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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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前

周濂引用了哈维尔讲的“生活在真实中”来解释改变自我和改变社会之间的关系：改变自我，本质上就是改变社会，个体不变，社会也不会改变。有的人把政权更迭当成了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完全无视政权更迭的前提是社会变革。假如社会变革并没有发生，但是政权更迭了，你真的更喜欢再来一次暴政循环吗？政权更迭并不是唯一目标和终极目标。真正的目标是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变革，为了保障个体生活在有道德、能免予恐惧、互助互爱和有法治保障的环境中。这个变革目标并不一定取决于政权更迭，中东欧剧变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变革是先于政权更迭的。当一个社会准备好全面接受平行替代方案的时候，政权是被抛弃的，不是被推翻的。周濂没能理解的一个侧面是：生活在真实中的个体，以及个体与他人建立的有效联结，不能够仅仅作为个体或群体存在，而是作为平行社会存在的。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前20年就已经出现平行社会这种现象。生活在真实中的个体，必须依靠平行社会才能生存下去，否则真实和道德对你是有害的，还会连累你遭到那个虚假的表面社会的孤立和迫害。我们时常感觉与中共和及其支持者群体处在平行宇宙中，他们讲的东西，跟我们意识到的情况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很像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讲的平行社会。但是很遗憾，光有这些表面相似性还不是历史中出现过的平行社会。中东欧的平行社会，是由反对派运动和系统性的平行替代方案共同构造出来的，不但有平行文化，还有平行的精英群体，甚至还有平行的经济社会。当然，这里讲的平行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平行，因为其实平行社会与政权所主导的社会处在犬牙交错之中，之所以说它们是平行的，是因为它们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以及公共道德和支持者群体上无法重合，反而互相对抗。平行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反抗运动，在既不系统，也不反抗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平行的幻影，也许是一个前景，但并不现实。

#社会变革 #平行社会 #政权更迭 #个体与社会 #中东欧经验

6个月前

在现实中真的有精密策划的阴谋吗？有倒是有，但是远远不像文学想象和历史叙述那样精彩；更多时间是官僚体制过度理性化造成的低效运转。即使以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权也一样逃不过这种厄运。不少人幻想的中国式高效率并不存在，更现实的情况就是人们常指责的官僚主义问题（西方国家也有自己官僚主义）。简单说，就是各国有各国的草台班子。中共唯一的优势就是把政治决策、斗争和执行全过程全部遮蔽起立不让外界看见（媒体即使看见也不许说出来），这样就像在草堆上搭绸缎唱戏，表面上看起来人模狗样，拆开绸缎来就露出底下的老鼠窝。当然，这种草台班子也不是一无是处。要不是草台班子每天拖着领导忍无可忍又不得不忍，保不齐哪天领导大暴走反社会，那危害程度比开车撞人严重多了。话说回来，把草台班子打扮得妖里妖气，也是一门艺术。在领导们正襟危坐、波澜不惊的外表下，藏着每天暴跳如雷一千两百次的强大心脏。开会完全是为了领导的健康着想，如果不开会修理草台班子，再强大的心脏也要跳楼。

#官僚主义 #中共 #政治遮蔽 #草台班子 #领导情绪

6个月前

抖音网友揭秘苏式逻辑中式逻辑就是苏式逻辑的翻版，但这两者都不是逻辑学范畴，而是意识形态诡辩术。要进行正常逻辑思维必须首先撇开这套诡辩术的常用词汇。这就像真正的政治讨论必须首先清理掉网络用语：一个满嘴网络用语的人，不仅对政治一知半解，甚至对什么是现实也一样产生幻觉。分不清现实、臆想和愿望的距离，分不清政治娱乐化跟现实政治的差别，跟正常人交流都会觉得困难，更不要说用来说服和辩论。简体中文公共领域（要注意，这里不是说学术界），没有形成正常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因为要么被中共意识形态污染，要么被大量网络用语污染。反对派运动的平行替代方案，要重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政治话语体系，引导民众参与有效的政治讨论，而不是用诡辩术和政治娱乐化来代替社会运动和市民政治，凭空制造冲突、无效交流和加剧社会绝望情绪。

#苏式逻辑 #意识形态诡辩术 #公共政治话语体系 #政治娱乐化 #社会绝望情绪

6个月前

东欧剧变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民主派跟独裁政权的斗争，而是“社会反对国家”。 1970-1980年代，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出现了“平行社会”和“平行文化”作为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替代方案。 “平行社会”和“平行文化”就像压在地板底下的野草，不管有没有阳光也要开花。最终，我们看到了平行替代效果。

#东欧剧变 #社会反对国家 #平行社会 #平行文化 #政治斗争

6个月前

宏大叙事为什么会失败？前民进党人游盈隆说，大罢免三大中心诉求“毁宪乱政”、“反共护台”和“亡国忧虑”，并没有赢得多数台湾人赞同，是大罢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两个原因，他认为是大罢免遭主流民意抵触以及在蓝营选区罢免蓝委使得罢免行动先天处于劣势。我们也看到有意见说，大罢免失败亦是宏大叙事之失败。作为一种党争策略来说，（大罢免三大中心诉求皆是）宏大叙事的有效性有限。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竞选策略是把选举宣传成自由与混乱之间的抉择，共和党则全面攻击民主党的各项政策。其投票结果是美国主流民意显然不太在乎民主自由是不是因为选举受到破坏，而是更关心移民问题、政府开支问题、产业回流问题等肉眼可见项目是否得到解决。虽然移民驱逐活动、削减政府开支活动以及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等议题并没有取得共和党大选期间的宣传效果，反而因为烂尾，有回归民主党政府路线的趋势。但是作为一种竞选战略，这种回避事关自由民主宏大叙事的策略，显然更容易赢得选票，即使并不真的兑现承诺，民意也不见得立刻反弹（比如恢复军援乌克兰，共和党选民也不见得就起来造反）。我们为什么要特地讲宏大叙事问题呢？中国海内外反对群体也存在着同样的宏大叙事陷阱：一边宣传民主自由和反独裁、反极权等宏大叙事，一边因自身政治素养缺乏，招致铺天盖地的内乱和互相攻击，而分身乏术。如果我们仔细去回顾东欧各国的反对运动，即使是像波兰那样庞大的动员规模，也很少直接用民主自由、反独裁、反极权来标榜政治取向的。其结果并不是东欧各国的反对运动都偏离了民主自由诉求，反而是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转型。另外，我们必须再次提醒：东欧剧变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民主派跟独裁政权的斗争，而是“社会反对国家”：站出来反对独裁政权的群体很复杂，不仅有从政权意识形态分离出来的社会主义分子和马列主义分子，还有极端保守群体和民族主义群体；即使是有自由民主倾向的团体，也不是团结统一在自由民主大旗之下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民主派（就算有，他们也是分散的，也就是说各自为战）。我们后来说东欧国家出现了反对派运动，而不是说民主派运动，就是这么来的，社会集结起来的力量是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为什么东欧反对派运动没有演变成新的专制主义政体？不是因为存在一个“民主派”掌握了实权或者多数派群体，反而是因为反对派以联盟的形式出现（即使是七七宪章团体也有联盟性质），由于没有任何一方占据绝对优势和绝对主导权，要和平实现国家转型就必然建立在谈判和妥协基础上（事实上，反对派联盟已经形成了未来社会的合作雏形）。我们当然很同情自由民主主张，但是从现实政治斗争需求和策略层面考虑，以自由民主作为反对策略同样有排他性和不包容特点。比如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团体也跳出来反对波兰独裁政权，那波兰亲西方的狭义自由派群体要不要跟他们死磕到底呢？假如波兰的反对派运动以自由民主作为唯一旗号，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斯大林主义团体以及其他数量相当庞大的社会主义团体，要不要跟狭义的自由民主派合作呢？不合作的话，要不要帮着政府镇压呢？再者，我们已经看见在中国大陆有着相当庞大的群体普遍存在对自由民主这套宏大叙事的厌恶和抵触情绪，但他们同时也不见得就对现状感到满意。既然要将反对派运动和社会运动从海外延烧到中国大陆本土去，你不得不多多地考虑策略性问题。这就像反对派和执政党争夺国家主导权，在优势不在我的情况下，反对派不但没有集结起来，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能把大陆社会动员起来的政治策略。这时候鼓吹宏大叙事不但没有多少人买单，反而相当多群体会埋怨反对派不但不关心社会疾苦和多样性，反而缺乏政治能力，只停留在空谈抽象理念阶段。不要说中国大陆社会接受不了，任何一个普通人也会一样接受不了只谈宏大叙事、没有政治能力的少数派群体突然接管国家。任何成功的社会转型都是通过合作来实现的，不仅需要有反对派群体的内部合作，也需要与旧政权合作：过度清洗旧政权往往造成政治和经济动荡（马列主义政权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就以彻底清洗旧政权著称），但是过度依赖旧政权又会造成暴政循环（比如俄罗斯1995年超过60%的国会议员、超过75%政府官员、超过75%总统幕僚、超过82%的地方官员领导层，来自前苏联党管干部，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成功转型的东欧各国）。成功的过渡政权往往需要依靠新官僚与一定比例的旧官僚合作，这是保障正常平稳过渡的必然条件。即使反对派都在社会运动中积累了大量政治能力和才干，真正轮到管理国家的时候，跟旧官僚系统和旧公务员系统部分留守人员合作是不可避免的。话说回来，如果反对派运动都以清算旧官僚系统为目标，其结果必然是强化旧官僚系统内部团结，严防政权更迭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政治报复和政治清算。其结果就是空喊报复旧政权的人要么自己躲在一边喊口号打气，要么自己首先遭遇最激烈的镇压。要在中国海内外群体中间建立反对派政治，不但需要领导群体培养真正的合作精神，还要培养真正的政治能力和务实的政治才干，否则不但在政治策略上误入歧途导致社会运动开展不起来，还要一直背负只会空谈宏大叙事和抽象理念的骂名直到永远。

