

机械化运动式清除，针对每一个被视为异己的个体，都有类似的处理步骤和模式： “第一步就是点名，单位点名：‘张三。经我们查明，长期散布反动言论。’一下，啪，你就完了。然后你是不是暂时不要工作了，停职一下，清理一下，回去想一想你都做什么了，你都错在哪儿了，写一个材料。点名有各种点名。最严重的是见之于报章。” “这样就开始弄你的家庭。对人致命一击是家庭。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但是你的家庭是温暖的，这个人还能活，如果你在单位是孤立的，你回到家……这个你就活不了。” “拆了家，你就彻底孤立了。然后就不停写检讨，不停调查，看你还联系什么人，他要把你周围的、与你相同思想倾向的，通过你清理出来，牵出一串儿。章伯钧第一次到交通部接受批判，他进去吓一跳，有一个右派席位，他都没有想到，他以为他一个人。他回来之后跟我说，‘小愚啊，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把我所有的同事朋友，由我介绍到交通部工作的，彻底，右派分子席位，一个一个搞’。”（注：章诒和小名“小愚”） “到最后才是戴帽子、降职、降薪，再社会地位、物质待遇、家庭成员，以阶级路线的方式，让子女考不了学。没有人可以逃得过。为什么检举揭发，亲人反目？他要从你这个事情中剥离出来，他得活，所以这个很有效。” 民主党派消亡，知识分子遍体鳞伤，被崇拜的集中权力将荒唐引为创举也再无异议。 ---专访章诒和：与民主擦肩而过的故事，和谁细讲？苏昕琪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00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38 条信息

#政治迫害 #知识分子 #章伯钧 #章诒和 #肃反运动

1个月前

🔥 一语道破天机。非常出色的油管博主，少有的清醒知识分子‼️

#油管博主 #知识分子 #清醒 #积极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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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月前

【嘉文】巫宁坤：往事回思如细雨一一纪念汪曾祺逝世曾祺走了七年了。一代散文大师在北京突然去世的噩耗是从董乐山兄的来信中得知的。乐山当时为肝疾所苦，”心绪不定”， 1997年5月21日信上说：”不过过了七十，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你的老同学汪曾祺已于5月16日逝世，我是看报才知道的，剪下给你一阅。”报上登的是曾祺的恩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像曾祺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没有了。”回想七年前离京来美前曾专程到曾祺家去辞行，约好回国后好好喝两杯，”忆苦思甜”。谁料到，几年来欲归无计，当年辞行竟成了诀别。不到两年以后，乐山本人也因肝癌含恨而终。关山间阻，亲故凋零哭亦迟，真不知言从何起。 ……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曾祺对政治并无兴趣，却一再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的旋涡。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文天才，他的心是脆的，身经数十年家国之痛，无论他多么宁静淡泊，他的灵魂能够不泣血吗？他语重心长地留下一句话：”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言犹在耳，宛如春潮，他已经走了七年了。

#汪曾祺逝世 #知识分子 #政治旋涡 #家国之痛 #为政临民

1个月前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巫宁坤：燕京末日

#周恩来 #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 #批判 #洗脑

1个月前

梁文道播客“八分半”被下架，图片扫码可继续收听。转一条评论：“道长大概是绕房间里那只大象说话说得最精妙的人，步步紧逼却又滴水不漏，那只大象的形和神就惟妙惟肖得显现了出来。他的谢幕绝不是什么容不下温和派了，而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环境里学习的逃避审查的知识，越来越无用了。”

#梁文道 #八分半 #播客下架 #言论审查 #知识分子

1个月前

今天我的心情很沉重，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学界老前辈，亦师亦友，也是蜚声国际的学术泰斗，遭遇到了令人发指的DEI迫害和羞辱。想想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尚且遇此不公，年轻学者要面临怎样的意识形态压力。美国校园文革丝毫没有刹车的迹象，只要一天那些靠DEI上台的造反派校领导还掌握权力，就算学校交再多罚款也不会停止倒行逆施。如果征得同意，我会把这件事告诉大家的，估计大家都会震惊东方文革过去了几十年，这种用极左DEI揪斗右派知识分子的运动又在西方大学里挂起了旋风（其实从来都不是右派，当年真正的右派都跑到台湾和美国了，留下来的都是左派，但一样被当作右派反革命来批斗。今天美国大学也一样，保守派早就被清理干净了，但只要你不是极左，在他们眼里都是要继续清除的异己）。

