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人追问我:每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普通人可以做点什么?这让人想起沙俄19世纪不断涌现的“怎么办”问题。 社会越是迫切需要寻找出路,越是需要冷静和审慎。但是冷静和审慎绝不是某些人说的“什么都不要做”,干等着看政权自己灭亡。 那么,有什么事情是目前普通人可以做的呢? 1. 跟海外华人群体保持好长期、安全、稳定的私人关系。很多三分钟热情、虎头蛇尾的联系没有意义。我们需要的联系是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和保密程度相对较高的通讯方式(而不是在推特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公开互动,也不是组建电报大群等党国来渗透)。 这种私人关系可以从尝试有限信任开始,目的是确保海外和中国大陆始终保持关系纽带,这样在海外发起社会互动倡议时,各种讯息可以及时传达到中国大陆,使大陆社会与海外社群进行及时有效互动。 试问假如你跟海外社运圈接触不深,互相缺乏信任,缺乏专业指导和训练,你怎么可能指望海外社运圈把重要参与角色委任给你? 再者,我们知道大陆社会不少个体和群体需要海外资助,如果互相缺乏信任,社会互动无效,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运动暗流,不但我们在海外募集不到资金,就算募集到了经费也不可能交给我们不信任的人。很多原因都要求大陆社会跟海外华人社群建立充分的联系以实现信任关系。 在这方面,急于求成的社会躁动情绪很无济于事,你躁动一年跟你躁动三十年没有区别,社会不会因为躁动不安就自己改变。 2. 积极响应社运圈号召,利用翻墙获得的开放环境,努力学习相关社运知识或接受秘密培训。 很多人只把翻墙用来消遣和发泄情绪,大多数时候是抱着等剧变自己发生的心态打开时政自媒体,但结果社会剧变没有发生,就开始互相推卸责任和互相发泄情绪。 开放环境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把自己培养成可以将社会运动传递到中国的“传送带”。你且不要以为你情感上反对中共,你就自然而然是反对力量的一部分。反对力量首先是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和实现分工合作的结果,绝不是个人主观想是就是。 你完全可以在私下沟通过程中,获取学习资料和获得专业培训,把自己培养成潜在的社会运动骨干。你想想,假如你跟数万人都被培养成社运骨干了,你还担心在遇到历史机遇敲门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吗? 什么都做不了不是指真的无事可做,而是你缺乏做事情的知识、能力和条件。 这个主动学习和接受训练的过程自然而然会淘汰掉一大批三分钟热情之人,社会运动骨干一定是指那些在某些方面毅力超于常人,能够在逆境中主动成长,难以轻易被困难打败,少抱怨多务实的人。 像我自己,我的社会运动知识不是别人教的,因为太缺乏专业人才(学术界研究社会运动的人少,专攻社会运动史跟专攻社会运动出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指望别人来教,你就主动去学。 本来人才奇缺才是反对运动迟迟上不了线的原因,如果有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把自己培养成专业人士,有了社运骨干还担心拉不起队伍吗?能力不足和事情能不能干成是两码事:你不要把能力不足归因于事情干不成,这是倒因为果;你干不成事情,主要是因为能力不足。 事实上,很多国家的社会运动骨干都是自发学习成长以及赴他国接受秘密培训而自然形成的。尤其在实行高度专制和全面监控的国家,要在社会运动实践中学习社会运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你不能因为没有实践就拒绝学习,如果人人都这种心理,那就永远不会有社会活动。 3. 学习沟通和谈判技巧是社会运动的入门课程。有很多人完全没意识到:社会运动或者政治反对运动需要的入门级技能是沟通和谈判技巧。由于几乎每个参与者都缺乏这种能力,结果就是普通人无法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或者合作关系很容易因为沟通无效破裂。 你想一想,假如我们费力培养出一个千里挑一的社运骨干人才,结果因为几句话不合就反目成仇,然后同室操戈或公开背刺,这样应对内敌应接不暇,社会运动还怎么开展得起来? 