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不断有研究显示去年孟加拉“七月革命”是由大量公民社会组织进行了广泛社会动员的,是该国爆发社会运动的关键力量。 中国网民只看见中文社交媒体以讹传讹,以为孟加拉全靠公民自觉和原子化反抗,这绝对是一厢情愿。 另外再次重击中文社交媒体以讹传讹的虚假幻想: 孟加拉“七月革命”并没有对官员家属进行报复行动,没有任何可靠的证人和证据证明发生过这种事情。恰恰相反,证人和证据都指向运动期间未对官员家属进行报复。中文社交媒体流传的消息纯属以讹传讹。 这些公民社会组织(CSOs)或者社运组织,就是克服社会原子化的最重要手段。我们讲的“社会团结”,实质上指的就是通过社会自组织和社会纽带实现有效社会动员。 社会运动中的“团结”与中共那种高度中心化的“统战”完全不是一回事:统战的本质是要求被收买的关键支持者统一配合中共中央的行动;社会团结是以多中心化形式实现的社会联盟,这种联盟通过社会纽带和社会自组织,在社会运动爆发之前维系社会成员,在社会运动爆发期间,这种联盟就进行广泛社会动员以对抗国家。 “社会团结”跟“统战”都不是指所有人团结一致:社会运动团结的往往是最容易动员起来、容易参加社会运动的反对意见群体(亲政府人士你是动员不起来的,还有骑墙派你不一定动员得起来),(根据政治学研究)在动员人数达到总人口3.5%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社会动员都推翻了政府;而统战并不屑于团结普通人,他们针对的是关键支持者,如企业家和社会名流(明星、著名作家、著名学者等等)——统战是利用这些人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来间接控制其普通支持者(平民)。 另外,在中国当前语境中,统战主要指针对全球华人精英和外国精英群体的隐秘战线工作(包括拉拢、收买、勾结等等)。普通华人在中共眼中根本没有统战价值。 中共看不起你,我们社会运动却把你当成宝,但你反过来嫌弃社会运动讲的团结就是统战,你说好不好笑?你以为自己在中共眼中有多大统战价值吗?真正需要普通人参与的是社会运动,中共并不屑于普通人参与(它有的是办法让普通人服从)。 中国人一看见“社会团结”就想到“统战”,进而本能地产生厌恶,这恰恰是因为既不知道什么是统战,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团结。 中国民众只从别国社会运动看见一些粗浅的表象,就以为原子化叛乱成了反抗者的圣经,这是纯粹的幻想。 实现社会团结的渠道有很多种,公民社会组织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一些专职国家并不存在公民社会组织,但并不等于就无法用其他形式实现社会团结。 但缺乏组织化、反而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很容易演变出群氓政治和暴民政治,社会运动要做的社会动员或社会团结并不是鼓励群氓和暴民,而是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和纪律性。比如孟加拉去年“七月革命”纪律性就表现得非常好,并不是简体中文社交媒体以讹传讹的暴民政治。 一个普通人既可能是社会运动积极参与者,也可能流露出群氓和暴民习性。社会运动要做的就是抑制其群氓和暴民习性,保障社会运动可以成功渡过酝酿期走向爆发期。
不论海内海外,不必自轻自贱 “犬儒主义”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总是跟“愤世嫉俗”、缺乏建设性和极度悲观主义有关。这也是我经常批评的不务实态度。 有的人偏偏就喜欢拿自己一尺二寸长的眼光丈量所有人的高度,结果别人无一例外都比不上他自己那一尺二寸长的眼光,但这显然是一种新型式的愚昧。 职业政治人要秉持一种不卑不亢的务实精神,不会轻易就被群氓政治所蛊惑,也不会被众声喧哗所淹没。 不论是攻击民运圈还是攻击新生的社运圈,除了展示自己怨妇般的愤世嫉俗之外,没有一点建设性意义。政治反对运动太需要合作,需要一个一个地减少敌人,而不是到处放火、四面树敌。 务实的人会抑制过度抱怨,会调整毫无目的的愤世嫉俗和克服自我矮化、互相贬低的极度悲观主义。空谈大方向是无济于事的,跟空谈“润学”和空谈“反共”一样都是空谈。务实的人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跟他人耐心沟通和实现合作,因为原子化的个体是不可能对抗强大的极权国家机器的。 另一种怪相是互相推诿责任:国内指责海外群体没有推翻中共政权,但是自己根本舍不得为改变社会现状牺牲一根毫毛,就好像责任全在海外流亡社群;而海外流亡社群也将责任推给国内社会,觉得海外工作无济于事,全部都要靠国内社会来实现真正的反对运动。 