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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2周前
有关中国多名解放军将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事,目前网路上解释像背教条一样刻板。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怎么,业内人士不关心这个事情了吗? 习近平执政以后,有个显著趋势是“优化”两会代表结构,尤其侧重从基层、一线选拔代表。军方也存在这种趋势。 你以为这是好事吗? 一般来说,人大代表有罢免、有补选,但是光罢免不补选就是在“优化”代表结构。近年来军方代表名额和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实军方也可以补选的)。 用军中反腐当借口当然更加名正言顺了,但如果真的只是反腐,有罢免就该有补选,这样才能维持军方代表比例。但最迟2018年以来的趋势是:军方人大代表被罢免的主要是将领,罢免后没有进行相应的补选,使得代表名额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以上全国人大代表结构性“优化”的新趋势,表面上看起来是增加了基层和一线代表,实际上是大力削弱了全国人大作为橡皮图章的角色,因为相对于高官和将领的代表权,基层和一线人员的代表权更加虚弱(他们也不是依照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代表),更难对政府形成微弱掣肘。这实际上就是在削弱全国人大的权力,而不是增强其权力。 也可以说,从江泽民体制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习近平体制不但从制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也从制度上削弱了可能对中央集权构成微弱挑战的两会代表制度,要杜绝其演变成越南式“国会”的可能性。 假如中国的“两会”向越南式“国会”演进,那肯定是进步的改革方向,因为这是向“国会“授权”的结果;反过来,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削权”,是将极权主义制度化的倾向。 习近平体制创造了1990年代以来最成熟的极权体制,而今它正变得可以复制、可以继承、可以持续强化政治高压。一些人幻想习近平下台后中国重回相对弱势的胡温体制,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虽然理论上像斯大林、毛泽东这类大独裁者死后都出现过短暂的权力空虚(接班人和其他潜在接班人谁也不服谁),但是斯毛的独裁模式存在严重的体制性混乱,他们主要是依托个人权威形成的极权主义。 习近平体制与斯毛独裁确有相似性,但习近平体制更多是依靠体制性独裁,而非主要依靠个人权威独裁。个人权威独裁,更适合那些以“革命家”名义上台的革命独裁政权的实际掌权者(比如伊朗的霍梅尼)和经由军事政变上台的独裁者(比如南韩的朴正熙)。 习近平创造的制度化的极权主义更适合那些缺乏“革命家”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独裁者,而持续加强文官系统对军队的控制力(并不一定等于削弱军队战斗力)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中国走向军事独裁。跟体制化的极权主义相比,军事独裁不一定更糟糕,但对于中共来说最致命的是军事独裁可能打断党国统治根基,重新实现个人权威独裁还有造成党国覆灭的危险。 这不是在鼓吹什么军事独裁,就眼下的趋势来看,在中国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极低,军事政变成功的可能性更是低之又低。这里说的是体制化的极权主义更加糟糕,因为习近平接班人更容易继承和复制这种体制,更容易将政治高压延续下去。 当然,我们并不能准确预测习近平死后的中共政权一定是风平浪静,毕竟其制度化层面总是可以围绕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来进行修改的。这不是说其接班人会是开明改革派,而是说其接班人也可能因为改动这种制度化的极权主义而造成(对中共政权来说的)意想不到的危险:他要做的是持续强化极权主义,但是没有人能保证他会一直顺利。
#习近平集权
#人大代表削权
#体制性独裁
#中国政治
#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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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东锡 NLP
2周前
如果你认为言论自由只属于你而不属于你的政治对手,你就是非自由主义。 如果任何相反的证据都无法改变你的信念,你就是原教旨主义。 如果你认为国家应当惩罚持不同观点的人,你就是极权主义。 如果你认为应以暴力或死亡惩罚政治对手,你就是恐怖分子。
#言论自由
#政治对手
#非自由主义
#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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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視界
3周前
如果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成了「真理」的化身,怎麼說都有理,那就是典型的邪惡之人或邪惡的政黨。比如,蘇聯共產黨、斯大林。
#苏联共产党
#斯大林
#极权主义
#邪恶
#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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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流 | Liu He
3周前