#宏大叙事失败 #反对派合作 #政治能力 #务实策略 #中国社会

6个月前

民进党可能亟需更换一批幕僚和政治顾问。

#民进党 #幕僚 #政治顾问 #人事变动 #台湾政治

6个月前

7月25日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见附文）回顾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十余年时间，引发网民热议。社会信心这种东西，高涨的时候就狂飙突进、一日千里，退潮的时候就山崩地裂、哀鸿遍野。中国民众仍然对眼下的经济困境缺乏清醒认知，他们一边幻灭，又一边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这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周期而已，他们以为忍一忍，困境就会过去。我想借题发挥的地方是：社会信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当社会信心崩溃的时候，就会出现像东欧剧变那种连锁反应。这一点在捷克斯洛伐克尤其突出：这个国家的反对运动甚至没有怎么出力，这个国家就已经被时代浪潮裹挟而去，因为信心崩溃确如山崩地裂。当然，我并不是鼓吹坐着干等政权自己灭亡。中国眼下的时代幻灭还夹杂着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经济危机还没有触底，但是社会信心已经松动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转型历史机遇期，就好像波兰反对派运动遇到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和1976年当局误判形势导致食品大涨价。如果抓准了历史机遇期，社会运动就会如风卷残云一样席卷过来；如果错过了历史机遇期，不但反抗运动要付出更大代价，还可能无法成功。在经济高涨期鼓吹中国崩溃论是对政治经济规律的无知，但经济衰退期重新鼓吹中国崩溃论则近乎逃避责任和自娱自乐了。无数现实案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经济上破产的国家，也并不必然导致政权崩溃。真正导致政权崩溃的因素绝不包括国民什么都不做就干等政权灭亡。社会运动就是为政权更迭创造新变量的最重要环节：因为社会运动意味着社会主动求新求变，要求解决现实问题。相反，如果社会运动缺席，我们就会像案板上的鱼肉幻想重归大海。我们要主动去创造社会运动，要主动去创造可以改变社会的全新变量，不要沉浸于无休止的内斗和党同伐异，然后埋怨别人没有努力去改变现状。 -------------------------------- 《那十年，满城尽带黄金甲》 ——来自微信公众号：摩登中产 1 2004年，冯小刚包下T97次列车，取名“天下无贼号”，从北京南下香港。列车经郑州，过武汉，越长沙，车厢内德华高歌，葛优醉饮，一路欢声。一年后，微醺的葛优转战《夜宴》剧组，这次冯小刚用一亿两千万，重建了一座皇城。数米高的青铜吊灯有两百盏，皇后的凤辇造价五十万，1.2万平的大殿诡秘森严，大殿前数十匹骏马奔腾，每根毛发都用黑油熨染。那几年，中国电影尽是大手笔与大场面。陈凯歌的《无极》，到香格里拉布景，在无人区修路，为几秒镜头买了100多头高原犏牛。徐克的《七剑》，远行天山三年，武器造了上千把，准备连拍6部，对标星战。更早之前，张艺谋在内蒙胡杨林深处，拍下《英雄》第一个镜头。片中的树叶，都是60元每包，从老乡家收购。刀光剑影裹着王霸雄图，呼啸向前。人民大会堂首映礼上，200大学生身披秦甲，高喊：风！风！大风！ 2006年，张艺谋开拍《满城尽带黄金甲》，那风已浩荡无双。电影投资3.6亿，在横店1：1仿建故宫，一万平广场上，铺满四百万朵菊花。 51岁的周润发身披八十磅重的纯金龙袍，龙行虎步，穿过金色廊柱，登上朱红高台，放眼望去，一片金色的海。两年后，投资更高的《赤壁》到来。吴宇森要用6亿投资，“拍一部伟大的电影”。六千名群演，奔跑在八卦阵之中，两千艘战船，浮动在波涛之上。最长一艘战船，首位长达38米，号称亚洲版特洛伊。那些风声水气，已成绝响。多年后，参与拍摄的群演，回味起漫天落雪般的灰烬，“像大梦一场”。那是澎湃的大时代，而时代越澎湃，主角反而越是小人物。唯有上行，才有逆袭。 21岁的李宇春，被352万条短信选成全民偶像，登上时代封面，她原本计划是毕业做北漂，在地铁通道站唱。 33岁的郭德纲，穿过大雾回天津办专场，一月接受采访140场，不久前他的梦想还是小剧场能坐满，说句“我很欣慰”。那些年，我们看着旭日阳刚唱上春晚，看着王宝强越过原野，看着黄渤奔跑在《疯狂的石头》收尾，高架桥两侧，浮出海市蜃楼。穿行过上行周期的人，都相信奇迹。那十年，优酷上最火的歌是“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毕业季上最流行的歌是“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而写进高考作文题的歌是：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飞翔的人们掠过金色年代。 2001年，中国男足挺进韩日世界杯，2002年，姚明亮相休斯顿火箭队，2004年，刘翔110米栏决赛夺金，创造世界纪录。那天，疾驰如风的他说：我感觉今天自己是一个奇迹的主角。 2008年，更大奇迹上演，29个巨大焰火脚印，沿北京中轴线破空踏来。鸟巢之内，千人击缶，万人高歌，李宁飞天踏画，圣火熊熊，成为一个时代的燃点。火光下，人人都是奇迹的主角。 2 奇迹背后，是经济狂飙带来的底气。 