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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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委内瑞拉以前是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但是怎么一步一步倒退回专制国家的？研究者认为委内瑞拉是先发生了民主侵蚀，再走向半威权体制，最后在马杜罗时期升级为全面专制。 1990年代查韦斯上台前，委内瑞拉还出现了“民主更新”的气象。查韦斯上台后用专制的法律手段大肆扩大行政权。简单地说就是，查韦斯一边集权侵蚀自由权利和攻击自由主义，一边制造民主参与和福利分配扩大的假象，制造出严重的计划政治和不可调和的两极对立。马杜罗上台的时候，他顺利接过了查韦斯的专制工具箱：法院被控制、选举委员会被操控、官僚系统失去了政治中立、军事和经济命脉被操控、全面压制反对派。 2024年出版的《民主崩溃时》回顾了历史上多个民主政体的崩溃历程，这些历史对民主国家来说是教训，但对缺乏民主政治生活经验的社会群体来说，也是学习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很不幸的是，社会大众往往只通过一些教条化的旧思想来认识民主政治，比如：民主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权利是什么……教条化的旧思想，很容易搭建出一个简单的公式，再配以武断的结论，于是就给民主政治盖棺定论。民主政治至今是一个开放领域，决定其命运的不一定只关系到“民主是什么”，还关系到“民主不是什么”。

#委内瑞拉 #民主侵蚀 #查韦斯 #马杜罗 #专制 #民主更新

1周前

在公民抵抗的推特空间中听到有人讲海外民运没有选举、没有正式的加入和退出机制以及财务不透明。这种抱怨是社会对政治反对运动普遍不理解造成的。按理来说一个政治组织肯定要有个政治组织的样子，但要分是什么情况。一般来说，海外华人组织有五种类型：一种是中共扶植的统战组织；一种是欲主动归化所在国的华人组织；一种是流亡团体自组织（属于政治反对团体）；一种是人权、劳工和（除上述之外的）一般非营利组织；最后一种是松散的政治反对派（不一定按照组织办法运营）。通常依靠金主（比如企业家）捐助的非营利组织，行动和报告主要向金主负责，比如财务汇报是面向金主，不需要面向大众。不向大众募集资金就不需要向大众负责。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开向大众募集资金，显然是需要向大众交代清楚每一笔钱用在了什么地方，这才是财务透明。至于并不以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模式正式运行的社会自组织，他们甚至都不一定有金主，通常也不向大众募集资金，而是自发以有限的社会资源（比如自己掏钱或几个互相凑钱）来支撑自发的准政治活动，这些团体当然没有必要向公众公开其私人财务状况。我还知道一些非营利组织甚至没有一分钱，平常全靠成员凭热情义务参与活动，像这样的组织都不涉及资金运营，你让它公开什么财务状况？至于组织选举和正式的加入跟退出规则，这对于一小部分归化所在国的团体来说确实必要：你都打算以华人社区的名义主动参与所在国政治活动了，当然要搞社区内部选举活动，不然就是连入门都没有入到。在这种情况下章程和规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流亡团体和人权、劳工、一般非营利组织是否同样也需要内部选举和内部章程，这也要看具体情况。比如一些小微型团体只有几个人，你逼他们搞选举、搞制度建设，这多少有点书生意气而且不免迂腐了。但如果搞出流亡政党或流亡国会这种规模，如果内部选举一塌糊涂、内部章程一塌糊涂，这个还是会被人鄙视的，也应该在这方面多多加强。只可惜目前奇缺合格的反对派政治家，没有人有能力驾驭得了流亡政党或流亡国会日常运行的基本需求。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搞这些很容易烂尾，结果就会出现选举搞得一塌糊涂，规则无人遵守，然后惹出一堆争议被人攻击。至于说松散的政治反对派，跟生活在部分专制国家的反对群体差不多，一定程度的组织化肯定是有必要的，但人们幻想的理想化的严密组织通常不切实际：要么因为其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要么因为其成员不得不从事地下活动，你搞严密组织很容易被连根拔起、一锅端。这也是为什么部分专制国家（尤其是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国家）缺少组织严密的反对派。这既是缺点也是优势。现实就是：很多实际从事社会运动和反抗活动的反对群体就是以反对派联盟的形式存在，这种联盟是个人与团体和组织的互相结盟。像2019年以前香港那种不民主但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可供政治组织和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条件，对极权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2020年以后，香港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也一样荡然无存）。对极权国家的政治反抗运动，不可能机械地照搬照抄成熟民主国家政治游戏，因为缺乏环境，也缺乏条件。前面讲到的几种情况，实际上也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以波兰1980年代的团结工会为例：这个组织成立初期确实有过一次内部民主选举，但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强力镇压，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活动，不再进行选举；于是就有很多人跳出来指责团结工会是翻版独裁，是跟政权一样的极权主义组织，甚至把瓦文萨骂成新的独裁者。实际上呢？波兰召开圆桌会议把反对派放在台面上来发言之后，团结工会组织并没变成第二个极权主义组织，反而帮助国家平稳过渡到民主政治。波兰团结工会这个案例就很说明问题：反对派组织的内部构造对国家的政治变革不一定存在着必然联系，尤其极权国家的反对派群体通常是不合法的地下运动，你并不能对这样的活动要求太苛刻。书生意气，照本宣科，不见得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智慧。还是那句话，人要务实，要根据情况改变策略，不要成天拿着本本跟教条教别人做人。