索尔仁尼琴曾经警告西方,民主力量的实力如此不足,以至于当初所有民主国家联合起来都打不过纳粹德国,必须联合另一个极权力量 - 苏联 - 才能抵抗纳粹极权。当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占据了大半个世界,这一次,民主力量又要如何战胜极权?当然,西方民主运气好,苏联自己垮了。今天世界面临一样的困局,中国已经崛起,亲华力量占据大半个世界。中国有其脆弱性,但生命力比晚期苏联更强。相比之下,西方民主阵营面临从内部瓦解风险,各国之间纷争不断、国内民粹抬头,自身难保。这一次,民主秩序要取胜似乎比美苏冷战还要困难
#索尔仁尼琴
#西方民主
#中国崛起
#极权主义
#美苏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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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无路且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的人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而且”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 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这场半个世纪前的大灾难,发生在并无天灾、瘟疫、战争的年份,带来的却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和大规模的人吃人,可谓史无前例的人祸。 杨继绳先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灾难之国,一是传统独裁发展为现代极权,皇权崇拜发展为绝对的个人崇拜,”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国只有一个权威,也只有一个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谎言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单纯”的无知者和蒙昧者。他说:”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这恐怖,不但通过强大的专政机器,而且通过无所不在的群众监视,首先从心理上根绝异见的产生,其次从传播上堵死了异见表达的渠道。恐惧使人进行效忠表演和谎言竞赛,久而久之,变成了自觉的奴隶。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这类政权所杀戮的人们,不是传统独裁下的反抗者或颠覆者,而是现代极权下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刘晓波:毛泽东如何杀人一一读杨继绳的《墓碑》
毛泽东时代:罪行揭露与历史反思· 300 条信息
#陈露文揭露毛泽东私生活内幕,权力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关系· 338 条信息
#毛泽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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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连潮
1个月前
【如何定性中共党国】自习近平上台,很多西方学者都试着为其政权定性,我以为最到位的是裴敏欣的“新斯大林主义”,他认为,新斯大林主义是对邓小平改革的反动。其特点包括:权力高度集中到一人、形成个人崇拜;重新强调僵化的共产正统思想;强化国家镇压机器;国家主导经济;强烈的民族主义。 裴教授的定义精准,捕捉了习政权的本质,不足之处是,未能完全解释一个同样重要的现象:无处不在的、从上到下的、制度性的腐败,以及党国体制中各级机构都演变为大大小小利益集团的现实。这是一种因权力高度垄断以及经济双轨制造成的制度性腐败,也是邓小平改革中最严重的弊端,让中共权贵合法地窃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和资产,而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并不存在,或隐秘、不普遍。尽管习抓住了党的腐败蛋蛋,但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腐败窝案仍层出不穷。 我们需要一个定义同时体现党国“新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内核和“黑手党式”自肥的腐败经济基础。 1. 新权贵斯大林主义 (Kleptocratic Neo-Stalinism) 这个词将“权贵政治”(Kleptocracy)和新斯大林主义结合起来,精准地指出了这个体制不仅像新斯大林主义一样通过意识形态和极权来统治,还像“权贵”集团一样,利用公权力系统性地窃取和分配财富,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腐败网络。这词英文比较好,中文拗口。 2. 黑手党式党国 (Mafia-style Party-State) 这个名称直接揭示了习体制的运作模式。它强调了各级党组织和权力机构的运作逻辑,即它们像一个又一个的“家族”或“帮派”,在统一的共产意识形态外衣下,以谋取自身利益为首要目标。 3. 新利益集团型极权主义 (Neo-Interest-Group Totalitarianism) 这词强调了体制的极权本质,同时明确指出其驱动力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而是以各层级“利益集团”的生存和扩张为基础。 请推友群策群力,找到一个对习政权的精准定性。
#习近平
#新斯大林主义
