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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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前

陈奎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阶段。当此之时，中国知识人如何自我救赎，自我定位，使中国摆脱共产主义进入现代文明世界，是当代中国知识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毛泽东曾经人云亦云，轻侮知识分子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毛断言历史转型的杠杆只凭枪杆子，知识人无足挂齿。其实，无论是西方四百年来的重要转型，还是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的史诗式巨变，亦或是中国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九六四以来的历史演变，是非对错姑且不论，在这些历史场景中，知识人从未缺席，是重大变迁的先声。 1、准立宪过程：极而言之，知识界通过深思质疑答辩的思想交流及其精神成果的呈现凝结，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准立宪过程。如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卢梭（Jean Jacques Rosseau）、亚当 · 斯密（Adam Smith）、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杰弗逊（Jefferson）、麦迪逊（Madison）、柏克（Edmund Burke）、密尔（S.J. Mill）…… 之于西方，如康有为讲学《万木草堂》、梁启超参与设计《钦定宪法大纲》、张謇等起草《清帝逊位诏书》、张君劢执笔《中华民国宪法》，胡适、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国》运动 …… 之于中国，都形塑了历史演变过程。换言之，“秀才”并非“造反”，而是“立宪”。他们建立或重塑了公共伦理、宪政架构、人权理念、法治框架。即是说，知识共同体在精神上为政治共同体奠立了基础。 2、中国式反智主义：各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反抗的共同体 , 比较其他国家如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的知识界，中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更为险恶严峻。鉴于毛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在中共党内的精神遗产，众所周知，中国知识界与执政当局的敌对程度超越了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知识界，不仅是 1968 年苏军碾压过的布拉格以及 77 宪章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不仅是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顾问团，不仅是 1989 年秉烛游行和平抗争的东德知识界、基督徒，中国知识人还经历过知识分子“交心运动”的洗脑，经历过 1957 年整肃一百多万知识人的反右运动，经历过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经历过 1989 年的大屠杀；中国知识界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受到当局迫害的残酷程度远超他国。甚至在后毛时代，中共头目周永康还说过，中国就那么二百多个公共知识分子，把他们全部活埋也是小事一桩。在习近平时代，中共的反智主义更加粗鄙残忍，对知识界的敌意愈演愈烈，言论封锁宛如铁桶，维稳经费超越军费，甚至巨额拨款雇佣小粉红污名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在极端的中国式反智主义环境中，势必付出更高的代价和承担更大的牺牲。这是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一重困境。 3、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中国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二重困境，来自其政治实践中的困惑。自由主义知识人与政治党派运作天然有一种隔膜。他们以独立见识为荣，不容易让渡自己的思想权利而变成政治机器中的螺丝钉。因此在反抗的共同体内出现异议，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强行统一思想将蜕变为列宁主义政党。鉴于此，反抗的共同体必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这是自由派共同体应当付出的代价。它在短期的政治博弈中或许表现软弱，但它的实力将在长时段的竞争中呈现出来。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前后，反抗当局的群体分成两派：“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前者强调勇敢激进的抗暴斗争，以年轻学生为主；后者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以民主党等组织内部年长的政治活动家为主。一度双方曾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在运动过程中，各自都增强了对不同方式的理解，后来在整个反抗阵营出现了一句潮流用语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它意味着“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和而不同”的联系。这句话充满智慧。目标一致的派别，即使采取的策略不同，也都遵守了“不分化，不笃灰，不抺黑，不割席”的精神，从而破解了北京当局的分化阴谋。这也同晚清至民国转折时期中国知识人中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划分一样，当年致力于结束满清统治的中国士林对双方莫衷于是、难于抉择。革命派以孙中山、汪精卫为代表主张共和制；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张君主立宪制。双方曾激烈论战。但实际上他们欲达成的基本体制并无根本差异，均属宪政民主体制。只是革命派手法更激烈而已。事实上，当时中国地方精英很多都是既对革命派提供资金，又积极参与立宪运动的。最终，《清帝逊位诏书》体现了双方共享的价值 ——“重叠的共识”，导致了其共同的成就：帝制覆灭。此外，如崔卫平教授披露的，1977 年签署77宪章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人，也包括了一些认同宪章的体制内官员。这正是宪章的价值力量，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之后 1989 年天鹅绒革命的辉煌成就，为包容性深广的77宪章做了见证。 4、凝聚“重叠的共识”：事实上，反对的共同体内部是存在“重叠的共识”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该共同体了。即是说，共同体有其底线，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重叠的共识是共同体天经地义的基本价值，是共同体形成之始大家默认的前提。譬如，77宪章的签署者的重叠的共识就是落实《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那是一份东西方 35 国政府（含前苏联、美国、欧洲各国）于 1975 年签署的国际协议，77宪章签署者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履行它已经签署的人权承诺”。那是无论何种身份背景的宪章签署者重叠的共识。《赫尔辛基协议》与《77宪章》之间，是国际承诺转化为国内公民权利运动的经典案例。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法律依据、道德正当性和国际杠杆，后者则是前者在东欧阵营内部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成果之一。 5、中国知识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目前中国人权状况日益黑暗，但北京当局被国际主流社会孤立，内外交困，故常常被迫声称它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其相关法律文献云云，以摆脱困境。有鉴于此，中国知识人共同体有必要联手主流国际社会，坚定要求北京严格而具体地遵守和兑现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实际上《赫尔辛基协议》在第7章中就特别提到签字国应依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和信仰自由。有人或以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流氓式的北京政权已不起作用。但人们或没有看清中共当下的危机态势。笔者曾预判，近年来北京高层权斗愈演愈烈，双方均失却了退路；而各方又认定同在一条船上，绝不能让船外知晓。然而，既然内斗已演变成“死亡的螺旋”，这种螺旋上升的逻辑是：当白热化权斗相持不下你死我活时，为压倒对方必定有一方要诉诸船外 —— 民间力量，以冲破僵局，改变平衡。因而，包裹黑箱船体的铁幕势将被撕开一个裂口。近日发生的一个爆炸性消息印证了上述直觉：突然，六四抗命的徐勤先将军在军事法庭被审讯的录像令人惊愕地出现于公众视野。这份在黑箱里已经密封了35年的录像，在当下这个诡谲敏感的历史时刻破土而出，它意味着什么？它将是冲决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困境的历史性契机吗？值此全球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那或许是举世翘首以待的“中国时刻 ”。文章地址：

