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12小时前
印尼反政府示威可能再次引爆针对华族的仇恨宣泄 当前印尼反政府示威,是印尼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平和对特权阶级不满积压已久的情绪喷发。针对华族的报复活动可能成为民愤宣泄口,需要特别警惕。 2017年,印尼全国民调显示,大多数印尼人认为,华族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享有特权。近60%的受访者认为华族比印尼本土民众更富有,47.6%的受访者认为华族可能仍然对中国保持忠诚。印尼原住民对华族的长期偏见包括贪婪、自私、排外、不忠诚等等。 印尼社会对华族的种族偏见由来已久,上世纪两次大规模排华暴行并未得到历时性纠正,印尼社会对华族的不信任和偏见仍然相当普遍。 2017年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一项研究显示64.4%印尼土著对华族担任政治职务感到不满。 2022年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一项民调还显示:65%印尼人认为华族经济影响力过大,有50.8%认为华族政治影响力过大。 2023年印尼副总统Jusuf Kalla曾公开煽动说,华族人口占印尼总人口4.5%,却掌握了超过50%国家财富。这种说法毫无依据。但是这种民粹主义言论极大投合了印尼社会的反华族情绪。 印尼社会的反华情绪,不仅表现在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上,也表现在政治选举中利用煽动华族威胁和中国威胁来打击竞争对手以及吸引选民。 随着中国对印尼经济社会干预程度加深,印尼社会不安全感也在升高。2023年,印尼一家中资冶炼厂因罢工演变成暴力冲突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加剧印尼社会对中国投资的负面情绪大喷发。 中国籍劳工随中资企业涌入印尼也引发了印尼社会不满。2022年雅加达省长Sutiyoso煽动说涌入印尼的中国籍劳工会赖着不走,然后霸占印尼社会,把印尼变成新加坡那样的华人主导社会。 此次印尼反政府示威,深层因素是社会对经济特权积怨已久,华族很可能再次成为社会怨恨对象。
我先前一直在讲要对社会运动骨干进行职业政治人培养,其目的不一定是要把骨干都培养成职业政治家,而是要让骨干具备职业政治人的专业素养、领导力和政治才干。 尽管政治领导力和企业领导力有天壤之别,两者并不一定可以互相兑换,但争权夺利到哪里都一样。 伊朗海外反对派群体饱受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出于领导者私人恩怨、个人意见分歧及政治短视,在反对派群体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内斗和合作障碍。 反对派群体出现争权夺利现象经常是难以避免的,但并不等于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现象(常见不等于正常)。 对于容易卷入争权夺利陷阱的反对派群体,重塑作为职业政治人的专业素养和政治领导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私人恩怨扩大化,抑制光分歧不合作的不理智行为,以及培养一定政治胸襟和远见。 要开创一个新国家、新社会,也必然要求开创者一代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胸襟和政治才干,因为非此不能力压已然形成强大统治根基的极权国家。 民主国家的政治风气一样充斥争权夺利现象,但并不一定是什么不正常现象,因为通常来说成熟的民主制度有助于将公开的政治斗争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除非是一些出现民主倒退的国家可能出现斗争失控)。 对于极权国家的反对派群体来说,不但缺乏职业政治人,也缺乏普遍支持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斗争失控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假如我们的社会运动骨干缺乏这样的专业素养和领导力,也不具备职业政治人所应当具备的胸襟和才干,那么可以想象:内斗失控将彻底瘫痪反对运动。 我们经常说“政治才干”,“政治才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政治才干不一定是政治领导力。政治才干非常具体涉及到一系列政治活动包括谈判、沟通、对话、协调以及妥协。 职业政治家与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具有高超的政治才干:他们比普通人更容易合作,也比普通人更难以对付。 反倒是缺乏政治才干的普通人经常没有谈判意识,也没有合作精神,自然也不知道妥协为何物。这样一来就很容易陷入私人恩怨、意见分歧和政治短视而无法自拔。
