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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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月前

王天成老师这本书看似讲未来，实则是讲政治现实。许多年轻人喜欢清谈政治主张，其实既缺乏专业知识，也缺乏对本国政治现实的基本认知。本书提出的“民主工程学”很有启发性，但是还欠缺一部分内容，我称之为“变革工程学”：在逻辑上，变革应当先于转型发生，即使后来也与转型同时进行。 “变革工程学”说的“变革”，指的就是Timothy Garton Ash造的词“refolution”（将reform和revolution合并在一起）：“变革”既是社会革命、也是社会改革，以及由革命和改革促成的国家转型。如果说“民主工程学”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如何可能？“变革工程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则是：在中国实现变革如何可能？ “变革工程学”与“民主工程学”当然要存在内部衔接，如果失去内部衔接，不但变革要跑调，国家转型也要变成俄式转型丑剧。变革的目的不止是推动国家转型，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社会改革，因为事实上，社会改革才是发生国家转型的条件。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深刻。社会改革并不是由政府推动（极权政府反而极力阻止社会改革），而是社会主体主动求新求变。为什么说社会变革，不说社会改革呢？恰恰因为极权政府极力阻止社会改革，才需要借助革命性力量来冲破旧制度束缚。

#王天成 #民主工程学 #变革工程学 #社会改革 #国家转型

5个月前

社交媒体就是独断论尤其猖獗的地方，网民散播独断论的时候，跟呼吸一样自然。用独断论来攻击他人、标榜自己，结果不但不是改善舆论环境，反而还污染舆论环境。独断论者在强迫你接受他的意见的时候，态度相当独裁。

#社交媒体 #独断论 #舆论环境 #网络暴力 #负面

5个月前

如何摆脱“革命独裁”恶性循环？政治学家何包钢提出了几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 1. 民间对暴力革命的崇拜与一元化的社会结构有关；与之相对，如社会结构向多元化转变，要么暴力革命无法形成气候，要么暴力革命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独裁。 2. 革命失败反而比革命胜利更重要。 3. 改变人、改变旧的文化心理习性，才能摆脱“革命独裁”恶性循环。在何包钢看来，不管是认定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去除专制，还是认定暴力革命必然导致新的革命独裁，都犯了独断论谬误。他借用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说法来解释就是：事实不能充分地决定理论，综合性真理不具有必然性。根据已有的政治学研究来看，何包钢认为我们只能说暴力革命跟新专制统治具有较大相关性，是因为革命者要打败旧政权就须武力上超过旧政权，要在武力上超过旧政权就可能出现两种趋势：要么是一元化的武装绝对战胜旧政权，结果革命政权失去社会力量制衡，就顺理成章变成新革命独裁政权；要么是多元化的武装力量战胜旧政权，战后重新转向大鱼吃小鱼的内战——内战实现统一，又会形成新的革命独裁政权；内战打不出结果，则又可能长期陷入内战泥潭无法自拔。何包钢借用波兰团结工会顾问、哲学家Lezzek Nowak的话来说，提出革命失败反而比革命胜利重要。比如巴黎公社失败导致曾经被禁止的自由工会的合法化，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却产生了“古格拉群岛”（革命暴政）。尽管Nowak同样承认，失败的市民革命也可能导致新的极权主义。何包钢讲的有点耸人听闻，可能引起很多人不满，但他的意思是形成一种新的“自限革命”，即把革命的目标控制在逼迫政权改良和壮大公民社会基础上，因为一旦一旦使用暴力手段实现政权更迭就更容易导致政治极化和失控。事实上，波兰的“自限革命”就是这么做的，尽管並不是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波兰的“自限革命”，并不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而是以壮大公民社会和逼迫政权妥协为目的进行公民社会培养、训练和动员。结果，波兰的“自限革命”不但改变了个体的人，还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气候。但何包钢还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一个地方是：如果革命失败没有逼迫政权主动进行改革，反而导致政权变本加厉清洗社会，进而彻底铲除公民社会，比如1989年六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就是如此，我们还能说革命失败好过革命胜利吗？虽然何包钢没有进一步阐述如何改变旧社会的一元化观念和思维，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改变个体的人才能从根子上切断“革命独裁”的恶性循环。现实中人们普遍意识不到自己一元化的、封闭的、排他性和整体性的观念跟习性，往往就在制造小独裁者。要形成多元化的、开放的、兼容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跟独断论、决定论和自以为是的“历史规律”做斗争。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不管朝那个方向改变，都不是所有人无条件依照同一种模式改变，你只有先尊重他异性，别人才能尊重你的个体性。不要幻想某一种具体政治主张绝对正确、必须受到全社会无条件遵从，有这种幻想的人甚至连自己家的狗都没办法说服。社会变革，需要各方折衷、妥协、合作，而不是一些刚愎自用的人一意孤行。文章下载地址：