这种互相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另一种形式的犬儒主义,是逃避现实和逃避责任,是无限期延宕和推迟社会变革。 每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有自己的模式,没有完全一样的社会转型,中国也一样。你不能因为你一尺二寸长的眼光所及的一砖片瓦,就一口咬定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会如何如何。 务实的职业政治人会以其特有的审慎、冷静和敏锐对政治可能性持完全开放态度:对于职业政治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关心的是现实中是否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以及在人力可控范围内是否出现可以逆转时局的历史机遇。我们精力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互相抱怨和互相推卸责任。 现实主义政治观念总是对历史机遇和创造历史机遇,有着群氓政治所无法企及的敏锐洞察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真正的现实主义政治人总是不卑不亢地面对逆境,过度的悲观和毫无必要的乐观都是多余的东西:因为现实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无限敞开的历史空间,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将来并非不可能存在。 有的人就喜欢把“尚未存在”当成“绝对不可能存在”,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的愚昧。事实上,尚未存在的事物根本无法证明其不可能存在。 是以,我总是鼓励他人努力去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去做前人之所未想之事,去将前人没做成的事情做成。要有人来打破死寂。如果人人都跟你一样明明中庸却天天自以为是抖机灵、假老练、耍小聪明,那就算历史机遇天天砸在你脸上,你也一个都抓不住,更不要说你没能力创造历史机遇。 请少一些犬儒主义,少一些互相推卸责任。如果一个国家沦为极权主义,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以及曾经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过的所有人都一样有责任。要寻求改变现状,要反抗现实,光是追究责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如果牛奶倒了,把杯子扶起来就是,含血喷天、怨天尤人改变不了牛奶流一地的现实——此实为务实的政治头脑所不齿也。
有朋友跟我讲王老师在筹备流亡国会,也提到了“反对派联盟”这个概念。 作为“反对派联盟”的积极鼓吹者,我感到有必要参与公共讨论。 社运圈的朋友和支持者知道我的一贯立场,一般来说我是不支持组建流亡政党和流亡国会的。流亡国会也非反对派联盟应有的样子。 社运圈想象的反对派联盟是另一回事。 我之所以不支持组建流亡政党和流亡国会,很关键的几个原因包括: 1. 缺乏真实的民意根基,既无法削弱中共政权合法性,还无法建立自己的合法性。 2. 缺乏职业政治人大量参与,仅凭群众热情,很容易把公共政治参与变成酒肉政治和群氓政治。 3. 缺乏充足的经费支撑,难以以政党和国会形式运作,也无法建立公信力和拓展关键支持者群体。 社运圈要做的事情,既不是跟民运圈对立,也不是要从零开始闭门造车。社运圈之所以特别强调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原因在于: 1. 社运圈需要通过社会运动和大量社会动员来奠定反对派群体的民意根基和支持者群体,通过具体的社会斗争来削弱中共政权合法性和建立社会运动自身的合法性。 2. 社运圈需要培养社运骨干人才,为向职业政治人过渡铺平道路。这些骨干人才,包括社运知识分子、社运理论家、社运领导者群体以及社运积极分子等等,将来可能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推动反对派政治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3. 由于考虑到经费筹措困难,社运圈主张以灵活多变的形式展开政治反对活动,以立项的方式游说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捐赠,以社会运动的灵活性规避大型政治机关的笨重问题。 