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natius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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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前

《南方都市报》原副总裁、广州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庆，对俄乌战争的科普视频下了很大功夫，讲得很专业，参考了大量国际前沿资料，依据很详实。这一期讲的是：俄国为什么没有爆发反战运动？

3天前

社会自组织也会在社会运动中自然形成，这就是克服社会原子化的自然法则：让社会动起来。

6天前

极权国家禁止自由结社，恰恰是因为知道组织和动员形成的力量远远超过一盘散沙的个体，这恰恰表明社会团结自身对政权的挑战性。中国社会喜欢把正常表达政治反对污名化，要么污蔑你卖国，要么咒骂你搞乱国家。中国社会对政治反对有种典型的群氓心态，即使是潜在的反对派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政治反对。

6天前

前不久网友引用《芳华》引起一波文革招魂潮来证明社会心态没变好、反而在变坏。现在中国社会又兴起一波反清复明潮。许多人不理解这种流行现象说明什么问题。简单地说，流行现象无法折射社会心理学事实。上述流行现象，显示出明显的信息级联和可得性级联，是信息传播过程引发的非理性社会互动。社交媒体上的流行现象，其本质上跟先前中国社会流行的遛纸狗、满地爬是同一回事情。基本上可以说，某些社会互动形式受到信息级联和可得性级联影响，不会折射任何有说服力的社会心理学事实，因为这类社会互动受到从众心理、认知偏差和可得性知识库驱使。社会心理学事实，也即我们说的社会心态，其实无法简单通过信息级联和可得性级联折射出来，因为盲目从众甚至不需要理性判断就可以发生，也无法充分说明某种事实。社会心理学事实和社会学调查研究要说明的问题，跟社交媒体引发的流行现象基本上不是同一回事，尤其是考虑到流行现象风向随时可能变化，造成反复无常的从众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分辨能够折射出社会心理和集体诉求的社会事实，这类社会互动有时候看起来很像上面流行现象背后的从众行为。比如表达对现状不满的网络冲塔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像上面提到的级联现象。从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自发的集体行为与盲目从众行为存在很大差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差别之一就是是否折射普遍社会诉求。信息级联和可得性级联并不是充分折射这种诉求的可靠手段（因为很容易产生没有实质意义的非理性互动）。这就像麦子跟稗子的区别。有意义的社会互动（比如社会运动和集体抗议）是需要遵循某些理性秩序的，甚至可以说是可能进行理性设计的。但一般流行现象有相当突出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一般不容易进行理性设计），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受到蓄意操纵和煽动，但是煽动和操纵并不必然引发公共理性积极响应。响应煽动和操纵的群体，跟参与社会运动的群体可能较大程度重叠，但是这两类群体就像群氓跟市民社会的区别：同一个人，既可能是群氓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社会运动需要的是抑制人的群氓行为，转向有意义的社会互动。

1周前

浙大马克思主义学院26岁博导最近引起网络热议，但锐评很少。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知道是婆罗门、祭司、教士和萨满阶层惹不起，毕竟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只能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这个不受挑战的婆罗门、祭司、教士和萨满阶层，除了享受党国特许豁免权之外，还巧妙躲过了各个方向的子弹：厌恶马克思主义的人，压根儿就不愿花时间读他的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半信半疑的人，读了也不敢批评，免得火力掉个头就对准自己；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派教徒也很会来事儿，知道当局打压原教旨派，不亚于打压自由派。剩下的就是不学无术的、一知半解的和完全不读书的人，他们也没办法从学术角度批评马克思主义圣教。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婆罗门、祭司、教士和萨满阶层就巧妙躲过了各个方向的子弹，只剩下一些搔首弄姿的娇嗔、吐舌头哈气跟摇臀献媚。当然，也有很多隐蔽的讽刺，但压根儿就不值得浪费时间来捧读圣教典籍。

1周前

对极权国家来说，社会心态转变是关键的一步。群氓无法理解，就像“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2022年反封控抗议，就是集体心态转变（即质疑清零政策）集中爆发的结果。处在变革前夜的任何社会都不是铁板一块，最先松动的就是一小部分，接近3.5%人口发生心态变化就足以引发社会变革。如果2022年中国社会还跟现在群氓以为的一样铁板一块，诸位还在享受社会主义动态清零铁拳👊 这个3.5%总人口门槛不是我说的，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基于近百年数据得出的结论。每个发生变革的社会（不管是和平还是暴力革命都一样），都不是整齐划一地改变。总不缺顽固守旧派，还有对社会变革冷嘲热讽和无差别攻击所有人的犬儒主义分子，这两类群氓是社会变革前夜的常客，一般躁叫最响的就是他们。他们就是社会变革的阻力。还有两类人是立场不固定的中间派和立场坚定的社会变革推动者，那个3.5%总人口就出在最后这两种人群上。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能力推动变革的始终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是来搭便车、看热闹、吃瓜和看人杀头的。群氓以为社会变革必须是所有人一起变，或者社会不变，光是政权内部变……群氓之所以是群氓，跟他们简单化的社会想象有直接关系。最后，社会变革推动者们，3.5%们，不要被群氓心态裹挟，要以冷静、理智和开放的心态面对社会瞬息万变的新形势，要不卑不亢面对现实。不要抱怨，去改变它，让它成为历史❗️