#权贵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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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产生过两类现代极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与纳粹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相比,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持续时间更长,屠杀面更广,手段更残酷。纳粹极权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开始于二战之前,但大屠杀的实施主要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所针对的是单一种族;而共产极权的阶级灭 绝主要发生在和平时期,屠杀所针对的是除了暴君本人之外的所有人,普通平民固然是被杀的对象,但共产党高官也难逃脱被杀的命运。斯大林杀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列宁的战友,毛泽东杀了高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最亲密的战友。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及其苏共和毛泽东及其中共,以及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政权,所屠杀的人口居然高达一亿多人。 ---刘晓波:毛泽东如何杀人一一读杨继绳的《墓碑》
#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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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ngea
1个月前
《笑忘书》米兰·昆德拉 像一部思想的拼贴画,由七个章节组成,人物、情节和时间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交织着哲学、政治、历史、记忆与遗忘的沉思。 米兰·昆德拉在书中运用小说体裁,讨论极权主义、国家暴力、民族主义、爱情、身份、幽默与文化的冲突。 第一章:《天真的笑》(L’idée de la lutte / The Struggle) 主要围绕捷克作家Mirek,他是个知识分子,被时代拖拽。他试图找回自己曾经的“耻辱恋人”祖兹安娜的信件,以抹除历史痕迹,掩盖自己年轻时的“不体面”。 深层内核: 历史书写的荒谬:Mirek为了“改写”自己的过去,回收信件,正如极权国家篡改历史档案。 个人对历史的“美化冲动”:每个人都在选择性记忆,构建自我叙事。 笑的哲学意义:昆德拉从“笑”入手,剖析人如何在荒谬中制造意义,也通过笑看到权力的荒谬性。 昆德拉借此讨论:记忆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记忆可以被篡改,那真实还有意义吗? 第二章:《笑与遗忘的天使》 围绕女主人公Tamina,她是一个寡妇,试图回忆和已故丈夫的过去。她想找回留在祖国的信件和日记,却在欧洲的异乡逐渐迷失。 深层内核: 记忆与身份的溃散:Tamina想用记忆重建自我,但记忆像沙子一样越握越少。 政治遗忘的暴力性:极权政府抹除“错误”的人和事,导致集体历史缺失。 天使的隐喻:笑与遗忘的“天使”是对人类的反讽,它们在帮助我们“忘掉痛苦”时,也抹除了尊严和历史。 塔米娜象征着一个从极权国家流亡的灵魂,无法安身,也无法回头。 第三章:《拉斐尔的笑》 讨论两个极权国家中的知识分子,聚焦于布拉格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陷入对“笑”的误解——以为笑可以击败权力,却发现笑也可以被权力操控。 深层内核: 笑的双重性:既可以是自由的象征,也可以是讽刺、操控、甚至消解真理的工具。 左派与极权的暧昧关系: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捷共的“浪漫化”,成为昆德拉尖锐讽刺的对象。 伪自由:你以为自己在笑权力,但其实你是权力的玩偶。 昆德拉用“拉斐尔的笑”与“斯大林的笑”作对比,指出艺术不能脱离政治,笑不能只是嬉戏。 第四章:《天使、错误与爱》(即塔米娜去“儿童岛”的故事) 塔米娜最终登上一座“儿童岛”,岛上只有孩子,她试图在这里重新开始。起初,这似乎是一个无政府的乐园,后来却变得阴森、暴力、荒诞。 深层内核: 童年崇拜的危险:这个岛是乌托邦幻象的反转,童年的“纯真”也可以变成暴政。 遗忘的代价:塔米娜希望从记忆中解脱,结果陷入彻底的空虚。 政治与个体的悲剧性交汇:你逃避的历史,最终以更荒谬的方式回来报复你。 昆德拉用塔米娜的崩溃提醒我们:自由不是逃避,而是面对复杂的历史与记忆。 第五章:《爱是遗忘的形式》 讲述捷克一对夫妇——Karel和Marketa与一个叫Lucie的第三者的复杂关系。 深层内核: 三人关系是一个象征系统:象征理想(露西)、现实(玛尔科娃)与妥协(克列玛)。 爱的碎片化:在“政治+身体+思想”的多重裂解中,爱成为短暂的感官庇护所。 性与意识形态的重叠:性爱不再只是身体行为,而是承载了逃避、妥协、反抗、羞耻等文化隐喻。 昆德拉再次借情感三角结构,探讨“爱能否承载个体自由”这一命题。 第六章:《词与词的斗争》 主人公是捷克流亡者,在巴黎生活。他反思语言的堕落,母语的遗忘,以及法语的冷漠。 深层内核: 语言与权力:极权者通过语言操控思维(例如“清洗”、“改革”这些词的掩饰性)。 流亡与语言的背叛感:语言不只是沟通工具,它是身份的核心,失去母语即失去自我。 词语斗争的哲学:谁控制了“意义”,谁就控制了历史。 语言不是中立的。昆德拉以小说家之名,加入了一场“词义的反抗战”。 第七章:《边界》 各种前述人物的命运交织,又互相消解。塔米娜的结局被彻底虚化,历史消失在模糊边界里。 深层内核: 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个人记忆的边界、民族命运的边界、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全都模糊。 遗忘与笑构成了“双重麻醉”:笑让人麻痹,遗忘让人顺从。 “笑忘书”是反乌托邦的手术刀:这本书不是抚慰你,而是揭开你的思维伤口。 昆德拉的终极命题: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记忆,他还是他吗?如果一个人不再思考真相,他还活着吗? 三、精华与总结 1. 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性 极权政体不仅统治现在,还统治过去。他们不是篡改历史,而是消灭历史。 2. 个体如何在历史中消失 每一个故事中的人,都想保住自我、回到过去、留住真实,但都失败了。 3. 幽默与讽刺的哲学力量 昆德拉并不让你痛哭流涕,而是让你在发笑中忽然意识到自己站在墓地里。 4. 女性角色是悲剧承载体 塔米娜等角色并非“弱者”,而是成为“历史暴力的肉身承载物”。 5. 语言是意识形态的战场 极权制度不是用武力压制,而是让你用他们的语言重新“感知现实”。 五、最后总结:这本书教给我们的是什么? 《笑忘书》不是让你记住什么具体的人和事,而是让你不再轻易“忘记”。 当你看到媒体用“清理”、“改革”、“整理历史”这些词时,请记住昆德拉说过: “人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