2001年，中国GDP增速8.3%，而这只是那十年的最低值。 2003年到2007年，中国GDP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2007年增速达到14.2%。在西方，中国崩溃论悄然退场，英国记者金奇写了《中国震撼世界》，并成为英国年度最佳图书。在国内，央视《大国崛起》纪录片多轮重播，盗版碟热销，被摆在摊位最显眼位置。狂飙的经济，让原材料需求激增，煤老板成为上行周期第一批宠儿。他们一夜暴富，再一掷千金，最爱到北京买房投资。煤老板们对望京不屑一顾，要买就买“一环”：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否则不买！他们买奔驰越野，开信贷公司，投资影视剧，多年后，导演彭浩翔对煤老板念念不忘，“你给我拍个艺术电影，拍什么内容我不管，一定让我女朋友走红毯”。 2010年，30多个煤老板集资50多亿，成立汾酒投资公司，豪言让汾酒产能提升3倍，和茅台一争高下。与煤老板一起纵横江湖的，还有地产商。 1998到2007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增速20%，2007年，26岁的杨惠妍成为中国新任首富。富豪榜单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巨浪之下，热钱开始聚拢中国。 2006年，美国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造访中国，称中国伟大公司或许还没有诞生。一年前，号称投资半径“不超出硅谷40英里”的红杉资本来到中国，成立红杉中国基金。红杉合伙人沈南鹏，意气风发坐在上海恒隆广场28楼办公室内，桌上摆着3部手机，每个月话费上万起步。窗外，黄浦江江水奔流，一往无前。那年，朱啸虎刚加入金沙创投，很快有外号“点石成金”；今日资本徐新，刚投资土豆网，并称哪怕不盈利“我们愿意养它三年”。投资京东时，徐新嫌刘强东要200万美元太少，主动加到500万美金：“你现在没尝到钱带来的威力，你会觉得200万是远远不够的。” 2006年春节，从华盛顿飞回上海的38000英尺高空上，吴晓波给新书《激荡三十年》写下题记：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5年8月，百度登陆纳斯达克，当天涨幅超350%。媒体采访李彦宏，问他知不知道百度造就了8个亿万富翁，50个千万富翁，400个百万富翁。李彦宏说，分享财富，共同奋斗。两年后，阿里巴巴上市满月酒，酒桌上员工都在计算身家；同年，史玉柱在陆家嘴摆上市庆功宴，给所有人涨薪，并一人发一枚老凤祥定制金币。财富浪潮从楼市到股市，从煤老板到互联网新贵，最后漫过每一个人。北京海淀，星巴克内坐满创业者，推门进店，投资、创业、技术理想的话题扑面而来。高中辍学的李想，4年身家过亿，笑谈发家历程：“我们这些人，前两年，还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 《新周刊》写出那十年的急切和野望，“如果你三十而未富，那你这辈子很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 3 2007年，身份神秘的外企经理李可，写了《杜拉拉升职记》，两年卖出210万册。书里干练坚强的南方女子，成为无数白领的人生范本，“杜拉拉信奉踏实，不懈努力，靠个人奋斗获取成功。” 上行周期的年轻人，总是自信又乐观，相信未来注定是他们的。有媒体调查北上广深8个城市青年，发现7成以上年轻人不在乎失业，自信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他们相信爱情，选择伴侣时，更多考虑人品志趣，门当户对被排最后。他们相信梦想。广州赤沙村的小情侣，相信一定能搬到市区；北京唐家岭的蚁族，则梦想“三年一辆车五年一套房”。在国贸，白领相信30岁前能当上主管，主管相信后半生都是中产，飞机靠背插着的杂志上，说就应该“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回望那十年，繁华之下是狂飙，而狂飙的遗泽是信心。信心是最强大的惯性。惯性之下，那十年流光溢彩。他们是许三多，他们是杜拉拉，他们是见证奔腾的马冬梅和夏洛，他们是贾樟柯的风流一代。风流轮转。 19年后，满城已无黄金甲，横店广场也无耀眼明黄，蚁族的城中村已化森林公园，碧桂园忙着交房，昔日女首富焦头烂额。去年夏天，徐峥穿着不合身的外卖服，试图讲述逆袭人生，结果被骂得声名狼藉。电视上播的是小欢喜、小舍得、小别离，45岁的黄磊在楼道上痛哭流涕：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有人剪辑了马云的视频，2008年，马云说：银行不改变，我们改变银行；2018年，马云说：要改变我们自己。 2020年，马云说：都难都难，现在都难。所有人都在翻山渡海，沿着周期向上攀爬，而旅途越艰难，越想念远去的夏天。今年42岁的刘翔，已退役十年，罕有露面。 2020年一档综艺上，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大巴车上休息，小朋友问他到底几岁。刘翔笑着回答说：“我想永远停留在21岁，再来一遍。” 越来越多人回望那十年，不是贪恋黄金的甲光，而是想重温信心的力量。每个上行周期，狂飙的经济，总能带来信心，而重启上行周期，则需以信心为起点，凝聚心气。今年夏天，苏超火爆，一座座奥体中心内，人声鼎沸，人潮如海。这只是草根联赛，但当人们都相信它会成功，都有心气把它办成功，它就能成为奇迹。夏夜漫长，体育场灯光璀璨，欢声如雷，笑容如昨。恍惚间又有热风吹过。不如我们从头再来。