1周前

近期读到的另一篇研究发表在2025年1月出版的《The China Journal》第93卷上，也在显示中国社会心态转变。社会心态转变是社会变革前兆之一，要有信心❗️

1周前

社会心态在发生变化，专业人士当然比大众更先察觉到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前不久我说形势在变化，是因为从一些前沿研究看到了新动向。很多人跑来冷嘲热讽骂听床，我只当是群氓政治和反智主义起哄而已，并不放在心上。但在舆情监控方面，大数据是不会骗人的（下文发表于2024年8月1日）：

2周前

民意在井喷，形势在变化，也可能在某些节点上呈现一日千里的势头。

2周前

其实关键不在于记录，也不在于写日记，而在于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疗愈。对许多写作者而言，写作挽救了他们生命，即使他们最终仍然死于自杀，但写作延长了他们的生命，给了他们足够长的时间来决定要不要去死。如果不写作，他们几十年前就会自我了断。但更多的是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如果加缪自己不写作，他也会死于自杀。当然，如果你硬要抬杠说作家也自杀，你抬杠就是你对。但自杀的多还是不自杀的多？假如他们没有写作呢？假如一些自杀的人也用写作来延长自己给自己的判决呢？写作是这样一种心理空间：它允许你与自己对话，给足你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机会；它用甜言蜜语引诱你前往未知领域；它鞭策你分析问题和寻找解决办法；它帮助你塑造一种足以唤起你珍视自我价值的自恋，这种自恋是你绝望人生的解毒剂；它将你与造成你所有不幸的“外面的世界”跟你隔绝开来，为你重建自己的想象力王国。语言总是在延宕你的决定，给足你思考时间。你在语言中裸泳的时候就是你最自由的时候。语言从来不向你索取，而是一直无偿给予。事实上，你与文字世界相依为命。

#写作 #自我疗愈 #自杀 #加缪 #心理空间

3周前

推荐两本书：《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和《思考，快与慢》（后者可视为前者的通俗版）早在1950年代，司马贺（Herbert Simon）就提出了有限理性学说，但大众通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算读《思考，快与慢》也读个似懂非懂。在日常生活和公共政治讨论中，普通人习惯凭直觉判断，意识不到直觉总是出错。有学者批评说社交媒体降低了集体智力不是毫无原因的，因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巨量单纯依靠直觉判断做出的武断和独断，而且这些言论往往表现得过度自信，但是普通人根本没能力分辨无数充斥认知偏差的论断，结果就被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牵着鼻子走，还以为自己聪明绝顶。《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就像是一部针对直觉偏差的医学诊断手册，它从司马贺并不认同（其实是误解）的侧面，论证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不管是个体还是集体，不管是接受过科研训练的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外行，都一样在直觉判断过程中频繁出错。有限理性学说和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成了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热门研究课题，事实上，也跨出领域影响了很多其他领域。比如政治哲学可能将被迫系统重构，因为我们先前有关人类理性的假说，在事实上虚构了一个完全靠不住的政治社会。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非理性世界，还有一个理性缺陷不断放大的世界，这个双重叠加世界危机重重，几乎可以说长期压迫着人类的理性能力。现代国家至今仍在政治理性设计上摇摆不定（有很多时候还干脆假设政治理性就是经济理性），这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存在性危机：先前的政治哲学传统假想了一个理性化的现代国家，同时预设了一个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并未将非理性和理性能力缺陷纳入到“政体”和“社会体”设计之中。 “社会体”是我正在构思的一个新概念，它应与“政体”一起进行政治重构，否则我们就会看到未来世代不断发生失败国家现象：不但难以克服专制主义危机，还难以克服民主倒退危机。没有永恒国家，也没有永恒的国家制度，即使自由民主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制度，假如它无法捍卫自己，假如它自己还发生衰退，我们根本不能想象那就是人类的未来。也许我们的时代与卢梭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我们现在看卢梭跟后人看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国家制度并非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应对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而逐渐形成的。我相信，未来的国家制度也会在应对社会危机和社会变革需求的过程中进行调整和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解决的不止是政体理性化问题，还有社会体理性化问题。