1周前

纽约大学和汉堡大学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勒·岳廷根（Gabriele Oettingen）研究的“积极思考”（positive thinking）与通常的理解大不一样。通常我们以为要做成一件事，成功的关键是要有乐观积极的心态。但岳廷根说：积极思考往往会阻碍我们取得进展。九十年，岳廷根做了一项研究：她将参加减肥计划的女性分为两个组：其中一个组，要求女人们想象自己成功完成了计划；另一个组，则要求她们想象自己面对美食诱惑该怎么办。事后，她请她们对这些想法和画面的积极或消极程度进行评分。一年后的随访发现：女性在想象中把自己描绘得越积极，她们减掉的体重就越少。后来，岳廷根还做了一系列研究，结果也大致一致：幻想美好的结果（即幻想着顺风顺水地实现愿望）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反而阻碍了人们实现梦想。于是，岳廷根提出了这样一种假说：积极思考欺骗了我们大脑，使其误以为我们已经实现了目标，从而松懈了追求目标所需的警醒状态。实现目标需要一种平衡而且适度的方法：既不沉溺于负面情绪，也不强求欢欣雀跃。

#积极思考 #心理学研究 #减肥计划 #成就动机

1周前

优质纪录片搬运：罗马斗兽场历史还原

2周前

美国动物行为学家John B. Calhoun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了“行为沉沦”（behavioral sink）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指过度人口密度与受限的社会空间会破坏正常社会行为的表达，进而影响群体生存与繁衍。肖瑜援引“行为沉沦说”来解释中国生育率低迷的行为科学原理：

3周前

彭博社制作的有关美国情报部门抓获中国间谍季超群的纪录片从纪录片可以看出，中国国安部门除雇佣更加专业的职业间谍外，也招募看似人畜无害的普通人充当间谍。季超群在各方面都漏洞百出。他不是一名职业间谍，而是临时招募进来的，其言行举止全无职业间谍的样子，甚至故意跟人显摆自己是间谍。中共当局招募普通人充当间谍这个项目叫“千粒沙计划”，季超群显然就是“千粒沙计划”的一员。但季超群实在毫无反侦察能力，一丁点儿间谍的基本素养都没有，还给自己留下大量可以被定罪的证据。在被FBI卧底探员接上头以后，季超群甚至都没有对接任何暗号，也没有进行身份识别，就在对方模棱两可暗示之下乖乖踩中诱捕陷阱。纪录片甚至说他看起来傻不楞登的。但偏偏这样的人有相当迷惑性，这可能中共国安部门招募他的原因：看起来是人畜无害的傻大学生。中共当局曾公开否认季超群及其上线徐炎钧是中国间谍，但在拜登政府晚期，中共当局通过间谍交换，把季超群和徐炎钧换回中国，显然是承认了这两人的间谍身份。另一方面，我们也许要对中共当局的间谍活动祛魅：他们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厉害，并不都是“詹姆士·邦德”那种千变万化、无所不能的特工；他们中间也掺杂大量十分拉胯的草台班子。比如徐炎钧被捕后，竟然没有人跟季超群街头提醒他注意安全，也没有对他进行基础的反侦察培训，就这么把他推出上岗。在季超群跟人显摆自己是国安人员的时候，国安部门也没有及时出面制止或警告。也就是说，不止像季超群这样的非职业间谍是草台班子，连管理他们的上级部门也一样是草台班子。