#何包钢 #革命独裁 #自限革命 #社会变革 #多元化

5个月前

一位好朋友来信特权阶级垄断社会资源，在转型期保留绝大部分旧官僚，又突然实行休克疗法，把国有资产贱价拍卖，就给俄罗斯寡头明目张胆瓜分国家财富创造了机会。特权阶级很难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积极力量，他们之间因为分赃不均而倒戈确实有可能性，但不要抱太大希望。转型期过渡政府不保留过高比例的旧官僚，国有资产实现阶段性的渐进的私有化改革，以及给社会足够多的赋权，形成制衡力量，是可以防止形成新的寡头统治的。中东欧就没有出现俄国那种转型丑剧。

#俄罗斯寡头 #社会转型 #特权阶级 #国有资产私有化 #负面情绪

5个月前

反对派政治运动核心部分来了：本期节目分上中下三集： 1. 中国形成反对派运动的必要性（上） 2. 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对派运动是怎么做的（上） 3.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反对派政治运动（中） 4. 反对派政治运动具体需要做什么（下） 5. 澄清社运圈和民运圈的关键区别（下）反对派政治运动，核心在于重新分配社会角色，强化海内外分工合作。反对派政治运动有两个清晰的战略目标：一是重塑和培养反对派群体，二是打造一个联结海内外社群的平行社会合作框架。反对派政治运动最终是为更大规模社会运动创造社会环境。重新进行战略性调整，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系统性转变。其原理是率先创造社会变革，再通过社会变革倒逼政治变革。广而告之：三集视频脚本录入工作结束后，YouTube频道将暂停更新，接下来工作将转入学术写作阶段。

全球反抗运动：中共与习近平必须下台的呼声· 333 条信息

#反对派政治运动 #社会变革 #海内外分工合作 #战略调整 #学术写作

5个月前

政治，说来说去都是技巧和手段。与之相对的就是蛮干，不讲究技巧和手段。听凭激情、直觉和本能随波逐流就是蛮干。极权国家在统治策略上升级，将迫使我们在社会运动组织动员策略上进行相应升级：过去不需要政治才干听凭激情驱使就能办到的事情，现在空前危险。我们迫切需要将社会运动政治化，首先要培养出一批骨干人才：这些社运骨干不但要在政治上培养出领导力，还要在社会互动上形成谈判、协商、合作和妥协能力，这两种能力缺一不可。极权国家的统治技术升级，使得群氓政治失败风险更大。如果始终沉浸在群氓政治中自得其乐，这不但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还将全社会置于危险动荡的境地。未来的社会运动必然同时两线作战：一边对抗极权国家，另一边对抗群氓政治。群氓政治对于未来的社会运动来说就是一个由认知陷阱造成的绞肉机，极权国家巴不得把反抗者哗啦哗啦地送进绞肉机，再多人肉都不够消耗。如果踩中群氓政治陷阱，未来的社会运动就必败无疑。

#社会运动 #极权国家 #群氓政治 #政治化 #对抗

5个月前

伊朗的反对派联盟为什么没成功？伊朗国内社会和流亡团体，近年来一直在设法重建反对派联盟，但一直不成。有人指责其中最大阻碍，首推个人分歧和政治短视，使得国内外反对派团体无法实现有效合作。但问题并不只是如此，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过度原子化，即使流亡群体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自组织。伊朗的情况与中国国内外社群高度相似，而且反对者群体也一样出现戾气升高、怨恨过度、内斗加剧、无法合作的困境。尤其是两国海内外社群，也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短视，原子化的反抗似乎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反对模式。这种原子化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反对派力量，使得伊朗各方反对派力量无法有效协作共同应对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朗近年以来多次爆发全国性大规模抗议，却始终无法推翻伊斯兰政权：原子化的反抗规模再大也不是力量。相反，原子化反抗还容易经常陷入狗咬狗大混战。伊朗的流亡团体多次尝试重新缔结反对派联盟，但是始终以失败告终。虽有少数政治组织，但是一直没有获得足够影响力，而有重大影响力的组织像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和伊朗全国委员会自身又存在严重缺陷。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有准反对派联盟性质，但有恐怖主义和邪教背景，还跟伊朗的敌人萨达姆过从甚密（至今仍由萨达姆过去支持的一个基金会资助），很多伊朗民众至今对其缺乏充分信任。由巴列维王朝末代王储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全国委员会也一样背负着巴列维王朝的负资产，伊朗社会至今仍难以完全谅解巴列维王朝的劣迹，甚至对其怀有恐惧。客观来说，伊朗流亡团体具备了多项优势条件，都是中国流亡社群望尘莫及的。除了有形式上更加正式的政治组织之外，还有由伊朗流亡团体创办的伊朗国际电视台和一些严肃游说团体（比如NIAC）跟正规政治结社（NUFDI）。跟中国流亡政治组织相比，伊朗海外政治组织专业化程度更高，但是存在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和领导力不足的缺陷，始终没把近年不断涌出的流亡群体组织起来（其中较大的严肃政治组织也只有几十人规模）。在伊朗公共知识分子Arash Azizi看来，这些组织的政治化程度仍然不够，而且国内外广大社群仍然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一个比较突出的缺陷是，这些团体没能够形成国家的替代方案（而更多忙于互相竞争和内斗）。NIAC和NUFDI虽然相当正规（两者也互相不合），但是更多只关心支持美国跟伊朗伊斯兰政府的外交斗争和国际制裁，对美国外交政策关心程度远比对伊朗政治更上心，显然无法赢得伊朗社会普遍支持。中国的流亡社群也存在类似情况：普遍只关心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外交政策，但对于如何改变中国社会漠不关心，也不关心组织社会运动来推动社会变革。中国要重组社会联盟，伊朗流亡团体会有很多值得参考和反省的地方。中国流亡社群要克服很多难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推动形成社会自组织、加深社会自组织专业化程度以及提升政治组织领导力，甚至重新化解社会仇恨和分解政治负资产也是有必要的。不把严重的社会原子化问题当成头号大敌来对待，中国和伊朗的海外反对派群体都不会取得成功，更何况中国流亡团体眼下还不如伊朗流亡团体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高。