#有限理性 #认知偏差 #政治哲学重构 #社会体 #制度危机

1个月前

再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天公 #人材 #积极

1个月前

今年不断有研究显示去年孟加拉“七月革命”是由大量公民社会组织进行了广泛社会动员的，是该国爆发社会运动的关键力量。中国网民只看见中文社交媒体以讹传讹，以为孟加拉全靠公民自觉和原子化反抗，这绝对是一厢情愿。另外再次重击中文社交媒体以讹传讹的虚假幻想：孟加拉“七月革命”并没有对官员家属进行报复行动，没有任何可靠的证人和证据证明发生过这种事情。恰恰相反，证人和证据都指向运动期间未对官员家属进行报复。中文社交媒体流传的消息纯属以讹传讹。这些公民社会组织（CSOs）或者社运组织，就是克服社会原子化的最重要手段。我们讲的“社会团结”，实质上指的就是通过社会自组织和社会纽带实现有效社会动员。社会运动中的“团结”与中共那种高度中心化的“统战”完全不是一回事：统战的本质是要求被收买的关键支持者统一配合中共中央的行动；社会团结是以多中心化形式实现的社会联盟，这种联盟通过社会纽带和社会自组织，在社会运动爆发之前维系社会成员，在社会运动爆发期间，这种联盟就进行广泛社会动员以对抗国家。 “社会团结”跟“统战”都不是指所有人团结一致：社会运动团结的往往是最容易动员起来、容易参加社会运动的反对意见群体（亲政府人士你是动员不起来的，还有骑墙派你不一定动员得起来），（根据政治学研究）在动员人数达到总人口3.5%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社会动员都推翻了政府；而统战并不屑于团结普通人，他们针对的是关键支持者，如企业家和社会名流（明星、著名作家、著名学者等等）——统战是利用这些人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来间接控制其普通支持者（平民）。另外，在中国当前语境中，统战主要指针对全球华人精英和外国精英群体的隐秘战线工作（包括拉拢、收买、勾结等等）。普通华人在中共眼中根本没有统战价值。中共看不起你，我们社会运动却把你当成宝，但你反过来嫌弃社会运动讲的团结就是统战，你说好不好笑？你以为自己在中共眼中有多大统战价值吗？真正需要普通人参与的是社会运动，中共并不屑于普通人参与（它有的是办法让普通人服从）。中国人一看见“社会团结”就想到“统战”，进而本能地产生厌恶，这恰恰是因为既不知道什么是统战，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团结。中国民众只从别国社会运动看见一些粗浅的表象，就以为原子化叛乱成了反抗者的圣经，这是纯粹的幻想。实现社会团结的渠道有很多种，公民社会组织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一些专职国家并不存在公民社会组织，但并不等于就无法用其他形式实现社会团结。但缺乏组织化、反而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很容易演变出群氓政治和暴民政治，社会运动要做的社会动员或社会团结并不是鼓励群氓和暴民，而是有一定的自我约束和纪律性。比如孟加拉去年“七月革命”纪律性就表现得非常好，并不是简体中文社交媒体以讹传讹的暴民政治。一个普通人既可能是社会运动积极参与者，也可能流露出群氓和暴民习性。社会运动要做的就是抑制其群氓和暴民习性，保障社会运动可以成功渡过酝酿期走向爆发期。