不论如何,看到民运圈前辈率先尝试进行反对派联盟尝试仍然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但需要商榷的地方是:对目前缺乏有利条件的反对派群体来说,流亡政党和流亡国会是在现有条件难以驾驭的危险水域。 再者,反对派联盟肯定跟流亡国会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国会由政党共同构成,在政治自组织尚且没有形成气候的情况下,谈政党政治未免有点阳春白雪了。 反对派联盟要依托的政治组织跟政党不同:它完全可以以多个会、社、盟的形式存在,组织小巧、灵活则便于及时调整策略随机应变,也可绕开巨大经费开支。事实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成功的社会联盟就是以这种形式运行的。所谓联盟,就是多个小型的会社盟之间通过建立沟通对话机制形成的常态机关,其选举工作和内部事务通常要基于反对派联盟内部会议决定,不必像流亡国会那样被迫面对缺乏民意根基、无法靠选票给自己增加合法性的难题和困境。 反对派联盟要争取的合法性,要靠大大小小的社运组织(也就是说上面说的会社盟)通过具体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来争取,比如抗税、人权、公卫等中国民众尤其关心的公共议题。在缺乏民意根基的基础上组建政党和国会,其选票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仅供商榷。 再一次声明:社运圈既反对无休止内斗,也反对跟民运圈互相为敌,而是呼吁用对话、沟通和谈判来共同探索社会出路和方向。 我们非常希望民运圈前辈们在组建流亡国会的议程上取得重大进展,在充分的对话、沟通和谈判基础上,我也相信社运圈同仁会非常乐于合作。
这段时间在闭关写作,很感谢还有朋友记得我。下面简单答复一下网友私讯: 1. 现在中国更像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极权体制,既不同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也不同于中东欧后来的后极权主义。 制度化的极权体制是先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不一定要有卡里斯玛型领袖,只要照着体制复制,就会延续体制。 2. 与大部分人对极权国家的一般概念不同(凭直觉产生的知识是非常不可靠的东西):极权国家表面上并不需要理会民意(就好像不需要国民支持也一样稳如老狗),实际上也一样非常依靠国民的服从,甚至比民主国家更需要服从。 极权统治造成的压制是全方面的:破坏社会自组织、摧毁社会信心、造成群体性萎靡不振、刺激愤世嫉俗野蛮生长等等。一切统治手段都旨在制造服从,这恰恰也说明极权国家最害怕的是不服从(不服从对民主国家来说是常态)。 我们看见中国社会的服从度并没有遭到破坏,这种话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满,但这是现实。另一方面,一些人尤其喜欢鼓吹崩溃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其政权有崩溃迹象。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极权政权来说,长期处于内乱状态也会给人一种即将崩溃的错觉,但是实际上崩而不溃才是极权政权的常态(极权就像一种内战,是政府向社会开战,其维稳经费堪比国防开销和战争开销)。 一个极权政权流露出崩溃迹象,真正的政治风向标是社会不服从度日渐增长,致基层执政阻力越来越大,一级一级反馈上去,对高层来说就是中央指令和政策推进不下去。恰恰是这种压力传导,使得极权政权特别依赖政治服从。 社会萎靡不振,对社会运动确实有很大阻力,但同样也对极权政权造成巨大阻力,因为间接形成消极合作和不合作效果,政策和指令很难执行或者很难产生预期效果,这就意味着极权政权无法自我修复、无法自我升级。 但社会萎靡不振只是极权国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中共建政至今,历史阶段性是非常清晰的:过渡期、内乱期、恢复期、重建期、腾飞期、衰退期、萎靡期……萎靡期可以说也是在为下一个阶段的社会普遍不合作创造历史机遇,正因如此我才在这个大家都不看好的历史关头,鼓吹社会运动和反对派联盟。 眼下中国社会普遍萎靡不振是几乎不可能靠经济奇迹重新扳回一城的。到目前这种萎靡不振只会扩大、不会逆转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但你要说这就是极权政权要灭亡了,则未免夸大其词、所言不实。 