#极权主义
#记忆与遗忘
#历史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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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红色高棉”和张春桥 2014 年,奥斯卡电影奖项中,柬埔寨人制作的《遗失的影片》(The Missing Picture) 成为被提名的四部“最佳外国影片”之一。这是关于“红色高棉”也就是柬埔寨共产党统治时期(1975-1979)人民的悲惨遭遇的电影,展现了柬埔寨人民怎样被从城市的家中驱逐,怎么在集体农场进行超强体 力劳动,怎么挨饿,怎么被惩罚,怎么死亡。红色高棉造 成的巨大灾难,令人悲哀和愤慨。(根据2014年国际法庭的审判,有一百七十万到两百 万的柬埔寨人死于红色高棉实行的酷刑折磨,饥饿,大规模处决,和过度劳累,占总人口 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 在这些纪录片中,我忽然看到了消失多年的张春桥。张 春桥访问柬埔寨。影片中他精神高昂,神采奕奕,比他那个年龄的一般中国男人显得健康 年轻(这种权力带给人的外观改变,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只是这里不予进一步的分 析)。巨大的专机降落。张春桥领头走下飞机舷梯,和等候在那里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 尔布特(1925-1998)握手拥抱;女青年向他献上鲜花;他和波尔布特走过夹道欢迎的群 众和战士;他向波尔布特赠送镶在大镜框里的毛泽东会见波尔布特的巨幅照片(波尔布特 在1975年6月到北京见了毛泽东);他在宴会上举着高脚酒杯和波尔布特碰杯;他和波 尔布特坐在长沙发上会谈。 张春桥称赞说:柬埔寨的“大跃进”真是美妙,每一天都像大庆典。他告诉波尔布特:柬 埔寨通过中国未能做到的纯化和清洗取得成功。柬埔寨是一座了不起的意识形态试验场, 访问这里是上课。 当时,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并没有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媒体从未提到张春桥在 1976 年对柬埔寨的访问,更没有报道他和波尔布特的谈话内容。张春桥的这一访问对中 国老百姓来说是个“秘密访问”。实际上,普通中国人民既不了解在柬埔寨进行着什么样 的革命,也不知道中国为支持红色高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告诉中国人民发生 了什么是那时候的“常态”。 中国人对红色高棉所做的一套并不陌生,因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相当部分也是张 春桥在中国大力提倡并实行过的,只是程度和节奏略有差异而已。那么,张春桥所大力肯 定和赞扬的柬埔寨做到了而“中国没有做到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 是钞票,也就是钱。红色高棉在统治时期从来没有用过钞票,尽管他们曾占领首都金边并 统治这个国家三年八个月加二十天。 在《失落的影片》中,出示了红色高棉政府的钞票。他们有印好的钞票,但是他们从来没 有使用。在电影中,有大量纸币乱纷纷撒落街头的场景。大批的崭新钞票全成了垃圾。有 一些后来被人拾去做了历史收藏品。 无需专门学习经济学,今天社会里的每个成年人都知道“钱”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钞票不但使得经济流通和交换方便,还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观察人类 社会形态,除了最原始的部落文明,都使用货币。尽管“钱”被有些人认为是肮脏的东 西,但是还没有发生过政府全面彻底地取消使用货币的“革命”行动。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激烈和暴力,也没有达到停止使用钞票的程度。 现代文明中,像红色高棉这样的不用货币的政府和社会形态,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把社会 生活的急剧改变更作为“革命”定义的主要内容而不考虑其在进步和道德方面的意义,柬 埔寨所发生的确实称得上是“革命”。一个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三年零八个月不使用钞 票。废除钞票,可以算是红色高棉最激进的国家行为。 然而,张春桥对波尔布特的夸奖并不是客气话,并不是出于礼貌随口作出的夸奖。在张春 桥出访柬埔寨半年多之前,也是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之前,1975年4月1日,张春 桥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 政》。在这篇文章里,张春桥声言要对“货币交换”以及“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实 行“无产阶级专政”。 张春桥的称赞更不是空头应酬,在他发出称赞的同时,从中国送去的武器和食品以及各种 设备,正源源不断地运往柬埔寨。耶鲁大学教授Ben Kiernan的书《波尔布特政权》,列 出了中国提供给红色高棉的援助。仅1975年,中国给了20亿美元无息贷款和四千万美元 “礼物”。 这些支援维持了红色高棉统治。 在《遗失的影片》中,张春桥访问柬埔寨的镜头只有一分钟长。对柬埔寨人来说,张春桥 是外国人,不属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主要表现的是柬埔寨人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 悲惨生活,以及幸存者对自身记录历史的责任的思想。但是他们没有漏掉张春桥。这一分 钟张春桥镜头加厚了柬埔寨惨剧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 ---王友琴:张春桥幽灵