#孟加拉七月革命 #公民社会组织 #社会团结 vs 统战 #反驳中文社交媒体谣言 #非暴民政治

1个月前

不论海内海外，不必自轻自贱 “犬儒主义”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总是跟“愤世嫉俗”、缺乏建设性和极度悲观主义有关。这也是我经常批评的不务实态度。有的人偏偏就喜欢拿自己一尺二寸长的眼光丈量所有人的高度，结果别人无一例外都比不上他自己那一尺二寸长的眼光，但这显然是一种新型式的愚昧。职业政治人要秉持一种不卑不亢的务实精神，不会轻易就被群氓政治所蛊惑，也不会被众声喧哗所淹没。不论是攻击民运圈还是攻击新生的社运圈，除了展示自己怨妇般的愤世嫉俗之外，没有一点建设性意义。政治反对运动太需要合作，需要一个一个地减少敌人，而不是到处放火、四面树敌。务实的人会抑制过度抱怨，会调整毫无目的的愤世嫉俗和克服自我矮化、互相贬低的极度悲观主义。空谈大方向是无济于事的，跟空谈“润学”和空谈“反共”一样都是空谈。务实的人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跟他人耐心沟通和实现合作，因为原子化的个体是不可能对抗强大的极权国家机器的。另一种怪相是互相推诿责任：国内指责海外群体没有推翻中共政权，但是自己根本舍不得为改变社会现状牺牲一根毫毛，就好像责任全在海外流亡社群；而海外流亡社群也将责任推给国内社会，觉得海外工作无济于事，全部都要靠国内社会来实现真正的反对运动。这种互相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另一种形式的犬儒主义，是逃避现实和逃避责任，是无限期延宕和推迟社会变革。每个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有自己的模式，没有完全一样的社会转型，中国也一样。你不能因为你一尺二寸长的眼光所及的一砖片瓦，就一口咬定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会如何如何。务实的职业政治人会以其特有的审慎、冷静和敏锐对政治可能性持完全开放态度：对于职业政治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关心的是现实中是否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以及在人力可控范围内是否出现可以逆转时局的历史机遇。我们精力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互相抱怨和互相推卸责任。现实主义政治观念总是对历史机遇和创造历史机遇，有着群氓政治所无法企及的敏锐洞察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真正的现实主义政治人总是不卑不亢地面对逆境，过度的悲观和毫无必要的乐观都是多余的东西：因为现实对于他而言，是一个无限敞开的历史空间，历史上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将来并非不可能存在。有的人就喜欢把“尚未存在”当成“绝对不可能存在”，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的愚昧。事实上，尚未存在的事物根本无法证明其不可能存在。是以，我总是鼓励他人努力去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去做前人之所未想之事，去将前人没做成的事情做成。要有人来打破死寂。如果人人都跟你一样明明中庸却天天自以为是抖机灵、假老练、耍小聪明，那就算历史机遇天天砸在你脸上，你也一个都抓不住，更不要说你没能力创造历史机遇。请少一些犬儒主义，少一些互相推卸责任。如果一个国家沦为极权主义，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以及曾经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过的所有人都一样有责任。要寻求改变现状，要反抗现实，光是追究责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牛奶倒了，把杯子扶起来就是，含血喷天、怨天尤人改变不了牛奶流一地的现实——此实为务实的政治头脑所不齿也。

#犬儒主义 #推卸责任 #务实精神 #合作 #社会转型

1个月前

有朋友跟我讲王老师在筹备流亡国会，也提到了“反对派联盟”这个概念。作为“反对派联盟”的积极鼓吹者，我感到有必要参与公共讨论。社运圈的朋友和支持者知道我的一贯立场，一般来说我是不支持组建流亡政党和流亡国会的。流亡国会也非反对派联盟应有的样子。社运圈想象的反对派联盟是另一回事。我之所以不支持组建流亡政党和流亡国会，很关键的几个原因包括： 1. 缺乏真实的民意根基，既无法削弱中共政权合法性，还无法建立自己的合法性。 2. 缺乏职业政治人大量参与，仅凭群众热情，很容易把公共政治参与变成酒肉政治和群氓政治。 3. 缺乏充足的经费支撑，难以以政党和国会形式运作，也无法建立公信力和拓展关键支持者群体。社运圈要做的事情，既不是跟民运圈对立，也不是要从零开始闭门造车。社运圈之所以特别强调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原因在于： 1. 社运圈需要通过社会运动和大量社会动员来奠定反对派群体的民意根基和支持者群体，通过具体的社会斗争来削弱中共政权合法性和建立社会运动自身的合法性。 2. 社运圈需要培养社运骨干人才，为向职业政治人过渡铺平道路。这些骨干人才，包括社运知识分子、社运理论家、社运领导者群体以及社运积极分子等等，将来可能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可能是推动反对派政治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3. 由于考虑到经费筹措困难，社运圈主张以灵活多变的形式展开政治反对活动，以立项的方式游说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捐赠，以社会运动的灵活性规避大型政治机关的笨重问题。不论如何，看到民运圈前辈率先尝试进行反对派联盟尝试仍然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但需要商榷的地方是：对目前缺乏有利条件的反对派群体来说，流亡政党和流亡国会是在现有条件难以驾驭的危险水域。再者，反对派联盟肯定跟流亡国会并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国会由政党共同构成，在政治自组织尚且没有形成气候的情况下，谈政党政治未免有点阳春白雪了。反对派联盟要依托的政治组织跟政党不同：它完全可以以多个会、社、盟的形式存在，组织小巧、灵活则便于及时调整策略随机应变，也可绕开巨大经费开支。事实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成功的社会联盟就是以这种形式运行的。所谓联盟，就是多个小型的会社盟之间通过建立沟通对话机制形成的常态机关，其选举工作和内部事务通常要基于反对派联盟内部会议决定，不必像流亡国会那样被迫面对缺乏民意根基、无法靠选票给自己增加合法性的难题和困境。反对派联盟要争取的合法性，要靠大大小小的社运组织（也就是说上面说的会社盟）通过具体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斗争来争取，比如抗税、人权、公卫等中国民众尤其关心的公共议题。在缺乏民意根基的基础上组建政党和国会，其选票是没有意义的。以上仅供商榷。再一次声明：社运圈既反对无休止内斗，也反对跟民运圈互相为敌，而是呼吁用对话、沟通和谈判来共同探索社会出路和方向。我们非常希望民运圈前辈们在组建流亡国会的议程上取得重大进展，在充分的对话、沟通和谈判基础上，我也相信社运圈同仁会非常乐于合作。