2周前

在匈牙利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政治反对最活跃、参与热情最高的群体是文人和人文社科群体。以下是匈牙利1977-1994年最活跃的社运知识分子占比最高的前十种职业，读者可以看出非常明显的特征： “根据博佐基和西蒙·阿格尼斯的统计，1977-1994年间，最活跃的社运知识分子占比最高的前十种职业分别是：文人（13.61%）、艺术家（13.43%）、记者（12.65%）、经济学家（7.17%）、历史学家（6.14%）、教师（6.02%）、社会学家（5.96%）、工程师（5.66%）、律师（5.54%）、大学生（4.94%）。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和人文社科类从业人员参与社会运动的热忱明显高于理工类。其中核心社运知识分子（即充当领导者角色、长期活跃以及主要影响力者）占比最高的前五种职业包括：文人（35%）、哲学家（15%）、社会学家（12.5%）、经济学家（10%）、工程师（7.5%）。依然是文人和人文社科占比最高。” “博佐基（和西蒙）并未解释这种比例构成的成因，但我们可以想象：思想最活跃和最善于表达的群体更倾向组织、参加和推动社会运动。” 无疑，文人和人文社科群体是其中思想最活跃和最善于表达的群体，毫不奇怪这个群体会主导和领导匈牙利的社会转型。

2周前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期下载地址：我受托采访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前驻港全权代表亚当·金，谈到普通人没注意到的多个侧面，包括对错误现实主义观念的批评（即把官僚政治与反对派政治混为一谈）。在书评中，我首次引入了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也是我给自己的定位。社运知识分子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角色定位，这个角色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人承担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复和梁启超。社运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变革。其关注角度和焦点不同于一般政治反对（更不同于高度娱乐化的网络政治议论），而社运知识分子的角色就在于引导更加务实的社会讨论朝着社会变革方向前进。现实中很多人纠结于网络政治冲突的心结和眼障，已经远远偏离了现实政治，沦为凌空蹈虚和纯粹的政治娱乐化。社运知识分子不但要引导公共讨论朝着更务实的方向前进，还要在现实中塑造反对派政治和培养职业政治人角色，促成潜在的反对群体实现社会自组织。喜欢我的网友和读者以及关心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的朋友不妨去下载本期来看看，本期的《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也非常值得推荐。

