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2个月前
最近有关六四运动历史反思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不管是追究赵紫阳责任,还是围绕学生运动“没能见好就收”引发的争议,在这些讨论上,公众应学会冷静对待不同观点,而不是因为一言不合就恶言相向。 我主要补充以下几点: 1. 关于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和协调性。 万润南访问波兰团结工会的时候,团结工会的人告诉他说,团结工会对社会的动员,已经到了可以收放自如的程度。从这里可以看出有效的组织动员和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态度是组织效率的决定性因素。 刘晓波以前悲叹说中国指望不上再出现瓦文萨和哈维尔那样的反对派领袖,说中国民众想的全是陈胜、吴广、洪秀全那种暴动——这种暴动可能造成人口大规模减少和严重社会动荡,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现实政治不能以追求这种愤世嫉俗的发泄为主。 情况还没有刘晓波想象那么悲观,刘晓波所处的时代有其局限性,我们也不要因为刘晓波的观点给自己自我设限。可能性世界是无限敞开的。我们仍然要朝着有意义的方向努力,即使中国大概率不会直接复刻东欧剧变成功经验,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的运动模式。 波兰当然是一种理想模式,甚至比我一直推崇的哈维尔模式更加理想: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是米奇尼克设计的,而且出乎意料地大获全胜。波兰的成功经验几乎是不可复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米奇尼克的设计原理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尤其他反复强调最大限度寻求社会的共同地带和折衷空间,这个理念放在哪里都没有错,中国也一样需要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的共同地带和折衷空间。 但米奇尼克也应邀给中国的社会运动提供过建议,不过这个建议至今存在很大争议,比如要求反对派跟共产党合作(米奇尼克显然没有考虑实际的可操作性),不少人心理上无法接受这个观点,就把米奇尼克全盘否定。 但米奇尼克给我的启发並不在他提供的“中国方案”上,而在于最大限度折衷各派势力和团结波兰社会这方面,更重要的是设计社会运动本身——这往往是许多中国人有意无意轻视的地方。中国已经错过了形成反对派政治的最佳历史窗口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重启另一个历史窗口期。我们还需要做好准备,等下一个历史窗口期开启。要在中国建立反对派政治可能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而不是每个人只满足于发泄情绪和互相拆台)。 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重新设计社会运动本身,轻视这个基础工作就会造成许多后续问题,比如在稍有挫折就阵脚大乱、稍有不顺就一哄而散、稍有分歧就大打出手……这些乱象是社会运动自发动员的结果,而不是精心设计的结果。 社会运动设计不仅关系到社会如何组织、如何动员,还关系到克服社会心理障碍、提振士气、坚定信心,以及实现社会最大限度团结成反对派联盟的问题。没有这些原则作为行动纲领和指导,社会运动就会是一盘散沙,甚至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社会运动,因为一盘散沙跟钢铁丛林是没办法对抗的。 2. 如何对待中共体制内精英群体 Eric在稍早提到要争取吸引体制内群体、不过度清算中共历史责任、要给允许中共体面退场留有余地等等,都是现实政治中十分清醒的意见,虽然在直觉上让很多陷入仇恨情绪无法自拔的愤世嫉俗人士无法接受。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么一个原理:打击你的敌人有很多种策略,除了吸收、分化之外,还有向上孤立、向下瓦解等等,不要只想着蛮干。你真要一味蛮干,谁都比不上中共:军队和暴力机关都在它手里,你以为拿把菜刀就能上街闹革命吗? 如果未来中国的社会道路不给中共体制内精英群体预留退路,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把人逼到绝境的时候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是什么心态。如果始终只想着跟人决一死战,动不动就要斩草除根,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赌徒心理,而且这方面优势在敌、不在我。 每个社会要正常过渡,都会面临旧时代仇恨无法消解的问题。你不能学中共上台时候那样,用血腥镇压和扩大打击范围来消灭一整个阶级。中共自己就干过这种事情,当然也会提防反对派对自己干这种事情。如果反对派鼓吹血腥报复,那也只会是嘴上过过瘾,因为枪炮都掌握在中共手里,你没来得及血腥报复,中共先给你血腥镇压了。 现代社会跟晚清农民起义太不一样了,现在不管是镇压机器还是镇压效率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现在社会能派上用场的也不过就是菜刀和土火药,比起晚清农民起义来说没有更高级的武器,反而国家暴力机关的镇压能力超出清廷万倍不止,所以未来根本就不要指望复刻农民起义模式。 你要改变现在的社会,就必须按照现实政治来,而不是因为听了某些野史派鼓吹暴力复仇动辄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搬出来当成改变历史的唯一法宝。张献忠只是一些群体用想象力来泄愤的方式而已,不是社会道路。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在很多开放社会,欲望经济绝不仅仅是众多经济环节的一个部门,还是刺激跟推动其他产业繁荣兴盛的部门。这是自由经济体得以保持长期繁荣的秘密:它不压抑人性,还允许欲望经济给社会注入发展动力。 专制社会和半开放社会很少有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繁荣的先例,中国也不是什么例外。