#流亡国会 #反对派联盟 #社会运动 #民意根基 #对话与合作

1个月前

这段时间在闭关写作，很感谢还有朋友记得我。下面简单答复一下网友私讯： 1. 现在中国更像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极权体制，既不同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极权主义，也不同于中东欧后来的后极权主义。制度化的极权体制是先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不一定要有卡里斯玛型领袖，只要照着体制复制，就会延续体制。 2. 与大部分人对极权国家的一般概念不同（凭直觉产生的知识是非常不可靠的东西）：极权国家表面上并不需要理会民意（就好像不需要国民支持也一样稳如老狗），实际上也一样非常依靠国民的服从，甚至比民主国家更需要服从。极权统治造成的压制是全方面的：破坏社会自组织、摧毁社会信心、造成群体性萎靡不振、刺激愤世嫉俗野蛮生长等等。一切统治手段都旨在制造服从，这恰恰也说明极权国家最害怕的是不服从（不服从对民主国家来说是常态）。我们看见中国社会的服从度并没有遭到破坏，这种话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满，但这是现实。另一方面，一些人尤其喜欢鼓吹崩溃论，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其政权有崩溃迹象。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极权政权来说，长期处于内乱状态也会给人一种即将崩溃的错觉，但是实际上崩而不溃才是极权政权的常态（极权就像一种内战，是政府向社会开战，其维稳经费堪比国防开销和战争开销）。一个极权政权流露出崩溃迹象，真正的政治风向标是社会不服从度日渐增长，致基层执政阻力越来越大，一级一级反馈上去，对高层来说就是中央指令和政策推进不下去。恰恰是这种压力传导，使得极权政权特别依赖政治服从。社会萎靡不振，对社会运动确实有很大阻力，但同样也对极权政权造成巨大阻力，因为间接形成消极合作和不合作效果，政策和指令很难执行或者很难产生预期效果，这就意味着极权政权无法自我修复、无法自我升级。但社会萎靡不振只是极权国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中共建政至今，历史阶段性是非常清晰的：过渡期、内乱期、恢复期、重建期、腾飞期、衰退期、萎靡期……萎靡期可以说也是在为下一个阶段的社会普遍不合作创造历史机遇，正因如此我才在这个大家都不看好的历史关头，鼓吹社会运动和反对派联盟。眼下中国社会普遍萎靡不振是几乎不可能靠经济奇迹重新扳回一城的。到目前这种萎靡不振只会扩大、不会逆转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但你要说这就是极权政权要灭亡了，则未免夸大其词、所言不实。不服从度升高只能说是一个历史机遇，在此期间极权国家面临的内部挑战压力骤然升高，而社会也用不服从来消极抵制现状。这是社会运动喷发的重要契机。 3. 极权国家是一种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的统治机器：消极抵抗削弱极权国家，武装抵抗反而导致极权国家变本加厉收紧社会控制。停止幻想不切实际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极权政权是被武装暴动推翻的。一些人喜欢拿中共政权跟历史上的王朝比较，所以想当然拿历史王朝兴衰“规律”对比现实。这样做多半是掺杂情绪在里面，情绪真实大于现实真实。因为现在中国社会并非朝鲜式全封闭，也不像美国那样全开放，而是典型半开放社会：半开放社会既要为封闭付出代价、也要为开放付出代际，这是难免的。这与古代王朝截然不同。再则，中共统治集团及其特权阶级与古代王朝家天下统治模式仍有很大不同：政党统治更高效，但残酷程度升高也意味着反抗形式会升级。你不可能再指望农民起义来对付中共政权。中共社会焦躁、躁动、人心惶惶的时间会持续很长，不过最终还是会发生改变：持续挑战社会秩序，就能恢复社会信心。2022年底反封控运动突然来一下，我们其实就已经看到政权对服从度过度依赖的严重缺陷了。民主国家不依赖社会服从，而是依赖法治社会形成的普遍共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没有法治保障，没有社会正义可言，就只有用野蛮手段制造服从。但是你看，社会普遍萎靡不振显然已经是不服从度在大打折扣了。