你在与海外社群取得长期、安全、稳定的私人联系之后,新打开的世界不是什么外国的异域风情和奇闻趣事,而是有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为你提供锻炼自己的平台。在这个新世界里,你要像职业政治人那样走出第一步,建立盟友和维持盟友关系,以及管控社会分歧(比如盟友之间爆发争吵,你想的不应该是先站队,而是解决分歧,防止沟通无效导致内讧公开化)。 现实是很多人连自己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不顺畅,但是幻想自己已然成了什么翻云覆雨的风云人物,这是无知和空想造成的无聊。 在社会运动萌芽的初期,每个参与者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结盟:找到你的盟友,跟对方逐渐建立信任关系,跟对方一起搭建一个由信任纽带搭建起来的小圈子,然后在小圈子内部策划活动和响应其他小圈子的活动。 凡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来就想来个大的,一来就说要推翻中共,空话说多了就会变成大话。 在社会运动战略设计层面,有能力胜任的专业人士自然会承担相关角色,普通人不需要在这方面多浪费时间(不少普通人空谈建国方案显得尤其不合时宜)。你更应该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比如建立稳定的盟友关系和圈子,在不同圈子之间互通有无。 你必须形成这样的认识:社交媒体只是一个广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朋友,但是你们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社交媒体层面,社交媒体只是让你们互相认识的地方,而不是你们盟友关系的全部。盟友关系的发展必须从社交媒体转移到秘密通讯工具(比如Signal和电报),发展到定期或不定期电话会议等等。 假如你始终觉得无所事事,或者甚至鼓吹无事可做,主要是因为你没有参与社会互动,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深度的信任关系可以依靠。假如你对社会互动参与程度比较深,像我现在这样,你不但忙得要死,还有很多盟友关系需要你照顾到。 目前我仍在闭关写作,但仍尽力维持盟友关系,保持一定热度又不至于长期不联络别人误以为你退圈。你就算私人事务再忙,你既然有翻墙上YouTube、刷推特、逛脸书的时间,多花一点点时间用来维持盟友关系,问候一下你的老朋友何尝不可?
计划读两本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革命前的宁静》有中文版,《推特和催泪瓦斯》没有中文译本。 前者以具体案例讲革命前的酝酿期,后者讲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社会运动以及社交媒体自身的诸多弱点。 两本书都解释了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严重缺陷,近年还有其他学术研究也交叉证实了这种观点。 社交媒体可以充当重要的宣传和动员平台,但是绝对不要指望把社会运动完全寄托在社交媒体上:社会运动实际上要从小圈层开始形成酝酿期,这个“革命前的宁静”阶段将提供更充足的思考、辩论、矫正及战略孵化空间;相反,如果革命一开始就只局限于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讨论,不但不可能形成正确的革命战略,还无法形成革命风暴中心。 我计划读这两本书,也希望有可能演变成革命风暴中心的小部分群体也来读一读:不要对社交媒体寄予过高期望,要注重对革命风暴中心的培养和酝酿,这需要一个安静的活动环境(包括小圈子不公开的交流活动、有深度的讨论和学习研究、战略战术制定、小圈子内部联盟建设等等),而不是社交媒体的喧嚣。 在小圈层形成革命风暴(这意味着形成普遍的战略和战术共识)之后,社交媒体才可能发挥其动员作用。 也就是说,酝酿革命风暴要从某些有足够领导力的小圈子开始,如果忽视了酝酿阶段的重要性,或者忽视了领导力小圈子建设的重要性,革命风暴中心就无法形成。 反对派联盟或新生的社运圈,要走出以前民运圈的困境,就必须首先注重自身的内部建设(包括内部团结、战略和战术设计、关键人才招募跟培养以及建立宣传口岸和培养外联关系等等),而不是急躁冒进,急于搞活动制造动静。 反对派联盟或新生的社运圈这个小圈子不必完全同质化,尤其不要指望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高度一致,这非常不切实际。相反,加入反对派联盟或社运圈就意味着搁置一切政治分歧,专注于组织层面和现实问题。