2周前

以前专门引介过美籍伊朗裔社会心理学家Fathali M. Moghaddam，他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解释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来龙去脉。事实并不像一些中国人想象那样，声称伊朗人求霍梅尼回来建立神权国家。实际上当时很多人是请霍梅尼回来当吉祥物，很多人以为他上年纪了，不会有什么野心，就放松了警惕。当时伊朗有多个建国方案，当时大多数伊朗人都不支持建立现在的伊斯兰共和国。只有霍梅尼及其教士阶层固执己见，这部分人本来力量并不算强大。霍梅尼之所以能够利用教士阶层迅速处决一大批拥趸他回来的世俗政权支持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偶然的：先是制造美国人质危机，后是两伊战争爆发，给霍梅尼迅速集中权力和打垮对手的机会。除了利用危机大清洗直接处决不同意见者和潜在反对者之外，霍梅尼也把他们送上战场当炮灰，借伊拉克之手除掉异己。同时霍梅尼也在国内大搞个人崇拜，借机整肃和驯服不同意见者。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霍梅尼的反对者并不团结：他们之间互相有矛盾，霍梅尼也看准机会让这些不团结的反对派狗咬狗，等两败俱伤之后，他出场消灭所有人。也就是说，其实霍梅尼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是窃取了革命果实，而不是革命本来的目的。中国民众普遍有一种误解，就好像1979年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伊斯兰政权、就是为了推霍梅尼上台一样。实际上霍梅尼是找准契机夺权和集权的，革命根本不是奔着伊斯兰化去的。伊朗人还要小心眼前这个巴列维，如果他回国，必须一开始就跟各方社会力量谈判商定：他要么放弃国王继承人身份参加选举，要么做国王放弃实权并且不得干预政务。目前巴列维根本没有霍梅尼那种能力。他可能有野心，但是能力不济，这回革命意外把他捧上神坛。他如果以胜利者姿态回国也不排除有政治野心。当然，法塔里·摩迦旦也讲了：独裁者夺权需要制造一些危机和契机，缺少这些条件就不一定会形成独裁跳板，有了这些条件就可能形成新的革命独裁政权。革命胜利后的谈判至关重要，如果是美国和以色列帮忙打下来的，那么他们理应肩负监督新政权的责任，而不是打完就撤，否则烂摊子可能重新搞内斗，给新的独裁者创造机会（大概率会是现在伊斯兰政权某些实权派人物）。

1个月前

感谢读者和网友在过去一年的支持和关注，祝愿大家新的一年日就月将、云蒸龙变！希望来年朋友们多务实务，多关怀民间疾苦，少凌空蹈虚拌嘴抬杠，徒增怨恨。单者易折，众则难摧，社会变革将有赖于诸君戮力同心，箎埙相协。如果亟亟于私人恩怨和政治短视，沉浸在舒适区不肯出来，社会变革将从何而起也？社会复杂性远远超出人类的理性能力，而日常生活中人类理性实际运用往往舛错迭出，而常人又好武断，于是纷争四起，争议不断。现代社会必须首要面对的难题就是社会争议问题。不承认社会争议，造成认知封闭、心胸狭隘和党同伐异，结果是各人抖尽机灵，机关算尽，但社会仍原地踏步走。有志于社会变革的朋友，应当先有“万象更新先从我始”的气概。我不新，他人亦不新，人人不新则社会因循守旧，陈陈相因。人不自新则社会必覆车继轨。社会狭隘之风盛行，必源于个人思想封闭。此封闭非古代之愚昧闭塞，而是不以开放文明心态接纳异己，过度自负而勤于武断所致。倘人心胸开阔，必荡涤戾气，接人待物始终如一。社会之宽容始于个人之开明，个人不开明则助长狭隘算计之败坏风气。愿来年与诸君时时自勉。

1个月前

超级大国是怎样崩塌的？赤贫国家是怎样崛起的？＃政治科普精选系列转发自抖音：“私人局”

1个月前

肖瑜老师收到的生日寄语：知可及，愚不可及也。出自《论语·公冶长》：“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肖瑜老师也化用了这个典故。实际上“愚不可及”这种说法今天含义与古代完全相反，这是化用典故和语言自然发展带来的。我之前讲的“嘉猷日新”和“应机豹变”也是如此。现代中文已经给“语言腐败”败坏完了，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活水，清除母语遭到的极权主义污染。就像二战结束后，西德对纳粹德语的重新改造那样。这个语言改造工程不必政府授权，社会才是母语的载体，社会有相当的自主权来清除母语污染：把极权主义带来的粗暴语言剔除出去。