#中国 #极权体制 #社会不服从 #社会萎靡 #半开放社会

1个月前

推荐！讽刺短文：《狗哨政治》村里养了一群狗，主人有个哨子。哨子很特别，人听不见，狗听得见。主人吹一声，狗知道：该咬人了。路人只看见：狗突然狂吠。 "为什么咬人？"路人问。"它护家。"主人一脸无辜。后来，这技术进步了。主人学会了说话带哨音。说"村子要发展"，狗听见："外人要滚蛋"。说"保护我们的传统"，狗听见："咬那些不一样的"。说"为了大家好"，狗听见："为了主人好"。旁人听了，觉得有理。狗听了，知道该咬谁。更妙的是，有的人，既是主人，又是狗。白天吹哨，晚上听哨。分不清是在指挥，还是在被指挥。村里有个老师，教孩子们识别哨音。"听，这句话里有哨。"孩子们竖起耳朵。"我怎么听不见？""听不见就对了，那是狗哨。" 老师解释："'爱村'是人话，'排外'是狗哨。""'团结'是人话，'清理'是狗哨。""'发展'是人话，'驱赶'是狗哨。" 有人不服："我们真的是为了村好！"老师问："那为什么不明说？""明说太难听。""所以要用哨？""这叫艺术。" 老师笑了："把恨包装成爱，把私利包装成公益，把偏见包装成正义，确实是艺术。" 最可怕的是，时间久了，不用哨子了。狗自己会听出哨音，在普通话里，在新闻里，在口号里。甚至在沉默里，都能听出："该咬了。" 现在村里分两派：一派说："哪有什么狗哨，都是阴谋论。"一派说："到处都是狗哨，要小心。" 其实都错了。真相是：当权力需要恨而不能明说恨，需要分而不能明说分，需要斗而不能明说斗，狗哨就诞生了。有个外地人问："为什么要这么复杂？"村民说："因为做狗难听，做人好听。所以要让狗以为自己是人，让人不知道自己在当狗。" 外地人又问："那怎么分辨？"老者说了一句："当有人跟你说'我们'的时候，问清楚：'我们'包括谁，更重要的是，不包括谁。" 你说看到很多人故意模糊国家立场和阶级利益。这就是狗哨：表面说"国家"，狗哨是"某些人的国家"。表面说"人民"，狗哨是"听话的人民"。表面说"发展"，狗哨是"谁的发展"。模糊不是无意，是故意。因为说清楚了，哨就吹不响了。夜深了，村里很安静。但仔细听，到处都是听不见的哨音。 * 特别注明：以上内容转发自知乎，作者：黑大帅

