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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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11小时前
对于社会和社群如果怀有过度的怨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这就像恐怖分子朝人群扔手雷，他的目的不是改变现状，而是满足自己的破坏欲望。 有能力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要说服公众，就须首先抑制对社会的过度怨恨情绪，否则既无法赢得公众信任，反而还加剧社会问题和阻碍其他人解决问题。 怨恨社会与私人恩怨不同，怨恨社会跟报复社会只有一纸之隔。如果一个人的言行具有报复社会的特点，即使没有做出实际报复行动，也是在利用混乱加剧混乱。 “群氓政治”这种自相矛盾的悖论综合体，就是源于怨恨社会，进而报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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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11小时前
有的人就是这样，把中共的镇压机器想像得过于强大（这就是典型的神化现象，是对政治真正的无知和缺乏基本常识），所以什么都不做、劝人润就最安全，而且以此卖弄智叟的小聪明。没有基本政治能力的人自以为在网上恶毒骂人就是忧国忧民这才是最讽刺的事情。还有就是人的思想观念一旦封闭、僵化，就抗拒一切改变，还有强烈的排他性：你接受1就不得接受2，就好像社会只有一条路，只有你的才是路，其他都不是。这种认知缺陷就是非常典型的单向度思维，永远不是开放性和多元化的，而是像怨妇一样偏执、阴郁和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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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1小时前
这就是爱比克泰德讲的内在自由，哈维尔也做过相似表述。人的内在自由只有主动放弃才会失去自由，如果你主观上不放弃这种内在自由，奴役就不会渗透到你的灵魂和价值观念里面，你就无法真正被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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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1小时前
我在一些朋友身上看到了时代变革所需的新人特点，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再僵化和固守一些观念，其知识体系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他们乐意与人合作；他们很谨慎，也很乐意信任他人；他们有很强的自强精神和学习能力；他们能够清晰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他们有能力抑制悲观情绪，同时也不被乐观主义裹挟；他们有相当的政治智慧、谈判能力和理论基础，这是一种应用于社会运动的政治领导力。这些情况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为未来的社会运动注入全新的活力。 说到反对派政治运动的领导力，这与企业管理中的领导力有本质不同：老板发工资，员工当然服从领导，老板如果不发工资，员工就没有义务服从；但社会运动不同，社会运动是全靠个体本着自己意愿主动参与社会变革，领导者不大可能用金钱或利益奖赏每一个普通参与者，即使没有利益交换，社会运动参与者也一样在努力改变社会。这是社会契约和劳动雇佣合同之间的差别。社会契约对个体和社会的维系是超越功利主义评判标准的。不少中国人对此缺乏基本常识，他们以为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就是美国给了钱；如果美国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就是其他国家给了钱。这是一种相当坐井观天的闭塞观念，与时代格格不入，与事实相去甚远。 所以，对于社会运动而言，其领导力很大程度上依托思想观念和个体的主观参与，即使没有物质奖赏，也一样有人参与其中。相比而言，企业领导力如果失去物质奖赏就会崩溃，而且这类物质奖赏的激励作用有限：一个人可能为理想献身，但不大可能因为有人发工资就去送死。 真正考验社会运动骨干的地方就是在社会运动中培养政治领导力和社会号召力，其涉及到的内容更加复杂，对个体综合能力要求也更全面。我们说这是在培养反对派政治家并没有夸张。波兰团结工会的高层领导集体，在社会运动期间，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反对派政治家；但是一旦他们成功推翻了专制政权，他们就成了新政权领导者，这时候说他们是政治家毫不为过。事实上呢？他们並不是在上台以后才转型成政治家的，而是在社会运动中已经锻炼出来政治家的基本才能和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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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2小时前
林培瑞这样讲是有道理的。自上而下的改变道路行不通，就只有自下而上，从改变个体开始，移除极权主义的生存土壤。就像哈维尔所讲，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每个普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极权主义。 表面上看起来自下而上的难度是最大的，其实恰恰跟直觉相反，自下而上的变革反而是那些实现和平演变的国家的常见模式。这个自下而上的思路，正是刘晓波从东欧剧变汲取的经验，只是刘晓波还没想好怎样去推动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 自下而上的变革直觉上看起来很难，因为我们一提到这个概念就直接想到改变每个人，然后再改变社会。假如你这样想，自下而上的改变当然不可能。（顺带再插一句，这里说的自下而上不是改革，而是变革。