#中国经济 #社会信心 #时代机遇 #经济周期 #转型期

6个月前

公共事件的争议性与党同伐异我们经常看见简中社区有些人有这种习性：非要逼别人在一些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表态，哪怕其他人并没有义务必须凡事选边站，也会被这些戾气过重的人当成敌人上纲上线对待。依照这种按具体人物和事件划分敌我矛盾的标准，所有人都没办法合作。今天你支持A我反对A，我们是敌人；明天我支持B他反对B，我们又是敌人……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政治幼稚病。逼迫所有人在具体人物和事件上选边站，选到我对立面，你是敌人；不选边站，你也是敌人。这种四面树敌和强迫与我意见统一的倾向，却自以为自己又聪明又道德高尚。但其实这种做法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群氓政治，其中充满了暴民社会的愚昧。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折衷空间，而不是凡事上纲上线。社会上肯定有极端思想，极端思想是要区别对待，但以在一些具体人物和事件上选边站为划分敌我矛盾和展开道德攻击的标准，这种事情是在加剧社会仇恨泛滥和扩大社会冲突，其自身言行与极端主义无异。这种以具体人物和事件选边站为划分敌我矛盾和展开道德攻击的标准，就是典型的党同伐异和无穷无尽的猎巫。哪怕现在跟你称兄道弟的朋友，转天也可能在另一个议题上跟你争执不下，进而反目成仇。我们看到简中互联网上频繁割席断交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总会有一个议题别人跟你意见不一样，那就是所有人都会有机会被你当成敌人和道德败坏来贬低。你们双方都给对方打成敌人，都在道德上贬低对方，极尽侮辱对方之能事。你们尤其沉迷于这种幼稚的政治游戏。每个党同伐异的人一边装老练和装大义凛然，一边还觉得自己无比高尚、无比正确，而你的敌人是又邪恶又愚蠢……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然后你们却埋怨我们没有改变社会，而我们没能改变社会全怪我们道德败坏、无耻无能…… 想必这些党同伐异的人不但道德上坚不可摧，甚至有能力改变社会了，那请他一个人去改变社会。这种以具体人物和事件争议为借口党同伐异的人，有一种严重闭塞的观念和封闭的知识系统：他们认定对的事情就一定绝对正确；他们认定错的事情就一定绝对错误。他们不承认现代社会公共事件本身具有争议性（风险社会典型特点就是争议性），争议性是什么东西呢？你觉得对的事情，别人觉得不对，这就是争议性。但观念闭塞、知识系统封闭的人怎么看争议性呢？在他眼中所有人和事件都没有争议性，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是正义就是邪恶。凡是不照顾这种巨婴思维就是道德败坏。世界上当然有邪恶的东西，但邪恶也是按照争议性程度来划分的。比如极端男权和极端女权之所以被认为有争议性是因为它们有支持者，但之所以它们是极端思想，是因为它们的支持者极少、反对者极多。但是假如一个男人勇救一个落水女人，因为抱住女性胸部游水和托举女性臀部上岸就引起巨大争议，这时候支持者和反对者不相上下，这种争议性事件才是社会常态。但你不能因为你反对，就把另一半人说成是愚蠢和道德败坏，进而把你反对的人（和甚至不表态的人都）说成是敌人。你不能因为你支持，就把你这边的人都说成天使和义人。你必须承认事件本身争议性已经达到正反双方不相上下的地步，你不能把你自己当成独裁者来独断一切社会事务。从根本上讲观念闭塞和知识体系封闭就是一种独裁土壤。你扒开任何一个喜欢党同伐异的人的皮囊，在里面都住着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

#党同伐异 #简中社区 #网络暴力 #社会争议 #极端主义

6个月前

社会不合作就是这种情况。以前波兰也发生过这种事情：1966年天主教团体抗议，其他社会群体冷眼旁观；1968年学生运动，天主教团体和其他社会群体表示与我无关；1970年工人罢工，天主教团体、学生运动和其他社会群体表示吃瓜的路过。其结果就是各个击破、都被镇压。进入1970年代以后，波兰知识界拉拢工人、学生和天主教团体，缔结联盟，波兰社会运动立马气象一新，知道开始互相合作共同面对镇压了，结果就是众所周知了：波兰政府怎么都镇压不过来，因为一个站出来抗议，全部都站出来抗议，互相策应、互相声援、互相配合。哪怕戒严令推行以后，全部转入地下活动，社会团结也没有被粉碎，反而在危机面前社会团结加强了❗️

#社会不合作 #波兰 #团结 #抗议 #镇压

6个月前

越失败就是越成功😂 有时候会出现眼镜蛇效应：政府奖励抓眼镜蛇，民间为了抓眼镜蛇换取奖励，就开始大规模饲养眼镜蛇，结果就是政府越奖励抓眼镜蛇、民间养眼镜蛇就越多。政府的补贴政策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你越是补贴，对方就越是需要你补贴，结果你补贴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效果反而恶化了。

#眼镜蛇效应 #激励机制 #补贴政策 #政策失效

6个月前

有朋友对将维权活动说成是原子化叛乱很不满，说得好像我反对维权活动一样。在东欧剧变之前，东欧各国一样有维权活动，但那些活动是社会运动主流之下的分支，不是社会运动主流。维权活动挑战极权国家统治，给社会运动创造和探索可行途径，这些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如果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有多少人站出来反抗呢？但问题也出在这里：维权活动可以引起社会共情，也可能唤起权利意识（学术界有这种说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实证研究），但它的缺陷同样也很突出。比如河南银行维权事件或某些烂尾房维权事件。我们通过网络传播，可以唤起社会关注，但是社会关注不一定产生舆论压力，尤其是这种维权活动特别多，公众关注度有限而且还可能出现某种“关注疲劳”。公众不大可能因为一些群体的银行存款被吞了、另一些群体房子烂尾了，就煽动全社会（也就是全国各地）群起响应，都站出来推翻中共政权。为什么呢？因为始终会有人觉得那是别人的存款和别人的烂尾楼，与我无关。怎样才能让普通人觉得与我有关呢？这就需要维权活动再更进一步，上升成社会运动——我们说的社会运动在中国语境中就是民权运动，它不是某些个体和某些群体的权益问题，而是公共权益问题，是每个人的民权。那怎么才能从维权活动，上升成可以引发全民响应的民权运动呢？这就要涉及到我一再鼓吹的公民社会重建问题（不要急于下判断，先看一看我最近几条推文）。你如果不把公民社会重建起来，你面对的就是一盘散沙和自私自利的个体，他们既不相信别人，也不愿意为别人和为民权起来斗争，也不相信其他人会坚持斗争到底。就算他们像白纸运动一样临时出来反对一下，见其他人退潮，自己也一样退潮。以东欧的公民社会重建经验来看，宣传和教育是最重要的部分。千万不要以为对社会不满就是反抗力量，不满距离不同政见和反对运动还有十万八千里路程。宣传和教育，不是为了煽动民愤来反对政权，而是告诉民众我们找到了社会出路、我们需要每个人做些什么、我们需要怎样要求自己、我们如何跟其他人合作、我们怎样在逆境中生存、遭到镇压的时候我们怎样继续斗争……当然更重要的宣传和教育是培养友爱精神，而不是加剧社会仇恨泛滥成灾。许多人并没有社会运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一味煽动无果就咒天骂地，就痛斥所有人烂泥扶不上墙。这肯定不对。我先前反复讲社会运动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没有知识和经验，全靠蛮力，不但推不动社会运动，还会加剧社会的绝望情绪。绝望情绪加剧就会引发仇恨泛滥成灾。怎么培养社会运动知识和经验呢？这就是我最近一再讲的事情：培养社会运动骨干，让这些骨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他们去宣讲、去培养支持者、去传播求新求变的社会共识，最终还是去培养有能力、有韧性、敢于为民权与其他人合作的个体。从历史上的各国社会运动来看，其实不需要每个人都参与社会运动，因为极权国家之所以顽固就在于它有能力培养一批支持者和孤立一批岁月静好者，再隔绝一批希望改变社会但是陷入原子化境地无法自拔的人。我们要去说服和动员的，就是那些希望改变社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以及尽可能拉来一些岁月静好的人。只要社会运动的规模达到总人口3.5%就可能逼迫政权让步（不了解这个数据的朋友可以去翻之前的推文，或者读哈佛大学政治学家Erica Chenoweth）的相关研究。我所做的事情引起不同群体和个人怨恨，但我并不会怨恨回去，因为我恰恰就是传播社会运动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专业知识并不是简单的历史知识，而是结合政治科学研究升级的专业知识。怨恨通常缘于不理解，反过来，要化解怨恨，并不是要求其他人理解，而是要持续言说把理解群体扩大，公众自然而然就会互相解释和帮助理解。有时候，思潮真就是一股潮流，不理解的人在思潮洗礼下自然就会理解。