#上层人无耻言论引发社会愤怒与反思· 294 条信息

#狗哨政治 #隐蔽宣传 #身份政治 #群体对立 #舆论操控

1个月前

荷兰东印度公司怎样改写历史？超赞的历史科普材料之一

#荷兰东印度公司 #历史改写 #历史科普 #荷兰 #印度

1个月前

政治极化怎么破解？极端政治现象一般病灶都在政治精英

#政治极化 #政治精英 #极端政治 #政治现象 #破解

1个月前

麦肯锡怎么解决问题？

#麦肯锡 #解决问题 #咨询公司 #商业策略 #方法论

1个月前

认知比较高的人一般会怎样？

#认知 #思考 #心理

1个月前

一直有人追问我：每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普通人可以做点什么？这让人想起沙俄19世纪不断涌现的“怎么办”问题。社会越是迫切需要寻找出路，越是需要冷静和审慎。但是冷静和审慎绝不是某些人说的“什么都不要做”，干等着看政权自己灭亡。那么，有什么事情是目前普通人可以做的呢？ 1. 跟海外华人群体保持好长期、安全、稳定的私人关系。很多三分钟热情、虎头蛇尾的联系没有意义。我们需要的联系是长期、稳定的信任关系和保密程度相对较高的通讯方式（而不是在推特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上公开互动，也不是组建电报大群等党国来渗透）。这种私人关系可以从尝试有限信任开始，目的是确保海外和中国大陆始终保持关系纽带，这样在海外发起社会互动倡议时，各种讯息可以及时传达到中国大陆，使大陆社会与海外社群进行及时有效互动。试问假如你跟海外社运圈接触不深，互相缺乏信任，缺乏专业指导和训练，你怎么可能指望海外社运圈把重要参与角色委任给你？再者，我们知道大陆社会不少个体和群体需要海外资助，如果互相缺乏信任，社会互动无效，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运动暗流，不但我们在海外募集不到资金，就算募集到了经费也不可能交给我们不信任的人。很多原因都要求大陆社会跟海外华人社群建立充分的联系以实现信任关系。在这方面，急于求成的社会躁动情绪很无济于事，你躁动一年跟你躁动三十年没有区别，社会不会因为躁动不安就自己改变。 2. 积极响应社运圈号召，利用翻墙获得的开放环境，努力学习相关社运知识或接受秘密培训。很多人只把翻墙用来消遣和发泄情绪，大多数时候是抱着等剧变自己发生的心态打开时政自媒体，但结果社会剧变没有发生，就开始互相推卸责任和互相发泄情绪。开放环境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把自己培养成可以将社会运动传递到中国的“传送带”。你且不要以为你情感上反对中共，你就自然而然是反对力量的一部分。反对力量首先是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和实现分工合作的结果，绝不是个人主观想是就是。你完全可以在私下沟通过程中，获取学习资料和获得专业培训，把自己培养成潜在的社会运动骨干。你想想，假如你跟数万人都被培养成社运骨干了，你还担心在遇到历史机遇敲门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吗？什么都做不了不是指真的无事可做，而是你缺乏做事情的知识、能力和条件。这个主动学习和接受训练的过程自然而然会淘汰掉一大批三分钟热情之人，社会运动骨干一定是指那些在某些方面毅力超于常人，能够在逆境中主动成长，难以轻易被困难打败，少抱怨多务实的人。像我自己，我的社会运动知识不是别人教的，因为太缺乏专业人才（学术界研究社会运动的人少，专攻社会运动史跟专攻社会运动出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指望别人来教，你就主动去学。本来人才奇缺才是反对运动迟迟上不了线的原因，如果有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把自己培养成专业人士，有了社运骨干还担心拉不起队伍吗？能力不足和事情能不能干成是两码事：你不要把能力不足归因于事情干不成，这是倒因为果；你干不成事情，主要是因为能力不足。事实上，很多国家的社会运动骨干都是自发学习成长以及赴他国接受秘密培训而自然形成的。尤其在实行高度专制和全面监控的国家，要在社会运动实践中学习社会运动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你不能因为没有实践就拒绝学习，如果人人都这种心理，那就永远不会有社会活动。 3. 学习沟通和谈判技巧是社会运动的入门课程。有很多人完全没意识到：社会运动或者政治反对运动需要的入门级技能是沟通和谈判技巧。由于几乎每个参与者都缺乏这种能力，结果就是普通人无法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或者合作关系很容易因为沟通无效破裂。你想一想，假如我们费力培养出一个千里挑一的社运骨干人才，结果因为几句话不合就反目成仇，然后同室操戈或公开背刺，这样应对内敌应接不暇，社会运动还怎么开展得起来？你在与海外社群取得长期、安全、稳定的私人联系之后，新打开的世界不是什么外国的异域风情和奇闻趣事，而是有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为你提供锻炼自己的平台。在这个新世界里，你要像职业政治人那样走出第一步，建立盟友和维持盟友关系，以及管控社会分歧（比如盟友之间爆发争吵，你想的不应该是先站队，而是解决分歧，防止沟通无效导致内讧公开化）。现实是很多人连自己表达自己的观点都不顺畅，但是幻想自己已然成了什么翻云覆雨的风云人物，这是无知和空想造成的无聊。在社会运动萌芽的初期，每个参与者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结盟：找到你的盟友，跟对方逐渐建立信任关系，跟对方一起搭建一个由信任纽带搭建起来的小圈子，然后在小圈子内部策划活动和响应其他小圈子的活动。凡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来就想来个大的，一来就说要推翻中共，空话说多了就会变成大话。在社会运动战略设计层面，有能力胜任的专业人士自然会承担相关角色，普通人不需要在这方面多浪费时间（不少普通人空谈建国方案显得尤其不合时宜）。你更应该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比如建立稳定的盟友关系和圈子，在不同圈子之间互通有无。你必须形成这样的认识：社交媒体只是一个广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朋友，但是你们的关系不能只停留在社交媒体层面，社交媒体只是让你们互相认识的地方，而不是你们盟友关系的全部。盟友关系的发展必须从社交媒体转移到秘密通讯工具（比如Signal和电报），发展到定期或不定期电话会议等等。假如你始终觉得无所事事，或者甚至鼓吹无事可做，主要是因为你没有参与社会互动，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深度的信任关系可以依靠。假如你对社会互动参与程度比较深，像我现在这样，你不但忙得要死，还有很多盟友关系需要你照顾到。目前我仍在闭关写作，但仍尽力维持盟友关系，保持一定热度又不至于长期不联络别人误以为你退圈。你就算私人事务再忙，你既然有翻墙上YouTube、刷推特、逛脸书的时间，多花一点点时间用来维持盟友关系，问候一下你的老朋友何尝不可？

