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读两本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革命前的宁静》有中文版,《推特和催泪瓦斯》没有中文译本。 前者以具体案例讲革命前的酝酿期,后者讲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社会运动以及社交媒体自身的诸多弱点。 两本书都解释了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严重缺陷,近年还有其他学术研究也交叉证实了这种观点。 社交媒体可以充当重要的宣传和动员平台,但是绝对不要指望把社会运动完全寄托在社交媒体上:社会运动实际上要从小圈层开始形成酝酿期,这个“革命前的宁静”阶段将提供更充足的思考、辩论、矫正及战略孵化空间;相反,如果革命一开始就只局限于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讨论,不但不可能形成正确的革命战略,还无法形成革命风暴中心。 我计划读这两本书,也希望有可能演变成革命风暴中心的小部分群体也来读一读:不要对社交媒体寄予过高期望,要注重对革命风暴中心的培养和酝酿,这需要一个安静的活动环境(包括小圈子不公开的交流活动、有深度的讨论和学习研究、战略战术制定、小圈子内部联盟建设等等),而不是社交媒体的喧嚣。 在小圈层形成革命风暴(这意味着形成普遍的战略和战术共识)之后,社交媒体才可能发挥其动员作用。 也就是说,酝酿革命风暴要从某些有足够领导力的小圈子开始,如果忽视了酝酿阶段的重要性,或者忽视了领导力小圈子建设的重要性,革命风暴中心就无法形成。 反对派联盟或新生的社运圈,要走出以前民运圈的困境,就必须首先注重自身的内部建设(包括内部团结、战略和战术设计、关键人才招募跟培养以及建立宣传口岸和培养外联关系等等),而不是急躁冒进,急于搞活动制造动静。 反对派联盟或新生的社运圈这个小圈子不必完全同质化,尤其不要指望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高度一致,这非常不切实际。相反,加入反对派联盟或社运圈就意味着搁置一切政治分歧,专注于组织层面和现实问题。
去年福山致马斯克公开信已经警告过极右翼激进主义改革不会成功,当时不少华人仍沉浸在“米莱狂热”中,斩钉截铁地声称马斯克和米莱这种激进改革是什么彻底改写历史的“天才改革”。 公众一旦狂热起来同样无视专业意见,无视社会科学自然规律,跟暴君一样刚愎自用。 他们把一种理想化的激进主义幻想成保守主义堡垒,但他们对保守主义一无所知,唯独喜欢借“保守”之名,对民主政治发起汽车炸弹式自爆袭击:表面上说是要一劳永逸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实际上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对民主政府的破坏欲望。 保守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渐进主义改革模式,跟现在人幻想的“彻底”、“扭转”、“大刀阔斧”、“一劳永逸”、“电锯”……完全不是一回事。 有的人喜欢标榜自己是保守主义,真正遇到保守主义的时候,反而不认账了,反而要跳脚大骂了。把真正的保守主义也骂成“左派”,那你得有多极右、多扭曲啊? 看到马斯克和米莱两次极端改革接连惨败两次,之前的狂热分子接受不了违背社会科学规律的事实,就转而攻击他们幻想的左派以及否定阿根廷整个国家,就好像别的国家必须无条件为某些人的宏大社会实验埋单,哪怕搞出内战、搞到灭国也在所不惜……不管怎样破坏社会,毕竟推特上的华人狂热分子不必亲自上战争法庭接受反人类审判。
中文社交媒体近日盛传:“伊朗废除强制女性佩戴头巾”。该消息并不准确。 德黑兰当局在2023年动荡平息后强推更加严酷的头巾立法,但由于社会不合作行为暴增,坚持不佩戴头巾现象反而较2022年抗议前更加普遍了,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一名官员称该项立法将无法执行。 虽算不上重大进展,但令人欣慰。 目前还不清楚这名官员是否代替德黑兰高层释放口风来试探伊朗顽固派的反应。但这名官员无权代表哈梅内伊政权做出正式废除头巾立法的决定:他也只是表达(由于普遍不合作)这项法律执行不下去了。 这名官员称伊朗体制正在朝着解除强制佩戴头巾的方向缓慢改革和转变。 伊朗顽固派的反扑效果也有限。这名官员猛烈抨击伊朗顽固派,声称超过90%伊朗人不支持强制佩戴头巾立法,顽固派不能违背绝大多数人意愿。 广泛的不合作行为,在抵制头巾的反抗活动中,表现出强大到足以瘫痪法律的力量。 不管怎么说,从争取一点一滴的小胜利开始就是好迹象。既然无法一步到位推翻神棍政权,就用不合作运动来给执法创造难度,在现实中争取每一个微小胜利都是值得的。 波波维奇会告诉你:不要好高骛远,社会运动要先选容易打赢的小仗来打。比起直接推翻神棍政权来说,废除头巾抗争显然是一场更容易打赢、又容易形成广泛社会动员的小仗。
