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Ignatius Lee
2个月前
大清输了鸦片战争,但是现在中国人还是在批评大清贪腐严重,这种似是而非的历史反省存在很大问题。大清不仅仅输在贪腐问题上,还输在税赋制度上(这是社会制度最重要的部分)。中国税赋制度史研究发现大清的税收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1.受到儒家轻徭薄赋思想影响,历朝历代的总体税赋太低,甚至不足以维持日常公共工程开销,修个运河、建个粮仓或者铸个堤防都得向乡绅摊派和找乡民搜刮,国库的钱根本不足以应付这种公共开销。遇到战争这种巨额开销,不但国库捉襟见肘,还只能想方设法搜刮各个社会阶层。 2.税赋结构严重不合理、税收管理效率低、严重缺乏开源节流的经济观念,历朝历代都存在这种问题。税赋低却丝毫没有给社会各阶层减轻负担,根本上还是因为朝廷除了搜刮,不知道怎么增加收入,这跟儒家重农轻商思想有关。像票庄、钱庄这类金融工具,朝廷没想自己经营让国家有稳定收入来源,甚至没有想办法去收他们的税,而是一遇到天灾人祸就找商人敲竹杠。还有就是政府朝廷没有想过怎样让土地耕种产量增加来间接增加朝廷收入,比如推广农业技术和引进农作物等等。 3.极低效率的税收制度及其管理,根子上还是跟支离破碎的国内市场和效率极低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关,历代朝廷都无法克服国内的种种壁垒和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行全国统一的经济发展政策根本不切实际。而朝廷明知道有这种问题,思路还是秦始皇那一套大一统思想,没想过顺水推舟地推行类似联邦制或分封制的制度,来授予各省发展民生自主权,而是用统一的儒家思想教化全国,成了所有地方官员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没有人敢挑战儒家的轻徭薄赋和重农轻商思想。 简而言之,并不是税收越低,社会感受到税负压力越小;在低效管理和灾难性的税赋制度面前,税收低既削弱中央财政,又没有“造富”地方,反而一遇到天灾人祸还得反复搜刮社会各个阶层。 这就跟中国现在的低效中央集权制度缺陷一个道理:由于央地权责分配不清,看上去是权力集中到中央了,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互相推卸责任和互相削弱权力。真正的联邦制不但清晰分割央地权力,还让分权形成互相强化央地权力和责任的效果。中国显然是恰恰相反,治病救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据现状实现真正的联邦制,这是秦以后都拒绝承认的最大社会现实。 由于税收低、中央财政难以维持公共开销,许多本该朝廷负担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地方。比如地震、洪水、旱灾,朝廷赈济只值九牛一毛,乡绅和商人在承担朝廷无法承担或者故意逃避的责任。朝廷最大的本事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再加上腐败横行,别说应付战争困难,就算和平年代也一样日子越过越恼火。
中国文人的英雄气与流氓性 1,两千年来,不甘忍受专制欺辱起而抗争的儒者代不乏人,所谓“儒以文乱法”。但是,他们往往英雄气和流氓性集于一身。 2,这个特点如果要找文化依据,孔孟二子大概是渊源。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于是,后来的不羁文人往往为“大义”不顾“小节”,乃至于无耻。 3,与孔子大约同时的军事家孙武就主张“兵以诈立”,不再讲究原来的君子之道,那时候正是周朝“礼崩乐坏”的开始,这几位先哲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4,位列“孔门十哲”的子夏之学传李悝,开创法家学派。李悝传商鞅,制秦法,提出“驭民五术”,乃文人无耻之尤者。 5,从此,文人只要打着大义的旗号,或者自以为从事大义的事业,就可以欺骗、肆虐,甚至无所不为。 6,比如曹操杀恩人,诸葛亮骗荆州,朱元璋背叛旧主,宋江、吴用逼反豪杰,以至于李鸿章食言杀俘虏,都是这种表现。 7,当代就更多了。陈独秀不肯耍流氓,被排出党外。瞿秋白不肯耍流氓,主动辞职。而后来得势的毛、周等,都是耍流氓的高手。 8,毛自到达延安独领党权,无一事不耍流氓。先以流氓手段整党,攫取绝对权力。再以流氓手段对付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政治对手,夺得政权。然后以流氓手段对战友对知识分子对工人对农民,流氓耍到死。他的人生格言就是:“狠要狠到无情,忍要忍到无耻。”他说到做到。 9,周曾被视为“当代圣人”,实际上也是大流氓。比如在上海活活勒毙救命恩人,出尔反尔欺骗张学良,窃政后欺骗知识分子(包括大量留学生)、欺骗信任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与毛相比真是伯仲之间。 10,后来的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等,都继承了这种流氓作风。邓对胡耀邦说要退出决策层,胡把此说公布,则被罢免,最后气死。南巡靠乔石暗中保驾,用过就丢,被江活活窝囊死。 11,朱镕基负责入世谈判,最后答应美方一切条件,但根本不准备落实,种下了十五年后美中决裂的祸根。 12,中共高层领袖的流氓作风后来被习全盘继承,装了三十年孙子,一朝权在手,立马露峥嵘,不仅把一手推举他登上大位的江、胡踩在脚下,还把帮他反腐固权的王岐山、刘源迅速罢黜。 13,习不会有好下场,因为装孙子耍流氓是中国文人的基因,必有别流氓埋葬他。正如王莽耍流氓窃取西汉,到最后叛军临门无人告知。曹操耍流氓搞掉东汉,到最后被司马懿屠灭全族。一部中国史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 14,中国人不能祛除流氓性,永远别想建设一个文明的中国。为之之道无他,只有基督信仰。 15,儒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一方面,孔孟即埋下流氓性的种子,另方面,没有神圣信仰的道德教化是无力的,所以两千年中国道德粲然的时候极稀有,而流氓横行的时候为常态。 16,欧美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制度,关键在其背后的基督信仰。上帝是实在的存在,唯有信祂的可得自由,可得永生。17,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法律唯有根植于基督信仰之上才能被信仰。 18,“新文化运动”诸领袖崇尚欧美制度,以为拿来就好,却极力摈弃欧美制度背后的基督信仰,结果拿来欧美制度的中华民国被反对欧美制度的中共推翻,而历经三十年极左灾难企图走向改良的中共右翼最终被剿杀净尽,证明简单的“拿来主义”此路不通。 19,蔡元培、胡适那代留学回来的青年领袖从二十年代开始搞了一场延续十余年的“排斥基督教运动”,把全国著名的大学与医院都收归国有,而这些资产绝大部分都是欧美传教士从国外募捐而来,其不义不道埋下了后来中共暴政的种子。 20,未来的中国文人能够再次拿来欧美制度吗?注定非常困难,除非他们拥抱基督信仰。不管他们的出发点多么高尚,如果不能祛除骨子里的流氓性,一定会被新生的流氓吞噬,甚至自己瓦解自己。 2025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