去年福山致马斯克公开信已经警告过极右翼激进主义改革不会成功,当时不少华人仍沉浸在“米莱狂热”中,斩钉截铁地声称马斯克和米莱这种激进改革是什么彻底改写历史的“天才改革”。 公众一旦狂热起来同样无视专业意见,无视社会科学自然规律,跟暴君一样刚愎自用。 他们把一种理想化的激进主义幻想成保守主义堡垒,但他们对保守主义一无所知,唯独喜欢借“保守”之名,对民主政治发起汽车炸弹式自爆袭击:表面上说是要一劳永逸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实际上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对民主政府的破坏欲望。 保守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渐进主义改革模式,跟现在人幻想的“彻底”、“扭转”、“大刀阔斧”、“一劳永逸”、“电锯”……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的人喜欢标榜自己是保守主义,真正遇到保守主义的时候,反而不认账了,反而要跳脚大骂了。把真正的保守主义也骂成“左派”,那你得有多极右、多扭曲啊? 看到马斯克和米莱两次极端改革接连惨败两次,之前的狂热分子接受不了违背社会科学规律的事实,就转而攻击他们幻想的左派以及否定阿根廷整个国家,就好像别的国家必须无条件为某些人的宏大社会实验埋单,哪怕搞出内战、搞到灭国也在所不惜……不管怎样破坏社会,毕竟推特上的华人狂热分子不必亲自上战争法庭接受反人类审判。
中文社交媒体近日盛传:“伊朗废除强制女性佩戴头巾”。该消息并不准确。 德黑兰当局在2023年动荡平息后强推更加严酷的头巾立法,但由于社会不合作行为暴增,坚持不佩戴头巾现象反而较2022年抗议前更加普遍了,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一名官员称该项立法将无法执行。 虽算不上重大进展,但令人欣慰。 目前还不清楚这名官员是否代替德黑兰高层释放口风来试探伊朗顽固派的反应。但这名官员无权代表哈梅内伊政权做出正式废除头巾立法的决定:他也只是表达(由于普遍不合作)这项法律执行不下去了。 这名官员称伊朗体制正在朝着解除强制佩戴头巾的方向缓慢改革和转变。 伊朗顽固派的反扑效果也有限。这名官员猛烈抨击伊朗顽固派,声称超过90%伊朗人不支持强制佩戴头巾立法,顽固派不能违背绝大多数人意愿。 广泛的不合作行为,在抵制头巾的反抗活动中,表现出强大到足以瘫痪法律的力量。 不管怎么说,从争取一点一滴的小胜利开始就是好迹象。既然无法一步到位推翻神棍政权,就用不合作运动来给执法创造难度,在现实中争取每一个微小胜利都是值得的。 波波维奇会告诉你:不要好高骛远,社会运动要先选容易打赢的小仗来打。比起直接推翻神棍政权来说,废除头巾抗争显然是一场更容易打赢、又容易形成广泛社会动员的小仗。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推荐两个有关社会运动的学习资源(可多语种下载): 1. 爱因斯坦研究所: 2. ICNC: 这两个资源库在社会运动战略和策略方面积聚了各国经验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对于社运人士来说,这些资源是反思以往失败经验、学习新技术和制定新策略的最佳去处。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浮躁情绪几乎没有沉淀下来,不但普通人只满足于抱怨和小打小闹式反对(属于弱者的抵抗形式),连民运和社运人士也极少有人主动学习、主动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和领导力水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一部分人在幻想政权自己垮台,另一部分人只满足于漫无目的地煽动,还有一部分人耍小聪明、学假老练、装智叟散播愤世嫉俗和犬儒主义谬论,对活动家们的攻击比攻击中共政权还卖力。 这些人但凡有万分之一掌握了社会运动专业知识,形成了对于社会运动的领导力,也不至于拉胯成现在这副德性。 不过,中国人想得到的质疑,比如中国如何不同、中共又如何残暴、别国经验又如何派不上用场,以及常见的愤世嫉俗、内斗和互相拆台等等,在别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专业人士都见怪不怪了。这些质疑以前也是那些国家逃避社会运动的借口,后来通过互相学习别国经验和社会运动专业知识,许多国家都通过社会运动实现了成功的社会变革(像塞尔维亚和埃及就是如此)。 