不服从度升高只能说是一个历史机遇,在此期间极权国家面临的内部挑战压力骤然升高,而社会也用不服从来消极抵制现状。这是社会运动喷发的重要契机。 3. 极权国家是一种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的统治机器:消极抵抗削弱极权国家,武装抵抗反而导致极权国家变本加厉收紧社会控制。停止幻想不切实际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极权政权是被武装暴动推翻的。 一些人喜欢拿中共政权跟历史上的王朝比较,所以想当然拿历史王朝兴衰“规律”对比现实。这样做多半是掺杂情绪在里面,情绪真实大于现实真实。因为现在中国社会并非朝鲜式全封闭,也不像美国那样全开放,而是典型半开放社会:半开放社会既要为封闭付出代价、也要为开放付出代际,这是难免的。这与古代王朝截然不同。 再则,中共统治集团及其特权阶级与古代王朝家天下统治模式仍有很大不同:政党统治更高效,但残酷程度升高也意味着反抗形式会升级。你不可能再指望农民起义来对付中共政权。 中共社会焦躁、躁动、人心惶惶的时间会持续很长,不过最终还是会发生改变:持续挑战社会秩序,就能恢复社会信心。2022年底反封控运动突然来一下,我们其实就已经看到政权对服从度过度依赖的严重缺陷了。 民主国家不依赖社会服从,而是依赖法治社会形成的普遍共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没有法治保障,没有社会正义可言,就只有用野蛮手段制造服从。 但是你看,社会普遍萎靡不振显然已经是不服从度在大打折扣了。
推荐!讽刺短文:《狗哨政治》 村里养了一群狗,主人有个哨子。哨子很特别,人听不见,狗听得见。 主人吹一声,狗知道:该咬人了。路人只看见:狗突然狂吠。 "为什么咬人?"路人问。"它护家。"主人一脸无辜。 后来,这技术进步了。主人学会了说话带哨音。 说"村子要发展",狗听见:"外人要滚蛋"。说"保护我们的传统",狗听见:"咬那些不一样的"。说"为了大家好",狗听见:"为了主人好"。 旁人听了,觉得有理。狗听了,知道该咬谁。 更妙的是,有的人,既是主人,又是狗。白天吹哨,晚上听哨。分不清是在指挥,还是在被指挥。 村里有个老师,教孩子们识别哨音。"听,这句话里有哨。"孩子们竖起耳朵。"我怎么听不见?""听不见就对了,那是狗哨。" 老师解释:"'爱村'是人话,'排外'是狗哨。""'团结'是人话,'清理'是狗哨。""'发展'是人话,'驱赶'是狗哨。" 有人不服:"我们真的是为了村好!"老师问:"那为什么不明说?""明说太难听。""所以要用哨?""这叫艺术。" 老师笑了:"把恨包装成爱,把私利包装成公益,把偏见包装成正义,确实是艺术。" 最可怕的是,时间久了,不用哨子了。狗自己会听出哨音,在普通话里,在新闻里,在口号里。甚至在沉默里,都能听出:"该咬了。" 现在村里分两派:一派说:"哪有什么狗哨,都是阴谋论。"一派说:"到处都是狗哨,要小心。" 其实都错了。真相是:当权力需要恨而不能明说恨,需要分而不能明说分,需要斗而不能明说斗,狗哨就诞生了。 有个外地人问:"为什么要这么复杂?"村民说:"因为做狗难听,做人好听。所以要让狗以为自己是人,让人不知道自己在当狗。" 外地人又问:"那怎么分辨?"老者说了一句:"当有人跟你说'我们'的时候,问清楚:'我们'包括谁,更重要的是,不包括谁。" 你说看到很多人故意模糊国家立场和阶级利益。这就是狗哨:表面说"国家",狗哨是"某些人的国家"。表面说"人民",狗哨是"听话的人民"。表面说"发展",狗哨是"谁的发展"。 模糊不是无意,是故意。因为说清楚了,哨就吹不响了。 夜深了,村里很安静。但仔细听,到处都是听不见的哨音。 * 特别注明:以上内容转发自知乎,作者:黑大帅
一直有人追问我:每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普通人可以做点什么?这让人想起沙俄19世纪不断涌现的“怎么办”问题。 社会越是迫切需要寻找出路,越是需要冷静和审慎。但是冷静和审慎绝不是某些人说的“什么都不要做”,干等着看政权自己灭亡。 那么,有什么事情是目前普通人可以做的呢? 1. 跟海外华人群体保持好长期、安全、稳定的私人关系。很多三分钟热情、虎头蛇尾的联系没有意义。我们需要的联系是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和保密程度相对较高的通讯方式(而不是在推特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公开互动,也不是组建电报大群等党国来渗透)。 这种私人关系可以从尝试有限信任开始,目的是确保海外和中国大陆始终保持关系纽带,这样在海外发起社会互动倡议时,各种讯息可以及时传达到中国大陆,使大陆社会与海外社群进行及时有效互动。 