贝淡宁所吹捧的贤能政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是在尊重中共统治基础上进行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的改革，中共基层选举改革实践破产，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没地方兜售了。） 自下而上的变革如果以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的模式进行，依托地下运动模式的社会网络进行传播（而不是鼓动地下活动进行暴动或恐怖袭击），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最简便、最低代价和效率最高的变革模式。 与中国人固有观念中那种中共地下党运作模式完全不同，东欧的地下反对运动（有时也叫地下不同政见运动）不是以政党模式运行，而是分散成多中心化和多阵营化的松散社会联盟，他们做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宣传和动员，而不是鼓动平民上街对抗枪口。 不要小看东欧各国这种松散的社会联盟，当联盟共同面对危机的时候，各个组织就竭尽全力互相掩护、互相合作，造成非常困难的镇压难度。要知道，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并不是乖乖主动交出政权，他们跟反对派运动对抗几十年耗尽了浑身解数，结果反对派势力越镇压越强大，最终是镇压不了，而不是放弃了镇压。 假如没有这样的地下行动者网络来传播社会变革信念，把无数沉浸在悲观绝望、主观上放弃挣扎的群体吸收到大大小小的团体中积极响应社会变革号召，社会动员障碍就会始终无法打通，那就谈不上推翻极权国家了。 波兰最特殊的一点是，它的社会运动（包括在1981年以后转入地下活动）是反对派设计的结果，其运动战略受到了各个团体响应和合作，即使这些团体各自分歧很大，但是为了改变国家，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陷入内耗，不会像现在某些中国人一样：一边有人在艰难环境下努力寻求改变，另一边则是聪明人想尽办法互相拆台以证明自己无比聪明绝顶。任何社会在变革之前都有顽固派、保守派和以其他形式跳出来制造阻力的人，但一个社会要改变不会取决于这些阻力，而是取决于形成一个松散但能克服动员障碍的社会联盟，它需要依靠不低于3.5%总人口的社会成员之间实现有效协作。 到目前为止，不少专制国家都出现了公民抗命，有的虎头蛇尾，有的近于无政府骚乱，其很大程度上还是社会动员出了问题：推动变革的个体自身没有变成能够应对逆境的有韧性、有合作能力的个体，也没有把已经转变过来的新人联结成足够庞大的群体。 要说镇压，哪个专制国家都一样，没有谁比谁仁慈之说，都一样为保政权不择手段，不见得中共就比其他国家多出一些额外手段。中国要变革也一样走不出其他国家的一般规律：改变个体，创造新人，让尽可能超过3.5%总人口的新人之间实现有效合作。如果遇到历史时机，那么变革代价就会更小；如果历史时机还没到，那就通过坚持推动社会变革，制造社会运动压力来创造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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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1天前
德国政治学家 Jan Wielgohs 和德国社会学家 Detlef Pollack 将东欧剧变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苏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模式，一种是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模式，另一种是波兰匈牙利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出现了地下反对派运动，这是中国人通常没有认识到的。如果中国将来和平演变，很可能会走出第四种模式。 在极权国家推行地下反对派运动，对社会运动经验和政治才能要求很高。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也大量移植东欧国家的镇压模式，横向对比来看，除了大数据监控之外，并没有什么推陈出新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地下反对派运动潜流，我们也可以预见，在这些潜流冒出来的时候，中共会如何效仿东欧各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镇压。这时候，学习东欧各国的社会运动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增强应对这些危险的能力。 单就和平演变路径来看，第一种模式是建制内部集体转向民主化转型，这种情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发生在中国；第二种模式是高涨的社会运动，逼迫政治精英群体分裂，削弱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和忠诚度，这种情况发生前提是高涨的社会运动，没有社会运动作为外在刺激，发生统治集团自我疏离的可能性太低；第三种模式是很强大的社会反对派联盟构造了一个平行社会（类似影子政府），在政权更迭之前，社会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甚至也可以说已经实现了社会变革，使得政权更迭水到渠成。 因为极权国家渗透、破坏和镇压，地下反对派政治运动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成功的地下活动经验给这些社会运动减少了更大损失并且增加了成功把握），但作为刺激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的外力来说是值得的。眼下中国并没出现大规模社会运动压力，幻想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太不切实际，尽管共产主义政权内部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即使中国也一样。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未来和平演变的新模式可能兼具第二和第三种模式的特点，以及在当前时代环境中可能发生的新特点。这些全部都需要有政治能力者去探索、去研究、去尝试。任何阻挡这种尝试的努力都是在为维持中共独裁统治续命，其动机不但可疑，而且可耻。 