#伊朗反对派 #联盟失败 #原子化反抗 #政治短视 #流亡团体困境

5个月前

永远要警惕“国家”这头巨兽，崇拜“国家”，就是崇拜暴力。

勿忘六四：36年后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与反思· 237 条信息

#国家 #暴力 #警惕 #负面

5个月前

中国眼下16-24周岁非在校青年失业率高达17.8%，这个数据又要逼近统计局暂停公开数据的危险边缘了。雪崩是一片一片雪花累积起来的，社会信心一旦失去了就会产生雪崩效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信心雪崩快来了。

国家统计局青年失业率下降引发网友嘲讽事件· 48 条信息

#中国失业率 #青年失业 #社会信心 #经济下行 #就业问题

5个月前

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时年28岁的哈维尔，这时候已经上了秘密警察系统性监控黑名单——当局专门给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分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制定了一系列打压措施，目的是遏制其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比起中共当局，捷共当局文明多了，没有用嫖娼、吸毒、强奸等污名化手段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当然，捷共一样打包逮捕政治犯，但判刑不如中共重，显然中共是汲取了历史教训，一嗅到自由苗头就滥用重典。当然，至今有些人还在幻想等习近平下台继续重温胡锦涛时代美梦（尽管当时他们也对胡锦涛政府不满）。群氓政治想象就像间歇性精神疾病发作。每一次中共领导人换届，民间总会有人幻想来一个戈尔巴乔夫接班，连习近平当初也一样被吹捧成戈尔巴乔夫。这种集体幻想是一种典型的思想惰性：自己不愿意主动去改变现状，成天干坐着等别人来拯救自己。习近平时代开启的政治高压模式会成为一种新传统（当然其有效性是有问题的），不要幻想峰回路转来一个态度软化突然开明起来。思想惰性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一边是不断拧紧的绞索，另一边是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忘了去探索可以坚持抵抗的灰色地带，以至于大多数人都误以为什么都做不了。事实上，思想惰性让人对现实产生了严重的钝感，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比比皆是，从评论区冲塔到评论区翻车，再到电线杆上刷标语、天桥上挂横幅、楼顶上撒传单……已经有人尝试过了，探索过了，发现了许多灰色地带。每一种具体的微弱抵抗都不是没有价值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普通人如果自己都突破不了恐惧防线，那就始终生活在思想惰性和无穷无尽的奴役中，并且幻想中共当局自取灭亡。

#布拉格之春 #哈维尔 #思想惰性 #政治高压 #微弱抵抗

5个月前

少数服从多数，那叫多数派暴政；多数服从少数，那叫少数派暴政。民主，恰恰就是在多数派与少数派之间解除服从关系，牺牲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是暴政。