#红色高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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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墨迹
3个月前
一个神权国家,国民一次次冲击其政权从未成功过,还总是被血腥镇压。你以为它多强大呢,结果邻国才轰炸了几天就缴械投降抱头鼠窜了。看来那些暴力机器只能用来镇压国民,完全无法抵御外敌。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极权国家都一路货色!😂
#神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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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隐
3个月前
略论川普和川粉的极权主义人格 有人在我帖子下面评论: “权力崇拜? 哈哈哈? 川普有权力还会被弹劾两次?败选?被封号?被起诉90多次?逮捕四次?还会被暗杀? 主流媒体都可以任意抨击讽刺他,有这么窝囊的掌权者?” 类似的评论见过不少,这恰好暴露了川粉对“权力崇拜”的普遍误解。 川普不是没有权力,而是他对无限、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怀有近乎病态的渴望。从他频频对普京、金正恩、埃尔多安等铁腕独裁者的公开称赞和艳羡,从他毫不掩饰地夸奖他们“掌控力强”“没人能动他们”,就可看出,他内心从未尊重宪政制度。他羡慕的不是美式民主,而是那种可以“永久执政”、“媒体闭嘴”、“政敌入狱”的极权统治。他不是不想为所欲为,而是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联邦制、州权、媒体自由、公民社会、社团法人与独立司法,制约了他的极权冲动。 你说他被弹劾、被起诉、被封号,这恰恰说明:他试图突破制度边界、践踏宪法秩序时,宪政制度仍有防御力。他不顾法理与事实、拒绝承认败选,煽动暴徒冲击国会、伪造选举人票、裹挟川粉以死亡威胁施压副总统彭斯违宪认证结果、拒绝交接权力、盗取国家机密——这一连串行径,正是对宪政秩序胆大妄为的正面攻击。 所以,他不是一个“被打压的饱受冤屈的掌权者”,而是一个肆意妄为、屡触法网的惯犯。被国会弹劾、被检察官起诉、被陪审团定罪,不是因为他太弱,而是因为他一再蔑视、挑战制度底线,违法如家常便饭——他的企业和个人,曾涉及超过3500起诉讼,是美国历史上违法犯罪最多的总统。 而他对这一切的反应,不是悔改,不是反思,而是复仇。对所有敢于制衡他的人——从FBI、司法部、法官、主流媒体,到他的前副手彭斯,甚至是他自己任命的法官——他都恶语相向、恨之入骨。据统计,三月份他平均每天骂拜登 6.3 次,只因拜登以大比数击败了他,动摇了他“永不失败”的偶像形象。即使贵为超级大国总统,他依然沉溺在怨毒、妄想与泼妇骂街的情绪里,可见其人品之卑贱。 而你们这些川粉,即便身无寸权、备受社会鄙视,却仍在心灵深处把自己那份被压抑的权力欲投射在川普身上,以为只要他掌权,你们就能与他一同“践踏敌人”、“羞辱对手”,仿佛也分得了帝王的一撮余威。这种病态的心理联结,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愿的奴性与偶像崇拜。 真正的公民,不该崇拜权力,而应敬畏法治。真正的信徒,更不会以强人代替基督,不会用愤怒取代悔改,不会将政客的荣耀与基督的荣耀混为一谈。你若真信基督,就该认清:一个人越是恨恶真理、厌弃约束,越说明他渴望成为“律法之外”的神。而凡属基督的人,断不会把自己交在这样的人手中。
#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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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个月前
并不是中国人缺乏反抗精神,而是极权主义社会普遍现象,先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也一样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就是《动物庄园》里的驴子:他们不满,但是不敢说出来。沉默的大多数是由极权主义造成的。这并不是什么冷酷的现实主义,这是未被赋权又失去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在一盘散沙状态下的自然反应。你如果把这个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恢复起来,这样的社会就会狂野起来(当然,抑制狂暴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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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老于
3个月前
如果不加以反对,极权主义就可能在任何地方取得胜利。 —— 乔治·奥威尔 我们对自由的热爱还不够。 —— 索尔仁尼琴 Pierre Sou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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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个月前
中国现在的“双头蛇社会”特点尤其要让人警惕:被任何一个蛇头咬住都会万劫不复。成功的社会变革,既要防止极端保守派利用渐进改良为借口给极权主义政权无限期续命;又要防止极端主义和功利主义情绪扩散,不屑于脚踏实地创造公民社会根基,只想全部打破重来。这两种情况危害性同样巨大,前一种给极权主义续命,后一种给暴政循环找借口。
#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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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
#公民社会