以波兰1985年为例，这一年波兰总人口3720万人，依据多方面统计数据综合来看，该年其地下反对派规模扩大到将近300万人口，这点微不足道的规模占到波兰总人口约8%，显然已经超过哈佛大学统计世界各国近百年数据的3.5%总人口门槛（即可能引发政权和平更迭门槛）。这个8%总人口规模参与反对政权，在世界历史上也属于比较罕见的了，其他通常少有超过6%的。 这不足10%的总人口规模所形成的社会反对派联盟，已经让波兰政府疲于应对了，使得其所有镇压手段均告无效。乃至在东德呼吁苏联武力介入的时候，苏共政治局也犹豫不决，因为苏联当时打了几年阿富汗战争，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苏联担心波兰抵抗更加激烈（因为波兰反对派运动包括了一小部分主张武装暴动的团体，但在团结工会等社会联盟压制下，各个社会团体之间实现了有效合作，并沒有因为路线分歧内讧，而且把暴力克制得很好，既对政权和外来武装干预构成了实质性威慑，又没有轻易动用暴力造成内乱）。 历史学家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一边承认历史时机的重要性，一边也承认在历史时机出现之前让社会做好应变准备的重要性。没有历史时机，社会变革可能要付出巨大代价；但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即使出现了巨大的历史机遇（比如前段时间被美以打击的伊朗），也抓不住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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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1天前
终于预约到了《女史箴图》（唐摹本）。这件古今神品保存状况相当差，看一次少一次。完全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看它，懂艺术的人才知道其中价值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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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1天前
波兰在1981年戒严令之后，出现了大规模地下抵抗活动，反对派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专门向二战和抵抗运动老兵请教地下工作经验包括如何建立地下通讯网络、如何秘密接头和如何防范秘密警察等等。甚至监狱里的政治犯之间都在学习地下活动经验以便在监狱内继续保持沟通，狱警虽然多次查获犯人之间的秘密通讯，但是屡禁不止。 我们需要向有地下工作经验人士请教，不管是其他国家的地下工作者，还是香港的社运人士，经历过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社运前辈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请教的对象。 我们必须有意识学习地下活动经验，否则我们无法跟中国大陆建立有效的社会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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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1天前
中国考古学家唐际根近期出面驳斥黄河清等西方伪史论者。评论者指责西方伪史论者借历史外壳包装情绪煽动。西方伪史论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它的典型特点就是用知识来包装情绪，用情绪来充当知识。逆向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处在两个极端的两端，它们恰巧都有这种特点：用知识来包装情绪，用情绪来充当知识。对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而且虚妄的文化优越论进行纠偏并不必然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反而过犹不及。极端思想很难在两种极端情绪之间持中，横亘在他们中间的心理障碍仍然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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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天前
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统治并不比现在中国宽松，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曾抓捕、封杀和严厉审查谣棍乐队。东德文化部还曾要求迪斯科舞厅工作人员集体组织意识形态学习，尤其是组织工作室发明富有共产主义特色的迪斯科舞厅。这不是夸中国比那些旧政权更自由，而是说即使更不自由的旧政权也一样会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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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天前
再谈愤世嫉俗和情绪化 简中网络上有一种常见现象，分不清事实和观点的区别，就把观点当成事实，以至于偏见、情绪化和愤世嫉俗成了部分群体的集体无意识行为。 比如简中圈有一种常见的愤世嫉俗称中国人是劣等人种、中国文明是劣等文明，甚至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普世价值。你拿着这种观点去问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他们普遍接受这种观点吗？显然这是情绪宣泄和愤世嫉俗，与事实毫无关系。 愤世嫉俗已经达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比如说你认为中国人跟其他人种没有多大差别，既有人性卑劣的地方，也有正常人性（虽然极权国家会扭曲正常人性）；中国文明并不比其他国家高尚，也不必一定比其他文明低劣，它跟印加文明一样有野蛮嗜杀的地方，也跟印度河文明一样有自己的特殊性。你即使表达不偏不倚的观点，也可能触犯愤世嫉俗群体，招致这些人的集体情绪宣泄，于是你成了这些人党同伐异的讨伐对象。这是十分幼稚、极其荒诞、但赤裸裸的事实。