试问假如你跟海外社运圈接触不深,互相缺乏信任,缺乏专业指导和训练,你怎么可能指望海外社运圈把重要参与角色委任给你? 再者,我们知道大陆社会不少个体和群体需要海外资助,如果互相缺乏信任,社会互动无效,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运动暗流,不但我们在海外募集不到资金,就算募集到了经费也不可能交给我们不信任的人。很多原因都要求大陆社会跟海外华人社群建立充分的联系以实现信任关系。 在这方面,急于求成的社会躁动情绪很无济于事,你躁动一年跟你躁动三十年没有区别,社会不会因为躁动不安就自己改变。 2. 积极响应社运圈号召,利用翻墙获得的开放环境,努力学习相关社运知识或接受秘密培训。 很多人只把翻墙用来消遣和发泄情绪,大多数时候是抱着等剧变自己发生的心态打开时政自媒体,但结果社会剧变没有发生,就开始互相推卸责任和互相发泄情绪。 开放环境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把自己培养成可以将社会运动传递到中国的“传送带”。你且不要以为你情感上反对中共,你就自然而然是反对力量的一部分。反对力量首先是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和实现分工合作的结果,绝不是个人主观想是就是。 你完全可以在私下沟通过程中,获取学习资料和获得专业培训,把自己培养成潜在的社会运动骨干。你想想,假如你跟数万人都被培养成社运骨干了,你还担心在遇到历史机遇敲门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吗? 什么都做不了不是指真的无事可做,而是你缺乏做事情的知识、能力和条件。 这个主动学习和接受训练的过程自然而然会淘汰掉一大批三分钟热情之人,社会运动骨干一定是指那些在某些方面毅力超于常人,能够在逆境中主动成长,难以轻易被困难打败,少抱怨多务实的人。 像我自己,我的社会运动知识不是别人教的,因为太缺乏专业人才(学术界研究社会运动的人少,专攻社会运动史跟专攻社会运动出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指望别人来教,你就主动去学。 本来人才奇缺才是反对运动迟迟上不了线的原因,如果有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把自己培养成专业人士,有了社运骨干还担心拉不起队伍吗?能力不足和事情能不能干成是两码事:你不要把能力不足归因于事情干不成,这是倒因为果;你干不成事情,主要是因为能力不足。 事实上,很多国家的社会运动骨干都是自发学习成长以及赴他国接受秘密培训而自然形成的。尤其在实行高度专制和全面监控的国家,要在社会运动实践中学习社会运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你不能因为没有实践就拒绝学习,如果人人都这种心理,那就永远不会有社会活动。 3. 学习沟通和谈判技巧是社会运动的入门课程。有很多人完全没意识到:社会运动或者政治反对运动需要的入门级技能是沟通和谈判技巧。由于几乎每个参与者都缺乏这种能力,结果就是普通人无法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或者合作关系很容易因为沟通无效破裂。 你想一想,假如我们费力培养出一个千里挑一的社运骨干人才,结果因为几句话不合就反目成仇,然后同室操戈或公开背刺,这样应对内敌应接不暇,社会运动还怎么开展得起来? 你在与海外社群取得长期、安全、稳定的私人联系之后,新打开的世界不是什么外国的异域风情和奇闻趣事,而是有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为你提供锻炼自己的平台。在这个新世界里,你要像职业政治人那样走出第一步,建立盟友和维持盟友关系,以及管控社会分歧(比如盟友之间爆发争吵,你想的不应该是先站队,而是解决分歧,防止沟通无效导致内讧公开化)。 现实是很多人连自己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不顺畅,但是幻想自己已然成了什么翻云覆雨的风云人物,这是无知和空想造成的无聊。 在社会运动萌芽的初期,每个参与者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结盟:找到你的盟友,跟对方逐渐建立信任关系,跟对方一起搭建一个由信任纽带搭建起来的小圈子,然后在小圈子内部策划活动和响应其他小圈子的活动。 凡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来就想来个大的,一来就说要推翻中共,空话说多了就会变成大话。 