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晚清跟洋人打了很多仗,但一般来讲,老百姓的表现,很令皇帝失望。第一次鸦片战争,皇帝要士绅们练团练,帮助大清的军队,但事实上,只有广州一带,组织起了团练,而所谓三元里抗英,也是个被高度夸张的事件,如果没有事前官方大肆渲染英军杀人抢劫强奸,甚至拆人祖坟(真不明白英国人挖一般老百姓的 坟干嘛),团练也是不会跟洋人动手的。在当时人的笔记里,广州人民更多地是看热闹,尽量不惹洋人。 而聪明的江浙一带的刁民,发现英国人的纪律比清军好得多,牵了牛羊还给钱,给的还不少,于是,就开始琢磨着怎么跟洋人做生意。别看洋人的舰船高大,农民一样攀上去做买卖,语言不通,但交易畅通无阻,用手比划,买的和卖的,皆大欢喜。反倒是清军感觉,遍地是汉奸,到处都是敌意。大清的子民,除了卖给洋人食物,而且还给洋人做向导。在大清的境内,清军倒是瞎子聋子,派出的探子,打探来的情报,简直匪夷所思,把英国人说的跟白娘子的虾兵蟹将蚌壳军似的,而英国人则对清军的状况,了如指掌。最后,英国人兵临南京城下,大清皇帝撑不住了,要改剿为抚,跟人谈判。大清子民,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洋人,把个谈判签约的英国康华丽号兵舰,变成了演戏的舞台。 总的说来,大清子民,在洋人打上门来的时候,表现得很不如皇帝的意。他们的给养,不是抢来的,但都在当地解决。相比起清军的白拿,英国人都付费,所以,老百姓挺喜欢跟他们做买卖。别老是渲染三元里抗英,其实,整个战争期间,差不多有两年,部分的英国部队一直待在广州附近,守城的清军,为了求英国人别攻城,广州一旦沦陷,他们就不好跟皇帝吹牛,而且会被治罪,交给了英国人600万两的赎城费,英国人就用这笔钱,给自己买给养,绰绰有余。而且,一直过得很太平,除了三元里一时一地,再没有跟百姓发生过冲突。 ---张鸣:参战与不参战的大清子民 图:三元里抗英(1841)
Ignatius Lee
2个月前
大清输了鸦片战争,但是现在中国人还是在批评大清贪腐严重,这种似是而非的历史反省存在很大问题。大清不仅仅输在贪腐问题上,还输在税赋制度上(这是社会制度最重要的部分)。中国税赋制度史研究发现大清的税收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1.受到儒家轻徭薄赋思想影响,历朝历代的总体税赋太低,甚至不足以维持日常公共工程开销,修个运河、建个粮仓或者铸个堤防都得向乡绅摊派和找乡民搜刮,国库的钱根本不足以应付这种公共开销。遇到战争这种巨额开销,不但国库捉襟见肘,还只能想方设法搜刮各个社会阶层。 2.税赋结构严重不合理、税收管理效率低、严重缺乏开源节流的经济观念,历朝历代都存在这种问题。税赋低却丝毫没有给社会各阶层减轻负担,根本上还是因为朝廷除了搜刮,不知道怎么增加收入,这跟儒家重农轻商思想有关。像票庄、钱庄这类金融工具,朝廷没想自己经营让国家有稳定收入来源,甚至没有想办法去收他们的税,而是一遇到天灾人祸就找商人敲竹杠。还有就是政府朝廷没有想过怎样让土地耕种产量增加来间接增加朝廷收入,比如推广农业技术和引进农作物等等。 3.极低效率的税收制度及其管理,根子上还是跟支离破碎的国内市场和效率极低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关,历代朝廷都无法克服国内的种种壁垒和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行全国统一的经济发展政策根本不切实际。而朝廷明知道有这种问题,思路还是秦始皇那一套大一统思想,没想过顺水推舟地推行类似联邦制或分封制的制度,来授予各省发展民生自主权,而是用统一的儒家思想教化全国,成了所有地方官员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没有人敢挑战儒家的轻徭薄赋和重农轻商思想。 简而言之,并不是税收越低,社会感受到税负压力越小;在低效管理和灾难性的税赋制度面前,税收低既削弱中央财政,又没有“造富”地方,反而一遇到天灾人祸还得反复搜刮社会各个阶层。 这就跟中国现在的低效中央集权制度缺陷一个道理:由于央地权责分配不清,看上去是权力集中到中央了,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互相推卸责任和互相削弱权力。真正的联邦制不但清晰分割央地权力,还让分权形成互相强化央地权力和责任的效果。中国显然是恰恰相反,治病救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据现状实现真正的联邦制,这是秦以后都拒绝承认的最大社会现实。 由于税收低、中央财政难以维持公共开销,许多本该朝廷负担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地方。比如地震、洪水、旱灾,朝廷赈济只值九牛一毛,乡绅和商人在承担朝廷无法承担或者故意逃避的责任。朝廷最大的本事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再加上腐败横行,别说应付战争困难,就算和平年代也一样日子越过越恼火。