#民主 #多数派暴政 #少数派暴政 #利益牺牲 #政治

5个月前

安争鸣最近一期讲到一句话：（小粉红）把宝贵的人生耗费在毫无意义的愤怒之中。但很多人就这样，毫无意义的愤怒和毫无必要的仇恨，概括着许多人的一生。

#安争鸣 #小粉红 #毫无意义的愤怒 #仇恨 #人生耗费

5个月前

早上跟一位社会改革家朋友打了一通电话。非常感动的是至今有人像孙大午那样努力进行社会改革。孙大午的社会改革家角色并没有获得重视，他创立的“私企立宪”和“劳资共和”会是我们这个不及格的黑暗年代交出的为数不多的满分答卷。像罗伯特·欧文这样的社会改革家和蒙台梭利这样的教育改革家对后世影响深远。可以说，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社会改革家们创造的成果。讽刺的是创造了这么多务实的社会改革的罗伯特·欧文却被说成是空想社会主义，而光是动动笔杆子的马克思反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孙大午没有失败。孙大午不是空想家。未来“私企立宪”和“劳资共和”也可能会有人捡起来重新探索，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变革。朋友，希望你以陶行知这样的教育改革家自勉。未来可能会有艰难险阻，我们会想办法挡在你前面。在此也要提醒对社运圈不熟悉的民众：社会改革也是社会运动的一个环节。社会改革也一样存在于其他专制国家。社会改革家与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官僚完全不同：社会改革根本不是改良主义，而是社会在自发突破发展困境，寻求重新激发社会活力，这就是为社会运动创造条件。社运圈不会好高骛远空谈民主，我们更关心如何通过社会运动来实现社会变革：这些社会变革，不管是发生在政权更迭之前还是其后，都是在推动社会走出一潭死水的困境和引入全新变量来激活社会活力——这样做，当然有利于反抗专制政权，但是反抗专制政权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变革吗？如果光是政权更迭，但是社会抗拒变化，那么政权更迭也只可能造成暴政循环。普通人幻想先变政权、再变社会，这是一种好高骛远和因果颠倒。事实上，历史上成功民主转型的国家，在政权更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成功的社会变革。社会变革才是政权变革的前提，不要颠倒因果关系，好高骛远很多时候只是起到发泄情绪的作用。图：中国企业家、著名政治犯、社会改革家孙大午

#孙大午 #社会改革 #私企立宪劳资共和 #社会变革 #务实

6个月前

近期，中国最高法院对规避缴纳社保的行为做了司法解释和明确规定，此举被称为“全民强制社保”。有评论称：不是我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我。年初京东和美团两大外卖平台相继给外卖骑手缴社保，另一外卖平台饿了么2023年就开始进行骑手社保试点。中共当局在经济衰退和财政缺口面前，不愿面对“直升机撒钱”的必要性，近年一系列动作表面上看是在完善社保体系，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伸手要钱。有评论称其是竭泽而渔地向底层社会转嫁经济危机。当局软硬兼施的一系列改善措施并没有建立起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屏障，完全可以用陷入泥潭、进退两难，来形容其消费刺激政策失灵、造成产能过剩的产业补贴政策、以及向企业和底层社会转嫁风险的社保改革措施。当局在力推“新质生产力”战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22年一项报告称，从2017年到2019年，中国政府用于支持工业政策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这一比例是巴西、法国、德国、日本、南韩、台湾和美国的两倍多。显然中共当局至今没有扭转这种过度投资和过度依赖出口的政策取向，表面上维持GDP数据的体面实际上遗祸无穷。浪费巨大的产业补贴确实在短期内刺激了出口，但是也不计代价地造成了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这是一种科技大跃进心态，不但不利于科技长足发展，还无力应对经济危机之下的经济活力和市场韧性，最重要的是转嫁危机和拖累民生。中共当局并不是反对“直升机撒钱”，而是只喜欢给产业补贴“直升机撒钱”，这样做最能够直接体现出漂亮的数据，但是完全不计后果，不考虑可持续性问题。如果换成向社底层会“直升机撒钱”，消费活力就会恢复过来。但是当局对本国社会充满了不信任，表面上装出给国民施了多大恩惠的姿态，实际上跟防贼一样防着国民，反而伸手向企业和底层社会揩油。