推荐两个有关社会运动的学习资源(可多语种下载): 1. 爱因斯坦研究所: 2. ICNC: 这两个资源库在社会运动战略和策略方面积聚了各国经验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对于社运人士来说,这些资源是反思以往失败经验、学习新技术和制定新策略的最佳去处。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浮躁情绪几乎没有沉淀下来,不但普通人只满足于抱怨和小打小闹式反对(属于弱者的抵抗形式),连民运和社运人士也极少有人主动学习、主动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和领导力水平。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一部分人在幻想政权自己垮台,另一部分人只满足于漫无目的地煽动,还有一部分人耍小聪明、学假老练、装智叟散播愤世嫉俗和犬儒主义谬论,对活动家们的攻击比攻击中共政权还卖力。 这些人但凡有万分之一掌握了社会运动专业知识,形成了对于社会运动的领导力,也不至于拉胯成现在这副德性。 不过,中国人想得到的质疑,比如中国如何不同、中共又如何残暴、别国经验又如何派不上用场,以及常见的愤世嫉俗、内斗和互相拆台等等,在别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专业人士都见怪不怪了。这些质疑以前也是那些国家逃避社会运动的借口,后来通过互相学习别国经验和社会运动专业知识,许多国家都通过社会运动实现了成功的社会变革(像塞尔维亚和埃及就是如此)。 当然,仅凭上面的资源还不够,中国的情况确实很复杂,还要有专业人士去系统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新战略。比如美国政治学家Gene Sharp的一整套理论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bug:他所有研究都基于同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即反对运动想当然受广泛支持而内斗不至于瘫痪反对运动,结果他的战略规划竟然从根本上漏掉了社会组织动员环节——这个漏掉的环节恰恰是我在钻研的领域:你绝不能想当然以为所有人都会无条件支持你去做对的事情,现实反而是大多数人都竭尽全力攻击和诋毁最明智的战略规划。只要不合作问题仍存在,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就推进不起来。
Proper revolutions are not cataclysmic explosions; they are long, controlled burns. 真正的革命并非像灾难一样突如其来地爆发,而是长期可控地燃烧。 ——Srdja Popovic 很多人知道(和平或非和平)革命有个缓慢且隐蔽的发生过程,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以为什么都不做,革命自己就会发生。 波波维奇在这里采用的“controlled burns”这种表述是一个消防术语,通常指在森林或草原进行有计划的、受控制的纵火焚烧,以降低爆发大规模不受控的野火灾害风险。 作为一项政治隐喻,“controlled burns”在这里指的是预备革命的全过程:不但要有计划地进行,还要保证各个环节可控。 世界上有很多革命看上去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其实经历了相当漫长且隐蔽的酝酿过程,比如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是这样,即使最初导火索只是突尼斯发生一起偶然事件。 人们往往因为导火索事件的突发性,就将革命看成是突然爆发,对于革命之前的酝酿过程却一无所知(当然,如果你一个外国人都知道了,独裁者肯定比你先知道,那革命就爆发不起来了)。革命并不单纯由民愤引发,民愤高涨、反抗此起彼伏的国家不见得会爆发革命(比如现在的伊朗就是如此)。为什么呢? 因为革命(包括“天鹅绒革命”这种和平革命在内)要遵循自己的逻辑。你如果看见一个国家的不同政见群体或潜在反对派群体成天忙于内斗和互相拆台,还没有合作意识,把背刺盟友、拉抬自己、装清高、耍小聪明、装大义凛然当成主业来干,没有合作意识,也不努力去培养社会动员网络,拿不出任何足以瓦解政权根基(这里特指政权关键拥护者群体,而非一般群氓)的手段,但是成天幻想暴力报复社会……你不可能说这样的国家做好了革命准备,也别指望这样的国家自己稀里糊涂就垮台(如果不爆发革命,连卡扎菲那么拉胯的政权也能统治34年)。 有人看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稀里糊涂就垮台了,但是绝口不提仓促发起的叙利亚革命演变成持续将近13年的叙利亚内战造成多大损失,也不关心叙利亚转型期滑向革命独裁政权的现实问题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暴力革命政权的常见现象)。 你要让一个社会为革命做好预备,首先要不同政见群体或潜在反对派群体克服上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其次还要管控方向问题,严防暴力革命催生革命独裁政权。 很多事情需要有人来做。你还什么都没有做呢,就幻想跟朱拉尼一样碰运气,那就算有运气也轮不到你。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在我既往言论中有个高频词汇是“务实”:我经常抨击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结果被一些空想家说成是反民主。 