偏偏很多人就喜欢这样装老练。 这不是对称的辩论，而是一些人在表达观点，另一些人在发泄情绪。你永远无法跟发泄情绪的人正常沟通，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他们漏洞百出的逻辑挑出他们问题所在，即使他们以逻辑学的名义向你发起挑战。裹挟容易失控的情绪的逻辑学不是逻辑学，而是诡辩术。在这种地方白费口舌毫无意义。 发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毫无必要，因为它不但恶化言论环境，还不断挑衅和引战，造成群体之间严重撕裂，个体之间互不信任、互不合作、互相为敌。 容易情绪化、容易受到愤世嫉俗情绪左右的人把情绪当成知识器官，这是造成认知局限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表达怀疑态度，相反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信，我们反而要怀疑这人太轻信。但是怀疑并不一定产生知识，尤其是在掺杂情绪的时候，怀疑就跟知识相距更远，因为这样的人是在用情绪来认识世界。 美国喜剧演员George Carlin说，每个愤世嫉俗的人在内心深处是一个希望破灭的理想主义者。这话确有一定道理。愤世嫉俗者跟理想主义者有几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很容易被一种特定情绪架着走，进而分不清现实和理念；其次是他们都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因为分不清现实和理念差距，这使得他们同样脱离现实；脱离现实的人不大可能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人。 说愤世嫉俗者都是理想主义者没有什么不妥，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愤世嫉俗者是幻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失去了目标和方向，甚至价值体系崩坏，他们处在对现实不满又无法改变现状的尴尬处境中。不管怎么说，这都改变不了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失败者这个事实，即使他们也一样攻击肯定这一事实的人。 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当然要跟理想主义划清界限。这对于保守主义政治来说尤其如此，尤其反对理念先于现实这种做法。讽刺的是：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包括失败的理想主义者）可能互相指责对方脱离现实，这也就形成了认知的魔法圈套。然而实际上呢？他们指责的根本就不是同一种现实。 愤世嫉俗者也面临这种认知困境，他们理解的现实是幻灭重新构造的现实，是对现实的主观改造，他们用这个现实来解释自己的幻灭，也以这种幻灭来威胁其他一切尝试。 判断政治现实主义与愤世嫉俗的一个最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成功克制情绪化：如果始终用一种幻灭感来架空现实就会无法摆脱情绪化，也就无法认识现实。 比如同样一场败仗，有人看到了死亡，有人看到了惨败，有人看到了人性残忍，有人看到了战争真相，有人看到了（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最终）反败为胜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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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天前
愤世嫉俗和发泄情绪无助于改变社会，脚踏实去改变社会的人应该学会的第一堂课就是抑制情绪和自我克制，始终不让情绪干扰自己的目标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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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天前
蹲大英博物馆藏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5-7世纪摹品），蹲了好几年了，年年完美错过。下周的门票预约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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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天前
2035年以后后果不敢想象。失控列车上的乘客，不管是歌舞升平的，还是愤世嫉俗的，最终都要面对不可避免的命运。当然，这不是结局，也不是末日，而是新的开始。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把社会运动引上正轨，一切还来得及。不要把国家丢给极端主义和某些亚文化群体鼓吹的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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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天前
7月11日有朋友反映说至今还没有人提出务实的替代方案，人们看不到转型以后中国应该怎样走下去，以及如何对待被极权主义毒害的社会环境。 许多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中共还没有推翻呢，你就开始规划推翻以后的事情了，这是不是杞人忧天、空想连篇？ 恰恰相反，反而是因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才限制了1989年以来社会运动始终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这与中国至今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对派息息相关。 根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国历史来看，极权国家是可能存在反对派的，这种反对派与民主国家公开合法的反对派并不相同。在极权国家，反对派是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而不是以合法的反对党团身份存在。