#暴政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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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atius Lee
3个月前
反不反中共并不是文明人跟野蛮人的界限,最多是自由人跟奴隶的界限。文明人跟野蛮人的界限是去除普通人身上的土匪习气和野蛮习性,不要以为你反政府你干什么就有理了,不要以为你反对极权主义你就是文明人了。文明人是长期教养、修养和自我克制造就的,不是靠禅宗顿悟一念之隔就转变过来的。做野蛮人没有什么好得意的,文明需要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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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3个月前
6月4日晚,台北举行“六四36周年”悼念晚会。尽管遭遇炸弹威胁和大雨,现场依然聚集了大量市民前往支持。 在香港沦陷的当下,我们应该怎样互相勉励、互相合作来对抗极权主义扩张?李老师通过视频发表讲话寄语台湾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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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爆料
3个月前
🔥 那片共匪蹂躪中國老百姓的土地,其實就是一個巨型的大號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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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益中
4个月前
《论家长打小孩》 家长打小孩,从来不只是家务事,它是极权政治的缩影,是国家制度的回响。青岛家长殴打亲生子致死,这一令人发指的家庭伦常悲剧,不应仅止于对个体进行道德谴责,而应上升至制度反思和政治剖析。个体之专横暴戾,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国家环境长期浸染的恶果,是制度结构性塑形。 在极权制度下,顺从是美德,服从才安全,暴力是维持秩序的唯一工具。国家成为母亲的喻体,各级政府首长也以父母自居,掌权者习惯用惩戒维系统治,而这种统治逻辑深植于每一个社会细胞。当一个社会长期处于“父权式”治理之中,家庭便成为国家权力的缩影,家长成为小型主权者。国家如何对待国民,家长便如何对待子女——斥责代替对话,惩罚代替理解,控制压倒尊重。孩子像手无寸铁的成年人一样,被视为必须遭到修理的反抗者,无辜地成了受害者。 因此,这起惨案不是孤例,而是制度长期作用于个体之后的精神病灶显影。它警示我们:真正的家教,不止于家庭,更关乎国家的政治伦理。若不能终结对权威的盲从,不能解构对暴力的合理化认知,“打小孩”就不会停止,它将以越来越沉重的方式提醒我们,文明与野蛮之间,只隔着制度的那一层皮。
#家长暴力
#制度反思
#家庭悲剧
#青岛事件
#极权主义
#国家制度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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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4个月前
《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二季正式发布。重磅文章精彩纷呈:达隆·阿西莫格鲁/罗斯高/史鹤凌/罗根·赖特/莫之许/长平等:制度与发展:中国是否在失败?;许成钢/张杰:穿越中国极权主义迷雾;白明 / 钟伟锋:习近平的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等。欢迎免费下载并推荐给您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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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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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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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5个月前
『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和乔•哈里戴在其中一章“延安整风 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中指出:“把一般工作单位变成准监狱是毛的重要发明,在他未来的统治下,整个中国都将采用这种模式。在这件事上,他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使同事一夜之间变成囚狱与狱吏。用这种方式,毛不仅让人与人之间充满 可怕的紧张关系,还增加了直接参与镇压的人数,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数。希特勒、斯大林搞这些肮脏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克格勃,地点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铁门后面,而毛的方式,不仅卷入的人多得多,也公开得多”。
#毛泽东
#延安整风
#恐怖统治
#历史研究
#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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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閑人
5个月前
纳粹=共产党吗?