#维权活动 #社会运动 #公民社会重建 #民权运动 #宣传教育

6个月前

有朋友说，“这不就是共产党宣传的，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吗？表面上看我是在散布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但是这个指责其实并没有打到我的“七寸”上，因为我从关注社会运动起至今一直在强调推动社会变革和脚踏实地建设公民社会。我的意思是新政权不能建立在旧社会基础上，否则新政权就是流沙之上的城堡。如果有一个坚强的公民社会托底，没有中共国家还会更好；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托底，新政权将在过渡期遭遇严重危机，重新倒退回专制主义才是必然趋势。公民社会不是要经过法律允许才会有公民社会，这是中国民众普遍误解的地方：他们以为中共不允许，所以不可能有公民社会。在东欧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公民社会或者准公民社会（有学者说是极权国家的公共领域）。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社会是一种“非法社会”，法律不允许、国家机关强力镇压，结果（准）公民社会的野火越演越烈。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镇压和反抗来回拉锯战形成的，不是法律授予的，因为即使法律镇压它，只要社会还在反抗，公民社会也一样可以存在。中国在1980年代也有不健全的公民社会，其质量甚至比东欧国家要好，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当局改革开放摸索期带来的，而东欧国家是前仆后继、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抗争带来。结果东欧国家的公民社会更有韧性，经得起镇压，但中国的公民社会一触即溃，因为它不是通过社会运动千锤百炼的，没有应对逆境的韧性。 1989年以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就开始逐渐萎缩，直至2013年习近平上台开始全面收拾公民社会，而此间30多年时间里，尽管中国社会此起彼伏的维权和上访活动，但是没有启动公民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跟东欧各国的社会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利用公民社会在地下活动和不断涌入到地面抗争，尤其是各个抗争互相响应，不但形成了有效的社会动员，还形成了一种时代浪潮。这种局面就克服了社会原子化问题。而中国的维权和上访活动就是原子化叛乱的典型模式：原子化叛乱更容易镇压，也更容易独绝起社会扩散。

#公民社会 #社会变革 #新政权 #过渡期危机 #中共

6个月前

坦白说，许多人幻想的“政权崩溃”对于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来说，并不见得是好事情。政权崩溃单从愤世嫉俗和报复政权的角度来看当然快意恩仇，但是那之后呢？谁来收拾14亿人口的烂摊子？极端思想和暴戾习气这么猖獗，谁能保证核武器不落到极端分子手里？假如不脚踏实地去改变社会，不去纠正戾气，不去培养新的社会人格，我们可以想见过渡时期的灾难：治安混乱、犯罪率飙升、极度通货膨胀、失业率暴增、全面返贫、政治暗杀猖獗，以及可能因为围绕少数民族自治权或独立公投问题谈判破裂，导致民族仇杀和种族清洗。如果社会乱象濒临失控，不但国民又要期盼一个类似普丁一样的政治强人上台维持社会秩序，还要面对政治大清洗制造新的白色恐怖。历史上的革命独裁政权本质上就是政权更迭了但社会抗拒变革，就是旧社会以新政权的名义变本加厉地施行暴虐。你必须铲除这种暴政土壤，才能保证社会更迭给政权更迭创造良好环境，防止暴政循环。如新政权过于腐败无能，无法维持经济和社会秩序，民众不但会怨恨新政权，还会怀念共产主义时代（有部分前共产主义国家就出现了怀念共产主义时代的逆流），甚至还把习近平时代想象成黄金时代。破坏一种社会秩序永远比重塑社会秩序容易。要追求社会变革就必须抑制破坏狂热。只务仇恨不务实就会造成社会矛盾失控。

#政权崩溃 #社会影响 #极端主义 #社会问题 #过渡时期风险

6个月前

极权国家就是一个充斥谎言和自欺欺人的社会，历史上的极权国家概莫能外，原因就在于政权对信息流通和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所以通过讨论公共事件来制造社会压力是行不通的，中共不但汲取了历史上其他极权国家的统治经验，还变本加厉地加紧了社会控制。社会变革必须找到其他突破口。

#极权国家 #信息控制 #社会控制 #社会变革 #中共

6个月前

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加深会是下一个敞开的历史窗口。在下一个历史窗口打开前，社会不能不提前做好准备，不管是知识界还是社会运动，不能坐等历史窗口期关闭而无所作为。章家敦前二十年就已经开始鼓吹“中国崩溃论”，这个鼓吹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认知混乱：一方面是长期没有崩溃或者长期崩而不溃让许多人放松了警惕，转而鼓吹“中国不会崩溃论”；另一方面是长期幻想“中国崩溃”让许多人放弃了改变中国社会的努力，形成了坐等延迟崩溃的惰性。当社会为社会运动做准备的时候，不应该以政权崩溃为假设前提，反而要以政权不会崩溃作为假设前提。这样不管有没有发生想象中政权崩溃，社会运动都应该成为推动社会变革、打开历史窗口期的内在动能。简而言之，你永远不要幻想敌人自己消灭自己。凡事抱着这种心理的人都会有一种投机和搭便车心理，这种行为反而阻碍和推迟社会变革。中国社会至今没有为社会变革做好准备，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还根深蒂固，暴戾习性和浮躁风气弥漫社会，这些状况没有一种有利于社会变革，反而是社会变革的阻力和潜在隐患。假如社会不主动寻求变革而是坐等政权自己崩溃，那么可以预想到的未来是新政权可能比旧政权更糟糕，不但无法建立民主政权，还可能重蹈暴政循环的覆辙。改变社会很难，但是不得不去做，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社会不但不会迎来洗心革面的机会，还会错失改变社会的历史窗口期。