1个月前

社会抗议向海外社交媒体转移、将社会运动弱化成社会舆论、将政治反对退化成网络骂战，这些情况并不一定就是社会运动向新形式转化，反而可能是社会运动式微、乃至消亡的表现。社会运动，不管哪种反抗形式，需要重新探索出路。向海外社交媒体迁徙看上去声势壮大，实则大大减损了对政权构成的实际威胁。

1个月前

科技浪漫主义的现代雏形，大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在电被发明出来后，电一度成为一种时尚迎合社会对科学和理性的想象。富兰克林还组织过电击晚宴，嘉宾以被电击为乐。还有人用电击治疗不孕不育，用电击体验性高潮，用电击治疗男性阳痿，用电击治疗性病…… 当时人们相信电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期间人们对科学实验狂热近乎迷信。正是因为这种迷信给伪科学创造了条件，于是像Franz Mesmer的动物磁力说大行其道。随着科学发展，后人回顾前人，总能看到前人对科技不可思议的狂热并不理性，反而是理性存在盲点的表现。比如居里夫人发现了镭，她随身携带这种放射性元素，也以为这种新元素包治百病。结果她恰恰就是死于过度辐射造成的疾病。现在的人也一样沉迷科技浪漫主义无法自拔，与18世纪的欧洲人并没有本质区别：都一样觉得自己相信科学就是最高理性。实际上人类无法准确感知科学本身带来的潜在威胁，反而夸大科学对人类社会的促进作用。你现在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崇拜，等过几十年再来看，不见得跟居里夫人随身携带镭有多大差别。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承认理性的有限性才是理性，不承认理性自身的有限性反而是违悖理性的：理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1个月前

向松祚一直是一个很务实的经济学家，不讲大话、空话、套话。普通人只是从向松祚那里看到“敢言”。实际上呢，向松祚并不“敢言”，而是务实，如今谁还敢婴逆鳞？务实的人会根据现实状况，灵活调整策略，这与矢志不渝并不违背。如今海内海外皆好清谈，又好猎巫，党同伐异之风猖獗，凡人动辄得咎。亲政府派好猎巫，以为几个法学家、几个公共知识分子就颠覆国家了，那你这个国家也未免太弱不经风了。若这样就推得翻你们政权，只能说明你们政权根基就彻底瓦解，不被国民拥戴，也就不值得维护了。所以你猎巫不猎巫，结果都一样。猎巫无非就是满足一下老祖宗留下来的嗜杀习性而已。反政府这边也一样喜好猎巫，以为几个“大外宣”就破坏你反共大业了（反而真的外宣账号和外交官账号赤裸裸地摆在那里岁月静好，诸位都当看不见），实际上1989年流亡一代至今，政治反对事业根本谈不上有所推进，何来反共大业之有？之前有人真的猎到巫了，比如试图收买影响力人士的统战部门代理人，但是结果又怎样？有很大差别吗？猎巫绝对是没有尽头的，所以呢？要把政治反对运动变成永无止境的猎巫行动吗？这样下去，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叛徒”，一言不合就是“内奸”。政治反对运动就算要猎巫，也要交给专业人士来，由立场相对中立、脱离社交媒体的人去做。如果纵容每个人起来猎巫就会变成文革式大乱斗：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你随便找个借口都是“大义凛然”的理由（这里大“大义凛然”当然是说反话）。然而猎巫并不能代替政治反对运动。你真的揪出几个所谓“大外宣”或统战部人士来，就对中共构成惨重打击了？你就算把那个“Xi's Moments”举报到封号，结果中共政府就因此垮台了吗？政治反对如只停留在社交媒体上，就始终只是社会舆论、乃至只是社会娱乐之一部分，就此而言，两边猎巫纯粹就是满足争强好胜的斗争心理罢了，实际上根本就算不得是斗争。要向真正的政治斗争转型，只把政治反对当成舆论、甚至娱乐都是不充分的，可以说是政治还没有入门。对于政治反对运动来说，什么是务实？反对首先起码得有力量吧？单打独斗，因为私人恩怨争强斗狠，一盘散沙妄想以数量取胜，算什么力量？政治反对首先起步是从组织化开始的。组织化的政治反对就是形成有合作意识、可以互相掩护、能够坐下来谈判的反对派群体。这跟拉帮结派搞党同伐异是完全两码事。拉帮结派也就是中共经常批评的小团体主义或宗派主义，跟土匪占山为王别无二致。但是反对派群体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这跟中共的政党政治中的派系政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共那边叫派系政治，在我们这边就是纯粹的拉帮结派瞎胡闹。另一方面，我们也经常看见另一种不务实行为：明明自身缺少政治才干，又不学无术，动不动就空谈建党、建国。政治不是整人、背后算计和耍小聪明。这些小伎俩上不得台面，甚至上不了桌。我们也看到极少部分确实有一定政治才干的人群，他们也确乎是有意识进行政治转型（从社交媒体用户转向真正的政治反对派）。但问题在于他们一方面缺乏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缺乏战略高度，还有就是专业化程度欠缺。总之，各种不利因素都在破坏务实和阻碍政治反对群体向政治反对派发展。什么情况才有点政治反对派的样子呢？比如我们时不时会看到有会、社、盟等形式的社会自组织出现。他们浮现在公众视野，不是因为卷入骂战或丑闻，而是因为谈判和结盟。与此同时，你会看到国内社会也在积极响应海外自发形成的会、社、盟，即使国内并不存在公开的地面组织，但地下关系网盘根错节。但话说回来，如果海内海外各玩各的，像伊朗流亡群体自建的反对派，最终也是要破产的。你要形成专业的、职业化的政治反对派，海外并不是你的政治根基，你的政治根基仍然在中共统治下的地区。如果你自废武功，不屑于建立海内外社会联结，你仍然是凌空蹈虚。你的务实最终也只是自娱自乐而已。