推翻过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社运专家Srdja Popovic有种态度就很能引起各国社运人士普遍共鸣:dream big, start small。 空谈谁不会?不屑从小事做起,一来就要打最大的硬仗,这才是空想家本质。 美国社运专家Jonathan Kozol也讲过类似的话: Pick battles big enough to matter, but small enough to win. 要挑选那些大到举足轻重、但又小到容易取胜的战斗。 社会运动总是在伺机寻找具体的突破口,这使得社运人士普遍有清醒的头脑、丰富的策略和务实的决策。 像民主、自由、独立自主这类宏大口号最多只能用来团结一小部分社运骨干(甚至都没法团结多数社运骨干),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真正有社会动员力的往往是那些大到举足轻重、又小到容易取胜的具体目标。你凡是有心钻研各国社会运动历史都会注意到这种问题。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不是打着自由民主旗号来动员国家的,而是奔着一个具体目标:要独立工会。甘地以前空谈印度独立自决的时候并没有社会影响力,但他挑选了两个非常容易的突破口,就是“手工纺织运动”和“食盐进军”,结果至少两次把整个国家都动员起来了。 在经历过1857-1858年武装起义失败惨痛教训之后,印度社会虽然经常想报复,但大部分人意识到武力上挑战英国殖民者几乎不可能胜利。英国人屠杀印度起义者可是毫不手软,有数据估计有约80万印度人死于大起义(包括战争引发瘟疫和饥荒造成的死亡),光某些局部地区就有15万人死于起义;相比之下,殖民者这边伤亡大约只有6000人。 中国人误以为英国人文明杀人少、中共野蛮杀人多,所以印度非暴力抗争才可能取胜。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错觉,是因为他们对印度大起义造成惨重伤亡的历史创伤,视而不见。 甘地就是意识到印度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但人口再多,也不是靠蛮干拼伤亡就可以取胜的。人海战术并不一定只有拼谁死得多谁取胜。对甘地来说,人海战术也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这就有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 甘地从“手工纺织运动”和“食盐进军”看到的就是运用人海战术优势,避开暴力对抗的劣势。这两次运动不但很成功汇聚了印度民心,还把社会动员起来,共同对抗殖民者(并不是因为英国殖民者比别人文明)。这就是社会运动的最重要特点:从务实的小事情出发,以小博大。 反之,空谈自由民主、民族独立和所谓各省独立的人除了给自己凭空塑造很多敌人之外,什么也推不动。不过倒是在学“假老练”、装“智叟”这方面(尤其一些愤世嫉俗分子和亚文化群体的极端分子最喜欢干耍这种小聪明),有些人堪称独步天下,打架没赢过、抬杠没输过。 2022年底的反封控运动也有个非常务实的具体目标,就是反封控、反清零。这场运动实实在在制造了不小麻烦逼迫当局让步,但剩下来喊民主、要自由的人最终没能够坚持到底。他们为什么势单力薄,无法坚持抗争到底呢?问题还是在于抽象而且宏大的口号难以形成全国性动员,反而还很容易引起大范围抵触。 在中国重新推进社会运动,要从具体的小目标开始,轮番挑战当局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突破社会心理障碍、积累社会运动经验、形成社会自主动员网络,等这些条件一旦形成,就可能出现多次全国性的反复抗争活动。 当然,这里必须给一些空想家泼冷水:就算反复爆发全国规模的抗议活动,不等于政权就会崩溃。在这里就要提到我先前反复阐释的一个理念:用“平行社会”去吸引和瓦解中共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和依附者——你只有比中共给出的选项更能引起广泛共鸣,你才可能瓦解他们。 反过来,如果你跟中共一样流氓、一样拉胯,甚至还处处比不上中共,民众凭什么支持“平行社会”作为未来国家的替代方案? 再者,我还要再次抨击一些空想家过于好高骛远:你甚至都没有对政权构成真正威胁和挑战,就开始空想未来建国方案,不管你空想联邦国家,还是空想各省独立,都一样属于自欺欺人。 务实的社运态度,一定是搁置好高骛远的空想,脚踏实地寻求具体反抗目标,从发动一场小型社会抗议、小型社会联动开始或者从具体跟社运人士建立合作关系开始。学会合作、沟通、谈判和管控分歧是大学问,很多人就是好高骛远不屑于去做,结果跟人讲话多讲几句就会骂娘,这样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能力凭一己之力就能挑翻一个大帝国?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各国社运人士在互相交流过程中,一旦有别国向社运成功国家讨教经验,几乎总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在我国。” 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前,该国社运人士曾向塞尔维亚同行请教,结果格鲁吉亚人就说:塞尔维亚成功经验不可能移植到格鲁吉亚。 2009年埃及社运人士也向塞尔维亚讨教过,结果埃及人也一口咬定说:塞尔维亚成功经验不可能复制到埃及。 