在社会运动战略设计层面,有能力胜任的专业人士自然会承担相关角色,普通人不需要在这方面多浪费时间(不少普通人空谈建国方案显得尤其不合时宜)。你更应该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比如建立稳定的盟友关系和圈子,在不同圈子之间互通有无。 你必须形成这样的认识:社交媒体只是一个广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朋友,但是你们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社交媒体层面,社交媒体只是让你们互相认识的地方,而不是你们盟友关系的全部。盟友关系的发展必须从社交媒体转移到秘密通讯工具(比如Signal和电报),发展到定期或不定期电话会议等等。 假如你始终觉得无所事事,或者甚至鼓吹无事可做,主要是因为你没有参与社会互动,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深度的信任关系可以依靠。假如你对社会互动参与程度比较深,像我现在这样,你不但忙得要死,还有很多盟友关系需要你照顾到。 目前我仍在闭关写作,但仍尽力维持盟友关系,保持一定热度又不至于长期不联络别人误以为你退圈。你就算私人事务再忙,你既然有翻墙上YouTube、刷推特、逛脸书的时间,多花一点点时间用来维持盟友关系,问候一下你的老朋友何尝不可?
计划读两本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革命前的宁静》有中文版,《推特和催泪瓦斯》没有中文译本。 前者以具体案例讲革命前的酝酿期,后者讲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社会运动以及社交媒体自身的诸多弱点。 两本书都解释了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严重缺陷,近年还有其他学术研究也交叉证实了这种观点。 社交媒体可以充当重要的宣传和动员平台,但是绝对不要指望把社会运动完全寄托在社交媒体上:社会运动实际上要从小圈层开始形成酝酿期,这个“革命前的宁静”阶段将提供更充足的思考、辩论、矫正及战略孵化空间;相反,如果革命一开始就只局限于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讨论,不但不可能形成正确的革命战略,还无法形成革命风暴中心。 我计划读这两本书,也希望有可能演变成革命风暴中心的小部分群体也来读一读:不要对社交媒体寄予过高期望,要注重对革命风暴中心的培养和酝酿,这需要一个安静的活动环境(包括小圈子不公开的交流活动、有深度的讨论和学习研究、战略战术制定、小圈子内部联盟建设等等),而不是社交媒体的喧嚣。 在小圈层形成革命风暴(这意味着形成普遍的战略和战术共识)之后,社交媒体才可能发挥其动员作用。 也就是说,酝酿革命风暴要从某些有足够领导力的小圈子开始,如果忽视了酝酿阶段的重要性,或者忽视了领导力小圈子建设的重要性,革命风暴中心就无法形成。 反对派联盟或新生的社运圈,要走出以前民运圈的困境,就必须首先注重自身的内部建设(包括内部团结、战略和战术设计、关键人才招募跟培养以及建立宣传口岸和培养外联关系等等),而不是急躁冒进,急于搞活动制造动静。 反对派联盟或新生的社运圈这个小圈子不必完全同质化,尤其不要指望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高度一致,这非常不切实际。相反,加入反对派联盟或社运圈就意味着搁置一切政治分歧,专注于组织层面和现实问题。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去年福山致马斯克公开信已经警告过极右翼激进主义改革不会成功,当时不少华人仍沉浸在“米莱狂热”中,斩钉截铁地声称马斯克和米莱这种激进改革是什么彻底改写历史的“天才改革”。 公众一旦狂热起来同样无视专业意见,无视社会科学自然规律,跟暴君一样刚愎自用。 他们把一种理想化的激进主义幻想成保守主义堡垒,但他们对保守主义一无所知,唯独喜欢借“保守”之名,对民主政治发起汽车炸弹式自爆袭击:表面上说是要一劳永逸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实际上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对民主政府的破坏欲望。 保守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渐进主义改革模式,跟现在人幻想的“彻底”、“扭转”、“大刀阔斧”、“一劳永逸”、“电锯”……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的人喜欢标榜自己是保守主义,真正遇到保守主义的时候,反而不认账了,反而要跳脚大骂了。