1个月前

法学家罗翔在最新一期B站节目中，用斯多葛派哲学来作为2025年终总结：如何避免幻灭，获得内心自洽？罗翔说：所有的仇恨本质上都源于爱与尊重的缺乏。

1个月前

哈萨克斯坦拟于3月15日举行新宪法公投。如果公投通过，新宪法将改变该国政体。新宪法将削减总统权力，扩大议会权力。托卡耶夫宣称将终结该国受苏联中央集权模式影响的“超级总统制”，转向发展总统议会制。新宪法拟改两院制为一院制、缩减议员人数、恢复副总统职务和加强权力制衡。该国曾于2022年举行重大修宪公投。托卡耶夫此前宣布将于2029年卸任。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7年，不得连任。如果新宪法通过，也可能会给托卡耶夫第三任期开一道后门，但他是否最终会兑现承诺放弃寻求连任，目前尚不清楚。较大可能性是自新宪法生效起重新举行全国大选，托卡耶夫当选可能性仍然很高。鉴于部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有用修宪为名目增加总统任期的先例，质疑者也怀疑托卡耶夫是否真的有心推动民主转型改革。从托卡耶夫2019年上台以来，该国确实有向民主化转型的大趋势，一系列体制改革都在加强民主制度和法治建设。单就目前新宪法最终草案来看，政治权力结构重新调整以强化权力平衡的色彩十分突出。哈萨克斯坦新宪法最终草案链接：

1个月前

《博物》杂志副主编、著名科普博主张辰亮（网名“无穷小亮”）闲谈科普工作不易：有时遇到莫名其妙的质疑，许多人的知识源于有限的个人经验，但质疑起专业人士来却十分自信。自然科普被非专业人士质疑还算轻的，社会科普被非专业人士质疑就不好办了：他们一表达质疑，就咬牙切齿，好像非弄死你不可。

1个月前

“…by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slamic intellectual culture had lost its curiosity, and a reactionary attitude came to dominate virtually all fields.” 伊斯兰世界的倒退，最迟从14世纪就开始了（14世纪以后流行的观念开始排斥科学精神），在那之前，它仍然取得了堪称群星璀璨的耀眼成就。