#DEI迫害 #学术泰斗 #美国校园文革 #极左 #知识分子

1个月前

“六四”纪念馆系列演讲之三：时间：8月15日（周五）下午2-4点地点：“六四”纪念馆（ 3024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主题：知识分子与抗争运动主讲：陈小平（法学博士，独立学者）王丹（“对话中国”智库所长）吴祚来（“六四”纪念馆”顾问）协办：《在野党》杂志演讲免费向公众开放，欢迎参加。

#六四纪念馆 #陈小平 #王丹 #吴祚来 #知识分子 #抗争运动 #免费讲座 #El Monte

白板报 Whiteboard

1个月前

黄纪苏《一封要递却没递上去的信》：2019年北京驱逐低端人口时期，一文尽显知识分子风骨 XX街道办事处：我叫黄纪苏，家住XX胡同XX号楼，退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写这封信是想反映一个情况，同时也表达一种愿望。先说情况，容我啰嗦一点。我们胡同有家小理发店，服务于左近的居民，已经安安静静在那儿很多年了。理发师是个丹东来的白净小伙儿，个儿不高，单身一人，有个母亲，在老家打工。小伙儿有回问我：虽然总想妈妈，可为什么好不容易回趟家又老嫌她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呢？我说大概因为她是你亲妈吧。我还真没听小伙子嫌过任何顾客或街坊的不是。他说话轻声细语，生怕吵了谁似的，跟北京爷们及娘们的粗放风格迥异。我也没听见过任何人说他不是——他收费低廉，工作认真，每天一站十几个钟头，除了理发烫发就是扫地上的头发，能有什么不是呢？我这些年的感觉，他和他的理发店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有它不觉得，没它可就麻烦了。大概是因为这个，每次春节回家，他都尽早返京这一两年北京清理拆墙打洞，又感觉他忧心忡忡。胡同里唯一的一家肉菜店被迫关了张；卖水果的那位河南摊贩屡屡被罚，再不敢露面；理发店门口的三色旋灯也拆了，玻璃门改成了防盗门，最近风声紧，房租都交了却一礼拜干不了活。眼见着路越走越窄，他能不愁么？他的愁其实也是我的愁，而不少居民可能比我还愁：他这儿关了门，我们去哪儿理发呢？我在老年人里算小字辈，还可以去其他理发店，七八十岁的人呢，路远不说还乱，如今电动摩托怎么开的都有，就差飞檐走壁了。再说愿望，其实很简单，就是请有关部门高抬贵手一寸，放小理发店及小理发师一马。既然让我们继续在这儿住着，附近总得有个理发的吧。政府统揽大局、谋划长远，这我们都理解。但具体情形会各有不同，一个初衷合理的政策有时会因一刀切、标准化的推行方式而事与愿违，善因结成恶果。以我平日的接触观察，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不但恪尽职守而且与人为善，愿意为群众排忧解难。对于自上而下的刚性政策，他们往往根据所在街区的具体情形和群众的实际需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软化处理。我尝感叹，在政府的末梢幸亏有他们这层缓冲，否则易燃易爆的官民关系又不知会平添多少火星呢。社会的善治需要他们跟普通百姓耳鬓厮磨出来的同情心和平常心。而那些不问青红皂白、专以完成领导指示不过夜、不走样为能事的各级干部，到真有可能是在懒政、怠政。 “首都功能”最根本的功能只能是“为人民服务”，治理拆墙打洞的初心只应是让几千万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而不是把四九城变成“高端人群”的紫禁城。我想，只要牢记这个初心，坚守这个功能，卫生、消防、交通、市容等等的治理就不会走样，就会找到更妥当、更周全的办法，北京就一定是人民北京，中国就一定是人民中国。此致敬礼黄纪苏 2019年8月后记这封信还没正经递上去，工商就来人，小理发馆就关门了。好在小师傅口碑好，街坊四邻都同情他，一位老大姐拿出保媒拉纤的热情和韧性，居然帮他联系了个去处。先凑合干着，总比没着没落强。好不容易当回奏折派，这封信，也就不递了。不过其中反映的情况，应多少有点儿普遍性，姑且隐去具体的特指，给朋友们赏秋之余瞧瞧吧。