#京东美团相继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引发热议· 84 条信息

#全民强制社保 #竭泽而渔 #经济危机转嫁 #产业补贴 #新质生产力

6个月前

《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什么？》江油反霸凌示威遭野蛮镇压引起民愤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来信。其中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做什么？不仅仅是这一次，最近几个月问同一个问题的朋友也非常之多。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1. 交朋友，建立关系网。假如你并没有很多时间用在学习社会运动和接触政治基础训练方面，你也可以作为普通人以最小成本和最低风险去参与社会运动，那就是交朋友和建立关系网。在东欧剧变之前，各国都形成了蔓延至整个国家的反对派关系网，即使是社会运动缺席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一样存在一个悄悄联结起来的沉默的大多数。反对派关系网是由无数个中间人牵线搭桥，把各种不同的圈子、团体或组织联结起来，促成各种谈判、和解、或者合作。这个关系网形成了社会动员链条，一旦遇到了合适历史机遇，就会迅速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就是这么形成的。匈牙利、东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即使社会运动缺席，社会动员链条打通了，就完全可能突然形成剧变。对普通人来说，缺乏专业知识，政治活动很难，社会运动很危险，个体单打独斗无法改变现状……那么，可以做点什么呢？那就去交朋友，去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他们处好关系，关心他们，跟他们打电话，不要只停留在网络聊天层面，网络聊天不是交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圈不一定非要聊政治不可，但是我们非常需要无数个这样的朋友圈，需要许多中间人把这些朋友圈串联起来，每个人在多个朋友圈里周旋。这些关系网就会形成社会动员链条和传送带。交朋友，不是搞地下工作，就是实实在在地交朋友，不要掺杂杂念和急功近利的因素。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由反对者圈子搭建起来的关系网络。其他需要社会运动政治才干和专业能力的东西，交给有能力胜任的人去做。每个普通人如果有能力扮演好中间人角色，就是胜利。不必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白白冒政治风险。 2. 如果有志向成长为未来的社会运动骨干，请积极关注我们社运圈子的朋友们。未来我们还会有公开的讲座、培训课程和网络集会活动。当然，也可以找一些YouTube节目来看，或者找一些专业书籍来读，努力学习社会运动历史知识，了解社会运动的社会学原理，掌握一些基础的政治能力。 3. 学习宣传和动员。宣传和动员有很多技巧，你也可以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抗争运动，来锻炼一把如何进行宣传和动员。宣传什么呢？把你看到的鼓舞人心的言论和思想片段告诉你信得过的朋友，跟悲观绝望的人谈话，帮助他人逐渐地恢复社会信心。当然，你也可能被负面情绪拖累，这也是我们希望你做的事情：一旦你被其他负面情绪拖住，我们希望你努力学习情绪控制技术，跟悲观消沉的情绪对抗，或者积极求助，通过专业干预，重新建立社会信心。做这些事情既是在传播社会信念和思想，也是在培养社会对社会运动的心理预期。普通人不需要付出代价，你就当是跟朋友打电话聊天，互相打气。 4. 主动参与改善舆论氛围。这件工作难度更大，也更具挑战性，但是为什么非常需要普通人参与呢？因为恶化的舆论环境不利于传播社会变革信念，还不利于实现跨圈层社会合作，甚至反而形成心理障碍。我们需要无数个志愿者，主动去改善舆论环境，包括减少网络戾气，回避互相辱骂和攻击，学习务实的政治态度，学习如何冷静讨论社会问题，培养对待复杂问题的耐心，主动抵制网暴和帮助网暴受害者，同时跟悲观绝望情绪和愤世嫉俗言论作斗争（不是发起骂战）等等。 5.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义工。每次发生社会运动，社会都会振奋一次，但跟着社会运动落潮，社会又可能重新落潮一次。这时候，我们也许要有志愿者主动联系社运圈或者人权活动家，协助他们具体去帮助受迫害的被捕者，以及遭受心理创伤的朋友等等。这些活动不一定有风险，但需要在人权活动家指导下才能进行，否则如果自己埋头苦干就可能面临风险。义工或者志愿者工作是一个联结社会、锻炼实践能力以及修复社会创伤和培养社会信任的机会。这也是扎扎实实地为社会运动打基础。我们不希望未来的社会运动是眼高手低、没有人文关怀、没有温度的反抗——我们更需要一个温情社会，一个可以自我修复和互相取暖的社会。不必等政权更迭，再去创造那样一个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现在就可以动手去创造那样的社会。社会先变，尔后政权更迭，这是和平演变的最佳路径。 * 配图：波兰反对派关系网

江油霸凌事件：从轻罚到抗议镇压，民愤难平· 296 条信息

#社会运动 #关系网络 #舆论环境改善 #互助 #普通人

6个月前

底层社会最喜欢在幻想中报复社会。真正有能力领导革命和最关心社会变革的主要是中产阶级，也只有中产阶级有能力承担主导社会变革的重任。近年有不少人开始质疑中产阶级革命论，理由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庞大，但是并没有促成社会转型。这个论断还为时过早。就目前而言，社运圈最活跃的依然是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整个社会中最有知识、最有教养和最可能互相合作的群体。但是社会转型需要时间。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资产阶级怎么反而还成了中国民主化的障碍》，讲的是中共政权怎么通过垄断社会资源来强化资产阶级对政权的拥护以及对民主化的抵触。在这种情况下，政权与资产阶级之间形成了同盟关系。但是这篇文章只是点到即止提到了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脆弱性以及投机特点，尽管并不排除资产级阶内部分化成两个阵营，一部分支持我们这边，与反对派结成反对同盟；另一部分支持他们那边，跟政权结成寡头统治同盟。资产阶级自身的脆弱性意味着他们需要利益保障和切实的安全环境，假如中共政权无法保障他们的利益和安全，他们并不天然就是政权的盟友。我们在社运圈也遇到了这样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反对派同盟的盟友、支持者和赞助人。我们除了继续吸引更多中产阶级加入社会运动之外，还需要展现出相当的政治能力和外交手腕来团结更多资产阶级和争取更多支持。社会运动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社会反抗国家。正因为这是一场战争，我们必须把社会对抗国家想象成国家与国家的对抗：这就像蝉与蝉蜕的关系，社会就是新生的蝉，国家就是那个新生的蝉要冲破的蝉蜕。社会与国家的对抗，不仅是蝉与蝉蜕的对抗，更是新国家和旧国家的对抗。我们不得不把社会运动政治化，以保障新国家具有挑战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能力。社会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政治战争”。如果意识不到这个特点，就会被现实锤得鼻青脸肿。