#中国崩溃论 #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 #历史窗口期 #社会运动

6个月前

再驳中国特殊论 2007年北大哲学系赵敦华教授驳斥了中国社会盛行的文化特殊论。这种论调结合后现代主义和中国新左派反全球化叙事，在“反西方话语霸权”旗帜下，推行三本主义（本位化、本色化、本土化）。赵敦华指责这种特殊论不仅实践上有害，理论上也是无效的。赵敦华认为这种特殊论兴起历史背景是中国中心论式微。这很好理解，文化优越性不复存在了，就会冒出来一批人强词夺理说：就算中国文化不优越，也是特殊的，是符合中国漫长历史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甚至是最现实的现实。其结果与赵敦华预想大致一致：特殊论也被用来为另一种形式的（特殊文化的）优越性辩护。后来赵敦华在《文汇报》发文指责，在中国学术界盛行的特殊主义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有关。事实上，学术界的文化特殊论与中国社会互为倒影，而且文化特殊论已经超出文化领域向其他领域蔓延。近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当社会面临这些困境的时候，还出现了一种堪称作茧自缚的特殊论。他们不一定是狭隘民族主义支持者，甚至可能自认为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但是他们仍然是文化特殊论的根深蒂固的信奉者。根据这种社会观念，中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社会出路是不可横向比较的。不管拿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案例来分析，这些特殊论者，就以中国专制历史漫长、人口众多、国情特殊、中共政权统治模式异常残酷等借口来搪塞。最终，这种论调就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什么都不做的反智主义倾向，二是只从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中找解决办法。前一种情况的反智主义特点要否定一切改变现状的努力。后一种情况则把帝王术、权术和阴谋看得过重，他们与其说是要改变现状，不如说是要推动历史循环。结果这两种特殊论都相当于跳出来阻止社会变革。中共政府的智库机构和幕后智囊团队在做政策研究的时候不仅会借鉴外国经验，还会根据本国的政治现实来调整。比如根据前面那两种特殊论倾向，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中国不一样，但是中共政府的智库和智囊却非常认真对待苏联和东欧剧变历史，不断汲取历史教训，严防在中国发生颜色革命。假如我们把不同政见群体与中共政权对立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政见群体，不仅在反智程度上要高于中共政权，在智库人才储备方面也要明显逊色于中共政权——即使有相当丰富的反对派智库人才储备，高度反智的社会群体也会抵消其社会影响。这就毫不奇怪，中共政权在不断升级其统治手段和镇压体系，但是中国社会却烂泥扶不上墙：这么多年，不但自己停止自强进取，还要阻止其他人自强进取：这是一种抓人同归于尽的水鬼心态。如果中国问题只在中国历史中找答案，那找到的答案多半是换种方式重复历史，而不是引入新变量改变历史轨迹，使国家摆脱历史循环。中国并没有特殊到可以绕开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全部自然规律，世界上并没有单独一种只适用于中国的自然规律。研究其他国家案例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从其他国家的社会变革汲取经验、教训，和识别社会科学的自然规律。社会变革当然要遵循社会科学的自然规律，即使一部分人想象的历史规律，也不可能跟社会科学自然规律相冲突。只要中国还是人类社会，不是兔子窝，它就有被社会科学阐释的可能性。假如反对一切阐释不仅反智，而且反动。

#赵敦华 #文化特殊论 #中国哲学 #反全球化 #文化优越性

6个月前

中纪委通报称2025年上半年立案52.1万件，处分42万党政干部，包括省级干部30人。中纪委以为这是炫耀战绩，但其实是守着垃圾堆打苍蝇。中共在这方面非常善于塑造需求（引导国民痛恨贪腐）、满足需求（反贪腐），然后获得支持。甚至有人说只要中共还在反贪腐就有希望，当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中共把群氓追逐临时满足和短暂乐趣的习性算是摸透了。

甘肃“女虎”赵金云被诉，足坛反腐风暴再掀· 678 条信息

#中纪委 #反腐 #党政干部 #中共 #贪腐

6个月前

左：你以为的社会团结右：实际上的社会团结（冷战期间波兰反对派网络）社会运动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才干，冷战期间波兰的“飞行大学”就培养了这样一批社会运动骨干。这样培养模式不但塑造了一批有能力领导社会运动的专业人才，还透过他们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反对派网络。所谓的团结就是这种关系网络。

#波兰 #冷战 #社会运动 #反对派 #团结

6个月前

有推友跟我讲到中国的网格员制度，说是相当于复活了保甲制度。我以前也讲过类似的话，但还有一些地方我没有讲。以前的保甲制度奠基于有机社会联结和非原子化社会。保长、甲长是能够深入到每家每户的，因为他们不但是基层社会的政治权威，还是道德权威和文化权威，并不单纯是社会监控功能。保甲制度这是基于中国双轨政治统治特点形成的制度。双轨政治简单说就是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但是共产中国消灭了一整个乡绅阶级，毁掉了传统双轨政治，至少双轨政治不健全了，县以下基层治理已经失去了内在凝聚力，道德权威和文化权威不复存在，县以下社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现在中共尝试修复双轨政治来解决基层社会一盘散沙的治理难题，于是又提出了“新乡贤”这种提法，想把以前消灭的乡绅阶级重新恢复过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消灭阶级容易，再造一个阶级基本上不可能。眼下不健全的双轨制（中共也有县长治国这种说法），跟古代的基层社会有机组织完全不同。这么说吧，古代要农民造反，没县以下有威望的乡绅领导和支持就肯定成不了气候。这些乡绅也可能兼任保长或者甲长职务，有的乡绅还是宗族长老。眼下的中国要再现农民起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基层社会遭到严重破坏，一盘散沙是不可能农民起义的。中共是搞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起家的，一上台就摧毁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政权被工农革命推翻的风险。现在基层社会这种一盘散沙状态非常不利于推进改革和社会动员，这是中共当局犹豫不决要不要以及怎么才能克服基层社会政策执行阻滞难题的原因。不要幸灾乐祸，中共政府面对这些难题找不到解决办法，未来的新国家也一样会面临这种难题。这比土地盐碱化之后要重新治理、重新恢复更加困难，因为它不是科学技术可以达到的目标🎯 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也许可以通过鼓励社会自组织和自发结社来进行补偿，但这只是理论上可行，实际上这些自组织也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改革障碍，这些障碍要耗费大量时间来进行谈判。改革开放推进不下去，跟这种不健全的双轨政治有关。将来新政权要推行民主化改革或其他政治经济改革也一样会遇到困难。除了改革推进困难以外，新政权要重新修复国家还要面临其他巨大困难。比如被中共扰乱的政治文化不大可能凭空消失，权力碎片化和市场碎片化遇到民主政权还会变得异常棘手：民主政权当然也需要确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但这只是理论上通过宪政就可以实现的目标，但现实中却是要经历漫长而且复杂的斗争，包括谈判和央地角力，以确保权责分割清楚。其难度简单说来就是：要顺利实现转型期的过渡正义，必须先想办法同时强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而不是现在这种“央地双输”模式，也就是说权力互相削弱而不是互相加强模式），如果中央政府过度强势，那么就会危害民主制度，而趋于威权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过于强势，那么别说转型期民主改革推行不下去，甚至还可能造成民主倾覆。这就好比中共给土地下毒，毒害几个世纪都消除不了，堪比核爆炸造成的污染。这些问题不是打消一些人的积极性，而是警告将来的反对派必须做好过渡正义方面的准备，必须要有务实的、具体的替代方案，不能盲目把国家推向灾难（比如苏联就出现了过渡期灾难导致转型失败，重归专制统治）。