这种社会类型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繁荣的一部分原因就出在:一边严厉压抑人性、打压欲望经济,又一边希望经济保持长足发展动力。 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没有专制社会和半开放社会具有充足的内需消费活力,这个活力不仅仅是因为贫困程度惊人——根据2023年中金报告,中国13亿人口(占总人口比92.62%)才拥有国家总财富6.98%——还因为政权成体系地压制人性和欲望经济,无法刺激消费动机和社会活力。 但是不要指望专制政权愿意解放人性和允许开放欲望经济,这与专制政权的道德禁欲主义取向自相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挑战道德禁欲主义(尤其是极权国家特色)。用欲望经济挑战禁欲主义就是挑战极权国家。这就如同说要在极权国家实现消费需求旺盛和禁欲主义,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欲望经济指什么呢?它不仅指性萧条摧毁的相关产业(不只是性产业,还包括生育与婚恋可能带动相关消费产业),还包括允许人性得到合理表达的其他产业及相关渠道(比如文艺创作和社会上升渠道多样化,乃至不受政权过度干预、过度控制的市场经济本身也是对欲望经济的自由引导)。 不要只盯着性萧条,欲望经济才是极权国家的生存悖论。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中国民众在长期舆论操纵下,学会了不正视问题本身,转而攻击指出问题的人。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群氓效应”: 记者监督政府,这是记者本职工作,群氓不正视问题本身,但是跳出来大骂记者“收了钱”。 公共知识分子监督政府、指出社会乱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公共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但是群氓不但不正视社会问题、不正视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跳出来大骂公共知识分子“收了钱”,进而一棍子打倒一大片,把稍微有点不同意见的人也骂成是全民公敌。 在一些人眼中,中国的问题大抵都归结为“收了钱”/“屁股歪”:“批评”/“揭露”/“调查”/“报道”/“有自己独立意见”=“收了钱”/“屁股歪”。 还有一种反智主义与前面一种截然相反,因为他们痛斥党国喉舌和依附于体制的奴颜媚骨的知识分子群体,但顺带上升到痛恨一切知识分子的地步。在他们的反智主义言论中,丝毫不顾及像张千帆、许章润、贺卫方、秦晖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和海外离散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在坚守整个民族的道德防线。你反智要有针对性,胡锡进、司马南、张维为、金灿荣这种人能跟前面的人混为一谈吗?不要一棍子打倒一大片,不要一开口就反一切。分不清这种界限,就不要以为自己不是群氓。 群氓的粗暴行为与“人民共和国政权”前三十年祸乱期间的暴力社会毕竟有血缘传承,他们血管里流淌的反智主义血液都有同一种世俗腥膻。他们痛恨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他们崇尚暴力,他们崇拜权力,他们觉得群氓和暴民应该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实行暴力专政,这种习气至今没有纠正过来。即使是第二种反智主义(也就是痛斥党国体制代言人的反政府群体),他们也没有很好摆脱对独立知识分子的刻骨怀疑和顽固偏见。 反智主义盛行产生了一个必然的封闭社会效果,那就是封闭思想观念、铲除社会思潮的传播土壤、抗拒开放性对话、无法接受新观念和新知识。这很好理解,对知识群体存在严重偏见和不信任,怎么可能接受新思潮和新知识?这就像讳疾忌医的人任凭医生苦口婆心劝解,就是不听。这就是封闭社会的典型特点之一。 “群氓效应”不是智力残疾,而是认知残疾。就像一个人得了红绿色盲,你说他看不见吧,他瞪着俩大眼珠子滴溜转;你说他看得见吧,他分不清红色跟绿色有什么区别,却反过来指责别人颠倒黑白。 认知混乱的群体也存在“群氓效应”:他们参与社会讨论不是为了正视现实问题本身,而是为了攻击讨论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都是蠢蛋,也对那些有着正常人类认知和正常人类情感的普通人大放厥词。 社会上总不缺半罐子水叮当响的人,这些人是最自信的,他们在求知之前就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感觉自己已经要满出来了。 中国的社会僵化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必须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重新撬开思想观念上的僵化,解绑那些作茧自缚的观念困境,驱逐那些顽固的偏见和常识性谬误……要做到这些得先把反智主义揪出来扔掉。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从心灵鸡汤里提炼阳春白雪:再谈思想解放 我们经常看见有人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厌恶情绪,但心安理得接受了其中的历史决定论,甚至可以说连他们的反对意见都是被历史决定论塑造的。 中国人至今也没有克服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就像一种牢笼:人们一边批评牢笼,一边扛着牢笼到处走动。 历史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宿命论,还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尤其在六四惨案这样的集体创伤之后,历史决定论还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障碍和普通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禁闭室。 