#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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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
#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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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an Wu
5个月前
[1]反对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并不是就可以夸奖中国做法的理由。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 [2]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根本不同:一个是宪政民主,一个是共产极权。如果不谈这个前提,只聊中国最近哪些做法“对了”,就是装傻。 [3]但美国的宪政民主体制也不是天然无敌的,它需要被维护,随时警惕民主被侵蚀。民选总统一样可能犯极权者的错误——如果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是常识。但我们活在一个常识被掩盖、曲解、忘记的时代。 [4]一个错误的手法或政策,可以被民主政府使用;一个合理的手段,也可能在特定时间被专制政权采用。这也是常识。 [5]反共不是万能药,民主也不是不能批评的圣杯。党是党,国民是国民,政府是政府,个人是个人。这些基本常识,在讨论中国问题时适用,在讨论美国时也同样适用。 但如果你罔顾制度差异,或者故意抛开体制和制度不谈,只拿中美政府的具体政策来对比谁对谁错,那就是在装傻,也是搅混水。 这几天我的节目评论区格外热闹,一堆水军和粉红在兴奋地“反击美国民主”,因为终于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可以“反杀”的机会。 当然,所谓“反贼”也别高兴太早。如果你反对的只是中共,而不是造成中国极权的共产主义体制,或者说那一整套滋养极权的土壤与手法——那你们的反贼思维,和你们反对的对象其实是一回事,说不定手法还没人家娴熟和顺眼。毕竟,人家专业搞这个的。现在很多“反贼” 自己做事的粗陋无知手段低级,可能中共打手也看不上。 [6]所有用“是否反共/亲共”、用模糊混乱的“左右”,用更加模糊混乱的“保守派/自由派”分野来讨论问题的,都是二极管思维。现实社会和实际问题复杂得多。 [7]但现在盛行的是简单粗暴的方式:好好说理、理性思考、认真对话这些都被粗暴地抛弃,甚至被有意扔掉。从总统到官方媒体,从被资本操纵的舆论,到被政治算计控制的叙事,全都打着“民粹”与“反智”(接地气)的大旗,没辙。 [8] 美国这样,中国也这样。成因不同,但表征越来越像。极权者在互相抄作业,你追我赶,连手法都逐渐趋同。 被损伤的,是文明,是理性,是人性之善,是民主、自由与公平。 当然,真正吃亏、倒霉、吃土、喝风的,永远都是两边的公众和 people。
#中美关系
#体制差异
#民主监督
#极权主义
#社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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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ICDT)
6个月前
许成钢 | 制度的“遗传基因”: 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 米塞斯说:“在过去的六十或八十年里,所有国家都对极权主义的崛起感到担忧,想保护自由和西方文明,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阻止通向奴役之路的发展。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彻底失败了。”这是极为重要和深刻的警告。
#极权主义
#中国制度
#奴役之路
#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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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6个月前
文革时期道县的杀人行为带有随意性,具体杀了哪个人也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背后的逻辑却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出于极权主义运动制造“敌人”的必要:不是你来充当“敌人”,就是他来充当“敌人”,“敌人”可以是张三,也可以是李四,没有绝对标准,但是对“敌人”的需要是绝对的,“敌人”是必须要有 的。阿伦特曾经深刻指出:极权主义的法则就是运动法则,为了让运动不断进行下去,必须不断制造“敌人”。 与纳粹屠杀犹太人相比,“文革”杀人有极大的随意性。纳粹意识形态在界定“敌人”时,有生理和人种的“依据”(不管多么荒唐),因此的确是非常“客观”的,“谁是犹太人”是可以通过科学加以验证的,不取决于杀人者的主观判断,也无关被杀者的所谓“思想”(比如是否已经皈依和效忠法西斯主义。纳粹对于犹太人的“思想”似乎从来不感兴趣)。而中国“文革”时期的所谓“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等,常常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客观标准。《血的神话》写到,道县大屠杀发生后20年,也就是1986年(道县大屠杀集中发生于1967年8月),“处遗工作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简称)的调查表明:大屠杀期间道县破获的七大所谓“反革命组织”,经查均系冤假错案,“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几乎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问一声'我到底犯了什么法'就是最大的罪过。” 更加荒唐的是,“反革命”的头衔经常是为了杀人而后加的:“杀人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你是'四类分子'那就杀之有理,你不是'四类分子',把你打成'四类分子'或'四类分子'一伙的,也就可以杀了。”