当然,仅凭上面的资源还不够,中国的情况确实很复杂,还要有专业人士去系统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新战略。比如美国政治学家Gene Sharp的一整套理论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bug:他所有研究都基于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即反对运动想当然受广泛支持而内斗不至于瘫痪反对运动,结果他的战略规划竟然从根本上漏掉了社会组织动员环节——这个漏掉的环节恰恰是我在钻研的领域:你绝不能想当然以为所有人都会无条件支持你去做对的事情,现实反而是大多数人都竭尽全力攻击和诋毁最明智的战略规划。只要不合作问题仍存在,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就推进不起来。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Proper revolutions are not cataclysmic explosions; they are long, controlled burns. 真正的革命并非像灾难一样突如其来地爆发,而是长期可控地燃烧。 ——Srdja Popovic 很多人知道(和平或非和平)革命有个缓慢且隐蔽的发生过程,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以为什么都不做,革命自己就会发生。 波波维奇在这里采用的“controlled burns”这种表述是一个消防术语,通常指在森林或草原进行有计划的、受控制的纵火焚烧,以降低爆发大规模不受控的野火灾害风险。 作为一项政治隐喻,“controlled burns”在这里指的是预备革命的全过程:不但要有计划地进行,还要保证各个环节可控。 世界上有很多革命看上去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其实经历了相当漫长且隐蔽的酝酿过程,比如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是这样,即使最初导火索只是突尼斯发生一起偶然事件。 人们往往因为导火索事件的突发性,就将革命看成是突然爆发,对于革命之前的酝酿过程却一无所知(当然,如果你一个外国人都知道了,独裁者肯定比你先知道,那革命就爆发不起来了)。革命并不单纯由民愤引发,民愤高涨、反抗此起彼伏的国家不见得会爆发革命(比如现在的伊朗就是如此)。为什么呢? 因为革命(包括“天鹅绒革命”这种和平革命在内)要遵循自己的逻辑。你如果看见一个国家的不同政见群体或潜在反对派群体成天忙于内斗和互相拆台,还没有合作意识,把背刺盟友、拉抬自己、装清高、耍小聪明、装大义凛然当成主业来干,没有合作意识,也不努力去培养社会动员网络,拿不出任何足以瓦解政权根基(这里特指政权关键拥护者群体,而非一般群氓)的手段,但是成天幻想暴力报复社会……你不可能说这样的国家做好了革命准备,也别指望这样的国家自己稀里糊涂就垮台(如果不爆发革命,连卡扎菲那么拉胯的政权也能统治34年)。 有人看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稀里糊涂就垮台了,但是绝口不提仓促发起的叙利亚革命演变成持续将近13年的叙利亚内战造成多大损失,也不关心叙利亚转型期滑向革命独裁政权的现实问题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暴力革命政权的常见现象)。 你要让一个社会为革命做好预备,首先要不同政见群体或潜在反对派群体克服上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其次还要管控方向问题,严防暴力革命催生革命独裁政权。 很多事情需要有人来做。你还什么都没有做呢,就幻想跟朱拉尼一样碰运气,那就算有运气也轮不到你。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在我既往言论中有个高频词汇是“务实”:我经常抨击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结果被一些空想家说成是反民主。 推翻过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社运专家Srdja Popovic有种态度就很能引起各国社运人士普遍共鸣:dream big, start small。 空谈谁不会?不屑从小事做起,一来就要打最大的硬仗,这才是空想家本质。 