中国历史上的三个轮回: 首先,清末面临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面危机,这才有了清政府寻求自强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说明洋务运动失败了,又推进到戊戌变法要搞政治革新。这导致政治矛盾激化,保守的当局反手要把政治革新打下去。慈禧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后,继续推行自强的经济政策。因此,清末中国有相当一段的经济繁荣,同时也带来严重腐败等社会问题。经济自强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最终走向辛 亥革命。这是第一个轮回。 第二个轮回是民国建立以后,仍然面临内忧外患等各种危机。当时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深刻变革的声音以“五四”为代表,各政治派别要求政治变革的声音都很大。这也引起了各种政治冲突,后面的北伐、国共第一次内战等也是这些政治冲突的表现。到 1930 年代前期, 在日本入侵中国之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黄金时代。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相当好,那时也是融入了那一轮的全球化。但腐败和贫富分化非常严重,还有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等矛盾,最后共产主义革命借着抗日战争的机会取得了成功。 第三个轮回是,到毛的晚期,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的各种危 机,经济十分落后,社会上普遍不满。所以,在 1980 年代出现了上下呼应的毛后改革,当时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思想变革等多层次的改革要求。但是这就引发了政治冲突,结果就是 1989 年的天安门抗议与镇压。在那之后,中共当局完全拒绝政治改革,强力压制思想变革,只是单轨推进经济的现代化,这就出现了后来所谓的“中国 模式”。 因此,从历史轮回的角度来看,中国自晚清以来已经三次出现过这种模式了。这里强调的是,你的发展道路既然和台湾的、南韩的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你有什么资格叫“中国模式”?既然 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繁荣,在内在机制上和 1930 年代、1900 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没有很大的区别,现在这个东西有什么理由可以称之为 “模式”?从历史上的三个轮回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并没有找到 一条道路,在经济单轨推进、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克服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我不敢预言说接下来就是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这样的前景,但是,很明显,中国没有走出 20 世纪以来在历史上出现 过的轮回现象。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中国模式的历史比较与跨国比较)(2022/12)
朱韵和
7个月前
历史有趣的地方,在于因果的细节。中国小孩读的历史教科书,偷偷摸摸,将许多因果的诱因细节略去,不断重复一句话:洋鬼子欺负我们。绝不告诉下一代,是你先欺负洋鬼子,洋人只是据理反击。皇帝是好的,只是奴才坏事?哈哈哈。二百多年前一样,今日也一样。 ---陶杰:皇帝永远是好的 中国的历史课本 ,尤其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之种种,犯了一个毛病,就是鼓励懒惰。研究道光之后的中国外交,历史学家只看清宫里的奏折,以及名人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书信往来。 道光之后,中国与遭到所谓帝国主义的欺凌,到底是何真相,种种纷争中,除了你中国自己的版本,必定也有人家洋人经历目睹的版本。 以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为例。这两件都是大事,与英国有重大关系。前者英国策动,后者则由英人积极参与、观察、写报告结论,以决定英国是否押注在太平天国这一边。 英国有大量历史档案,提供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许多细节、事实、记忆。英国人与中国人不同。英国重事实陈述,不重情绪判断。历史文件、书写纪录,非常用心保存。全球领事馆的调查、与中国各地官吏人民的往还,巨细皆有纪录。 英国人述十九世纪的中国问题着论极多,如麦化生(D McPherson)的“中国两年”(Two Years In China),书后即附详尽的军事报告。莫斯(HB Morse)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即附有英国外交部文件。 还有英国国会记录了当时上议院历史学家麦哥利与首相格拉斯东,两派的辩论,决定是否应该向清国用兵与战争责任问题。至于鸦片贸易涉及东印度公司与印度,下议院的委员会曾召集广州英国的鸦片商人来下议院聆讯,了解当年林则徐没收鸦片的状况。 还有太平天国时期的外交,英国发表蓝皮书,由一八五三年到一八六三年长达十年,有国策论述,是供中国人研究太平天国之乱,必须参阅的资料。 中国四十年来向英美派出大量所谓留学生,都学科技、工商金融管理,没有一个公费去英国读历史。 为什么?除了“让少数人富起来”的邓小平思想变成中国人的信仰,读历史学科无法令一个人迅速致富。读历史与档案图书馆为伴,不是与人发生金钱利益关系,档案图书和文件纪录无法令人成为上市公司主席。 读科技和工商管理不同,加上中国的人网,其中有无限所谓的商机,而且迅速上位。在一个只讲金钱的社会,事实和真相俱为金钱服务。而历史科学偏偏就是与真相和事实为依归。 上法庭,法官也要听控辩双方陈词。读历史,研究纷争和战争,也要看两边的版本。只接受一边的灌输,只会令你越来越蠢。 ---陶杰:历史不止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