结果这两个国家的社会运动都成功了:格鲁吉亚人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埃及人推翻了穆巴拉克。在那之前他们都一口咬定不可能和平推翻独裁者。 几乎所有寻求用社会运动来改变现状的专制国家都出现了这种声音:在反抗之前,他们觉得自己国家的统治者特别残暴,监控无孔不入,遍地都是秘密警察,和平反抗根本不可能。 埃及社运人士在向塞尔维亚社运专家请教过程中就说你们塞尔维亚不如我们埃及残暴,我们埃及别说公开集会了,就算三个人拉一个群也要遭秘密警察暴打:埃及是不可能推翻穆巴拉克的。 结果呢?埃及人一旦突破了那道心理障碍,就根本不存在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的恐惧心理。最后,不可一世的穆巴拉克还是被推翻了。 我们在研读各国社运历史过程中频繁遇到这种现象,十分有意思。这对于我们的社运人士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不要因为一些人张嘴闭嘴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就打退堂鼓。 那些人的观念最多说明他们不是社运参与者,也充当不了社会变革推动者,而社会变革推动者往往是那些最先突破“不可能障碍”的人。 同样,如果社运人士自己也跟着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那就不要这样的社运人士有能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运动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非专业人士说什么根本起不到决定作用。 世界各国的社会运动还真是有一帮人像我们这样不断研究和学习他国经验,也不断遭“聪明人”泼冷水,甚至还遭人跳脚大骂。 最终坚持下去的人就会领导社会变革。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YouTube更新: 社運圈與民運圈五大不同之處 我們在前面解釋過,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跟民主國家的反對黨或在野黨聯盟完全不同。對中國來說,“反對派政治”首先是一種社會運動,其次是圍繞社會運動展開的公共政治活動。 我們在前面講,反對派政治運動有兩個首要戰略目標,其一是培養反對派群體,其二是打造一個聯結海內外社群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這兩個目標都是為反對派運動創造條件。 假如我們用“社運圈”來指稱反對派政治運動的主要參與群體,這恰好可以跟一般海外流亡群體所構成的“民運圈”區分開來。社運圈與民運圈即使完全可能在不同領域互相合作,但本質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圈子。 第一個關鍵不同點在於,民運圈以六四運動流亡群體及其他不同政見流亡者為主體,由於長年孤懸於海外,逐漸與中國大陸社會脫節,無法與中國大陸社會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為了克服民運圈無法重啟社會運動的困境,在新生代海外流亡群體牽頭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擬在重新整合海內外反對者群體基礎上,重啟社會運動。也就是說,相比孤懸於海外且社會運動策略逐漸老化的民運圈, 社運圈更強調海內外反對者群體,以全新的組織動員策略,形成新的整體和社會分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社運圈特別注重反對者群體的重建過程,尤其是通過新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形成新的社會動員模式。如果說民運圈常見的自我定位是民主人士和不同政見者,社運圈的自我定位則是反對派。所謂反對派不是政治組織成員身份,而是在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等方面形成的新群體。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二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通常由流亡的著名政治犯和不同政見者組成,其社會影響力並不必然兌現成社會運動的領導力;相反,由於流亡之後與中國大陸社會日漸脫節,逐漸失去了社會運動的實際領導力;相比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往往缺乏民運圈人士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這些早期成員之所以從草根社會脫穎而出,更主要依靠在社會運動中的實際領導力。 這裡講的實際領導力,指的是流亡的公共領域中的意見領袖、宣傳人才、社會活動家、思想理論人才、組織動員人才、政治顧問,以及資助社會運動的企業家。由於其特殊的早期成員構成,社運圈通常比民運圈更加注重人才訓練和領導力培養,尤其是培育思想理論扎實、精通公共政治、在社會運動方面有專業分工的運動骨幹。