1个月前

抖音政治科普博主“满说历史”拆解苏/俄宣传话术：颜色革命、北约东扩、祸水东引、核讹诈、特备军事行动、西方敌对势力人的认知行为通常充斥着许多认知偏差和谬误，有时即使专业人士也很难幸免。比如最常见的一种叫确认偏差或者我方偏见：选择性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证据并用这些证据来证明自己正确。确认偏差或我方偏见造成的认知混乱极其严重，对于公共事件（尤其争议性事件）来说尤其严重。这种认知偏差，通常发生在知识体系封闭、观念僵化、态度两极化的群体中间，尤其符合一些人群偏好非黑即白的口味。相对来说，知识体系开放、不容易形成固定观念模式以及不容易非黑即白看问题的人群更能够认识和接受事实本来的样子。但即便如此，在存在我方偏见或确认偏差的人群那里：不符合我口味的意见就不客观。这些人反而对一些客观意见表现出强烈攻击性和抵触情绪，毕竟他们通常靠情绪来认识和感受世界。保持相对开放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心态，人总归是能够清晰准确认识争议性事件的。反过来，喜欢以咄咄逼人的过度自信攻击不同意见的群体，往往无法冷静对待争议事件：在他们眼中世界就是非黑即白的，要么正义、要么邪恶、要么有人和稀泥，不存在争议性。当然，现实中确实有人和稀泥，但不是准确呈现事件本身争议性的公正态度，即使他们的知识系统和社会心态要比认知固化的群体更加开放一些，他们也会经常表现出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一面：他们既不承认事实，也否认一切追求真相的努力，本质上否定一切意义或者把一切都说成是基于功利目的。追寻真相的态度通常要付出其他人难以接受的代价，不但包括时间和精力成本，还要包括智力、搜证和研究成本，这是大部分人都承担不起的“知识经济学”。实际上，保持开放心态，就能最大程度降低这种认知成本。现实往往是反过来的：认知固化的人群是最普遍的，他们习惯从自己偏好的信息池里找认知捷径。言归正传，这位知识博主解释的苏/俄宣传话术，尽管也有不充分的地方，但是相对接近事实真相，其搜证也是基于相对准确的历史资料。我方偏见、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也可能攻击事实真相，这本来就不奇怪（因为了解真相需要很高的认知成本，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就只好用情绪来代替认知）。你如果拿苏/俄宣传话术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话语体系跟中国同行对比，你会发现中共在对抗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体系方面比苏/俄差很多：苏/俄宣传体系更具有迷惑性，甚至还有相当高度的理论体系和自己的发明创造，在这方面，中共至今表现出相当严重的理论贫困（这一点跟朝鲜不相上下）。中共当局的宣传话术至今仍然是纯正的苏/俄血统：不管是开口闭口反颜色革命，还是卖力将西方世界妖魔化，哪怕在俄乌战争方面的宣传也直接沿袭俄国的宣传口径，比如提出一整套歪理邪说来否认侵略，又比如学俄国指责北约东扩、为俄国特别军事行动辩护，指责乌克兰独裁、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宣传（其中掺杂有巨量虚假宣传和政治谣言）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全是照搬照抄俄国的宣传机器。苏/俄虚假宣传传统不仅有近百年历史经验，其在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还扎根很深。对于有确认偏差和我方偏见的人来说，这就像给他们的感官投毒：他们总能够根据自己的偏见找到“证据”来证明俄国没有错，是乌克兰和西方世界大错特错。中共当局至今走不出苏/俄血统带来的认知缺陷，还没办法像苏/俄那样生产出更有理论原创性的意识形态宣传体系，哪怕造“官谣”也是一板一眼的苏/俄味道。这方面，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这样的专制国家也一样是吃苏/俄的老本。在自己的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上，中共当局也一样遭遇到严重的理论贫困（中共当局大力投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就是奔着解决这个理论贫困去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复杂，中国所处的“群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也很不同于苏/俄“反包围”全世界，中国国家发展道路自身遭遇的危机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情况都在迫使中共当局主动去创造更加完美符合自身生存发展困境的新的理论体系（也包括宣传体系）。最后，我为什么讲这些呢？我始终是向可能受到我影响的少数群体讲话（而非面向无法思考和抗拒思考的普通受众群体）。我的目的是告诉你们：反对派群体需要跟中共当局在突破理论贫困方面赛跑，谁先超过对方，谁就会抢占和主导未来国家发展道路。中共当局每年投入数百亿人民币用于意识形态建设和宣传系统升级工作，但是我们的反对派群体至今还一盘散沙，不但没有主动寻求政治反对运动的理论突破（我们也同样面对理论贫困：现存的知识体系根本无法指导我们来实现社会变革），甚至没有社运人才向那个一盘散沙的社会输送领导力。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那里，每个人都在使蛮力，每个人都毫无依据地假设敌人一定会失败，但现实中没有给自己任何壮大己方阵营的理由。假如中共当局有天也像苏/俄那样实现了理论创新，用更加复杂、更难以对抗的虚假宣传和认知作战来对付反对派和“反包围”剩下的那部分世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以上算是我借题发挥的年终总结之一，算是我以社运知识分子角色，向关注我的社会群体做的年度报告。