#中产阶级革命 #社会运动 #阶级对抗 #政治转型 #资产阶级

6个月前

我们新生代要有新生代的不同。老民运圈存在的问题和走过的弯路，今后的社运圈不能再有、不能再走。社运圈要有意识地培养更高水平的社会运动骨干和更高水平的社会理论家，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社会运动上，不要空谈民主和普世价值等宏大叙事。社会运动需要的是道路、策略和政治领导力。

#新生代 #社会运动 #社运圈 #政治领导力 #策略

6个月前

中国的海外离散群体，一直都在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管是清末革命，还是民国重建，又或是抗日战争，哪怕是改革开放也一样离不开海外离散群体出钱出力。尤其是清末革命，海外离散群体承担着政治风暴中心和革命资助者角色。中国有这个内外合作传统，我们不要自轻自贱。

#海外离散群体 #中国社会变革 #清末革命 #内外合作传统 #积极

6个月前

平静之下的社会风暴北京时间8月4日，江油市爆发了一场因反学校霸凌意外引爆的抗议浪潮。这起抗议活动起初并不一定会发生。起初由江油市政府唱红脸与市民沟通，跟着绵阳市出动警力唱白脸，不分青红皂白袭击聚集围观民众，造成多人受伤。从社会运动史和政治学角度看，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场抗争活动呢？ 1. 江油抗争活动，与许多社会运动引爆点很像，他们起初都是跟政治毫不相干的日常纠纷开始的。江油抗争的直接导火索是一起学校霸凌案件。起初引爆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索则是一个小摊贩因警察执法不公愤而自焚。但江油的情况还要不同一些，因为抗议者起初并没有政治反对倾向，事情本来趋于平息，但绵阳警方突然绕开江油政府，直接不分青红皂白地粗暴镇压围观民众，立刻引起民意反弹。可以说这起对峙活动是由镇压引爆的，这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维稳系统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过度紧张状态，对一些风吹草动就反应过度。我们不能低估每一次因非政治因素引爆的抗议活动，因为很大一部分民权运动或者公民抗命活动通常就是从非政治诉求开始的，因为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更容易引发社会的普遍共鸣。极权国家的反抗活动，很少有为了普遍的政治权利和民主诉求而起来反抗的，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具体的公共事件引爆压抑已久的民愤。 2. 一个非常好的迹象是，江油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后，中国内网出现了“冲塔”现象：网友涌入各地警方或者地方政府社交平台评论区，发表热冷嘲讽或阴阳怪气言论表达不满。这是各地民众响应社会运动的好迹象，以前的抗争活动也有类似的“冲塔”行为发生。我们需要继续鼓励中国民众以力所能及的最低成本，形成网络互动，不管是用网络行为艺术，还是故意阴阳怪气，坚持表达反对意见和积极响应其他抗争活动，有利于形成良性的社会互动氛围，也为未来我们正在筹备中的反对派政治运动创造条件。 3. 抗议者的同理心和共情心理，在江油抗争活动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不少民众在鼓舞参与者和跟警方辩论的时候频繁提到：假如你自己的子女遭到霸凌，你会怎么办？这种用同理心和共情来动员社会情况近年多次出现，尤其在遭遇社会不公的时候，响应者的普遍反应是如果轮到我怎么办。同理心和共情能力升高是一个好迹象，这为形成社会运动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社会联结自有其自身特殊的动员模式，其中一个关键纽带就是同理心和共情：只有当人们觉得这件事情“与我有关”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受到危机，才会觉得有站出来反对的必要。 4. 任何公共事件都需要就事论事的务实态度，不能因为反抗者有“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如集体唱国歌、举着国旗、唱《国际歌》、祭出毛泽东时代的口号等）就抱持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我们很多人先前多少都有过这样的反感情绪，尤其是看到示威者做了一些召唤共产主义幽灵的行为，就心理上无法接受。事实上在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经常会出现”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情况，包括斯大林主义分子、马克思主义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也一样起来反对极权国家。他们也是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即使他们披着跟政权一样的意识形态外衣。我们必须理解社会运动有其复杂性，参与反抗的人群只有极少数是西方国家标准的自由民主派，单靠这一小撮人是没办法推翻极权国家的。认识到这个问题，才会形成与人合作的务实心态。另一方面，你也不可能对社会的复杂性持道德洁癖标准，比如波兰最大反对派力量“团结工会”，曾经也被指责兼有极权主义和民主运动特点。你不能因为这个组织行事风格某些方面有专制作风，就认定它是个反动派吧？而且团结工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但正是这个组织领导社会运动推翻了共产主义政权。波兰最大的反对派组织有极权主义倾向，但是新成立至今的波兰第三共和国并没有变成一个专制政权。这些情况表明社会运动有其自身复杂性，不能单纯从表面现象断定不可能合作或者一定会造成某种暴政循环恶果。 5. 每一次社会抗争都有其意义，都是一次鼓舞人心和重新强化社会团结的关键窗口，即使失败了也是值得的。最可怕的社会是一潭死水没有反抗的社会，只要有反抗，就会有希望。每一次反抗，我们都要积极关注知识界如何评价和总结，都要反思社会合作为什么没有形成良性互动以及促成更大规模响应。社会运动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多少有点一知半解和掺杂偏见的假知识，尤其是一遇到挫败，就自暴自弃、乃至反唇相讥。社会运动需要知识界与社会通力合作，这是中东欧剧变的成功经验。哪怕是标榜工农暴动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一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鼎力支持。我们对待社会运动的正确态度必须与暴民政治和群氓政治划清界限，不要指望盲动和埋头做事情就能改变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社会运动需要合作，不止是普通人互相合作，还需要知识界提供政治顾问和发挥引领作用。否则，别说社会运动发动不起来，普通人连怎么合作都办不到。暴民政治和群氓政治的危害就是作茧自缚。