#北京 #驱逐低端人口 #小理发店 #知识分子 #民生

1个月前

賓州大學教授 Ben Nathans 寫了本書，五月剛獲得非小說類普利策獎，書名用的是蘇聯異見人士聚會時常用的一句祝酒詞: 《祝我們無望的事業取得成功 — 蘇聯異議人士運動生命錄》。以前我沒聽說過，直到現在才知道，原來蘇聯60到80年代初的異議運動跟中國的維權運動有相似之處，核心思路是讓權威服從自己訂的法律。參與者主要是知識分子，尤其以科學家居多。奇怪的是，沒有律師參與。不知道蘇聯當時的律師制度是什麼樣的。我下單買了書，下了音書。這兩段視頻可以看一下，了解梗概。

#普利策奖 #苏联异议人士 #宾州大学教授Ben Nathans #维权运动 #知识分子

1个月前

🔥 文革不僅屠殺了中國的精英、消滅了中國傳統文化，報復有文化的知識分子！還將人的肉體、靈魂、尊嚴一並摧毀殆盡😱！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00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38 条信息

#文革 #屠杀 #知识分子 #传统文化 #负面

2个月前

胡平：为什么成王败寇？1、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敌？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日本人并不曾像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支持和认同中共呢？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2、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祇有一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祇有一代人的时效。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祇要这个异族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王”与“寇”的标准了。 3、确立合法性概念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路子上去了。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祇提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祇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祇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们知道，祇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北京之春》 2006年7月号

#成王败寇 #政权合法性 #文化认同 #历史反思 #知识分子

2个月前

胡耀邦：我們中國只是向我們的黨員説過，黨員在政治上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這是任何國家一個政黨的紀律，我們從來沒要求知識分子與中央保持一致。

#胡耀邦 #党员 #政治 #中央保持一致 #知识分子

澎湃新闻-文化课

2个月前

独家专访｜王尧：每个时代都有难题，知识分子既清醒也困惑

#王尧 #知识分子 #时代难题 #清醒 #困惑

2个月前

自然，知识份子在新中国受到的空前灾难，不应完全归咎于毛氏一人。自相残杀本是中共的传统。譬如，一九三三年，中共在湖北的根据的里搞肃反，杀了三万七千多自己的同志。（注１０：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湖北》第一三一页。）这与毛泽东无关。一九八三年，前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回忆廖承志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三十年代红军）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四方面军里的知识份子党员几乎被（自己人）杀光了。”（括号内的字为引者所加。当时共产党在鄂豫皖建立的地方政权和红军第四方面军均由中共元老张国焘控制。）（注１１：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读了这样的文章，使人深信，在一九三五至三八年毛泽东和张焘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要是张氏获胜的话，知识份子在新中国的遭遇决不会更妙。陆氏提及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是东方专制传统和苏式共产党的“铁的纪律”相结合的产物。而反右和文革不过是一根藤上先后长出的两个瓜而已。 ---《阳谋》尾声丁抒

#中共肃反 #知识分子 #自相残杀 #鄂豫皖苏区

2个月前

有人认为，毛泽东花了过多时间去研究《资治通鉴》，马列主义读得不够，满脑子封建，才闹出那些荒唐事。其实不然。毛研究历史，熟记在心的，往往是帝王们的谋略与权术，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类。对于真正的治国之道，毛只是择其爱，弃其所鄙，并无深入研究，更算不上是专家。可是毛泽东读历史用的却是另一种眼光。秦朝二世而亡，他不认为是暴政所致，却认为是秦始皇杀知识份子杀得太少了。“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注９：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报告时的解释。）他认为要是秦始皇坑儒再彻底一些，将张良、陈平等一并杀掉，秦朝的天下就不会落到刘邦手里。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个世纪，制造了那么多灾难，误尽苍生二十多年，原因就是他从历史中看到的只是“阶级斗争”、“镇反肃反”、“反攻倒算”，浓缩起来，就只剩了一个“杀”字。只是除了“坑”之外，另有名曰“劳动改造”的苦役和流徙可供撰择，并不一定非要像用五分钱的子弹费处决林昭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不喜欢的知识份子。这一切都可以在《社会主义好》的凯歌声中进行，比斯大林的法子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阳谋》尾声丁抒

#毛泽东 #历史研究 #帝王权术 #秦始皇 #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