1个月前

抖音博主“小鱼书评”社会科普：《通往奴役之路》感谢各大知识博主们不断接力进行政治和社会科普，这些工作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前沿学术研究。我们看到近年这类高水平知识科普越来越多了，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感谢读者和网友们在过去几年的坚定支持。祝大家平安夜快乐和圣诞快乐！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嘉猷日新、应机豹变！同时也祝愿致力于知识科普的各大博主们在新的一年继续勇猛精进、勇攀高峰。

1个月前

社会心理障碍是靠一点一点蚕食逐渐攻破的，其溃败源于反抗者沿着模糊地带和社会边缘一点一点推进防线。如果社会始终没有反抗者，社会恐惧就极其严重。一旦有了反抗者，反抗者还不断互相响应、乃至反抗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反抗手段不断完善，那么社会恐惧塑造的窗户纸就会被捅破。绝大多数普通人并不知道社会运动自身的发展逻辑，始终有着眼高手低的不切实际要求，以为要么一举反抗推翻政权，要么小反抗就没有价值。这是对社会运动缺乏基本常识的表现，也是公民社会长期发育不良导致的。社会运动的反抗，其特点就是像接连不断的潮水，每溅起一朵浪花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急于求成的非专业人士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就是社会运动本来的样子。你只看见那些成功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看不见其政权更迭背后的反抗者付出了多少代价，这是多少年、多少人持续不断反抗的结果。这就像你只认识苹果，不认识苹果树，就以为苹果是跟土豆一样从地里挖出来的吧？

1个月前

图哈切夫斯基被斯大林下令处决之前为什么高呼斯大林万岁？历史学家肖瑜讲极权国家实行恐怖统治的秘密：制造恐惧。肖瑜引用了哈维尔，但没讲哈维尔如何引导大众克服恐惧并且最终认识到所谓恐惧也就那么回事。在尝到挑战权力甜头之前，恐惧就是心理障碍：尝到甜头之后，你发现那就是一层窗户纸。很多人忘记了：2022年中国社会突然爆发反封控抗议之前，多数示威者此前都不相信自己会反抗，也没有人是先见之明料到社会反抗会导致清零政策烂尾。这就是恐惧造成的自我矮化心理。那次反抗之后，中国社会也去除了很多心理障碍，有一些民愤的表达方式现在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他们克服的最大心理障碍就是意识到所谓的恐惧也就不过如此。

1个月前

《南方都市报》原副总裁、广州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庆，对俄乌战争的科普视频下了很大功夫，讲得很专业，参考了大量国际前沿资料，依据很详实。这一期讲的是：俄国为什么没有爆发反战运动？

1个月前

社会自组织也会在社会运动中自然形成，这就是克服社会原子化的自然法则：让社会动起来。

1个月前

极权国家禁止自由结社，恰恰是因为知道组织和动员形成的力量远远超过一盘散沙的个体，这恰恰表明社会团结自身对政权的挑战性。中国社会喜欢把正常表达政治反对污名化，要么污蔑你卖国，要么咒骂你搞乱国家。中国社会对政治反对有种典型的群氓心态，即使是潜在的反对派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政治反对。

1个月前

前不久网友引用《芳华》引起一波文革招魂潮来证明社会心态没变好、反而在变坏。现在中国社会又兴起一波反清复明潮。许多人不理解这种流行现象说明什么问题。简单地说，流行现象无法折射社会心理学事实。上述流行现象，显示出明显的信息级联和可得性级联，是信息传播过程引发的非理性社会互动。社交媒体上的流行现象，其本质上跟先前中国社会流行的遛纸狗、满地爬是同一回事情。基本上可以说，某些社会互动形式受到信息级联和可得性级联影响，不会折射任何有说服力的社会心理学事实，因为这类社会互动受到从众心理、认知偏差和可得性知识库驱使。社会心理学事实，也即我们说的社会心态，其实无法简单通过信息级联和可得性级联折射出来，因为盲目从众甚至不需要理性判断就可以发生，也无法充分说明某种事实。社会心理学事实和社会学调查研究要说明的问题，跟社交媒体引发的流行现象基本上不是同一回事，尤其是考虑到流行现象风向随时可能变化，造成反复无常的从众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分辨能够折射出社会心理和集体诉求的社会事实，这类社会互动有时候看起来很像上面流行现象背后的从众行为。比如表达对现状不满的网络冲塔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像上面提到的级联现象。从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自发的集体行为与盲目从众行为存在很大差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差别之一就是是否折射普遍社会诉求。信息级联和可得性级联并不是充分折射这种诉求的可靠手段（因为很容易产生没有实质意义的非理性互动）。这就像麦子跟稗子的区别。有意义的社会互动（比如社会运动和集体抗议）是需要遵循某些理性秩序的，甚至可以说是可能进行理性设计的。但一般流行现象有相当突出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一般不容易进行理性设计），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受到蓄意操纵和煽动，但是煽动和操纵并不必然引发公共理性积极响应。响应煽动和操纵的群体，跟参与社会运动的群体可能较大程度重叠，但是这两类群体就像群氓跟市民社会的区别：同一个人，既可能是群氓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社会运动需要的是抑制人的群氓行为，转向有意义的社会互动。