1个月前

吹爆❗ 作者托比·哈夫（Toby Huff）教了34年社会学没取得什么成就。但一退休就突然逆生长❗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研究领域“狂飙突进”❗ 请问这位平时是有多不喜欢自己本职工作❓ 从一篇论文得知这位神人。本书溯源为什么早期科学精神盛行于基督教世界，而不是其他地方。秘密在于早期基督教吸收了古希腊哲学传统，尤其柏拉图形而上学。早期伊斯兰教不但屏蔽了古希腊哲学的影响，还在其文化黄金时代，在大量译介古希腊思想之时，刚好规避了对于形成理性崇拜和科学精神至关重要的柏拉图《蒂迈欧篇》。至今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社会实体仍无法建立类似西方的理性秩序，乃至仍有人与科学精神互相冲突。实际上犹太教存在跟伊斯兰教同样的问题，但为什么很多犹太人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呢？这跟犹太人大离散过后，成功融入西方世界有关。离散在除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历史上就很少取得突出成就。 * 以上简介主要基于托比·哈夫的科学史研究课题，不涉及对特定宗教族群的偏见。

1个月前

《台湾关系法案》看上去以启动核弹级别的制裁相威胁，就是只字不提在爆发台海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如何武装台湾以及是否出兵保卫台湾。启动这些制裁中国确实会遭到惨重打击，但经济效果不会立马显现。俄罗斯也一样遭到惨重打击，但经济和社会秩序连续几年没有彻底崩盘。但台湾能坚持抵抗几年呢❓ 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如果台海战争期间是特朗普执政，或者又来一个奉行孤立主义和绥靖政策的总统，是不是美国又像停止支援乌克兰那样停止支援台湾？乌克兰有战略纵深，台湾缺少这样的战略纵深。台湾承担不起美国犹豫不决、模糊不清的代价。天安门惨案过后，西方制裁几年之内就撤销了，中国也可能冒险赌西方无法将制裁坚持到底。当然，如果制裁坚持下去，中国也可能出现像委内瑞拉、古巴和伊朗那种经济被制裁搞破产，但政权依然不倒台的情况。

1个月前

失业比找工作还难❓ ——中国失业统计数据是怎么造假的网易的“漏网之鱼”

1个月前

黎智英哽咽说自己12岁从中国大陆逃难到香港，身上只有一美元💵是香港给了他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回报香港，是偿还这座让他重生的城市。但在极权国家，一切是非黑白都是颠倒错乱的。良知、正直和道德在这里就形同否定不人道的统治，结果你不但要遭极权国家镇压，还要遭群氓咬牙切齿“千夫所指”。

1个月前

罗翔有关“后真相时代”的短片引发热议，有网友对后真相时代、虚假消息和谣言传播很感兴趣。以下推荐几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破除心中的偏执，有利于打开眼界，对争议事件保持开放心态，不急于做出判断，因为即使是正常人的理性也十分有限。前两种是加州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科学哲学家写的，既有科普性质，又有较强学术价值；后两种是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研究者写的，取向分别是政治传播研究和行为心理学研究。最后再追加一种：哈佛法学院法学家Cass Sunstein写的《#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以上推荐（都是近10年以内出版的新近著作）涵盖了多个领域对同一类话题的反复研究，提供多重解释视角。作为科普材料来说是十分有益的读物。读者进一步了解“后真相时代”信息传播和事实重构之后，应当对公共事务和社交媒体议题持开放态度。一旦形成了某种执念和刻板印象，就偏离事实越来越远，只会给极端主义和网络戾气提供养料。

1个月前

罗翔“自我反省”也有错❓ 你指责他言行不一倒是给出一些证据啊，你私下接触过罗翔❓

1个月前

中国著名刑法学者罗翔近年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做法律科普，但近期因不明原因，清空了微博。清空微博后，2月8日罗翔在B站发布一则短片，借“娃娃菜中毒事件”多次反转，解析“后真相时代”为什么人会对谣言笃信无疑：所有谣言都是对真相的不同程度偏离。之所以会发生不同程度偏离，是因为在“后真相时代”人们只寻求情绪满足，把情绪感知当成事实真相，就像喝假酒也有酒味儿一样。罗翔虽没有正面回应某些网红的挑战和质疑，但也从一个侧面拷问“后真相时代”认知错乱、谣言横行无忌，致使人沉迷于“喝假酒”而不自知。