6个月前

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眼下仍處在一盤散沙狀態。我們經常看見這些圈子和個人之間互相傾軋、互相抹黑、互相攻擊。尤其在國際社交媒體上，經常有人揪住一些爭議事件故意小題大做，引起網絡駡戰。這種怨氣衝天、戾氣橫流的輿論環境讓許多人都感覺失望。不僅廣義的反對群體埋怨海内外的不同政見者爛泥扶不上墻，連敵對陣營那邊（即中共政權支持者）也經常拿不同政見群體内訌充當笑柄。這些參與内訌和互相結仇的不同政見群體和個人，永遠在指責其他人，尤其對互相拆臺樂此不疲：在向其他不同政見者潑髒水、抹黑和謾駡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大義凜然；但一旦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就跳脚大駡，乃至撒潑打滾兒。在這樣糟糕的輿論環境中，每個人都想裝大義凜然，但是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輪到自己被攻擊的時候，而且其他人也跟他自己看別人笑話一樣冷眼旁觀。捲入到這種毫無意義的網絡駡戰（也有人把污衊、誹謗和互相拆臺當成「批判」，這就十分離奇了），最終效果就是以眼還眼，導致所有人都成了瞎子。這種惡劣的輿論氛圍，與中共政權日漸緊縮的壓迫一樣令人窒息和絕望。於是就有憤世嫉俗群體跳進來大殺四方，逮誰咬誰。不同政見群體畢竟這麽不爭氣，憤世嫉俗者當然有理由看不起他們。但是隨著憤世嫉俗的音量漸長，更加惡化國際社交媒體上面的輿論環境，一種悲觀情緒在海内外各大中國人社群中普遍蔓延，而悲觀情緒又進一步反噬，又給網絡戾氣喂蠱，進一步助長網絡駡戰，網絡駡戰又更進一步刺激憤世嫉俗……如是往復循環。這種局面是不是牢不可破了呢？不同政見群體和個體之間互相「狗咬狗」，與社會現狀會不會被打破並沒有必然關聯。清末不僅革命黨人跟保皇黨人之間有「狗咬狗」，各個革命團體之間也一樣「狗咬狗」。其中互相攻訐的最常見形式至今仍然流行，包括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互相推卸責任、互相割席、互相辱骂等等。 1902年，康有為門生歐榘甲在《大同日報》連載長文《廣東獨立脫離滿清羈絆之說》，鼓吹十八省獨立，後以《新廣東》之名集結出版，致康歐二人割席。可見因為意見分歧就互相割席的情況並不是現在才有的。另外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的情況在清末就更常見。比如歐榘甲1904年在《大同日報》上發文毫無依據痛斥孫文借革命之名詐騙，稱其為「假革命黨」，呼籲洪門致公堂和各大會社與孫文割席，結果歐榘甲遭致公堂領袖黃三德報復，將其從《大同日報》開除。 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失敗，法國殖民當局押解600多名義軍俘虜至新加坡安置，孫文與新加坡華僑籌錢將這些人安置在中興石場，孫文自己這時候財政也入不敷出。結果，陶成章這時候跑來跟孫文要2000銀元充《民報》經費，孫文將私人手表、衣物一並交予陶成章變賣。不久，陶成章更是獅子大開口，伸手向孫文要50000銀元，孫文此時接近破產。陶成章遂以蘇、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名義向南洋各國華僑籌款，但因經濟危機等問題，華僑捐款微薄。陶成章毫無依據地認定是孫文從中作梗，憤而糾集五六人在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上發文痛斥孫文三種十二項罪狀，包括懷疑孫文藏有巨款、「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等，要辭退孫文同盟會總理職務。陶成章跑到日本向華興會首領黃興控訴孫文，遭黃興痛斥。心懷怨恨之下，陶成章聯合章炳麟印刷大量傳單，寄送南洋和北美等地控訴孫文貪汙錢財。後來，寄居越南的中國革命黨人發表《河内公函》回顧廣西、雲南起義來龍去脈，以大量確鑿事實證明陶成章誹謗。陶成章這樣的人，因為猜忌或稍不如意就割席，因為私人恩怨就挾私報復，一挾私報復就不擇手段上綱上線，這樣的情況在現在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也一樣很常見。甚至連用詐騙、斂財做抹黑手段，也一百多年沒有長進。除了這些之外，孫文、黃興、宋教仁也曾因為意見不合發生内訌或互相推卸責任。其他革命組織互相間内訌更不絕如縷。孫文當然也背負著「遙控革命家」駡名，這種情況與現在海外不同政見群體的待遇完全一樣：這就是一種典型的詭辯，誘騙孫文及其革命黨同志回國被捕，則革命不成；誘騙中國的海外不同政見群體回國被捕，其結果也一樣。這種嚴重迫害不同政見群體的大環境，迫使政治流亡者將戰線延伸到海外；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回到本土，除了大批增加政治犯和延長關押年限之外，並不利於在中國推動社會變革。也就是説，這種統治環境就注定了中國的社會變革必然要依托海外流亡群體和本土配合，不可能單純依靠本土反抗，因為地下活動組織者開個會也會有被一鍋端掉的風險。本土反對派與流亡反對派群體通力合作的情況，在其他國家並不少見。比如流亡瑞典的核物理學家弗蘭迪謝克·亞努赫（František Janouch）就曾協助前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運動向捷克斯洛伐克走私違禁出版物和印刷設備。像這樣的事情很多，東歐國家社會運動群體（包括地下反對派運動）與海外流亡群體互相合作的案例有很多，其中以走私違禁出版物為最。蘇聯流亡團體還繞道波蘭團結工會走地下管道偷渡違禁出版物到蘇聯。這些違禁出版物為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反政府宣傳提供了有力保障，因為沒有這些宣傳，就沒辦法把社會動員起來。現在中國與當時東歐比存在一個顯著劣勢就是：中國本土社會運動長期絕跡，大量維權活動和集體上訪分散進行，不但沒有彼此合作，還被各個擊破，但最主要的區別還在於地下反對派運動缺失，使得海内外無法合作。東歐反對派運動當然是受到法律禁止的，而且受到當局嚴厲打壓和不斷破壞，但由於社會運動一直沒有斷絕，每一次社會動員都直接激活一次反對派運動，而且不斷促成不同形式的社會團結。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由於輿論審查和社會監控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大反對派組織内訌，即使這些反對派内部也存在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分歧，惡劣的社會環境反而迫使各個組織互相合作、互相掩護。社會運動長期缺席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其中一個是本土至今沒有形成反對派，另一個就是海外流亡群體由於環境壓力缺失，就毫無顧忌地内鬥，這一點几乎是重現了清末海外革命黨的歷史悲劇。這種内鬥，不但瓦解了海外對本土的影響力和滲透效果，還結結實實地削弱了流亡群體對中共政府發起的挑戰。令人痛心的是，中國流亡群體至今仍以互相拆臺和「狗咬狗」為日常娛樂，不但與社會行動為敵，還以社會變革為敵，對自己這邊的人極盡攻訐之能事，最終各人皆逞智叟、小人之小聰明。要終結這種紛亂局面，除了提高社會運動骨幹的承壓耐受力之外，也需要各人儘其所能減少輿論環境惡化。培養海内外互信和合作精神也是當務之急，如果互不信任，則不但社會運動開展不起來，社會怨恨和不信任還要持續加劇。參加過白紙運動的人在這方面深有感觸，社會運動起來的時候鼓舞社會，落潮的時候引發怨恨回彈。這其實沒有什麽好奇怪的。總之，從中國的現有情況來看，海内外不同政見群體互相怨恨和内訌並不見得就是十分悲觀的事情，這是社會運動本來就要面對的問題，與其他國家只是環境差異和程度深淺之別，並不存在什麽本質差別。流亡群體在沒有承受足夠壓力和風險的情況下出現散漫和内訌並不奇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講，正常民主國家和開放社會也很難出現民意高度統一的情況。假如把中國的海外離散群體想象成一個多黨派社區，陣營越多，每個陣營分到的選票就越少，結果也會顯示出每個陣營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社會變革也一樣。社會變革並不需要每一個人投贊成票。當社會形成變革的氣候之時，極端保守派和偽民主真守舊的頑固派也只能螳臂當車。推翻滿清，建立新國家的時候，遺老遺少們就算跳脚大駡也不會駡死新政權。同樣，當社會變革形成氣候的時候，内訌和分歧也一樣會被時代洪流衝走。歐榘甲和陶成章之流也沒有辦法阻擋時代洪流。只是要特別警惕：我們究竟是只要中共政權倒臺、要舊社會重新洗牌呢，還是重新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不需要等中共倒臺再去磨磨蹭蹭推進，從現在開始、從我們自己開始、從自覺自律開始、從停止内訌開始……實際上我們已經具備自己改變自己（從自己身上移除極權主義土壤）的條件，這取決於個體的主動意願。