江油霸凌事件：从轻罚到抗议镇压，民愤难平· 296 条信息

#江油抗议 #学校霸凌 #警方镇压 #网络冲塔 #社会共情

6个月前

一个人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

#无耻 #负面 #社会 #道德 #质疑

6个月前

《小事丧办：中国人的滥情》中国的正能量叙事是所有马列主义政权通病。除了虚假的正能量宣传以外，这些政权还要树立一批同样伪善的共产主义道德模范和劳动模范。还有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公共事件和虚假宣传制造过度滥情。朝鲜人在看见领袖的时候，经常在镜头面前哭，他们并不一定是装出来的：他们是真的过度滥情。不要以为中国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就不存在这些通病，这些国家一样滥情。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就经常批评“滥情”（Kitsch）。滥情是一种逃避主义，用虚假的、浮于表面的过度感伤，来解释生活的复杂性和回避社会问题。但这些共产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么执迷于滥情呢？除了滥情有助于回避问题、转移矛盾和压制个体之外，米兰·昆德拉认为马列主义政权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滥情。尤其是对所谓阶级压迫和境外敌对势力的过度滥情，还为社会暴力跟报复社会大开绿灯：那些大义凛然地大批处决“反动派”的暴民每个人都一样滥情，他们不但把自己幻想成最委屈的受压迫者，还把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于没有全部处决所谓“反动派”。在日常生活中滥情就更常见。滥情不仅给虚假正能量宣传提供养分，还给道德伪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创造生存土壤。中国人最熟悉的两种手段莫过于“坟头蹦迪”和“丧事喜办”，还有一种就是故意用煽情的配乐、镜头语言或叙事制造催泪效果，这就是狭义的滥情，可以说是“小事丧办”的典型。对于马列主义政权来说，你躲得过正能量，不一定躲得过滥情，总有一款宣传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不会看见国家领导人就在镜头面前哭得死去活来，但是你看到打鸡血的反美、抗日、爱国影片你也一样很难抵抗泪崩：因为它们的叙事结构就是政治滥情。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过度抵制滥情也出现了一个极端，那就是怀疑一切和玩世不恭的犬儒态度，这个极端走向了同理心、同情心丧失的灾难性结局。在滥情和丧失同情心这两个极端之间持中，並沒有想象的那么难。它只要求你做个冷静但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不浮夸、常自省、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其实没有那么难。在极端情绪之间来回滑动，一会儿情绪控制不住、一会儿情绪控制太死，一会儿滥情、一会儿绝情，这并不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该做的事情。

#政治滥情 #过度宣传 #情感操控 #社会问题 #同情心丧失

6个月前

这讲的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庇护人政治”（patronage politics），有时候也叫“侍从政治”（client politics）或者“侍从主义”（clientelism），它不但是腐败源头，也是致使反腐运动无法有效解决腐败难题的根源。这种政治生态在中共现有体制之下不但不可能根除，还只会越演越烈，这就像癌细胞扩散到全身，不可能断尾求生。

#庇护人政治 #腐败 #中共体制 #政治生态 #反腐

6个月前

官媒引导舆论的时候，有一个常用的套路，就是把“社会问题”贬低成“个人问题”。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宁愿自尽也不愿报复社会，这明明是善良，但却被《人民日报》却骂成是巨婴。