1个月前

浙大马克思主义学院26岁博导最近引起网络热议，但锐评很少。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知道是婆罗门、祭司、教士和萨满阶层惹不起，毕竟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能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这个不受挑战的婆罗门、祭司、教士和萨满阶层，除了享受党国特许豁免权之外，还巧妙躲过了各个方向的子弹：厌恶马克思主义的人，压根儿就不愿花时间读他的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半信半疑的人，读了也不敢批评，免得火力掉个头就对准自己；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派教徒也很会来事儿，知道当局打压原教旨派，不亚于打压自由派。剩下的就是不学无术的、一知半解的和完全不读书的人，他们也没办法从学术角度批评马克思主义圣教。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婆罗门、祭司、教士和萨满阶层就巧妙躲过了各个方向的子弹，只剩下一些搔首弄姿的娇嗔、吐舌头哈气跟摇臀献媚。当然，也有很多隐蔽的讽刺，但压根儿就不值得浪费时间来捧读圣教典籍。

1个月前

对极权国家来说，社会心态转变是关键的一步。群氓无法理解，就像“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2022年反封控抗议，就是集体心态转变（即质疑清零政策）集中爆发的结果。处在变革前夜的任何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最先松动的就是一小部分，接近3.5%人口发生心态变化就足以引发社会变革。如果2022年中国社会还跟现在群氓以为的一样铁板一块，诸位还在享受社会主义动态清零铁拳👊 这个3.5%总人口门槛不是我说的，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基于近百年数据得出的结论。每个发生变革的社会（不管是和平还是暴力革命都一样），都不是整齐划一地改变。总不缺顽固守旧派，还有对社会变革冷嘲热讽和无差别攻击所有人的犬儒主义分子，这两类群氓是社会变革前夜的常客，一般躁叫最响的就是他们。他们就是社会变革的阻力。还有两类人是立场不固定的中间派和立场坚定的社会变革推动者，那个3.5%总人口就出在最后这两种人群上。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能力推动变革的始终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来搭便车、看热闹、吃瓜和看人杀头的。群氓以为社会变革必须是所有人一起变，或者社会不变，光是政权内部变……群氓之所以是群氓，跟他们简单化的社会想象有直接关系。最后，社会变革推动者们，3.5%们，不要被群氓心态裹挟，要以冷静、理智和开放的心态面对社会瞬息万变的新形势，要不卑不亢面对现实。不要抱怨，去改变它，让它成为历史❗️

1个月前

近期读到的另一篇研究发表在2025年1月出版的《The China Journal》第93卷上，也在显示中国社会心态转变。社会心态转变是社会变革前兆之一，要有信心❗️

1个月前

社会心态在发生变化，专业人士当然比大众更先察觉到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前不久我说形势在变化，是因为从一些前沿研究看到了新动向。很多人跑来冷嘲热讽骂听床，我只当是群氓政治和反智主义起哄而已，并不放在心上。但在舆情监控方面，大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下文发表于2024年8月1日）：

1个月前

民意在井喷，形势在变化，也可能在某些节点上呈现一日千里的势头。

2个月前

其实关键不在于记录，也不在于写日记，而在于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疗愈。对许多写作者而言，写作挽救了他们生命，即使他们最终仍然死于自杀，但写作延长了他们的生命，给了他们足够长的时间来决定要不要去死。如果不写作，他们几十年前就会自我了断。但更多的是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如果加缪自己不写作，他也会死于自杀。当然，如果你硬要抬杠说作家也自杀，你抬杠就是你对。但自杀的多还是不自杀的多？假如他们没有写作呢？假如一些自杀的人也用写作来延长自己给自己的判决呢？写作是这样一种心理空间：它允许你与自己对话，给足你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机会；它用甜言蜜语引诱你前往未知领域；它鞭策你分析问题和寻找解决办法；它帮助你塑造一种足以唤起你珍视自我价值的自恋，这种自恋是你绝望人生的解毒剂；它将你与造成你所有不幸的“外面的世界”跟你隔绝开来，为你重建自己的想象力王国。语言总是在延宕你的决定，给足你思考时间。你在语言中裸泳的时候就是你最自由的时候。语言从来不向你索取，而是一直无偿给予。事实上，你与文字世界相依为命。