为了杀掉你,不是“四类分子”可以随便追封为“四类分子”,可见,标准何其模糊,划定何其随便,与纳粹的“科学精神”大异其趣。 大家都说自己的依据“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杀人,但尽管如此,“最高指示”没有说到底哪些是该杀的“阶级敌人”。就连什么是“阶级敌人”也是随便定的。这样也就等于没有“阶级敌人”的客观标准。杀人的标准模糊,何人该杀没有严格的规定。比如,不仅地主富农是阶级敌人,被杀无数,就是贫下中农和国家干部,党员也可以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也有不少被杀(按照成分划分,道县大屠杀4500多名被杀人员中,贫下中农352人,占被杀总数的8%,按照职业分,国家干部17人,工人34人,党员还有8人)。 另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坏分子”,概念更为模糊。谭合成在写道道县寿雁公社寿福大队文革“杀人风”时写道:该大队共杀4人,其中一个贫农,叫何明德。如果一定要把他说成“四类分子”也说得通。“四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划地主、富农有一些财产上的硬指标,财产少了想划也难;“历史反革命”主要是指国民党政权的骨干人员,而“现行反革命分子”总得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才能够定得上。而“坏分子”就包罗万象了,把何明德归于坏分子,就因为他偷过生产队的谷子,还仗着是贫农不服从干部的领导。 ---“文革”时期是如何制造“阶级敌人”的? 作者: 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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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6个月前
陋兰:隐瞒和谎言,极权身体里的黄色血液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世界为之震惊。那场核灾难致使超过300万人罹患各种疾病,30万人患癌,近10万人已经死亡,而且这些数字还在逐年增加,间接死亡和患病的人数更是无法估算。 那场因为玩忽职守导致的灾难令人愤怒,然而,和技 术上的不当操作相比,苏联官方在处理事故时的刻意隐瞒和欺骗更加令人愤怒。 爆炸发生后,由于担心引起百姓恐慌和影响乌克兰第一书记参加的五一节庆祝活动,虽然在事故现场附近村庄检测到核辐射已经达到致命量的几百倍,但是在政府的授意下,专家们竟然解释说,之所以检测到那么高的辐射量,是因为检测机器出现了故障。 大批被紧急征召的消防员、工人和工程师,没有被告知任何实情,没有给他们发放任何防护装备,却首先被要求签订一份保密协议,协议规定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把看到的事情透露给任何人。这些被当局蒙蔽的人中,有的还只是不到20岁的孩子,他们勇敢地冲进火场,脱下衬衫扑火,用脚踩踏那些燃烧的石墨……这些人由于摄入了大量放射性物质,日后要么在病魔的折磨下痛苦地死去,要么落下可怕的终身残疾。 所有赶赴现场的记者都不允许拍摄照片。有偷偷拍了照片的,相机立刻被警察抢走。 一个白俄罗斯的科学家由于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设计提出质疑,立即遭到当局逮捕。 事故发生两天之后,距离核电站最近的村庄里的人们才开始疏散,但是当局依然封锁消息,对民众隐瞒真相。 事故发生三天之后,莫斯科才派出一个调查小组到达现场。他们的到来,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将所有关于核辐射、广岛和长崎、甚至有关X射线的书籍从图书馆和书店下架。他们的思维是:让人们看不到也听不到,自然就没有恐慌,“情绪稳定”了。 直到事故发生一周之后,当远在1100多公里以外的瑞典发来信息,告知辐射云飘到了瑞典,苏联政府意识到事情已经国际化,盖子捂不住了,这才开始大范围撤离民众。也就是说,由于官方的隐瞒和谎言,数十万百姓被搁置在相当于400颗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所产生的辐射量之下,被照射了一个星期! 这次事故,受辐射尘污染最严重的是苏联的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被苏联控制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这些“大家庭”的政府对事故的第一反应非常一致,那就是:封锁消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以下记述: “我们正在受到每小时3000毫伦琴辐射物的照射,然而,执政者担心的却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他们的人民。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城市里储存着700千克的浓缩碘(可抵御核辐射),专门用以应对这种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锁在仓库里。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而人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政府保持缄默,医生也沉默不语。各地区等待来自州府的指令,州府等待明斯克的指示,明斯克等待莫斯科的命令。这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锁链,锁链的一端连接着少数几个决策者。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 几年后,切尔诺贝利人生下的孩子,血管里流的不是鲜血,而是一种未知的黄色液体。直到那时,还有科学家在官方的授意下声称,猴子之所以会聪明,就是因为它们生活在放射物附近。三四代人之后,在那里出生的孩子都会和爱因斯坦一样聪明……” 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场极权谎言下制造的惨剧。那些因此而患病和死亡的人们,与其说是受害于核辐射,不如说是谎言的牺牲品。 隐瞒和谎言,是极权身体里与生俱来的“黄色液体”,是得以维持其生命的血液。当真相大白于天下,当人们意识到那“黄色液体”是一个国家的癌细胞时,极权也就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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