有反对派政治运动跟没有，区别在哪里呢？关键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提出务实的、可行的社会替代方案。 这就是上面那位网友关心的事情，也是许多对潜在反对派群体表达强烈质疑态度的网民经常“呛爆”的问题：反对派既没有提出务实替代方案，也没有执政经验，国民凭什么因为你反独裁有道理就支持你上台？尤其反对派群体如果自甘堕落，满足于做乌合之众，凭什么国民要把国家交给乌合之众来管理？ 反对派政治运动，不仅要提出具体的替代方案，包括围绕经济、内政、外交、民族、领土等系列问题的政策争议，还要培养将来可以领导过渡政府的反对派政治家（经历过复杂社会运动并成功争取到最终胜利，这显然是对反对派政治家的最重要锻炼——另外，历史上不乏没有执政经验但有丰富政治活动经验的政治家上台执政，包括领导过渡政府，社会运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政治活动经验）。 我反复提醒培养反对派政治家的重要性，原因在于普通人都可以提出许多“观点”，但这些“观点”并不见得都能成为替代性政策方案，为什么呢？因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不但没有能力就“观点”进行政策层面的详细研判，也没有能力进行游说和演讲，而只是一味表达“观点”，不在乎“观点”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不在乎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也不在乎政策执行阻滞和佩尔兹曼效应。也就是说，普通人提出的“观点”不必负责任、不必承担后果，甚至也完全可能是违背政治规律、无视政治现实的。 但反对派政治家不仅必须依托决策团队来制定务实的替代政策研讨和制定，还要设法游说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团体来支持这个替代方案。除此之外，还要通过一系列谈判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折衷和合作，以便社会联盟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替代性方案就是反对派政治运动的安身立命之所。你不能等你把政权搞到手才想起自己完全不会管理国家，然后你怎么办？挑起群众斗群众吗？ 当我指责一些人缺乏专业的政治才干时，不是说他们必须是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毕业才能算专业（很多职业政治家还是学法学或者工商类专业出身的呢），而是指他们在讨论政治时缺乏职业政治家必备的品质，比如政策研讨、政治手腕（这里不是指乌合之众那种“勾心斗角”）、政治智慧，以及在复杂政治局势中的生存能力和对于社会的领导力。 如果在这些能力上均表现出严重不足，我们质疑这样的人不专业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不仅我们要指责，跟反对派政治运动为敌的民众更是要拿这个来攻击我们，以此证明乌合之众不适合领导国家。 我先前讲，对于极权国家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由于风险远远超过成熟的民主国家，对于政治素养的要求必然更高而不是更低，因为政治素养过低，要么根本不会形成新的政治气候，要么在复杂政治斗争中人头落地。这种危险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根本不存在。 近期我在与日本方面的朋友谈到这方面问题时，我们一拍即合。显然我们都不约而同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出有点职业政治家样子的替代方案来说服社会，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不但有政治能力，还能够在复杂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中脱颖而出，以充分展现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才干……非此不可也，因為只有这样才能在民众中建立公信力，才能让看不到社会希望的人相信反对联盟有能力推翻极权国家和保障社会平稳过渡，才能减轻那些强烈质疑反对派政治运动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阻力。 假如我们只满足于做乌合之众，这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将来后人指着鼻子骂我们无能，我们却转而抱怨说都怪民众烂泥扶不上墙，事实果真如此吗？不，真正烂泥扶不上墙的是只满足于做乌合之众却成天幻想推翻国家的群氓和暴民，即使他们很多人俨然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 反对派政治家要做一些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的事情（再次强调，这里的专业跟大学专业不是一回事），要显得professional，而不是还没上台呢就开始打官腔、摆架子、穿行政夹克端茶杯。眼下惺惺作态的人倒是有不少，真正愿意成长起来，努力把自己变得professional的政治人屈指可数。 不要自甘堕落，不要做烂泥扶不上墙的事情，反对派政治运动需要一批更加专业的政治人才，而不是只满足于输出观点的网络键政好手。多媒体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复合体，并不是反对派政治的生存土壤，反对派政治的生存土壤是民意和民心。 新国家也需要有社会契约，假如你跟乌合之众和暴民团伙订立社会契约，你不担心这些人将来杀你祭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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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天前
网络政治议论跟现实政治差距还很远，网络政治议论最多算网络舆论，许多人把这个跟现实政治混为一谈。 网络政治议论没有门槛，在这里，所有人都可以觉得自己宇宙无敌聪明。但是现实政治门槛很高，在网络上风生水起的人也可能在现实中被打回原形。尤其不能控制情绪和被仇恨蒙蔽双眼的人把政治当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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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天前