#写作 #自我疗愈 #自杀 #加缪 #心理空间

2个月前

推荐两本书：《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和《思考，快与慢》（后者可视为前者的通俗版）早在1950年代，司马贺（Herbert Simon）就提出了有限理性学说，但大众通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算读《思考，快与慢》也读个似懂非懂。在日常生活和公共政治讨论中，普通人习惯凭直觉判断，意识不到直觉总是出错。有学者批评说社交媒体降低了集体智力不是毫无原因的，因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巨量单纯依靠直觉判断做出的武断和独断，而且这些言论往往表现得过度自信，但是普通人根本没能力分辨无数充斥认知偏差的论断，结果就被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牵着鼻子走，还以为自己聪明绝顶。《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就像是一部针对直觉偏差的医学诊断手册，它从司马贺并不认同（其实是误解）的侧面，论证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不管是接受过科研训练的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外行，都一样在直觉判断过程中频繁出错。有限理性学说和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成了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热门研究课题，事实上，也跨出领域影响了很多其他领域。比如政治哲学可能将被迫系统重构，因为我们先前有关人类理性的假说，在事实上虚构了一个完全靠不住的政治社会。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非理性世界，还有一个理性缺陷不断放大的世界，这个双重叠加世界危机重重，几乎可以说长期压迫着人类的理性能力。现代国家至今仍在政治理性设计上摇摆不定（有很多时候还干脆假设政治理性就是经济理性），这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存在性危机：先前的政治哲学传统假想了一个理性化的现代国家，同时预设了一个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并未将非理性和理性能力缺陷纳入到“政体”和“社会体”设计之中。 “社会体”是我正在构思的一个新概念，它应与“政体”一起进行政治重构，否则我们就会看到未来世代不断发生失败国家现象：不但难以克服专制主义危机，还难以克服民主倒退危机。没有永恒国家，也没有永恒的国家制度，即使自由民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制度，假如它无法捍卫自己，假如它自己还发生衰退，我们根本不能想象那就是人类的未来。也许我们的时代与卢梭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们现在看卢梭跟后人看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国家制度并非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应对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而逐渐形成的。我相信，未来的国家制度也会在应对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需求的过程中进行调整和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解决的不止是政体理性化问题，还有社会体理性化问题。

#有限理性 #认知偏差 #政治哲学重构 #社会体 #制度危机

2个月前

再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天公 #人材 #积极

2个月前

今年不断有研究显示去年孟加拉“七月革命”是由大量公民社会组织进行了广泛社会动员的，是该国爆发社会运动的关键力量。中国网民只看见中文社交媒体以讹传讹，以为孟加拉全靠公民自觉和原子化反抗，这绝对是一厢情愿。另外再次重击中文社交媒体以讹传讹的虚假幻想：孟加拉“七月革命”并没有对官员家属进行报复行动，没有任何可靠的证人和证据证明发生过这种事情。恰恰相反，证人和证据都指向运动期间未对官员家属进行报复。中文社交媒体流传的消息纯属以讹传讹。这些公民社会组织（CSOs）或者社运组织，就是克服社会原子化的最重要手段。我们讲的“社会团结”，实质上指的就是通过社会自组织和社会纽带实现有效社会动员。社会运动中的“团结”与中共那种高度中心化的“统战”完全不是一回事：统战的本质是要求被收买的关键支持者统一配合中共中央的行动；社会团结是以多中心化形式实现的社会联盟，这种联盟通过社会纽带和社会自组织，在社会运动爆发之前维系社会成员，在社会运动爆发期间，这种联盟就进行广泛社会动员以对抗国家。 “社会团结”跟“统战”都不是指所有人团结一致：社会运动团结的往往是最容易动员起来、容易参加社会运动的反对意见群体（亲政府人士你是动员不起来的，还有骑墙派你不一定动员得起来），（根据政治学研究）在动员人数达到总人口3.5%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社会动员都推翻了政府；而统战并不屑于团结普通人，他们针对的是关键支持者，如企业家和社会名流（明星、著名作家、著名学者等等）——统战是利用这些人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来间接控制其普通支持者（平民）。另外，在中国当前语境中，统战主要指针对全球华人精英和外国精英群体的隐秘战线工作（包括拉拢、收买、勾结等等）。普通华人在中共眼中根本没有统战价值。中共看不起你，我们社会运动却把你当成宝，但你反过来嫌弃社会运动讲的团结就是统战，你说好不好笑？你以为自己在中共眼中有多大统战价值吗？真正需要普通人参与的是社会运动，中共并不屑于普通人参与（它有的是办法让普通人服从）。中国人一看见“社会团结”就想到“统战”，进而本能地产生厌恶，这恰恰是因为既不知道什么是统战，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团结。中国民众只从别国社会运动看见一些粗浅的表象，就以为原子化叛乱成了反抗者的圣经，这是纯粹的幻想。实现社会团结的渠道有很多种，公民社会组织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一些专职国家并不存在公民社会组织，但并不等于就无法用其他形式实现社会团结。但缺乏组织化、反而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很容易演变出群氓政治和暴民政治，社会运动要做的社会动员或社会团结并不是鼓励群氓和暴民，而是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和纪律性。比如孟加拉去年“七月革命”纪律性就表现得非常好，并不是简体中文社交媒体以讹传讹的暴民政治。一个普通人既可能是社会运动积极参与者，也可能流露出群氓和暴民习性。社会运动要做的就是抑制其群氓和暴民习性，保障社会运动可以成功渡过酝酿期走向爆发期。