6个月前

对于社会和社群如果怀有过度的怨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这就像恐怖分子朝人群扔手雷，他的目的不是改变现状，而是满足自己的破坏欲望。有能力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要说服公众，就须首先抑制对社会的过度怨恨情绪，否则既无法赢得公众信任，反而还加剧社会问题和阻碍其他人解决问题。怨恨社会与私人恩怨不同，怨恨社会跟报复社会只有一纸之隔。如果一个人的言行具有报复社会的特点，即使没有做出实际报复行动，也是在利用混乱加剧混乱。 “群氓政治”这种自相矛盾的悖论综合体，就是源于怨恨社会，进而报复社会。

6个月前

有的人就是这样，把中共的镇压机器想像得过于强大（这就是典型的神化现象，是对政治真正的无知和缺乏基本常识），所以什么都不做、劝人润就最安全，而且以此卖弄智叟的小聪明。没有基本政治能力的人自以为在网上恶毒骂人就是忧国忧民这才是最讽刺的事情。还有就是人的思想观念一旦封闭、僵化，就抗拒一切改变，还有强烈的排他性：你接受1就不得接受2，就好像社会只有一条路，只有你的才是路，其他都不是。这种认知缺陷就是非常典型的单向度思维，永远不是开放性和多元化的，而是像怨妇一样偏执、阴郁和病态。

6个月前

这就是爱比克泰德讲的内在自由，哈维尔也做过相似表述。人的内在自由只有主动放弃才会失去自由，如果你主观上不放弃这种内在自由，奴役就不会渗透到你的灵魂和价值观念里面，你就无法真正被奴役。

6个月前

我在一些朋友身上看到了时代变革所需的新人特点，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不再僵化和固守一些观念，其知识体系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他们乐意与人合作；他们很谨慎，也很乐意信任他人；他们有很强的自强精神和学习能力；他们能够清晰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他们有能力抑制悲观情绪，同时也不被乐观主义裹挟；他们有相当的政治智慧、谈判能力和理论基础，这是一种应用于社会运动的政治领导力。这些情况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会为未来的社会运动注入全新的活力。说到反对派政治运动的领导力，这与企业管理中的领导力有本质不同：老板发工资，员工当然服从领导，老板如果不发工资，员工就没有义务服从；但社会运动不同，社会运动是全靠个体本着自己意愿主动参与社会变革，领导者不大可能用金钱或利益奖赏每一个普通参与者，即使没有利益交换，社会运动参与者也一样在努力改变社会。这是社会契约和劳动雇佣合同之间的差别。社会契约对个体和社会的维系是超越功利主义评判标准的。不少中国人对此缺乏基本常识，他们以为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就是美国给了钱；如果美国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就是其他国家给了钱。这是一种相当坐井观天的闭塞观念，与时代格格不入，与事实相去甚远。所以，对于社会运动而言，其领导力很大程度上依托思想观念和个体的主观参与，即使没有物质奖赏，也一样有人参与其中。相比而言，企业领导力如果失去物质奖赏就会崩溃，而且这类物质奖赏的激励作用有限：一个人可能为理想献身，但不大可能因为有人发工资就去送死。真正考验社会运动骨干的地方就是在社会运动中培养政治领导力和社会号召力，其涉及到的内容更加复杂，对个体综合能力要求也更全面。我们说这是在培养反对派政治家并没有夸张。波兰团结工会的高层领导集体，在社会运动期间，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反对派政治家；但是一旦他们成功推翻了专制政权，他们就成了新政权领导者，这时候说他们是政治家毫不为过。事实上呢？他们並不是在上台以后才转型成政治家的，而是在社会运动中已经锻炼出来政治家的基本才能和品格。

6个月前

林培瑞这样讲是有道理的。自上而下的改变道路行不通，就只有自下而上，从改变个体开始，移除极权主义的生存土壤。就像哈维尔所讲，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每个普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极权主义。表面上看起来自下而上的难度是最大的，其实恰恰跟直觉相反，自下而上的变革反而是那些实现和平演变的国家的常见模式。这个自下而上的思路，正是刘晓波从东欧剧变汲取的经验，只是刘晓波还没想好怎样去推动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自下而上的变革直觉上看起来很难，因为我们一提到这个概念就直接想到改变每个人，然后再改变社会。假如你这样想，自下而上的改变当然不可能。（顺带再插一句，这里说的自下而上不是改革，而是变革。贝淡宁所吹捧的贤能政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改革，是在尊重中共统治基础上进行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相结合的改革，中共基层选举改革实践破产，贝淡宁的贤能政治没地方兜售了。）自下而上的变革如果以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的模式进行，依托地下运动模式的社会网络进行传播（而不是鼓动地下活动进行暴动或恐怖袭击），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最简便、最低代价和效率最高的变革模式。与中国人固有观念中那种中共地下党运作模式完全不同，东欧的地下反对运动（有时也叫地下不同政见运动）不是以政党模式运行，而是分散成多中心化和多阵营化的松散社会联盟，他们做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宣传和动员，而不是鼓动平民上街对抗枪口。不要小看东欧各国这种松散的社会联盟，当联盟共同面对危机的时候，各个组织就竭尽全力互相掩护、互相合作，造成非常困难的镇压难度。要知道，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并不是乖乖主动交出政权，他们跟反对派运动对抗几十年耗尽了浑身解数，结果反对派势力越镇压越强大，最终是镇压不了，而不是放弃了镇压。假如没有这样的地下行动者网络来传播社会变革信念，把无数沉浸在悲观绝望、主观上放弃挣扎的群体吸收到大大小小的团体中积极响应社会变革号召，社会动员障碍就会始终无法打通，那就谈不上推翻极权国家了。波兰最特殊的一点是，它的社会运动（包括在1981年以后转入地下活动）是反对派设计的结果，其运动战略受到了各个团体响应和合作，即使这些团体各自分歧很大，但是为了改变国家，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陷入内耗，不会像现在某些中国人一样：一边有人在艰难环境下努力寻求改变，另一边则是聪明人想尽办法互相拆台以证明自己无比聪明绝顶。任何社会在变革之前都有顽固派、保守派和以其他形式跳出来制造阻力的人，但一个社会要改变不会取决于这些阻力，而是取决于形成一个松散但能克服动员障碍的社会联盟，它需要依靠不低于3.5%总人口的社会成员之间实现有效协作。到目前为止，不少专制国家都出现了公民抗命，有的虎头蛇尾，有的近于无政府骚乱，其很大程度上还是社会动员出了问题：推动变革的个体自身没有变成能够应对逆境的有韧性、有合作能力的个体，也没有把已经转变过来的新人联结成足够庞大的群体。要说镇压，哪个专制国家都一样，没有谁比谁仁慈之说，都一样为保政权不择手段，不见得中共就比其他国家多出一些额外手段。中国要变革也一样走不出其他国家的一般规律：改变个体，创造新人，让尽可能超过3.5%总人口的新人之间实现有效合作。如果遇到历史时机，那么变革代价就会更小；如果历史时机还没到，那就通过坚持推动社会变革，制造社会运动压力来创造历史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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