知乎网友提问：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会好转吗？ 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普遍比较悲观，许多人反应是“积重难返”，还有很多人指责当局粉饰太平、掩盖问题、讳疾忌医。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比网民们的直接感受还要复杂和严峻很多，单就人们已经意识到的问题而言，已经不是短期内可以复原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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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4天前
方脸老师讲的对，我们不要在一些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分得太清，哪怕是中共内部也一样有需要支持和团结的人（更何况社会上存在松散的反对派群体值得支持，你个人不能宽容某人的地方，总有第三方能够宽容；你无法跟某人合作，总有人可以跟他合作。不要把路堵死），而且将来过渡政府也至少要保持相当多的公务员群体和将一部分官员转化成新的政治家，你不可能政治追杀把新政权变成革命独裁政权。 我要再次强调，现实中的政治绝对不是网络聊天那种东西，那是发泄情绪不是政治。虽然政治可以利用网络空间展开活动，但是对专业能力和素养有要求，不然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可以领导国家，然后互相不服，最后演变成无穷无尽的骂战。 当然，我们需要利用多媒体空间来培养公民政治，但最迫切的事情是培养社会运动骨干和领导人才。试问，假如你自己都不具备基本政治能力，怎么才能通过网络争吵让其他人变得具有政治能力。 假如你的目标是跟其他人合作一起建立新国家，要有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魄力，也要有跟其他人合作的能力，还要严格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社会运动骨干一定要比成熟的民主国家更杰出的政治才能，因为你面对的局势更复杂、更凶险、更困难，你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你不但无法跟极权国家争道德高地，还无法赢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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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4天前
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小企业主来信说，自己有努力去吸引年轻人组成一些小型团体，还主动加入一些与学生有关的公益组织，但是进展相当缓慢。一则是年轻人极端情绪和悲观情绪太重，二则是尽管志同道合但缺乏行动力、缺少合作态度。这样的情况让这位朋友感到很沮丧，也很迷茫相关进展跟不上经济崩坏速度。 首先，我非常钦佩这位朋友的社会行动力和奉献精神，也很感激他长年默默关注社会问题，并且专心做事情。当然也很感激他对我的信任。 开展社会运动需要具备很多条件，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社会动员。拉一些人建一个微信群或者电报群，或者私底下经常聚会，这些事情是很容易的，但一旦结社活动政治化，就会面临很多困难，像上面朋友提到的困难就是十分典型的问题，这是毫不意外的事情。 这位朋友问到：怎么才能使这种私下结社活动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呢？要怎么做才能把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一小撮核心成员团结起来呢？ 这无疑是真正的社会活动家才会提出的疑问。对此，我的意见是仿照清末结社形式，以组织学习活动的名义来进行结社尝试。比如学习小组、读书会、地下论坛、私人沙龙和私人演讲活动等等，这种地下活动形式在极权国家铁拳统治下比较常见。波兰在1970年代有一些知识分子恢复了“飞行大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结社方式），在私人住所里进行小组学习、讨论和演讲。中国清末还有人以教育会社名义结社，这类组织也是以集体学习的名义来进行动员和实现社会自组织（“社会自组织”这个概念在冷战期间东欧地下运动圈比较流行）。 社会运动为什么以集体学习活动为名实现社会自组织呢？这是因为社会运动首先是一种新思想运动，其次是新人格培育活动，最后才是实现有效的社会联结。 19世纪英国伯明翰存在过一个“月光社”，由科学爱好者、发明家、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共同组成的私人结社。这个月光社后来形成非常大的影响力，不是因为它的成员一来就是由名人举办，而是参与者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思潮和共同推动了社会变革。 我在这里提月光社，倒不是拿19世纪英国跟现在处于极权国家统治下的中国做比较，而是说月光社是一种较典型的学习结社模式，它通过共同学习、演讲、讨论和传播思想把自己成员培养成了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月光社并不是以名人俱乐部的名义供有闲阶级饭后消遣，它的成员日后取得重大成就得益于学习型结社产生的社会效用（后来还因为月光社名声大噪吸引来名人参与）。 学习型结社是一种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特殊组织，其社会功能就在于重塑个体、锻造社会纽带、培育新思想，以及为传播新思想扫清道路。 我们在缔造学习型结社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压制功利主义企图：你们首要目的是学习自强、共同进步，而不是单纯以是否利用这种结社来煽动起义和暴乱作为成果衡量标准（清末有许多极端组织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因为不管推动什么样子的社会变革，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社会好起来，而不是为暴乱而暴乱。 