#孟加拉七月革命 #公民社会组织 #社会团结 vs 统战 #反驳中文社交媒体谣言 #非暴民政治

2个月前

不论海内海外，不必自轻自贱 “犬儒主义”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总是跟“愤世嫉俗”、缺乏建设性和极度悲观主义有关。这也是我经常批评的不务实态度。有的人偏偏就喜欢拿自己一尺二寸长的眼光丈量所有人的高度，结果别人无一例外都比不上他自己那一尺二寸长的眼光，但这显然是一种新型式的愚昧。职业政治人要秉持一种不卑不亢的务实精神，不会轻易就被群氓政治所蛊惑，也不会被众声喧哗所淹没。不论是攻击民运圈还是攻击新生的社运圈，除了展示自己怨妇般的愤世嫉俗之外，没有一点建设性意义。政治反对运动太需要合作，需要一个一个地减少敌人，而不是到处放火、四面树敌。务实的人会抑制过度抱怨，会调整毫无目的的愤世嫉俗和克服自我矮化、互相贬低的极度悲观主义。空谈大方向是无济于事的，跟空谈“润学”和空谈“反共”一样都是空谈。务实的人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跟他人耐心沟通和实现合作，因为原子化的个体是不可能对抗强大的极权国家机器的。另一种怪相是互相推诿责任：国内指责海外群体没有推翻中共政权，但是自己根本舍不得为改变社会现状牺牲一根毫毛，就好像责任全在海外流亡社群；而海外流亡社群也将责任推给国内社会，觉得海外工作无济于事，全部都要靠国内社会来实现真正的反对运动。这种互相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另一种形式的犬儒主义，是逃避现实和逃避责任，是无限期延宕和推迟社会变革。每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有自己的模式，没有完全一样的社会转型，中国也一样。你不能因为你一尺二寸长的眼光所及的一砖片瓦，就一口咬定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会如何如何。务实的职业政治人会以其特有的审慎、冷静和敏锐对政治可能性持完全开放态度：对于职业政治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关心的是现实中是否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以及在人力可控范围内是否出现可以逆转时局的历史机遇。我们精力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互相抱怨和互相推卸责任。现实主义政治观念总是对历史机遇和创造历史机遇，有着群氓政治所无法企及的敏锐洞察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真正的现实主义政治人总是不卑不亢地面对逆境，过度的悲观和毫无必要的乐观都是多余的东西：因为现实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无限敞开的历史空间，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将来并非不可能存在。有的人就喜欢把“尚未存在”当成“绝对不可能存在”，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的愚昧。事实上，尚未存在的事物根本无法证明其不可能存在。是以，我总是鼓励他人努力去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去做前人之所未想之事，去将前人没做成的事情做成。要有人来打破死寂。如果人人都跟你一样明明中庸却天天自以为是抖机灵、假老练、耍小聪明，那就算历史机遇天天砸在你脸上，你也一个都抓不住，更不要说你没能力创造历史机遇。请少一些犬儒主义，少一些互相推卸责任。如果一个国家沦为极权主义，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以及曾经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过的所有人都一样有责任。要寻求改变现状，要反抗现实，光是追究责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牛奶倒了，把杯子扶起来就是，含血喷天、怨天尤人改变不了牛奶流一地的现实——此实为务实的政治头脑所不齿也。

#犬儒主义 #推卸责任 #务实精神 #合作 #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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