美国社运专家Jonathan Kozol也讲过类似的话: Pick battles big enough to matter, but small enough to win. 要挑选那些大到举足轻重、但又小到容易取胜的战斗。 社会运动总是在伺机寻找具体的突破口,这使得社运人士普遍有清醒的头脑、丰富的策略和务实的决策。 像民主、自由、独立自主这类宏大口号最多只能用来团结一小部分社运骨干(甚至都没法团结多数社运骨干),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真正有社会动员力的往往是那些大到举足轻重、又小到容易取胜的具体目标。你凡是有心钻研各国社会运动历史都会注意到这种问题。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不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来动员国家的,而是奔着一个具体目标:要独立工会。甘地以前空谈印度独立自决的时候并没有社会影响力,但他挑选了两个非常容易的突破口,就是“手工纺织运动”和“食盐进军”,结果至少两次把整个国家都动员起来了。 在经历过1857-1858年武装起义失败惨痛教训之后,印度社会虽然经常想报复,但大部分人意识到武力上挑战英国殖民者几乎不可能胜利。英国人屠杀印度起义者可是毫不手软,有数据估计有约80万印度人死于大起义(包括战争引发瘟疫和饥荒造成的死亡),光某些局部地区就有15万人死于起义;相比之下,殖民者这边伤亡大约只有6000人。 中国人误以为英国人文明杀人少、中共野蛮杀人多,所以印度非暴力抗争才可能取胜。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错觉,是因为他们对印度大起义造成惨重伤亡的历史创伤,视而不见。 甘地就是意识到印度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但人口再多,也不是靠蛮干拼伤亡就可以取胜的。人海战术并不一定只有拼谁死得多谁取胜。对甘地来说,人海战术也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这就有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 甘地从“手工纺织运动”和“食盐进军”看到的就是运用人海战术优势,避开暴力对抗的劣势。这两次运动不但很成功汇聚了印度民心,还把社会动员起来,共同对抗殖民者(并不是因为英国殖民者比别人文明)。这就是社会运动的最重要特点:从务实的小事情出发,以小博大。 反之,空谈自由民主、民族独立和所谓各省独立的人除了给自己凭空塑造很多敌人之外,什么也推不动。不过倒是在学“假老练”、装“智叟”这方面(尤其一些愤世嫉俗分子和亚文化群体的极端分子最喜欢干耍这种小聪明),有些人堪称独步天下,打架没赢过、抬杠没输过。 2022年底的反封控运动也有个非常务实的具体目标,就是反封控、反清零。这场运动实实在在制造了不小麻烦逼迫当局让步,但剩下来喊民主、要自由的人最终没能够坚持到底。他们为什么势单力薄,无法坚持抗争到底呢?问题还是在于抽象而且宏大的口号难以形成全国性动员,反而还很容易引起大范围抵触。 在中国重新推进社会运动,要从具体的小目标开始,轮番挑战当局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突破社会心理障碍、积累社会运动经验、形成社会自主动员网络,等这些条件一旦形成,就可能出现多次全国性的反复抗争活动。 当然,这里必须给一些空想家泼冷水:就算反复爆发全国规模的抗议活动,不等于政权就会崩溃。在这里就要提到我先前反复阐释的一个理念:用“平行社会”去吸引和瓦解中共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和依附者——你只有比中共给出的选项更能引起广泛共鸣,你才可能瓦解他们。 反过来,如果你跟中共一样流氓、一样拉胯,甚至还处处比不上中共,民众凭什么支持“平行社会”作为未来国家的替代方案? 再者,我还要再次抨击一些空想家过于好高骛远:你甚至都没有对政权构成真正威胁和挑战,就开始空想未来建国方案,不管你空想联邦国家,还是空想各省独立,都一样属于自欺欺人。 务实的社运态度,一定是搁置好高骛远的空想,脚踏实地寻求具体反抗目标,从发动一场小型社会抗议、小型社会联动开始或者从具体跟社运人士建立合作关系开始。学会合作、沟通、谈判和管控分歧是大学问,很多人就是好高骛远不屑于去做,结果跟人讲话多讲几句就会骂娘,这样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凭一己之力就能挑翻一个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