把真正的保守主义也骂成“左派”,那你得有多极右、多扭曲啊? 看到马斯克和米莱两次极端改革接连惨败两次,之前的狂热分子接受不了违背社会科学规律的事实,就转而攻击他们幻想的左派以及否定阿根廷整个国家,就好像别的国家必须无条件为某些人的宏大社会实验埋单,哪怕搞出内战、搞到灭国也在所不惜……不管怎样破坏社会,毕竟推特上的华人狂热分子不必亲自上战争法庭接受反人类审判。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中文社交媒体近日盛传:“伊朗废除强制女性佩戴头巾”。该消息并不准确。 德黑兰当局在2023年动荡平息后强推更加严酷的头巾立法,但由于社会不合作行为暴增,坚持不佩戴头巾现象反而较2022年抗议前更加普遍了,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一名官员称该项立法将无法执行。 虽算不上重大进展,但令人欣慰。 目前还不清楚这名官员是否代替德黑兰高层释放口风来试探伊朗顽固派的反应。但这名官员无权代表哈梅内伊政权做出正式废除头巾立法的决定:他也只是表达(由于普遍不合作)这项法律执行不下去了。 这名官员称伊朗体制正在朝着解除强制佩戴头巾的方向缓慢改革和转变。 伊朗顽固派的反扑效果也有限。这名官员猛烈抨击伊朗顽固派,声称超过90%伊朗人不支持强制佩戴头巾立法,顽固派不能违背绝大多数人意愿。 广泛的不合作行为,在抵制头巾的反抗活动中,表现出强大到足以瘫痪法律的力量。 不管怎么说,从争取一点一滴的小胜利开始就是好迹象。既然无法一步到位推翻神棍政权,就用不合作运动来给执法创造难度,在现实中争取每一个微小胜利都是值得的。 波波维奇会告诉你:不要好高骛远,社会运动要先选容易打赢的小仗来打。比起直接推翻神棍政权来说,废除头巾抗争显然是一场更容易打赢、又容易形成广泛社会动员的小仗。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推荐两个有关社会运动的学习资源(可多语种下载): 1. 爱因斯坦研究所: 2. ICNC: 这两个资源库在社会运动战略和策略方面积聚了各国经验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对于社运人士来说,这些资源是反思以往失败经验、学习新技术和制定新策略的最佳去处。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浮躁情绪几乎没有沉淀下来,不但普通人只满足于抱怨和小打小闹式反对(属于弱者的抵抗形式),连民运和社运人士也极少有人主动学习、主动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和领导力水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一部分人在幻想政权自己垮台,另一部分人只满足于漫无目的地煽动,还有一部分人耍小聪明、学假老练、装智叟散播愤世嫉俗和犬儒主义谬论,对活动家们的攻击比攻击中共政权还卖力。 这些人但凡有万分之一掌握了社会运动专业知识,形成了对于社会运动的领导力,也不至于拉胯成现在这副德性。 不过,中国人想得到的质疑,比如中国如何不同、中共又如何残暴、别国经验又如何派不上用场,以及常见的愤世嫉俗、内斗和互相拆台等等,在别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专业人士都见怪不怪了。这些质疑以前也是那些国家逃避社会运动的借口,后来通过互相学习别国经验和社会运动专业知识,许多国家都通过社会运动实现了成功的社会变革(像塞尔维亚和埃及就是如此)。 当然,仅凭上面的资源还不够,中国的情况确实很复杂,还要有专业人士去系统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新战略。比如美国政治学家Gene Sharp的一整套理论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bug:他所有研究都基于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即反对运动想当然受广泛支持而内斗不至于瘫痪反对运动,结果他的战略规划竟然从根本上漏掉了社会组织动员环节——这个漏掉的环节恰恰是我在钻研的领域:你绝不能想当然以为所有人都会无条件支持你去做对的事情,现实反而是大多数人都竭尽全力攻击和诋毁最明智的战略规划。只要不合作问题仍存在,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就推进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