有人把粗鄙跟粗俗当成坦率和真性情,这是不对的。东亚国家中产阶级所遵循的基本教养并不以粗暴为时尚。如果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如果我们要在新社会解放自己天性,也不应该把自己天性想象成下流粗野的东西。 下流粗野的习性并不是什么率真,它只不过暴露出教养和文明长期缺失造成的价值真空。 文明和教养不是自我压抑,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美学。 生活在旧制度社会底下的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种对道德的厌恶感,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人不能因为社会道德伪善横行,就转而推崇一种不道德或反道德的行为规范。 如果说道德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种伪善或者说是一种过高要求,起码文明和教养是不道德和道德伪善的平替方案。 人完全不必用圣人的道德来要求自己(其实这样只能造成道德伪善),也不必心安理得把流氓习气当成反道德伪善的坦率。 文明和教养是一种居中的替代方案,也是一种生活信念,这种生活信念使我们相信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与更好生活品位并不冲突。这种生活信念使我们相信价值是值得追求的东西。 丧失了生活信念的人,在根本上也丧失了价值信念,他的一生都在随波逐流和投机取巧,还会因为价值真空,变得喜怒无常和不择手段。 文明和教养,如果真的是在抑制什么东西,其抑制的就是由价值真空造成的社会灾难。
如何摆脱“革命独裁”恶性循环? 政治学家何包钢提出了几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 1. 民间对暴力革命的崇拜与一元化的社会结构有关;与之相对,如社会结构向多元化转变,要么暴力革命无法形成气候,要么暴力革命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独裁。 2. 革命失败反而比革命胜利更重要。 3. 改变人、改变旧的文化心理习性,才能摆脱“革命独裁”恶性循环。 在何包钢看来,不管是认定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去除专制,还是认定暴力革命必然导致新的革命独裁,都犯了独断论谬误。他借用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说法来解释就是:事实不能充分地决定理论,综合性真理不具有必然性。 根据已有的政治学研究来看,何包钢认为我们只能说暴力革命跟新专制统治具有较大相关性,是因为革命者要打败旧政权就须武力上超过旧政权,要在武力上超过旧政权就可能出现两种趋势: 要么是一元化的武装绝对战胜旧政权,结果革命政权失去社会力量制衡,就顺理成章变成新革命独裁政权;要么是多元化的武装力量战胜旧政权,战后重新转向大鱼吃小鱼的内战——内战实现统一,又会形成新的革命独裁政权;内战打不出结果,则又可能长期陷入内战泥潭无法自拔。 何包钢借用波兰团结工会顾问、哲学家Lezzek Nowak的话来说,提出革命失败反而比革命胜利重要。比如巴黎公社失败导致曾经被禁止的自由工会的合法化,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却产生了“古格拉群岛”(革命暴政)。尽管Nowak同样承认,失败的市民革命也可能导致新的极权主义。 何包钢讲的有点耸人听闻,可能引起很多人不满,但他的意思是形成一种新的“自限革命”,即把革命的目标控制在逼迫政权改良和壮大公民社会基础上,因为一旦一旦使用暴力手段实现政权更迭就更容易导致政治极化和失控。 事实上,波兰的“自限革命”就是这么做的,尽管並不是用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波兰的“自限革命”,并不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而是以壮大公民社会和逼迫政权妥协为目的进行公民社会培养、训练和动员。 结果,波兰的“自限革命”不但改变了个体的人,还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气候。 但何包钢还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一个地方是:如果革命失败没有逼迫政权主动进行改革,反而导致政权变本加厉清洗社会,进而彻底铲除公民社会,比如1989年六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就是如此,我们还能说革命失败好过革命胜利吗? 虽然何包钢没有进一步阐述如何改变旧社会的一元化观念和思维,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改变个体的人才能从根子上切断“革命独裁”的恶性循环。 现实中人们普遍意识不到自己一元化的、封闭的、排他性和整体性的观念跟习性,往往就在制造小独裁者。要形成多元化的、开放的、兼容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跟独断论、决定论和自以为是的“历史规律”做斗争。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不管朝那个方向改变,都不是所有人无条件依照同一种模式改变,你只有先尊重他异性,别人才能尊重你的个体性。不要幻想某一种具体政治主张绝对正确、必须受到全社会无条件遵从,有这种幻想的人甚至连自己家的狗都没办法说服。 社会变革,需要各方折衷、妥协、合作,而不是一些刚愎自用的人一意孤行。 文章下载地址:
伊朗的反对派联盟为什么没成功? 伊朗国内社会和流亡团体,近年来一直在设法重建反对派联盟,但一直不成。 有人指责其中最大阻碍,首推个人分歧和政治短视,使得国内外反对派团体无法实现有效合作。 但问题并不只是如此,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过度原子化,即使流亡群体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自组织。 伊朗的情况与中国国内外社群高度相似,而且反对者群体也一样出现戾气升高、怨恨过度、内斗加剧、无法合作的困境。尤其是两国海内外社群,也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短视,原子化的反抗似乎成了一种天经地义的反对模式。 这种原子化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反对派力量,使得伊朗各方反对派力量无法有效协作共同应对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朗近年以来多次爆发全国性大规模抗议,却始终无法推翻伊斯兰政权:原子化的反抗规模再大也不是力量。相反,原子化反抗还容易经常陷入狗咬狗大混战。 伊朗的流亡团体多次尝试重新缔结反对派联盟,但是始终以失败告终。虽有少数政治组织,但是一直没有获得足够影响力,而有重大影响力的组织像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和伊朗全国委员会自身又存在严重缺陷。 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有准反对派联盟性质,但有恐怖主义和邪教背景,还跟伊朗的敌人萨达姆过从甚密(至今仍由萨达姆过去支持的一个基金会资助),很多伊朗民众至今对其缺乏充分信任。 由巴列维王朝末代王储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全国委员会也一样背负着巴列维王朝的负资产,伊朗社会至今仍难以完全谅解巴列维王朝的劣迹,甚至对其怀有恐惧。 客观来说,伊朗流亡团体具备了多项优势条件,都是中国流亡社群望尘莫及的。除了有形式上更加正式的政治组织之外,还有由伊朗流亡团体创办的伊朗国际电视台和一些严肃游说团体(比如NIAC)跟正规政治结社(NUFDI)。 跟中国流亡政治组织相比,伊朗海外政治组织专业化程度更高,但是存在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和领导力不足的缺陷,始终没把近年不断涌出的流亡群体组织起来(其中较大的严肃政治组织也只有几十人规模)。 在伊朗公共知识分子Arash Azizi看来,这些组织的政治化程度仍然不够,而且国内外广大社群仍然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 一个比较突出的缺陷是,这些团体没能够形成国家的替代方案(而更多忙于互相竞争和内斗)。NIAC和NUFDI虽然相当正规(两者也互相不合),但是更多只关心支持美国跟伊朗伊斯兰政府的外交斗争和国际制裁,对美国外交政策关心程度远比对伊朗政治更上心,显然无法赢得伊朗社会普遍支持。 中国的流亡社群也存在类似情况:普遍只关心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外交政策,但对于如何改变中国社会漠不关心,也不关心组织社会运动来推动社会变革。 中国要重组社会联盟,伊朗流亡团体会有很多值得参考和反省的地方。中国流亡社群要克服很多难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推动形成社会自组织、加深社会自组织专业化程度以及提升政治组织领导力,甚至重新化解社会仇恨和分解政治负资产也是有必要的。 不把严重的社会原子化问题当成头号大敌来对待,中国和伊朗的海外反对派群体都不会取得成功,更何况中国流亡团体眼下还不如伊朗流亡团体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高。
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时年28岁的哈维尔,这时候已经上了秘密警察系统性监控黑名单——当局专门给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分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制定了一系列打压措施,目的是遏制其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 比起中共当局,捷共当局文明多了,没有用嫖娼、吸毒、强奸等污名化手段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当然,捷共一样打包逮捕政治犯,但判刑不如中共重,显然中共是汲取了历史教训,一嗅到自由苗头就滥用重典。 当然,至今有些人还在幻想等习近平下台继续重温胡锦涛时代美梦(尽管当时他们也对胡锦涛政府不满)。群氓政治想象就像间歇性精神疾病发作。每一次中共领导人换届,民间总会有人幻想来一个戈尔巴乔夫接班,连习近平当初也一样被吹捧成戈尔巴乔夫。 这种集体幻想是一种典型的思想惰性:自己不愿意主动去改变现状,成天干坐着等别人来拯救自己。 习近平时代开启的政治高压模式会成为一种新传统(当然其有效性是有问题的),不要幻想峰回路转来一个态度软化突然开明起来。 思想惰性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一边是不断拧紧的绞索,另一边是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忘了去探索可以坚持抵抗的灰色地带,以至于大多数人都误以为什么都做不了。 事实上,思想惰性让人对现实产生了严重的钝感,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比比皆是,从评论区冲塔到评论区翻车,再到电线杆上刷标语、天桥上挂横幅、楼顶上撒传单……已经有人尝试过了,探索过了,发现了许多灰色地带。 每一种具体的微弱抵抗都不是没有价值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普通人如果自己都突破不了恐惧防线,那就始终生活在思想惰性和无穷无尽的奴役中,并且幻想中共当局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