#海外华人 #社运 #沟通技巧 #信任关系 #行动

1个月前

中国社会眼下并不具备跟政府谈判的任何筹码，就在这种情况下谈“圆桌会议”是很不恰当的。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尤其是海外流亡群体）确实有会议和交流活动，但这些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想象一种先于“圆桌会议”的社会谈判：不是社会跟政府，而是原子化个体和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谈判旨在形成分工合作。比起一般会议和交流活动来说，社会谈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其复杂程度并不亚于社会与政府谈判。但是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分工合作障碍是可以通过社会谈判来实现的。通过社会谈判来实现的分工合作，旨在重新集结社会力量和整合反对运动，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分配在更加合理的地方，管控社会分歧，增加社会挑战政府的筹码。原子化社会对政府很难构成实质性挑战，因为原子化个体仍然处在一盘散沙状态，既无法实现大规模动员，也无法就反对运动形成自然合作意向。力量是凝结，而不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绝不是力量。

#社会谈判 #原子化个体 #分工合作 #反对运动整合 #挑战政府

1个月前

计划读两本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革命前的宁静》有中文版，《推特和催泪瓦斯》没有中文译本。前者以具体案例讲革命前的酝酿期，后者讲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社会运动以及社交媒体自身的诸多弱点。两本书都解释了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严重缺陷，近年还有其他学术研究也交叉证实了这种观点。社交媒体可以充当重要的宣传和动员平台，但是绝对不要指望把社会运动完全寄托在社交媒体上：社会运动实际上要从小圈层开始形成酝酿期，这个“革命前的宁静”阶段将提供更充足的思考、辩论、矫正及战略孵化空间；相反，如果革命一开始就只局限于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讨论，不但不可能形成正确的革命战略，还无法形成革命风暴中心。我计划读这两本书，也希望有可能演变成革命风暴中心的小部分群体也来读一读：不要对社交媒体寄予过高期望，要注重对革命风暴中心的培养和酝酿，这需要一个安静的活动环境（包括小圈子不公开的交流活动、有深度的讨论和学习研究、战略战术制定、小圈子内部联盟建设等等），而不是社交媒体的喧嚣。在小圈层形成革命风暴（这意味着形成普遍的战略和战术共识）之后，社交媒体才可能发挥其动员作用。也就是说，酝酿革命风暴要从某些有足够领导力的小圈子开始，如果忽视了酝酿阶段的重要性，或者忽视了领导力小圈子建设的重要性，革命风暴中心就无法形成。反对派联盟或新生的社运圈，要走出以前民运圈的困境，就必须首先注重自身的内部建设（包括内部团结、战略和战术设计、关键人才招募跟培养以及建立宣传口岸和培养外联关系等等），而不是急躁冒进，急于搞活动制造动静。反对派联盟或新生的社运圈这个小圈子不必完全同质化，尤其不要指望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高度一致，这非常不切实际。相反，加入反对派联盟或社运圈就意味着搁置一切政治分歧，专注于组织层面和现实问题。

#社交媒体的局限性 #革命风暴中心的培养 #小圈层建设的重要性 #反对派联盟内部建设 #战略和战术共识

1个月前

对群氓政治（ὀχλοκρατία）和多数人暴政的警惕，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是一条相当主流的传统，从苏格拉底到美国宪法，再到当代政治学家Nadia Urbinati，这个强大的传统从没断绝过，跟民粹主义历史同样悠久，但是民粹主义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被批判对象。近年政治学家John McCormick从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里重新发现了马基雅维利反精英主义的一面——在他的解读之下，《论李维》成了《君主论》的解药。但是McCormick有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从来不是独裁的解药，以毒攻毒的结果仍然是中毒。雅典的直接民主在后世政治学传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被批判对象。群氓政治往往就打着人民和民主的幌子，用民粹主义来制造更严重的社会危机。

#群氓政治 #民粹主义 #多数人暴政 #反精英主义 #雅典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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