1个月前

陈奎德（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转型阶段。当此之时，中国知识人如何自我救赎，自我定位，使中国摆脱共产主义进入现代文明世界，是当代中国知识人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毛泽东曾经人云亦云，轻侮知识分子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毛断言历史转型的杠杆只凭枪杆子，知识人无足挂齿。其实，无论是西方四百年来的重要转型，还是三十多年前苏联东欧的史诗式巨变，亦或是中国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九六四以来的历史演变，是非对错姑且不论，在这些历史场景中，知识人从未缺席，是重大变迁的先声。 1、准立宪过程：极而言之，知识界通过深思质疑答辩的思想交流及其精神成果的呈现凝结，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准立宪过程。如洛克（John Locke）、康德（Immanuel Kant）、卢梭（Jean Jacques Rosseau）、亚当 · 斯密（Adam Smith）、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杰弗逊（Jefferson）、麦迪逊（Madison）、柏克（Edmund Burke）、密尔（S.J. Mill）…… 之于西方，如康有为讲学《万木草堂》、梁启超参与设计《钦定宪法大纲》、张謇等起草《清帝逊位诏书》、张君劢执笔《中华民国宪法》，胡适、雷震、殷海光的《自由中国》运动 …… 之于中国，都形塑了历史演变过程。换言之，“秀才”并非“造反”，而是“立宪”。他们建立或重塑了公共伦理、宪政架构、人权理念、法治框架。即是说，知识共同体在精神上为政治共同体奠立了基础。 2、中国式反智主义：各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反抗的共同体 , 比较其他国家如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的知识界，中国知识人的生态环境更为险恶严峻。鉴于毛式“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在中共党内的精神遗产，众所周知，中国知识界与执政当局的敌对程度超越了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知识界，不仅是 1968 年苏军碾压过的布拉格以及 77 宪章时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不仅是当年波兰的团结工会顾问团，不仅是 1989 年秉烛游行和平抗争的东德知识界、基督徒，中国知识人还经历过知识分子“交心运动”的洗脑，经历过 1957 年整肃一百多万知识人的反右运动，经历过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经历过 1989 年的大屠杀；中国知识界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受到当局迫害的残酷程度远超他国。甚至在后毛时代，中共头目周永康还说过，中国就那么二百多个公共知识分子，把他们全部活埋也是小事一桩。在习近平时代，中共的反智主义更加粗鄙残忍，对知识界的敌意愈演愈烈，言论封锁宛如铁桶，维稳经费超越军费，甚至巨额拨款雇佣小粉红污名化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在极端的中国式反智主义环境中，势必付出更高的代价和承担更大的牺牲。这是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一重困境。 3、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中国反抗的共同体的第二重困境，来自其政治实践中的困惑。自由主义知识人与政治党派运作天然有一种隔膜。他们以独立见识为荣，不容易让渡自己的思想权利而变成政治机器中的螺丝钉。因此在反抗的共同体内出现异议，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强行统一思想将蜕变为列宁主义政党。鉴于此，反抗的共同体必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群体，这是自由派共同体应当付出的代价。它在短期的政治博弈中或许表现软弱，但它的实力将在长时段的竞争中呈现出来。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前后，反抗当局的群体分成两派：“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前者强调勇敢激进的抗暴斗争，以年轻学生为主；后者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以民主党等组织内部年长的政治活动家为主。一度双方曾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但在运动过程中，各自都增强了对不同方式的理解，后来在整个反抗阵营出现了一句潮流用语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它意味着“勇武”派与“和理非”派“和而不同”的联系。这句话充满智慧。目标一致的派别，即使采取的策略不同，也都遵守了“不分化，不笃灰，不抺黑，不割席”的精神，从而破解了北京当局的分化阴谋。这也同晚清至民国转折时期中国知识人中的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划分一样，当年致力于结束满清统治的中国士林对双方莫衷于是、难于抉择。革命派以孙中山、汪精卫为代表主张共和制；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主张君主立宪制。双方曾激烈论战。但实际上他们欲达成的基本体制并无根本差异，均属宪政民主体制。只是革命派手法更激烈而已。事实上，当时中国地方精英很多都是既对革命派提供资金，又积极参与立宪运动的。最终，《清帝逊位诏书》体现了双方共享的价值 ——“重叠的共识”，导致了其共同的成就：帝制覆灭。此外，如崔卫平教授披露的，1977 年签署77宪章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人，也包括了一些认同宪章的体制内官员。这正是宪章的价值力量，而不是无原则的妥协。之后 1989 年天鹅绒革命的辉煌成就，为包容性深广的77宪章做了见证。 4、凝聚“重叠的共识”：事实上，反对的共同体内部是存在“重叠的共识”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该共同体了。即是说，共同体有其底线，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重叠的共识是共同体天经地义的基本价值，是共同体形成之始大家默认的前提。譬如，77宪章的签署者的重叠的共识就是落实《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那是一份东西方 35 国政府（含前苏联、美国、欧洲各国）于 1975 年签署的国际协议，77宪章签署者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履行它已经签署的人权承诺”。那是无论何种身份背景的宪章签署者重叠的共识。《赫尔辛基协议》与《77宪章》之间，是国际承诺转化为国内公民权利运动的经典案例。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法律依据、道德正当性和国际杠杆，后者则是前者在东欧阵营内部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成果之一。 5、中国知识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目前中国人权状况日益黑暗，但北京当局被国际主流社会孤立，内外交困，故常常被迫声称它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其相关法律文献云云，以摆脱困境。有鉴于此，中国知识人共同体有必要联手主流国际社会，坚定要求北京严格而具体地遵守和兑现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实际上《赫尔辛基协议》在第7章中就特别提到签字国应依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和信仰自由。有人或以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流氓式的北京政权已不起作用。但人们或没有看清中共当下的危机态势。笔者曾预判，近年来北京高层权斗愈演愈烈，双方均失却了退路；而各方又认定同在一条船上，绝不能让船外知晓。然而，既然内斗已演变成“死亡的螺旋”，这种螺旋上升的逻辑是：当白热化权斗相持不下你死我活时，为压倒对方必定有一方要诉诸船外 —— 民间力量，以冲破僵局，改变平衡。因而，包裹黑箱船体的铁幕势将被撕开一个裂口。近日发生的一个爆炸性消息印证了上述直觉：突然，六四抗命的徐勤先将军在军事法庭被审讯的录像令人惊愕地出现于公众视野。这份在黑箱里已经密封了35年的录像，在当下这个诡谲敏感的历史时刻破土而出，它意味着什么？它将是冲决中国知识人作为反抗的共同体的困境的历史性契机吗？值此全球动荡不安的大变局中，那或许是举世翘首以待的“中国时刻 ”。文章地址：