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三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有一個實現民主轉型的宏大目標,但是缺乏組織運動策略和專業分工來實現其目標,還無法突破理論障礙重建海內外社會聯結,也無法克服中國社會的原子化問題和普遍社會心理障礙;社運圈將宏大目標拆分成階段性目標,包括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反對派運動階段和國家轉型階段,而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有一系列組織運動策略跟專業分工,還有三個階段性目標,包括重新整合反對者群體、進行公共政治訓練、搭建一個貫通海內外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 在這裡,“反對派”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和新身份認同,其戰略意圖在於恢復海內外社會聯結,促成明確的海內外分工和協作,以及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直至形成一個能夠從一般反對團體中脫穎而出的社會聯盟。由民運圈群體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也有不同政見者聯盟性質,但是社運圈的反對派聯盟,不但是基於社會運動的聯盟,還是策略性重塑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的結果,也可以說,是用社會互動和社會紐帶來代替尋求最大公約數,克服因具體政治分歧不能實現多元合作的障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四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沒有的東西,那就是社運圈將重構流亡海外的第二公共領域,為形成平行社會戰略創造基礎條件。對於社運圈來說,重構第二公共領域意味著形成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生活運動,同時利用新的技術條件,形成從海外倒灌中國社會的系統性策略。重構第二公共領域不是一味宣揚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而是建立海外與中國社會的溝通平臺,以一種務實的合作態度關注中國社會問題,同時承認和支持不同社會群體在反抗專制活動中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將社會運動從狹義的民主派抗爭,擴大到更務實、更具包容性的反對派抗爭。 正如我們前面所講,即使東歐劇變,也不是民主派跟專制政權的鬥爭,而是社會反對國家。反對派聯盟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承擔著連通海內外社會和形成溝通機制的重任,還形成政治顧問團隊和一系列平行替代方案,為大規模社會運動和國家轉型做準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五個關鍵不同特點是:社運圈尤其強調在社會運動中,突出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的重要性,盡最大可能避免非專業人士堆積在不恰當位置,產生毫無必要的社會分歧、互不理解和互相怨恨。在前中東歐國家,我們已經見識過清晰的社會分工合作對社會運動的推動作用。 在既缺乏社會運動又缺乏專業分工的國家,比如現在的中國,很容易將不能勝任相關能力的非專業人士堆積在同一個領域,其結果只能是吵吵嚷嚷阻塞社會運動,連累專業人才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普通民眾也不知道社會困境的癥結出在哪裡,轉而悲觀絕望、乃至憤世嫉俗。 社運圈在推進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方面的努力將有助於分化出新的社會職能,這將大大補償以往因專業化程度欠缺和社會分工不足造成的缺憾,淤塞在同一個領域的社會人才也將通過社運圈的整合行動,重新分配社會職能。儘管社運圈完全可能跟民運圈實現跨界合作,但我們必須正視社運圈作為一股新生勢力,正在激發不可小覷的社會活力。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有关中国多名解放军将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事,目前网路上解释像背教条一样刻板。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怎么,业内人士不关心这个事情了吗? 习近平执政以后,有个显著趋势是“优化”两会代表结构,尤其侧重从基层、一线选拔代表。军方也存在这种趋势。 你以为这是好事吗? 一般来说,人大代表有罢免、有补选,但是光罢免不补选就是在“优化”代表结构。近年来军方代表名额和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实军方也可以补选的)。 用军中反腐当借口当然更加名正言顺了,但如果真的只是反腐,有罢免就该有补选,这样才能维持军方代表比例。