历史决定论是个什么东西呢?哲学家们对它的批判太多,简单来说,以往人们更侧重历史决定论过度强调对人类理性的极端迷信,过度迷信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则表现为对历史周期的过度迷信……这些情况都在给极权主义创造生存土壤。 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决定论发生了新的演变:它从极端的理性主义跑偏到了另一个极端:极端不理性。一方面人们毫无实证依据地假设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以往的历史周期,另一方面人们想当然相信某些专属于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愤世嫉俗地认定:改变现状没有可能,让现实继续烂下去最好,反正历史周期还要再循环,反抗没有意义。 现在,历史决定论形成了一种密闭的观念空间,一切试图向其中渗透的努力、一切想要打开人们心结的努力、一切试图引导人们解放思想的努力,都会引起激烈抗拒。这倒不是说他们对现状很满意,也不是说他们支持维持现状,恰恰相反:他们对现状极为不满,但是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也持同样的攻击态度。 这些群体的心理就像集中营幸存者,暴力已经彻底摧毁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他们连看人的眼神也闪躲不定,除了囤积食物,在他们的余生中仿佛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软弱、怨恨和自暴自弃。除了囤积食物,他们不相信一切善意,不相信这个世界除了食物以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你要把余生都活在自欺欺人中吗? 以赛亚·伯林在《论历史不可避免性》中猛烈批评滥用历史决定论的倾向,还有将科学决定论跟历史混为一谈的倾向,还有将对历史的回顾性解释合理化的倾向,还有对历史目的论的迷信(中国流行的“历史循环论”也是历史目的论的一个变种),以及历史决定论对道德责任感的严重破坏。这些情况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同样严重,甚至泛滥成灾,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 历史不仅充满了偶然性,还不存在一条所谓的必然道路。不仅历史决定论幻想的现实和历史关系,无法通过实证来证明,中国例外论还用中国历史特殊性来搪塞一切比较、对照和反省,最终只为达到一个目的:告诉你现状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 以赛亚·伯林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就是讽刺那些认为每个问题都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的天真想法。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思想解放的起点。更进一步的成长还会让我们发现以赛亚·伯林另一个论点:价值和意义是多元的,即使它们互相冲突、互相矛盾,没有任何一种价值或意义绝对高于其他。 开放的思想总是保持开放性,而封闭的思想反复强调绝对性。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国人跑到自由世界就思想自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牢笼还如影随形,认知混乱与思想解放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 我们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句心灵鸡汤:“当一杯牛奶打翻了,再倒一杯就好了。不要成为你过往的囚徒,那只是一堂课,不是无期徒刑。” 这句话虽然是心灵鸡汤,但是举重若轻地指出了历史主义谬误和历史决定论所制造的社会心理障碍:一个人在过去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不等于未来也会一直失败一直失败。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换成国家、民族和社会,怎么人们就忽然愤世嫉俗起来了?
Ignatius Lee
3个月前
俄国人沉浸在自己的历史迷梦中,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这里指的还不仅仅是那些被广泛定义在“小粉红”群体中的人口,还包括很多疏离于“小粉红”之外的其他群体,他们的社会观念本质上与“小粉红”没有特别迥异的差异,迷信暴力、零和思维、威权主义思维、在极端观念之间来回摆荡…… 我们必须使自己与“小粉红”群体变得特别迥异,把我们自己身上的陋习、偏见、势利和狭隘驱逐出去,重新开放自己的胸襟和眼界,才能真正实现自己与他人的有机联结,才能发现一个社会建立有意义的人与人关系是多么重要。 不论如何,这是我们要为之奋斗的意义:我们要普通人的生活被赋予更多意义;我们要温情社会重新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要建立无法被极权国家轻易拆散的社会纽带;我们要把极权主义从我们的灵魂中、从我们的身体里、从我们居住的环境中彻底驱逐出去;我们要活在没有恐惧的社会里,我们要活在互相依赖的社会,我们不要与人为敌,我们要救人于危难之中、同时也相信他人同样会救我于危难之中…… 是的,我们想要那样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从现在出发去建立那样的生活,不要把那样的改变放在遥远的明天,不要把那样的改变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此时此刻,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风暴中心,我们就是未来的新人类,要求改变的社会浪潮就从我们自己扩散到其他人身上。 爱人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