2个月前

在匈牙利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政治反对最活跃、参与热情最高的群体是文人和人文社科群体。以下是匈牙利1977-1994年最活跃的社运知识分子占比最高的前十种职业，读者可以看出非常明显的特征： “根据博佐基和西蒙·阿格尼斯的统计，1977-1994年间，最活跃的社运知识分子占比最高的前十种职业分别是：文人（13.61%）、艺术家（13.43%）、记者（12.65%）、经济学家（7.17%）、历史学家（6.14%）、教师（6.02%）、社会学家（5.96%）、工程师（5.66%）、律师（5.54%）、大学生（4.94%）。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和人文社科类从业人员参与社会运动的热忱明显高于理工类。其中核心社运知识分子（即充当领导者角色、长期活跃以及主要影响力者）占比最高的前五种职业包括：文人（35%）、哲学家（15%）、社会学家（12.5%）、经济学家（10%）、工程师（7.5%）。依然是文人和人文社科占比最高。” “博佐基（和西蒙）并未解释这种比例构成的成因，但我们可以想象：思想最活跃和最善于表达的群体更倾向组织、参加和推动社会运动。” 无疑，文人和人文社科群体是其中思想最活跃和最善于表达的群体，毫不奇怪这个群体会主导和领导匈牙利的社会转型。

2个月前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1期下载地址：我受托采访了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前驻港全权代表亚当·金，谈到普通人没注意到的多个侧面，包括对错误现实主义观念的批评（即把官僚政治与反对派政治混为一谈）。在书评中，我首次引入了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也是我给自己的定位。社运知识分子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角色定位，这个角色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人承担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复和梁启超。社运知识分子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社会变革。其关注角度和焦点不同于一般政治反对（更不同于高度娱乐化的网络政治议论），而社运知识分子的角色就在于引导更加务实的社会讨论朝着社会变革方向前进。现实中很多人纠结于网络政治冲突的心结和眼障，已经远远偏离了现实政治，沦为凌空蹈虚和纯粹的政治娱乐化。社运知识分子不但要引导公共讨论朝着更务实的方向前进，还要在现实中塑造反对派政治和培养职业政治人角色，促成潜在的反对群体实现社会自组织。喜欢我的网友和读者以及关心社会运动和政治反对的朋友不妨去下载本期来看看，本期的《知识分子与反抗的共同体》也非常值得推荐。