但最迟2018年以来的趋势是:军方人大代表被罢免的主要是将领,罢免后没有进行相应的补选,使得代表名额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以上全国人大代表结构性“优化”的新趋势,表面上看起来是增加了基层和一线代表,实际上是大力削弱了全国人大作为橡皮图章的角色,因为相对于高官和将领的代表权,基层和一线人员的代表权更加虚弱(他们也不是依照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代表),更难对政府形成微弱掣肘。这实际上就是在削弱全国人大的权力,而不是增强其权力。 也可以说,从江泽民体制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习近平体制不但从制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也从制度上削弱了可能对中央集权构成微弱挑战的两会代表制度,要杜绝其演变成越南式“国会”的可能性。 假如中国的“两会”向越南式“国会”演进,那肯定是进步的改革方向,因为这是向“国会“授权”的结果;反过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削权”,是将极权主义制度化的倾向。 习近平体制创造了1990年代以来最成熟的极权体制,而今它正变得可以复制、可以继承、可以持续强化政治高压。一些人幻想习近平下台后中国重回相对弱势的胡温体制,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虽然理论上像斯大林、毛泽东这类大独裁者死后都出现过短暂的权力空虚(接班人和其他潜在接班人谁也不服谁),但是斯毛的独裁模式存在严重的体制性混乱,他们主要是依托个人权威形成的极权主义。 习近平体制与斯毛独裁确有相似性,但习近平体制更多是依靠体制性独裁,而非主要依靠个人权威独裁。个人权威独裁,更适合那些以“革命家”名义上台的革命独裁政权的实际掌权者(比如伊朗的霍梅尼)和经由军事政变上台的独裁者(比如南韩的朴正熙)。 习近平创造的制度化的极权主义更适合那些缺乏“革命家”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独裁者,而持续加强文官系统对军队的控制力(并不一定等于削弱军队战斗力)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国走向军事独裁。跟体制化的极权主义相比,军事独裁不一定更糟糕,但对于中共来说最致命的是军事独裁可能打断党国统治根基,重新实现个人权威独裁还有造成党国覆灭的危险。 这不是在鼓吹什么军事独裁,就眼下的趋势来看,在中国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极低,军事政变成功的可能性更是低之又低。这里说的是体制化的极权主义更加糟糕,因为习近平接班人更容易继承和复制这种体制,更容易将政治高压延续下去。 当然,我们并不能准确预测习近平死后的中共政权一定是风平浪静,毕竟其制度化层面总是可以围绕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来进行修改的。这不是说其接班人会是开明改革派,而是说其接班人也可能因为改动这种制度化的极权主义而造成(对中共政权来说的)意想不到的危险:他要做的是持续强化极权主义,但是没有人能保证他会一直顺利。
Ignatius Lee
1个月前
有人把孟加拉和尼泊尔反政府示威的胜利说成是暴力反抗的胜利,这完全是颠倒是非黑白。 这两个国家反政府示威成功的关键是军方都保持中立,政府无法得到关键支持,反而军方中立维持秩序限制了镇压手段升级,致使暴力镇压不彻底。 同样的暴力反抗,近20年多次反复发生在伊朗,但是示威者的暴力手段根本占不到丝毫便宜,除了焚烧加油站、银行、警车之外,也只能打死最多几十名镇暴军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和警察力量坚决支持政权血腥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平民仅有的暴力手段根本占不到便宜,反而死伤巨大。 伊朗的情况跟中国很相似,如果军警坚决支持政权,拒绝严守中立,休想通过平民暴力反抗占到便宜,暴力最多就是满足一些人泄愤需求而已,最终示威者和其他平民伤亡更惨重。 伊朗和中国的镇压逻辑高度相似:本来抗议活动都以和平开场,但当局故意通过军警主动制造暴力事端,诱导示威者暴力反击,然后名正言顺进行血腥镇压。这种镇压逻辑动机非常明显:杀人立威。当局就是用杀人来制造白色恐怖,杀一个不够就杀到上万人(近20年伊朗当局镇压造成的伤亡保守估计也要上万平民)。 这种镇压逻辑根本不适合硬碰硬,不管是和平示威还是暴动,结果都是血腥镇压收场。如果2022年白纸运动没有迅速结束,血腥镇压一定会赶上来,因为到11月底、12月初防暴警察已经故意挑起暴力了,但是示威者并没有暴力还击。 这种镇压逻辑是没办法正面对抗的,反抗必须发生在其他难以镇压的领域,尤其是重心要放在扩大社会动员、形成思想和文化变革、侵蚀党国政权根基、疏远社会对党国的支持以及瓦解党国关键支持者等方面。 这些反抗形式发生在隐蔽层面,对社会分工合作和纪律要求很高。这种反抗形式让一些急功近利的狂躁分子极其不满,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让别人流血。 这些人满脑子想的都是报仇和泄愤,你既然这么勇猛,白纸运动期间你袭击防暴警察了吗?难道是你当时心善才没袭击吗?
Ignatius Lee
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