这种学习型结社不需要参与者都有多高的文化，但是需要参与者下定决心与其他人每期依照特定主题来共同学习、讨论，这当然也会锻炼参与者的演讲、说服和表达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优异者可能脱颖而出成为组织的中坚力量，乃至成为更大规模地下结社活动的领导者，这就是结社要产生的可以量化的主要成果之一：培养和锻炼人。 我们之所以反对功利主义心态，是因为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并不是着急推翻极权国家，而是培养可以推翻极权国家的人才和社会环境。这是绝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的地方。 学习型结社对于培养社会环境的助力就在于它不断培养和锤炼成员之间的纽带，培养个体之间的信任，培养合作和互助精神。假如我们把一个小圈子想象成一个圆环，多个圆环互相交叉（比如通过中间人或者一人横跨多个圈子）就形成了社会运动的广泛纽带，就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这样的学习型结社当然应该在地下进行，比如在住所里，在不被其他人监视的地方。假如结社活动本身就有很强的功利属性（比如反复强调推翻极权国家），那么成员之间就会胆战心惊、鬼鬼祟祟、畏首畏尾。如果每个成员都抱着改变社会、创造新人和学习自强的态度来结社，那就不必自己给自己平添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 当然，这不是说这样的结社虽然不违法就会被中共容忍，中共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结社。中共希望社会保持一盘散沙状态更有利于其统治，所以即使是学习型结社也一样会被打压，就跟家庭教会被打压是一个道理。 这样的环境就迫使我们谨慎扩大圈子，不要好大喜功，也不要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而是稳扎稳打地推进，要培养应对镇压的弹性应变能力。要始终记住：你结社的目的是培养人才和社会环境，不是一来就搞个烂摊子收不了尾。 我前面有文章讲到，跨出第一步是从有限信任、有限接触和有限合作开始的。我绝对不鼓励个体在发展朋友圈子的时候，毫无保留和盘托出，这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拿出去赌博。但在长期合作和互信的基础上，在社会纽带强化到可以完全信任的程度，仍然要毫无保留信任自己的同袍，以免因为缺乏信任引发猜忌等等。 话说回来，学习型结社要学习什么呢？读书当然是最常见的形式，除此以外还可以以兴趣（比如科技爱好者、摇滚音乐爱好者、运动项目爱好者等等）名义结社，而学习和讨论的主题围绕兴趣点来进行。当然，也可以以具体政治技能的名义进行学习型结社活动，比如以培养公民的政治才干为目的的结社（包括分享政治案例、历史案例、学习公共演讲、锻炼游说技巧等等）。包括我先前曾在YouTube节目里讲到以学习情绪控制和培养个体韧性为目的结社也可能是重要主题（比如学习斯多葛主义的情绪控制技术）。哪怕就是以新思想学习为主题的结社也非常值得推崇。 不论哪种形式（包括定期进行网络电话会议等），不要忘记结社的目的是为社会运动培养人才和社会环境。如果抱着功利主义心态，不仅会造成人人自危，还可能适得其反，难以发展成员。 学习型结社是培养核心圈子，在不同圈子之间互相串门，既是在交流经验和心得，也是在考验个体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社交能力，更隐蔽的层面还是将不同圈子串联起来增强社会纽带和共同应对（镇压）风险的能力。除了核心圈子之外，在不暴露地下结社的情况下有限接触其他社会组织也会有助于扩大社会活动范围和吸收新人才。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兴趣组织学习型结社，不必因为活动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开展就沮丧——相反，如果全国都在组织这样的学习活动，这才是不正常——你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和自己的小圈子培养成最能够影响和促成社会变革的那3.5%人口（我之前节目里引用过哈佛大学政治学家Erica Chenoweth的数据）。 你有关社会的变革信念不仅来自你的自己小团体，也来自不断学习和吸收新思想的新动力。当然我们所有正在改变的时代新人也会成为你的信心和动力源泉。没有人是真正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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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5天前
接到很多反馈，还有很多提问都非常好，要有耐心，我会一一回复。在给出答复之前，要保持情绪稳定，不卑不亢地面对困境。另外，有一些基础性问题是自己可以解决的就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不必事无巨细皆求助于人，虽然也很理解各位迫切寻求改变现状的心理。 无论如何，要等待，要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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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5天前
DeepSeek 使用率在六個月內暴跌 94%（ChatGPT 使用率增长约 40%，Google Gemini 增长约 85%）），这说明它之前爆火是人为操纵的结果，一旦失去幕后操纵就会被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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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5天前