2个月前

以前专门引介过美籍伊朗裔社会心理学家Fathali M. Moghaddam，他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解释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来龙去脉。事实并不像一些中国人想象那样，声称伊朗人求霍梅尼回来建立神权国家。实际上当时很多人是请霍梅尼回来当吉祥物，很多人以为他上年纪了，不会有什么野心，就放松了警惕。当时伊朗有多个建国方案，当时大多数伊朗人都不支持建立现在的伊斯兰共和国。只有霍梅尼及其教士阶层固执己见，这部分人本来力量并不算强大。霍梅尼之所以能够利用教士阶层迅速处决一大批拥趸他回来的世俗政权支持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偶然的：先是制造美国人质危机，后是两伊战争爆发，给霍梅尼迅速集中权力和打垮对手的机会。除了利用危机大清洗直接处决不同意见者和潜在反对者之外，霍梅尼也把他们送上战场当炮灰，借伊拉克之手除掉异己。同时霍梅尼也在国内大搞个人崇拜，借机整肃和驯服不同意见者。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霍梅尼的反对者并不团结：他们之间互相有矛盾，霍梅尼也看准机会让这些不团结的反对派狗咬狗，等两败俱伤之后，他出场消灭所有人。也就是说，其实霍梅尼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是窃取了革命果实，而不是革命本来的目的。中国民众普遍有一种误解，就好像1979年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伊斯兰政权、就是为了推霍梅尼上台一样。实际上霍梅尼是找准契机夺权和集权的，革命根本不是奔着伊斯兰化去的。伊朗人还要小心眼前这个巴列维，如果他回国，必须一开始就跟各方社会力量谈判商定：他要么放弃国王继承人身份参加选举，要么做国王放弃实权并且不得干预政务。目前巴列维根本没有霍梅尼那种能力。他可能有野心，但是能力不济，这回革命意外把他捧上神坛。他如果以胜利者姿态回国也不排除有政治野心。当然，法塔里·摩迦旦也讲了：独裁者夺权需要制造一些危机和契机，缺少这些条件就不一定会形成独裁跳板，有了这些条件就可能形成新的革命独裁政权。革命胜利后的谈判至关重要，如果是美国和以色列帮忙打下来的，那么他们理应肩负监督新政权的责任，而不是打完就撤，否则烂摊子可能重新搞内斗，给新的独裁者创造机会（大概率会是现在伊斯兰政权某些实权派人物）。

2个月前

感谢读者和网友在过去一年的支持和关注，祝愿大家新的一年日就月将、云蒸龙变！希望来年朋友们多务实务，多关怀民间疾苦，少凌空蹈虚拌嘴抬杠，徒增怨恨。单者易折，众则难摧，社会变革将有赖于诸君戮力同心，箎埙相协。如果亟亟于私人恩怨和政治短视，沉浸在舒适区不肯出来，社会变革将从何而起也？社会复杂性远远超出人类的理性能力，而日常生活中人类理性实际运用往往舛错迭出，而常人又好武断，于是纷争四起，争议不断。现代社会必须首要面对的难题就是社会争议问题。不承认社会争议，造成认知封闭、心胸狭隘和党同伐异，结果是各人抖尽机灵，机关算尽，但社会仍原地踏步走。有志于社会变革的朋友，应当先有“万象更新先从我始”的气概。我不新，他人亦不新，人人不新则社会因循守旧，陈陈相因。人不自新则社会必覆车继轨。社会狭隘之风盛行，必源于个人思想封闭。此封闭非古代之愚昧闭塞，而是不以开放文明心态接纳异己，过度自负而勤于武断所致。倘人心胸开阔，必荡涤戾气，接人待物始终如一。社会之宽容始于个人之开明，个人不开明则助长狭隘算计之败坏风气。愿来年与诸君时时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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