人民日报高层震荡：公信力遇挑战· 67 条信息

#官媒引导舆论 #社会问题个人化 #《人民日报》批评 #走投无路 #巨婴

6个月前

对中国政治的真正洞察是从祛魅开始的。

#中国政治 #祛魅 #洞察 #政治分析 #现实

6个月前

近两天网上盛传释永信因未经当局授权，前往梵蒂冈等地会见教皇及其他宗教界代表，回国后遭限制出境，最终致其遭当局以多项其他罪名逮捕。也就是说，民间倾向于把释永信“落马”解释成触犯了宗教管制，而不一定因其私德或腐败行为。虽然民间信誓旦旦自称洞悉真实原因，真实情况要比民间猜测更复杂。习近平政府自2017年颁布《宗教事务条例》以来，有强化和收紧管控宗教事务倾向。2018年拿释学诚开刀，就已经有在宗教界搞反腐败运动的迹象。释学诚曾任佛教协会会长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级别上比释永信高。释学诚的倒台至少名义上是跟性丑闻和腐败有关，这一点跟释永信很像。用性丑闻和腐败搬倒官员是中共当局传统做法，用在佛教僧侣身上打击就更彻底，虽然这种惩戒手段并不一定能够解释当局借机整治的政治动机。著名人权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2017年特别报告》专门提到了习近平政府的宗教政策与胡锦涛时代不同特点，简单说就是限制性法规更多、处罚更严厉、扩权面积更大、监控更绵密。释学诚和释永信的倒台应该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评估，但“自由之家”的报告似乎更关心中国少数民族及其相关宗教团体，忽视了佛教和道教也一样在严厉监控之列。 2015年，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张乐斌和道教协会原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王哲一相繼落马，已经开启宗教界反腐运动的势头。释学诚和释永信相繼落马也属于宗教界反复之流。话说回来，释永信与释学诚有所不同：释学诚是主管国内佛教事务，很少参与国际交流活动；释永信则是频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按理说，一个频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高级别僧侣，不但有自己的亲信团队，还会很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而且几乎不可能逃过当局监控，更何况交流活动被梵蒂冈方面发布照片公布出来。如果是秘密交往，反而梵蒂冈方面会保守秘密，不会公开会面消息。民间猜测在这方面过度想象了。释永信国外交流活动非常频繁，不见得官媒都会报道，没有报道并不就意味着当局禁止或者准备迫害。一个长期参与国际交流的高级别僧侣未向当局通报行程这种事情发生概率极小，就算没通报，当局也可能提前发现并予以警告，而不是等风险行为发生之后再来借机整治（这对于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来说同样是失职行为）。民间猜测有其娱乐属性，但要把握好分寸，不要无视客观情况进行胡乱联想。另外，释永信并没有佛教领袖身份，有人拿教皇与释永信相提并论，猜测释永信野心膨胀是没有依据的。中国汉传佛教和道教系统，与国际社会的天主教、伊斯兰教的等级体系非常不一样。即使藏传佛教有宗教领袖，汉传佛教是不存在宗教领袖的。释永信在西方最多相当于最大修道院院长，而不是某一教派的全国宗教领袖。（在假设释永信没有通报、官员失职没有提醒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不排除释永信跟教皇见面引起当局不快，但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还不至于罗织性丑闻和腐败罪名，对僧侣进行比天主教绝罚更恶毒的严惩。当然，这个可以作为其引起当局不满的众多借口之一。释永信肯定有很多潜在的对手时时刻刻想拉他下马，但是至于说卷入到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受牵连还比较牵强附会。释永信卷入商业事务远比卷入政治事务深，说他是因为政治斗争牵连倒台还是比较臆测。总之，释永信和释学诚的倒台，是习近平政府整顿宗教界和收紧宗教控制的重要一环。“自由之家”的报告也显示出宗教界近年来难以被中共当局完全控制的难题。在宗教界制造政治高压，有利于宗教界政治上服从中共当局，进而通过宗教界强化对信众的政治控制。至于把释永信和释学诚想象成没有性丑闻和腐败，系完全被当局栽赃陷害，这种说法依据仍然不够充分。中共社会能够不被权力和腐败侵蚀的领域很少，但具体是什么动机造成释学诚和释永信倒台，这个跟选择性镇压的国家机器有直接关系。我们之前讲过中国的庇护人政治，高僧背后没有庇护人是基本不可能的，至于庇护人倒台会不会一定导致高僧倒台还是个未知数，这取决于有哪些僧侣想要取而代之。与其猜测庇护人倒台，佛教系统高级别僧侣明争暗斗才更容易导致高级别僧侣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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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永信 #宗教管制 #习近平政府 #宗教反腐 #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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