专业知识欠缺，满嘴网络黑话，这种情况表明你的认知是公共议论和公共情绪塑造出来的，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也不可能单靠这种观点就足以说服业内人士。比如某网友反对社会团结的理由是防止中共统战，所以鼓励各人自发反抗就好，没必要社会团结。我压根不想搭理这种观点，因为非常业余，但像这种缺乏专业知识的观点太多，很多时候就在切切实实地误导社会。 中国社会学家田毅鹏和吕方在研究中国社会原子化问题的时候，发现中国的社会联结机制遭到破坏，但是没有找到问题根源出在哪里，他们以为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造成社会原子化（也可能他们可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故意避而不谈）。 社会联结机制遭到破坏是怎么回事？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取缔结社和集会权利，驱逐和或取缔一切（不受中共控制的）非政府组织，严密监控（并且安插耳目到）一切协会或组织，甚至于连政府难以控制的家庭教会也是打击对象，这些就是政府有意破坏社会联结的显著证据。 控制舆论、监控舆情、监控社交平台，也为防止社会联结机制在社会危机加深的情况下自动恢复，目的是造成个体无法与志同道合的他人走到一起讨论公共事务。削弱社会信任度，也可以实现这种离间个体关系的目的，只有社会信任全面崩坏，人人互相猜忌，才能防止志同道合的个体秘密结社。 所以，你以为中共苦心经营这么多重防范手段是图什么？离间社会关系很好玩吗？有些道理是不需要专业知识就能明白的，但有的人就利用这一点散播似是而非的谬论误导民众。 几乎所有极权国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离间社会信任和把个体孤立起来，防止个体联结，这是因为社会力量之所以成其为力量，就在于它是一盘散沙社会凝聚起来的结果，而一盘散沙根本就不是力量。再者，你幻想鼓励一盘散沙自发反抗，这就面临第一个难题：怎么动员？你都没办法动员一盘散沙，你怎么安排他们反抗？ 再者，你以为中共的统战是团结社会吗？不，你太错了。中共的统战是控制社会，是通过官方批准的机构、组织和会社来控制社会。至于说普通人，你不是什么企业家或者社会精英，你根本就没有统战价值。 你是中共蔑视的对象，中共把你视为草芥，只有我们把你当成珍宝：我们想要跟你与所有和你一样的普通人一起，结成一个社会联盟，哪怕是一个松散的联盟，也可能打通社会动员障碍，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无法动员社会反抗极权国家的难题。 你猜怎么着？我们把你当成珍宝，你反倒看不起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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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5天前
网友调侃中国的人工智能“高度社会化”，把某些群体的自相矛盾习性表演得活灵活现，岂止是人工智能，完全就是人工操作：普通人有危险不可以砸窗自救，但是省委书记有危险就可以砸窗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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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5天前
最近几天查阅了大量东欧剧变历史材料，我发现其中一个跟当下中国很不相同的地方是：当时东欧各国均出现了对政治经济改革的绝望和幻灭，正是这种情绪推动了反对派运动发展，但是中国至今还有很多人对改革开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幻想在习近平以后重归改革开放路线、重温江胡时代美梦。 这种幻灭会在后习近平时代开始显著扩散开来，届时中国民众终究会发现：不是习近平阻碍一些人继续做改革开放的春秋大梦，而是改革开放根本就推进不下去。 改革开放唯一的作用，就是虚构了一条虚假的由极权政府主导的改良主义道路，让群氓以为只要回到改革开放路线就可以继续改善国家处境。事实上，习近平体制是江泽民体制和胡温体制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变调），这是一种趋于成熟的极权体制，今后断无重新放松的道理，而是会一直强化和不断强化极权主义统治。 时代幻灭最终会突破那个临界点，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达到临界点之前，要让社会准备好。这不是什么末日论，有的神棍趁机宣扬末日论来招揽信徒，这未免居心叵测。时代幻灭关系到的是社会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风气躁动不安。如果我们不能提前预判其中持续恶化的风险，持续高压的极权统治不仅不会迎来“末日”，还可能将一种“末日心态”常态化，使绝大多数人主动放弃抵抗，或者把抵抗希望转寄在他人身上——这就是一种奴隶道德：幻想通过他人报复社会来满足自己报复社会的愿望。 我们说要让一个社会做好准备，指的是要在一盘散沙社会打通社会动员障碍，让个体之间可以实现合作和有意义的联结，以便应对共同的生存危机：不断强化的极权统治。 有的宣扬末日论的神棍群体，把这种恢复社会有机联结的努力污蔑为大一统，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推动社会变革，要尊重社会规律和政治规律，而不是听凭神棍指点江山。中国的未来不是什么末日论神棍决定的，而是由全体国民集体决定的（比如少数民族和特区的去留公投问题），我们现在呼吁重建社会联结同样也不可能决定中国未来去向——我们唯一可以控制的因素，是培养足够多的文明人，不把杀人当儿戏，不把政治当成是奴隶的报复性幻想，能够坐下来冷静沟通和谈判，能够合作、能够形成共识、能够为推翻极权政权克制分歧来制衡社会群体中的另一部分野蛮人——这些野蛮人只想要报复社会和把社会引向无穷无尽的灾难。 我们说要让一个社会做好准备，指的就是要让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合作，这要求我们克制暴戾无常的社会习气以便共同对抗极权、陋习、社会偏见、以及可能误导社会误入歧途的极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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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5天前
中国的社会运动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不仅要跟极权国家做长期斗争，还要关心弱势群体、声援抗争人士以及捍卫公共福祉和对抗社会偏见跟陋习。 “双头蛇社会”是一个巨大挑战，不管你在哪一条战线上，你始终要避免一个人埋头单打独斗。东欧剧变的历史告诉我们，哪怕是松散的社会联结也好过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